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
郭丹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4年02期第20~26页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郭丹彤(1968-),女,吉林德惠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 学博士。

【内容提要】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古代近东文明的两个重要部分,在近东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中 两地通过西奈半岛或海上交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整个近东世界各种族部 族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同时也为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两地的关系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 渊源。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埃及的史前文化时期,但只有当历史进入 到新王国时期的时候,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才达到质的变化,密集的战事和频繁 的外交活动改变了两地间往昔的平和氛围,从而迎来了整个近东世界国际时代的到来。
【关 键 词】古代埃及/巴勒斯坦地区/关系


    [中图分类号]K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4)02-0020-07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演进都不是孤立的,它势必与其周边文明有着这样或那样 的联系,在彼此的相互联系中各文明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整 体发展。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古代近东文明的两个重要部分,在近东文明发展的整个 历程中两地通过西奈半岛或海上交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整个近东世界各 种族部族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同时也为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两地的关系提供一个较为清晰 的历史渊源。目前在国内外近东史学界,该课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作者不 揣浅陋,欲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就教于学界的同仁。
    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埃及的史前文化时期,在从史前文化到新王国 之前这段近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两地的联系时断时续,只有当历史进入到新王国时期 的时候,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才达到质的变化,密集的战事和频繁的外交活动改 变了两地间往昔的平和氛围,从而迎来了了整个近东世界国际时代的到来。
    埃及新王国时期,即帝国时期(第十八、十九和二十王朝)与巴勒斯坦地区的青铜晚期 文化相对应。这一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联系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到拉美西斯 三世统治时期(Ramesses Ⅲ ca.1156 BCE)才结束的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统治 。另一个是亚洲强国米坦尼(Mitanni)和赫梯(Hittite)对埃及在巴勒斯坦势力的威胁。 关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仅依靠于考古资料,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浩如 烟海,新王国时期除了从前的贸易联系继续在两地之间展开外,巴勒斯坦实际上已经成 为了埃及的殖民地。
    从第十八王朝开始到图特摩斯四世(Tuthmosis Ⅳ)统治时期,埃及对巴勒斯坦采取的 政策就是不间断的军事行动。希克索斯人的驱逐是第十八王朝建立的标志,这一历史事 件被记录在阿赫摩斯·艾巴纳之子(Ahmose son of Ebna)的自传体铭文中。这篇铭文告 诉我们第十八王朝的第一位国王阿赫摩斯率领下的埃及军队在首次围攻希克索斯王朝的 首都阿瓦利斯(Avaris)的过程中共发生过两次战役。此后因为其统治的上埃及发生暴乱 ,阿赫摩斯不得不结束对阿瓦利斯城的围剿,回到埃及南部平叛。当阿瓦利斯最后被攻 陷的时候,希克索斯王朝的幸存者逃亡巴勒斯坦的沙如罕(Sharuhen)。因此对于第十八 王朝的头几位国王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摧毁希克索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 。阿赫摩斯最后征服了沙如罕城,从此希克索斯王朝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1](P139)。
