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
刘建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2003年06期第41～45页
【英文标题】On 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in Western Europe
Liu Jianjun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Changchun 130024,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刘建军(1955-)，男，内蒙古开鲁人，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西欧/文艺复兴/作用Western Europe/renaissance/effect
[中图分类号]K51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3)06-41-45
一、西欧12世纪文化复兴出现的历史原因
“加洛林文化复兴”可以说是一次在微薄的物质基础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建设 新的中世纪文化的伟大尝试。在查里大帝之后，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的余脉一直延续了 近百年，到了9世纪末，甚至到了10世纪初，仍有影响。但是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诚如 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封建化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极端分裂的阶段； 继而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作，于是出现了一个再整合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里松散的形 式得到范围更大的整合。……在10和11世纪，分裂的现象愈演愈烈。……可继之而来的 是，在11世纪，特别是在12世纪，便对此发生了反弹，于是出现了一种在历史中多次以 各种形式重复出现的现象。”[1](p.74)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基督 教在西欧社会逐渐成为欧洲占统治地位思想体系，加快了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进程。 可以说，到此时，西欧封建社会开始达到鼎盛。这样的现实，决定着新的一场文化复兴 又在酝酿之中。正是在西欧封建社会大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欧洲12世纪文化鼎盛时 期(史称“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时期)到来了。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为著名学者哈斯金斯提出，12世纪时并无此类概念或提法 。这就是说，12世纪的西欧，在社会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基督教领域，出现了基 督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个人认为，与其把这个概念翻译成“文艺复兴 ”，莫不如把这一时期看成是“文化复兴”更贴切。12世纪西欧的文化复兴运动之所以 能够兴起，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西欧封建社会经过几百年动荡和发展，已经 开始走向了稳定。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面临着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首先，从经济发 展上看，中世纪盛世的边疆运动使“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p.46)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导致了生产工具的进步，而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 的占有规模的扩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水平的新的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则进一步带来了 物质产品的丰富，从而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对此，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 “继第一次拓荒活动之后，11世纪的西欧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活动：法国通过排水 改造沼泽地；低地地区围海筑堤造良田；德意志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意 大利地区蓄水港溉滋润土地；英国大量地砍伐原始森林。奇波拉认为，在10至13世纪之 间，开垦土地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这一历史时段的拓荒活动产 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 技术，这就使家庭的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经营土 地的方式，庄园的自营地的数量在减少，租佃土地的数量在增加。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增 强了耕种土地人的自主权，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因地制宜，这自然导致了 农作物专业生产区的出现，农产品的交流和交换必不可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社 会的流动不仅局限在物品的交换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人员的流动方面。人员的流动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在地域性的流动，即从农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从旧的居住地向 新开垦地区的殖民；二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仅原有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 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3]具体而言，此时一个最大的社 会成绩是，经过多年欧洲各国上下努力后，被蛮族所毁坏的古代城市，在“残破不全而 又失掉文明的”废墟上，不仅终于恢复起来了，而且成为现代城市的基础和萌芽。“12 世纪的文艺复兴则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最根本的是在于城市的复苏。法国年鉴学派 代表人物勒·高夫称之为城市的文艺复兴，是有充分根据的。”[4](p.176)据史料记载 ，随着基督教封建神权封建统治的巩固，基督教教会在每个国家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三 分之一以上。这样，以基督教教堂和封建王公为中心就形成了一个城镇和集市。在法国 ，12世纪时，城市已经有了显著发展。在英国，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商人 公会和手工业行会。意大利则出现了城市国家，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等城市初具规 模。尽管此时城市的独立要求很强烈，但它也促使着基督教文化探索着新的阐释和新的 形式，以适应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的要求。换言之，它需要以更为强大的包容体系和新的 解释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思想统治。可以这样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社 会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创造的财富的增加，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要求也随之出现：当 时社会急需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如 果说，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需求是为封建制度的建立构建其文化基础 的话，那么。此时再一次到来的文化复兴则是要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建立思想文化 体系了。
