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赫鲁晓夫与他的“政治原子弹”
祝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文史天地》(贵阳)2004年04期第10～15页
【作者简介】祝彦，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教师
1956年2月24日午夜23时30分，苏共“二十大”会议结束之际，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 鲁晓夫的精心安排下，大会突然通知已经休会的代表还要举行一次会议。代表们被要求 火速赶回会场，连夜聆听赫鲁晓夫的报告。赫鲁晓夫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做了批判斯大林 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报告。报告从24日午夜延续到25日凌晨，历时4个 多小时，这就是后来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 大的冲击波，因此被人们称为“政治原子弹”。这颗“政治原子弹”对苏联国内和国际 社会来说，来得神秘、来得突然，但对赫鲁晓夫来说，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那么，赫 鲁晓夫为什么要制造这颗“政治原子弹”?它给苏联和赫鲁晓夫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制造“政治原子弹”?
1953年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患脑溢血于3月5日逝世。斯大 林的逝世，使苏联这艘巨船突然失去舵手。于是，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立即出现了三股力 量：一是以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伏罗希洛夫等为代表的斯大林路线派。这些人十分忠诚于斯大林，力图将国家沿着斯 大林在世时的“既定方针”前进。二是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贝利亚为首的专制 派。贝利亚企图借斯大林的阴魂，以继续他的专制统治。三是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赫 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赫鲁晓夫希望改变斯大林的航线，走改革之路。这左、中、右三 股力量立即演化成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右派”力量和以贝利亚为首的“左派”力量之间 剑拔弩张的斗争，斯大林派则摇摆于两派斗争之间。
在权力较量中，贝利亚与赫鲁晓夫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斗争策略。贝利亚企图通过“硬 ”的手段夺取苏联的方向盘，他的算盘是：先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实权来驾驭马林科 夫，继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掌握苏联大权。而赫鲁晓夫则以“软”为主，以“硬 ”为辅的方式，他的主要行动先是以自己掌管的中央书记处为依托，重建党的权威。他 一方面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思想工作，强化他们有关党的意识，同时在苏共主席 团上对贝利亚的一些错误提议加以批驳，赢得了与会代表的支持并多次否决贝利亚的提 议。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马林科夫派逐渐相信可以用党的制度来对付专横跋扈的 贝利亚，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的方法。赫鲁晓夫另一个重大行动是在一次会议上，由他 提议，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联军事部长，朱可夫被任命为军事部第一副部长。这两人本 来就与赫鲁晓夫有一定交情，这次任命使他们尤其是朱可夫完全倒向了赫鲁晓夫，这极 大地加强了赫鲁晓夫的份量。在后来的重大事件中，正是朱可夫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6月底，在争取了马林科夫的同意后，赫鲁晓夫宣布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 。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批判贝利亚的长篇发言，并提议解除贝利亚一切职务。在会议上 ，贝利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朱可夫等人拘捕了。不久，贝利亚遭到枪决，赫鲁晓夫 则于1953年9月3日正式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贝利亚之死不仅给赫鲁晓夫的政治道路扫除了一个最主要的障碍。而在清查贝利亚罪 行的过程中，使赫鲁晓夫产生了制造“政治原子弹”的想法。贝利亚死后，苏联开始审 理贝利亚案件，贝利亚及其控制的秘密特务机器的深重罪孽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被暗 杀、清洗的苏联官员和无辜人民的事件逐渐被揭发出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不逊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的血腥屠杀。起初，赫鲁晓夫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贝 利亚本人，但随着残暴事件的不断揭露，以及赫鲁晓夫本人通过经常与被害者家属及一 些恢复名誉者的谈话，赫鲁晓夫终于发现，贝利亚只是斯大林恐怖活动的一个工具，斯 大林本人才是苏联恐怖的核心。正义者的冤魂呼唤出了赫鲁晓夫的善良品格，社会目的 的崇高使命使他拿出个人政治生命作赌注，敢于冒险和想干就干的性格使他在关键时刻 下了果断的决心。
