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
熊伟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3年12期第67～72页
【英文标题】Pacifist Movement in America in the 1930s
XIONG Wei-min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Hunan,China
【作者简介】长沙大学 政法系，湖南 长沙 410003
熊伟民(1956—)，男，湖南桃江人，长沙大学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二战史、世界现 代史和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
【关 键 词】美国/和平运动/和平主义/孤立主义America/pacifist movement/pacifism/isolationism
[中图分类号]K71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2-0067-06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是与孤立主义同时存在的一种社会思潮。国内论者对 孤立主义的存在和影响，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和平主义运动却没有引起适当 的注意。本文从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30年代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背景入手， 对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构成、实践、影响以及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的关系等 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一
虽然早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美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和平团体，但直到20世纪30年 代才形成有广泛影响的和平主义运动。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既是人们揭露、了 解和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情形的结果，也是3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发展演变的产物。
1917年，当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和企图支持墨西哥发动对美国的战争的电文公 布之后，美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形成反德浪潮。威尔逊政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 ，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参战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们将为我们一向珍视的事 业而战——为民主，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在自己的政府有发言的权利，为弱小民族的权 利与自由，为自由人民协力合作的普遍权利而战。这种自由人民的协力合作必将给各国 事业带来和平与安全，并使世界最后获得自由。”[1](p271)
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似乎并不能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最大的利益。他从巴黎和会带 回的东西没有引起普遍的兴趣。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在参议院争取到所需的赞成票来批 准和约。结果，由他倡导的国际联盟被他自己的同胞所摒弃，而他自己也因为事业的失 败而郁郁致死。
战争的结局和战胜国处理战争的方式，引起广泛的批评和争论，回过头来弄清楚战争 爆发的原因和卷入战争的过程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人们试图从杂乱无章的历史中理出 一点头绪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不像原来想像的那样简单。美国卷入战争的过程，并不 光明正大，遑论目标的崇高与纯洁。相当多的材料使人们相信，在美国卷入战争的问题 上，英国的歪曲性宣传在激发美国人对德国人的仇恨情绪方面起了恶劣的作用。这是英 国在战后自己也承认的。“战争期间，盟国用说谎和欺骗的手段，玩弄了美国人。”[2 ](p8)比如，“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样骇人 听闻的消息，就是英国的新闻机构编造出来的。二三十年代，许多英文出版物指出了协 约国进行战争的自私目的和战争时期的欺骗行为，使当时热烈地支持了战争的人们恍然 大悟。阿瑟·庞斯比(Arther Ponsonby)的《战时的欺诈》(False in Wartime)、哈罗 德·D.纳斯威尔(Harold D.Lasswell)的《世界战争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菲力蒲·吉布斯爵士(Sir Philip Gibbs)的《现在可 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等著作，使不少美国人确信：他们的感情“被战争贩子 们熟练地玩弄着”[3](p2)。大家惊呼上当受骗，一种被玩弄、被出卖的仇恨情绪与对 自己盲从的悔恨交织在一起。
伴随着悔恨和不满情绪的高涨，人们把清算的目光落到了战争期间发了横财的军火商 身上。人们认为，军火商为了获得利润，采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引导舆论和政府逐渐走 上了参战的道路。1934年春，保守而又颇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财富》(Fortune)发表 了一篇引起广泛议论的文章——《武器与人》(Arms and Men)。接着，又有两本相关的 著作出版：一是乔治·塞尔兹(George Seldes)的《钢铁、鲜血与利润》(Iron,Blood and Profits)，一是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Helmuth Engelbrecht)和弗兰克·汉利亨( Frank Hanighen)合著的《死亡商人》(Merchants of Death)。后者反响很大，出版后 很快成为畅销书。所有这些书刊都论述说，美国参战全是军火商们一手策动的。人们形 容军火商人的行动原则是：“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4]( p125)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业家们声名狼藉，并导致人们要求国会对战争时期 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战争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背景的小说，如《受到攻击》(Under Fire)、《反击》(Counter Attack)、《告别战 争》(A Farewell to Arms)、《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以及翻译作品《西线静悄 悄》(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等，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们从不 同角度描写了战争中血淋淋的场面和可怕的屠杀，加强了人们痛恨战争、诅咒战争的心 理。
愤懑、悔恨的情绪尚未排遣和消解，30年代的国际形势又紧张起来。1931年9月，日本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构筑的战后远东国际格局。1933 年，狂热鼓吹对外进行复仇战争的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形成欧洲新的战争策源地。随着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德国的重新武装，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美国怎么办? 又会卷入一场大屠杀吗?感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欺骗的人们，担心美国重走1917 年的老路。他们千方百计想回避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割断同战乱的欧洲和亚洲的 联系。
人们对1917年卷入战争过程的重新了解和紧张的国际形势的现实，影响了30年代美国 普通民众的心理取向和价值判断，孕育出美国社会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社会 思潮：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
二
要准确回答美国30年代有多少和平主义性质的团体和多少人卷入了和平主义运动，是 非常困难的。虽然参加和平主义运动的人在一点上可以统一起来，即他们都反对战争， 但甚至就在这一点上，其坚定和信仰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一些人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不管什么战争都加以反对和排斥；另一些和平主义者虽然反对战争，认定战争是一种罪 恶，但同时也认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战争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虽然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但人们的普遍情绪和思想倾向还是能明显看得到的。30年 代初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刺激，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发誓：“永不重复。”(never again)也就是说，不让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重演。人们对所有与战 争和军备相关的事务表示反对和厌恶。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规定的军备水平被打破 ，局部战争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裁军的主张得到较普遍支持。海军部长威尔伯(Wilbur)抱怨说：“海军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马上嘲 笑说：“令人吃惊般地吻合的是，没有任何战争需要海军去准备。”[3](p3-4)有关部 门组织的“波克和平有奖竞赛”(Pok Peace Award Contest)活动在全美上下吸引了不 少人来参加，一年的时间里主办者收到22165份关于世界和平计划的草案，证明人们对 和平问题持特别关注的态度。1937年2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95%的人不愿意卷入另一 场欧洲战争。慕尼黑会议期间，对同一问题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出相同的结果，甚至有 57%的被调查者赞同慕尼黑协定。[5](p59)据估计，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最兴盛的 时候，其拥护者有1200万人，听众达到4500万—6000万人。[4](p125)
