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培养世界眼光 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座谈会纪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1期第4～24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3年11月24日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对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这次学习时强调，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国内部分专家学者，于2003年12月23日召开学习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座谈会，以下是会议纪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齐世荣教授指出，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历史这门社会科学。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诸位领导人都把学习、研究历史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尤其令我们世界史工作者鼓舞的是：胡锦涛还在这篇讲话中几次提到学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号召干部：“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换规律性趋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胡锦涛同志的这些指示十分重要。我个人的体会是：1.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总结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毛主席1956年发表的《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时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由此可见，革命领袖是如何重视总结外国历史经验的。2.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世界，既了解世界的现状，也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例如，经济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美国要称霸世界，能够实现吗?要解答这些头等重要的问题，非研究世界历史不可。总之，我们世界史工作者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我建议在2004年的适当时候，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世界史工作者会议，深入研究我国世界史学科在21世纪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不久前，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专门把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作为研讨内容，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学习历史包括学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作了意义深远的讲话。这些都令我深受鼓舞并得到很大启发。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并且在做法上越来越走向成熟和深入。特别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成立以来，将包括历史内容在内的集体学习制度化、经常化。这一做法本身，不仅反映了中央对历史的高度重视，而且说明，一个高度重视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对执政规律、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水平的政党，是不可战胜的。以下讲三点体会。
1.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这一重要论述，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学的本质、功能和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仅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而言，正是由于深入了解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后来许多国家走向衰落的经验教训，才使得我们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成为我们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记得列宁在1918年春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危急关头，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使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不致失败的保证在于，我们“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注：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4卷，1985年版，第12页。)。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唯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像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那样，“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并“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
2.胡锦涛同志强调，“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这就把学习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说明。也给我们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研究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国中国史研究的历史比世界史的研究要长得多，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和有着深厚的积累。但是，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看，20世纪世界已越来越走向整体化，及至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世界更大踏步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相互影响和激荡从来没有像20世纪、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都必须既懂得本国历史的昨天和今天，又必须懂得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并且把本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大背景之中加以研究。事实上，我国之所以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毅然决然地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既深刻总结了国内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认真学习了外国先进经验的结果。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同样不能离开对中外两种历史的借鉴。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要努力在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和课题的选择上注意处理好中外历史两者的关系而避免人为地割裂。
3.这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的“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本身，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课题。从15世纪到现在五六百年历史，涵盖了整个世界近代史和目前我们所处的世界现代史时期；从国家来看，包括了从西欧到东亚到北美10来个曾经在历史上存在或现今存在的世界强国。如此长时段、整体地对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只有从“长时段”、“整体”观点去研究历史，我们才能得出规律性认识。而“短时间”正如布罗代尔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试以制度创新为例，为什么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头，葡、西两国会走在世界前列?那是因为它们不仅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而且最早向海外迈出了一步，最早出现代表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荷、英、法三国的兴起，是因为它们开了近代资本主义先河。特别是英国，它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走上工业革命道路，其长期称雄世界也就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美国是一个从建国之日起就没有封建残余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加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包括地理上所处的优势地位，它最终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也不是偶然的。至于新生的苏联，也正是因为它建立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短短的20年间把一个落后的俄国提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并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反过来说，上述绝大多数国家的霸权地位后来走向衰弱，也恰恰与它们受资本主义本质的驱使走上扩张、争霸、战争的道路有关。苏联社会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未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国内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腐朽因素日益滋长，当权者甚至学着帝国主义的样子大肆向外扩张，从而使问题成堆，病入膏肓。到了戈尔巴乔夫掌权，竟自觉地选择资本主义。其结果是苏联解体，政权落到一批由新的银行家、媒体大王和实业家组成的寡头集团手中，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只有整体地纵观500年左右世界发展史，而不是只是微观地抓住一个片断，才能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运动的本质。当然，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否认或轻视中观乃至微观的实证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并不脱离正确理论指导，不脱离长时段的宏观整体的认识，这只会丰富加深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反之，如果没有对具体问题深入细微的研究，所谓宏观整体研究就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主观构建的框架。我体会，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对15世纪以来若干世界强国历史发展的总结，正是科学地将长时段宏观研究与中观、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最终达到了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尽管不敢说这种认识都十分正确，更不能说已经穷尽了这种认识，但毕竟是在努力接近对真理的认识。
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作了题为“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要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发言。他指出，历史、现实、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科学地认识过去，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清醒地展望未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就不可能面向世界，清醒地了解世界的现实和未来。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中国历史而且也需要学习世界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动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因此，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应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研究课题，如新殖民主义、新霸权主义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国际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20世纪人类历史巨变等，反映了当代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离不开用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去认识和分析。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的国际形势，世界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一部世界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证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是由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所决定的。曾几何时，人们随着大英帝国在20世纪的衰落，早已忘记了19世纪还曾有过显赫的“英国时代”。由此我们可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极与多极的矛盾，仍将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内容，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明确这一点，并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让我们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关注现实，创新理论，努力做到世界历史研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使世界史学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研究员指出，以研究历史为己任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力求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在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崇高事业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自然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在育人的工作中，发挥历史的功能，使青少年通过学校的系统历史教育，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悟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从咨政的角度讲，揭示和正确阐述历史发展规律，有助于执政为民，无愧于人民的重托。
从马克思诞生至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究竟有无客观规律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并且会长期争论下去。现在，困难的不仅仅是承认不承认有无客观规律，而是有没有能力科学地揭示和阐述哪些是客观规律，怎样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些方面，我们的能力是不够的，成绩十分有限。比如，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否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有什么发展规律?20世纪的历史有飞跃，有严重的倒退，规律何在?许多问题需要仔细研究。我们感到能力不足。客观上看，世界史研究的队伍太小，力量薄弱，无力进行大范围的综合研究，不能深刻揭示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因此，扩大研究人员队伍，尽快填补空缺，改进培养人才的办法，完善现有人员的知识结构，无疑是当务之急，应脚踏实地地逐步解决。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方面有所作为，首先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没有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就没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就谈不上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应该在博士和硕士生中，提倡系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此外，要努力组织一些专题研究，要从掌握大量史料入手，着眼于理论探索。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因此，要为研究人员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家和教授提出了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几点想法。1.我们是中国人，是作为世界成员之一的中国的人民，面对着世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着国内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两种机遇与挑战是密切相关的。为了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我们不能不研究中国史，也不能不研究世界史，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不能不在世界史的背景下来研究中国史，也不能不研究中国处于其中的世界史。
2.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是明确的，至于是否已经充分地在世界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不说。不过，在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世界史”的内容却往往只是外国史。理由是，中国史已经另有专门研究部门，不必重复。包括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内，情况也基本如此。
3.在这种学术格局下，中国史下面又分为各个断代史、专门史，世界史下面又分为国别史、专门史。这样作的优点是可以培养专家。可是，如果只注意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消极面，如果以人们常用的比喻说法，那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与“户籍片警各管一方”。这样，我们的世界史无形中就架空了。
4.应该说，著名的前辈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先觉。他大力提倡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他和齐世荣教授作为总主编的一部《世界史》就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不过，一部书不能涉及研究机构与大学里的学科结构与布局的问题。
5.愚意以为，有必要先在有条件的少数研究机构与大学设立一个世界史研究中心，其特点是：(1)研究对象不再是国别史、断代史、专门史，而是通贯古今中外的世界史。(2)成员却必须首先是国别史、断代史或者加专门史的专家，因为不具备专门研究的严格史学训练是不能真正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时又必须是既坚持自己的专门领域又志愿献身于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因为我们并不是专家太多，从而让一些人转业，而是在加强专家队伍的同时，形成一支确有专长并能贯通的通才队伍。这样的队伍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成员的内在驱动力越大越好。(3)这样的世界史研究队伍身为专家，同专家之学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及时汲取专门研究的积极成果，又可以以自己的开阔眼界推进专家之学的进展与创新。(4)这样的世界史研究中心要进行中外通史研究、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史学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研究人员之间需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5)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于一部分志愿于此而又不脱离专门领域的专家的额外负担，因此对于他们不能实行计时、计件的工作量考核制。(6)这样的研究中心不能一哄而起，要有两三年切实而又积极的思考、筹划与设计的阶段。最好是世界史所联合历史所、近代史所以及部分院外有志于此的学者一同来筹备。(7)这样研究的世界史，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世界史只有一个，全世界的同行都研究同一的对象，这是自其同而言之；每一个国家的研究又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的出发点，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而真正有价值的世界史研究是应该而且必须有其自身的国家或民族的特色的。大家都提供有自己特色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全世界的世界史研究就会不断前进，从而有益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理解与交融，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史学界应做的贡献。
天津师范大学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与实际研究所庞卓恒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怎样探寻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他说，胡锦涛总书记那样重视从中外历史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对我们做世界史工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去探寻和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揭示客观规律，以有助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漫长道路上，由于曾经走过一段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弯路，以致引起人们对历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历史发展本身有没有规律也产生了怀疑。因此，要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必须澄清和纠正过去一段时间流行过的对“规律”的误解、甚至曲解；还须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兴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
