| 明清史 |
德国史研究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胡绍炯/黄正柏/邢来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2期第134～137页
【作者简介】胡绍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黄正柏、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3年10月25日至27日，德国史研究全国学术讨论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中 国德国史研究会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 、浙江、山东、河南、四川、台湾等地的学者和研究生等50余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28 篇。会上主要就德国的现代化和历史发展道路、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德国对外政 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德国现代化和历史发展道路
浙江大学丁建弘教授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须从历史的深处考察，不应以工 具的现代化代替现代化，历史研究应贯彻到具体事实中。结合到对德国现代化的研究， 他认为，立论要新，要符合时代精神。他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德国历史上的 威廉二世及其现代化，中德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等。各国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走现代化道 路。现代化的问题不仅在于指标等问题，而是要有精神实质。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 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景德祥博士讨论了“德意志独特道路”问题。他认为，德 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西方(西欧和北美)的独特现代化道路，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 ，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国家的富强，1945年的战败使这种肯定 性的“独特道路”观点一蹶不振。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史学界提出了批判性的“独 特道路”新观点，认为存在一条偏离西方而走向现代化的德意志独特道路。景德祥认为 ，德国是在三条道路之间徘徊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不仅受到了“西方道路”的 挑战，而且受到另外一条既反对德意志封建专制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主义道 路的挑战。19世纪德国出现偏离西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20世纪上半叶又出现非东 非西的希特勒“德意志绝路”。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德国属于半先进与半落后型国 家。二是德意志民族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发展为对西方与东方政治文化的拒绝 与对抗。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宏观考察了影响德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德意志民族主义问题。 民族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过正反两方面作用。积极作用主要是催生了德意志的资产阶级 改革和革命，帮助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奠定了1990年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消极 作用则表现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关。2.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资 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长期呈现不同步和不协调发展状态。1871年后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经历 了4种形态：德意志帝国可称为经济巨人、政治跛子的半资本主义或者说半专制主义的 形态；魏玛共和国是不成熟的或者说不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三帝国可称为政治 上的封建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形态或从军事经济角度看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联邦德国是实现了政治与经济同步和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吴 友法教授还就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封建专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 讨。
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教授探讨了德国统治阶级的防御性政策与德国早期政治现代化 的关系问题，认为德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统治阶级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 政策，往往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和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来实现与时代的接轨，进而驾驭 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相伴而来的是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保守和滞 后的色彩。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出台 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如果没有一战的失败，德国统治阶级也许可以继续通过调整自 己的政策来稳定统治。1918年的德国革命不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而应归结于一战的失败 。
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认为，谈现代化须考虑诸如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社 会关系等因素，只要是合理的就能促进当时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应当肯定。要从人和社 会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历史，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武汉大学胡才珍教授探讨了二战后德国的民主化问题，认为推进民主化的因素除了外 力外，还有深刻的内因。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德意志就涌现 出一批追求民主自由的新人，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还出现了勇于实践的改革家，如 施太因-哈登贝格改革与洪堡的教育改革等。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为民主自由进行了不懈 的努力。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植根于德国沃土之中的民主自由终于结出了果实。
