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组团赴法学术活动综述
王令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2期第138～140页
【作者简介】王令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03年金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一行六人应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和维济尔法国 大革命博物馆之邀，赴法国作学术交流。先后在两地与法国同行一起参加了法国大革命 史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学术活动围绕“社会文化史”、“政治史”、“中国的法国大 革命史研究和教学”三个论题展开。
一、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法国学者就开拓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发表了意见。夏尔-戴高乐大学让-皮埃尔·热 桑纳作了题为《怀疑与更新之间的法国革命的社会史》的发言。他指明了三点：大革命 社会史“退潮”，放弃把大革命解释为社会的全面变革，人们借助于当时多元的社会动 力来重新看法国大革命。他认为有许多可供研究的课题，如大革命中的团体、国家财产 的出售情况、购买能力、社会、家族、职业的演变、企业家与企业、公务员与国家工作 人员的地位、革命给贵族带来的损失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特征、大革命造成的社 会冲击史等等。同属夏尔-戴高乐大学的埃尔韦·勒韦尔在题为《社会生活与大革命》 的发言中提出，大革命时期“社会性、社交性和人际关系准则”的形式和发生的环境处 所是一个大可研究的领域。史学工作者可以使之与文化历史相联系，从新的角度来解释 人际关系和大革命。鲁昂大学帕斯卡尔·迪皮伊以《大革命与肖像学》为题发言。大革 命中宣传革命的图像到处流传。其实这些图像带有三种烙印：经典影响、大众次文化和 大革命历史现实的自我表现。史学工作者和艺术史专家应该合作研究为数众多的大革命 时期的艺术作品。尼斯大学卡里纳·朗贝尔在题为《大革命中的妇女》的发言中探讨了 关于大革命时期妇女研究的新途径。她认为妇女在大革命的不同事件中和反大革命的暴 力中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应该探讨男性和女性为获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所采用的不同策略 。她阐述了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科黛、罗兰夫人等几位大革命时期的女性的看法。
中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认识提出见解。北京大学高毅的发言题目是《法国 革命，热月时期社会“还俗”现象论》。他认为“热月反动”不仅是一场政治的反动， 而且是一场社会风气的反动。这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创造小资产阶级的 理想社会，也说明“文化革命”或“道德革命”的空想性和不可持续性。高毅在另一篇 题为《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 于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包含民主和激进两种要素的革命政治文化。前者对历史的影 响是积极的，而后者的影响则积极和消极并存。中国革命走上法国式道路的不容忽视的 原因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传入中国，并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中引起强烈共鸣。华东师 范大学李宏图在以《法国大革命中的公民观念的转变》为题的发言中，论及大革命中的 法国人的身份经历了从“臣民”到“公民”的变化。“公民”的概念既有社会、民族的 意义，又体现道德的评价，其含义是多重的。我们探讨以往思想家对“公民”内容的不 同含义和不同定义的理解的差异，将促使我们考虑是谁代表了大革命中的共和主义精神 。
二、关于政治史的研究
法国学者论及了政治史的研究途径、暴力问题和大革命中的艺术问题。巴黎第一大学 皮埃尔·塞尔纳以《法国大革命政治史的新途径》为题发言。他提出可以在民主政治体 制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上确立若干政治思想史的课题。督政府时期是除旧布新的重要时 期。此时政府、政府的职能化、不同政治派别的关系、观点和传播途径，以及整个大革 命中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如全民投票)的作用都是需要研究的。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 所让-克莱芒·马丁的发言题目是《革命和暴力》。他认为研究暴力，有必要考察以下 三点：暴力的非宗教化、对行政官员(法官)合法性的质疑以及阅读历史的新背景，亦即 政治背景改变了人们的理解并把国家引上了持久的道路。然后，应该审视以下问题：政 治阶层怎样把暴力变成一种工具；暴力分子的使用；国家机器如何闯入私人生活领域。 最后，还应该了解暴力的各种构成元素，如仇恨和报复等等。布莱兹·帕斯卡尔大学菲 利普·博丹作了题为《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国家》的发言。他认为 应该加强对美术、戏剧等艺术与大革命的关系的研究。大革命期间的画家借鉴古典风格 ，其作品受到新的观众群的支持。新作品表现出对新的制度、正义、力量、自由、美德 等的赞美，也表现出妇女地位的提高。漫画则成为教育的工具。以世俗性取代了宗教性 的戏剧在沙龙、学校和广场上演，起到了促进人民团结的作用。大革命中各个政权都把 “艺术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服务”作为宗旨，当时的艺术对业余爱好者——人民的影响是 不可低估的。
华东师范大学王令愉的发言《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原则的实践》认为，自由、平等 和国民主权等“1789年原则”是君主立宪派对当时的法国社会各个方面分析和思考的结 果。这些原则有特定的内容。发言从多方面考察了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三项原则在社 会上的实践。与原则相比，这些实践并非完美。因为作为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派对“17 89年原则”的实践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三、关于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教学