以往对“规律”的严重误解之一是，把历史发展规律理解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演进模式。用那种模式去解释历史，就竭力运用那个模式去衡量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历史现象，能够纳入那个模式的，就算是“合乎一般规律”的，不能纳入的，就算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现象或“偶然”现象。由此引起了无休无止的历史争论。用这样的规律观来解释现实，更引起了不容忽视的思想混乱。例如，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又该怎么说呢?一种方便的说法是，那只是历史的“偶然”。可是这能说服人吗?再如，说先经过资本主义再建立社会主义是普遍规律，不经过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特殊情况。可是，特殊又必须服从普遍。照此推论，不经过资本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就必须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呢?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摈弃把规律视为固定模式的不科学的规律观。
那么，科学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应该是什么样的规律呢?简单地说，它不应该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决定发展或不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揭示。或者说，它应该显示，什么因素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什么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快或慢?什么因素决定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们都在致力于探寻那样的规律。如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就明确申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就要寻求“兴废成败之理”，为后世提供鉴戒；司马光写历史也是要总结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治国者提供“资治通鉴”。近代英国的吉本也宣示，他写作罗马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罗马“盛衰”的原因，供后人警觉。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他们都未能找到决定文明或国家的或盛或衰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
当代一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Service,E.R.)提出了“进化潜势规律”，其内容包括：“处在一个既定进化阶段的形态越加具有特性和适应性，它进入下一阶段的潜在势头就越小”；“如果某一种类的随后阶段的进步不可能在它的后代中进行，则相继而来的进化阶段就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发生”，而是在另外的地点发生，而且由此呈现出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现象。塞尔维斯以地中海一欧洲地区几千年间的文明兴衰史为例，证明他归纳的进化模式或规律性可以成立。他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地方，文化突然地、空前地兴盛起来，达到了真正的文明的水平，而且这一文明在肥新月地带广为传播。但是，后来它分化了，适应了，稳定下来了，具有了地方特性，巴比伦、埃及等地水平较高，其他地方水平较低。然而，即使这些高水平地区，最终也落到了新近文明化的希腊的后边。然后罗马突然崛起，形象地说，它从部落组织起步，转瞬之间被推进到希腊之上，此后它又被阿拉伯、最终被北欧所超越。”他还援引历史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论证，认为德国工业超过它的老师英国工业而后来居上，表明了“借用的优势”，也表明英国受到了“领先的惩罚”。他还援引了当代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斯图亚特·休斯(Stuart Hughs)对美国前途的预断，认为美国可能成为“20世纪的拜占庭”；美国对西欧的关系就像当年罗马对希腊的关系：作为一个后起而且比较原始的古老文明的后裔，美国就像罗马，在某些方面把那个文明的效率和特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然而它现在停滞了，正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保守的位置，其保守性比当年的罗马本身更甚，更像晚期的拜占庭……总之，所有这些引证似乎都能证实塞尔维斯所说的“进化潜势定律”确能成立。历史上也确实充满了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实例。可是，毕竟同时也有许多相反的实例；许多的落后者始终没有先进起来，以至最后被先进者消灭，或者在环境灾难中消失；而有的先进者却能长期先进，或者衰而复兴，这又有什么定律来解释呢?有一些著名人士断言西方文明或美国文明已经停滞，甚至行将衰亡，为什么他们至今在经济、科技和教育等众多领域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呢?可见，塞尔维斯也未能真正揭示出文明兴衰或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因果必然性规律。
怎样才能探寻到决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呢?唯物史观指出了一个探寻的方向，那就是首先要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找到了那个动力，就可以从那个动力的大小强弱的变化找到文明或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那个根本动力是什么呢?过去曾经强调过阶级斗争是根本动力。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人们似乎比较认可生产力是根本的动力。可是，什么是生产力呢?有的教科书说那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的“总和”。那么，怎样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呢?常见的一种回答就是生产工具。可是，生产工具的变化怎能解释文明或国家的兴衰存亡呢?显然不能。于是，人们就求助于多元折衷论，强调多种动因决定文明的兴衰或国家的存亡。可是，连年鉴学派的大家勒高夫也承认，坚持多元折衷论“会在‘原因的多重性’面前不知所措，从而分不清因果关系”(注：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多元折衷论的决定论像工具决定论一样行不通。我认为只能回到以生产力为根本动力的理论，但不能把生产力归结为“三要素”或“两要素”的“总和”，只能归结为作为个体或群体——就是马克思说的“总体工人”——的“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也不能用生产工具去衡量，只能用作为个体或作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体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产效率”和相应的产品量来衡量。在现代社会可以考虑用GDP或人均GDP和联合国拟定的“社会发展指数”之类的指标衡量(注：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单位，它的广大脑体劳动者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越高，生产能力发展速度就会越快，那个国家或文明单位就必然兴盛；反之，广大脑体劳动者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受到的社会或自然的压抑越大，生产能力发展速度也就会越慢，那个国家或文明单位就必然走向衰败。这是否就是决定文明或国家兴衰的最一般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呢?
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过“读一点世界史”的号召，在他的倡导下还组织翻译过世界各国的历史著作，这对后来打开中美关系和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后的对外工作，都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近，在改革开放25年之后，在中国正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际，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史，特别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总书记在会上再一次提出了“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的号召，并指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这一英明决策，反映了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仅对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中国由地区大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均将起到重要作用，是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
首先，国际形势越是纷纭复杂，我们就越要注意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赖于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和研究，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的知识，“坐井观天”。这是因为，历史发展规律所要解决的是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靠个别国家的地区的经验。其次，改革开放，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在改革开放25年之后的今天，这种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工作都在向纵深发展，仅有对国外问题的一知半解是大大不够了，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和深刻地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了解和认识世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做到心中有数。此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之初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如果对这些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就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于不败之地。
但普遍的号召必须配合以扎实的努力才会产生结果，这就对我们的世界史学界提出了艰巨的任务。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我国世界史学界的现状并非令人满意，不仅人才短缺、资金缺乏，而且学科建构也不健全，这与国家对这门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急需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在中小学中坚持开设好《世界历史》课程，使之成为青少年们进一步学习世界史及一切知识的扎实基础；二是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提倡学习历史的风气，进一步在他们中间普及世界历史知识和人类文化知识；三是要加强专业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和训练，尽可能地提高我国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水准。
我们希望，总书记关于学习世界历史的号召，不仅成为我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动员令，也会加快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盖彰。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加强自身建设，多出史学精品”。中国历来重视治史，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为什么历史能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呢?因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我们遵循规律办事，就能取得成功。生产力的本质是不断为其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当前经济全球化乃是20世纪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它我们只能趋利避害。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前进、倒退、曲折、多样性、重复性等揭示社会发展由低到高的规律。但是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深刻认识它，提高史学的水平，我们必须加强历史学家的自身建设。
认真学习理论，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历史不是往事的堆砌，我们只有运用我们的高度的思维能力，或者说深厚的理论水平，从中总结出合乎事实的有益的经验教训来，史学才有生命力，才会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我们还应该学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西方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他们撰写的一些经济学的著作，从中我们可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知识面要尽可能地宽一点，当今时代要求我们探讨历史问题必须有世界眼光，也就是把具体的历史现象放到人类历史发展总的背景下去审察。如果我们的知识面很窄，何谈宽阔的视野，研究历史需从具体的问题入手，但是不能从微观研究中拔不出身来。
关心现实，立足国情。我们研究的课题既产生于科学的发展中，也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中，这两种课题都应研究。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勇于承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需从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和论证的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决不会使我们只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而忽视古代和中世纪史的研究。因为弄清一个问题发展的脉络，必须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另外，现实生活是十分丰富的，选择其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而且可永葆史学的长青不衰。
南开大学历史学系陈志强教授提出丰富世界史解读的视角。他说，新世纪之初，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和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的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凸显出了解世界、客观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特别关注近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说明了新一代领导核心富有历史远见和洞察力。这使我们从事世界史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倍感振奋，也深感责任的重大。
如今，我们周围的事物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革，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必须应对当代世界如火如荼的变动，必须主动投身变动中的世界，自觉参与对现实世界各种问题的探讨，主动应对变革引发的一系列学术和理论挑战。
在理论思维层面上，世界史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扩大理论思维的空间。不仅要无限扩展研究视野，而且要逐渐打破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界限，应接收更多的“新思潮”。例如，1992年，69个国家的1700名科学家，包括99名尚健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的警告，明确提出了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这是否应该引起世界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呢?传统历史研究中注意不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是否应该成为观察和解读世界历史的新的视角?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因素是否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以保证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整部人类历史既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演化变动持续发展的历史，而且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历史。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思想成果，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基础上的。作为“特殊物质”的人，其建立复杂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最初始的关系包括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是先于“生产”而存在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语)，人类社会的其他关系和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当自然资源枯竭环境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日益显露，人类自身的发展已经受到制约的时候，人类才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意义。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首先决定于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决定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特征。离开了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我们似乎难以回答为什么在某地形成了“这种”而不是“那种”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特点。
资源环境的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它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技能的发展而变化。由于人类以工业方式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在工业时代的初期，许多原本不被视为自然资源的矿藏成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为不同地区的人类所争夺，甚至成为某些战争的目标。工业方式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变动相当剧烈，资本主义打乱了人类长期生活的节奏，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旗号下加速进行，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得部分资源几告枯竭。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工业时代的不成熟阶段，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一方面，个别地区和国家的所谓“发达工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国家甚至全球的“廉价”资源为代价。另一方面，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发展水平上。只有当人类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活资料，即在加工过程中不产生“废料”，同时不以损坏生存环境为代价时，人类才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成熟阶段。也许只有当人类在物质的“原子水平”上获得生活资料，使所有自然资源改变为可再生资源，并从外太空获取新资源时，才能走出工业时代，即进入“后工业时代”。
