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新加坡政党体制的几个问题
李路曲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5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4年01期第25～27页
【英文标题】Concerning a few Problems of the Singapor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 Lu-qu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60,China
【作者简介】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60
李路曲(1959—)，山东德州人，山西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主 要从事东亚政治研究。
【关 键 词】新加坡/政党体制/人民行动党/制度化/Singapore/party system/People's Action Party/institution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K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1-0025-03
一、政党体制的类型及特征
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属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或称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支配党制、优 势党制，似乎已成定论，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关于这种政党体制的特性，尤其是新加坡 的政党体制，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政党体制的形式上来看，有人认为这种一 党为主的政党体制与一党体制没有什么差别。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在新加坡只有执政的 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党，其他政党都不能被看做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党，因 而新加坡只有人民行动党而没有其他政党，或者说只有政党而没有政党体制，因此新加 坡可以被看做是一党体制。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的体制应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政党体制 还是合为一种政党体制来看，确实值得探讨。仅就东亚各国政党体制的情况来看，就呈 现出多样性。自1950年代以后，东亚各国大都建立了一党体制或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 这些国家有的在形式实行的是一党为主的体制，但执政党一党独揽大权，其他“政党” 成了它的外围组织或受到极大的限制，基本上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党了；而另一些 国家，尽管实行的是一党政治，但给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尤 其是在经济领域中是相当开放的。当然，就多数国家而言，一党体制比一党为主的体制 更为专权。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最专制的体制仍然是全权主义国家内一党体制 的统治。再者，即使都是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的正如前述，执 政党在垄断政治权力方面比一党体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则较为民主或有一定的多 元性，例如新加坡。在那里，尽管人民行动党一党44年来长期执政，但它一直受到在野 小党的压力，从而不得不经常做出政策的调整，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它受到的压力有很大 的差别。[1]因而我们在划分一党为主的体制和一党体制时，应该首先做出一定的规定 性，在此基础上着重看其实质，即以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程度来判定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 的体制的区别。新加坡是比较标准的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即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 上它都是如此。那种认为一党体制与一党为主的体制没有差别，新加坡只有政党或一党 而没有政党体制的看法显然比较偏颇。
二、制度化水平的评估
“制度化是一种做法或组织方式被明确下来并被广泛认识(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的过 程。行为者根据这个做法或组织方式在可预期的未来建立自己的预期、调整自己的取向 以及行为。”[2]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 程。”一般来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较高的，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评价指 标和经验的判断中得出结论。人民行动党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因此 我们在谈它的制度化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谈新加坡政党体制的制度化。
评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的标准可以从该体制 的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三方面来评估。适应性是对政党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能 力进行评估，它是指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遇到的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考 验越久，则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适应性越强则生存空间越大，机会越多，也有利于政 党的延续和发展。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一党制度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环境的挑战基本相似，都是处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其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结构向现代结构发生了转 型，实现了一元向多元的转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通过领导层的 自我更新、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始终主导着这一过程。尤其是它的一党为主的政党 体制给反对党留下了表达不同意见和进行活动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非常有限，但人民 行动党的领导人可以在与反对党进行竞争时准确了解到人民和反对党的意见，以及时调 整自己的政策，或进行体制的改革。例如本世纪初以来人民行动党不断地扩大民间的自 由论坛，在国会也建立了“人民行动论坛”[3]。这些都增加了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 适应性。如果以政党和政治体制由一元的权威主义向多元的民主政治的转型为界限，可 以说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新老更替、公务员队伍的改造和政策的调整都是东亚各国开展 的最早、最彻底，也是现代化取向最明确的。[4]
