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厚积薄发 历久弥新
——评杨生茂著《探径集》
杨玉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3年06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1版)是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学术文 集，这是学界中人盼望已久的书。本书的编纂与出版，劳苦功高，为吾等后学提供了很 大的阅读与学习的便利。《探径集》不仅反映了杨先生这位美国史元老的学术足迹，而 且还体现了杨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风范、独有魅力的道德文章。
(一)
人们常常用“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学者的造诣与写作成就。就数量而言 ，杨先生也许算不上“著作等身”，除了合著《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介》(人民出版社) 、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 (商务印书馆)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与刘绪贻教授共同主编6卷本《美 国通史》(人民出版社)、与李春辉教授合作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与 陆镜生教授合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张芝联教授等共同主编《世 界通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等以外，这部《探径集》是杨先生本人主要的学术代 表作。作者谦虚地说，“这本集子主要选收了美国史学史、美国外交史和有关历史研究 和教学的文章。这都是在莽莽史林中，循着小径，探索前进的足迹。”(《探径集·前 言》第1页)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杨先生确实是“学富五车”的大家名师。本来，作为一个历史学 者，文章不应在数量多少，而关键是在质量。因为只有名副其实的学术精品才能经得起 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才能奠定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在这一方面，杨先生是很明智的。 在论述班克罗夫特、特纳、亨利·亚当斯、威廉斯、布尔斯廷五位美国史学家的历史定 位时指出：“这五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不宜以其学术著作的数量来衡量。他们中有的 人写断代史，有的写通史，有的写卷轶浩繁的巨著，有的只发表精悍的论文。其中一锤 定音的史学业绩不在于著作数量和长短，而在于能有发人情愫、动人心弦的观点和思路 ，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教益的宏论要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 吸收”和“学以致用”》，第3页)联系到我国目前人文社科学术管理中盛行的量化风流 弊，再看看许多学者“以量取胜”的战略战术，杨先生之惜墨如金、精益求精，尤其值 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师法。
本书充分反映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外交史、黑人史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地位。论 特纳、威廉斯、班克罗夫特的史学及论林肯与黑人的“解放”、美国外交政策的宏观分 析框架等，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其中《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 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美 国外交政策史三论》，无论是选题立意、谋篇布局，还是观点阐说、资料收集，都是别 具一格的，特别是这些作品以充分的前人及当今相关学术文献为基础，竭泽而渔，注释 详备，既融会贯通，又推陈出新，其学术视野之宏大、论证之完备及文字之确当，有口 皆碑，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国人治世界史的典范之作。
在老一辈美国史学者中，除了专题研究外，杨生茂先生可能是最关心史学研究的理论 与方法的，并写作《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关于美国史研究的几点想法》、《读书、 思考、对话与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等专文，对史与论、博与约等众说 纷纭、一再困扰学子的难题，杨先生苦口婆心，如今读之思之，常有茅塞顿开、点石成 金之效。比如，关于史与论的关系，杨先生有自己的辨证认识，“写史应当有论，当然 论须依据史实。史学家[的]主要责任是以古悟今，启迪当代人和未来人。在研究中，首 先必须知晓通史。专而不通，必然目无全牛，失于偏颇。学美国史，首先应当学习美国 通史。近年学子往往过于重专，自封眼界。当然通而不专，也会导致散漫无章，但二者 相比，通还是根本。”(《探径集·前言》，第2页)再如，对于博与约、通与专的辨证 关系，杨先生有精到分析：“约与专是建立在博与通的基础之上的。若无博与通，则无 从谈约与专，如建筑高楼大厦，必须有广阔坚实的基础。博而不约，通而不专，则散漫 无章，不足以成材……反之，则易陷入坐井观天的困境。可惜当今研究风气中太重约而 专，而忽视博与通了，太急功近利，视野狭窄了。尤其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发达的情况下 ，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显得更重要了。”