    在埃及历史上第十八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图特摩斯一世被称为“马背上的国王”,这说 明他发动的对外战争非常之多,而他用兵最多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地区[2](P225)。他 穿越奥芮特斯(Orontes)河谷,到达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并在河的西岸立碑以示纪 念,但却没有把这一地区正式纳入埃及的统治范围之内。阿赫摩斯、阿蒙霍特普一世和 图特摩斯一世在亚洲的军事战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从埃及到亚洲商路畅通的作用[3]( P270-87)。有史料记载图特摩斯一世的继承者图特摩斯二世曾对沙苏用兵(Shasu)。沙 苏是指埃及人经常在巴勒斯坦地区遇到的,并把其视为强盗的那些人。这些人的生活方 式与埃及人截然不同,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种族。
    图特摩斯二世死后,图特摩斯三世继承了王位。由于图特摩斯三世年幼,因此他的继 母和姑母哈特普苏特(Hatshepsut)便以辅佐幼主的名义宣布称帝,与图特摩斯三世联合 执政。施奈德(Schneider)认为哈特普苏特统治时期埃及曾有过两次对巴勒斯坦的战争 :一次被记录在其位于戴尔—艾尔—巴哈瑞(Deir-el-Bahari)神庙墙壁上;另一次发生 于哈特普苏特统治的最后一年,图特摩斯三世亲率大军征服巴勒斯坦的嘎匝(Gaza)城。 这一事件被记录在图特摩斯三世的年鉴中。事实上,如果第十八王朝的头四位国王在对 巴勒斯坦的政策上具有延续性的话,那么正是哈特普苏特中断了这种延续性,并采取了 新的对巴政策。即在她统治时期,埃及的对外用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其规模 也是非常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她在埃及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而外部 的和平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哈特普苏特的对外政策沿袭了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 政策,即和平的获取所需的商品、原料和劳动力,只有当这种方式失败的时候,武力才 被付诸实施[2](P189)。
    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把埃及带入了帝国时代。哈特普苏特死后图特摩斯三世成为了真 正意义上的国王。年轻气盛的他独立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 动。在他所进行的第一次巴勒斯坦战争中,米格都(Meggido)战役是最为著名的。它是 古代世界中记载最好的一次战役,此次征伐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叙巴各城的反叛。反叛各 城的军队集结在米格都城,首领是卡代什(Kadash)王子,并受到米坦尼国王的支持。此 次战役图特摩斯三世大获全胜,彻底摧毁了其中的三座城市。回国后图特摩斯三世在底 比斯的阿蒙神庙中刻石记功,以期流芳百世。前文提到此次征伐的原因是巴勒斯坦各城 的反叛,由此存在一个疑问,如果这就是这次征伐的真正原因,那么在图特摩斯三世的 前任哈特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各城应该已经臣服于埃及,因为没有臣服何谈 反叛?在此我们无意去探究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图特摩斯三世把 巴勒斯坦变成了埃及的附庸,并把其纳入整个埃及帝国的统治范畴之内。
    米格都战役结束后,图特摩斯三世在巴勒斯坦又进行了16次征伐,也就是说,从他统 治的第22年到第42年的20年间,他共实施了17次军事行动,几乎是一年一次。正是通过 这17次战役,图特摩斯三世才得以在巴勒斯坦建立起绝对的统治,从而使一个横跨亚非 两洲的帝国出现在近东的政治舞台上,直到第二十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 帝国才宣告结束。
    然而第十八王朝时期频繁的对外战争也暴露了埃及在巴勒斯坦统治的不稳定性,因为 这些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埃及各属国的叛乱。埃及和米坦尼以及后来的赫梯的冲 突也显示了这一点[4](P216)。图特摩斯三世以后,埃及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慢慢地缩小 ,到图坦哈蒙(Tutankhamon)统治时期,埃及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巴比伦斯(Byblos )北部到卡代什南部的有限地区[5](P165)。
    图特摩斯三世的征伐使埃及看到了控制亚洲各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2](P237),这 是埃及征服巴勒斯坦的根本动因。也正是因为经济上巨大利益的吸引,加之巴勒斯坦青 铜后期文化的先进性,导致了埃及对巴勒斯坦的统治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即巴 勒斯坦各城的王子宣誓向国王效忠,埃及则向这些城市派遣军队驻防,并在军事和经济 重镇设立埃及总督,以监督各城王子的行为,以及税收和交纳贡赋的情况。