自主性是指一个政党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程度。一般来说，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 方面经常会出现参与政治生活的新兴团体；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利益结构也受 到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出现了与主流体制或执政党的离心倾向，它们不再遵 从既有的政治程序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非制度化的意愿运作，这就出现了可能摧毁原 有的组织与程序安排的潜在危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也面临着这些因素的挑战， 面临着同化各种利益集团、把它们吸纳进现代化进程的任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这些利 益集团进行控制和改造的方式是，通过把其头面人物吸收进政治体制之中，让他们进行 有限的政治参与，减少了主流集团和体制与这些集团的摩擦。并且，由于人民行动党的 现代性较强，可以不断地同化这些非主流集团的意识和忠诚。这首先表现在，在现代化 进程中，尽管各种利益集团被不断地吸纳进政治体制，如工会组织和各种传统的家族和 政治集团，但它们都没有能改变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和性质，而是改变了自身。其次，在 人民行动党内部，尽管一定时期也会出现政策上的分歧，但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派别， 没有对党的主流政策和组织结构提出严峻的挑战。这在东亚各国或地区中是没有的。这 就是说，由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制度化水平较高的组织或体系，其自主性为各种机制维 系和保护着，限制甚至同化了各种利益集团对主流体系的冲击，因而保障了体系本身的 正常运作。一般说来，增强自主性，即当政党要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时候，就会 激化潜在的矛盾。这时，一个政党能否在矛盾中保持自主地位，并进而化解矛盾，还是 被矛盾所困扰，是自主性强弱的重要标度。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东亚各 国的执政党中是做得很好的。
凝聚力是指在组织内部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这是组织制度化的关键条件。一个 有效运作的组织，其内部对于在组织的功能边界内解决争端的各种适用程序必须具有某 种实质上的共识，这种共识还必须扩散到所有的组织成员。换句话说，这种凝聚力在个 人层面上与对组织利益的维护和对组织效忠的程度和扩散有关，而在组织层面上则与自 主性和系统性有关。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凝聚力也是相当高的，这与它注意培育具有 较强现代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都 有一套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进行统治。在1970—1980年代是新儒家理论，在1990年代提 出了“共同价值观”，在1990年代后期至今又以“亚洲价值观”来应对西化和邻国的民 主化浪潮提出的挑战。人民行动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味以传统文化的弘扬来对抗西方 文化的入侵，而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改造的基础上再提自己的意识形态。例如 在1980年代末它就对新儒家的思想格外重视，把杜维明等学者请到新加坡宣传他们改造 社会的主张。杜维明是主张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以使其成为与西方不同的改造 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强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凝聚力的作用 。当然，最主要的凝聚因素还是人民行动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导向，经济的成功和现代 的广纳社会贤才的用人制度是保障其具有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三、政党体制转型较晚的原因
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与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及民主化有着重要的关系 ，从这一关系来分析新加坡的情况可以解释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较晚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化是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高制度化的体制必 然导致高度的民主。这一观点阐述了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基本关系，但又过于简单化了， 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有着不同的制度化要求和标准。另一些学者 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制度化与民主的关系尽管是成正比的，但并不是直线型的。笔者认 为，这两种观点的结合可以基本上说明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 化与民主化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但环境的挑战是复杂的，如果一种制度不能随时据此 做出调整，那么原来制度化水平较高的体制可能会比制度化水平低的体制更可能成为体 制转型的障碍。相反，制度化水平较低的体制则可能因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 进行体制的转型或民主化。
在当代东亚各国较早实行市场化的国家或地区中，例如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之所以比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发生的更早 ，尽管各有各的原因，然而制度化水平低是共有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他们的政党体制 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但与新加坡相比，它们在转型前都比较僵化， 领导层和体制缺乏现代性，不能适应环境的挑战，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后承受不了多元 化的压力，不能像新加坡的政党体制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 益集团的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可比案例是腐败对他们的转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 新加坡由于制度化水平高而成功地抑制了腐败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运作，也因此推迟了 自己的体制转型。[5]
当前新加坡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行动党及其一党为主的政 治体制尽管在现代化和国家化的过程中能够与其相适应并适时地做出政策和体制方面的 调整，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及后现代性政治的挑战中难以做出有力的回应。与东亚以至 大多数国家相比，由于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又有一定的民主性，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可以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及同化各种势力，然而或许正因为如此， 在面对新的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较高的制度化程度和一定的民主性使其可以在比东亚 其他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抵制新环境中各种因素的挑战，因而使其没有像过去那样对自 己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这就使它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显露出了僵硬性。因 此，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它的政党体制所承受的改革压力会越来越大。
收稿日期：2003-11-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5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4年01期第25～27页
【英文标题】Concerning a few Problems of the Singapor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 Lu-qu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60,China
【作者简介】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60
李路曲(1959—)，山东德州人，山西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主 要从事东亚政治研究。
