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浅析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特殊关系的基础
孙德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民族》(京)2003年06期第12～21页
【作者简介】孙德刚，博士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关 键 词】约翰逊政府/美以关系/“软”基础/“硬”基础
一、引言
翻开世界地图，人们会看到：地中海东岸有一个袖珍国家，像一只躺在岸上的海豚， 它就是以色列。由此向西，横渡地中海，跨过大西洋，行程6000英里，才能抵达大西洋 彼岸的美国。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这两个地缘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存在着难以说清的“ 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断调整、不断演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 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 美国在十几分钟之后就宣布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在美国外交史上极其罕见，并在建交 后的第一年就向以色列提供了2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 炳权译：《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313页。)从这一点看，以 色列倒“像是在纽约诞生的”。(注：参见孙健：《论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 发展》，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把以色列看做它在中东的坚定和可靠的盟友， 但不谋求和以色列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注：参见王晓：《试论二战后美国对以色列 关系的演变》，载《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5期，第44页。)
然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似乎站在了阿 拉伯国家一边，同苏联一道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从西奈撤军，美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 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政府一直拒绝以色列加入“北约”和美国领导 的地区联盟的要求。1960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 供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地对空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但遭到艾森 豪威尔政府的断然拒绝，它认为以色列应当采取“受人尊重的防御政策”。(注：参见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36。)1960—1963年是美以 特殊关系的发展时期。肯尼迪(John F.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指出美以存在“特殊关系 ”的总统。纵观历史，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对比较奇异的搭档，其“特 殊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其他主权国家间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而以色列则充当了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势力、对付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马前卒”。虽然两国并未签订联盟条约，但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在紧急 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 极为罕见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公开宣称：“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特殊关系 ，我们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承诺就是保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以色列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中 ，这是尤为重要的。”(注：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36 .)
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很难归类，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 课题。国内外学者对美以关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察。亨利·卡坦(Henry Katan )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阿拉伯—以 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等都是从中东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美以关系的；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M·伯科威茨(Morton Berkowitz)的《美 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G.Paterson)的《美国外交政策》 等则是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以关系的论 文也开始丰富起来，我所看到的有王晓的《试论二战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孙 健的《冷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吴振刚、刘敏的《近半个世纪美国中 东政策述论》，潭晓健的《美以关系的演变初探》，陈永祥、周琦的《略论美国对以色 列的援助》，王耀东的《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地位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钮菊生的《 试析美以特殊关系及其原因》等。
关于美以关系的性质，学术界尚无定论，它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商榷的问题。多数 学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关系”或“非正式的结盟关系”(unwritten alliance)；史蒂芬 森·沃尔特认为，联盟关系就是“两国或多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未 签订协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美以就是“联盟关系”；亨利·基辛格则认为，只有 将相互援助写进正式的条约才是联盟关系，因而美以仅仅是“亲密的国家关系”。
不管美以关系怎样难以捉摸，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很 难在一大片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底，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入主白宫之后，以色列便交上了好运，他对以色列及美国犹太人组织的种种 要求简直是有求必应。(注：参见[美]保罗·芬德利著，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 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143页。)自此，美以关系开始 进入“蜜月”时期，两国的谅解和信任大大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正常的磋商 程序，美国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不断强调承担以色列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道义责任。约翰逊 曾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一位领袖说：“你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肯尼迪)，但你 们却得到了一位更好的朋友。”(注：曾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与以色列》 ，载《以色列动态》，1992年第4期，第25页。)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熟，美 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同以色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以之间的“亲密”关 系被阿拉伯国家及许多学者看做“没有签订条约的盟友”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有 坚实的“硬”基础，也有坚韧的“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 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
二、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利益，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 己的国家利益。(注：“国家利益”，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 东西(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美 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有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标， 双方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必要。从谋求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看，两国合作比单独行动 获益更大，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硬”基础。首先，美国看重的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 价值。以色列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与拥有大 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毗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注：参见潘光、余建华、王健：《 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它对于美国在中东 实现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为关键。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只有以色列位于 中东地区(土耳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而且靠近欧洲)。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 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储备地和转运站。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 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便可以成为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要道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只有两个国家——埃及(注：当 时称阿联。阿联的全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由埃及与叙利亚合并而成。1961年 9月叙利亚脱离后，埃及仍用“阿联”为国名，直至1971年9月才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为行文统一，本文一律称“埃及”。)和以色列，而在约翰逊时期，对美国来说以 色列比埃及可靠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东占据明显优势。在美苏争夺中东主导地位的对抗中美国一 直处于上风。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 ，(注：参见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92页。)同年11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它成为西方遏制苏联 从中东东北部地区南下的屏障，这个“中东的北约组织”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的扩张越 来越成为美国的心病。此时，在越南的消耗战使美国大伤元气，而苏联却抓住时机，奋 力赶超，其国民生产总值由二战后初期为美国的30%上升到60%左右。约翰逊政府时期， 美苏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争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而在中东地区，苏联则开始采取局 部反攻，逐步推翻了西方的“防洪大堤”。