(《学史杂拾》，第267页)“就目前研究生来 说，更应重视博的问题。……研究生不能目无全牛，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能在三年学习 过程中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知识要广些，更广些，基础知识要扎实些，更扎实些。” (《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第270页)“从目前实际情况看，通才实在太少了。目前普 遍存在的问题还不是太博，而是太约，宏观研究不够。博览才能精思。”因此，要建立 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在通的基础上求专。“我们不但要通古今，还须 通中外。不然，就无法从纵横关系比较历史，也不能估计某一事件或人物在总的历史进 程中应占有的地位，更无从正确判断和反思我国历史现象的涵义，以及我国文化传统的 价值。”(同上，第270页)积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之经验，杨先生告诫说，“在科研事业 中，目标应当高远一些，但在具体实践中，则应切合实际，循序而进。目标狭隘，则易 限制视野；泛论原则，又易流于急功近利，终归一事难成。”(《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 》，第173页)至于治史者，应有其学术伦理之底线，“史学家发挥史学效应，主要依靠 一只笔和一张嘴。写得或说得比较准确些，首先就得承认事物分析中的相对性，不让主 观随意性摆布。不说过分之话，不为哗众之文。这不仅是为史之戒律，而且是史家必备 之道德。”(《学史杂拾》，第266—267页)对于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史著作，杨先生主 张要一分为二，读进去，再跳出来，“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不可不读美国学者撰写的书 ，应当从他们的著作中鉴别、筛选和吸收有价值的观点、资料和方法论。但要了解和研 究美国外交史作为参考书，绝不应作为惟一的教科书。美国学者有他们的利益观和审视 问题的角度，所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片面的成分，有的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如果囿于 他们的利益观和片面见地，而不写出我们对美国外交史的看法以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年读 者去提高识别水平，其危害性真不知伊于胡底。”(《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 题》，第131页)
何为长者气度?何为大家风范?读读这部《探径集》，即可领略其奥秘。
(二)
《探径集》收录了9篇书评类作品，除了为《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 史考察》(洪国起、王晓德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华庆昭著)、《西洋文化史纲要 》(雷海宗著)所写的书评(杨先生谦称“读后感”)外，还有作者为《美国对华政策文件 选编》(阎广耀等编译)、《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东西方文化的撞击(1500—1923) 》(曹中屏著)、《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王晓德著)、《朝鲜 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赵学功著)、《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王玮主 编)、《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写的序文。读杨先生这些序文和书 评，我也感触良多。
首先，杨先生是以平等、民主的态度来写的。尽管先生是德高望重的美国史权威，但 他自己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摆谱，既不自骄，也不傲人。说实话，杨先生作为前辈 所征服吾等后学的，不仅是好文章(古往今来，能写漂亮文章的并不少)，而且更主要的 是其长者风范与高尚人格。正因为先生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对待同仁和后学，所以更能 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仰慕与敬重。
其次，杨先生是以赞赏的态度来写的，这对于书的作者(无论是同行还是弟子晚辈)是 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杨先生待人之宽厚大度、与人为善，正如其学问之严谨求实一 样，令人五体投地。也许，出自德高望重的杨先生笔下的一句话、一段文字往往就成了 作者努力进取的重要动力。
再次，杨先生以实际行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对于改变国内学界轻视书评(序言其 实也是一种书评)的现况，贡献良多。众所周知，美国的历史学者是非常重视书评的(注 ：比如，不久前去世的耶鲁大学90多岁的伍德沃德教授，是当代美国最受敬重的美国南 部史、种族关系史学者，截止1997年，即已发表了230多篇书评。其详细篇目，见约翰 ·赫伯特·罗珀编：《C.瓦恩·伍德沃德：一个南方历史学家和他的评论》(John Herbert Roper,ed.,C.Vann Woodward:A Southern Historian and His Critics)，乔 治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31页。)。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威廉-玛 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等著名史学刊物，一直将大量的篇幅用于发表 学术评论与书评。