中国学者在巴黎大学介绍了中国史学界和大、中学校关于大革命史的研究和教学情况 。浙江大学楼均信的发言《50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 法国大革命这一专题出版了100部以上的专著和800篇以上的论文和译文。其中80多部专 著和700余篇论文和译文是70年代后期以来问世的。他着重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法 国大革命史研究在内容上的7处创新：1.热月政变的性质是大革命的继续，而不是反革 命；2.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拿破仑帝国的失败，而不是热月政变；3.大革命中各个派别 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4.罗伯斯比尔固然被肯定为革命者，与之对立的丹东也被大 多数史学工作者肯定为革命者，而不是叛徒；5.肯定《人权宣言》的颁布是重大的历史 进步，而不是仅强调其局限性；6.对以往认定的“反革命”现象作了反思，如不再把旺 代起义视为反革命现象而是给予客观的评价；7.在肯定大革命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大 革命的主要负面效应。
王令愉以自己和李宏图的名义作题为《中国大学和中学的法国大革命史教学》的发言 。他指出：中国在学校教授法国大革命史始于20世纪初。沈炼之教授著的《法国大革命 史讲话》在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问世，具有特殊的意义。从50到70年代，教学受“全盘 苏化”的影响，难免存在偏见和谬见。80年代问世的教材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出版的 《世界史·近代史》卷中，由刘宗绪教授撰写的法国大革命部分认为雅各宾专政仅是战 时体制，“热月政变”是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它不是“反动”，而是恢复资产阶级的 正常秩序。有些教材从政治角度或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大革命。王令愉还分别从初 中和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目标、成绩评估以及课外阅读等方面对中学的大革命史教学 作了详尽的介绍。与会者传阅了载有法国大革命内容的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历史 教材。法国同行对中国中学的大革命史教学评价甚佳。
中国学者在维济尔研讨会上还就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近年中国对丹东、巴 贝夫的研究等问题发言。
浙江大学沈坚作了题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的发言。他提出 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由小而大，有三个阶段：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反响微乎其微 ；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思想家对大革命的看法占主导地位；20世纪初期，维新派和革 命派思想家就大革命进行辩论，两派各自借题发挥以论证自己的观点。维新派思想家视 大革命为祸乱但肯定其原则，赞赏君主立宪派；20世纪初期的革命派则充分肯定大革命 的进步作用，对它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全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获取有关大革命的信 息时带有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
浙江大学楼均信在题为《中国史学界对丹东的研究》的发言中说，中国对丹东的公允 研究始自改革开放之后。他自己就撰有研究丹东的论文近10篇。以往对丹东的否定从其 “宽容政策”入手，而事实上“宽容政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通过谈判稳定战场、实 现和平；对内主张人道、宽大和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丹东企图以此巩固资产阶级的 统治。他与罗伯斯比尔等的分歧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门户之见，绝无反革命的意图。丹 东是革命者而不是叛徒，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端木美的发言《中国的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研究》指出，关于巴贝夫 的研究资料在中国比较少。巴贝夫留下的大量手稿曾长期散失在法国、意大利和前苏联 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1960年在第11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纪念巴贝夫诞辰200周年 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历史学家通过了合作整理出版巴贝夫全集的决议。但是当时中国尚 未能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研究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的重要著作、邦纳罗蒂所著的《为平等 而密谋》以人民大学陈叔平教授为主、端木美为辅翻译的中文本也只是在1989年才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不过中国史学界五六十年代还是做了一些关于巴贝夫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比较有影响的有北京大学潘润涵教授等的论文。1978年以后，以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 的报告会、综述《巴贝夫研究的演进》开始，中国的巴贝夫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中国 学者对巴贝夫普遍怀有深深敬意。但是18世纪末的法国进行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 产阶级革命，要超越时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空想；那时的无产阶级很不成熟，巴贝夫 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2期第138～140页