由于世界各地区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不同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多样性，这就影响了各地区各民族发展过程和水平的不平衡性，因而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文化交往和联系的前提。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在当前资源和环境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世界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应更关注作为其他关系基础的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更由于各种文明对待这一基本关系的不同方式，这部世界史还可以揭示出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共乐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努力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重大的贡献”。他说，历史科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具有很高的学术要求，很强的社会功能。任何历史著述只要准确地揭示出历史真相，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任何历史著述只有真正地揭示了历史真相，才能真正发挥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历史工作者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去努力解决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去努力解决现实中提出来需要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要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尤其是对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说，付出的辛劳会更大。它既要掌握一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有很高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说，齐世荣等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前不久，他们又向中央领导讲述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并就此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教育部曾为此下文对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专家表示感谢，文中指出：“由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参加的教育部专项调研任务已基本完成，其主要成果《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较全面地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总结了这些国家兴起和衰老落后的主要原因，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参加调研工作的三位专家学术底蕴深厚，以对党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在调研工作期间，认真兢业。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这确实是我国历史学界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随着世界形势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历史工作者去思考，去探索。尤其是对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说，任务更加艰巨，许多问题急需认真研究。例如，如何借鉴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如何看待世界上众多强国的兴衰成败；如何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等等。中国的历史工作者任重道远，责任重大。不过，我们深信，有着悠久治史、学史和用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工作者会不辱使命，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努力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他们自己的应有贡献。
世界历史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指出，近百年的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是：1.要为科技革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上个世纪量子论、相对论以及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理论的建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从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现象奠定了基础；电子管、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先后问世，使生产方式从机械化、电气化走向自动化；人造卫星上天和登月成功，开创了人类宇宙文明的新纪元；新科技革命在电脑、网络、基因、克隆、信息、生物、新能源、航天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20世纪初，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五六百亿美元，而在世纪末已达到30万亿美元之巨。生产力新的飞跃和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空前深刻而广泛。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之一是，在处理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上存在严重失误，在相对论、控制论、遗传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错误地开展大批判，丧失了跟上世界科技革命步伐的机遇，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遗传工程等至关重要的部门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更没有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国家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电子科学技术和发展信息、生物、航天等高科技产业；新中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取得了制造两弹一星等重大成就。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丧失了运用最新科技成果的机遇。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党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全面论述和正确处理了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才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科技与社会经济同步大发展的繁荣景象。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谁就占有了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但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谁能给科学技术发展、科技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谁的科学技术就能获得迅速发展。
2.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共处和竞争的关系。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为落后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枷锁、进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承认的巨大贡献。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点要有充分认识，对其长期性要有足够估计。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旧体制实行改革和创新。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社会的母体里诞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激烈斗争中，资产阶级成为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社会主义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内尚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在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不可避免，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同时，也要注意继承人类文明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成果。要有与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处、竞争的思想准备，才能创造出自身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
3.战争与和平问题。近百年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20世纪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的面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竭力建立“单极世界”，推行按美国意志行事的世界秩序，使国际局势再度笼罩于紧张气氛之下。它大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为人权而战”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借口，建立美国的绝对优势。对政治上、经济上违背其利益者实行制裁，甚至不惜以武力干预别国内政。使战争与和平问题再度显得异常尖锐。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遭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从未停息，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趋势初见端倪；美国单极世界的构想也引起与其盟国内部的矛盾，并随着一些盟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加剧。“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世安教授指出，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要认真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指示，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学应服务于社会的功能的观点，并把学习历史提高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度。
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是我党领导人的一贯传统。1996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着重讲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在论述时代特点和我们的任务时，他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的思想，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内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民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其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他还多次强调了重视历史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并且强调指出在重视学习中国历史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学习世界历史。
胡锦涛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学习历史的讲话，是对我国历史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充分证明中国的历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他们都强调史学应服务社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民是重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代表人物，他在谈历史教学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他强调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
齐世荣先生在论及如何编写教材时，谈到了历史的社会功能问题。他提出了编写教材的三条标准中，其中第一条就是“服务于时代”的标准。他指出，“服务于时代”，就是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著名教授庞卓恒先生非常重视研究历史规律。在其著作《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一书中，庞先生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归宿，就是揭示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怎样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学要服务于社会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要研究历史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历史研究方法。著名专家何兆武先生对发挥历史的社会功能也有论述。
历史学若不发挥其社会功能，就没有生命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提高思想觉悟，认真进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建新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培养世界眼光，促进协调发展”。他说，胡锦涛同志提出，不仅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还要认真学习世界历史，不仅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强调世界史的地位和世界眼光的培养，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我以为这与中国目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关。世界眼光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府和国民都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也应当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和提高，以适应时代要求。日本1991年的教学大纲就提出培养世界视野，倡导公民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同时强调世界史为必修课程。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早有类似提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文化学术交往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提升，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不论学位点的分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还是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几乎每年都有新变化、新进展。不过，总的看与现实的需要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距离。在历史学中，世界史与中国史的摆位长期不能并驾齐驱；非历史专业大学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理工科大学生的世界史教育更是普遍得不到重视。据说，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期间，中央曾到在京的某经济贸易大学物色急需人才，要求他们既懂经贸和外语，还有世界史知识。结果，同时具备三项条件的大学生极少，懂经贸、会英语的不难找到，世界史等人文素养成为普遍缺项，不得不紧急培训，临时抱佛脚。其实，我们从小学就缺乏国际意识的培养与谋划，世界史初等和中等基础教育方面，有时不仅发展不足，还有萎缩之趋势。我国虽然也规定世界史为中学必修课，但在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下，实际上并非“必修”。在初中，历史课被称为“让路课”，因为历史课成绩不作为升高中的依据。在高中，文理分班，只有文科班学生才学世界历史，而选择高中文科班的学生大约不足1/5。即使这1/5有限人群的世界史知识还是“缺项”的：没有世界中世纪史的内容。按新颁布的课程标准，初中历史按年代顺序讲中外通史；高中则按专题归类讲授。且不论专题讲授的合理性，问题在内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时代空白，也就是说，在高中世界史的讲授中，任何专题都没有世界中世纪史内容。世界中世纪史承上启下，极端重要，怎能付之阙如?考虑前述初中历史教学情况，这一缺陷就显得更为严重。初中的“通史”不落实，高中的“缺项”则成为真正的断裂：以西欧史为例，从希腊罗马，一下子跳到近代英、法、德、意等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如何演进的，其文明是如何孕育的，无从知晓。毋庸讳言，长此以往，我国新一代的历史知识尤其世界史知识实在令人堪忧。
胡锦涛同志协调发展的观点，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世界眼光与协调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只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据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才能高瞻远瞩，摒弃急功近利的发展道路，真正理解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真正理解和实践协调发展的战略。在不长的讲话中，胡锦涛两次谈到这个问题，一是提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是提出五个“统筹”，说的也是协调发展问题，要求对五个对立的方面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将其称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从上世纪7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到今天提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认识上的一个跨越，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时代的“转型”，它必将带来实践上的跨越发展。它吸收了我国半个多世纪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也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发展是兴国的第一要务，然而，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速度论速度，换言之，眼睛不能总盯在GDP上，如同当年不应只盯在钢铁上、粮食上一样，欲速则不达。单一经济指标至上，势必急功近利，引发浮夸风，泡沫化。历史证明，单一经济指标的增长，不一定带来社会进步，因此经济史上出现“增长”和“发展”概念的区别。由于某种社会原因，社会在某个阶段完全可能出现经济有“增长”而社会无“发展”那样的事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就是指社会的全面进步。它的内涵远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复杂得多，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对其他门类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同时还应包括人口因素，国民素质因素，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人文指数。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持续发展，才能不可逆的发展。这里仅谈了单一经济指标与其他指标的关系，而胡锦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五个统筹”的内涵比之丰富得多。
由“协调”和“统筹”发展，想到我们研究历史也应避免单一化，简单化。历史与现实一样，本是生动的、丰富的，也是复杂的。就经济史而言，它绝不应该仅是工具发展的历史，技术发展的历史或单位产量增长的历史，它还应当是一部人的历史，观念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单一的经济不能决定一切，那么在历史研究中摒弃“单一经济决定论”是明智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胡锦涛的“五个统筹”中，我特别注意提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法。我们目前提倡和从事的“经济—社会史”学科，就是主张经济与社会互动，拓宽历史学视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感觉受到了鼓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武寅研究员在座谈会上指出，11月24日，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学习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胡锦涛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几次提到学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这件事本身就给世界史工作者提出了两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央为什么这样重视世界历史的学习?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央不但重视政治、经济、法律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十分重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学习世界历史正是领导干部提高综合素质的具体表现。这样说固然没有错，但原因却绝不仅仅限于此。学习世界历史，更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治国安邦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这种重视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而不是把历史拿在手里，作为仅供把玩的文物古董。史学代表作之一《资治通鉴》，就清楚地说明了古人对历史本身具有的借鉴作用以及治史意义的认识。今天，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更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最近，中央召开了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有人会说，这与学习世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没有看到，所谓“国情”，是什么样的国情。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而是一个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与世界脉搏一起跳动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不研究世界，就不能说真正把握了中国的国情，更谈不上引领未来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至于说到“当代”，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没有古代、近代，也就无所谓现代、当代。由古至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脚步。要想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自觉地跟上时代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时代是怎样前进的，都出现过哪些发展模式，经历过哪些迂回曲折，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而这些，正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对象。
第二个问题，面对这种形势，世界史工作者应该怎么样发挥作用?