二、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傅宝真教授就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与没落作了发言。他追溯 了普鲁士的兴起、军国主义的形成和普鲁士民主改革屡遭失败的历史，认为19世纪中叶 的德国军国主义还是防御性的，服务于国家统一这个目标。在统一期间形成“三驾马车 ”制——战争部、议会、参谋本部。统一战争后，参谋本部变成皇帝最高军事顾问，战 争部进一步削弱。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等强国，实现了工业界巨子与大日耳曼主义的军 界的结合。一战后，军国主义瓦解，但未消亡。他指出，德国军国主义具有自我封闭、 妄自尊大等特点。他还从地缘因素等角度分析了产生德国军国主义的原因，并就“史里 芬计划”和德军在1914年西线作战中的偏差作了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周小粒副教授从德国农业的角度切入，谈了军国主义德国在一战中迅速 败亡的原因。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成为粮食的纯进口国；一战前德国没有达 到粮食上的自给，也没有做好储备；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海洋封锁的加剧以及国内农业的 萎缩，全国逐渐陷入饥荒之中，从而加速了德国的崩溃。
山东大学杨光博士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等方面探讨了早期的纳粹宣传， 并运用群众心理学进行分析，认为纳粹宣传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心理学问题。他进而 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不要陷于个人崇拜，要尊重理性，摆脱“权威主义性格”的倾向 ，不要做逃避自由的乌合之众。
三、德国外交政策和德中关系
江汉大学唐庆副教授讨论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的原 因：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观的侧重点不同；威廉二世时期的经济实 力更为强大；国际政治紧张形势的影响。她指出，德国的政策转向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 了重大影响，加速了大国关系由多极走向两极的进程，加速了战争危机的增长。
湖北大学王扬副教授探讨了魏玛共和国在远东实行的“非强权政治”性的政策，认为 这一政策迅速改善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且为改变其孤立状况、重返远东市场创造 了条件。与此同时，德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不仅争取到日本在德国战争赔款等问 题上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对希特勒上台以后远东政策的亲日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博士探讨了30年代美德两国关于罗斯福“世界和平会议计划”的 接触。1936—1937年罗斯福设想召开世界和平会议讨论政治、经济和裁军问题，通过满 足德国在经济领域和殖民地等方面的要求来安抚希特勒，以缓和欧洲形势并避免战争爆 发。德国内部对此存在争论。德美接触没有任何成果，一是由于美国计划大都限于经济 领域，对德作出的让步与纳粹的目标相距甚远；二是德国认为美国没有影响欧洲的足够 实力。
西华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探讨了30年代奥地利问题对德意关系的制约。直到埃塞俄比 亚战争后意大利事实上放弃了奥地利，德意才结成“轴心”。
关于二战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指出，联邦德国是最希望改变 国际地位的国家之一，但其政策却与战前不同，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坚持作为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的一员，拒绝中立的或在东西方之间自行其是的道路。二是坚持与法国的和 解与合作，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三是置身于多边国际体制之内，通过多边合作的框架 来谋求德国的利益，实行必要的自我约束。四是抛弃战前的地缘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信条 ，奉行“经济政治”、“贸易立国”原则，实行经济外交。联邦德国外交政策转型是一 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战后国际体系的制约、地缘因素、历史 因素、冷战和意识形态因素、德国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德国人对历史的正确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贾文华博士就“哈尔斯坦与1965年空椅危机”作了发言。哈尔斯坦作为 首任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他主张欧洲议会与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应 与共同农业政策及共同体的自有财源等问题同期解决，引发“空椅危机”。原因是他对 欧洲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法国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河南师范大学赵文亮副教授比较分析了斯特莱斯曼“东方政策”与勃兰特“新东方政 策”背景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河南新乡师专的王哲教授就“新东方政策”作了发言，指 出其核心是德国统一问题，是“以接近求统一”。
华中师范大学萧汉森教授讨论了德国统一后对美政策的走向，认为一方面承继了与美 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但另一方面德美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美英对伊拉克动武问题 上，德国坚持反战立场，这是德国独立自主的对美政策的表现。他进而分析了德国政策 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认为德国将进一步加强对美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提升德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关于德中关系。武汉理工大学肖建东副教授提出应从现实政治角度、从理性角度分析 德中关系史。他认为中德1921年协定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它制衡着日本， 有利于中国，也符合德国利益。台湾傅宝真教授认为1921年德中协定是因为德国战败后 需要朋友，需要重返远东发展商务。他还讨论了30年代德中关系，指出当时德国对中国 的军事援助是为了换取它重整军备所需要的钨。他还认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大举侵华 ，原因之一是德国援华，使日本担心以后更难以征服中国。而日本三个月亡华未成，也 与德国军事援华有关。
四、德国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难民、移民和犹太人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陈晓春教授对二战后德国难民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被驱逐者问题 可追溯到一战后，当时许多原先德国人居住的地区被割让，加上大规模的战争赔款，破 坏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二战后驱逐德国人的具体过程开始于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地 区，总计有1200万德国难民遭到东欧国家和苏联的驱逐。被逐难民在向西部流亡的过程 中，遭受了无穷的灾难。许多难民在新的地方重建家园，但许多人仍旧怀念自己的家乡 。他强调，重温这段历史，是要唤醒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热爱。
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就纳粹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逃亡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纳粹的 反民主、种族论、高压统治，加上经济危机，希特勒大肆驱逐犹太人、知识分子及持不 同政见者，以及纳粹德国大学体制变化都造成知识分子逃亡。而罗斯福对美国移民政策 的修改，则使大批知识分子移入美国。欧战爆发后，欧洲大陆及英国许多科学家有组织 有计划的转移，许多技术人员被美国留下。德国被驱逐的知识分子给美国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贡献。