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能够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现了一种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 自主精神。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瓦 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新旧贵族的交替、城市议会 的建立，无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氛围中，人们传统的权威观 念被动摇，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耕种土地的自 主权，城市行会获得的自行管理权，城市的自治权都反映出了一种自主精神。自主精神 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在两个方面促使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需求的变化。一是主 要来自于基督教内部。面对着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以拉 丁文化为核心的基督教教义阐释就面临着强烈的挑战，促使宗教内部出现很多新的思想 家要对已经不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解释体系——“教父神学”进行重新阐释和进行再 一次的改造。可以这样说，在此时的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股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建 构基督教解释体系的强烈热情。它需要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与旧有的权威阐释对话，结果 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有了自主的要求。这正如曼罗所说的，“12世纪文艺复 兴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4](p.174)在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诠释 中，基督教文化和各种其他文化要素有机整合，人们从关注灵魂被基督拯救转向了基督 拯救和人自身拯救的统一。另一方面，虽然当时仍是基督教思想和学说占有绝对的统治 地位，但以天文学、数学、医学等为代表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以骑士文学和宫廷礼仪形 式为代表的世俗意识的崛起，也促使着原有基督教学说解释体系的解体和新的阐释体系 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才指出，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社会集体 心态的一次大变化”。[4](p.175)
同样，在现实的发展中，很多宗教僧侣学家接受了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的影响， 把经过他们阐释过的，带有鲜明东方文化因素的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纳入到基督教体 系的重新解释中，也是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 在此前后大量传入，为西欧人宗教学说体系的变化和丰富做出了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 8世纪侵入和占领西班牙后，在西班牙传播伊斯兰教教义时，不断吸收别样的文化因素 。所以，他们对在当时西欧已经久被淹没的古典哲学的宝贵遗产非常珍惜，对亚里士多 德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用阿拉伯语进行了翻译和认真研习。如果说这次翻译是为方便阿 拉伯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而进行的话，那么，“从11世纪中叶起，在西班牙 的阿拉伯学者和犹太学者，开始把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家们的著作、宗教著作和其 他学科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到12世纪中叶时，翻译的数量和种类更为增多。”[4](p. 178)阿拉伯的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思想，其哲学家们一般都是自然科学家，其 中很多人是医生，“所以从人体学的角度研究哲学是阿拉伯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4](p.177)拜占廷基督教文化深受古典希腊文化深刻影响，所以，它对西欧的基督教学 说而言，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东派教会神学家以希腊哲学的观点和论证方法探讨神学问 题。东派教会对基督教的神性和人性问题非常敏感，“而对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却 远远比不上西派教会那么关注。”[5](p.126)这种对基督教教义解释的角度，对西欧的 基督教神学家们而言，也是促使着他们在基督教解释中面临的新的东西。
二、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的基本标志
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为中心发生的。发生 这场运动的主要国家有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12世纪的文化复兴，实质上是西 欧基督教文化复兴。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它与“加洛林文化复兴”仅仅是基督教 文化的开始兴起的文化运动不同，是一次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目的上，都要比加洛林 文艺复兴更广泛的基督教文化复兴，标志着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成熟，基督教文 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展开。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复兴，首先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文化教育领域全面胜利的产物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基督教已经完全垄断了教育文化的权利。从文化教育的发 展来看，12世纪文艺复兴最重要成果在于，此时欧洲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大学，并且在基 督教教育的发展中创造了中世纪的科学。12世纪西欧虽然出现了很多大学和教育机构， 但这些大学和教育机构几乎都是教会和修道院创办的，从而构成了基督教教育一统天下 的局面。正是出于对罗马法和教会法教学的需要，11世纪末在意大利的波罗那建立了第 一所中世纪的大学。此后不久，为了教授经院哲学的需要而建立了巴黎大学。德国著名 的中世纪史学家克拉森这样说：“每一次较高的文化都能创造出与之相同的较高的教育 形式和较高的学校的形式，欧洲特有的高等教育形式大学是中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是12 世纪的一个创造。当时在波罗那和巴黎已经产生了大学，1200年之前，按照巴黎的模式 在牛津也有了大学。十字军和骑士制度，宫廷文化和市民自由的高涨，民族语言诗歌的 流行，罗马风格的和早期哥特式的艺术，都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的时代的标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科学的和神学的拉丁语文献的繁荣……。”[4](p.178-179)问题 在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以宣传神学知识和宗教思想为目的的，但作 为大学它又不可能不兼及或涉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这样，一方面是基督教思想在文化 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酝酿着新的思想文化要求的产生。西欧现代的一些人 文学科：神学、哲学、法学、诗歌、文学，都是在12世纪建立的大学中创立的。自然科 学方面，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建筑学等自然学科也都在12世纪的大学里奠定了第一块 基石。此时的大学也为这些学科培养了众多的知识人才。可以说，西欧的知识分子诞生 于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学习需要书本，书本种类的增加也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为具体 的成果之一。这些书籍的来源，除了原有基督教的修士们收集整理和抄写的文献外，十 字军东征带来的手抄本，阿拉伯文化典籍经西班牙的传入也是书籍增加的主要原因。书 籍增加的结果，更进一步促使着各门各类知识体系的形成，因此，到这时，几乎所有的 新老学科都有了自己的基础著作。书籍也大大地增多，图书馆便应时而生——此前的西 欧，一般只有修道院才有图书馆，总之，新的历史文化的发展，使得基督教思想体系的 全面胜利具备了新的条件；同样，也为欧洲中世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新 的要素。
12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涌现出了一大批锋芒毕露的基督教哲学 家和各种不同的基督教教义的阐释流派。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的基督教化，把人们的精 神和思想禁锢在基督教教义中，因此，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必然要涉及宗教问题。在新 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交流和交往方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有目的地、有意识地了 解和认识社会，而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是通过对宗教的认识——本质上从对自我的了解 和认识——开始的。这是12世纪欧洲各地普遍兴起社会宗教运动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当 时对宗教思想研究和阐释的风气极为浓烈，出现了很多相互对立的宗教阐释派别。例如 ，此时既有提倡“保持基督纯洁”的卡塔尔派，也有主张“回归贫穷教会的”韦尔多派 ，还有奉行“基督守贫”的法朗西斯修士会和多米尼克修士会。其中，巴黎附近的夏特 大教堂学院更是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的代表，著名的教士索斯伯里的约翰晚年曾 任该教区的教主。他提出的关于社会生活中个人精神是自由的观点，曾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同样，他 还用此学说，解释了政治、法律等一些重大问题。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文化成果标志是，“拜占廷地区的宗教观念，亚里士多 德、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家的著作在欧洲重新出现，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也同时传入，在 西欧学者中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热潮。”