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雅鲁泽尔斯基和“卡廷之谜”的澄清
刘彦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纵横》(京)2004年02期第10～14页
【作者简介】作者系原驻波兰大使
人民波兰时期的最后一代领导人、尔后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在他离开总统岗位时曾向世人剖析自己的心迹。说他“怀着最好的愿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诚恳而不张扬地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责，庄严而有效地代表国家，在国内外，在公开活动和与外国领导人会谈中，努力争取人们对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理解和支持。”“至于成功多少，任凭他人评说。”
自然，历史是公正和无情的，不同的人对雅鲁泽尔斯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不能不说，至少有一件事，在雅鲁泽尔斯基以其总统名义从事的诸多活动中，他划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句号。这件事就是确定了卡廷事件的真正祸首是苏联。
一
话要从1939年说起。
这一年，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波兰人民的头上。当时在欧洲的战争的策源地业已形成，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纳粹德国在准备战争，1939年初又提出“但泽走廊”问题，秘密制定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将矛头指向波兰。波兰盲目自大，轻信英法的承诺，标榜在纳粹德国和红色苏俄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企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英法两国口是心非，无意同苏联携手，企图祸水东引。苏联开始贯彻联共(布)十八大确定的新的外交方针，“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迅速地从力争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转为中立自保。
欧洲的外交舞台尔虞我诈，形势瞬息万变。在英法和苏联、英法和德国、德国和苏联之间，三场讨价还价的秘密谈判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当英法苏三国政治和军事谈判先后失败之后，苏联立即同德国于8月23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划分苏德两国的势力范围，秘密瓜分波兰。这项称之谓“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的签订，排除了德国最为担心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使德国完成了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外交准备。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侵略战争。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苏联有权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由，出兵波兰。就这样，德国由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迅速占领波兰全境。9月28日，原本并无共同边界的苏德两国，竟然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划定了各自利益的边界线。
也就是在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之后，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人、警察及其他人员被苏军俘虏或逮捕，共约25万之众。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波兰被俘军人的命运极其不同，有的被编入苏军队伍，有的被释放，有的被送到劳动营强制劳动，余下的约15000名军官和军士及其他人员被关押在苏联西部三个大战俘营里(其中450多人后又转移他处)。1940年春，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人同他们家属中断通讯联系，下落不明。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条约，向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局和国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30日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签订“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组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为了组建军队，波兰流亡政府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方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斯大林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兰军官的事，还说“有些人已逃到中国满洲去了”。波兰人不相信苏方自相矛盾的解释，缠着苏方不放，不断交涉要人，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大捷，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苏军进入反攻，德军开始败退。恰好在这关键时刻，4月13日，德国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并断定杀害波兰军官的凶手是苏联。为确定苏联的罪责，德国组织国际专家组进行了现场调查。德国精心策划的这则新闻引起苏波双方的强烈反响。苏联表现得怒不可遏，矢口否认，当即声明死者是德国法西斯手中的牺牲品，德国捏造材料，污蔑苏联，企图嫁祸他人，挑拨离间。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要求弄清真相，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实地调查。苏联进而迁怒波兰，斥责波兰流亡政府轻信谎言，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同流合污，陷害和敌视盟友，并以此为借口，愤然于4月25日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刚刚恢复不到两年的外交关系。