在揭露和谴责军火商置利润于生命之上的浪潮中，以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Wo 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为主的和平团体，要求国会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国会议员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桩麻 烦事。特别是那些在自己的选区内有军火工业的议员，害怕调查影响到本选区或州的利 益，并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没有人敢于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罗斯福总统处 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行动，否则就会很容易被戴上袒护军 火商的帽子；另一方面，若赞成调查，他又担心真捅出一些漏洞，从而束缚他的行政当 局与军火商之间以后的交易。他最后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办法：在表示赞成调查的同时， 主张这样的调查应通过国际行动来协调解决。他的意思是，如果只堵住美国方面的漏洞 ，而其他国家仍然进行着秘密军火交易，于裁减军备、制止战争并无实际的意义。
当时，呼吁调查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似地飞往白宫，和平主义团体还派遣请愿团求见 议员，陈述要求，对国会和罗斯福行政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最后，国际妇女争取和平 与自由同盟能干的执行书记多罗西·德策尔(Dorothy Detzer)小姐于1934年1月成功地 说服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伊(Gerald P.Nye)，由他出面组织这次调查。奈 伊是一位41岁的退伍军人，孤立主义者，他已当了8年的参议员，任期还有4年之久，而 且他在北达科他州也没有军火工业的对立面，于是承揽了他任何一位参议员同事都不愿 干的差事。迫于压力，4月12日参议院投票同意对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这是30年代 和平主义运动影响国会和政府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在于调查结果，而在于和 平主义运动对政府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
1935年，国际形势更加紧张。2月，墨索里尼向意属东非增派军队。3月，德国公开宣 布重振军备，法国为此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这些事件引起美国和平主义团体对战争的恐 惧，加上罗斯福提出和平时期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平主义团体便采取了新 的行动。《民族周刊》这样批评政府：“我们在迅速堕落，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同起 来，向战争之神俯首听命。像我们这样一个自称基督教的国家，竟计划耗费12.25亿美 元用于陆海军军备……而2000万美国人却正处在饥饿线上等待救济。这是近年来最令人 感到可耻和沮丧的事件之一。”[4](p147)各和平主义团体告诫人们：政府提出如此庞 大的军事预算，意味着准备发动战争。它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学生们提出的 响亮口号是：“要学校，不要战舰。”
同年春，《通往战争之路：美国1914—1917》一书出版。作者在书中提出如下论点： “美国为保护同盟国的贸易，才成为协约国的一个无声的伙伴。”[4](p16)如果当时美 国能够执行真正中立的政策，本来是可以避免卷入战争的。该书的出版，鼓舞了人们要 求制定一项法律，以保证真正的中立或防止美国人在另一次冲突中向交战国供应物资。
在中立法问题上，刚开始时，和平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和平主义 者主张制定一项包括授权总统酌情处理的中立法，而不是孤立主义者所要求的僵硬而没 有弹性的中立法。但随着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紧张局势的发展，和平主义运动的激进派 人士从支持争取国际合作、防止战争的立场转向比较严格的中立态度。他们发表宣言， 举行集会，或者向国会和行政当局写信，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一个错误，如果再卷入一场战争会更加糟糕；除了银行家、工厂主和军火商人获得利 润之外，牺牲的只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将付出生命、金钱和民主制度的代价，因此美国 应该制定一项严格的中立法，以防止卷入新的欧洲战争。
和平主义运动激进派人士这种立场的转变，使罗斯福受到和平主义运动和孤立主义双 重的夹击，更加缺少回旋的余地。
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美国民众考虑的问题，不是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也不是美国应 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而是重新提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忧虑。和平主义运动倡 导者要求行政当局做出努力，尽快结束西班牙战争。1936年11月，他们成立了“人民命 令政府结束战争”委员会，发动1200万人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和平主义者既要求美国 不卷入战争，又要求政府为结束西班牙内战做出努力，这对联邦政府来说，确实很难予 以满足。罗斯福只能在中立法的框架内施加政府的影响。“为确保同全国和平主义者的 立场一致”[4](p183)，他必须谨慎行事。
到了1938年，和平主义运动仍然有较大声势。一些和平主义者发起修改宪法的运动， 并且获得了部分议员的支持。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路易斯·洛德罗(Louis Ludlow) 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建议宪法作如下增补和修正；除非美国和它的领土遭到入侵，否 则，国会做出的宣战只有在得到全体公民的投票的多数支持后，方可有效。[2](p16)此 修正案建议的意义，旨在进一步限制美国卷入战争的行动。它所表达的美国应该尽力避 免卷入战争的思想，无疑得到孤立主义者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也束缚了国会在宣战 问题上的手脚，宣战的权力由国会转到了选民的手中，这是多数议员不愿面对的。因此 ，洛德罗的提案被否决。来自密执安州的参议员阿瑟·H.温得伯格(Arther H.Vandenberg)说：“这好像在准许救火部门扑灭熊熊大火之前，首先要召开 城镇会议一样。”[2](p16)
事实上，从1938年起，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就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更早的一些时候， 一些和平主义者就转变了态度和立场。他们和爱因斯坦一样，相信对付像日本军国主义 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一类的侵略者，只有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 向它们呼吁和平和遵守国际公认的交往准则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大战全面爆发以后， 一些和平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坚持过去的立场，为了避免卷入战争，甚至抱着一种宁愿轴 心国迅速取胜的心态；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积极支持英法作战，取得战争胜利。两派争论 异常激烈。但总的趋势是，和平主义势力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珍珠港事件 爆发，美国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和平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戛然而止。
三
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但是，如果从职业和人群方 面考察，和平主义运动的阵营还是清晰的。和平主义者主要包括三部分人：妇女、宗教 界人士以及在校大学生。
“妇女是美国和平运动的脊梁。”[3](p9)这一结论肯定了妇女在美国和平主义运动中 的基础性地位。随着妇女逐渐走向社会和政治上获得选举权利，她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特 别高涨，而和平问题对她们之所以特别具有吸引力，大概是她们的本性使然。作为妻子 和母亲，她们特别不愿意看到丈夫和儿子到战场上去拼杀。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同丈 夫、儿子的亲情关系，使她们的想法和行动很容易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随着妇女获 得选举权，任何想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关注妇女运动的基本倾向和 趋势，亦都不愿去冒失去数量巨大的选票的风险。况且，30年代从事和平主义运动的妇 女，不再仅仅是那些有闲阶层的妇女，而是包括了职业医生、教师、律师、编辑、记者 、社会改革家以及政府官员。她们是美国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力量，因而她们 的呼吁也更具有影响力。
在30年代从事和平主义运动的妇女团体中，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是它的旗帜 。同盟由珍妮·亚当斯(Jane Adams)和其他妇女改革者于1915年创立，目标是争取社会 正义和世界和平。它在全美各地有120个支部，有超过3万人的会员，有由11个支付薪金 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有专门与国会和白宫进行联系的游说人员，执行书记是能干的多 罗西·德策尔小姐。同盟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是说服参议员奈伊同意牵头对一战期间美 国的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并推动参议院做出进行调查的决议。
宗教界人士是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第二个群体。如果追溯历史渊源，应该说 教会是美国最早的和平主义鼓吹者。无论是基督教各派别还是天主教会或犹太教徒，都 卷入了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中。三者之中，基督教各派别的声势最大，这与它 们所占的数量优势是有联系的。