[5](p.175)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 阐释主要围绕着一个根本性问题进行的，即不论各自阐释的出发点和得出的结论如何， 核心问题均是讨论人和上帝的关系。对人的“灵魂”、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等宗教问题的 讨论，实际上谈及的是人的自我价值，涉及到很多现实社会问题。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和 解决，需要有新的思想和理论因素介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需求中，亚里士多德学说被 人重新发现。这不能不提到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阿拉伯文化的传入。十字军东征尽管给 整个欧洲和拜占廷等东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作为它的“副产品”，也把在西欧失 传很久的古典文化典籍和希腊哲学思想重新带回欧洲。这些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因素，强 调知识对认识的重要性，强调知识的积累等思想，都使西欧人耳目一新。而亚里士多德 思想中的很多要素，也都与当时西欧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亚 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使西欧的学者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都 有了新的认识，哲学成为解决社会宗教信仰问题的一把钥匙，并由此在12世纪以后产生 了经院哲学。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第四个成就标志是，12世纪出现了大量的以世俗生活和人生情 感描写为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各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如规模庞大的宗教颂神诗、带有 明显的世俗特征的宗教抒情诗歌、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的骑士文学作品，较为完整的 宗教戏剧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样式，都开始走向成熟。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宗教性 的文学文本中，开始了宗教情感和现实人生情感的各种结合——早期被认定为宗教“异 端”的一些文化成分，在新的基督教教义解释下获得了保留，甚至在歌颂神恩的同时也 开始注入了人间的情趣。不仅如此，中世纪漫长历史时期一直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史诗和 歌谣等等，也被基督教文化的解释抄写名义下得到了更好的整理和保存。甚至世俗文化 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获得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例如，随之12世纪城市的出现，城市市 民文学初露端倪；随着骑士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骑士文学走向兴盛。可以这样说，12世 纪，是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的时代。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许多典 型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欧洲中世纪珍贵的世俗文艺作品，都得益于12世 纪的文艺复兴。
三、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贡献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显示了基督教阐释的新形态。在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基督教 哲学首先讨论的是人的灵魂问题。而讨论人的灵魂问题又不可能不与人的个体性和理性 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样，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理性的同时，又必须涉及到信仰问题。这 样，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带来的是对整个基督教原有阐释学说的反思。与早期神学 家用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排斥理性的做法相反，12世纪的宗教文化学者更强调理性对于神 学教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又译安塞尔漠)可以说是12世纪对基督教进行理性解释的先驱 。在他之前，上帝的存在一直是不争的事实。而安瑟伦则认为，仅有信仰是不够的，信 仰只是理解的前提，仅仅满足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只能说明人性的懒惰。为此，他主张， 应该从信仰发展到理性，要通过理性对千百年来“上帝存在”进行论证。他的论证表现 出了一种三段式的推理：大前提是“上帝是最伟大的东西”；小前提是“最伟大的东西 必然包括存在”；结论是“上帝存在”。尽管安瑟伦没有超出基督教教义允许的范围， 仍然把上帝看成是先天存在的本原，但他的价值在于，他毕竟开拓了一种用理性的逻辑 和推理方法来证明信仰对象的风气。“安瑟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中世纪神学中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从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早期神学(教父派)向以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逻辑论证为特征的后期神学(经院哲学)过渡的中介环节。”[6]( p.265)
彼得·阿贝拉尔(1079—1142)是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新的神学思想的杰出代表，是1 2世纪里第一个把神学信仰和哲学的理性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人。在他看来，什么是理性 呢?理性就是人的思考，就是学习过程中的质疑和提问。换言之，是坚持个人所具有的 思维能力的合理性和重要作用。而只有经过理性思考的信仰，才是更为坚定的信仰。为 此，他提出了“也许为了信仰我理解”的主张。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一生中不断挑 起神学论战，多处树敌，后来不仅身体被阉割，其学说也被教会判定为“异端邪说”。 从整体上看，阿贝拉尔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汲取精华，结合自波爱修斯以来的“名实 论”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古代希腊文明以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他把其中的人本精神 、自由精神体现在自己的感情和理性追求中，形成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独到见解。可以说 ，他对《圣经》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尤其是他对“圣灵”和“三位一体”的解释，从 根本上瓦解着教会长期宣扬的蒙昧主义。他的代表性作品有《是与否》、《基督教神学 》、《认识你自己》以及《我的苦难史》等。《是与否》写法极为独特，他在书中，一 共列了156个题目，每个题目下面分别摘录了使徒和教父著作中的有关肯定和否定的言论 ，自己并没有给出答案。他把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当成了对基督教重大问题阐释的主要 方法。当我们对比此前占统治地位的教父神学不需要对上帝进行解释的做法时，就可以 看出，阿贝拉尔走了多么远。更为重要的是，在阿贝拉尔的全部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 到，他还把亚里士多德的辩正推理和证明推理加以了区分。在他看来，辩证推理是发现 论据的学问，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证明推理。“所以，辩证法首先是探索、批判，其次 才是解释、证明。他把辩证法或逻辑学看作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此，阿 贝拉尔建立了辩证神学，也在方法或形式上规定了经院哲学，成为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效 仿的榜样。”[7](p.110)我们说，尽管阿贝拉尔并不是要否定上帝的绝对存在，但他把 理性导入神学解释，把逻辑方法运用到神学阐释之中，还是显示了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 的新收获。
可以说，12世纪的文艺复兴，也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像有 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多米尼克教派的主要代表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则是坚 持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研究和创新基督教神学，并使之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流。
