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布赞和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笔谈
布赞带给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
杨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4年02期第59～67页
【作者简介】杨军(1967-)，男，回族，辽宁朝阳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 方向为中国地方史。
【编 者 按】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国内外相关学术著 作不断出现，但其他学科通过对世界历史的重新诠释来重构本学科基础的大作却很难发 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巴里·布赞教授和理查德·利特尔教授的《世界史中 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就是这样一本著作。这本书的中译本2004年春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刊特邀部分该书的译者和读者就该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 了讨论，以期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对该书及其相关 论题发表见解。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2-0059-09
每读“国际关系史”著作，总有一些困惑，印象是，国际关系似乎是17世纪骤然生成 的一种历史现象，因为这些著作往往都不涉及古代的相关问题。洋洋十册四、五千页的 巨著，对17世纪以前历史的概述也仅占十几页而已。更多著作甚至书名就冠以“近代” 、“现代”字样，悬起研究古史者免进的牌子。固然，1，500年以前的全球存在几个相 对封闭与孤立的“世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但是，在这些孤立的“世界 ”里就不存在国际体系吗?甚至沃勒斯坦的名著也未能解释这一困惑。巴里·布赞院士 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第一次在国际体系研究中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将 国际体系研究上溯到“队群”时代。捧读之余，不仅有相识恨晚之感，而且感觉对中国 古史研究颇多启发。
因所从事专业的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近年逐渐升温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已经大量出 版的地区性专史、通史以及新方志，都是将历史研究的放大镜对准中国的某一局部，使 我们对越来越狭窄的地域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放大镜之外却是一片模糊。放大镜 本身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放大镜内、外变为性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二者之间建立 某种联系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使研究者与读者都觉得有一点异想天开。地方史的目标 原本是研究中国各地区特殊的发展轨迹与其融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过程，可是现在，地方 史简直成了某一地区的“国史”，其编纂方式不能体现“融合”，反而突出了割裂。在 布赞的“理论工具库”中我们可以发现，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 位等分析层级的研究方法，这正是中国地方史研究中所缺少的。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体 系的话，地方史研究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次体系、单位还是次单位。 作为次体系，其特点如何?与体系的关系如何?都包含哪些类型的单位?各类单位的特点 是什么?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次体系?次体系下是单一层级还是多层级?使次体系发生变化 的内外因有哪些?次体系在体系中地位如何?地方史研究如果能从分析层级入手，为这一 系列问题寻找答案，研究才会深入下去。
布赞三个解释源之一的“互动能力”，在地方史研究中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地方史研 究的重点不外是两个，一是区域的特殊性，一是区域间的关系。布赞的理论指出，受地 理因素、物质技术因素与社会技术因素制约的互动，可以划分为包括军事-政治、经济 、文化联系在内的完全互动以及仅包括经济、文化的次要互动与简单的文化互动三种类 型，当经济互动附着在文化互动之上，构成军事—政治互动的基础后，作为军事—政治 互动结果的地方行政建置出现，也就意味着地方融入了整体。分析一个地区的互动能力 ，即与体系内其他地区交换信息、货物或发生敌对行为的物质潜力，使地方史研究不仅 能清楚地认识到区域的特殊性，更能对区域间的关系有全新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各 地区间的互动过程，就是各地区凝聚为一个中国的过程。从布赞的理论出发，中国地方 史研究恰好能直接指向其研究的目标。
从文化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圈理论、博厄斯的文化区理论，到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作为区域史研究特殊类 型的中国地方史研究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但由于其区域划分的规模过于庞大，而且并 不分析区域内部的层次关系，其理论与地方史的研究尚存在一定距离。相比之下，布赞 的理论对地方史研究的意义更为直接。