1929年，基督教联盟理事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教会 与世界和平的关系问题。会议决议指出，教会应当谴责诉诸战争的犯罪行为，拒绝战争 。1931年，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主办的杂志《世界的明天》(World Tomorrow)对神职人员 进行民意测验，在19327名被测者中，有12076人回答教会再也不应该牵涉到任何战争之 中。3年以后，相同的民意测验显示，持这种意见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6](p50 )
基督教最主要的和平主义团体是和解友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它 于1914年在英国成立，是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以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作为宗旨。 在美国，它是30年代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其成员大都是年轻的牧师和受 宗教信仰推动的人。1935年，登记在册的会员达4000人。它的主要领导人包括约翰·海 恩斯·霍姆斯(John Hagnes Holmes)、哈里·埃默森·佛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和约翰·内文·莎尔(John Nevin Sagre)。1936年以后，主 要受A.J.马斯特(A.J.Muste)控制。
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第一号和平主义者”的马斯特，声望颇高。他曾经做过牧 师、工会组织者、劳工学院的管理者，一度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但1936年他改变信仰， 宣称：“从革命运动的经历发觉，对爱的否认就是对正义的背弃。”他从激进的托洛茨 基主义立场向和平主义立场的转变，不仅是他走向右倾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种乌托 邦理想在他心灵中的复活。他试图通过将和平主义转变为一种实际的运动，从而达到使 处于对立之中的爱与正义的理想归于统一。[7](p9)
战争抵制者同盟(War Resister League)是和解友社的外围组织，其目的是团结那些从 政治、人道和哲学的角度反对战争的人们，其基本信条是：“战争是反对人性的一种犯 罪，因此，我们不支持战争并努力清除引起战争的各种原因。”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1937年，有1.2万人签名表示承认和信奉同盟的信条。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是社会主 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独立的激进人士。
在校大学生构成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第三个群体。年轻人思想敏锐，富于进 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成为检验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思想信仰、精神风貌的晴雨表 。在30年代，他们是整个和平主义运动中最活跃和最富于生气的一个群体。
1933年，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对65所大专院校的21725名学生做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8415人宣称，只有在美国遭受实际入侵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拿起武器作战；只 有6089人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卷入的任何战争。[8](p3)
1935年，反战运动在全国的校园里展开。4月初，瓦塞学院(Vassar College)的500名 女生在校长的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并且喊出了“要学校，不要战舰”的口号。这次反 战示威被认为是1917年以来学生对待战争态度转向激进的一个转折点。4月12日，全国 约有17.5万名学生参加了一个小时的反战罢课，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课堂，提出“要学 校，不要战舰”和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的要求。不少学校的学生还表示赞成英国牛津大 学学生俱乐部通过的“决不为国王和国家战斗”的动议，宣称决不在武装部队中服役。
青年大学生虽然是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主力，但没有自己全国性的组织来安排和协 调活动，他们往往受到社会上其他和平主义团体的引导和操纵。
如果从实现和平的方式和手段考察分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有保守和 激进之分，前者常被称为和平主义运动中的右翼，而后者则为左翼。
保守的和平主义团体有：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世界和平基金会(World Peace Foundation)、伍德罗·威尔逊 基金会(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以及教会和平联盟(Church Peace Union)。这些 和平主义团体大都产生于30年代前，经费充足，它们都支持美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政治态度温和，因而在30年代难以吸引新一代较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它们所做的工 作，主要是通过教育宣传渠道，增进国际间的良好关系，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供法律 方面的规范，确定正义的原则等。它们与30年代美国现实可感的和平主义运动力量缺乏 联系，因而影响也相对有限。
激进派是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出色解释者。他们的高明之处，是将战争与资本 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提出现代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的命题。这与那些试图从人 性的本质中寻找战争根源的和平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激进派的代表是美国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和共产主义者。1934年，社会党通过 决议，宣称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无论是战争或为战争做准备，“社会 主义者是不可容忍的”，一旦战争爆发，社会主义者就要以“总罢工”的形式予以制止 。美国共产主义者则主张：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战争。除社会主义者 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由主义者和非左翼政党的人士也认为，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剥削 制度的表现而已，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激进派的中坚。[3](p8)
激进派与保守派相比较，其特点是诉诸广大民众的力量来反对战争，保守派则不敢发 动群众。不过，从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形来看，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 对战争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共产主义者是积极的或相对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帝国 主义战争和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但不反对正义的战争。而社会主义者则将和平、民主、 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对以暴力的手段对社会进行改造或是促使社会 发生转变，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性质的战争。
受激进派影响的和平主义团体主要是美国反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同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该同盟建立于1933年，是自由派和左翼组织的联盟，据称 有几百万的会员，它的委员会名单中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和社会党人迪威尔·艾伦、雷·纽顿(Ray Newton)。这是一个大杂烩。不过 ，在整个30年代，同盟在和平主义运动中是最具活力的，并且维持着同受共产党人影响 的美国学生联合会(American Student Union)和美国青年代表大会(American Youth Congress)的密切联系。
美国共产党在30年代的和平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并不引人注目，问题当然不在于他们是 否信仰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而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路线和纲领 ，受不断变换但并非经常正确的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形势判断的制约，提出不切合实际的 口号和主张，因此，不能把人民群众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随着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化，和平主义者已感受到他们无力 阻止另一场欧洲战争。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和全国防止战争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revention of War)将主要目标放在使美国孤立于战争之外的努力上，而 和平主义运动中的保守派则转而赞成建立集体安全体制来维护和平。共产党人这时也站 到建立集体安全体制的立场。但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美国共产党这一立场的调整，主要 是为了适应苏联试图与法西斯以外的西方国家建立反对法西斯同盟的宣传需要。为了适 应这一转变，共产党人采取了支持罗斯福新政和对外政策的态度。