这次讨论会少长咸集，高论纷呈，不仅对德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而且紧扣时代精神，探讨了极富现实感的历史问题，展现出德国史研究在理论探讨的深 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上都有新的成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2期第134～137页
【作者简介】胡绍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黄正柏、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德国现代化和历史发展道路
浙江大学丁建弘教授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须从历史的深处考察，不应以工 具的现代化代替现代化，历史研究应贯彻到具体事实中。结合到对德国现代化的研究， 他认为，立论要新，要符合时代精神。他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德国历史上的 威廉二世及其现代化，中德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等。各国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走现代化道 路。现代化的问题不仅在于指标等问题，而是要有精神实质。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 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景德祥博士讨论了“德意志独特道路”问题。他认为，德 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西方(西欧和北美)的独特现代化道路，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 ，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国家的富强，1945年的战败使这种肯定 性的“独特道路”观点一蹶不振。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史学界提出了批判性的“独 特道路”新观点，认为存在一条偏离西方而走向现代化的德意志独特道路。景德祥认为 ，德国是在三条道路之间徘徊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不仅受到了“西方道路”的 挑战，而且受到另外一条既反对德意志封建专制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主义道 路的挑战。19世纪德国出现偏离西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20世纪上半叶又出现非东 非西的希特勒“德意志绝路”。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德国属于半先进与半落后型国 家。二是德意志民族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发展为对西方与东方政治文化的拒绝 与对抗。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宏观考察了影响德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德意志民族主义问题。 民族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过正反两方面作用。积极作用主要是催生了德意志的资产阶级 改革和革命，帮助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奠定了1990年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消极 作用则表现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关。2.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资 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长期呈现不同步和不协调发展状态。1871年后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经历 了4种形态：德意志帝国可称为经济巨人、政治跛子的半资本主义或者说半专制主义的 形态；魏玛共和国是不成熟的或者说不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三帝国可称为政治 上的封建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形态或从军事经济角度看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联邦德国是实现了政治与经济同步和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吴 友法教授还就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封建专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 讨。
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教授探讨了德国统治阶级的防御性政策与德国早期政治现代化 的关系问题，认为德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统治阶级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 政策，往往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和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来实现与时代的接轨，进而驾驭 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相伴而来的是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保守和滞 后的色彩。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出台 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如果没有一战的失败，德国统治阶级也许可以继续通过调整自 己的政策来稳定统治。1918年的德国革命不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而应归结于一战的失败 。
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认为，谈现代化须考虑诸如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社 会关系等因素，只要是合理的就能促进当时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应当肯定。要从人和社 会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历史，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武汉大学胡才珍教授探讨了二战后德国的民主化问题，认为推进民主化的因素除了外 力外，还有深刻的内因。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德意志就涌现 出一批追求民主自由的新人，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还出现了勇于实践的改革家，如 施太因-哈登贝格改革与洪堡的教育改革等。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为民主自由进行了不懈 的努力。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植根于德国沃土之中的民主自由终于结出了果实。
二、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傅宝真教授就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与没落作了发言。他追溯 了普鲁士的兴起、军国主义的形成和普鲁士民主改革屡遭失败的历史，认为19世纪中叶 的德国军国主义还是防御性的，服务于国家统一这个目标。在统一期间形成“三驾马车 ”制——战争部、议会、参谋本部。统一战争后，参谋本部变成皇帝最高军事顾问，战 争部进一步削弱。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等强国，实现了工业界巨子与大日耳曼主义的军 界的结合。一战后，军国主义瓦解，但未消亡。他指出，德国军国主义具有自我封闭、 妄自尊大等特点。他还从地缘因素等角度分析了产生德国军国主义的原因，并就“史里 芬计划”和德军在1914年西线作战中的偏差作了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周小粒副教授从德国农业的角度切入，谈了军国主义德国在一战中迅速 败亡的原因。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成为粮食的纯进口国；一战前德国没有达 到粮食上的自给，也没有做好储备；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海洋封锁的加剧以及国内农业的 萎缩，全国逐渐陷入饥荒之中，从而加速了德国的崩溃。