诚然，目前无论在世界史的教学还是科研领域，都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资金短缺，队伍薄弱，重视不够，总体水平不高，等等。但是，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起拚搏，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尽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作为科研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是世界史研究的国家队，肩负着学科建设责无旁贷的重任，只有拿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目前，我们与国内各方中青年科研骨干集体撰写的多卷本《世界历史》，就是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让世界史研究服务现实，服务当代的具体行动。多卷本《世界历史》不满足于对历史过程仅仅做普及性、知识性的一般描述，它致力于从框架设计到体裁风格，都采用一种全新的思路，有观点，有思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以及民主与专制，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力求挖掘更为翔实可靠的史料，提出更为精辟独到的见解，找出更为准确客观的规律。通过一代世界史工作者的努力，逐步形成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央带头学习和应用世界历史，再一次给了世界史工作者莫大的激励与鼓舞。放眼未来，正所谓：欲究全球今与古，东风正劲力扬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世界历史学科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方策，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在当时，这类思想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对于打破“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念，对于打破闭关锁国的现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少涉及到人文与社会的内容。
这种重理轻文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在集体学习活动中，考察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注重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吸取经验教训，胡锦涛总书记把学习历史知识提高到了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高度，这是一种新的战略眼光，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及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的胸怀。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为当前发展和繁荣世界历史学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全体国民共同认识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历史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属于同一学科领域的法律学、经济学等“显学”相比，世界历史是一个颇为冷僻的学科，其地位甚至不如中国历史学科。经常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们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研究外国的人和事，有什么用?对于诸如此类的疑问，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世界历史学科不仅在传承人类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同样可以为我所用，可以说，世界历史学科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开眼看世界”以后开始创建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尽管这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老一辈学者已经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体现为图书资料等物质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研究人员，这是学科在现今、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宝贵的财富。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加以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现有成果可以为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仅以世界中世纪历史为例，西欧中世纪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中世纪是封建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思想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现代社会与中世纪有着密切的历史继承关系：当今世界的政治地理基本上是在中世纪形成的；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权机构、经济组织、司法体系等可以在中世纪找到渊源。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历史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社会，尤其是对于一个遗留有大量封建因素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使命，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掘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文化的精萃，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中国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蓝教授深感胡锦涛同志讲话意义深远，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重大。她说，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除了制度的落后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不断发展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以血与火的征服方式，向处于劣势的中华文明进攻，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前所未有的极为严重的排异现象。这种排异性，在保存其内在固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又不利于这一文明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国多次丧失了发展的机遇，使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格外步履维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使中国逐渐摆脱了对外部世界的排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机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今天，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有能力以更加合理和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国际事务，从而以一个大国的风范面对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历史，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进一步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吸取大国兴衰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其意蕴的确十分深远。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向世界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并有能力紧紧抓住21世纪发展机遇的各种层次的专门人才和高级人才，是世界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另外，为了保持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持续复兴，提高全民族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整体认识，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向全社会普及世界历史的知识，对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同样责无旁贷。
从这样的历史责任出发，展望21世纪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世界史工作者或许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坚持传统的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将会更重视对各种其他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与研究。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还会更加重视对各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学习与扬弃，从而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从介绍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走向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研究具体问题。其次，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研究领域，将全人类的社会生活纳入研究的视野，产生一批立足中国而又放眼世界，从全球史观的高度对世界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成果，从而更加清晰地透视与再现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微观研究，使之成为宏观研究的坚实基础。大量的中外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只有对涉及世界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进行认真的微观探讨，我们才能从宏观上总结历史的遗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只有在这种不断的问答交谈中，才能在发现新问题，运用新史料，利用新方法，做出新解释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的创新，才能为21世纪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背景资料与历史借鉴。再次，在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各种层次的包括大学、中学、各种成人教育以及研究生的世界历史教科书的写作，使之体现本学科领域中的最新的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承认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和出版渠道，向全社会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此外，坚持不懈地重视和加强学风的建设，坚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认真读书，认真做学问，不为一时之名利，不争一日之短长，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老一辈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
我们又常常感到我国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同我国日益上升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并不相称。总的说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面临着相当多的干扰和困难。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规定和近于立竿见影的要求，使人文学科的工作者难以静下心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学科划分的不甚合理(如世界史博士点的减少与合并)也挫伤了一些世界史工作者的积极性，因此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目前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使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最好的时期。江泽民同志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历史，更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世界史工作者要抓住这次机遇，以自己的脚踏实地的努力，进一步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世界历史研究所周荣耀研究员谈了治史、学史与用史的问题。他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为主要内容，胡锦涛同志还就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作了重要讲话，这是对全国历史工作者、特别是世界历史工作者的巨大鞭策和激励，它必将使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跃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个人理解，治史、学史，就是研究和学习历史，就是在研究和学习中找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用史就是在研究和学习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机遇。而当前，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发展趋势，迫使我们要更加注意研究和学习世界历史，要善于从世界的视野和角度，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机遇。中央政治局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为学习内容，也绝非偶然。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但是，历史必然性是要通过人去认识，才能显出本来面貌的。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治史、学史，这就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当历史必然性被揭示以后，它能否被利用，能否被转化到大众中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主要是政治家的职责，即把握历史机遇。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要想正确认识历史规律，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不仅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可见，世界历史的研究和学习是多么重要。
因为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才可能及时把握历史机遇。而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历史一再证明，机遇失之不可再得。在历史关头，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振兴起来，走向前列。相反，与机遇擦肩而过，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可能不进则退成为落伍者。
当然，要想适应历史需要正确地治史、学史、用史，单靠几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是不够的。它不仅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即在人民群众中提倡学习历史、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更要有一支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水平的专业队伍。而我们这支队伍目前的状况与我们的实际需要相比，差距太大。这也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真情地希望，中央政治局这次以世界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能够大大推动世界历史学科队伍的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赵文洪研究员提出，世界历史学者应该主动走向社会。
他说，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对世界历史有着特殊的需要。绝大多数世界历史工作者都知道这一点，其中许多人还一直在自觉地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工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感和现实性很强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问题，关于现代化问题，关于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关于生态环境问题，都有许多成果问世。
但是，我们回头一看，就发现这些成果并没有像我们自己预期的那样，对社会产生应有的足够的影响。原因何在?恐怕在社会方面，人们对世界历史还缺乏必要、足够的了解；在世界历史学科方面，还缺乏让社会了解、接受本学科成果的主动性。
为什么会缺乏这种主动性呢?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来自职业、专业的观念的束缚。也许有些世界历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研究与教学的职业，决定了从事该职业者的本职工作就是研究和教学，至于如何将本学科、本专业的成果转化为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成果，那不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在世界历史学科成果如何转化为社会直接需要的知识性成果、政策性成果、建议性成果等等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断层：社会方面，受专业知识的局限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主动地吸收和消化这些成果；世界历史学科方面，又不能主动将成果加以转化。因此，就出现了一大批极有社会价值的成果，总是在本学科内部、社会之外循环，最终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世界历史学科的学者及其成果，只与同行们打交道，只关在象牙之塔内部。这种同社会之间的隔绝，当然反过来又极大地威胁着本学科的发展甚至生存。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世界史工作者，应该尝试主动地将学科成果转化为社会直接需要的成果，应该主动地用自己的成果，去为各级政府，为社会各界提供智力支持、精神支持。只要观念改变了，不再被职业和专业观念不必要地束缚，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走出一条新路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以“学世界历史，创中国未来”为题指出，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世界历史的意义作了阐述。我觉得，这是我国高层领导对于学习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阐述得最直接、最透彻的一次，对于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历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我国是世界上惟一可以把自己的历史完整地记录几千年、而从不间断的国家。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重视发挥历史的作用，认为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可以了解过去，二是可以训诫现实。中国历来把历史学看作最具有社会功能的学科之一，几千年一向如此。但最近若干年中，人们对历史的作用看不清楚了，急功近利的经济意识冲击了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有什么用?”之类的论调，不绝人耳。但历史的功用总是在那里，戏弄历史的人最终总是戏弄了自己。胡锦涛同志这次说得很透彻，学习历史，不但能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而且也是提高他们文化素质修养的重要手段；为了让我们的国家顺利发展、顺利实行现代化，就一定要学好历史。不仅要学好中国革命史、中国历史，还要学好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还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学习世界历史?因为我们毕竟是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要开放，就必须看世界；看世界，就应该懂得世界的历史。但学习世界历史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毕竟是现代化的后起者，别国的经验教训能对我们起直接的启示作用，不注重别人的经历、不研究别人的成功失败，无异于澳洲的鸵鸟，把头埋在沙丘里。
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了，当然，要让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懂得这一点，不是总书记讲一次话就能做到的。我们要长期坚持历史教育，恢复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正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但是对这种传统，我们需要做一点修正，这就是：“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正是在这一点上，总书记的讲话推进了我们的传统，也是在我们抬起眼睛看世界的新时代、我们民族应该创立的新传统。这是我对这次讲话理解最深刻之处。我们民族已经走向世界了，我们看历史，不仅看自己的历史，也看世界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我们展望未来，不仅展望自己的未来，也展望人类的未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并不封闭，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兼容并取、包收含纳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时间里融合了许多古代先民，这个过程，就是古代先民相互开放、相互吸收的过程。由于开放，我们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就；由于融合，民族的精神保存了活力，历经磨难而终久不息。古代民族的兼收并取，最终铸造了中华民族。由此，而奠定了东方最灿烂的古代文明。实际上，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文明的竞争史；竞争一方面是创造，另一方面是去除：经受竞争的磨练便可以向前推进，创造新的文明成果；未经历竞争的磨练或未能经受竞争的考验的，便成为僵化的过去，成为去除的对象。汤因比说：文明意味着挑战与应战。
所以，文明生存的条件之一，就是对外开放的环境与心态。环境的封闭看起来是安逸与宁静，但同时也意味着丢失前进的机会。心态的封闭则是自我闭起眼睛来不看竞争的现实，在竞争的环境中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个教训，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就让中国人吃足了苦头，而当我们克服这种心态后，我们就又起步了。中国近一二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心态史”。所以，一个开放的环境与一个开放的心态，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开放的心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抬起眼睛来看别人，既看别人的过去，也看别人的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明白：不看别人的现在，那就是夜郎自大，自取落后，这个道理人们已经很懂了；但看别人的过去之重要性，却是多数人所忽视的，由此，才会出现历史(尤其是世界史)之“边缘化”与历史教育之“淡薄化”。从这个角度来读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央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我们才能理解其中的深层思考。
看别人的过去实际上就是在看别人的现在。别人现在成功，他为什么成功——成功的根源在过去；别人现在失措，他为什么失措——失措的原因也在过去。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现在这棵树，是长在过去这个“本”上。有谁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兴盛，会没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作为其条件，而这些条件难道是在一瞬之间一蹴而就的，并不是出自于其历史经历的积累、或其历史创造性的不断涌现?又有谁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挫折，不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问题所造成，而这些问题难道是一日之间成三尺之寒，并不由其主观、客观各种原因积淀而成为历史的顽疾?不懂历史，就不懂现在；看不懂历史，就看不懂现在。我们如今已经有开放的心态，懂得要抬起眼睛来看别人；但不看别人的过去就等于不看别人的现在，看不懂别人的过去也就看不懂别人的现在。所以胡锦涛同志说：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包括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既是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历史知识，能够把中国的事做得更好!