决心下定后，赫鲁晓夫开始准备相关的材料。在他安排下，建立了几个由苏共中央委 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机关直接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具体负责调查斯大林 时期的一些重大案件，例如基洛夫被杀事件(30年代基洛夫被斯大林认为是最有可能威 胁其地位的人，于是将其秘密杀害，并株连很多无辜者)；“医生谋杀案件”。尤其是 “医生谋杀案件”在苏联更是弄得家喻户晓。所谓“医生谋杀案件”，是指1953年1月1 3日苏联宣布一批医学界泰斗，及在克里姆林宫为国家领导人治病的主治医生为英美等 国的间谍，指责他们谋害了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随后这些医生都遭到逮捕和迫害。 “医生谋杀案件”是斯大林晚斯病态疑心症的产物。1953年4月4日，该案平反，苏联秘 密警察“克格勃”的声誉受到极大破坏，斯大林威望也开始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些铁证 如山的调查事实的基础上，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 ，写成了一份关于斯大林崇拜及其后果的调查材料。该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事 实，罗列了贝利亚、叶若夫等人和斯大林的残暴，并将贝利亚等人的罪行直接归咎于斯 大林个人。
报告写成后，为确保万无一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赫鲁晓夫召见了他的心 腹、总检察长鲁金科。他向鲁金科询问道：“鲁金科同志，我想了解一下那几次公开审 讯的情况。告诉我，在对布哈林、李可夫、西尔左夫、洛米纳泽、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 他许多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政治局中很知名的人物提出控告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 真实的事实根据呢?”
鲁金科回答说，从司法准则的观点看，并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者提交审 讯。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一些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 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讯的合法依据的。
鲁金科的回答给赫鲁晓夫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决定投放“政治原子弹”。
为投放“政治原子弹”，赫鲁晓夫展示了纵横捭阖的政治才能
虽然赫鲁晓夫争取到不少人的支持，苏联人民对他在平反运动中纠正斯大林时期的一 些错误也赞赏有加，但“秘密报告”的出台还是遇到了不少人尤其是斯大林派的反对而 导致了一场“难产”风波。赫鲁晓夫在这场“难产”风波中力挫群雄，表现了极大的胆 识和超人的政治智慧。
1955年，赫鲁晓夫将波斯别洛夫精心撰写的调查材料送给苏共主席团成员参阅，并提 出要在次年苏共“二十大”上审议这个问题。主席团认为，对“个人迷信时期”滥用权 力提出批评，回到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来，是必要的；但是，主席团同时认为，调查 报告走得太远，将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而可能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赫鲁晓夫的提议 由此被主席团否决。
赫鲁晓夫并未就此罢休。他继续分别做主席团和其他政府要员的工作。1956年2月14日 ，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召开。会议并没有将批判斯大林列为会 议议题，更没有考虑过要发表赫鲁晓夫精心策划准备好的调查报告。但是由于大会上米 高扬和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均做了一定的批判，这是对赫鲁晓夫一个巨大的支持。赫鲁 晓夫认为到了该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一次大会休息期间，趁主席团委员们在休息室喝茶的时候，赫鲁晓夫再次提出了他 的提议：
“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调查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的和被清洗的人们我 们准备怎么办?……现在我们已知道，在镇压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罪的，……我 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提议立即遭到了暴风骤雨般激烈的反对。他们担心批判斯 大林必将牵连自己。就连赫鲁晓夫的政治顾问卡岗诺维奇也不停地说：“我们将受到谴 责!……我们那时也处于领导地位，即使我们不知情，那也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 受到惩罚的。”
针对这些质问，赫鲁晓夫表现出巨大的胆识。他说：“我作为‘十七大’以来的一个 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斯大林控制下把专横做法强 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应承担责任，也在所不顾。”