其次，布赞给我们的启发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从上述互动类型出发 ，我们完全可以排出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新谱系，能比较准确并有说服力地指出 各少数民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时期与过程。相比之下，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央何 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行政建置、少数民族最早何时见于史书记载，以及少数民族对中 央的朝贡频度的研究方法，无不显得幼稚。如果我们考虑到布赞三个解释源的另外两个 ，即过程和结构，自然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民族结构如何?其结 构变迁过程如何?每一古族在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每一古族自身的变化过程与结构 的关系是怎样的?各族的民族性是否与结构有关?与互动能力又存在何种关系?等等。这 些问题都是到目前为止民族史研究未能回答、甚至未曾引起注意的问题。从布赞的理论 出发，无疑会深化中国民族史、特别是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与布赞带来的启示相比，我 们现在的民族史研究显然仍处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阶段，理论建构非常不完善，另外， 不加辨析地以朝贡关系确定隶属关系的作法显然也是肤浅的。
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虽说一直是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但结论却不如人意。特别是在通 史教材中，我们显然过于强调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对抗性、冲突性乃至对中原农耕文 明的破坏性。将游牧民族的发展简化为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地下马务农、弃弓矢操农具的 过程，将农、牧王朝竞争发展的历史简化为游牧民族对农业区的破坏、恢复、再破坏、 再恢复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而且是片面的。某些外国学者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视为 中国之外的骑马王朝，更与历史事实不符。在布赞的理论体系中，赋予游牧民族以特殊 地位，强调他们的社会、帝国结构的特殊性，强调他们沟通农耕文明与改造农耕文明的 特殊历史作用，甚至指出，游牧民族可以通过横越欧亚大陆数千英里的迁徙来变换他们 的定居地，这种非凡的机动能力构筑了一个舞台，它比迄今为止的那些在国际关系中已 经认可的体系更值得研究。沿着布赞的思路前进，我们自然会发现，应该对这种与农耕 文明性质、内涵完全不同的文明有新的评价，也自然应该对建构这种文明的诸多古族有 新的评价。
布赞带给中国古史研究诸多启示，限于篇幅，仅列举上述两个大的方面，以见一斑。 但是，该书是努力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借理论和历史的联姻来 改变国际关系学所认定的学科主题。其归宿不是历史学。因此，本书对世界历史的叙述 偏重于国际关系方面。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一偏重是无可厚非的，但其结果却是 丧失了历史的整体感。布赞在书中也提到，其解释源中的过程和结构，是立足于布罗代 尔长时段理论的思考，而历史叙述的偏重使他无法贯彻布罗代尔的整体史精神。由于作 者的侧重点不在历史学，其对历史学最富启示的精彩论述往往仅仅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 角，在我们一叹三咏、击节拍案处，布赞的论述嘎然而止，这是布赞留给我们的遗憾。
收稿日期：2004-03-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4年02期第59～67页
【作者简介】杨军(1967-)，男，回族，辽宁朝阳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 方向为中国地方史。
【编 者 按】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国内外相关学术著 作不断出现，但其他学科通过对世界历史的重新诠释来重构本学科基础的大作却很难发 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巴里·布赞教授和理查德·利特尔教授的《世界史中 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就是这样一本著作。这本书的中译本2004年春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刊特邀部分该书的译者和读者就该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 了讨论，以期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对该书及其相关 论题发表见解。
每读“国际关系史”著作，总有一些困惑，印象是，国际关系似乎是17世纪骤然生成 的一种历史现象，因为这些著作往往都不涉及古代的相关问题。洋洋十册四、五千页的 巨著，对17世纪以前历史的概述也仅占十几页而已。更多著作甚至书名就冠以“近代” 、“现代”字样，悬起研究古史者免进的牌子。固然，1，500年以前的全球存在几个相 对封闭与孤立的“世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但是，在这些孤立的“世界 ”里就不存在国际体系吗?甚至沃勒斯坦的名著也未能解释这一困惑。巴里·布赞院士 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第一次在国际体系研究中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将 国际体系研究上溯到“队群”时代。捧读之余，不仅有相识恨晚之感，而且感觉对中国 古史研究颇多启发。