此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史学书评季刊——《美国历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历史学者就不怎么重视书评，在老一辈美 国史专家中，恐怕只有今年88岁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黄绍湘教授和80岁 的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写作的书评与评论较多。中青年一代美国史学人中，写作书评 较多的也只有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 河南大学周祥森编审、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柯可研究员等(我自己也 滥竽其中，乐此不疲)。当然，如何更好地推进史学评论和学术批评，依然任重道远，大 有可为。
有一点是特别令人欣慰的，即迄今为止，在我国整个世界史暨地区史国别史研究领域 中，以美国史学界的评论工作开展得为最好(注：李剑鸣教授在回顾1979年以来中国美 国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时，曾特地指出：“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 。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 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 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 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 所谓的‘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他们的文章激 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 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见李剑鸣：《在 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 社2003年版，第36—37页。)。
顺便指出的是，剑鸣、东来两位教授不仅评论写得好，而且其卓有成效的专题研究在 同龄人中亦属独步天下；两位学界才俊皆为杨门高足，颇得先生之真传。
(三)
对于《探径集》，我在品读的过程中，也有几点未必妥当的意见，这里也冒昧提出。
第一，书脊的书名与封面和版权页的书名不吻合。书脊的书名为《南开史学家论丛· 杨生茂卷》，而封面和版权页的书名为《探径集(南开史学家论丛)》。书名乃画龙点睛 之笔，两者相异，不仅视觉错乱，而且叫人无所适从。当然，这可能是封面设计的问题 ，应该是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或是丛书主编)的责任，与杨先生本人无甚关系。
第二，有些文章也应编入本书。我注意到，《探径集》收了杨先生为他人著作写的大 多数评论，但为自己的书(含主编)写的前言之类的文字却一篇也没有收入，窃以为是一 大缺失，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杨先生著、编及其学术思路与主张的恰当而简洁的表述 ，而且也很能体现一个学者的著述个性，漏掉这一组文字，也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杨先 生的学术思想。
第三，书末所附的杨令侠教授编的杨先生的著述目录，似乎尚不完备。本来，一个完 备的目录附录可以补文集(因受篇幅局限)不能收罗齐全之弊，而残缺(不完全)的目录则 意义不大。所以，目录应以准确、完全为第一要求(即使是一些自己已经不满意的著述 ，也应该保留文章目录，“立此存照”，以尊重历史)。再者，现有的目录，缺译著(文 )项目。另外，现有的目录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中国历史研究40年》”应为《中国 历史学四十年》，这本书的出版社也不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而应是书目文献出版社；“ 《美国华侨华人史》”应为《美洲华侨华人史》；“《美国史论文集，1949—1979年》 ”应为《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外国历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 ”均应为《外国史知识》)。因此，建议令侠有机会时编一个有关杨先生论著的完备目 录，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书末所附李剑鸣教授关于杨先生的传记类文章——《杨生茂教授小传》和《杨 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文情并茂，可圈可点，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理 解杨先生的学术历程、史学思想与学术观点颇有助益。但也有两点似可商榷：其一，对 于杨先生与刘绪贻教授合作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美国通史丛书》)似乎着墨不 多，也没有提到杨先生与张友伦教授主编的《美国历史词典》(尽管尚未出版，但那是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问题)，相形之下，似乎对《美国史新编》着笔较多。《美国史新编 》是杨先生与南开陆镜生教授“为本科大学生撰写的教科书”，“由陆镜生执笔写成， 杨生茂通审修订”(见该书“前言”)。剑鸣教授对本书好像相当看重，认为它“是杨先 生多年研究美国史的结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一次小结”。