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的法国伟人戴高乐将军
曹松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京)2004年01期第27～29页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和中法关系的缔造者戴高乐将军于1970年11月与世长辞，迄今已经33年了。但在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中却始终萦绕着戴高乐情结。值此中法建交40周年之际，回顾20世纪的历史进程，我们更加缅怀戴高乐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并且更深切感悟到，戴高乐将军不愧为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英雄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北方里尔市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970年11月29日卒于上马恩省的科隆贝双教堂镇。
戴高乐早年就读于圣西尔军校。1913年，在驻守阿腊斯的步兵第33团任少尉。1916年，在凡尔登战役中受伤被俘，在德国的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囚禁了两年零八个月。1918年一战结束后，获释回国。从1919年起，先后在法国圣西尔军校、高等军事学院、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驻梅茨的第507坦克团等单位工作。作为军事理论的研究成果，戴高乐出版了《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年)、《剑刃》(1932年)、《建立职业军》(1934年)等著作，提出了建立机械化和装甲化的职业军的主张。1940年巴黎沦陷前夕，戴高乐晋升为准将，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1940年6月，戴高乐毅然决然地只身流亡伦敦，在英国BBC电台上发出“六·一八”号召书，号召法国人民投奔他创立的“自由法兰西”运动，开展抵抗斗争。在戴高乐的坚强领导下，“自由法兰西”先后经历了战斗法兰西(1942年7月)、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1943年6月)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944年6月)等斗争阶段，大力发展国内武装斗争。1944年8月，戴高乐在积极配合盟军登陆的同时，亲自指挥部队解放了巴黎，从而使法兰西获得解放。这是戴高乐一生中最艰苦、最重要和最辉煌的斗争阶段。
1944年至1946年，戴高乐从政两年，一度担任过法国临时政府总理。1946年2月至1958年5月期间，在科隆贝隐居，撰写和出版了《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召唤》(1954年)、第二卷《团结》(1956年)和第三卷《拯救》(1959年)。在此期间，戴高乐在1946年发表过关于法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贝叶演说”，在1947年组建过“法兰西人民联盟”，对第四共和国政局施加过一定影响。
1958年至1969年，戴高乐执政12年，担任过第五共和国的前两届总统。这是戴高乐一生中第二个最重要和最辉煌的活动阶段。1958年6月，戴高乐应召重返政权，出任政府总理。在9月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和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戴高乐于同年12月当选为第五共和国总统，并于翌年1月入主爱丽舍宫，在内外政策上实行新政。1965年12月，戴高乐通过首次普选，蝉联共和国总统。1968年，戴高乐平息了“五月风暴”。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全国大区和参议院改革问题上未获公民投票多数而宣布辞职，主动引退。
1969年5月至1970年11月，在科隆贝隐居，并撰写《希望回忆录》的第一卷《复兴》和第二卷《努力》。11月9日，戴高乐因胃动脉破裂而突然逝世，享年80岁。
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
20世纪的法国历史表明，戴高乐为法兰西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作出了非凡的历史性贡献，像拿破仑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的魅力。
首先，戴高乐是使法兰西在二战中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英雄。1940年6月，法兰西遭到德军入侵，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贝当元帅为代表的维希政府向德国侵略者乞求停战，国土沦丧。但是，作为军界小人物，戴高乐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选择了一条流亡伦敦的救国道路。戴高乐顺应时势，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号召法兰西民族奋起抗战，点燃了抵抗斗争的熊熊烈火。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兰西”在法国本土和海外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进程。经过四年的抵抗斗争，戴高乐在盟军的援助下解放了巴黎和全国，完成了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
第二，戴高乐是使法兰西摆脱第四共和国危机，创建第五共和国新体制的英雄。二战后，戴高乐在1946年6月发表了贝叶讲话，主张加强总统权力，克服议会制的种种弊端，为法制改革、重振国家权威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当时未能解决政党纷争问题，无法实现贝叶讲话的精神，戴高乐便主动引退，在科隆贝韬光养晦，长达12年之久。与此同时，第四共和国政局不稳，政党倾轧，政府更迭频仍，危机日趋严重。特别是，驻守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将领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在1958年发动“五·一三”暴乱事件，使第四共和国濒临内战的边缘。于是，戴高乐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制定新宪法和建立第五共和国，开创了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
第三，戴高乐是顺应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潮流，对“法兰西帝国”实行非殖民化的英雄。作为一位明智的和现实主义的法国政治家，戴高乐不愿意抗拒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1960年至1962年，在戴高乐的推动下，先后有塞内加尔、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15个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特别是戴高乐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在1962年3月达成了著名的埃维昂协议，正式宣布“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解决了极其棘手的阿尔及利亚动乱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的范例。值得一提的是，戴高乐曾多次遭到极端分子组织的暗杀，但他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位军人政治家实行非殖民化的坚强决心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第四，戴高乐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力争实现法国大国梦的英雄。戴高乐早年就立志于争取法国的伟大和荣誉，重振法兰西的大国雄风。由于二战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法国在战后同美苏英等国参与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并且跻身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从而为实现法国的复兴和大国梦营造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戴高乐上台后，调整法国的对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同美苏抗衡的、重大的强国措施。1960年2月，法国的第一个原子弹在撒哈拉沙漠试爆成功，使法国获得了“重新独立自主”(戴高乐语)。此后，法国建立了一支核力量，并实行核威慑的战略。1963年8月，拒绝在苏美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向美苏的核垄断地位进行了挑战。