    图特摩斯三世死后,埃及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几乎消失殆尽。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 时期,他曾于统治的第三年、第七年和第九年发动过对该地区的战争。在他的第一次战 争中,他像他的父辈们那样到达奥芮特斯河,并继续向北进发。然而他的军事行动却并 没有成功,很有可能败在了米坦尼军队的手里。他的第二次战争,也没能象图特摩斯一 世和三世那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阿蒙霍特普二世只是在回国的路上抓获了一名米坦 尼信使。他的最后一次,也就是发生在他统治的第9年的战争,事实上就是一次旅行, 以确信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商路畅通无阻。但是令人称奇的是在他兵败于米坦尼之手后 他却受到了奥芮特斯河谷上游各城的热烈欢迎。或许这是因为这些城市的市民们非常清 楚埃及人从来就不是残酷的征服者,埃及与米坦尼和赫梯相比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 。因此他们需要埃及的保护,于是他们便打开城门主动接纳战败了的埃及军队[6](P127 )。
    目前学者们发现一些载有图特摩斯四世亚洲战争的铭文,如刻写在卡尔纳克神庙墙壁 上的铭文和他的两个官员的坟墓铭文。这些文献都提到了他对巴比伦(Babylon)、米坦 尼、卡代什、图尼普(Tunip)、塔赫什(Takhshy)以及沙苏的战争。此外,他还被认为是 哈如(Kharu)和基泽的征服者[7](P324-26)。另外,根据阿玛纳信件第85号的记载他还 出现在西顿城(Sidon),但是其原因和目的却没有提及。关于这些铭文的真实性,我们 无法勘定。因此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很有可能图特摩斯四世发 动了亚洲战争,其规模、目的和结果应该与他的先辈们的战争相似。但也有另一种可能 ,这就是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的书吏们抄袭了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内容 相似的铭文,因为在古代埃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后辈国王盗用先辈国王的功绩的事屡 见不鲜。基于此,关于该国王的亚洲战争,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他没给 我们留下明确的在巴勒斯坦大规模用兵的记录,但是他却是把巫加里特(Ugarit)带入埃 及版图的第一人。很有可能图特摩斯四世就是阿玛纳信件中提到的那个在奥芮特斯河打 败努哈师师(Nukhashshe)王子的那位埃及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米坦尼甚至向埃 及求和[8](P63-4)。他也曾向米坦尼国王阿塔塔玛(Atatama)致信迎娶他的一个女儿作 为他的王后。由此我们看出为了共同的敌人——赫梯,埃及和米坦尼之间达成了妥协,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敌对转变成了和平共处。埃及和米坦尼之间的联盟持续到公元前14 世纪末期,这一时期赫梯国王舒皮鲁里乌玛(Suppiluliumas)征服米坦尼,并在叙利亚 建立了绝对的统治。
    图特摩斯四世的继承者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亚洲没有任何战事。一篇刻写于其底比斯葬 礼神庙的铭文告诉我们他曾经驱逐过来自库什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敌人,然而这篇 铭文也许只是一种宣传品,无法用以证明该国王在亚洲的战争[8](P343)。总之,他与 亚洲各城的关系是较为和平的,即他接受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城的贡赋,并派一小支 军队驻防在各城以确保它们在埃及的统治之下[9](P64-65)。这也是阿玛纳信件中提到 巴勒斯坦各城发生冲突时,其中的一方向埃及请求军事援助时,埃及采取不予理睬的态 度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埃及试图在巴勒斯坦各城之间保持一种相对中立的地位。
    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统治时期,埃及进入阿玛纳(Amarna)时代。这一时期,埃及和 赫梯、亚述、巴比伦以及米坦尼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各国关系的主要资料就是 阿玛纳信件。现存信件大约有400块泥板,全部用阿卡德文书写,因发现于泰尔—艾尔 —阿玛纳遗址而得名。泰尔—艾尔—阿玛纳遗址就是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纳吞(Akhenaton)的首都埃赫塔吞(Akhetaten)。文献中的多数是巴勒斯坦各城王子写给埃及 国王的信件,其他信件则是各城国王写给埃及国王的。其中的40封记录了埃及与巴比伦 、米坦尼、塞浦路斯(Cyprus)和赫梯之间的外交联系。
    通常学者们把阿玛纳信件作为公元前14世纪埃及帝国衰落的有力证据[10](P109-10)。 原因在于这些信经常提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王子们向埃及国王抱怨由于阿皮如(‘apiru) 和其他敌对城邦的入侵而使他们原有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因此他们请求埃及军队派兵 帮助他们恢复原有的统治。但是埃及国王对他们的请求却避而不答,在信中他们只关心 附属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如贡赋,埃及商队和官员的安全,以及运送奴隶等。正是这 一时期,赫梯国王舒皮鲁里乌玛的军事扩张政策终结了米坦尼在叙利亚的霸主地位,叙 利亚巴勒斯坦的许多原本归顺于埃及的城邦,现在都投入到了赫梯人的怀抱。舒皮鲁里 乌玛的扩张政策被他的后继者们所继承,到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时候,赫梯已经成为了 埃及最有威胁力的对手。