“书名曰‘新编’ ，其‘新’表现在新的体系、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这三个方面……构筑了一种新的美国 通史全系”(第399页)。“至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社会现象的解释，则更是新见迭出，观 点新颖……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第400页)。剑鸣是杨先生的得意门生，又长期追随先生 于左右，他对先生的理解以及对先生的论著的把握，肯定要远胜于吾辈。不过，实话实 说，我觉得剑鸣关于《新编》的上述评论似乎是过于圆满了。我的看法可能与剑鸣不同 ，我觉得《新编》恐怕很难说是杨先生的代表作，故点到为止即可。要谈杨先生对中国 美国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应对《美国通史》这套费时20多年、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美国史研究整体成就的巨著加以着重推介(当然，杨先生在美国史人才培养、学 会组 织、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是功彰绩伟、有口皆碑的)。事实上，这套书 之终 于能够成功出版，离开刘绪贻先生、邓蜀生先生与杨生茂先生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前 辈锲 而不舍的努力，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五，《探径集》中也有个别文字表述欠缺或某些史实上的疏漏。(1)第14页曾谓“班 克罗夫特在182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演说中……”。此处的“国庆日”之说，并不准 确，应为“独立日”。把《独立宣言》当成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把7月4日这一 独立日(独立纪念日)当成是“国庆节”，都不符合美国历史的实际。可惜，这样并不准 确的说法一直还在流传。(2)第13页注释2中提到马库斯·康里夫等编的Pastmaster一书 时，将该书名译为《过去的大师们》，恐未必恰当。该书是一部关于美国著名史学家的 合传，Pastmasters应译为《大师们》，加上“过去的”三字反倒成为蛇足之笔。(3)第 39页注释1、第192页倒数第1段、第193页注释1，将美国知名的中美关系史专家Michael H.Hunt译为“迈克尔·H.韩德”，也未尽合适，因为“韩德”本来就是Michael H.Hunt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就正像“费正清”是John King Fairbank为自己起的中文名 字、“孔飞力”是Philip A.Kuhn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是Jonathan D.Spence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一样。(4)第63页注释1引注的琼·詹森等《温柔驯服者的 再考察：美国西部妇女史的再探讨》一文，其发表刊物写作《美国历史杂志》第49卷第 2期，两相差异，估计有一处的刊名不确。(5)第187页第3段第4行“蒋匪帮”字样，考 虑到《“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发 表于1965年初，在当时的学术文章中哪怕出现“蒋匪帮”之说，亦固所当然，但时隔近 40年之后，现在集合成书，若再沿用陈辞旧说而未更张，恐有失学术语言之本色，似乎 不太合适。
捧读《探径集》，既深受感动，又颇多感触。按照杨先生的夫子自道，“解放后，主 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 。在那年，美国史研究室宣告成立，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 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1992年后科研几乎又停 摆了。这近十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探径集 ·前言》，第1页)一位业已86岁高龄的老人之可敬、可爱，夹杂着人生的无奈与无助， 其情其景，跃然纸上。这就是杨先生那一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命运。在抱持“理解 之同情”的同时，每每回味这段朴素无华的文字，我总是辛酸欲哭，情不自禁。
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这部文集中所收的各篇作品，早就拜读过了(有不少文章已 读过不止一遍)，一直深受其益。自从1981年读大学念历史、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教历 史特别是美国史以来，对杨先生的论著一向爱读。杨先生是我由衷钦佩的当代中国史学 家之一(我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史，兼及晚清史，和喜欢杨先生的作品一样 ，自己还特别偏爱黎澍、陈旭麓、罗荣渠、李慎之、蔡尚思、汪熙、章开沅、刘绪贻、 刘祚昌、李时岳、资中筠等当代学者的作品，可惜黎、陈、罗、李慎之、李时岳诸公已 作古)。我常常感慨，读像杨先生这样的大家硕学的作品，有如学术圣餐和精神享受， 美不胜收。
在论美国史学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及其史学时，杨先生曾一言以蔽之曰：“扣人心 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是杰出历史学家必备的功力。班克 罗夫特最符合这些条件。”(第4页)此乃知人之论。我想强调的是，用杨先生这番归纳 评论班克罗夫特的话来评价杨先生及其史学，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探径集》所体现 的正是作者“扣人心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这本书不仅可读，而且耐读；它浓缩了先生漫长曲折的学术生涯，见证了老人 探索创新的艰辛历程。