1966年2月，戴高乐又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凡此种种都说明，戴高乐坚持不惟美国马首是瞻，展示了法国不畏强暴，敢于同美国霸权主义进行顽强抗争的大国形象。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戴高乐将军不仅是法兰西的民族英雄和法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中法关系的缔造者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64年1月，戴高乐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为中法建交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戴高乐高瞻远瞩，在中国问题上具有着战略性眼光，并为中法建交作出了难能可贵的积极努力。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为中法建交扫除了障碍，中法建交时机趋于成熟。1963年10月，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法国前总理富尔为特使访华，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谈两国关系问题。对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以积极的姿态，热情地接待了富尔。除了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富尔之外，周恩来总理同富尔经过三轮谈判，最后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签署了有关文件，为中法建交拉开了序幕。此后，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下，法国政府代表在瑞士同我国就建交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了磋商，使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基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深刻认识，对新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所持的务实态度，戴高乐决定中法建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大作用。这无疑是对美国奉行的敌视中国政策的一次重大挑战。在中法建交前夕，戴高乐同美台当局进行了适度的外交斗争，以排除美国和台湾当局对中法建交进程的阻挠或破坏。首先，法国主动向美国打招呼，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重申法国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其次，在处理法台关系问题上，戴高乐亲自出马，刚柔相济，处理得比较稳妥，比较巧妙。在建交前夕，戴高乐派二战时期的驻华大使潘考夫将军到台湾，向蒋介石面交了他的复信，强调了法国同中国缔结外交关系是“一项归根结底符合法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决定”。在建交之后，法国政府立即通知台湾当局驻法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从而迫使台湾当局在同一天宣布，“中华民国”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1969年隐居科隆贝后，戴高乐曾多次对亲友提及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之行和同毛泽东的会见。但是，疾病过早地夺走了戴高乐的生命，使得戴高乐来不及在1971年访华，同毛泽东举行历史性的会见。诚然，从中法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心情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遗憾。但值得欣慰的是，40年来，由戴高乐同毛泽东、周恩来缔造的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经历了历史风雨的考验。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继承和发扬了戴高乐将军的对华友好传统。尤其是希拉克总统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第二代传人，同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一道身体力行，在全面推进21世纪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丰富深邃的思想遗产
戴高乐将军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像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那样，是20世纪的世界风云人物之一。作为给当代历史打下深刻印迹的民族英雄，戴高乐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将会对21世纪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作为20世纪的伟人，戴高乐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思想。尽管戴高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实行所谓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制”，但他的思想核心却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争取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这是贯穿于戴高乐一生斗争实践和政治活动的一根思想主线。因此，戴高乐必然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并且不知疲倦地献身于法兰西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事业。正如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召唤》中开宗明义所写的那样，“法兰西如不伟大，那就不成其法兰西”。
其次，戴高乐具有独特的领袖品格。这就是，在法兰西民族遇到的历史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引导法兰西民族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与时俱进。假如没有这种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时俱进的精神，那就很难设想，戴高乐会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的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致力于争取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叛乱、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会重返权力，致力于法兰西民族振兴和实现法国的大国夙愿。正如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的结尾时写道：“在法兰西沿着山坡向上攀登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引导她向着高峰前进……我要给法兰西指出的，没有其他的目标，只有顶峰；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努力。”
在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时，从法兰西传来了关于戴高乐这位伟人的最新消息。2003年10月，戴高乐的儿子、年届八旬的菲利普海军上将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回忆录《我的父亲戴高乐》。11月9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偕同菲利普等戴高乐亲属，在科隆贝镇的公墓举行了纪念戴高乐逝世33周年的活动。希拉克同在场的群众见面时，亲自为他们手中的新书《我的父亲戴高乐》题词。看到这幅感人的情景，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戴高乐，也再次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在33年前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毛泽东赞扬戴高乐将军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对这位同时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给予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表明了中国人民怀念戴高乐的心是同法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值此中法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深信，20世纪的法国伟人戴高乐将彪炳青史，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京)2004年01期第27～29页