大阿尔伯特(1193—1280)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神学学者。“大”是人们对其知识渊博的 敬慕而加在他的名字前面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打破了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 形的界限，摈弃了宗教偏见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只要是知识，不论是谁创造的，不 论是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不论是神学的，还是非神学的，都是有益的，都不可能与 基督教相矛盾。与其他学者断章取义地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比，大阿尔伯特对亚里 士多德的体系做了全面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 哲学理论中包含着自然哲学的因素，因此，必须要“把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有机地 区分开，把哲学分为先验的(即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伦理的。先验的哲学是关于上帝 的，是精神的，精神来源于上帝；物理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的实际的事物，是物质的，是 受精神支配的；伦理的哲学则是关于人的行为的，是道德的，是认识精神的”。[4](p. 18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阿尔伯特强调了人的认识过程的重要性，强调了理性的重要 性。尽管大阿尔伯特并没有背离基督教上帝是一切事物本原和绝对先在的思想，但他的 努力还是为基督教神学的新阐释注入了强大的理性因素。
托马斯·阿奎纳是将拉丁基督教学说与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东方基督教和各种新 文化要素结合而创造一个新的基督教体系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在12世纪西欧文艺复 兴文化氛围内出现的一个宗教神学的代表人物。直到阿奎纳出现之前，在基督教世界中 ，圣·奥古斯丁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理智权威和宗教人士解释基督教教义永不枯竭的思想 之源。而阿奎纳的出现，才使得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被取代。作为大阿尔伯特的 学生，阿奎纳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奉者。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有《物理学 》、《论灵魂》和《形而上学》等十多种。他写作的《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均 为泱泱巨著。在《反异教大全》里，他开始公开地、大量地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纳入了 基督教的教义，作为神学命题辩护的依据。在《神学大全》中，他不仅详细地阐发了基 督教教义，而且大量引证了各种知识，包括中世纪已有的神学、哲学、政治、科学、伦 理学等各个方面。因此，曾被后人称为基督教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阿奎纳的神学论证具有理性和逻辑学的鲜明特征。尽管他也坚持信仰至上的原则，认 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在他看来，神学来自信仰之光，哲学来自于自然理性之光，但哲 学的真理不能与神学的真理相对立。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而神学和哲学不过是 达到同一个真理的不同途径。同样，二者也不矛盾，神学信仰可以帮助哲学理性开拓视 野，完善哲学理性，而哲学理性可以解释和证明神学信仰。例如，他在《神学大全》中 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推论的最为明显的例子。第一，他从运 动论的前提出发，首先提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被推动的，因而在一切事物之后都存 在着一个最终的不动者，他自身是不被推动的，但他却推动其他一切事物。这个不动的 推动者“第一动因”就是上帝。第二，从因果论而言，世界上每个事物作为一个结果， 必有一个原因。因而在一切他因事物的尽头，必定存在着一个自因的存在者。它的原因 在于自身，同时又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原因”。那么，这个“第一原因”也只能是上帝 。第三，从偶然性和必然性而言，他推导出，既然一切个别的事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 ，那么在这些偶然性和可能出现的事物背后，一定有着一个必然的存在者为其终极的根 据。这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就是上帝。第四，从程度上来论证，阿奎纳指出，每一个事 物都有自身的完善性，但因为是个别的缘故，这种完善性又是有缺陷的。那么，在这有 缺陷的完善性背后，必定有一个至善至美的存在者为其终点。这个至善至美的终极存在 者就是上帝。第五，从智慧论角度论证，可以看出，世界上只有生物才有内在目的，而 许多无生物则只有外在目的而无内在目的，但它们却都在完成着一个目的。那么，为这 些无生物制定目的，并使整个世界合目的性的必然是一种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 也就是上帝。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阿奎纳把理性和信仰完全有机地运用到了基督 教教义的阐释中了。也就是说，阿奎纳用新的存在论解释了存在与本质、潜能与现实、 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在他全部的理论论证中，上帝既是本质，又是存在。只不过上帝是 “本质的本质”，“自在的存在”，而其他者则是“非本质的本质”，“非自在的存在 ”。上帝和他的造物之间是一种具象与抽象、个性与共性的互动关系而已。这样，人是 上帝的羔羊的被动性阐释，被人是具有和上帝同一性的生灵的解释所取代了。
当然，经院哲学家们“用理性的逻辑去论证纯属信仰的神学教义，其结果只能是一种 空洞的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典型地表现在那种被强拽进神学体系内的亚里士多德 的形式逻辑之中。逻辑学在经院哲学中获得了形式上的发展，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充斥 于神学论证的过程中。论证的目的是要为信仰提供理性支持，然而论证所据以展开的大 前提仍然是信仰。因而经院哲学就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论证中。”[6](p.266-267)但不 论怎样说，假如没有12世纪的西欧文化复兴，从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说，就没有阿奎纳对 亚里士多德的接受，也就没有基督教思维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系统生成。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阿奎纳确定了近现代西方人看待人和世界关系的新的方式。这一点不久被但丁发展 到了文学领域，他用《神曲》形象化地展示了阿奎纳的学说。同样，这个思维模式也被 后来的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经过改造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8](p.359-461)。
由此可见，12世纪西欧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欧洲中世纪乃至全部文化历史上的作用是 十分巨大的。希腊古典文化发展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是经过了加洛林文化复兴， 特别是12世纪的文化复兴的两次大的准备才到来的。因此，“从整体上看，‘12世纪文 化复兴’一方面是对基督教文化征服西欧社会的总结，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一文化与 世俗社会的结合将孕育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运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以阿尔卑斯 山以北地区为中心的‘12世纪文化复兴’是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是 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也是西方近代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次预演。它代表着欧洲从其 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化发展到基督教传统的近代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键时期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不可忽略的承上启下之联接作用。”[9](p.76-7 7)
收稿日期：2003-08-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2003年06期第41～45页
【英文标题】On 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in Western Europe