究竟是苏联还是德国，究竟在卡廷森林屠杀了多少波兰军官，一时间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
在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后，苏联为了确定屠杀系德国所为，于1944年1月特地组织一次由苏联人布尔坚科主持的委员会进行现场反调查。据该委员会说法，集体坟墓中共有尸体11000具，是1941年9月至12月被枪毙的。也就是说，是德军在发动侵苏战争并占领苏联西部地区后屠杀了这些波兰军官。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出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最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也就是说，纽伦堡法庭并未断定究竟是谁犯下了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
波兰人不相信苏联人的调查结果。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解开卡廷之谜。此后卡廷事件被尘封起来，足足半个世纪，成为波苏关系中严禁涉猎的历史问题，成为困扰波苏关系的一个死结，被双方称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二
所谓的空白点，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
苏联当权者居高临下，将一切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和呼声均斥之为“戈贝尔版本”的反苏宣传。自斯大林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歪曲和隐瞒。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中被枪杀者总人数是21857人(三大战俘营14552人，其他战俘营和监狱7305人)，档案馆保留这21857份人事档案，对苏联“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对“波兰朋友恐怕也没什么真正的价值”，“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他建议销毁卡廷事件牺牲者21857人的人事档案。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三人，在卡廷事件35周年前夕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随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制造的卡廷森林罪行35周年的临近，挑衅性的反苏宣传会进一步强化”，因此，可“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苏联当权者越是遮遮掩掩，强词夺理，越像一根针刺深深地扎在波兰人民的心头。
在贝利亚上呈的关于处置波兰战俘的报告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1940年3月5日)
波兰官方不敢面对事实，在加强同苏联“友好和同盟”的政策下，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并把卡廷事件束之高阁，回避矛盾捂盖子，甚至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1975年国防部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和1987年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均有意识地不把卡廷事件收入辞书。
在五六十年代，卡廷问题在波兰社会意识中一般说来还不突出，到了70年代，要求澄清真相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个悲剧事件引起的反苏情绪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反对派开始活跃，他们抓住官方宣传的弱点，组织“飞行大学”历史讲座，发行地下出版物，借题发挥，使卡廷悲剧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口讲，有人著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意识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流传不已。波兰的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在反对政治反对派的斗争中，卡廷事件从历史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谁敢触动它，波兰官方就常常斥责谁不怀好心，是在利用群众的“反苏情绪”，恣意“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官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只能增加知识界、青年学生、广大群众的反感，扩大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与鸿沟，只能加重波党在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背负的重担。而当波兰军警手执警棍和盾牌，奉命驱散那些手举“卡廷”标语牌的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时，群情之愤慨是不言而喻的。
在80年代，有人在华沙公墓中为卡廷森林中的死难者树立了一个奇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公墓的偏僻角落，是一块不加任何雕饰的光秃秃的巨石，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卡廷，没有碑文，也没有记载时日。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是一种韧性的斗争，是以纪念为名发出的无声的抗议。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把利刃，矛头直指掩饰真相的苏联及其追随者。每年11月1日亡灵节时，公墓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某些风云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是人们用鲜花和烛光在公墓中表达的亲与疏，爱与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决。1985年亡灵节那天，我在阴雨绵绵中目睹这一景象，心灵为之震颤，留下的记忆，久不能忘：
这是没有石砌的“光荣之路”，
也没有大理石陵寝的闪光。
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和泥土，
还有阴雨中的阴森和苍凉。
一块沉默无语的巨石上，
是谁写上了卡廷的字样?