《苏德互不犯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共产党的宣传陷入尴尬的境地。美国共产党的宣 传跟着莫斯科的策略发生转变，宣称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 呼吁在美开展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号召工人以罢工斗争来破坏军火生产；同时宣布 ：1941年6月22日开始为和平周。[9](p348-35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和平周开始的当天，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共产党又跟着莫斯 科宣称：“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转变成“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很显然，美共 已不能再把推动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作为党的基本任务，相反地，呼吁“全力以赴支持 英国和苏联”，新的口号是“战胜法西斯主义”。[9](p395)
四
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同时存在的两股社会思潮，它们之间既 有区别，也有联系。
和平主义者虽然内部情况复杂，但从整体上讲，他们是战争和军备的反对者，强调以 和平的手段和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孤立主义者则不同。虽然在30年代孤立主义者反对美 国卷入欧洲纠纷，但从信仰上讲，他们并不反对战争和军备本身，也不反对通过战争的 手段和方式来解决国际纠纷。例如，“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是30年代最典型、 最坚定的孤立主义组织，但它从来不主张裁减军备，相反地，却一直支持发展美国的武 装力量。他们鼓吹美国应该“为整个美洲建立一道攻不破的防御线”。“做好准备，但 不卷入”则是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全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军团(the American Legion)的 响亮口号。主张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们，虽然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但又总是投票赞 成增加军事预算。“美国第一”反对罗斯福援助英法的政策，认为这是浪费资源，没有 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之，孤立主义者不像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赞成美国建 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反对战争和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纠纷。
其次，和平主义者也为孤立主义者的右翼所排斥。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受保守派控制， 得到商人的经费支持，为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所欢呼。孤立主 义者似乎就是“战争贩子”的缩影。[10](p60)在和平主义者的眼中，更加可憎恶的是 孤立主义同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许多“美国第一”的领导人持有鲜明的种 族主义思想。在解释其反干涉立场的时候，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写道： 欧洲战争不是“团结一致保护白种人的问题”[10](p131-154)。弦外之音是，如果欧洲 战争是“团结一致保护白种人”的战争，那美国就应该干涉。种族主义的思想昭然若揭 。
与此相反，和平主义团体在整体上主张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支持社会改革，扩大 妇女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反对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是一股相对进步的社会 力量。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在1934年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一个真正持久的和 平和确定的自由，不可能在目前这种剥削、特权和利润的制度下存在”，因此，它将寻 求“一种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分性别、种族和言论差别的社会、经济、政治上 的平等将得以实现”。1939年，它又宣称：“如果没有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 能有自由。现存的经济制度……对我们是一个挑战。”[3](p26)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 平主义运动领导者在劳工运动中显得特别活跃，他们组织罢工，为社会正义和救助工人 而斗争。当教会中的一些和平主义团体趋于保守立场或是对政治表示反感的时候，大多 数和平主义者仍然坚持一种进步的和激进的政治态度。1932年，和解友社对总统候选人 做民意测验，结果，75%的被测验的和平主义者赞成比较激进的社会党候选人。
第三，孤立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好战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者只关心美国的利益，但又 不承认或不愿意承认美国的利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的繁荣与发展同其他民族的繁荣 与发展密切相关。洛杉矶一份孤立主义的报纸曾宣称：“法国内阁部长的改变，对洛杉 矶的居民而言，并不会比它的一条公路的等级变化显得重要。”1935年，当就美国是否 应该参加国际法院的问题而展开讨论时，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宣称：“让欧洲 和其他民族见鬼去吧。”[3](p26)因此，孤立主义者很乐意将他们的组织命名为“美国 第一”。
和平主义与此不同。当孤立主义思潮席卷美国各地、甚至罗斯福总统也宣称反对国联 时，几乎所有美国的和平主义团体都支持美国加入国际法院和国联。1925年，科比·佩 奇(Kirby Page)代表国际法院在美国做12周的演讲旅行，受到和平主义者的热烈欢迎， 并自始至终有和平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陪同。鉴于有和平主义团体在美国宣扬国际联盟 的理想，1934年，国际联盟协会向新英格兰地区的和平主义团体赠送了2辆宣传车。
孤立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受到和平主义团体的批评。1941年10月，国际妇女争 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全国大会严肃地指出：孤立主义是一种狭隘、僵硬的民族主义和灾难 性的军国主义。她们相信，世界已进入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只有各民族在政治上 的合作，才能避免战争的暴力。[3](p27)
很显然，尽管和平主义者不支持美国卷入战争，但他们不是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认为，中立政策是一种虽然孤立于战争之外但又不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的政策，其惟一 目的是避免战争。能够避免战争，促进和平的国际合作，和平主义者是赞成和欢迎的。
虽然和平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在信仰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在30年代阻止美国卷入 战争的斗争中，一些和平主义者没有很好地划清楚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时地附和或站到 了孤立主义的立场上。1940年1月，“美国第一”委员会建立，在孤立主义者的邀请下 ，和平主义者阿尔伯特·W.帕尔默(Albert W.Palmer)和奥斯瓦尔德·加尔森·维纳德( Oswald Garrson Villard)都成了它的成员。当然，因反对委员会同意加强美国的防务 ，两人在一个月内就退了出来。但就因为这一事实，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s)在1941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还将维纳德包括在“纳粹同情者”名单中。另一位著 名的和平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虽然因为反对委员会主张的“战备经济 ”而拒绝参加委员会，但还是在“美国第一”委员会发起的大会上作了演讲。当极端的 孤立主义者林白发表反犹主义言论时，托马斯也没有断绝同委员会的关系。
在所有和平主义团体中，全国防止战争理事会在滑向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最远。193 9年，出于对行政当局的强烈不满，全国防止战争理事会散发了成千上万份孤立主义者 的演说文本，其中包括著名孤立主义者奈伊、林白、麦坎南(MeCarran)和华尔斯(Wlash )的演说。1941年，它又帮助“美国第一”反对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为了报答理事 会的帮助，孤立主义者捐赠1000美元作为其活动基金。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也 曾于1939年接受孤立主义者500美元的捐赠。[10](p75，90)
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的交汇点，来自于阻止美国卷入战争的动力。但不管怎么说，和 平主义运动与孤立主义者纠缠在一起，不是提高了运动的声望，而是降低了运动的品位 ，在客观效果上，则是妨碍了美国政府正当的战争努力。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是美国人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过程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相互作用的产物。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始 终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不断扩大侵略的形势下，只有以暴力对 付暴力的方式才有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平主义者的理念及其实践，显得与现实严重 脱节，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收稿日期：2002-03-1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3年12期第67～72页
【英文标题】Pacifist Movement in America in the 1930s
XIONG Wei-min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Hunan,China
【作者简介】长沙大学 政法系，湖南 长沙 410003
熊伟民(1956—)，男，湖南桃江人，长沙大学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二战史、世界现 代史和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