Liu Jianjun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Changchun 130024,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刘建军(1955-)，男，内蒙古开鲁人，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欧洲12世纪文艺复兴是“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的另一次基督教文化复兴运动。与加 洛林文艺复兴目的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构建基督教文化基础的作用不同，此次文艺复兴则 是要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完整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体系。12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 带来了基督教文化的高度繁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基督教文化学者和学术流派。可以 说，欧洲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的14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是经过了加洛 林文化复兴，特别是12世纪的文化复兴的两次大的准备才到来的。 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in Western Europe was a revival movement of Christian culture which took place after Carolus renaissance.Different from Carolus renaissance,which aimed to construct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culture for mediaeval system,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aimed to establish an integral system of Christian culture for strenghtening mediaev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in Western Europe gave rise to prosperity of Christian culture.As a result,a lot of scholars and academic schools of Christian culture emerged at that time.So we can say that Carolus renaissance and 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especially the later,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ing from classical culture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to the 14th century renaissance. |
一、西欧12世纪文化复兴出现的历史原因
“加洛林文化复兴”可以说是一次在微薄的物质基础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建设 新的中世纪文化的伟大尝试。在查里大帝之后，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的余脉一直延续了 近百年，到了9世纪末，甚至到了10世纪初，仍有影响。但是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诚如 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封建化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极端分裂的阶段； 继而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作，于是出现了一个再整合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里松散的形 式得到范围更大的整合。……在10和11世纪，分裂的现象愈演愈烈。……可继之而来的 是，在11世纪，特别是在12世纪，便对此发生了反弹，于是出现了一种在历史中多次以 各种形式重复出现的现象。”[1](p.74)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基督 教在西欧社会逐渐成为欧洲占统治地位思想体系，加快了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进程。 可以说，到此时，西欧封建社会开始达到鼎盛。这样的现实，决定着新的一场文化复兴 又在酝酿之中。正是在西欧封建社会大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欧洲12世纪文化鼎盛时 期(史称“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时期)到来了。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为著名学者哈斯金斯提出，12世纪时并无此类概念或提法 。这就是说，12世纪的西欧，在社会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基督教领域，出现了基 督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个人认为，与其把这个概念翻译成“文艺复兴 ”，莫不如把这一时期看成是“文化复兴”更贴切。12世纪西欧的文化复兴运动之所以 能够兴起，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西欧封建社会经过几百年动荡和发展，已经 开始走向了稳定。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面临着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首先，从经济发 展上看，中世纪盛世的边疆运动使“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p.46)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导致了生产工具的进步，而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 的占有规模的扩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水平的新的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则进一步带来了 物质产品的丰富，从而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对此，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 “继第一次拓荒活动之后，11世纪的西欧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活动：法国通过排水 改造沼泽地；低地地区围海筑堤造良田；德意志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意 大利地区蓄水港溉滋润土地；英国大量地砍伐原始森林。奇波拉认为，在10至13世纪之 间，开垦土地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这一历史时段的拓荒活动产 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 技术，这就使家庭的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经营土 地的方式，庄园的自营地的数量在减少，租佃土地的数量在增加。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增 强了耕种土地人的自主权，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因地制宜，这自然导致了 农作物专业生产区的出现，农产品的交流和交换必不可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社 会的流动不仅局限在物品的交换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人员的流动方面。人员的流动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在地域性的流动，即从农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从旧的居住地向 新开垦地区的殖民；二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仅原有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 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3]具体而言，此时一个最大的社 会成绩是，经过多年欧洲各国上下努力后，被蛮族所毁坏的古代城市，在“残破不全而 又失掉文明的”废墟上，不仅终于恢复起来了，而且成为现代城市的基础和萌芽。“12 世纪的文艺复兴则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最根本的是在于城市的复苏。法国年鉴学派 代表人物勒·高夫称之为城市的文艺复兴，是有充分根据的。”[4](p.176)据史料记载 ，随着基督教封建神权封建统治的巩固，基督教教会在每个国家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三 分之一以上。这样，以基督教教堂和封建王公为中心就形成了一个城镇和集市。在法国 ，12世纪时，城市已经有了显著发展。在英国，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商人 公会和手工业行会。意大利则出现了城市国家，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等城市初具规 模。尽管此时城市的独立要求很强烈，但它也促使着基督教文化探索着新的阐释和新的 形式，以适应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的要求。换言之，它需要以更为强大的包容体系和新的 解释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思想统治。可以这样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社 会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创造的财富的增加，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要求也随之出现：当 时社会急需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如 果说，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需求是为封建制度的建立构建其文化基础 的话，那么。此时再一次到来的文化复兴则是要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建立思想文化 体系了。