| 【内容提要】 | 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的体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统治方式上两者之间有交叉，即有 时一党体制提供的社会自由度并不小于一党为主的体制，但总的来说，一党体制要专制 于一党为主的体制。从体制形式上来看，前者只有一个政党存在，后者还有一些小党并 存。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 方面。其适应性一是表现在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同化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二是其一党为主 的政党体制有一定的民主性。其自主性一是表现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没 有受到体制外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二是党内无派。凝聚力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通 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使其意识形态能够与时俱进地凝聚人心。新加坡之所以还没 有发生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的转型，与它的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有很大关系，其体制 对环境的变化有更大的适应性。 This text talked three problems primarily.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type concerning Singapor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The second problem is about Singapore political party system,pointing out its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very high.The third problem discusses a reason that Singapor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asn't taken place the transformation. |
一、政党体制的类型及特征
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属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或称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支配党制、优 势党制，似乎已成定论，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关于这种政党体制的特性，尤其是新加坡 的政党体制，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政党体制的形式上来看，有人认为这种一 党为主的政党体制与一党体制没有什么差别。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在新加坡只有执政的 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党，其他政党都不能被看做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党，因 而新加坡只有人民行动党而没有其他政党，或者说只有政党而没有政党体制，因此新加 坡可以被看做是一党体制。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的体制应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政党体制 还是合为一种政党体制来看，确实值得探讨。仅就东亚各国政党体制的情况来看，就呈 现出多样性。自1950年代以后，东亚各国大都建立了一党体制或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 这些国家有的在形式实行的是一党为主的体制，但执政党一党独揽大权，其他“政党” 成了它的外围组织或受到极大的限制，基本上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党了；而另一些 国家，尽管实行的是一党政治，但给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尤 其是在经济领域中是相当开放的。当然，就多数国家而言，一党体制比一党为主的体制 更为专权。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最专制的体制仍然是全权主义国家内一党体制 的统治。再者，即使都是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的正如前述，执 政党在垄断政治权力方面比一党体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则较为民主或有一定的多 元性，例如新加坡。在那里，尽管人民行动党一党44年来长期执政，但它一直受到在野 小党的压力，从而不得不经常做出政策的调整，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它受到的压力有很大 的差别。[1]因而我们在划分一党为主的体制和一党体制时，应该首先做出一定的规定 性，在此基础上着重看其实质，即以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程度来判定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 的体制的区别。新加坡是比较标准的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即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 上它都是如此。那种认为一党体制与一党为主的体制没有差别，新加坡只有政党或一党 而没有政党体制的看法显然比较偏颇。
二、制度化水平的评估
“制度化是一种做法或组织方式被明确下来并被广泛认识(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的过 程。行为者根据这个做法或组织方式在可预期的未来建立自己的预期、调整自己的取向 以及行为。”[2]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 程。”一般来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较高的，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评价指 标和经验的判断中得出结论。人民行动党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因此 我们在谈它的制度化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谈新加坡政党体制的制度化。
评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的标准可以从该体制 的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三方面来评估。适应性是对政党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能 力进行评估，它是指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遇到的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考 验越久，则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适应性越强则生存空间越大，机会越多，也有利于政 党的延续和发展。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一党制度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环境的挑战基本相似，都是处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其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结构向现代结构发生了转 型，实现了一元向多元的转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通过领导层的 自我更新、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始终主导着这一过程。尤其是它的一党为主的政党 体制给反对党留下了表达不同意见和进行活动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非常有限，但人民 行动党的领导人可以在与反对党进行竞争时准确了解到人民和反对党的意见，以及时调 整自己的政策，或进行体制的改革。例如本世纪初以来人民行动党不断地扩大民间的自 由论坛，在国会也建立了“人民行动论坛”[3]。这些都增加了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 适应性。如果以政党和政治体制由一元的权威主义向多元的民主政治的转型为界限，可 以说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新老更替、公务员队伍的改造和政策的调整都是东亚各国开展 的最早、最彻底，也是现代化取向最明确的。[4]