这样，就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一方，以主席团其他委员为一方的激烈对峙。在无法取 得半数同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决定采取迂回策略。于是，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的总 结报告结束后，主席团的每个委员都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的这个“合理”建议几 乎无法被主席团否决，而且，他要求在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结束之后有权发言，这时中 央委员会已经完成了选举，确保了主席团委员们的政治地位，这样就消除了那些担心因 为批判斯大林而追究到自己的委员们的顾虑；再者，那些委员们已经阅读过波斯别洛夫 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发现将自己与斯大林滥用权力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赫鲁 晓夫基本扫除了“秘密报告”出生的障碍。
2月24日午夜，已经休会的与会代表被赫鲁晓夫从温暖的被窝里，重新召集至克里姆林 宫，在睡意朦胧之中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做了《关于个 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人们称之为“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先是以愤怒而真实 的事实，历数了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发生的各种迫害、清洗事件，并对被迫害、被 清洗者做了高度的赞扬。接着，赫鲁晓夫话锋一转，突然将话题转向斯大林，并将斯大 林和这些案件联系在一起，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进行了多方面揭露和抨击。斯大 林在其晚年愈来愈深地欣赏和推行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独断专行，个人专权；在肃反和清洗问题上，斯大林犯下了令 人发指的严重错误，误杀了大批党政军卓越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制造了大量 冤假错案，等等。最后，报告认为，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因此，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秘密报告”还初步分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 的根源，认为斯大林个人品格的缺陷如粗暴、专制、多疑和滥用权力是导致悲剧的主要 原因。“秘密报告”揭露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幕后事实，通过赫鲁晓夫高超的演讲口才使 与会者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他们先是从睡意朦胧之中惊醒过来，出现惊愕的表情，继而 愤怒，最后深深地被赫鲁晓夫的呼吁打动了!
“蘑菇云”下短暂的春天
“政治原子弹”即“秘密报告”不久就传遍了苏联的大街小巷，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蘑菇云”下面，受害者及其家属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他们潮水般地涌向有关部门，要求予以平反。在赫鲁晓夫建议下，全国建立了100来 个委员会，专门进行调查平反工作。到1956年夏天，就有800—900万人得到了平反，并 回到自己的家园与家人团聚。
随着“秘密报告”的出台和平反运动的进行，苏联大地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非斯大林 运动”，一股“解冻”的春风扑面吹来。在政治上，秘密警察被取消，社会主义法制得 到恢复，被迫害的人们获得了自由；文艺界，一股自由清新之风使文艺重视生机，“解 冻”文学的兴起更是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的标志；在生活上，各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 被重新安置，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不久，苏联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的很多领导 人蒙难，是东欧执行斯大林化的重大错误，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这样，“非斯大林 运动”立即扩大到了整个东欧。东欧各国分别为在斯大林化时期蒙冤的领导人平反。他 们包括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波兰的哥穆 尔卡等。东欧大地也吹来一股清新的“解冻”之风，秘密警察被弄得臭名昭著，再也不 能像过去那样横行了。
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在苏东关系上，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使苏 东关系总的来说有所缓和。他不再轻易插手各国党的人事安排，也不轻易对意见不同的 各国领导人采取高压手段，例如被逮捕监禁的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事件中当上波兰统 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基本没有干涉。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 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定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东欧国家获得 了更多的平等权力。1958年，赫鲁晓夫将军队从罗马尼亚撤出。他还打算从波兰和匈牙 利撤军，只是由于这两国的反对才作罢。
赫鲁晓夫以超人的政治胆识和政治智慧成功地制造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颗 “政治原子弹”，并使苏联和东欧暂时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散的阴魂与赫鲁晓夫的悲剧