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智慧。外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外国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常有人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历史给人以聪明。因为历史纪录的是前人的经历，提供的是前人经历中的经验和教训。人常说：吃一堑，长一智；经验提供的是成功的智慧，教训使后人有可能成功。我们总希望自己成功、不失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是成功和不失败的一面镜子。实际上，任何人都站在历史的镜子前，而看不看镜子、能够在镜子中看见什么，这就是智慧的表现。我还愿意使用另外一个比喻：历史虽然无言，但它却会说话；能够听见历史说话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能够听懂历史在说什么，这就是伟大的智慧。听懂历史说话是一个巨大的才智，但是要想听历史、懂历史，首先就必须学历史、读历史，在历史的知识中聆听历史的教诲。
中国正置身于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国的现代化大有希望。对中国来说，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又有许多前车之鉴，可以借鉴。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世界的历史有特别的意义：别国的历史，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隐含着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让这些历史说起话来，对中国当然是巨大的无形财富。近20年中，我们已经把历史的作用太“边缘化”了，外国的历史尤其被忽视；这仿佛是把闪光的金子当作石头，同时又总在抱怨找不到资源。有些人天天喊：要总结经验教训；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宏大的经验教训放在那里都不去总结，喊这种口号还有什么意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1期第4～24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齐世荣教授指出，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历史这门社会科学。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诸位领导人都把学习、研究历史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尤其令我们世界史工作者鼓舞的是：胡锦涛还在这篇讲话中几次提到学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号召干部：“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换规律性趋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胡锦涛同志的这些指示十分重要。我个人的体会是：1.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总结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毛主席1956年发表的《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时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由此可见，革命领袖是如何重视总结外国历史经验的。2.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世界，既了解世界的现状，也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例如，经济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美国要称霸世界，能够实现吗?要解答这些头等重要的问题，非研究世界历史不可。总之，我们世界史工作者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我建议在2004年的适当时候，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世界史工作者会议，深入研究我国世界史学科在21世纪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不久前，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专门把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作为研讨内容，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学习历史包括学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作了意义深远的讲话。这些都令我深受鼓舞并得到很大启发。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并且在做法上越来越走向成熟和深入。特别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成立以来，将包括历史内容在内的集体学习制度化、经常化。这一做法本身，不仅反映了中央对历史的高度重视，而且说明，一个高度重视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对执政规律、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水平的政党，是不可战胜的。以下讲三点体会。
1.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这一重要论述，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学的本质、功能和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仅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而言，正是由于深入了解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后来许多国家走向衰落的经验教训，才使得我们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成为我们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记得列宁在1918年春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危急关头，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使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不致失败的保证在于，我们“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注：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4卷，1985年版，第12页。)。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唯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像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那样，“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并“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
2.胡锦涛同志强调，“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这就把学习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说明。也给我们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研究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国中国史研究的历史比世界史的研究要长得多，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和有着深厚的积累。但是，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看，20世纪世界已越来越走向整体化，及至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世界更大踏步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相互影响和激荡从来没有像20世纪、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都必须既懂得本国历史的昨天和今天，又必须懂得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并且把本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大背景之中加以研究。事实上，我国之所以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毅然决然地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既深刻总结了国内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认真学习了外国先进经验的结果。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同样不能离开对中外两种历史的借鉴。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要努力在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和课题的选择上注意处理好中外历史两者的关系而避免人为地割裂。
3.这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的“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本身，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课题。从15世纪到现在五六百年历史，涵盖了整个世界近代史和目前我们所处的世界现代史时期；从国家来看，包括了从西欧到东亚到北美10来个曾经在历史上存在或现今存在的世界强国。如此长时段、整体地对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只有从“长时段”、“整体”观点去研究历史，我们才能得出规律性认识。而“短时间”正如布罗代尔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试以制度创新为例，为什么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头，葡、西两国会走在世界前列?那是因为它们不仅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而且最早向海外迈出了一步，最早出现代表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荷、英、法三国的兴起，是因为它们开了近代资本主义先河。特别是英国，它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走上工业革命道路，其长期称雄世界也就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美国是一个从建国之日起就没有封建残余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加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包括地理上所处的优势地位，它最终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也不是偶然的。至于新生的苏联，也正是因为它建立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短短的20年间把一个落后的俄国提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并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反过来说，上述绝大多数国家的霸权地位后来走向衰弱，也恰恰与它们受资本主义本质的驱使走上扩张、争霸、战争的道路有关。苏联社会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未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国内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腐朽因素日益滋长，当权者甚至学着帝国主义的样子大肆向外扩张，从而使问题成堆，病入膏肓。到了戈尔巴乔夫掌权，竟自觉地选择资本主义。其结果是苏联解体，政权落到一批由新的银行家、媒体大王和实业家组成的寡头集团手中，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只有整体地纵观500年左右世界发展史，而不是只是微观地抓住一个片断，才能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运动的本质。当然，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否认或轻视中观乃至微观的实证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并不脱离正确理论指导，不脱离长时段的宏观整体的认识，这只会丰富加深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反之，如果没有对具体问题深入细微的研究，所谓宏观整体研究就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主观构建的框架。我体会，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对15世纪以来若干世界强国历史发展的总结，正是科学地将长时段宏观研究与中观、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最终达到了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尽管不敢说这种认识都十分正确，更不能说已经穷尽了这种认识，但毕竟是在努力接近对真理的认识。
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作了题为“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要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发言。他指出，历史、现实、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科学地认识过去，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清醒地展望未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就不可能面向世界，清醒地了解世界的现实和未来。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中国历史而且也需要学习世界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动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因此，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应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研究课题，如新殖民主义、新霸权主义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国际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20世纪人类历史巨变等，反映了当代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离不开用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去认识和分析。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的国际形势，世界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一部世界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证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是由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所决定的。曾几何时，人们随着大英帝国在20世纪的衰落，早已忘记了19世纪还曾有过显赫的“英国时代”。由此我们可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极与多极的矛盾，仍将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内容，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明确这一点，并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让我们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关注现实，创新理论，努力做到世界历史研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使世界史学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研究员指出，以研究历史为己任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力求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在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崇高事业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自然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在育人的工作中，发挥历史的功能，使青少年通过学校的系统历史教育，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悟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从咨政的角度讲，揭示和正确阐述历史发展规律，有助于执政为民，无愧于人民的重托。
从马克思诞生至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究竟有无客观规律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并且会长期争论下去。现在，困难的不仅仅是承认不承认有无客观规律，而是有没有能力科学地揭示和阐述哪些是客观规律，怎样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些方面，我们的能力是不够的，成绩十分有限。比如，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否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有什么发展规律?20世纪的历史有飞跃，有严重的倒退，规律何在?许多问题需要仔细研究。我们感到能力不足。客观上看，世界史研究的队伍太小，力量薄弱，无力进行大范围的综合研究，不能深刻揭示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因此，扩大研究人员队伍，尽快填补空缺，改进培养人才的办法，完善现有人员的知识结构，无疑是当务之急，应脚踏实地地逐步解决。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方面有所作为，首先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没有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就没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就谈不上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应该在博士和硕士生中，提倡系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此外，要努力组织一些专题研究，要从掌握大量史料入手，着眼于理论探索。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因此，要为研究人员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家和教授提出了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几点想法。1.我们是中国人，是作为世界成员之一的中国的人民，面对着世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着国内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两种机遇与挑战是密切相关的。为了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我们不能不研究中国史，也不能不研究世界史，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不能不在世界史的背景下来研究中国史，也不能不研究中国处于其中的世界史。
2.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是明确的，至于是否已经充分地在世界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不说。不过，在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世界史”的内容却往往只是外国史。理由是，中国史已经另有专门研究部门，不必重复。包括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内，情况也基本如此。
3.在这种学术格局下，中国史下面又分为各个断代史、专门史，世界史下面又分为国别史、专门史。这样作的优点是可以培养专家。可是，如果只注意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消极面，如果以人们常用的比喻说法，那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与“户籍片警各管一方”。这样，我们的世界史无形中就架空了。
4.应该说，著名的前辈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先觉。他大力提倡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他和齐世荣教授作为总主编的一部《世界史》就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不过，一部书不能涉及研究机构与大学里的学科结构与布局的问题。
5.愚意以为，有必要先在有条件的少数研究机构与大学设立一个世界史研究中心，其特点是：(1)研究对象不再是国别史、断代史、专门史，而是通贯古今中外的世界史。(2)成员却必须首先是国别史、断代史或者加专门史的专家，因为不具备专门研究的严格史学训练是不能真正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时又必须是既坚持自己的专门领域又志愿献身于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因为我们并不是专家太多，从而让一些人转业，而是在加强专家队伍的同时，形成一支确有专长并能贯通的通才队伍。这样的队伍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成员的内在驱动力越大越好。(3)这样的世界史研究队伍身为专家，同专家之学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及时汲取专门研究的积极成果，又可以以自己的开阔眼界推进专家之学的进展与创新。(4)这样的世界史研究中心要进行中外通史研究、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史学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研究人员之间需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5)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于一部分志愿于此而又不脱离专门领域的专家的额外负担，因此对于他们不能实行计时、计件的工作量考核制。(6)这样的研究中心不能一哄而起，要有两三年切实而又积极的思考、筹划与设计的阶段。最好是世界史所联合历史所、近代史所以及部分院外有志于此的学者一同来筹备。(7)这样研究的世界史，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世界史只有一个，全世界的同行都研究同一的对象，这是自其同而言之；每一个国家的研究又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的出发点，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而真正有价值的世界史研究是应该而且必须有其自身的国家或民族的特色的。大家都提供有自己特色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全世界的世界史研究就会不断前进，从而有益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理解与交融，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史学界应做的贡献。