自主性是指一个政党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程度。一般来说，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 方面经常会出现参与政治生活的新兴团体；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利益结构也受 到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出现了与主流体制或执政党的离心倾向，它们不再遵 从既有的政治程序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非制度化的意愿运作，这就出现了可能摧毁原 有的组织与程序安排的潜在危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也面临着这些因素的挑战， 面临着同化各种利益集团、把它们吸纳进现代化进程的任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这些利 益集团进行控制和改造的方式是，通过把其头面人物吸收进政治体制之中，让他们进行 有限的政治参与，减少了主流集团和体制与这些集团的摩擦。并且，由于人民行动党的 现代性较强，可以不断地同化这些非主流集团的意识和忠诚。这首先表现在，在现代化 进程中，尽管各种利益集团被不断地吸纳进政治体制，如工会组织和各种传统的家族和 政治集团，但它们都没有能改变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和性质，而是改变了自身。其次，在 人民行动党内部，尽管一定时期也会出现政策上的分歧，但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派别， 没有对党的主流政策和组织结构提出严峻的挑战。这在东亚各国或地区中是没有的。这 就是说，由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制度化水平较高的组织或体系，其自主性为各种机制维 系和保护着，限制甚至同化了各种利益集团对主流体系的冲击，因而保障了体系本身的 正常运作。一般说来，增强自主性，即当政党要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时候，就会 激化潜在的矛盾。这时，一个政党能否在矛盾中保持自主地位，并进而化解矛盾，还是 被矛盾所困扰，是自主性强弱的重要标度。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东亚各 国的执政党中是做得很好的。
凝聚力是指在组织内部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这是组织制度化的关键条件。一个 有效运作的组织，其内部对于在组织的功能边界内解决争端的各种适用程序必须具有某 种实质上的共识，这种共识还必须扩散到所有的组织成员。换句话说，这种凝聚力在个 人层面上与对组织利益的维护和对组织效忠的程度和扩散有关，而在组织层面上则与自 主性和系统性有关。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凝聚力也是相当高的，这与它注意培育具有 较强现代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都 有一套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进行统治。在1970—1980年代是新儒家理论，在1990年代提 出了“共同价值观”，在1990年代后期至今又以“亚洲价值观”来应对西化和邻国的民 主化浪潮提出的挑战。人民行动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味以传统文化的弘扬来对抗西方 文化的入侵，而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改造的基础上再提自己的意识形态。例如 在1980年代末它就对新儒家的思想格外重视，把杜维明等学者请到新加坡宣传他们改造 社会的主张。杜维明是主张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以使其成为与西方不同的改造 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强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凝聚力的作用 。当然，最主要的凝聚因素还是人民行动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导向，经济的成功和现代 的广纳社会贤才的用人制度是保障其具有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三、政党体制转型较晚的原因
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与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及民主化有着重要的关系 ，从这一关系来分析新加坡的情况可以解释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较晚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化是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高制度化的体制必 然导致高度的民主。这一观点阐述了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基本关系，但又过于简单化了， 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有着不同的制度化要求和标准。另一些学者 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制度化与民主的关系尽管是成正比的，但并不是直线型的。笔者认 为，这两种观点的结合可以基本上说明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 化与民主化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但环境的挑战是复杂的，如果一种制度不能随时据此 做出调整，那么原来制度化水平较高的体制可能会比制度化水平低的体制更可能成为体 制转型的障碍。相反，制度化水平较低的体制则可能因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 进行体制的转型或民主化。
在当代东亚各国较早实行市场化的国家或地区中，例如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之所以比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发生的更早 ，尽管各有各的原因，然而制度化水平低是共有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他们的政党体制 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但与新加坡相比，它们在转型前都比较僵化， 领导层和体制缺乏现代性，不能适应环境的挑战，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后承受不了多元 化的压力，不能像新加坡的政党体制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 益集团的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可比案例是腐败对他们的转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 新加坡由于制度化水平高而成功地抑制了腐败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运作，也因此推迟了 自己的体制转型。[5]
当前新加坡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行动党及其一党为主的政 治体制尽管在现代化和国家化的过程中能够与其相适应并适时地做出政策和体制方面的 调整，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及后现代性政治的挑战中难以做出有力的回应。与东亚以至 大多数国家相比，由于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又有一定的民主性，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可以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及同化各种势力，然而或许正因为如此， 在面对新的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较高的制度化程度和一定的民主性使其可以在比东亚 其他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抵制新环境中各种因素的挑战，因而使其没有像过去那样对自 己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这就使它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显露出了僵硬性。因 此，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它的政党体制所承受的改革压力会越来越大。
收稿日期：200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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