招来了数以万计的冤魂，
在这里哭泣呼号和游荡。
亡灵节竟变成了民意测验的课堂，
鲜花和烛光填写在“历史空白点”上。
那边的陵墓只有孤独的灯火数盏，
这边的荒芜却是花山和烛光的海洋。
人们啊，紧闭双唇来自四面八方，
踏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很远很长。
人们啊，两眼含泪回到四面八方，
内心深处翻动着万盏烛光的汪洋。
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
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
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
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
本来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看的小诗，记录了自己作为目击者的见闻和感想。但在当时，在苏联能而不愿和波兰愿而不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其他人是不可以不分时间和场合公开揣测、评论和抒发自己的爱憎的。现今，真相已经大白，这往昔的墨痕，不妨作为一个在华沙工作过的外交官明辨是非和思考历史的见证。
三
如果说人民波兰领导人不愿或不想澄清真相，解开波苏关系中的死结，缓和群众情绪，改善领导和群众关系，恐怕那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波兰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诸如卡廷事件这样涉及波苏关系的历史问题，如不抓紧澄清，不仅严重影响波苏关系，而且势必损害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但他们处于被动的两难境地。他们听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呼声，也看到了苏联顽固不化的态度。他们要求澄清，又害怕触怒苏联。他们既要揭开盖子，又要维护与苏联的“同盟和友谊”。他们没有主动权。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钥匙，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掌握在苏联手里，不仅如此，有时他们又必须看苏联的脸色行事。
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尴尬遭遇就是实例。据他回忆，在70年代，他曾经三次向苏联提过卡廷事件。第一次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及“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的反应一是感到惊讶，二是允诺调查，但说完了事。第二次是向葛罗米柯说起，希望苏方“再一次深入调查”。葛罗米柯胸有成竹，声称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但允诺再重新调查，又是说完了事。第三次是向苏联新任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谈的，其结果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盖莱克感到“歉疚和自责”。当时这位大使倾听了盖莱克的谈话，深受触动和感到不安。他允诺将准确地亲自向葛罗米柯转达和陈述问题的微妙的一切。数日后，皮洛托维奇从莫斯科返回华沙，两手空空，神情沮丧，没带来任何答复。他告诉说，他见到了葛罗米柯，转达了波兰的立场，因而遭到上司的怪罪。此后不到两个月，他被免去大使职务，调离苏联外交部，派往白俄罗斯共和国任副总理。他失宠受贬，处境不佳，几年之后，自杀身亡。盖莱克企图澄清真相的努力不了了之。
这一重任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身上。
同盖莱克比较，雅鲁泽尔斯基具有两个日渐成熟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方面看，雅鲁泽尔斯基有着同政治反对派、同团结工会反复较量的实践，对于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在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上所起破坏性作用的认识，比盖莱克更深刻一些，要求澄清的愿望也更迫切些。从客观方面看，80年代中期，苏联结束了老人政治，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使澄清真相具备了客观可能性。在不允许政治反对派“把历史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投机的对象和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口实”的问题上，波苏双方看法趋于一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把澄清真相，消除“历史空白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双方的态度和表现迥然不同，波方要求迅速和彻底澄清，苏方处境被动，步步为营。
1985年以来，雅鲁泽尔斯基同戈尔巴乔夫几乎年年会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其他领导人，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苏方提出卡廷事件问题，向苏方施加影响和压力。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和酝酿，对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问题取得共识。1987年4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触动了解开卡廷之谜的闸门。双方强调，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而不应存在任何“空白点”，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决定成立波苏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卡廷事件以及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1920年苏波战争、1939～1940年波兰人大迁移等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终于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争取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承诺，但这只是开端，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因为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铁门还在紧锁着。
这一小步的意义在于卡廷问题开始走出禁区。在波兰报刊上就卡廷问题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文章作者既有持反对派观点的又有接近波兰领导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公开认为，苏联应承担卡廷悲剧的罪责。波兰教会也于1988年出版题为《卡廷》小册子，说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苏方认为，有关苏联有罪的观点，在波兰政府发言人乌尔班的声明中获得合法化，“事实上成为波兰当局的正式看法”。看得出波方在努力攻坚，而苏方在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波苏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上，两年来委员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苏方代表既拿不出新的材料，也未获得就波方提出的重要证据进行讨论的授权。
如何应对来自波方的种种要求和压力，苏联领导层在寻找出路和办法，他们的态度在进一步发生变化。1988年3月，谢瓦尔德纳泽、法林、克留奇科夫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他们强调，卡廷问题越拖越危险，可能引发波方要求苏联进一步澄清其他数千被捕人员的命运。迄今为止，苏联对波方的这种呼吁并未做出回答。谢瓦尔德纳泽三人的结论和建议是：“我们难于回避向人民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苏联领导层对卡廷事件态度变化的速度显然不如苏联和东欧政局变化的速度来得更快。1989年6月，波兰在东欧各国中首先发生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根据圆桌会议的精神仍当选为波兰总统，但地位虚弱，岌岌可危。而此时的苏联正内外交困，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驾驭形势的能力。如何解决卡廷问题，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来说，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