天津师范大学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与实际研究所庞卓恒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怎样探寻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他说，胡锦涛总书记那样重视从中外历史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对我们做世界史工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去探寻和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揭示客观规律，以有助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漫长道路上，由于曾经走过一段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弯路，以致引起人们对历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历史发展本身有没有规律也产生了怀疑。因此，要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必须澄清和纠正过去一段时间流行过的对“规律”的误解、甚至曲解；还须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兴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
以往对“规律”的严重误解之一是，把历史发展规律理解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演进模式。用那种模式去解释历史，就竭力运用那个模式去衡量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历史现象，能够纳入那个模式的，就算是“合乎一般规律”的，不能纳入的，就算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现象或“偶然”现象。由此引起了无休无止的历史争论。用这样的规律观来解释现实，更引起了不容忽视的思想混乱。例如，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又该怎么说呢?一种方便的说法是，那只是历史的“偶然”。可是这能说服人吗?再如，说先经过资本主义再建立社会主义是普遍规律，不经过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特殊情况。可是，特殊又必须服从普遍。照此推论，不经过资本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就必须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呢?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摈弃把规律视为固定模式的不科学的规律观。
那么，科学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应该是什么样的规律呢?简单地说，它不应该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决定发展或不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揭示。或者说，它应该显示，什么因素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什么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快或慢?什么因素决定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们都在致力于探寻那样的规律。如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就明确申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就要寻求“兴废成败之理”，为后世提供鉴戒；司马光写历史也是要总结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治国者提供“资治通鉴”。近代英国的吉本也宣示，他写作罗马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罗马“盛衰”的原因，供后人警觉。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他们都未能找到决定文明或国家的或盛或衰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
当代一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Service,E.R.)提出了“进化潜势规律”，其内容包括：“处在一个既定进化阶段的形态越加具有特性和适应性，它进入下一阶段的潜在势头就越小”；“如果某一种类的随后阶段的进步不可能在它的后代中进行，则相继而来的进化阶段就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发生”，而是在另外的地点发生，而且由此呈现出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现象。塞尔维斯以地中海一欧洲地区几千年间的文明兴衰史为例，证明他归纳的进化模式或规律性可以成立。他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地方，文化突然地、空前地兴盛起来，达到了真正的文明的水平，而且这一文明在肥新月地带广为传播。但是，后来它分化了，适应了，稳定下来了，具有了地方特性，巴比伦、埃及等地水平较高，其他地方水平较低。然而，即使这些高水平地区，最终也落到了新近文明化的希腊的后边。然后罗马突然崛起，形象地说，它从部落组织起步，转瞬之间被推进到希腊之上，此后它又被阿拉伯、最终被北欧所超越。”他还援引历史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论证，认为德国工业超过它的老师英国工业而后来居上，表明了“借用的优势”，也表明英国受到了“领先的惩罚”。他还援引了当代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斯图亚特·休斯(Stuart Hughs)对美国前途的预断，认为美国可能成为“20世纪的拜占庭”；美国对西欧的关系就像当年罗马对希腊的关系：作为一个后起而且比较原始的古老文明的后裔，美国就像罗马，在某些方面把那个文明的效率和特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然而它现在停滞了，正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保守的位置，其保守性比当年的罗马本身更甚，更像晚期的拜占庭……总之，所有这些引证似乎都能证实塞尔维斯所说的“进化潜势定律”确能成立。历史上也确实充满了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实例。可是，毕竟同时也有许多相反的实例；许多的落后者始终没有先进起来，以至最后被先进者消灭，或者在环境灾难中消失；而有的先进者却能长期先进，或者衰而复兴，这又有什么定律来解释呢?有一些著名人士断言西方文明或美国文明已经停滞，甚至行将衰亡，为什么他们至今在经济、科技和教育等众多领域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呢?可见，塞尔维斯也未能真正揭示出文明兴衰或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因果必然性规律。
怎样才能探寻到决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呢?唯物史观指出了一个探寻的方向，那就是首先要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找到了那个动力，就可以从那个动力的大小强弱的变化找到文明或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那个根本动力是什么呢?过去曾经强调过阶级斗争是根本动力。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人们似乎比较认可生产力是根本的动力。可是，什么是生产力呢?有的教科书说那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的“总和”。那么，怎样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呢?常见的一种回答就是生产工具。可是，生产工具的变化怎能解释文明或国家的兴衰存亡呢?显然不能。于是，人们就求助于多元折衷论，强调多种动因决定文明的兴衰或国家的存亡。可是，连年鉴学派的大家勒高夫也承认，坚持多元折衷论“会在‘原因的多重性’面前不知所措，从而分不清因果关系”(注：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多元折衷论的决定论像工具决定论一样行不通。我认为只能回到以生产力为根本动力的理论，但不能把生产力归结为“三要素”或“两要素”的“总和”，只能归结为作为个体或群体——就是马克思说的“总体工人”——的“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也不能用生产工具去衡量，只能用作为个体或作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体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产效率”和相应的产品量来衡量。在现代社会可以考虑用GDP或人均GDP和联合国拟定的“社会发展指数”之类的指标衡量(注：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单位，它的广大脑体劳动者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越高，生产能力发展速度就会越快，那个国家或文明单位就必然兴盛；反之，广大脑体劳动者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受到的社会或自然的压抑越大，生产能力发展速度也就会越慢，那个国家或文明单位就必然走向衰败。这是否就是决定文明或国家兴衰的最一般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呢?
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过“读一点世界史”的号召，在他的倡导下还组织翻译过世界各国的历史著作，这对后来打开中美关系和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后的对外工作，都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近，在改革开放25年之后，在中国正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际，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史，特别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总书记在会上再一次提出了“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的号召，并指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这一英明决策，反映了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仅对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中国由地区大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均将起到重要作用，是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
首先，国际形势越是纷纭复杂，我们就越要注意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赖于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和研究，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的知识，“坐井观天”。这是因为，历史发展规律所要解决的是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靠个别国家的地区的经验。其次，改革开放，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在改革开放25年之后的今天，这种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工作都在向纵深发展，仅有对国外问题的一知半解是大大不够了，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和深刻地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了解和认识世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做到心中有数。此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之初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如果对这些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就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于不败之地。
但普遍的号召必须配合以扎实的努力才会产生结果，这就对我们的世界史学界提出了艰巨的任务。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我国世界史学界的现状并非令人满意，不仅人才短缺、资金缺乏，而且学科建构也不健全，这与国家对这门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急需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在中小学中坚持开设好《世界历史》课程，使之成为青少年们进一步学习世界史及一切知识的扎实基础；二是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提倡学习历史的风气，进一步在他们中间普及世界历史知识和人类文化知识；三是要加强专业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和训练，尽可能地提高我国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水准。
我们希望，总书记关于学习世界历史的号召，不仅成为我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动员令，也会加快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盖彰。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加强自身建设，多出史学精品”。中国历来重视治史，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为什么历史能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呢?因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我们遵循规律办事，就能取得成功。生产力的本质是不断为其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当前经济全球化乃是20世纪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它我们只能趋利避害。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前进、倒退、曲折、多样性、重复性等揭示社会发展由低到高的规律。但是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深刻认识它，提高史学的水平，我们必须加强历史学家的自身建设。
认真学习理论，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历史不是往事的堆砌，我们只有运用我们的高度的思维能力，或者说深厚的理论水平，从中总结出合乎事实的有益的经验教训来，史学才有生命力，才会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我们还应该学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西方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他们撰写的一些经济学的著作，从中我们可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知识面要尽可能地宽一点，当今时代要求我们探讨历史问题必须有世界眼光，也就是把具体的历史现象放到人类历史发展总的背景下去审察。如果我们的知识面很窄，何谈宽阔的视野，研究历史需从具体的问题入手，但是不能从微观研究中拔不出身来。
关心现实，立足国情。我们研究的课题既产生于科学的发展中，也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中，这两种课题都应研究。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勇于承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需从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和论证的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决不会使我们只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而忽视古代和中世纪史的研究。因为弄清一个问题发展的脉络，必须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另外，现实生活是十分丰富的，选择其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而且可永葆史学的长青不衰。
南开大学历史学系陈志强教授提出丰富世界史解读的视角。他说，新世纪之初，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和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的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凸显出了解世界、客观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特别关注近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说明了新一代领导核心富有历史远见和洞察力。这使我们从事世界史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倍感振奋，也深感责任的重大。
如今，我们周围的事物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革，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必须应对当代世界如火如荼的变动，必须主动投身变动中的世界，自觉参与对现实世界各种问题的探讨，主动应对变革引发的一系列学术和理论挑战。
在理论思维层面上，世界史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扩大理论思维的空间。不仅要无限扩展研究视野，而且要逐渐打破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界限，应接收更多的“新思潮”。例如，1992年，69个国家的1700名科学家，包括99名尚健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的警告，明确提出了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这是否应该引起世界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呢?传统历史研究中注意不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是否应该成为观察和解读世界历史的新的视角?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因素是否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以保证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整部人类历史既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演化变动持续发展的历史，而且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历史。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思想成果，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基础上的。作为“特殊物质”的人，其建立复杂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最初始的关系包括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是先于“生产”而存在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语)，人类社会的其他关系和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当自然资源枯竭环境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日益显露，人类自身的发展已经受到制约的时候，人类才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意义。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首先决定于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决定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特征。离开了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我们似乎难以回答为什么在某地形成了“这种”而不是“那种”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特点。
资源环境的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它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技能的发展而变化。由于人类以工业方式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在工业时代的初期，许多原本不被视为自然资源的矿藏成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为不同地区的人类所争夺，甚至成为某些战争的目标。工业方式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变动相当剧烈，资本主义打乱了人类长期生活的节奏，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旗号下加速进行，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得部分资源几告枯竭。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工业时代的不成熟阶段，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一方面，个别地区和国家的所谓“发达工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国家甚至全球的“廉价”资源为代价。另一方面，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发展水平上。只有当人类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活资料，即在加工过程中不产生“废料”，同时不以损坏生存环境为代价时，人类才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成熟阶段。也许只有当人类在物质的“原子水平”上获得生活资料，使所有自然资源改变为可再生资源，并从外太空获取新资源时，才能走出工业时代，即进入“后工业时代”。