因所从事专业的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近年逐渐升温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已经大量出 版的地区性专史、通史以及新方志，都是将历史研究的放大镜对准中国的某一局部，使 我们对越来越狭窄的地域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放大镜之外却是一片模糊。放大镜 本身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放大镜内、外变为性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二者之间建立 某种联系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使研究者与读者都觉得有一点异想天开。地方史的目标 原本是研究中国各地区特殊的发展轨迹与其融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过程，可是现在，地方 史简直成了某一地区的“国史”，其编纂方式不能体现“融合”，反而突出了割裂。在 布赞的“理论工具库”中我们可以发现，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 位等分析层级的研究方法，这正是中国地方史研究中所缺少的。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体 系的话，地方史研究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次体系、单位还是次单位。 作为次体系，其特点如何?与体系的关系如何?都包含哪些类型的单位?各类单位的特点 是什么?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次体系?次体系下是单一层级还是多层级?使次体系发生变化 的内外因有哪些?次体系在体系中地位如何?地方史研究如果能从分析层级入手，为这一 系列问题寻找答案，研究才会深入下去。
布赞三个解释源之一的“互动能力”，在地方史研究中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地方史研 究的重点不外是两个，一是区域的特殊性，一是区域间的关系。布赞的理论指出，受地 理因素、物质技术因素与社会技术因素制约的互动，可以划分为包括军事-政治、经济 、文化联系在内的完全互动以及仅包括经济、文化的次要互动与简单的文化互动三种类 型，当经济互动附着在文化互动之上，构成军事—政治互动的基础后，作为军事—政治 互动结果的地方行政建置出现，也就意味着地方融入了整体。分析一个地区的互动能力 ，即与体系内其他地区交换信息、货物或发生敌对行为的物质潜力，使地方史研究不仅 能清楚地认识到区域的特殊性，更能对区域间的关系有全新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各 地区间的互动过程，就是各地区凝聚为一个中国的过程。从布赞的理论出发，中国地方 史研究恰好能直接指向其研究的目标。
从文化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圈理论、博厄斯的文化区理论，到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作为区域史研究特殊类 型的中国地方史研究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但由于其区域划分的规模过于庞大，而且并 不分析区域内部的层次关系，其理论与地方史的研究尚存在一定距离。相比之下，布赞 的理论对地方史研究的意义更为直接。
其次，布赞给我们的启发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从上述互动类型出发 ，我们完全可以排出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新谱系，能比较准确并有说服力地指出 各少数民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时期与过程。相比之下，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央何 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行政建置、少数民族最早何时见于史书记载，以及少数民族对中 央的朝贡频度的研究方法，无不显得幼稚。如果我们考虑到布赞三个解释源的另外两个 ，即过程和结构，自然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民族结构如何?其结 构变迁过程如何?每一古族在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每一古族自身的变化过程与结构 的关系是怎样的?各族的民族性是否与结构有关?与互动能力又存在何种关系?等等。这 些问题都是到目前为止民族史研究未能回答、甚至未曾引起注意的问题。从布赞的理论 出发，无疑会深化中国民族史、特别是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与布赞带来的启示相比，我 们现在的民族史研究显然仍处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阶段，理论建构非常不完善，另外， 不加辨析地以朝贡关系确定隶属关系的作法显然也是肤浅的。
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虽说一直是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但结论却不如人意。特别是在通 史教材中，我们显然过于强调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对抗性、冲突性乃至对中原农耕文 明的破坏性。将游牧民族的发展简化为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地下马务农、弃弓矢操农具的 过程，将农、牧王朝竞争发展的历史简化为游牧民族对农业区的破坏、恢复、再破坏、 再恢复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而且是片面的。某些外国学者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视为 中国之外的骑马王朝，更与历史事实不符。在布赞的理论体系中，赋予游牧民族以特殊 地位，强调他们的社会、帝国结构的特殊性，强调他们沟通农耕文明与改造农耕文明的 特殊历史作用，甚至指出，游牧民族可以通过横越欧亚大陆数千英里的迁徙来变换他们 的定居地，这种非凡的机动能力构筑了一个舞台，它比迄今为止的那些在国际关系中已 经认可的体系更值得研究。沿着布赞的思路前进，我们自然会发现，应该对这种与农耕 文明性质、内涵完全不同的文明有新的评价，也自然应该对建构这种文明的诸多古族有 新的评价。
布赞带给中国古史研究诸多启示，限于篇幅，仅列举上述两个大的方面，以见一斑。 但是，该书是努力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借理论和历史的联姻来 改变国际关系学所认定的学科主题。其归宿不是历史学。因此，本书对世界历史的叙述 偏重于国际关系方面。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一偏重是无可厚非的，但其结果却是 丧失了历史的整体感。布赞在书中也提到，其解释源中的过程和结构，是立足于布罗代 尔长时段理论的思考，而历史叙述的偏重使他无法贯彻布罗代尔的整体史精神。由于作 者的侧重点不在历史学，其对历史学最富启示的精彩论述往往仅仅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 角，在我们一叹三咏、击节拍案处，布赞的论述嘎然而止，这是布赞留给我们的遗憾。
收稿日期：2004-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