1990年4月11～14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访苏。访问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和巧妙安排的。大家知道，卡廷事件曝光的日子是1943年4月13日，卡廷事件发生的年代是1940年，1990年恰恰是卡廷事件50周年。雅鲁泽尔斯基此时访苏，其重要任务之一显然是解决卡廷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访问，法林于1990年2月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有关苏联历史学家查阅档案的情况及他的看法和建议。法林认为，继续说在苏联国家档案馆中找不到有关卡廷悲剧的背景材料“将难于令人信服”。已找到的档案材料同波方借以立论的材料相对照，“不允许我们再坚持以前的说法，不允许我们不做出结论”。“考虑到卡廷50周年在即，无论如何也要明确我们的立场。”法林建议，“看来代价最小的方案是：告诉雅鲁泽尔斯基，我们仔细查阅有关档案，未能找到可以确定卡廷悲剧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肇事人的直接证据。”但在内务人员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可对布尔坚科报告的可靠性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断定，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就人而言，系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法林的方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波方的要求，但其实质是只在原则上认罪，不做彻底的澄清，凡波方已掌握的事实，苏方承认确有其事，凡波方尚不了解的情况，苏方一概缄口不言。
雅鲁泽尔斯基如期访苏。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强调，查清二战期间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的死亡情况具有“特殊的道德意义”。除会谈外，雅鲁泽尔斯基还专程前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这次访问的重大的实际成果，凝结在塔斯社4月13日声明的一句话中：“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这是苏联选择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在波兰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就卡廷事件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负有罪责。
历时50载，苏联始认罪，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是他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一件大事，也是他自1987年以来在坚持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只可惜，它来得太晚了。波兰工人党业已丧失政权，它并未能及时帮助波党解脱在维护政权斗争中压在背上的沉重的历史重负。只可惜，它来得太不彻底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还在忸忸怩怩，“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至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时，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的，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为11000人。
值得强调的是，此前人们所了解的卡廷事件基本上只限于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的悲惨命运，而现在事件涉及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死难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卡廷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对于苏联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将强权和谎言强加于人，虽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是既损人又害己。
对于波兰来说，她在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党小国的不利地位，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敢不敢在强权面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关系到领导威信和民心向背。
沉痛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纵横》(京)2004年02期第10～14页
【作者简介】作者系原驻波兰大使
自然，历史是公正和无情的，不同的人对雅鲁泽尔斯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不能不说，至少有一件事，在雅鲁泽尔斯基以其总统名义从事的诸多活动中，他划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句号。这件事就是确定了卡廷事件的真正祸首是苏联。
一
话要从1939年说起。
这一年，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波兰人民的头上。当时在欧洲的战争的策源地业已形成，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纳粹德国在准备战争，1939年初又提出“但泽走廊”问题，秘密制定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将矛头指向波兰。波兰盲目自大，轻信英法的承诺，标榜在纳粹德国和红色苏俄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企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英法两国口是心非，无意同苏联携手，企图祸水东引。苏联开始贯彻联共(布)十八大确定的新的外交方针，“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迅速地从力争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转为中立自保。
欧洲的外交舞台尔虞我诈，形势瞬息万变。在英法和苏联、英法和德国、德国和苏联之间，三场讨价还价的秘密谈判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当英法苏三国政治和军事谈判先后失败之后，苏联立即同德国于8月23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划分苏德两国的势力范围，秘密瓜分波兰。这项称之谓“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的签订，排除了德国最为担心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使德国完成了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外交准备。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侵略战争。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苏联有权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由，出兵波兰。就这样，德国由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迅速占领波兰全境。9月28日，原本并无共同边界的苏德两国，竟然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划定了各自利益的边界线。