【作者简介】王令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一、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法国学者就开拓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发表了意见。夏尔-戴高乐大学让-皮埃尔·热 桑纳作了题为《怀疑与更新之间的法国革命的社会史》的发言。他指明了三点：大革命 社会史“退潮”，放弃把大革命解释为社会的全面变革，人们借助于当时多元的社会动 力来重新看法国大革命。他认为有许多可供研究的课题，如大革命中的团体、国家财产 的出售情况、购买能力、社会、家族、职业的演变、企业家与企业、公务员与国家工作 人员的地位、革命给贵族带来的损失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特征、大革命造成的社 会冲击史等等。同属夏尔-戴高乐大学的埃尔韦·勒韦尔在题为《社会生活与大革命》 的发言中提出，大革命时期“社会性、社交性和人际关系准则”的形式和发生的环境处 所是一个大可研究的领域。史学工作者可以使之与文化历史相联系，从新的角度来解释 人际关系和大革命。鲁昂大学帕斯卡尔·迪皮伊以《大革命与肖像学》为题发言。大革 命中宣传革命的图像到处流传。其实这些图像带有三种烙印：经典影响、大众次文化和 大革命历史现实的自我表现。史学工作者和艺术史专家应该合作研究为数众多的大革命 时期的艺术作品。尼斯大学卡里纳·朗贝尔在题为《大革命中的妇女》的发言中探讨了 关于大革命时期妇女研究的新途径。她认为妇女在大革命的不同事件中和反大革命的暴 力中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应该探讨男性和女性为获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所采用的不同策略 。她阐述了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科黛、罗兰夫人等几位大革命时期的女性的看法。
中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认识提出见解。北京大学高毅的发言题目是《法国 革命，热月时期社会“还俗”现象论》。他认为“热月反动”不仅是一场政治的反动， 而且是一场社会风气的反动。这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创造小资产阶级的 理想社会，也说明“文化革命”或“道德革命”的空想性和不可持续性。高毅在另一篇 题为《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 于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包含民主和激进两种要素的革命政治文化。前者对历史的影 响是积极的，而后者的影响则积极和消极并存。中国革命走上法国式道路的不容忽视的 原因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传入中国，并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中引起强烈共鸣。华东师 范大学李宏图在以《法国大革命中的公民观念的转变》为题的发言中，论及大革命中的 法国人的身份经历了从“臣民”到“公民”的变化。“公民”的概念既有社会、民族的 意义，又体现道德的评价，其含义是多重的。我们探讨以往思想家对“公民”内容的不 同含义和不同定义的理解的差异，将促使我们考虑是谁代表了大革命中的共和主义精神 。
二、关于政治史的研究
法国学者论及了政治史的研究途径、暴力问题和大革命中的艺术问题。巴黎第一大学 皮埃尔·塞尔纳以《法国大革命政治史的新途径》为题发言。他提出可以在民主政治体 制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上确立若干政治思想史的课题。督政府时期是除旧布新的重要时 期。此时政府、政府的职能化、不同政治派别的关系、观点和传播途径，以及整个大革 命中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如全民投票)的作用都是需要研究的。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 所让-克莱芒·马丁的发言题目是《革命和暴力》。他认为研究暴力，有必要考察以下 三点：暴力的非宗教化、对行政官员(法官)合法性的质疑以及阅读历史的新背景，亦即 政治背景改变了人们的理解并把国家引上了持久的道路。然后，应该审视以下问题：政 治阶层怎样把暴力变成一种工具；暴力分子的使用；国家机器如何闯入私人生活领域。 最后，还应该了解暴力的各种构成元素，如仇恨和报复等等。布莱兹·帕斯卡尔大学菲 利普·博丹作了题为《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国家》的发言。他认为 应该加强对美术、戏剧等艺术与大革命的关系的研究。大革命期间的画家借鉴古典风格 ，其作品受到新的观众群的支持。新作品表现出对新的制度、正义、力量、自由、美德 等的赞美，也表现出妇女地位的提高。漫画则成为教育的工具。以世俗性取代了宗教性 的戏剧在沙龙、学校和广场上演，起到了促进人民团结的作用。大革命中各个政权都把 “艺术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服务”作为宗旨，当时的艺术对业余爱好者——人民的影响是 不可低估的。
华东师范大学王令愉的发言《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原则的实践》认为，自由、平等 和国民主权等“1789年原则”是君主立宪派对当时的法国社会各个方面分析和思考的结 果。这些原则有特定的内容。发言从多方面考察了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三项原则在社 会上的实践。与原则相比，这些实践并非完美。因为作为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派对“17 89年原则”的实践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三、关于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教学