我相信，作为杨生茂先生厚积薄发的学术结晶，《探径集》终将历久而弥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3年06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
人们常常用“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学者的造诣与写作成就。就数量而言 ，杨先生也许算不上“著作等身”，除了合著《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介》(人民出版社) 、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 (商务印书馆)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与刘绪贻教授共同主编6卷本《美 国通史》(人民出版社)、与李春辉教授合作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与 陆镜生教授合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张芝联教授等共同主编《世 界通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等以外，这部《探径集》是杨先生本人主要的学术代 表作。作者谦虚地说，“这本集子主要选收了美国史学史、美国外交史和有关历史研究 和教学的文章。这都是在莽莽史林中，循着小径，探索前进的足迹。”(《探径集·前 言》第1页)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杨先生确实是“学富五车”的大家名师。本来，作为一个历史学 者，文章不应在数量多少，而关键是在质量。因为只有名副其实的学术精品才能经得起 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才能奠定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在这一方面，杨先生是很明智的。 在论述班克罗夫特、特纳、亨利·亚当斯、威廉斯、布尔斯廷五位美国史学家的历史定 位时指出：“这五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不宜以其学术著作的数量来衡量。他们中有的 人写断代史，有的写通史，有的写卷轶浩繁的巨著，有的只发表精悍的论文。其中一锤 定音的史学业绩不在于著作数量和长短，而在于能有发人情愫、动人心弦的观点和思路 ，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教益的宏论要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 吸收”和“学以致用”》，第3页)联系到我国目前人文社科学术管理中盛行的量化风流 弊，再看看许多学者“以量取胜”的战略战术，杨先生之惜墨如金、精益求精，尤其值 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师法。
本书充分反映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外交史、黑人史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地位。论 特纳、威廉斯、班克罗夫特的史学及论林肯与黑人的“解放”、美国外交政策的宏观分 析框架等，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其中《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 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美 国外交政策史三论》，无论是选题立意、谋篇布局，还是观点阐说、资料收集，都是别 具一格的，特别是这些作品以充分的前人及当今相关学术文献为基础，竭泽而渔，注释 详备，既融会贯通，又推陈出新，其学术视野之宏大、论证之完备及文字之确当，有口 皆碑，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国人治世界史的典范之作。
在老一辈美国史学者中，除了专题研究外，杨生茂先生可能是最关心史学研究的理论 与方法的，并写作《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关于美国史研究的几点想法》、《读书、 思考、对话与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等专文，对史与论、博与约等众说 纷纭、一再困扰学子的难题，杨先生苦口婆心，如今读之思之，常有茅塞顿开、点石成 金之效。比如，关于史与论的关系，杨先生有自己的辨证认识，“写史应当有论，当然 论须依据史实。史学家[的]主要责任是以古悟今，启迪当代人和未来人。在研究中，首 先必须知晓通史。专而不通，必然目无全牛，失于偏颇。学美国史，首先应当学习美国 通史。近年学子往往过于重专，自封眼界。当然通而不专，也会导致散漫无章，但二者 相比，通还是根本。”(《探径集·前言》，第2页)再如，对于博与约、通与专的辨证 关系，杨先生有精到分析：“约与专是建立在博与通的基础之上的。若无博与通，则无 从谈约与专，如建筑高楼大厦，必须有广阔坚实的基础。博而不约，通而不专，则散漫 无章，不足以成材……反之，则易陷入坐井观天的困境。可惜当今研究风气中太重约而 专，而忽视博与通了，太急功近利，视野狭窄了。尤其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发达的情况下 ，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显得更重要了。”(《学史杂拾》，第267页)“就目前研究生来 说，更应重视博的问题。