赫鲁晓夫虽然以崭新的面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然而，人们逐渐发现，斯大林的影子 已经深深地刻在苏联历史的纪念碑上，同时也刻在赫鲁晓夫自己的心上。赫鲁晓夫虽然 几经努力，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斯大林的阴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运动”，使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受 到巨大压力和威胁。他们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 倒赫行动”班子。双方的冲突在1957年6月22日至29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达到了白热化 程度。由于朱可夫元帅全力支持赫鲁晓夫，同时也由于斯大林派尤其是莫洛托夫发言全 部是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才再次赢得了胜利。29 日全会决议指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 线，这个集团使用反党的派别活动方法，力图变动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 成员。”在对他们的处罚上，为了同斯大林处理人的弊端划清界限，赫鲁晓夫显示了宽 容的一面：不仅保留了他们的党籍，而且还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随着朱可夫声望的提高，他开始在军队里培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培植大量亲信， 调动《红星报》将自己宣称为一个人世间第一号英雄。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 1957年10月29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批判了朱可夫培植个 人崇拜的行为，并撤消了朱可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
1958年3月2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制宪会议上，布尔加宁突然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 席的职务。同时，由伏罗希洛夫提议由赫鲁晓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至此，赫鲁晓夫 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在这个权力顶峰上，为所欲为，党同伐异。 他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起点，最终回到了培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终点。赫鲁晓 夫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他领导苏联又重新走进一个新“斯大林化”的时代。
不仅在个人崇拜方面，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在国家政治生活、文化发展、 经济政策等方面，赫鲁晓夫在遇到了阻力之后，就逐渐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老路上去了 。拿农业政策来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管得很死，一切按中央的指令进行，庄员 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53年—1958年期间，在赫鲁晓夫的积极倡导下，对集体 农庄进行了物质利益原则的调整，采取扩大庄员的自留地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措施，使苏 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集体农庄庄员的收益也明显增加。但是，从1959 年起，赫鲁晓夫开始推行冒进式的“七年计划”，在处处遇到问题和困难后不久，新的 体制被取消了，自由出售也被禁止了，一切恢复到斯大林时代的状态，刚刚得到恢复的 农业又陷入了困境。
斯大林不仅代表着一代人，同时也代表着影响深远的一个时代，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 。后来的苏共领导者们在保留他的长处时，又无法摆脱他的错误。作为在斯大林时代成 长起来的赫鲁晓夫，不仅没有真正超越斯大林，而且最终将自己演化为一个新版的斯大 林。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更是苏联的悲剧。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 中，我们发现，赫鲁晓夫悲剧仍在苏联继续重演，直至苏联解体。^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文史天地》(贵阳)2004年04期第10～15页
【作者简介】祝彦，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教师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制造“政治原子弹”?