中国学者在巴黎大学介绍了中国史学界和大、中学校关于大革命史的研究和教学情况 。浙江大学楼均信的发言《50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 法国大革命这一专题出版了100部以上的专著和800篇以上的论文和译文。其中80多部专 著和700余篇论文和译文是70年代后期以来问世的。他着重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法 国大革命史研究在内容上的7处创新：1.热月政变的性质是大革命的继续，而不是反革 命；2.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拿破仑帝国的失败，而不是热月政变；3.大革命中各个派别 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4.罗伯斯比尔固然被肯定为革命者，与之对立的丹东也被大 多数史学工作者肯定为革命者，而不是叛徒；5.肯定《人权宣言》的颁布是重大的历史 进步，而不是仅强调其局限性；6.对以往认定的“反革命”现象作了反思，如不再把旺 代起义视为反革命现象而是给予客观的评价；7.在肯定大革命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大 革命的主要负面效应。
王令愉以自己和李宏图的名义作题为《中国大学和中学的法国大革命史教学》的发言 。他指出：中国在学校教授法国大革命史始于20世纪初。沈炼之教授著的《法国大革命 史讲话》在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问世，具有特殊的意义。从50到70年代，教学受“全盘 苏化”的影响，难免存在偏见和谬见。80年代问世的教材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出版的 《世界史·近代史》卷中，由刘宗绪教授撰写的法国大革命部分认为雅各宾专政仅是战 时体制，“热月政变”是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它不是“反动”，而是恢复资产阶级的 正常秩序。有些教材从政治角度或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大革命。王令愉还分别从初 中和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目标、成绩评估以及课外阅读等方面对中学的大革命史教学 作了详尽的介绍。与会者传阅了载有法国大革命内容的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历史 教材。法国同行对中国中学的大革命史教学评价甚佳。
中国学者在维济尔研讨会上还就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近年中国对丹东、巴 贝夫的研究等问题发言。
浙江大学沈坚作了题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的发言。他提出 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由小而大，有三个阶段：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反响微乎其微 ；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思想家对大革命的看法占主导地位；20世纪初期，维新派和革 命派思想家就大革命进行辩论，两派各自借题发挥以论证自己的观点。维新派思想家视 大革命为祸乱但肯定其原则，赞赏君主立宪派；20世纪初期的革命派则充分肯定大革命 的进步作用，对它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全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获取有关大革命的信 息时带有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
浙江大学楼均信在题为《中国史学界对丹东的研究》的发言中说，中国对丹东的公允 研究始自改革开放之后。他自己就撰有研究丹东的论文近10篇。以往对丹东的否定从其 “宽容政策”入手，而事实上“宽容政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通过谈判稳定战场、实 现和平；对内主张人道、宽大和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丹东企图以此巩固资产阶级的 统治。他与罗伯斯比尔等的分歧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门户之见，绝无反革命的意图。丹 东是革命者而不是叛徒，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端木美的发言《中国的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研究》指出，关于巴贝夫 的研究资料在中国比较少。巴贝夫留下的大量手稿曾长期散失在法国、意大利和前苏联 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1960年在第11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纪念巴贝夫诞辰200周年 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历史学家通过了合作整理出版巴贝夫全集的决议。但是当时中国尚 未能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研究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的重要著作、邦纳罗蒂所著的《为平等 而密谋》以人民大学陈叔平教授为主、端木美为辅翻译的中文本也只是在1989年才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不过中国史学界五六十年代还是做了一些关于巴贝夫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比较有影响的有北京大学潘润涵教授等的论文。1978年以后，以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 的报告会、综述《巴贝夫研究的演进》开始，中国的巴贝夫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中国 学者对巴贝夫普遍怀有深深敬意。但是18世纪末的法国进行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 产阶级革命，要超越时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空想；那时的无产阶级很不成熟，巴贝夫 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