……研究生不能目无全牛，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能在三年学习 过程中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知识要广些，更广些，基础知识要扎实些，更扎实些。” (《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第270页)“从目前实际情况看，通才实在太少了。目前普 遍存在的问题还不是太博，而是太约，宏观研究不够。博览才能精思。”因此，要建立 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在通的基础上求专。“我们不但要通古今，还须 通中外。不然，就无法从纵横关系比较历史，也不能估计某一事件或人物在总的历史进 程中应占有的地位，更无从正确判断和反思我国历史现象的涵义，以及我国文化传统的 价值。”(同上，第270页)积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之经验，杨先生告诫说，“在科研事业 中，目标应当高远一些，但在具体实践中，则应切合实际，循序而进。目标狭隘，则易 限制视野；泛论原则，又易流于急功近利，终归一事难成。”(《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 》，第173页)至于治史者，应有其学术伦理之底线，“史学家发挥史学效应，主要依靠 一只笔和一张嘴。写得或说得比较准确些，首先就得承认事物分析中的相对性，不让主 观随意性摆布。不说过分之话，不为哗众之文。这不仅是为史之戒律，而且是史家必备 之道德。”(《学史杂拾》，第266—267页)对于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史著作，杨先生主 张要一分为二，读进去，再跳出来，“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不可不读美国学者撰写的书 ，应当从他们的著作中鉴别、筛选和吸收有价值的观点、资料和方法论。但要了解和研 究美国外交史作为参考书，绝不应作为惟一的教科书。美国学者有他们的利益观和审视 问题的角度，所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片面的成分，有的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如果囿于 他们的利益观和片面见地，而不写出我们对美国外交史的看法以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年读 者去提高识别水平，其危害性真不知伊于胡底。”(《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 题》，第131页)
何为长者气度?何为大家风范?读读这部《探径集》，即可领略其奥秘。
(二)
《探径集》收录了9篇书评类作品，除了为《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 史考察》(洪国起、王晓德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华庆昭著)、《西洋文化史纲要 》(雷海宗著)所写的书评(杨先生谦称“读后感”)外，还有作者为《美国对华政策文件 选编》(阎广耀等编译)、《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东西方文化的撞击(1500—1923) 》(曹中屏著)、《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王晓德著)、《朝鲜 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赵学功著)、《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王玮主 编)、《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写的序文。读杨先生这些序文和书 评，我也感触良多。
首先，杨先生是以平等、民主的态度来写的。尽管先生是德高望重的美国史权威，但 他自己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摆谱，既不自骄，也不傲人。说实话，杨先生作为前辈 所征服吾等后学的，不仅是好文章(古往今来，能写漂亮文章的并不少)，而且更主要的 是其长者风范与高尚人格。正因为先生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对待同仁和后学，所以更能 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仰慕与敬重。
其次，杨先生是以赞赏的态度来写的，这对于书的作者(无论是同行还是弟子晚辈)是 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杨先生待人之宽厚大度、与人为善，正如其学问之严谨求实一 样，令人五体投地。也许，出自德高望重的杨先生笔下的一句话、一段文字往往就成了 作者努力进取的重要动力。
再次，杨先生以实际行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对于改变国内学界轻视书评(序言其 实也是一种书评)的现况，贡献良多。众所周知，美国的历史学者是非常重视书评的(注 ：比如，不久前去世的耶鲁大学90多岁的伍德沃德教授，是当代美国最受敬重的美国南 部史、种族关系史学者，截止1997年，即已发表了230多篇书评。其详细篇目，见约翰 ·赫伯特·罗珀编：《C.瓦恩·伍德沃德：一个南方历史学家和他的评论》(John Herbert Roper,ed.,C.Vann Woodward:A Southern Historian and His Critics)，乔 治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31页。)。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威廉-玛 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等著名史学刊物，一直将大量的篇幅用于发表 学术评论与书评。此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史学书评季刊——《美国历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历史学者就不怎么重视书评，在老一辈美 国史专家中，恐怕只有今年88岁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黄绍湘教授和80岁 的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写作的书评与评论较多。中青年一代美国史学人中，写作书评 较多的也只有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 河南大学周祥森编审、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柯可研究员等(我自己也 滥竽其中，乐此不疲)。当然，如何更好地推进史学评论和学术批评，依然任重道远，大 有可为。