1953年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患脑溢血于3月5日逝世。斯大 林的逝世，使苏联这艘巨船突然失去舵手。于是，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立即出现了三股力 量：一是以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伏罗希洛夫等为代表的斯大林路线派。这些人十分忠诚于斯大林，力图将国家沿着斯 大林在世时的“既定方针”前进。二是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贝利亚为首的专制 派。贝利亚企图借斯大林的阴魂，以继续他的专制统治。三是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赫 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赫鲁晓夫希望改变斯大林的航线，走改革之路。这左、中、右三 股力量立即演化成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右派”力量和以贝利亚为首的“左派”力量之间 剑拔弩张的斗争，斯大林派则摇摆于两派斗争之间。
在权力较量中，贝利亚与赫鲁晓夫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斗争策略。贝利亚企图通过“硬 ”的手段夺取苏联的方向盘，他的算盘是：先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实权来驾驭马林科 夫，继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掌握苏联大权。而赫鲁晓夫则以“软”为主，以“硬 ”为辅的方式，他的主要行动先是以自己掌管的中央书记处为依托，重建党的权威。他 一方面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思想工作，强化他们有关党的意识，同时在苏共主席 团上对贝利亚的一些错误提议加以批驳，赢得了与会代表的支持并多次否决贝利亚的提 议。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马林科夫派逐渐相信可以用党的制度来对付专横跋扈的 贝利亚，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的方法。赫鲁晓夫另一个重大行动是在一次会议上，由他 提议，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联军事部长，朱可夫被任命为军事部第一副部长。这两人本 来就与赫鲁晓夫有一定交情，这次任命使他们尤其是朱可夫完全倒向了赫鲁晓夫，这极 大地加强了赫鲁晓夫的份量。在后来的重大事件中，正是朱可夫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6月底，在争取了马林科夫的同意后，赫鲁晓夫宣布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 。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批判贝利亚的长篇发言，并提议解除贝利亚一切职务。在会议上 ，贝利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朱可夫等人拘捕了。不久，贝利亚遭到枪决，赫鲁晓夫 则于1953年9月3日正式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贝利亚之死不仅给赫鲁晓夫的政治道路扫除了一个最主要的障碍。而在清查贝利亚罪 行的过程中，使赫鲁晓夫产生了制造“政治原子弹”的想法。贝利亚死后，苏联开始审 理贝利亚案件，贝利亚及其控制的秘密特务机器的深重罪孽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被暗 杀、清洗的苏联官员和无辜人民的事件逐渐被揭发出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不逊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的血腥屠杀。起初，赫鲁晓夫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贝 利亚本人，但随着残暴事件的不断揭露，以及赫鲁晓夫本人通过经常与被害者家属及一 些恢复名誉者的谈话，赫鲁晓夫终于发现，贝利亚只是斯大林恐怖活动的一个工具，斯 大林本人才是苏联恐怖的核心。正义者的冤魂呼唤出了赫鲁晓夫的善良品格，社会目的 的崇高使命使他拿出个人政治生命作赌注，敢于冒险和想干就干的性格使他在关键时刻 下了果断的决心。
决心下定后，赫鲁晓夫开始准备相关的材料。在他安排下，建立了几个由苏共中央委 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机关直接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具体负责调查斯大林 时期的一些重大案件，例如基洛夫被杀事件(30年代基洛夫被斯大林认为是最有可能威 胁其地位的人，于是将其秘密杀害，并株连很多无辜者)；“医生谋杀案件”。尤其是 “医生谋杀案件”在苏联更是弄得家喻户晓。所谓“医生谋杀案件”，是指1953年1月1 3日苏联宣布一批医学界泰斗，及在克里姆林宫为国家领导人治病的主治医生为英美等 国的间谍，指责他们谋害了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随后这些医生都遭到逮捕和迫害。 “医生谋杀案件”是斯大林晚斯病态疑心症的产物。1953年4月4日，该案平反，苏联秘 密警察“克格勃”的声誉受到极大破坏，斯大林威望也开始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些铁证 如山的调查事实的基础上，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 ，写成了一份关于斯大林崇拜及其后果的调查材料。该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事 实，罗列了贝利亚、叶若夫等人和斯大林的残暴，并将贝利亚等人的罪行直接归咎于斯 大林个人。
报告写成后，为确保万无一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赫鲁晓夫召见了他的心 腹、总检察长鲁金科。他向鲁金科询问道：“鲁金科同志，我想了解一下那几次公开审 讯的情况。告诉我，在对布哈林、李可夫、西尔左夫、洛米纳泽、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 他许多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政治局中很知名的人物提出控告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 真实的事实根据呢?”