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北方里尔市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970年11月29日卒于上马恩省的科隆贝双教堂镇。
戴高乐早年就读于圣西尔军校。1913年，在驻守阿腊斯的步兵第33团任少尉。1916年，在凡尔登战役中受伤被俘，在德国的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囚禁了两年零八个月。1918年一战结束后，获释回国。从1919年起，先后在法国圣西尔军校、高等军事学院、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驻梅茨的第507坦克团等单位工作。作为军事理论的研究成果，戴高乐出版了《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年)、《剑刃》(1932年)、《建立职业军》(1934年)等著作，提出了建立机械化和装甲化的职业军的主张。1940年巴黎沦陷前夕，戴高乐晋升为准将，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1940年6月，戴高乐毅然决然地只身流亡伦敦，在英国BBC电台上发出“六·一八”号召书，号召法国人民投奔他创立的“自由法兰西”运动，开展抵抗斗争。在戴高乐的坚强领导下，“自由法兰西”先后经历了战斗法兰西(1942年7月)、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1943年6月)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944年6月)等斗争阶段，大力发展国内武装斗争。1944年8月，戴高乐在积极配合盟军登陆的同时，亲自指挥部队解放了巴黎，从而使法兰西获得解放。这是戴高乐一生中最艰苦、最重要和最辉煌的斗争阶段。
1944年至1946年，戴高乐从政两年，一度担任过法国临时政府总理。1946年2月至1958年5月期间，在科隆贝隐居，撰写和出版了《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召唤》(1954年)、第二卷《团结》(1956年)和第三卷《拯救》(1959年)。在此期间，戴高乐在1946年发表过关于法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贝叶演说”，在1947年组建过“法兰西人民联盟”，对第四共和国政局施加过一定影响。
1958年至1969年，戴高乐执政12年，担任过第五共和国的前两届总统。这是戴高乐一生中第二个最重要和最辉煌的活动阶段。1958年6月，戴高乐应召重返政权，出任政府总理。在9月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和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戴高乐于同年12月当选为第五共和国总统，并于翌年1月入主爱丽舍宫，在内外政策上实行新政。1965年12月，戴高乐通过首次普选，蝉联共和国总统。1968年，戴高乐平息了“五月风暴”。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全国大区和参议院改革问题上未获公民投票多数而宣布辞职，主动引退。
1969年5月至1970年11月，在科隆贝隐居，并撰写《希望回忆录》的第一卷《复兴》和第二卷《努力》。11月9日，戴高乐因胃动脉破裂而突然逝世，享年80岁。
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
20世纪的法国历史表明，戴高乐为法兰西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作出了非凡的历史性贡献，像拿破仑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的魅力。
首先，戴高乐是使法兰西在二战中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英雄。1940年6月，法兰西遭到德军入侵，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贝当元帅为代表的维希政府向德国侵略者乞求停战，国土沦丧。但是，作为军界小人物，戴高乐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选择了一条流亡伦敦的救国道路。戴高乐顺应时势，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号召法兰西民族奋起抗战，点燃了抵抗斗争的熊熊烈火。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兰西”在法国本土和海外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进程。经过四年的抵抗斗争，戴高乐在盟军的援助下解放了巴黎和全国，完成了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
第二，戴高乐是使法兰西摆脱第四共和国危机，创建第五共和国新体制的英雄。二战后，戴高乐在1946年6月发表了贝叶讲话，主张加强总统权力，克服议会制的种种弊端，为法制改革、重振国家权威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当时未能解决政党纷争问题，无法实现贝叶讲话的精神，戴高乐便主动引退，在科隆贝韬光养晦，长达12年之久。与此同时，第四共和国政局不稳，政党倾轧，政府更迭频仍，危机日趋严重。特别是，驻守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将领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在1958年发动“五·一三”暴乱事件，使第四共和国濒临内战的边缘。于是，戴高乐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制定新宪法和建立第五共和国，开创了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
第三，戴高乐是顺应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潮流，对“法兰西帝国”实行非殖民化的英雄。作为一位明智的和现实主义的法国政治家，戴高乐不愿意抗拒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1960年至1962年，在戴高乐的推动下，先后有塞内加尔、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15个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特别是戴高乐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在1962年3月达成了著名的埃维昂协议，正式宣布“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解决了极其棘手的阿尔及利亚动乱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的范例。值得一提的是，戴高乐曾多次遭到极端分子组织的暗杀，但他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位军人政治家实行非殖民化的坚强决心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第四，戴高乐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力争实现法国大国梦的英雄。戴高乐早年就立志于争取法国的伟大和荣誉，重振法兰西的大国雄风。由于二战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法国在战后同美苏英等国参与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并且跻身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从而为实现法国的复兴和大国梦营造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戴高乐上台后，调整法国的对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同美苏抗衡的、重大的强国措施。1960年2月，法国的第一个原子弹在撒哈拉沙漠试爆成功，使法国获得了“重新独立自主”(戴高乐语)。此后，法国建立了一支核力量，并实行核威慑的战略。1963年8月，拒绝在苏美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向美苏的核垄断地位进行了挑战。1966年2月，戴高乐又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凡此种种都说明，戴高乐坚持不惟美国马首是瞻，展示了法国不畏强暴，敢于同美国霸权主义进行顽强抗争的大国形象。