有一点是特别令人欣慰的，即迄今为止，在我国整个世界史暨地区史国别史研究领域 中，以美国史学界的评论工作开展得为最好(注：李剑鸣教授在回顾1979年以来中国美 国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时，曾特地指出：“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 。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 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 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 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 所谓的‘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他们的文章激 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 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见李剑鸣：《在 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 社2003年版，第36—37页。)。
顺便指出的是，剑鸣、东来两位教授不仅评论写得好，而且其卓有成效的专题研究在 同龄人中亦属独步天下；两位学界才俊皆为杨门高足，颇得先生之真传。
(三)
对于《探径集》，我在品读的过程中，也有几点未必妥当的意见，这里也冒昧提出。
第一，书脊的书名与封面和版权页的书名不吻合。书脊的书名为《南开史学家论丛· 杨生茂卷》，而封面和版权页的书名为《探径集(南开史学家论丛)》。书名乃画龙点睛 之笔，两者相异，不仅视觉错乱，而且叫人无所适从。当然，这可能是封面设计的问题 ，应该是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或是丛书主编)的责任，与杨先生本人无甚关系。
第二，有些文章也应编入本书。我注意到，《探径集》收了杨先生为他人著作写的大 多数评论，但为自己的书(含主编)写的前言之类的文字却一篇也没有收入，窃以为是一 大缺失，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杨先生著、编及其学术思路与主张的恰当而简洁的表述 ，而且也很能体现一个学者的著述个性，漏掉这一组文字，也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杨先 生的学术思想。
第三，书末所附的杨令侠教授编的杨先生的著述目录，似乎尚不完备。本来，一个完 备的目录附录可以补文集(因受篇幅局限)不能收罗齐全之弊，而残缺(不完全)的目录则 意义不大。所以，目录应以准确、完全为第一要求(即使是一些自己已经不满意的著述 ，也应该保留文章目录，“立此存照”，以尊重历史)。再者，现有的目录，缺译著(文 )项目。另外，现有的目录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中国历史研究40年》”应为《中国 历史学四十年》，这本书的出版社也不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而应是书目文献出版社；“ 《美国华侨华人史》”应为《美洲华侨华人史》；“《美国史论文集，1949—1979年》 ”应为《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外国历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 ”均应为《外国史知识》)。因此，建议令侠有机会时编一个有关杨先生论著的完备目 录，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书末所附李剑鸣教授关于杨先生的传记类文章——《杨生茂教授小传》和《杨 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文情并茂，可圈可点，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理 解杨先生的学术历程、史学思想与学术观点颇有助益。但也有两点似可商榷：其一，对 于杨先生与刘绪贻教授合作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美国通史丛书》)似乎着墨不 多，也没有提到杨先生与张友伦教授主编的《美国历史词典》(尽管尚未出版，但那是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问题)，相形之下，似乎对《美国史新编》着笔较多。《美国史新编 》是杨先生与南开陆镜生教授“为本科大学生撰写的教科书”，“由陆镜生执笔写成， 杨生茂通审修订”(见该书“前言”)。剑鸣教授对本书好像相当看重，认为它“是杨先 生多年研究美国史的结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一次小结”。“书名曰‘新编’ ，其‘新’表现在新的体系、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这三个方面……构筑了一种新的美国 通史全系”(第399页)。