山东大学杨光博士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等方面探讨了早期的纳粹宣传， 并运用群众心理学进行分析，认为纳粹宣传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心理学问题。他进而 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不要陷于个人崇拜，要尊重理性，摆脱“权威主义性格”的倾向 ，不要做逃避自由的乌合之众。
三、德国外交政策和德中关系
江汉大学唐庆副教授讨论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的原 因：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观的侧重点不同；威廉二世时期的经济实 力更为强大；国际政治紧张形势的影响。她指出，德国的政策转向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 了重大影响，加速了大国关系由多极走向两极的进程，加速了战争危机的增长。
湖北大学王扬副教授探讨了魏玛共和国在远东实行的“非强权政治”性的政策，认为 这一政策迅速改善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且为改变其孤立状况、重返远东市场创造 了条件。与此同时，德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不仅争取到日本在德国战争赔款等问 题上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对希特勒上台以后远东政策的亲日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博士探讨了30年代美德两国关于罗斯福“世界和平会议计划”的 接触。1936—1937年罗斯福设想召开世界和平会议讨论政治、经济和裁军问题，通过满 足德国在经济领域和殖民地等方面的要求来安抚希特勒，以缓和欧洲形势并避免战争爆 发。德国内部对此存在争论。德美接触没有任何成果，一是由于美国计划大都限于经济 领域，对德作出的让步与纳粹的目标相距甚远；二是德国认为美国没有影响欧洲的足够 实力。
西华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探讨了30年代奥地利问题对德意关系的制约。直到埃塞俄比 亚战争后意大利事实上放弃了奥地利，德意才结成“轴心”。
关于二战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指出，联邦德国是最希望改变 国际地位的国家之一，但其政策却与战前不同，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坚持作为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的一员，拒绝中立的或在东西方之间自行其是的道路。二是坚持与法国的和 解与合作，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三是置身于多边国际体制之内，通过多边合作的框架 来谋求德国的利益，实行必要的自我约束。四是抛弃战前的地缘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信条 ，奉行“经济政治”、“贸易立国”原则，实行经济外交。联邦德国外交政策转型是一 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战后国际体系的制约、地缘因素、历史 因素、冷战和意识形态因素、德国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德国人对历史的正确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贾文华博士就“哈尔斯坦与1965年空椅危机”作了发言。哈尔斯坦作为 首任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他主张欧洲议会与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应 与共同农业政策及共同体的自有财源等问题同期解决，引发“空椅危机”。原因是他对 欧洲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法国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河南师范大学赵文亮副教授比较分析了斯特莱斯曼“东方政策”与勃兰特“新东方政 策”背景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河南新乡师专的王哲教授就“新东方政策”作了发言，指 出其核心是德国统一问题，是“以接近求统一”。
华中师范大学萧汉森教授讨论了德国统一后对美政策的走向，认为一方面承继了与美 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但另一方面德美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美英对伊拉克动武问题 上，德国坚持反战立场，这是德国独立自主的对美政策的表现。他进而分析了德国政策 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认为德国将进一步加强对美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提升德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关于德中关系。武汉理工大学肖建东副教授提出应从现实政治角度、从理性角度分析 德中关系史。他认为中德1921年协定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它制衡着日本， 有利于中国，也符合德国利益。台湾傅宝真教授认为1921年德中协定是因为德国战败后 需要朋友，需要重返远东发展商务。他还讨论了30年代德中关系，指出当时德国对中国 的军事援助是为了换取它重整军备所需要的钨。他还认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大举侵华 ，原因之一是德国援华，使日本担心以后更难以征服中国。而日本三个月亡华未成，也 与德国军事援华有关。
四、德国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难民、移民和犹太人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陈晓春教授对二战后德国难民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被驱逐者问题 可追溯到一战后，当时许多原先德国人居住的地区被割让，加上大规模的战争赔款，破 坏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二战后驱逐德国人的具体过程开始于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地 区，总计有1200万德国难民遭到东欧国家和苏联的驱逐。被逐难民在向西部流亡的过程 中，遭受了无穷的灾难。许多难民在新的地方重建家园，但许多人仍旧怀念自己的家乡 。他强调，重温这段历史，是要唤醒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热爱。
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就纳粹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逃亡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纳粹的 反民主、种族论、高压统治，加上经济危机，希特勒大肆驱逐犹太人、知识分子及持不 同政见者，以及纳粹德国大学体制变化都造成知识分子逃亡。而罗斯福对美国移民政策 的修改，则使大批知识分子移入美国。欧战爆发后，欧洲大陆及英国许多科学家有组织 有计划的转移，许多技术人员被美国留下。德国被驱逐的知识分子给美国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贡献。
这次讨论会少长咸集，高论纷呈，不仅对德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而且紧扣时代精神，探讨了极富现实感的历史问题，展现出德国史研究在理论探讨的深 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上都有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