由于世界各地区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不同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多样性，这就影响了各地区各民族发展过程和水平的不平衡性，因而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文化交往和联系的前提。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在当前资源和环境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世界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应更关注作为其他关系基础的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更由于各种文明对待这一基本关系的不同方式，这部世界史还可以揭示出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共乐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努力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重大的贡献”。他说，历史科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具有很高的学术要求，很强的社会功能。任何历史著述只要准确地揭示出历史真相，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任何历史著述只有真正地揭示了历史真相，才能真正发挥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历史工作者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去努力解决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去努力解决现实中提出来需要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要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尤其是对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说，付出的辛劳会更大。它既要掌握一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有很高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说，齐世荣等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前不久，他们又向中央领导讲述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并就此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教育部曾为此下文对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专家表示感谢，文中指出：“由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参加的教育部专项调研任务已基本完成，其主要成果《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较全面地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总结了这些国家兴起和衰老落后的主要原因，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参加调研工作的三位专家学术底蕴深厚，以对党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在调研工作期间，认真兢业。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这确实是我国历史学界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随着世界形势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历史工作者去思考，去探索。尤其是对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说，任务更加艰巨，许多问题急需认真研究。例如，如何借鉴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如何看待世界上众多强国的兴衰成败；如何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等等。中国的历史工作者任重道远，责任重大。不过，我们深信，有着悠久治史、学史和用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工作者会不辱使命，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努力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他们自己的应有贡献。
世界历史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指出，近百年的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是：1.要为科技革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上个世纪量子论、相对论以及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理论的建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从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现象奠定了基础；电子管、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先后问世，使生产方式从机械化、电气化走向自动化；人造卫星上天和登月成功，开创了人类宇宙文明的新纪元；新科技革命在电脑、网络、基因、克隆、信息、生物、新能源、航天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20世纪初，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五六百亿美元，而在世纪末已达到30万亿美元之巨。生产力新的飞跃和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空前深刻而广泛。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之一是，在处理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上存在严重失误，在相对论、控制论、遗传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错误地开展大批判，丧失了跟上世界科技革命步伐的机遇，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遗传工程等至关重要的部门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更没有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国家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电子科学技术和发展信息、生物、航天等高科技产业；新中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取得了制造两弹一星等重大成就。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丧失了运用最新科技成果的机遇。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党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全面论述和正确处理了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才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科技与社会经济同步大发展的繁荣景象。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谁就占有了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但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谁能给科学技术发展、科技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谁的科学技术就能获得迅速发展。
2.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共处和竞争的关系。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为落后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枷锁、进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承认的巨大贡献。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点要有充分认识，对其长期性要有足够估计。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旧体制实行改革和创新。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社会的母体里诞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激烈斗争中，资产阶级成为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社会主义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内尚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在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不可避免，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同时，也要注意继承人类文明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成果。要有与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处、竞争的思想准备，才能创造出自身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
3.战争与和平问题。近百年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20世纪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的面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竭力建立“单极世界”，推行按美国意志行事的世界秩序，使国际局势再度笼罩于紧张气氛之下。它大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为人权而战”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借口，建立美国的绝对优势。对政治上、经济上违背其利益者实行制裁，甚至不惜以武力干预别国内政。使战争与和平问题再度显得异常尖锐。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遭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从未停息，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趋势初见端倪；美国单极世界的构想也引起与其盟国内部的矛盾，并随着一些盟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加剧。“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世安教授指出，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要认真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指示，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学应服务于社会的功能的观点，并把学习历史提高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度。
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是我党领导人的一贯传统。1996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着重讲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在论述时代特点和我们的任务时，他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的思想，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内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民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其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他还多次强调了重视历史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并且强调指出在重视学习中国历史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学习世界历史。
胡锦涛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学习历史的讲话，是对我国历史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充分证明中国的历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他们都强调史学应服务社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民是重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代表人物，他在谈历史教学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他强调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
齐世荣先生在论及如何编写教材时，谈到了历史的社会功能问题。他提出了编写教材的三条标准中，其中第一条就是“服务于时代”的标准。他指出，“服务于时代”，就是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著名教授庞卓恒先生非常重视研究历史规律。在其著作《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一书中，庞先生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归宿，就是揭示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怎样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学要服务于社会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要研究历史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历史研究方法。著名专家何兆武先生对发挥历史的社会功能也有论述。
历史学若不发挥其社会功能，就没有生命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提高思想觉悟，认真进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建新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培养世界眼光，促进协调发展”。他说，胡锦涛同志提出，不仅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还要认真学习世界历史，不仅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强调世界史的地位和世界眼光的培养，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我以为这与中国目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关。世界眼光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府和国民都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也应当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和提高，以适应时代要求。日本1991年的教学大纲就提出培养世界视野，倡导公民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同时强调世界史为必修课程。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早有类似提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文化学术交往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提升，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不论学位点的分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还是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几乎每年都有新变化、新进展。不过，总的看与现实的需要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距离。在历史学中，世界史与中国史的摆位长期不能并驾齐驱；非历史专业大学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理工科大学生的世界史教育更是普遍得不到重视。据说，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期间，中央曾到在京的某经济贸易大学物色急需人才，要求他们既懂经贸和外语，还有世界史知识。结果，同时具备三项条件的大学生极少，懂经贸、会英语的不难找到，世界史等人文素养成为普遍缺项，不得不紧急培训，临时抱佛脚。其实，我们从小学就缺乏国际意识的培养与谋划，世界史初等和中等基础教育方面，有时不仅发展不足，还有萎缩之趋势。我国虽然也规定世界史为中学必修课，但在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下，实际上并非“必修”。在初中，历史课被称为“让路课”，因为历史课成绩不作为升高中的依据。在高中，文理分班，只有文科班学生才学世界历史，而选择高中文科班的学生大约不足1/5。即使这1/5有限人群的世界史知识还是“缺项”的：没有世界中世纪史的内容。按新颁布的课程标准，初中历史按年代顺序讲中外通史；高中则按专题归类讲授。且不论专题讲授的合理性，问题在内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时代空白，也就是说，在高中世界史的讲授中，任何专题都没有世界中世纪史内容。世界中世纪史承上启下，极端重要，怎能付之阙如?考虑前述初中历史教学情况，这一缺陷就显得更为严重。初中的“通史”不落实，高中的“缺项”则成为真正的断裂：以西欧史为例，从希腊罗马，一下子跳到近代英、法、德、意等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如何演进的，其文明是如何孕育的，无从知晓。毋庸讳言，长此以往，我国新一代的历史知识尤其世界史知识实在令人堪忧。
胡锦涛同志协调发展的观点，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世界眼光与协调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只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据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才能高瞻远瞩，摒弃急功近利的发展道路，真正理解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真正理解和实践协调发展的战略。在不长的讲话中，胡锦涛两次谈到这个问题，一是提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是提出五个“统筹”，说的也是协调发展问题，要求对五个对立的方面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将其称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从上世纪7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到今天提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认识上的一个跨越，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时代的“转型”，它必将带来实践上的跨越发展。它吸收了我国半个多世纪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也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发展是兴国的第一要务，然而，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速度论速度，换言之，眼睛不能总盯在GDP上，如同当年不应只盯在钢铁上、粮食上一样，欲速则不达。单一经济指标至上，势必急功近利，引发浮夸风，泡沫化。历史证明，单一经济指标的增长，不一定带来社会进步，因此经济史上出现“增长”和“发展”概念的区别。由于某种社会原因，社会在某个阶段完全可能出现经济有“增长”而社会无“发展”那样的事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就是指社会的全面进步。它的内涵远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复杂得多，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对其他门类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同时还应包括人口因素，国民素质因素，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人文指数。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持续发展，才能不可逆的发展。这里仅谈了单一经济指标与其他指标的关系，而胡锦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五个统筹”的内涵比之丰富得多。
由“协调”和“统筹”发展，想到我们研究历史也应避免单一化，简单化。历史与现实一样，本是生动的、丰富的，也是复杂的。就经济史而言，它绝不应该仅是工具发展的历史，技术发展的历史或单位产量增长的历史，它还应当是一部人的历史，观念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单一的经济不能决定一切，那么在历史研究中摒弃“单一经济决定论”是明智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胡锦涛的“五个统筹”中，我特别注意提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法。我们目前提倡和从事的“经济—社会史”学科，就是主张经济与社会互动，拓宽历史学视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感觉受到了鼓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武寅研究员在座谈会上指出，11月24日，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学习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胡锦涛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几次提到学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这件事本身就给世界史工作者提出了两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央为什么这样重视世界历史的学习?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央不但重视政治、经济、法律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十分重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学习世界历史正是领导干部提高综合素质的具体表现。这样说固然没有错，但原因却绝不仅仅限于此。学习世界历史，更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治国安邦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这种重视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而不是把历史拿在手里，作为仅供把玩的文物古董。史学代表作之一《资治通鉴》，就清楚地说明了古人对历史本身具有的借鉴作用以及治史意义的认识。今天，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更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最近，中央召开了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有人会说，这与学习世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没有看到，所谓“国情”，是什么样的国情。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而是一个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与世界脉搏一起跳动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不研究世界，就不能说真正把握了中国的国情，更谈不上引领未来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至于说到“当代”，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没有古代、近代，也就无所谓现代、当代。由古至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脚步。要想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自觉地跟上时代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时代是怎样前进的，都出现过哪些发展模式，经历过哪些迂回曲折，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而这些，正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对象。
第二个问题，面对这种形势，世界史工作者应该怎么样发挥作用?