鲁金科回答说，从司法准则的观点看，并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者提交审 讯。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一些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 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讯的合法依据的。
鲁金科的回答给赫鲁晓夫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决定投放“政治原子弹”。
为投放“政治原子弹”，赫鲁晓夫展示了纵横捭阖的政治才能
虽然赫鲁晓夫争取到不少人的支持，苏联人民对他在平反运动中纠正斯大林时期的一 些错误也赞赏有加，但“秘密报告”的出台还是遇到了不少人尤其是斯大林派的反对而 导致了一场“难产”风波。赫鲁晓夫在这场“难产”风波中力挫群雄，表现了极大的胆 识和超人的政治智慧。
1955年，赫鲁晓夫将波斯别洛夫精心撰写的调查材料送给苏共主席团成员参阅，并提 出要在次年苏共“二十大”上审议这个问题。主席团认为，对“个人迷信时期”滥用权 力提出批评，回到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来，是必要的；但是，主席团同时认为，调查 报告走得太远，将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而可能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赫鲁晓夫的提议 由此被主席团否决。
赫鲁晓夫并未就此罢休。他继续分别做主席团和其他政府要员的工作。1956年2月14日 ，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召开。会议并没有将批判斯大林列为会 议议题，更没有考虑过要发表赫鲁晓夫精心策划准备好的调查报告。但是由于大会上米 高扬和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均做了一定的批判，这是对赫鲁晓夫一个巨大的支持。赫鲁 晓夫认为到了该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一次大会休息期间，趁主席团委员们在休息室喝茶的时候，赫鲁晓夫再次提出了他 的提议：
“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调查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的和被清洗的人们我 们准备怎么办?……现在我们已知道，在镇压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罪的，……我 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提议立即遭到了暴风骤雨般激烈的反对。他们担心批判斯 大林必将牵连自己。就连赫鲁晓夫的政治顾问卡岗诺维奇也不停地说：“我们将受到谴 责!……我们那时也处于领导地位，即使我们不知情，那也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 受到惩罚的。”
针对这些质问，赫鲁晓夫表现出巨大的胆识。他说：“我作为‘十七大’以来的一个 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斯大林控制下把专横做法强 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应承担责任，也在所不顾。”
这样，就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一方，以主席团其他委员为一方的激烈对峙。在无法取 得半数同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决定采取迂回策略。于是，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的总 结报告结束后，主席团的每个委员都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的这个“合理”建议几 乎无法被主席团否决，而且，他要求在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结束之后有权发言，这时中 央委员会已经完成了选举，确保了主席团委员们的政治地位，这样就消除了那些担心因 为批判斯大林而追究到自己的委员们的顾虑；再者，那些委员们已经阅读过波斯别洛夫 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发现将自己与斯大林滥用权力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赫鲁 晓夫基本扫除了“秘密报告”出生的障碍。
2月24日午夜，已经休会的与会代表被赫鲁晓夫从温暖的被窝里，重新召集至克里姆林 宫，在睡意朦胧之中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做了《关于个 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人们称之为“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先是以愤怒而真实 的事实，历数了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发生的各种迫害、清洗事件，并对被迫害、被 清洗者做了高度的赞扬。接着，赫鲁晓夫话锋一转，突然将话题转向斯大林，并将斯大 林和这些案件联系在一起，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进行了多方面揭露和抨击。斯大 林在其晚年愈来愈深地欣赏和推行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独断专行，个人专权；在肃反和清洗问题上，斯大林犯下了令 人发指的严重错误，误杀了大批党政军卓越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制造了大量 冤假错案，等等。最后，报告认为，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因此，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秘密报告”还初步分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 的根源，认为斯大林个人品格的缺陷如粗暴、专制、多疑和滥用权力是导致悲剧的主要 原因。“秘密报告”揭露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幕后事实，通过赫鲁晓夫高超的演讲口才使 与会者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他们先是从睡意朦胧之中惊醒过来，出现惊愕的表情，继而 愤怒，最后深深地被赫鲁晓夫的呼吁打动了!