    阿玛纳信件还提到了埃及军队在被征服地的所作所为。在阿玛纳第287号信件中,耶路 撒冷(Jerusalem)的王子,阿布第赫帕(Abdi Hepa)抱怨密尔克鲁(Milkilu)和塔古(Tagu)夺取了如布图(Rubutu),要求埃及国王命令拉迟什(Lachish)、阿什克隆(Ashkelon)和吉泽(Gezer)等三城向驻扎在什夫拉的埃及军队提供口粮,他还抱怨驻扎在 耶路撒冷的埃及军队中的努比亚雇用兵抢夺了他的宫殿,并几乎把他杀死。
    尽管阿玛纳时代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埃及失去了许多领地,但是位于埃及和叙利亚 之间的巴勒斯坦仍然被埃及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是因为埃及必须在叙利亚和埃及之间 保留一块缓冲地带,以避免与赫梯发生正面冲突,因为这一时期埃及根本没有足够的实 力同新兴的赫梯在叙利亚抗衡[11](P13-17)。
    当埃及文明进入第十九王朝时期的时候,在塞提一世(Sety Ⅰ)的统治下,埃及第十八 王朝末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失去的领地,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又重新被夺了回来,并进一 步巩固了埃及在此地区的地位。他与赫梯至少有过一次交锋,当他在他统治的初年征服 卡代什的时候,一个卡代什宣布归属埃及的条约在两国之间签署。塞提一世统治的晚期 ,卡代什摆脱了埃及的控制,于是这座城市成为埃及和赫梯势力范围的分界线[12](P21 7-51)。
    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继承王位后,在他统治的第四年(约公元前1275年),在他 的强迫下,阿姆茹(Amurru)王子签署了一个归顺埃及的条约。由于赫梯认为阿姆茹是它 的合法属国,于是赫梯国王姆瓦塔里施(Muwatallis)便立即对埃及宣战。第二年的春季 (约公元前1274年),历史上著名的卡代什战役旋即爆发。战争以埃及军队的撤退而告终 ,阿姆茹则在赫梯王国的控制之下。16年以后,拉美西斯二世与下一任的赫梯国王哈图 什里三世(Hattusili Ⅲ)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埃及放弃了对卡代什的所有权,卡代什 归赫梯所有,巴勒斯坦则始终归埃及所有。如此埃及和赫梯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 益崛起的亚速帝国。条约签署后两国之间通过政治婚姻的方式,即拉美西斯二世先后迎 娶几位赫梯公主为妻,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而他们之间的联盟直到赫梯帝国于公元 前1200年灭亡才宣告结束。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巴勒斯坦各属国的起义频仍,这种情况到他的继承者美楞普塔( Merneptah)统治时期仍没有得到好转。巴勒斯坦各属国的不断叛乱表明近东地区混乱的 局面即将出现。这两位法老在疲于应付属国叛乱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利比亚人对埃及 三角洲西部的入侵[13](P11-17)。卡代什战役时,埃及军队中就有不少来自西部的雇佣 兵,利比亚的这些雇佣兵在埃及的势力不断壮大,最后终于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二和二 十三王朝。
    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这一时期也出现在近东世界,这就是埃及文献中多有记载的 海上民族,事实上他们中仅有几支是真正的海上居民[14]。这些部族来自安纳托利亚高 原西部和希腊诸岛。他们首先向东运动到莱外特(Levant)地区,并摧毁了沿途诸城。来 自于博格哈兹库伊的文献资料描述了他们向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运动,并摧毁赫梯帝国的 过程。随后他们便沿叙利亚沿海地区挺进到巴勒斯坦,并在埃及第二十王朝的法老拉美 西斯三世(Ramesses Ⅲ 1187—1156 BCE)统治时期,进行了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对埃及 的入侵。从叙巴地区的西里西(Cilicia)到嘎匝。海上民族摧毁了沿海诸城,其中一些 部落就在所征服的城市中安顿下来。考古学家们在乌加里特的一个烤炉中发现了尚未烤 制成型的有关这座城市的最后的泥板文献。该文献对乌加里特陷落前夕该城和海上民族 之间发生的陆战和海战进行了描述[15](P253-258)。塞浦路斯(Cyprus)也是这些入侵者 摧毁的。海上民族中被称作派尔塞特(Pelset)的一个部族随后定居在巴勒斯坦沿岸,这 一地区现在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第十九王朝最后的岁月和第二十王朝开国之君塞特纳赫特(Setnakht)统治时期,埃 及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受到了严重威胁。而在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位征服者拉美西斯三世统 治时期,埃及不得不设法平息叙巴诸属国的动乱。为了维系埃及在亚洲的霸主地位,拉 美西斯三世在巴勒斯坦一再用兵,在那里增派部队或驻军。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反击利 比亚和海上民族的侵袭。结果是,由以上诸部族的侵袭活动而给埃及造成的压力持续不 断,亚洲诸邦有效抵御能力丧失殆尽,埃及成为面对时局的惟一强国。然而埃及内部诸 多的问题从其内部严重的削弱了埃及的实力。埃及国内政局的动荡反映在第二十王朝的 铭文中,如都灵罢工纸草告诉我们工人们日用品和口粮的短缺;都灵审判纸草还记录了 发生于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末期的一次宫廷政变;盗墓者纸草则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国内的 混乱状态[16](P44-45)。拉美西斯三世死后,埃及开始退出近东舞台,它的显赫一时的 帝国也一去不复返了。