| 【内容提要】 | 20世纪30年代，在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省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下， 美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与孤立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平主义者主要由 妇女、宗教界人士和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反对战争和军备，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和方式 解决国际纠纷。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代背景下，和平主义者的理念及其实践显得与现 实严重脱节，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In the 1930s,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flection on World War I and the gradual deteri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there appeared in America a pacifist movement which was chiefly composed of women,students and religious persons,and which was both connected with and different from the isolationism.These pacifists propos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condemned arms race and war expansions.In the time of fascism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pacifism was doomed to failure. |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是与孤立主义同时存在的一种社会思潮。国内论者对 孤立主义的存在和影响，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和平主义运动却没有引起适当 的注意。本文从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30年代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背景入手， 对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构成、实践、影响以及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的关系等 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一
虽然早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美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和平团体，但直到20世纪30年 代才形成有广泛影响的和平主义运动。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既是人们揭露、了 解和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情形的结果，也是3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发展演变的产物。
1917年，当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和企图支持墨西哥发动对美国的战争的电文公 布之后，美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形成反德浪潮。威尔逊政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 ，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参战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们将为我们一向珍视的事 业而战——为民主，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在自己的政府有发言的权利，为弱小民族的权 利与自由，为自由人民协力合作的普遍权利而战。这种自由人民的协力合作必将给各国 事业带来和平与安全，并使世界最后获得自由。”[1](p271)
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似乎并不能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最大的利益。他从巴黎和会带 回的东西没有引起普遍的兴趣。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在参议院争取到所需的赞成票来批 准和约。结果，由他倡导的国际联盟被他自己的同胞所摒弃，而他自己也因为事业的失 败而郁郁致死。
战争的结局和战胜国处理战争的方式，引起广泛的批评和争论，回过头来弄清楚战争 爆发的原因和卷入战争的过程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人们试图从杂乱无章的历史中理出 一点头绪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不像原来想像的那样简单。美国卷入战争的过程，并不 光明正大，遑论目标的崇高与纯洁。相当多的材料使人们相信，在美国卷入战争的问题 上，英国的歪曲性宣传在激发美国人对德国人的仇恨情绪方面起了恶劣的作用。这是英 国在战后自己也承认的。“战争期间，盟国用说谎和欺骗的手段，玩弄了美国人。”[2 ](p8)比如，“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样骇人 听闻的消息，就是英国的新闻机构编造出来的。二三十年代，许多英文出版物指出了协 约国进行战争的自私目的和战争时期的欺骗行为，使当时热烈地支持了战争的人们恍然 大悟。阿瑟·庞斯比(Arther Ponsonby)的《战时的欺诈》(False in Wartime)、哈罗 德·D.纳斯威尔(Harold D.Lasswell)的《世界战争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菲力蒲·吉布斯爵士(Sir Philip Gibbs)的《现在可 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等著作，使不少美国人确信：他们的感情“被战争贩子 们熟练地玩弄着”[3](p2)。大家惊呼上当受骗，一种被玩弄、被出卖的仇恨情绪与对 自己盲从的悔恨交织在一起。
伴随着悔恨和不满情绪的高涨，人们把清算的目光落到了战争期间发了横财的军火商 身上。人们认为，军火商为了获得利润，采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引导舆论和政府逐渐走 上了参战的道路。1934年春，保守而又颇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财富》(Fortune)发表 了一篇引起广泛议论的文章——《武器与人》(Arms and Men)。接着，又有两本相关的 著作出版：一是乔治·塞尔兹(George Seldes)的《钢铁、鲜血与利润》(Iron,Blood and Profits)，一是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Helmuth Engelbrecht)和弗兰克·汉利亨( Frank Hanighen)合著的《死亡商人》(Merchants of Death)。后者反响很大，出版后 很快成为畅销书。所有这些书刊都论述说，美国参战全是军火商们一手策动的。人们形 容军火商人的行动原则是：“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4]( p125)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业家们声名狼藉，并导致人们要求国会对战争时期 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战争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背景的小说，如《受到攻击》(Under Fire)、《反击》(Counter Attack)、《告别战 争》(A Farewell to Arms)、《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以及翻译作品《西线静悄 悄》(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等，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们从不 同角度描写了战争中血淋淋的场面和可怕的屠杀，加强了人们痛恨战争、诅咒战争的心 理。
愤懑、悔恨的情绪尚未排遣和消解，30年代的国际形势又紧张起来。1931年9月，日本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构筑的战后远东国际格局。1933 年，狂热鼓吹对外进行复仇战争的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形成欧洲新的战争策源地。随着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德国的重新武装，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美国怎么办? 又会卷入一场大屠杀吗?感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欺骗的人们，担心美国重走1917 年的老路。他们千方百计想回避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割断同战乱的欧洲和亚洲的 联系。
人们对1917年卷入战争过程的重新了解和紧张的国际形势的现实，影响了30年代美国 普通民众的心理取向和价值判断，孕育出美国社会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社会 思潮：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
二
要准确回答美国30年代有多少和平主义性质的团体和多少人卷入了和平主义运动，是 非常困难的。虽然参加和平主义运动的人在一点上可以统一起来，即他们都反对战争， 但甚至就在这一点上，其坚定和信仰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一些人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不管什么战争都加以反对和排斥；另一些和平主义者虽然反对战争，认定战争是一种罪 恶，但同时也认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战争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虽然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但人们的普遍情绪和思想倾向还是能明显看得到的。30年 代初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刺激，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发誓：“永不重复。”(never again)也就是说，不让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重演。人们对所有与战 争和军备相关的事务表示反对和厌恶。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规定的军备水平被打破 ，局部战争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裁军的主张得到较普遍支持。海军部长威尔伯(Wilbur)抱怨说：“海军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马上嘲 笑说：“令人吃惊般地吻合的是，没有任何战争需要海军去准备。”[3](p3-4)有关部 门组织的“波克和平有奖竞赛”(Pok Peace Award Contest)活动在全美上下吸引了不 少人来参加，一年的时间里主办者收到22165份关于世界和平计划的草案，证明人们对 和平问题持特别关注的态度。1937年2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95%的人不愿意卷入另一 场欧洲战争。慕尼黑会议期间，对同一问题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出相同的结果，甚至有 57%的被调查者赞同慕尼黑协定。[5](p59)据估计，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最兴盛的 时候，其拥护者有1200万人，听众达到4500万—6000万人。[4](p125)