“蘑菇云”下短暂的春天
“政治原子弹”即“秘密报告”不久就传遍了苏联的大街小巷，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蘑菇云”下面，受害者及其家属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他们潮水般地涌向有关部门，要求予以平反。在赫鲁晓夫建议下，全国建立了100来 个委员会，专门进行调查平反工作。到1956年夏天，就有800—900万人得到了平反，并 回到自己的家园与家人团聚。
随着“秘密报告”的出台和平反运动的进行，苏联大地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非斯大林 运动”，一股“解冻”的春风扑面吹来。在政治上，秘密警察被取消，社会主义法制得 到恢复，被迫害的人们获得了自由；文艺界，一股自由清新之风使文艺重视生机，“解 冻”文学的兴起更是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的标志；在生活上，各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 被重新安置，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不久，苏联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的很多领导 人蒙难，是东欧执行斯大林化的重大错误，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这样，“非斯大林 运动”立即扩大到了整个东欧。东欧各国分别为在斯大林化时期蒙冤的领导人平反。他 们包括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波兰的哥穆 尔卡等。东欧大地也吹来一股清新的“解冻”之风，秘密警察被弄得臭名昭著，再也不 能像过去那样横行了。
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在苏东关系上，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使苏 东关系总的来说有所缓和。他不再轻易插手各国党的人事安排，也不轻易对意见不同的 各国领导人采取高压手段，例如被逮捕监禁的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事件中当上波兰统 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基本没有干涉。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 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定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东欧国家获得 了更多的平等权力。1958年，赫鲁晓夫将军队从罗马尼亚撤出。他还打算从波兰和匈牙 利撤军，只是由于这两国的反对才作罢。
赫鲁晓夫以超人的政治胆识和政治智慧成功地制造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颗 “政治原子弹”，并使苏联和东欧暂时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散的阴魂与赫鲁晓夫的悲剧
赫鲁晓夫虽然以崭新的面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然而，人们逐渐发现，斯大林的影子 已经深深地刻在苏联历史的纪念碑上，同时也刻在赫鲁晓夫自己的心上。赫鲁晓夫虽然 几经努力，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斯大林的阴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运动”，使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受 到巨大压力和威胁。他们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 倒赫行动”班子。双方的冲突在1957年6月22日至29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达到了白热化 程度。由于朱可夫元帅全力支持赫鲁晓夫，同时也由于斯大林派尤其是莫洛托夫发言全 部是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才再次赢得了胜利。29 日全会决议指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 线，这个集团使用反党的派别活动方法，力图变动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 成员。”在对他们的处罚上，为了同斯大林处理人的弊端划清界限，赫鲁晓夫显示了宽 容的一面：不仅保留了他们的党籍，而且还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随着朱可夫声望的提高，他开始在军队里培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培植大量亲信， 调动《红星报》将自己宣称为一个人世间第一号英雄。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 1957年10月29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批判了朱可夫培植个 人崇拜的行为，并撤消了朱可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
1958年3月2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制宪会议上，布尔加宁突然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 席的职务。同时，由伏罗希洛夫提议由赫鲁晓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至此，赫鲁晓夫 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在这个权力顶峰上，为所欲为，党同伐异。 他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起点，最终回到了培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终点。赫鲁晓 夫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他领导苏联又重新走进一个新“斯大林化”的时代。
不仅在个人崇拜方面，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在国家政治生活、文化发展、 经济政策等方面，赫鲁晓夫在遇到了阻力之后，就逐渐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老路上去了 。拿农业政策来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管得很死，一切按中央的指令进行，庄员 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53年—1958年期间，在赫鲁晓夫的积极倡导下，对集体 农庄进行了物质利益原则的调整，采取扩大庄员的自留地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措施，使苏 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集体农庄庄员的收益也明显增加。但是，从1959 年起，赫鲁晓夫开始推行冒进式的“七年计划”，在处处遇到问题和困难后不久，新的 体制被取消了，自由出售也被禁止了，一切恢复到斯大林时代的状态，刚刚得到恢复的 农业又陷入了困境。
斯大林不仅代表着一代人，同时也代表着影响深远的一个时代，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 。后来的苏共领导者们在保留他的长处时，又无法摆脱他的错误。作为在斯大林时代成 长起来的赫鲁晓夫，不仅没有真正超越斯大林，而且最终将自己演化为一个新版的斯大 林。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更是苏联的悲剧。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 中，我们发现，赫鲁晓夫悲剧仍在苏联继续重演，直至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