也就是在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之后，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人、警察及其他人员被苏军俘虏或逮捕，共约25万之众。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波兰被俘军人的命运极其不同，有的被编入苏军队伍，有的被释放，有的被送到劳动营强制劳动，余下的约15000名军官和军士及其他人员被关押在苏联西部三个大战俘营里(其中450多人后又转移他处)。1940年春，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人同他们家属中断通讯联系，下落不明。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条约，向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局和国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30日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签订“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组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为了组建军队，波兰流亡政府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方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斯大林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兰军官的事，还说“有些人已逃到中国满洲去了”。波兰人不相信苏方自相矛盾的解释，缠着苏方不放，不断交涉要人，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大捷，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苏军进入反攻，德军开始败退。恰好在这关键时刻，4月13日，德国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并断定杀害波兰军官的凶手是苏联。为确定苏联的罪责，德国组织国际专家组进行了现场调查。德国精心策划的这则新闻引起苏波双方的强烈反响。苏联表现得怒不可遏，矢口否认，当即声明死者是德国法西斯手中的牺牲品，德国捏造材料，污蔑苏联，企图嫁祸他人，挑拨离间。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要求弄清真相，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实地调查。苏联进而迁怒波兰，斥责波兰流亡政府轻信谎言，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同流合污，陷害和敌视盟友，并以此为借口，愤然于4月25日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刚刚恢复不到两年的外交关系。
究竟是苏联还是德国，究竟在卡廷森林屠杀了多少波兰军官，一时间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
在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后，苏联为了确定屠杀系德国所为，于1944年1月特地组织一次由苏联人布尔坚科主持的委员会进行现场反调查。据该委员会说法，集体坟墓中共有尸体11000具，是1941年9月至12月被枪毙的。也就是说，是德军在发动侵苏战争并占领苏联西部地区后屠杀了这些波兰军官。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出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最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也就是说，纽伦堡法庭并未断定究竟是谁犯下了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
波兰人不相信苏联人的调查结果。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解开卡廷之谜。此后卡廷事件被尘封起来，足足半个世纪，成为波苏关系中严禁涉猎的历史问题，成为困扰波苏关系的一个死结，被双方称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二
所谓的空白点，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
苏联当权者居高临下，将一切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和呼声均斥之为“戈贝尔版本”的反苏宣传。自斯大林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歪曲和隐瞒。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中被枪杀者总人数是21857人(三大战俘营14552人，其他战俘营和监狱7305人)，档案馆保留这21857份人事档案，对苏联“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对“波兰朋友恐怕也没什么真正的价值”，“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他建议销毁卡廷事件牺牲者21857人的人事档案。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三人，在卡廷事件35周年前夕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随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制造的卡廷森林罪行35周年的临近，挑衅性的反苏宣传会进一步强化”，因此，可“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苏联当权者越是遮遮掩掩，强词夺理，越像一根针刺深深地扎在波兰人民的心头。
在贝利亚上呈的关于处置波兰战俘的报告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1940年3月5日)
波兰官方不敢面对事实，在加强同苏联“友好和同盟”的政策下，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并把卡廷事件束之高阁，回避矛盾捂盖子，甚至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1975年国防部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和1987年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均有意识地不把卡廷事件收入辞书。
在五六十年代，卡廷问题在波兰社会意识中一般说来还不突出，到了70年代，要求澄清真相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个悲剧事件引起的反苏情绪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反对派开始活跃，他们抓住官方宣传的弱点，组织“飞行大学”历史讲座，发行地下出版物，借题发挥，使卡廷悲剧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口讲，有人著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意识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流传不已。波兰的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在反对政治反对派的斗争中，卡廷事件从历史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谁敢触动它，波兰官方就常常斥责谁不怀好心，是在利用群众的“反苏情绪”，恣意“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官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只能增加知识界、青年学生、广大群众的反感，扩大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与鸿沟，只能加重波党在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背负的重担。而当波兰军警手执警棍和盾牌，奉命驱散那些手举“卡廷”标语牌的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时，群情之愤慨是不言而喻的。
在80年代，有人在华沙公墓中为卡廷森林中的死难者树立了一个奇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公墓的偏僻角落，是一块不加任何雕饰的光秃秃的巨石，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卡廷，没有碑文，也没有记载时日。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是一种韧性的斗争，是以纪念为名发出的无声的抗议。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把利刃，矛头直指掩饰真相的苏联及其追随者。每年11月1日亡灵节时，公墓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某些风云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是人们用鲜花和烛光在公墓中表达的亲与疏，爱与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决。1985年亡灵节那天，我在阴雨绵绵中目睹这一景象，心灵为之震颤，留下的记忆，久不能忘：
这是没有石砌的“光荣之路”，
也没有大理石陵寝的闪光。
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和泥土，
还有阴雨中的阴森和苍凉。
一块沉默无语的巨石上，
是谁写上了卡廷的字样?