在揭露和谴责军火商置利润于生命之上的浪潮中，以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Wo 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为主的和平团体，要求国会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国会议员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桩麻 烦事。特别是那些在自己的选区内有军火工业的议员，害怕调查影响到本选区或州的利 益，并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没有人敢于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罗斯福总统处 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行动，否则就会很容易被戴上袒护军 火商的帽子；另一方面，若赞成调查，他又担心真捅出一些漏洞，从而束缚他的行政当 局与军火商之间以后的交易。他最后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办法：在表示赞成调查的同时， 主张这样的调查应通过国际行动来协调解决。他的意思是，如果只堵住美国方面的漏洞 ，而其他国家仍然进行着秘密军火交易，于裁减军备、制止战争并无实际的意义。
当时，呼吁调查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似地飞往白宫，和平主义团体还派遣请愿团求见 议员，陈述要求，对国会和罗斯福行政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最后，国际妇女争取和平 与自由同盟能干的执行书记多罗西·德策尔(Dorothy Detzer)小姐于1934年1月成功地 说服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伊(Gerald P.Nye)，由他出面组织这次调查。奈 伊是一位41岁的退伍军人，孤立主义者，他已当了8年的参议员，任期还有4年之久，而 且他在北达科他州也没有军火工业的对立面，于是承揽了他任何一位参议员同事都不愿 干的差事。迫于压力，4月12日参议院投票同意对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这是30年代 和平主义运动影响国会和政府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在于调查结果，而在于和 平主义运动对政府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
1935年，国际形势更加紧张。2月，墨索里尼向意属东非增派军队。3月，德国公开宣 布重振军备，法国为此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这些事件引起美国和平主义团体对战争的恐 惧，加上罗斯福提出和平时期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平主义团体便采取了新 的行动。《民族周刊》这样批评政府：“我们在迅速堕落，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同起 来，向战争之神俯首听命。像我们这样一个自称基督教的国家，竟计划耗费12.25亿美 元用于陆海军军备……而2000万美国人却正处在饥饿线上等待救济。这是近年来最令人 感到可耻和沮丧的事件之一。”[4](p147)各和平主义团体告诫人们：政府提出如此庞 大的军事预算，意味着准备发动战争。它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学生们提出的 响亮口号是：“要学校，不要战舰。”
同年春，《通往战争之路：美国1914—1917》一书出版。作者在书中提出如下论点： “美国为保护同盟国的贸易，才成为协约国的一个无声的伙伴。”[4](p16)如果当时美 国能够执行真正中立的政策，本来是可以避免卷入战争的。该书的出版，鼓舞了人们要 求制定一项法律，以保证真正的中立或防止美国人在另一次冲突中向交战国供应物资。
在中立法问题上，刚开始时，和平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和平主义 者主张制定一项包括授权总统酌情处理的中立法，而不是孤立主义者所要求的僵硬而没 有弹性的中立法。但随着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紧张局势的发展，和平主义运动的激进派 人士从支持争取国际合作、防止战争的立场转向比较严格的中立态度。他们发表宣言， 举行集会，或者向国会和行政当局写信，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一个错误，如果再卷入一场战争会更加糟糕；除了银行家、工厂主和军火商人获得利 润之外，牺牲的只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将付出生命、金钱和民主制度的代价，因此美国 应该制定一项严格的中立法，以防止卷入新的欧洲战争。
和平主义运动激进派人士这种立场的转变，使罗斯福受到和平主义运动和孤立主义双 重的夹击，更加缺少回旋的余地。
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美国民众考虑的问题，不是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也不是美国应 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而是重新提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忧虑。和平主义运动倡 导者要求行政当局做出努力，尽快结束西班牙战争。1936年11月，他们成立了“人民命 令政府结束战争”委员会，发动1200万人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和平主义者既要求美国 不卷入战争，又要求政府为结束西班牙内战做出努力，这对联邦政府来说，确实很难予 以满足。罗斯福只能在中立法的框架内施加政府的影响。“为确保同全国和平主义者的 立场一致”[4](p183)，他必须谨慎行事。
到了1938年，和平主义运动仍然有较大声势。一些和平主义者发起修改宪法的运动， 并且获得了部分议员的支持。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路易斯·洛德罗(Louis Ludlow) 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建议宪法作如下增补和修正；除非美国和它的领土遭到入侵，否 则，国会做出的宣战只有在得到全体公民的投票的多数支持后，方可有效。[2](p16)此 修正案建议的意义，旨在进一步限制美国卷入战争的行动。它所表达的美国应该尽力避 免卷入战争的思想，无疑得到孤立主义者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也束缚了国会在宣战 问题上的手脚，宣战的权力由国会转到了选民的手中，这是多数议员不愿面对的。因此 ，洛德罗的提案被否决。来自密执安州的参议员阿瑟·H.温得伯格(Arther H.Vandenberg)说：“这好像在准许救火部门扑灭熊熊大火之前，首先要召开 城镇会议一样。”[2](p16)
事实上，从1938年起，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就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更早的一些时候， 一些和平主义者就转变了态度和立场。他们和爱因斯坦一样，相信对付像日本军国主义 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一类的侵略者，只有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 向它们呼吁和平和遵守国际公认的交往准则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大战全面爆发以后， 一些和平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坚持过去的立场，为了避免卷入战争，甚至抱着一种宁愿轴 心国迅速取胜的心态；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积极支持英法作战，取得战争胜利。两派争论 异常激烈。但总的趋势是，和平主义势力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珍珠港事件 爆发，美国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和平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戛然而止。
三
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但是，如果从职业和人群方 面考察，和平主义运动的阵营还是清晰的。和平主义者主要包括三部分人：妇女、宗教 界人士以及在校大学生。
“妇女是美国和平运动的脊梁。”[3](p9)这一结论肯定了妇女在美国和平主义运动中 的基础性地位。随着妇女逐渐走向社会和政治上获得选举权利，她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特 别高涨，而和平问题对她们之所以特别具有吸引力，大概是她们的本性使然。作为妻子 和母亲，她们特别不愿意看到丈夫和儿子到战场上去拼杀。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同丈 夫、儿子的亲情关系，使她们的想法和行动很容易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随着妇女获 得选举权，任何想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关注妇女运动的基本倾向和 趋势，亦都不愿去冒失去数量巨大的选票的风险。况且，30年代从事和平主义运动的妇 女，不再仅仅是那些有闲阶层的妇女，而是包括了职业医生、教师、律师、编辑、记者 、社会改革家以及政府官员。她们是美国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力量，因而她们 的呼吁也更具有影响力。
在30年代从事和平主义运动的妇女团体中，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是它的旗帜 。同盟由珍妮·亚当斯(Jane Adams)和其他妇女改革者于1915年创立，目标是争取社会 正义和世界和平。它在全美各地有120个支部，有超过3万人的会员，有由11个支付薪金 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有专门与国会和白宫进行联系的游说人员，执行书记是能干的多 罗西·德策尔小姐。同盟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是说服参议员奈伊同意牵头对一战期间美 国的军火交易内幕进行调查，并推动参议院做出进行调查的决议。