“至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社会现象的解释，则更是新见迭出，观 点新颖……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第400页)。剑鸣是杨先生的得意门生，又长期追随先生 于左右，他对先生的理解以及对先生的论著的把握，肯定要远胜于吾辈。不过，实话实 说，我觉得剑鸣关于《新编》的上述评论似乎是过于圆满了。我的看法可能与剑鸣不同 ，我觉得《新编》恐怕很难说是杨先生的代表作，故点到为止即可。要谈杨先生对中国 美国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应对《美国通史》这套费时20多年、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美国史研究整体成就的巨著加以着重推介(当然，杨先生在美国史人才培养、学 会组 织、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是功彰绩伟、有口皆碑的)。事实上，这套书 之终 于能够成功出版，离开刘绪贻先生、邓蜀生先生与杨生茂先生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前 辈锲 而不舍的努力，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五，《探径集》中也有个别文字表述欠缺或某些史实上的疏漏。(1)第14页曾谓“班 克罗夫特在182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演说中……”。此处的“国庆日”之说，并不准 确，应为“独立日”。把《独立宣言》当成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把7月4日这一 独立日(独立纪念日)当成是“国庆节”，都不符合美国历史的实际。可惜，这样并不准 确的说法一直还在流传。(2)第13页注释2中提到马库斯·康里夫等编的Pastmaster一书 时，将该书名译为《过去的大师们》，恐未必恰当。该书是一部关于美国著名史学家的 合传，Pastmasters应译为《大师们》，加上“过去的”三字反倒成为蛇足之笔。(3)第 39页注释1、第192页倒数第1段、第193页注释1，将美国知名的中美关系史专家Michael H.Hunt译为“迈克尔·H.韩德”，也未尽合适，因为“韩德”本来就是Michael H.Hunt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就正像“费正清”是John King Fairbank为自己起的中文名 字、“孔飞力”是Philip A.Kuhn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是Jonathan D.Spence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一样。(4)第63页注释1引注的琼·詹森等《温柔驯服者的 再考察：美国西部妇女史的再探讨》一文，其发表刊物写作《美国历史杂志》第49卷第 2期，两相差异，估计有一处的刊名不确。(5)第187页第3段第4行“蒋匪帮”字样，考 虑到《“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发 表于1965年初，在当时的学术文章中哪怕出现“蒋匪帮”之说，亦固所当然，但时隔近 40年之后，现在集合成书，若再沿用陈辞旧说而未更张，恐有失学术语言之本色，似乎 不太合适。
捧读《探径集》，既深受感动，又颇多感触。按照杨先生的夫子自道，“解放后，主 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 。在那年，美国史研究室宣告成立，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 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1992年后科研几乎又停 摆了。这近十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探径集 ·前言》，第1页)一位业已86岁高龄的老人之可敬、可爱，夹杂着人生的无奈与无助， 其情其景，跃然纸上。这就是杨先生那一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命运。在抱持“理解 之同情”的同时，每每回味这段朴素无华的文字，我总是辛酸欲哭，情不自禁。
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这部文集中所收的各篇作品，早就拜读过了(有不少文章已 读过不止一遍)，一直深受其益。自从1981年读大学念历史、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教历 史特别是美国史以来，对杨先生的论著一向爱读。杨先生是我由衷钦佩的当代中国史学 家之一(我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史，兼及晚清史，和喜欢杨先生的作品一样 ，自己还特别偏爱黎澍、陈旭麓、罗荣渠、李慎之、蔡尚思、汪熙、章开沅、刘绪贻、 刘祚昌、李时岳、资中筠等当代学者的作品，可惜黎、陈、罗、李慎之、李时岳诸公已 作古)。我常常感慨，读像杨先生这样的大家硕学的作品，有如学术圣餐和精神享受， 美不胜收。
在论美国史学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及其史学时，杨先生曾一言以蔽之曰：“扣人心 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是杰出历史学家必备的功力。班克 罗夫特最符合这些条件。”(第4页)此乃知人之论。我想强调的是，用杨先生这番归纳 评论班克罗夫特的话来评价杨先生及其史学，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探径集》所体现 的正是作者“扣人心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这本书不仅可读，而且耐读；它浓缩了先生漫长曲折的学术生涯，见证了老人 探索创新的艰辛历程。
我相信，作为杨生茂先生厚积薄发的学术结晶，《探径集》终将历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