诚然，目前无论在世界史的教学还是科研领域，都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资金短缺，队伍薄弱，重视不够，总体水平不高，等等。但是，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起拚搏，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尽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作为科研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是世界史研究的国家队，肩负着学科建设责无旁贷的重任，只有拿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目前，我们与国内各方中青年科研骨干集体撰写的多卷本《世界历史》，就是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让世界史研究服务现实，服务当代的具体行动。多卷本《世界历史》不满足于对历史过程仅仅做普及性、知识性的一般描述，它致力于从框架设计到体裁风格，都采用一种全新的思路，有观点，有思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以及民主与专制，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力求挖掘更为翔实可靠的史料，提出更为精辟独到的见解，找出更为准确客观的规律。通过一代世界史工作者的努力，逐步形成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央带头学习和应用世界历史，再一次给了世界史工作者莫大的激励与鼓舞。放眼未来，正所谓：欲究全球今与古，东风正劲力扬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世界历史学科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方策，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在当时，这类思想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对于打破“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念，对于打破闭关锁国的现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少涉及到人文与社会的内容。
这种重理轻文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在集体学习活动中，考察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注重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吸取经验教训，胡锦涛总书记把学习历史知识提高到了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高度，这是一种新的战略眼光，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及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的胸怀。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为当前发展和繁荣世界历史学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全体国民共同认识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历史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属于同一学科领域的法律学、经济学等“显学”相比，世界历史是一个颇为冷僻的学科，其地位甚至不如中国历史学科。经常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们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研究外国的人和事，有什么用?对于诸如此类的疑问，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世界历史学科不仅在传承人类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同样可以为我所用，可以说，世界历史学科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开眼看世界”以后开始创建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尽管这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老一辈学者已经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体现为图书资料等物质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研究人员，这是学科在现今、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宝贵的财富。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加以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现有成果可以为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仅以世界中世纪历史为例，西欧中世纪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中世纪是封建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思想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现代社会与中世纪有着密切的历史继承关系：当今世界的政治地理基本上是在中世纪形成的；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权机构、经济组织、司法体系等可以在中世纪找到渊源。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历史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社会，尤其是对于一个遗留有大量封建因素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使命，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掘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文化的精萃，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中国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蓝教授深感胡锦涛同志讲话意义深远，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重大。她说，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除了制度的落后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不断发展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以血与火的征服方式，向处于劣势的中华文明进攻，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前所未有的极为严重的排异现象。这种排异性，在保存其内在固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又不利于这一文明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国多次丧失了发展的机遇，使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格外步履维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使中国逐渐摆脱了对外部世界的排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机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今天，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有能力以更加合理和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国际事务，从而以一个大国的风范面对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历史，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进一步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吸取大国兴衰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其意蕴的确十分深远。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向世界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并有能力紧紧抓住21世纪发展机遇的各种层次的专门人才和高级人才，是世界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另外，为了保持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持续复兴，提高全民族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整体认识，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向全社会普及世界历史的知识，对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同样责无旁贷。
从这样的历史责任出发，展望21世纪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世界史工作者或许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坚持传统的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将会更重视对各种其他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与研究。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还会更加重视对各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学习与扬弃，从而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从介绍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走向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研究具体问题。其次，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研究领域，将全人类的社会生活纳入研究的视野，产生一批立足中国而又放眼世界，从全球史观的高度对世界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成果，从而更加清晰地透视与再现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微观研究，使之成为宏观研究的坚实基础。大量的中外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只有对涉及世界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进行认真的微观探讨，我们才能从宏观上总结历史的遗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只有在这种不断的问答交谈中，才能在发现新问题，运用新史料，利用新方法，做出新解释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的创新，才能为21世纪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背景资料与历史借鉴。再次，在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各种层次的包括大学、中学、各种成人教育以及研究生的世界历史教科书的写作，使之体现本学科领域中的最新的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承认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和出版渠道，向全社会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此外，坚持不懈地重视和加强学风的建设，坚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认真读书，认真做学问，不为一时之名利，不争一日之短长，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老一辈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
我们又常常感到我国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同我国日益上升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并不相称。总的说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面临着相当多的干扰和困难。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规定和近于立竿见影的要求，使人文学科的工作者难以静下心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学科划分的不甚合理(如世界史博士点的减少与合并)也挫伤了一些世界史工作者的积极性，因此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目前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使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最好的时期。江泽民同志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历史，更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世界史工作者要抓住这次机遇，以自己的脚踏实地的努力，进一步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世界历史研究所周荣耀研究员谈了治史、学史与用史的问题。他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为主要内容，胡锦涛同志还就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作了重要讲话，这是对全国历史工作者、特别是世界历史工作者的巨大鞭策和激励，它必将使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跃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个人理解，治史、学史，就是研究和学习历史，就是在研究和学习中找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用史就是在研究和学习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机遇。而当前，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发展趋势，迫使我们要更加注意研究和学习世界历史，要善于从世界的视野和角度，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机遇。中央政治局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为学习内容，也绝非偶然。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但是，历史必然性是要通过人去认识，才能显出本来面貌的。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治史、学史，这就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当历史必然性被揭示以后，它能否被利用，能否被转化到大众中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主要是政治家的职责，即把握历史机遇。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要想正确认识历史规律，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不仅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可见，世界历史的研究和学习是多么重要。
因为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才可能及时把握历史机遇。而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历史一再证明，机遇失之不可再得。在历史关头，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振兴起来，走向前列。相反，与机遇擦肩而过，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可能不进则退成为落伍者。
当然，要想适应历史需要正确地治史、学史、用史，单靠几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是不够的。它不仅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即在人民群众中提倡学习历史、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更要有一支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水平的专业队伍。而我们这支队伍目前的状况与我们的实际需要相比，差距太大。这也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真情地希望，中央政治局这次以世界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能够大大推动世界历史学科队伍的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赵文洪研究员提出，世界历史学者应该主动走向社会。
他说，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对世界历史有着特殊的需要。绝大多数世界历史工作者都知道这一点，其中许多人还一直在自觉地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工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感和现实性很强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问题，关于现代化问题，关于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关于生态环境问题，都有许多成果问世。
但是，我们回头一看，就发现这些成果并没有像我们自己预期的那样，对社会产生应有的足够的影响。原因何在?恐怕在社会方面，人们对世界历史还缺乏必要、足够的了解；在世界历史学科方面，还缺乏让社会了解、接受本学科成果的主动性。
为什么会缺乏这种主动性呢?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来自职业、专业的观念的束缚。也许有些世界历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研究与教学的职业，决定了从事该职业者的本职工作就是研究和教学，至于如何将本学科、本专业的成果转化为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成果，那不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在世界历史学科成果如何转化为社会直接需要的知识性成果、政策性成果、建议性成果等等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断层：社会方面，受专业知识的局限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主动地吸收和消化这些成果；世界历史学科方面，又不能主动将成果加以转化。因此，就出现了一大批极有社会价值的成果，总是在本学科内部、社会之外循环，最终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世界历史学科的学者及其成果，只与同行们打交道，只关在象牙之塔内部。这种同社会之间的隔绝，当然反过来又极大地威胁着本学科的发展甚至生存。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世界史工作者，应该尝试主动地将学科成果转化为社会直接需要的成果，应该主动地用自己的成果，去为各级政府，为社会各界提供智力支持、精神支持。只要观念改变了，不再被职业和专业观念不必要地束缚，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走出一条新路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以“学世界历史，创中国未来”为题指出，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世界历史的意义作了阐述。我觉得，这是我国高层领导对于学习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阐述得最直接、最透彻的一次，对于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历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我国是世界上惟一可以把自己的历史完整地记录几千年、而从不间断的国家。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重视发挥历史的作用，认为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可以了解过去，二是可以训诫现实。中国历来把历史学看作最具有社会功能的学科之一，几千年一向如此。但最近若干年中，人们对历史的作用看不清楚了，急功近利的经济意识冲击了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有什么用?”之类的论调，不绝人耳。但历史的功用总是在那里，戏弄历史的人最终总是戏弄了自己。胡锦涛同志这次说得很透彻，学习历史，不但能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而且也是提高他们文化素质修养的重要手段；为了让我们的国家顺利发展、顺利实行现代化，就一定要学好历史。不仅要学好中国革命史、中国历史，还要学好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还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学习世界历史?因为我们毕竟是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要开放，就必须看世界；看世界，就应该懂得世界的历史。但学习世界历史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毕竟是现代化的后起者，别国的经验教训能对我们起直接的启示作用，不注重别人的经历、不研究别人的成功失败，无异于澳洲的鸵鸟，把头埋在沙丘里。
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了，当然，要让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懂得这一点，不是总书记讲一次话就能做到的。我们要长期坚持历史教育，恢复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正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但是对这种传统，我们需要做一点修正，这就是：“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正是在这一点上，总书记的讲话推进了我们的传统，也是在我们抬起眼睛看世界的新时代、我们民族应该创立的新传统。这是我对这次讲话理解最深刻之处。我们民族已经走向世界了，我们看历史，不仅看自己的历史，也看世界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我们展望未来，不仅展望自己的未来，也展望人类的未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并不封闭，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兼容并取、包收含纳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时间里融合了许多古代先民，这个过程，就是古代先民相互开放、相互吸收的过程。由于开放，我们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就；由于融合，民族的精神保存了活力，历经磨难而终久不息。古代民族的兼收并取，最终铸造了中华民族。由此，而奠定了东方最灿烂的古代文明。实际上，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文明的竞争史；竞争一方面是创造，另一方面是去除：经受竞争的磨练便可以向前推进，创造新的文明成果；未经历竞争的磨练或未能经受竞争的考验的，便成为僵化的过去，成为去除的对象。汤因比说：文明意味着挑战与应战。
所以，文明生存的条件之一，就是对外开放的环境与心态。环境的封闭看起来是安逸与宁静，但同时也意味着丢失前进的机会。心态的封闭则是自我闭起眼睛来不看竞争的现实，在竞争的环境中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个教训，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就让中国人吃足了苦头，而当我们克服这种心态后，我们就又起步了。中国近一二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心态史”。所以，一个开放的环境与一个开放的心态，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开放的心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抬起眼睛来看别人，既看别人的过去，也看别人的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明白：不看别人的现在，那就是夜郎自大，自取落后，这个道理人们已经很懂了；但看别人的过去之重要性，却是多数人所忽视的，由此，才会出现历史(尤其是世界史)之“边缘化”与历史教育之“淡薄化”。从这个角度来读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央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我们才能理解其中的深层思考。
看别人的过去实际上就是在看别人的现在。别人现在成功，他为什么成功——成功的根源在过去；别人现在失措，他为什么失措——失措的原因也在过去。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现在这棵树，是长在过去这个“本”上。有谁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兴盛，会没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作为其条件，而这些条件难道是在一瞬之间一蹴而就的，并不是出自于其历史经历的积累、或其历史创造性的不断涌现?又有谁能够相信：一个国家的挫折，不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问题所造成，而这些问题难道是一日之间成三尺之寒，并不由其主观、客观各种原因积淀而成为历史的顽疾?不懂历史，就不懂现在；看不懂历史，就看不懂现在。我们如今已经有开放的心态，懂得要抬起眼睛来看别人；但不看别人的过去就等于不看别人的现在，看不懂别人的过去也就看不懂别人的现在。所以胡锦涛同志说：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包括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既是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历史知识，能够把中国的事做得更好!
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智慧。外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外国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常有人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历史给人以聪明。因为历史纪录的是前人的经历，提供的是前人经历中的经验和教训。人常说：吃一堑，长一智；经验提供的是成功的智慧，教训使后人有可能成功。我们总希望自己成功、不失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是成功和不失败的一面镜子。实际上，任何人都站在历史的镜子前，而看不看镜子、能够在镜子中看见什么，这就是智慧的表现。我还愿意使用另外一个比喻：历史虽然无言，但它却会说话；能够听见历史说话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能够听懂历史在说什么，这就是伟大的智慧。听懂历史说话是一个巨大的才智，但是要想听历史、懂历史，首先就必须学历史、读历史，在历史的知识中聆听历史的教诲。
中国正置身于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国的现代化大有希望。对中国来说，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又有许多前车之鉴，可以借鉴。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世界的历史有特别的意义：别国的历史，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隐含着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让这些历史说起话来，对中国当然是巨大的无形财富。近20年中，我们已经把历史的作用太“边缘化”了，外国的历史尤其被忽视；这仿佛是把闪光的金子当作石头，同时又总在抱怨找不到资源。有些人天天喊：要总结经验教训；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宏大的经验教训放在那里都不去总结，喊这种口号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