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能够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现了一种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 自主精神。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瓦 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新旧贵族的交替、城市议会 的建立，无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氛围中，人们传统的权威观 念被动摇，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耕种土地的自 主权，城市行会获得的自行管理权，城市的自治权都反映出了一种自主精神。自主精神 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在两个方面促使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需求的变化。一是主 要来自于基督教内部。面对着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以拉 丁文化为核心的基督教教义阐释就面临着强烈的挑战，促使宗教内部出现很多新的思想 家要对已经不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解释体系——“教父神学”进行重新阐释和进行再 一次的改造。可以这样说，在此时的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股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建 构基督教解释体系的强烈热情。它需要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与旧有的权威阐释对话，结果 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有了自主的要求。这正如曼罗所说的，“12世纪文艺复 兴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4](p.174)在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诠释 中，基督教文化和各种其他文化要素有机整合，人们从关注灵魂被基督拯救转向了基督 拯救和人自身拯救的统一。另一方面，虽然当时仍是基督教思想和学说占有绝对的统治 地位，但以天文学、数学、医学等为代表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以骑士文学和宫廷礼仪形 式为代表的世俗意识的崛起，也促使着原有基督教学说解释体系的解体和新的阐释体系 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才指出，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社会集体 心态的一次大变化”。[4](p.175)
同样，在现实的发展中，很多宗教僧侣学家接受了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的影响， 把经过他们阐释过的，带有鲜明东方文化因素的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纳入到基督教体 系的重新解释中，也是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 在此前后大量传入，为西欧人宗教学说体系的变化和丰富做出了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 8世纪侵入和占领西班牙后，在西班牙传播伊斯兰教教义时，不断吸收别样的文化因素 。所以，他们对在当时西欧已经久被淹没的古典哲学的宝贵遗产非常珍惜，对亚里士多 德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用阿拉伯语进行了翻译和认真研习。如果说这次翻译是为方便阿 拉伯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而进行的话，那么，“从11世纪中叶起，在西班牙 的阿拉伯学者和犹太学者，开始把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家们的著作、宗教著作和其 他学科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到12世纪中叶时，翻译的数量和种类更为增多。”[4](p. 178)阿拉伯的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思想，其哲学家们一般都是自然科学家，其 中很多人是医生，“所以从人体学的角度研究哲学是阿拉伯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4](p.177)拜占廷基督教文化深受古典希腊文化深刻影响，所以，它对西欧的基督教学 说而言，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东派教会神学家以希腊哲学的观点和论证方法探讨神学问 题。东派教会对基督教的神性和人性问题非常敏感，“而对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却 远远比不上西派教会那么关注。”[5](p.126)这种对基督教教义解释的角度，对西欧的 基督教神学家们而言，也是促使着他们在基督教解释中面临的新的东西。
二、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的基本标志
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为中心发生的。发生 这场运动的主要国家有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12世纪的文化复兴，实质上是西 欧基督教文化复兴。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它与“加洛林文化复兴”仅仅是基督教 文化的开始兴起的文化运动不同，是一次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目的上，都要比加洛林 文艺复兴更广泛的基督教文化复兴，标志着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成熟，基督教文 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展开。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复兴，首先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文化教育领域全面胜利的产物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基督教已经完全垄断了教育文化的权利。从文化教育的发 展来看，12世纪文艺复兴最重要成果在于，此时欧洲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大学，并且在基 督教教育的发展中创造了中世纪的科学。12世纪西欧虽然出现了很多大学和教育机构， 但这些大学和教育机构几乎都是教会和修道院创办的，从而构成了基督教教育一统天下 的局面。正是出于对罗马法和教会法教学的需要，11世纪末在意大利的波罗那建立了第 一所中世纪的大学。此后不久，为了教授经院哲学的需要而建立了巴黎大学。德国著名 的中世纪史学家克拉森这样说：“每一次较高的文化都能创造出与之相同的较高的教育 形式和较高的学校的形式，欧洲特有的高等教育形式大学是中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是12 世纪的一个创造。当时在波罗那和巴黎已经产生了大学，1200年之前，按照巴黎的模式 在牛津也有了大学。十字军和骑士制度，宫廷文化和市民自由的高涨，民族语言诗歌的 流行，罗马风格的和早期哥特式的艺术，都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的时代的标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科学的和神学的拉丁语文献的繁荣……。”[4](p.178-179)问题 在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以宣传神学知识和宗教思想为目的的，但作 为大学它又不可能不兼及或涉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这样，一方面是基督教思想在文化 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酝酿着新的思想文化要求的产生。西欧现代的一些人 文学科：神学、哲学、法学、诗歌、文学，都是在12世纪建立的大学中创立的。自然科 学方面，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建筑学等自然学科也都在12世纪的大学里奠定了第一块 基石。此时的大学也为这些学科培养了众多的知识人才。可以说，西欧的知识分子诞生 于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学习需要书本，书本种类的增加也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为具体 的成果之一。这些书籍的来源，除了原有基督教的修士们收集整理和抄写的文献外，十 字军东征带来的手抄本，阿拉伯文化典籍经西班牙的传入也是书籍增加的主要原因。书 籍增加的结果，更进一步促使着各门各类知识体系的形成，因此，到这时，几乎所有的 新老学科都有了自己的基础著作。书籍也大大地增多，图书馆便应时而生——此前的西 欧，一般只有修道院才有图书馆，总之，新的历史文化的发展，使得基督教思想体系的 全面胜利具备了新的条件；同样，也为欧洲中世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新 的要素。