宗教界人士是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第二个群体。如果追溯历史渊源，应该说 教会是美国最早的和平主义鼓吹者。无论是基督教各派别还是天主教会或犹太教徒，都 卷入了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中。三者之中，基督教各派别的声势最大，这与它 们所占的数量优势是有联系的。
1929年，基督教联盟理事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教会 与世界和平的关系问题。会议决议指出，教会应当谴责诉诸战争的犯罪行为，拒绝战争 。1931年，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主办的杂志《世界的明天》(World Tomorrow)对神职人员 进行民意测验，在19327名被测者中，有12076人回答教会再也不应该牵涉到任何战争之 中。3年以后，相同的民意测验显示，持这种意见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6](p50 )
基督教最主要的和平主义团体是和解友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它 于1914年在英国成立，是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以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作为宗旨。 在美国，它是30年代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其成员大都是年轻的牧师和受 宗教信仰推动的人。1935年，登记在册的会员达4000人。它的主要领导人包括约翰·海 恩斯·霍姆斯(John Hagnes Holmes)、哈里·埃默森·佛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和约翰·内文·莎尔(John Nevin Sagre)。1936年以后，主 要受A.J.马斯特(A.J.Muste)控制。
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第一号和平主义者”的马斯特，声望颇高。他曾经做过牧 师、工会组织者、劳工学院的管理者，一度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但1936年他改变信仰， 宣称：“从革命运动的经历发觉，对爱的否认就是对正义的背弃。”他从激进的托洛茨 基主义立场向和平主义立场的转变，不仅是他走向右倾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种乌托 邦理想在他心灵中的复活。他试图通过将和平主义转变为一种实际的运动，从而达到使 处于对立之中的爱与正义的理想归于统一。[7](p9)
战争抵制者同盟(War Resister League)是和解友社的外围组织，其目的是团结那些从 政治、人道和哲学的角度反对战争的人们，其基本信条是：“战争是反对人性的一种犯 罪，因此，我们不支持战争并努力清除引起战争的各种原因。”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1937年，有1.2万人签名表示承认和信奉同盟的信条。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是社会主 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独立的激进人士。
在校大学生构成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第三个群体。年轻人思想敏锐，富于进 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成为检验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思想信仰、精神风貌的晴雨表 。在30年代，他们是整个和平主义运动中最活跃和最富于生气的一个群体。
1933年，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对65所大专院校的21725名学生做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8415人宣称，只有在美国遭受实际入侵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拿起武器作战；只 有6089人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卷入的任何战争。[8](p3)
1935年，反战运动在全国的校园里展开。4月初，瓦塞学院(Vassar College)的500名 女生在校长的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并且喊出了“要学校，不要战舰”的口号。这次反 战示威被认为是1917年以来学生对待战争态度转向激进的一个转折点。4月12日，全国 约有17.5万名学生参加了一个小时的反战罢课，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课堂，提出“要学 校，不要战舰”和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的要求。不少学校的学生还表示赞成英国牛津大 学学生俱乐部通过的“决不为国王和国家战斗”的动议，宣称决不在武装部队中服役。
青年大学生虽然是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主力，但没有自己全国性的组织来安排和协 调活动，他们往往受到社会上其他和平主义团体的引导和操纵。
如果从实现和平的方式和手段考察分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有保守和 激进之分，前者常被称为和平主义运动中的右翼，而后者则为左翼。
保守的和平主义团体有：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世界和平基金会(World Peace Foundation)、伍德罗·威尔逊 基金会(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以及教会和平联盟(Church Peace Union)。这些 和平主义团体大都产生于30年代前，经费充足，它们都支持美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政治态度温和，因而在30年代难以吸引新一代较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它们所做的工 作，主要是通过教育宣传渠道，增进国际间的良好关系，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供法律 方面的规范，确定正义的原则等。它们与30年代美国现实可感的和平主义运动力量缺乏 联系，因而影响也相对有限。
激进派是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出色解释者。他们的高明之处，是将战争与资本 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提出现代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的命题。这与那些试图从人 性的本质中寻找战争根源的和平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激进派的代表是美国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和共产主义者。1934年，社会党通过 决议，宣称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无论是战争或为战争做准备，“社会 主义者是不可容忍的”，一旦战争爆发，社会主义者就要以“总罢工”的形式予以制止 。美国共产主义者则主张：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战争。除社会主义者 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由主义者和非左翼政党的人士也认为，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剥削 制度的表现而已，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激进派的中坚。[3](p8)
激进派与保守派相比较，其特点是诉诸广大民众的力量来反对战争，保守派则不敢发 动群众。不过，从30年代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形来看，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 对战争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共产主义者是积极的或相对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帝国 主义战争和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但不反对正义的战争。而社会主义者则将和平、民主、 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对以暴力的手段对社会进行改造或是促使社会 发生转变，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性质的战争。
受激进派影响的和平主义团体主要是美国反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同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该同盟建立于1933年，是自由派和左翼组织的联盟，据称 有几百万的会员，它的委员会名单中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和社会党人迪威尔·艾伦、雷·纽顿(Ray Newton)。这是一个大杂烩。不过 ，在整个30年代，同盟在和平主义运动中是最具活力的，并且维持着同受共产党人影响 的美国学生联合会(American Student Union)和美国青年代表大会(American Youth Congress)的密切联系。
美国共产党在30年代的和平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并不引人注目，问题当然不在于他们是 否信仰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而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路线和纲领 ，受不断变换但并非经常正确的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形势判断的制约，提出不切合实际的 口号和主张，因此，不能把人民群众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随着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化，和平主义者已感受到他们无力 阻止另一场欧洲战争。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和全国防止战争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revention of War)将主要目标放在使美国孤立于战争之外的努力上，而 和平主义运动中的保守派则转而赞成建立集体安全体制来维护和平。共产党人这时也站 到建立集体安全体制的立场。但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美国共产党这一立场的调整，主要 是为了适应苏联试图与法西斯以外的西方国家建立反对法西斯同盟的宣传需要。为了适 应这一转变，共产党人采取了支持罗斯福新政和对外政策的态度。