招来了数以万计的冤魂，
在这里哭泣呼号和游荡。
亡灵节竟变成了民意测验的课堂，
鲜花和烛光填写在“历史空白点”上。
那边的陵墓只有孤独的灯火数盏，
这边的荒芜却是花山和烛光的海洋。
人们啊，紧闭双唇来自四面八方，
踏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很远很长。
人们啊，两眼含泪回到四面八方，
内心深处翻动着万盏烛光的汪洋。
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
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
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
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
本来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看的小诗，记录了自己作为目击者的见闻和感想。但在当时，在苏联能而不愿和波兰愿而不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其他人是不可以不分时间和场合公开揣测、评论和抒发自己的爱憎的。现今，真相已经大白，这往昔的墨痕，不妨作为一个在华沙工作过的外交官明辨是非和思考历史的见证。
三
如果说人民波兰领导人不愿或不想澄清真相，解开波苏关系中的死结，缓和群众情绪，改善领导和群众关系，恐怕那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波兰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诸如卡廷事件这样涉及波苏关系的历史问题，如不抓紧澄清，不仅严重影响波苏关系，而且势必损害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但他们处于被动的两难境地。他们听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呼声，也看到了苏联顽固不化的态度。他们要求澄清，又害怕触怒苏联。他们既要揭开盖子，又要维护与苏联的“同盟和友谊”。他们没有主动权。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钥匙，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掌握在苏联手里，不仅如此，有时他们又必须看苏联的脸色行事。
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尴尬遭遇就是实例。据他回忆，在70年代，他曾经三次向苏联提过卡廷事件。第一次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及“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的反应一是感到惊讶，二是允诺调查，但说完了事。第二次是向葛罗米柯说起，希望苏方“再一次深入调查”。葛罗米柯胸有成竹，声称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但允诺再重新调查，又是说完了事。第三次是向苏联新任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谈的，其结果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盖莱克感到“歉疚和自责”。当时这位大使倾听了盖莱克的谈话，深受触动和感到不安。他允诺将准确地亲自向葛罗米柯转达和陈述问题的微妙的一切。数日后，皮洛托维奇从莫斯科返回华沙，两手空空，神情沮丧，没带来任何答复。他告诉说，他见到了葛罗米柯，转达了波兰的立场，因而遭到上司的怪罪。此后不到两个月，他被免去大使职务，调离苏联外交部，派往白俄罗斯共和国任副总理。他失宠受贬，处境不佳，几年之后，自杀身亡。盖莱克企图澄清真相的努力不了了之。
这一重任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身上。
同盖莱克比较，雅鲁泽尔斯基具有两个日渐成熟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方面看，雅鲁泽尔斯基有着同政治反对派、同团结工会反复较量的实践，对于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在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上所起破坏性作用的认识，比盖莱克更深刻一些，要求澄清的愿望也更迫切些。从客观方面看，80年代中期，苏联结束了老人政治，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使澄清真相具备了客观可能性。在不允许政治反对派“把历史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投机的对象和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口实”的问题上，波苏双方看法趋于一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把澄清真相，消除“历史空白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双方的态度和表现迥然不同，波方要求迅速和彻底澄清，苏方处境被动，步步为营。
1985年以来，雅鲁泽尔斯基同戈尔巴乔夫几乎年年会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其他领导人，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苏方提出卡廷事件问题，向苏方施加影响和压力。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和酝酿，对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问题取得共识。1987年4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触动了解开卡廷之谜的闸门。双方强调，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而不应存在任何“空白点”，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决定成立波苏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卡廷事件以及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1920年苏波战争、1939～1940年波兰人大迁移等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终于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争取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承诺，但这只是开端，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因为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铁门还在紧锁着。