12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涌现出了一大批锋芒毕露的基督教哲学 家和各种不同的基督教教义的阐释流派。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的基督教化，把人们的精 神和思想禁锢在基督教教义中，因此，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必然要涉及宗教问题。在新 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交流和交往方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有目的地、有意识地了 解和认识社会，而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是通过对宗教的认识——本质上从对自我的了解 和认识——开始的。这是12世纪欧洲各地普遍兴起社会宗教运动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当 时对宗教思想研究和阐释的风气极为浓烈，出现了很多相互对立的宗教阐释派别。例如 ，此时既有提倡“保持基督纯洁”的卡塔尔派，也有主张“回归贫穷教会的”韦尔多派 ，还有奉行“基督守贫”的法朗西斯修士会和多米尼克修士会。其中，巴黎附近的夏特 大教堂学院更是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的代表，著名的教士索斯伯里的约翰晚年曾 任该教区的教主。他提出的关于社会生活中个人精神是自由的观点，曾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同样，他 还用此学说，解释了政治、法律等一些重大问题。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文化成果标志是，“拜占廷地区的宗教观念，亚里士多 德、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家的著作在欧洲重新出现，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也同时传入，在 西欧学者中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热潮。”[5](p.175)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 阐释主要围绕着一个根本性问题进行的，即不论各自阐释的出发点和得出的结论如何， 核心问题均是讨论人和上帝的关系。对人的“灵魂”、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等宗教问题的 讨论，实际上谈及的是人的自我价值，涉及到很多现实社会问题。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和 解决，需要有新的思想和理论因素介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需求中，亚里士多德学说被 人重新发现。这不能不提到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阿拉伯文化的传入。十字军东征尽管给 整个欧洲和拜占廷等东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作为它的“副产品”，也把在西欧失 传很久的古典文化典籍和希腊哲学思想重新带回欧洲。这些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因素，强 调知识对认识的重要性，强调知识的积累等思想，都使西欧人耳目一新。而亚里士多德 思想中的很多要素，也都与当时西欧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亚 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使西欧的学者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都 有了新的认识，哲学成为解决社会宗教信仰问题的一把钥匙，并由此在12世纪以后产生 了经院哲学。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第四个成就标志是，12世纪出现了大量的以世俗生活和人生情 感描写为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各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如规模庞大的宗教颂神诗、带有 明显的世俗特征的宗教抒情诗歌、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的骑士文学作品，较为完整的 宗教戏剧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样式，都开始走向成熟。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宗教性 的文学文本中，开始了宗教情感和现实人生情感的各种结合——早期被认定为宗教“异 端”的一些文化成分，在新的基督教教义解释下获得了保留，甚至在歌颂神恩的同时也 开始注入了人间的情趣。不仅如此，中世纪漫长历史时期一直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史诗和 歌谣等等，也被基督教文化的解释抄写名义下得到了更好的整理和保存。甚至世俗文化 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获得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例如，随之12世纪城市的出现，城市市 民文学初露端倪；随着骑士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骑士文学走向兴盛。可以这样说，12世 纪，是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的时代。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许多典 型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欧洲中世纪珍贵的世俗文艺作品，都得益于12世 纪的文艺复兴。
三、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贡献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显示了基督教阐释的新形态。在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基督教 哲学首先讨论的是人的灵魂问题。而讨论人的灵魂问题又不可能不与人的个体性和理性 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样，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理性的同时，又必须涉及到信仰问题。这 样，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带来的是对整个基督教原有阐释学说的反思。与早期神学 家用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排斥理性的做法相反，12世纪的宗教文化学者更强调理性对于神 学教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又译安塞尔漠)可以说是12世纪对基督教进行理性解释的先驱 。在他之前，上帝的存在一直是不争的事实。而安瑟伦则认为，仅有信仰是不够的，信 仰只是理解的前提，仅仅满足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只能说明人性的懒惰。为此，他主张， 应该从信仰发展到理性，要通过理性对千百年来“上帝存在”进行论证。他的论证表现 出了一种三段式的推理：大前提是“上帝是最伟大的东西”；小前提是“最伟大的东西 必然包括存在”；结论是“上帝存在”。尽管安瑟伦没有超出基督教教义允许的范围， 仍然把上帝看成是先天存在的本原，但他的价值在于，他毕竟开拓了一种用理性的逻辑 和推理方法来证明信仰对象的风气。“安瑟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中世纪神学中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从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早期神学(教父派)向以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逻辑论证为特征的后期神学(经院哲学)过渡的中介环节。”[6]( p.265)
彼得·阿贝拉尔(1079—1142)是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新的神学思想的杰出代表，是1 2世纪里第一个把神学信仰和哲学的理性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人。在他看来，什么是理性 呢?理性就是人的思考，就是学习过程中的质疑和提问。换言之，是坚持个人所具有的 思维能力的合理性和重要作用。而只有经过理性思考的信仰，才是更为坚定的信仰。为 此，他提出了“也许为了信仰我理解”的主张。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一生中不断挑 起神学论战，多处树敌，后来不仅身体被阉割，其学说也被教会判定为“异端邪说”。 从整体上看，阿贝拉尔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汲取精华，结合自波爱修斯以来的“名实 论”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古代希腊文明以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他把其中的人本精神 、自由精神体现在自己的感情和理性追求中，形成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独到见解。可以说 ，他对《圣经》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尤其是他对“圣灵”和“三位一体”的解释，从 根本上瓦解着教会长期宣扬的蒙昧主义。他的代表性作品有《是与否》、《基督教神学 》、《认识你自己》以及《我的苦难史》等。《是与否》写法极为独特，他在书中，一 共列了156个题目，每个题目下面分别摘录了使徒和教父著作中的有关肯定和否定的言论 ，自己并没有给出答案。他把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当成了对基督教重大问题阐释的主要 方法。当我们对比此前占统治地位的教父神学不需要对上帝进行解释的做法时，就可以 看出，阿贝拉尔走了多么远。更为重要的是，在阿贝拉尔的全部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 到，他还把亚里士多德的辩正推理和证明推理加以了区分。在他看来，辩证推理是发现 论据的学问，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证明推理。“所以，辩证法首先是探索、批判，其次 才是解释、证明。他把辩证法或逻辑学看作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此，阿 贝拉尔建立了辩证神学，也在方法或形式上规定了经院哲学，成为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效 仿的榜样。”[7](p.110)我们说，尽管阿贝拉尔并不是要否定上帝的绝对存在，但他把 理性导入神学解释，把逻辑方法运用到神学阐释之中，还是显示了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 的新收获。