《苏德互不犯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共产党的宣传陷入尴尬的境地。美国共产党的宣 传跟着莫斯科的策略发生转变，宣称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 呼吁在美开展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号召工人以罢工斗争来破坏军火生产；同时宣布 ：1941年6月22日开始为和平周。[9](p348-35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和平周开始的当天，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共产党又跟着莫斯 科宣称：“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转变成“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很显然，美共 已不能再把推动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作为党的基本任务，相反地，呼吁“全力以赴支持 英国和苏联”，新的口号是“战胜法西斯主义”。[9](p395)
四
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同时存在的两股社会思潮，它们之间既 有区别，也有联系。
和平主义者虽然内部情况复杂，但从整体上讲，他们是战争和军备的反对者，强调以 和平的手段和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孤立主义者则不同。虽然在30年代孤立主义者反对美 国卷入欧洲纠纷，但从信仰上讲，他们并不反对战争和军备本身，也不反对通过战争的 手段和方式来解决国际纠纷。例如，“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是30年代最典型、 最坚定的孤立主义组织，但它从来不主张裁减军备，相反地，却一直支持发展美国的武 装力量。他们鼓吹美国应该“为整个美洲建立一道攻不破的防御线”。“做好准备，但 不卷入”则是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全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军团(the American Legion)的 响亮口号。主张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们，虽然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但又总是投票赞 成增加军事预算。“美国第一”反对罗斯福援助英法的政策，认为这是浪费资源，没有 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之，孤立主义者不像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赞成美国建 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反对战争和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纠纷。
其次，和平主义者也为孤立主义者的右翼所排斥。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受保守派控制， 得到商人的经费支持，为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所欢呼。孤立主 义者似乎就是“战争贩子”的缩影。[10](p60)在和平主义者的眼中，更加可憎恶的是 孤立主义同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许多“美国第一”的领导人持有鲜明的种 族主义思想。在解释其反干涉立场的时候，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写道： 欧洲战争不是“团结一致保护白种人的问题”[10](p131-154)。弦外之音是，如果欧洲 战争是“团结一致保护白种人”的战争，那美国就应该干涉。种族主义的思想昭然若揭 。
与此相反，和平主义团体在整体上主张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支持社会改革，扩大 妇女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反对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是一股相对进步的社会 力量。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在1934年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一个真正持久的和 平和确定的自由，不可能在目前这种剥削、特权和利润的制度下存在”，因此，它将寻 求“一种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分性别、种族和言论差别的社会、经济、政治上 的平等将得以实现”。1939年，它又宣称：“如果没有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 能有自由。现存的经济制度……对我们是一个挑战。”[3](p26)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 平主义运动领导者在劳工运动中显得特别活跃，他们组织罢工，为社会正义和救助工人 而斗争。当教会中的一些和平主义团体趋于保守立场或是对政治表示反感的时候，大多 数和平主义者仍然坚持一种进步的和激进的政治态度。1932年，和解友社对总统候选人 做民意测验，结果，75%的被测验的和平主义者赞成比较激进的社会党候选人。
第三，孤立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好战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者只关心美国的利益，但又 不承认或不愿意承认美国的利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的繁荣与发展同其他民族的繁荣 与发展密切相关。洛杉矶一份孤立主义的报纸曾宣称：“法国内阁部长的改变，对洛杉 矶的居民而言，并不会比它的一条公路的等级变化显得重要。”1935年，当就美国是否 应该参加国际法院的问题而展开讨论时，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宣称：“让欧洲 和其他民族见鬼去吧。”[3](p26)因此，孤立主义者很乐意将他们的组织命名为“美国 第一”。
和平主义与此不同。当孤立主义思潮席卷美国各地、甚至罗斯福总统也宣称反对国联 时，几乎所有美国的和平主义团体都支持美国加入国际法院和国联。1925年，科比·佩 奇(Kirby Page)代表国际法院在美国做12周的演讲旅行，受到和平主义者的热烈欢迎， 并自始至终有和平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陪同。鉴于有和平主义团体在美国宣扬国际联盟 的理想，1934年，国际联盟协会向新英格兰地区的和平主义团体赠送了2辆宣传车。
孤立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受到和平主义团体的批评。1941年10月，国际妇女争 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全国大会严肃地指出：孤立主义是一种狭隘、僵硬的民族主义和灾难 性的军国主义。她们相信，世界已进入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只有各民族在政治上 的合作，才能避免战争的暴力。[3](p27)
很显然，尽管和平主义者不支持美国卷入战争，但他们不是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认为，中立政策是一种虽然孤立于战争之外但又不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的政策，其惟一 目的是避免战争。能够避免战争，促进和平的国际合作，和平主义者是赞成和欢迎的。
虽然和平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在信仰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在30年代阻止美国卷入 战争的斗争中，一些和平主义者没有很好地划清楚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时地附和或站到 了孤立主义的立场上。1940年1月，“美国第一”委员会建立，在孤立主义者的邀请下 ，和平主义者阿尔伯特·W.帕尔默(Albert W.Palmer)和奥斯瓦尔德·加尔森·维纳德( Oswald Garrson Villard)都成了它的成员。当然，因反对委员会同意加强美国的防务 ，两人在一个月内就退了出来。但就因为这一事实，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s)在1941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还将维纳德包括在“纳粹同情者”名单中。另一位著 名的和平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虽然因为反对委员会主张的“战备经济 ”而拒绝参加委员会，但还是在“美国第一”委员会发起的大会上作了演讲。当极端的 孤立主义者林白发表反犹主义言论时，托马斯也没有断绝同委员会的关系。
在所有和平主义团体中，全国防止战争理事会在滑向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最远。193 9年，出于对行政当局的强烈不满，全国防止战争理事会散发了成千上万份孤立主义者 的演说文本，其中包括著名孤立主义者奈伊、林白、麦坎南(MeCarran)和华尔斯(Wlash )的演说。1941年，它又帮助“美国第一”反对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为了报答理事 会的帮助，孤立主义者捐赠1000美元作为其活动基金。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也 曾于1939年接受孤立主义者500美元的捐赠。[10](p75，90)
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的交汇点，来自于阻止美国卷入战争的动力。但不管怎么说，和 平主义运动与孤立主义者纠缠在一起，不是提高了运动的声望，而是降低了运动的品位 ，在客观效果上，则是妨碍了美国政府正当的战争努力。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是美国人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过程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相互作用的产物。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始 终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不断扩大侵略的形势下，只有以暴力对 付暴力的方式才有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平主义者的理念及其实践，显得与现实严重 脱节，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收稿日期：20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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