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戴高乐将军不仅是法兰西的民族英雄和法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中法关系的缔造者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64年1月，戴高乐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为中法建交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戴高乐高瞻远瞩，在中国问题上具有着战略性眼光，并为中法建交作出了难能可贵的积极努力。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为中法建交扫除了障碍，中法建交时机趋于成熟。1963年10月，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法国前总理富尔为特使访华，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谈两国关系问题。对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以积极的姿态，热情地接待了富尔。除了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富尔之外，周恩来总理同富尔经过三轮谈判，最后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签署了有关文件，为中法建交拉开了序幕。此后，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下，法国政府代表在瑞士同我国就建交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了磋商，使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基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深刻认识，对新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所持的务实态度，戴高乐决定中法建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大作用。这无疑是对美国奉行的敌视中国政策的一次重大挑战。在中法建交前夕，戴高乐同美台当局进行了适度的外交斗争，以排除美国和台湾当局对中法建交进程的阻挠或破坏。首先，法国主动向美国打招呼，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重申法国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其次，在处理法台关系问题上，戴高乐亲自出马，刚柔相济，处理得比较稳妥，比较巧妙。在建交前夕，戴高乐派二战时期的驻华大使潘考夫将军到台湾，向蒋介石面交了他的复信，强调了法国同中国缔结外交关系是“一项归根结底符合法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决定”。在建交之后，法国政府立即通知台湾当局驻法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从而迫使台湾当局在同一天宣布，“中华民国”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1969年隐居科隆贝后，戴高乐曾多次对亲友提及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之行和同毛泽东的会见。但是，疾病过早地夺走了戴高乐的生命，使得戴高乐来不及在1971年访华，同毛泽东举行历史性的会见。诚然，从中法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心情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遗憾。但值得欣慰的是，40年来，由戴高乐同毛泽东、周恩来缔造的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经历了历史风雨的考验。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继承和发扬了戴高乐将军的对华友好传统。尤其是希拉克总统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第二代传人，同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一道身体力行，在全面推进21世纪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丰富深邃的思想遗产
戴高乐将军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像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那样，是20世纪的世界风云人物之一。作为给当代历史打下深刻印迹的民族英雄，戴高乐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将会对21世纪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作为20世纪的伟人，戴高乐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思想。尽管戴高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实行所谓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制”，但他的思想核心却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争取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这是贯穿于戴高乐一生斗争实践和政治活动的一根思想主线。因此，戴高乐必然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并且不知疲倦地献身于法兰西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事业。正如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召唤》中开宗明义所写的那样，“法兰西如不伟大，那就不成其法兰西”。
其次，戴高乐具有独特的领袖品格。这就是，在法兰西民族遇到的历史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引导法兰西民族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与时俱进。假如没有这种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时俱进的精神，那就很难设想，戴高乐会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的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致力于争取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叛乱、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会重返权力，致力于法兰西民族振兴和实现法国的大国夙愿。正如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的结尾时写道：“在法兰西沿着山坡向上攀登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引导她向着高峰前进……我要给法兰西指出的，没有其他的目标，只有顶峰；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努力。”
在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时，从法兰西传来了关于戴高乐这位伟人的最新消息。2003年10月，戴高乐的儿子、年届八旬的菲利普海军上将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回忆录《我的父亲戴高乐》。11月9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偕同菲利普等戴高乐亲属，在科隆贝镇的公墓举行了纪念戴高乐逝世33周年的活动。希拉克同在场的群众见面时，亲自为他们手中的新书《我的父亲戴高乐》题词。看到这幅感人的情景，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戴高乐，也再次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在33年前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毛泽东赞扬戴高乐将军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对这位同时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给予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表明了中国人民怀念戴高乐的心是同法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值此中法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深信，20世纪的法国伟人戴高乐将彪炳青史，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