    从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战争中,莱德弗德总结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图特摩斯三世 亲率军队到达幼发拉底河表明图特摩斯三世在某种程度上击败了米坦尼的主力军队,并 由此把埃及帝国带入顶峰[1](P244-47)。然而图特摩斯三世数量极少的战利品已经充分 展示出图特摩斯三世根本就没有与米坦尼主力军队正面遭遇,并重创之。事实上图特摩 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帝国并没有达到顶峰,只有当卡代什和乌加里特在图特摩斯四世和 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归入埃及版图时,埃及帝国的顶峰时代才来临[6](P127)。
    综观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除了频繁的战事外,还有着十分密切的 经济和文化联系。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以各种身份来到埃及,如商人、战俘、雇佣兵等。 自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埃赫纳吞统治时期起,埃及国王经常任命他们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 中担任官职。各属国统治者的孩子们被送到埃及,他们生活在王宫之中,接受纯正的埃 及化教育和埃及文化的熏陶。大量的埃及语词汇也被引入巴勒斯坦地区的西塞姆语中, 这集中体现在西奈语和巴比罗斯语的音节构成上。埃及艺术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巴勒斯 坦地区的象牙雕刻技术,一些巴勒斯坦的艺术家甚至不远万里来到埃及向埃及的艺术家 们学习取经。另一方面,为亚洲神明建造的神庙出现在埃及,而且一些亚洲神在埃及宗 教生活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在埃及语中还出现了大量的西塞姆语词汇,这一时期 埃及书吏还必须学习阿卡德语,因为这种语言是阿玛纳时代的国际通用语言。与此同时 ,巴勒斯坦文学也被翻译成埃及语,在某种程度上新王国时期埃及的艺术和手工制作都 打上了巴勒斯坦风格的烙印。
    收稿日期:2003-09-12


【参考文献】
    [1]D B 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M].Princeton,1992.
    [2]G W Ahlstrk5o501.jpgm.The History of Ancinet Palestine from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to Alexander's Conquest[M].Sheffield,1993.
    [3]Redford.A Gate Inscription from Karnak and Egyptian Involvement in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Early 18th Dynasty[J].JAOS 99,1979.
    [4]B J Kemp.Ancient Egypt[M].London and New York:1991.
    [5]W Helck.Die Beziehungen k5o502.jpg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 und 2.Jahrtausend v.Chr.[M].Wiesbaden,1971[2].
    [6]D Warburton.Kadesh and the Egyptian Empire[J].JAC 12:1997.
    [7]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Ⅱ[C].Chicago,1906-07.
    [8]P der Manuelian.Studies in the Reign of Amenophis Ⅱ[M].Hk5o502.jpgB 26,Hildesheim,1987.
    [9]A R Schulman.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ilitary Background of the Amarna Period[J].JARCE 3,1964.
    [10]J Bright.A History of Israel[M].Philadelphia,1952.
    [11]郭丹彤.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J].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2(2).
    [12]R O Faulkner.Egypt: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Nineteenth Dynasty to the Delta of Ramesses Ⅲ[J].CAH[3] Ⅱ/2.
    [13]郭丹彤.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
    [14]N K Sandars.The Sea Peoples: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 1150 BC[M].London,1978.
    [15]M C Astour.New Evidence on the Last Days of Vgarit[J].AJA69:1965.
    [16]T G James.Pharaoh's people[M].London,1984.^

返回2004年05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