可以说，12世纪的文艺复兴，也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像有 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多米尼克教派的主要代表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则是坚 持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研究和创新基督教神学，并使之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流。
大阿尔伯特(1193—1280)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神学学者。“大”是人们对其知识渊博的 敬慕而加在他的名字前面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打破了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 形的界限，摈弃了宗教偏见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只要是知识，不论是谁创造的，不 论是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不论是神学的，还是非神学的，都是有益的，都不可能与 基督教相矛盾。与其他学者断章取义地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比，大阿尔伯特对亚里 士多德的体系做了全面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 哲学理论中包含着自然哲学的因素，因此，必须要“把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有机地 区分开，把哲学分为先验的(即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伦理的。先验的哲学是关于上帝 的，是精神的，精神来源于上帝；物理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的实际的事物，是物质的，是 受精神支配的；伦理的哲学则是关于人的行为的，是道德的，是认识精神的”。[4](p. 18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阿尔伯特强调了人的认识过程的重要性，强调了理性的重要 性。尽管大阿尔伯特并没有背离基督教上帝是一切事物本原和绝对先在的思想，但他的 努力还是为基督教神学的新阐释注入了强大的理性因素。
托马斯·阿奎纳是将拉丁基督教学说与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东方基督教和各种新 文化要素结合而创造一个新的基督教体系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在12世纪西欧文艺复 兴文化氛围内出现的一个宗教神学的代表人物。直到阿奎纳出现之前，在基督教世界中 ，圣·奥古斯丁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理智权威和宗教人士解释基督教教义永不枯竭的思想 之源。而阿奎纳的出现，才使得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被取代。作为大阿尔伯特的 学生，阿奎纳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奉者。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有《物理学 》、《论灵魂》和《形而上学》等十多种。他写作的《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均 为泱泱巨著。在《反异教大全》里，他开始公开地、大量地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纳入了 基督教的教义，作为神学命题辩护的依据。在《神学大全》中，他不仅详细地阐发了基 督教教义，而且大量引证了各种知识，包括中世纪已有的神学、哲学、政治、科学、伦 理学等各个方面。因此，曾被后人称为基督教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阿奎纳的神学论证具有理性和逻辑学的鲜明特征。尽管他也坚持信仰至上的原则，认 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在他看来，神学来自信仰之光，哲学来自于自然理性之光，但哲 学的真理不能与神学的真理相对立。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而神学和哲学不过是 达到同一个真理的不同途径。同样，二者也不矛盾，神学信仰可以帮助哲学理性开拓视 野，完善哲学理性，而哲学理性可以解释和证明神学信仰。例如，他在《神学大全》中 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推论的最为明显的例子。第一，他从运 动论的前提出发，首先提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被推动的，因而在一切事物之后都存 在着一个最终的不动者，他自身是不被推动的，但他却推动其他一切事物。这个不动的 推动者“第一动因”就是上帝。第二，从因果论而言，世界上每个事物作为一个结果， 必有一个原因。因而在一切他因事物的尽头，必定存在着一个自因的存在者。它的原因 在于自身，同时又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原因”。那么，这个“第一原因”也只能是上帝 。第三，从偶然性和必然性而言，他推导出，既然一切个别的事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 ，那么在这些偶然性和可能出现的事物背后，一定有着一个必然的存在者为其终极的根 据。这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就是上帝。第四，从程度上来论证，阿奎纳指出，每一个事 物都有自身的完善性，但因为是个别的缘故，这种完善性又是有缺陷的。那么，在这有 缺陷的完善性背后，必定有一个至善至美的存在者为其终点。这个至善至美的终极存在 者就是上帝。第五，从智慧论角度论证，可以看出，世界上只有生物才有内在目的，而 许多无生物则只有外在目的而无内在目的，但它们却都在完成着一个目的。那么，为这 些无生物制定目的，并使整个世界合目的性的必然是一种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 也就是上帝。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阿奎纳把理性和信仰完全有机地运用到了基督 教教义的阐释中了。也就是说，阿奎纳用新的存在论解释了存在与本质、潜能与现实、 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在他全部的理论论证中，上帝既是本质，又是存在。只不过上帝是 “本质的本质”，“自在的存在”，而其他者则是“非本质的本质”，“非自在的存在 ”。上帝和他的造物之间是一种具象与抽象、个性与共性的互动关系而已。这样，人是 上帝的羔羊的被动性阐释，被人是具有和上帝同一性的生灵的解释所取代了。
当然，经院哲学家们“用理性的逻辑去论证纯属信仰的神学教义，其结果只能是一种 空洞的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典型地表现在那种被强拽进神学体系内的亚里士多德 的形式逻辑之中。逻辑学在经院哲学中获得了形式上的发展，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充斥 于神学论证的过程中。论证的目的是要为信仰提供理性支持，然而论证所据以展开的大 前提仍然是信仰。因而经院哲学就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论证中。”[6](p.266-267)但不 论怎样说，假如没有12世纪的西欧文化复兴，从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说，就没有阿奎纳对 亚里士多德的接受，也就没有基督教思维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系统生成。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阿奎纳确定了近现代西方人看待人和世界关系的新的方式。这一点不久被但丁发展 到了文学领域，他用《神曲》形象化地展示了阿奎纳的学说。同样，这个思维模式也被 后来的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经过改造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8](p.359-461)。
由此可见，12世纪西欧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欧洲中世纪乃至全部文化历史上的作用是 十分巨大的。希腊古典文化发展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是经过了加洛林文化复兴， 特别是12世纪的文化复兴的两次大的准备才到来的。因此，“从整体上看，‘12世纪文 化复兴’一方面是对基督教文化征服西欧社会的总结，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一文化与 世俗社会的结合将孕育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运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以阿尔卑斯 山以北地区为中心的‘12世纪文化复兴’是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是 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也是西方近代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次预演。它代表着欧洲从其 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化发展到基督教传统的近代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键时期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不可忽略的承上启下之联接作用。”[9](p.76-7 7)
收稿日期：20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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