这一小步的意义在于卡廷问题开始走出禁区。在波兰报刊上就卡廷问题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文章作者既有持反对派观点的又有接近波兰领导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公开认为，苏联应承担卡廷悲剧的罪责。波兰教会也于1988年出版题为《卡廷》小册子，说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苏方认为，有关苏联有罪的观点，在波兰政府发言人乌尔班的声明中获得合法化，“事实上成为波兰当局的正式看法”。看得出波方在努力攻坚，而苏方在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波苏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上，两年来委员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苏方代表既拿不出新的材料，也未获得就波方提出的重要证据进行讨论的授权。
如何应对来自波方的种种要求和压力，苏联领导层在寻找出路和办法，他们的态度在进一步发生变化。1988年3月，谢瓦尔德纳泽、法林、克留奇科夫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他们强调，卡廷问题越拖越危险，可能引发波方要求苏联进一步澄清其他数千被捕人员的命运。迄今为止，苏联对波方的这种呼吁并未做出回答。谢瓦尔德纳泽三人的结论和建议是：“我们难于回避向人民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苏联领导层对卡廷事件态度变化的速度显然不如苏联和东欧政局变化的速度来得更快。1989年6月，波兰在东欧各国中首先发生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根据圆桌会议的精神仍当选为波兰总统，但地位虚弱，岌岌可危。而此时的苏联正内外交困，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驾驭形势的能力。如何解决卡廷问题，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来说，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
1990年4月11～14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访苏。访问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和巧妙安排的。大家知道，卡廷事件曝光的日子是1943年4月13日，卡廷事件发生的年代是1940年，1990年恰恰是卡廷事件50周年。雅鲁泽尔斯基此时访苏，其重要任务之一显然是解决卡廷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访问，法林于1990年2月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有关苏联历史学家查阅档案的情况及他的看法和建议。法林认为，继续说在苏联国家档案馆中找不到有关卡廷悲剧的背景材料“将难于令人信服”。已找到的档案材料同波方借以立论的材料相对照，“不允许我们再坚持以前的说法，不允许我们不做出结论”。“考虑到卡廷50周年在即，无论如何也要明确我们的立场。”法林建议，“看来代价最小的方案是：告诉雅鲁泽尔斯基，我们仔细查阅有关档案，未能找到可以确定卡廷悲剧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肇事人的直接证据。”但在内务人员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可对布尔坚科报告的可靠性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断定，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就人而言，系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法林的方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波方的要求，但其实质是只在原则上认罪，不做彻底的澄清，凡波方已掌握的事实，苏方承认确有其事，凡波方尚不了解的情况，苏方一概缄口不言。
雅鲁泽尔斯基如期访苏。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强调，查清二战期间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的死亡情况具有“特殊的道德意义”。除会谈外，雅鲁泽尔斯基还专程前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这次访问的重大的实际成果，凝结在塔斯社4月13日声明的一句话中：“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这是苏联选择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在波兰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就卡廷事件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负有罪责。
历时50载，苏联始认罪，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是他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一件大事，也是他自1987年以来在坚持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只可惜，它来得太晚了。波兰工人党业已丧失政权，它并未能及时帮助波党解脱在维护政权斗争中压在背上的沉重的历史重负。只可惜，它来得太不彻底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还在忸忸怩怩，“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至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时，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的，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为11000人。
值得强调的是，此前人们所了解的卡廷事件基本上只限于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的悲惨命运，而现在事件涉及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死难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卡廷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对于苏联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将强权和谎言强加于人，虽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是既损人又害己。
对于波兰来说，她在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党小国的不利地位，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敢不敢在强权面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关系到领导威信和民心向背。
沉痛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