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引 起了美国的极度恐慌。约翰逊惊呼：“苏联在中东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 在欧洲的地位。”(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45.)他认为，如果苏联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 那么从杜鲁门总统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纳赛尔政府采 取亲苏反美的政策，甚至宣布：“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执行它们用联盟的办法来分裂阿拉 伯国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唯一解决办法将是要求俄罗斯进行援助，因为俄罗斯是能 够提供阿拉伯所需要的任何援助的。”(注：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 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1964年5月，赫鲁 晓夫(Khrushchev)访问开罗，称埃及主人为“同志”，赞扬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上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11月24日，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莫斯科 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发生(中东)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注：刘竞 、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71页。)到1966年上半年，埃及从西方得到 的援助承诺只有5亿美元，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保证却达到了11亿美元。(注： 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290。)
苏联不仅向埃及提供军援，还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1967年初，苏联向埃及出售了25 万吨谷物，并提出再向埃及出口40万吨谷物。(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 中东关系史》，第209页。)由此可见，苏联已把埃及看做它在阿拉伯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中的主要盟国。正如1964年5月25日埃及驻美大使卡梅尔(Mustafa Kamel)与约翰逊交谈 时所承认的那样：“中东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苏联正寻找机会扩大在中 东的影响，而美国则被激进的阿拉伯世界国家看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干涉力量 。”(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60.)这种担 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已从苏联获得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2. 8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还从中国获得了约600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相反，美国未向埃及 提供任何军事援助，1963年以来也未提供经济贷款，只有大约合2300万美元的少量技术 援助项目。(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 129。)因此，苏联在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找到了立足点。
同时，苏联还加紧了对叙利亚的渗透，以便从中东防线的中路打开一道缺口。早在195 6年，苏联就与叙利亚缔结了军事援助协定。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 加亲苏的政策，当年就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还签订了一笔价值2.3亿美 元的军事协定。(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05页。)由 于苏联的不断渗透，叙利亚逐渐成为阿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国家中嗓门儿最大的一个 。(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72。)叙 利亚还把美国看做以色列的主人，因而对美采取敌视政策。由此可见，约翰逊政府时期 ，苏联试图把叙利亚变成“中东的古巴”。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的南端，钳制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相当 重要。占领也门还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约旦和沙特——形成包围之势。1962年9月2 6日，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新政府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曾一度支持 埃及军队介入也门冲突。1963年2月，苏联和也门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表明两国 的友好关系得到加强。1964年3月，也门总统萨拉勒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 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定。(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290。)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在伊拉克同样占据了主动地位。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 ，新政府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 达条约组织”，这使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受到猛烈的一 击。“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为苏联进入中东“柔软的腹部”打开了方便之门。1961 年苏联向伊拉克提供1650万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注： 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159。)这样苏联 在中东不仅突破了美国的遏制，而且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找到了代言人，并对美国的 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及以色列形成了反包围。苏联甚至还帮助伊拉克发展核武 器。1968年，伊拉克一小型核反应堆在巴格达以南15公里处建成，并投入使用。(注： 参见原苏联外交部部委委员会成员和外交部中东局局长戈里涅夫斯基发表的长篇回忆文 章。转引自《文汇报》，2001年4月10日。)这样，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打入的另一根 楔子。
苏联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得手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中 东的利益，白宫和五角大楼深感不安。在它们看来，苏联攻势的焦点在东、西方必经之 地——红海。苏联正通过埃及支持南、北也门人民的斗争，以便在英国撤离后控制亚丁 和曼德海峡，打开通往非洲和中东的后门，进而从侧翼包围欧洲。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忐 忑不安的心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 地位。”(注：[美]林登·贝·约翰逊著、复旦大学西方经济研究所译：《约翰逊回忆 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94页。)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的10年，国际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的“动乱” 局面，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离心倾向。中苏关系破裂，法、德、意、日独立自 主意识增强，五大力量中心初见端倪，多极化格局开始萌芽。这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 争的泥潭。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尼克松感慨万分：“我们被越南缠住了……正当美国 在亚洲，在东南亚的时候，俄国人在进入地中海。”(注：万光：《60年代和70年代美 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6期，第37页。)20世纪60年代，实力 下降的美国成了个“蹩脚的巨人”。
随着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便逐渐凸显出来。它拥 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且愿意向美国提 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1967年5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在会见以色列谍报部长阿米特(Armitt)时说：“如果以色列失败，整个中东有 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注：[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 东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暴君”南下， 美国把以色列看成遏制苏联的“堡垒”，并使它与土耳其、伊朗、沙特等一起，组成对 苏联的半月形包围圈。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后来里根总统所认为的： “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一政治、军事资产，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将被削弱……”(注：赵 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同样，约翰逊政府时期，以色列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也离不开美国。受世界 民族独立运动大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 亚等国，阿拉伯民族激进党派或人物纷纷掌握权柄。在以色列看来，埃及、叙利亚、阿 尔及利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激进轴心”，矛头直指以色列。(注：参见Frus,1964-196 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06。)经历过纳粹屠杀的犹太民族对 于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敏感和关注。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访 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 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问题。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 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中。”(注：Frus,1964-1968,Vol.X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65.)
1958年2月，埃及、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形成南北夹击以色列之势。 虽然叙利亚于1961年9月脱离阿联，但在勃列日涅夫的促成下，1966年11月4日，叙利亚 与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宣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注：参见[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 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第99页。)埃及纳赛尔政府一直视以色列 为阿拉伯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67年开始，阿以局部冲突不断。纳赛尔在一次集会中曾 声称：“以色列要开战?请便!这次战争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注：赵国忠：《海湾战 争后的中东格局》，第63页。)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之后，新政府也采取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美国 驻英大使布鲁斯(David K.E.Bruce)1964年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深表忧虑，认为伊 拉克的立场在1964年开罗会议之后变得更加强硬，连温和国家科威特也想成为“阿拉伯 世界的良民”，对以、美持强硬立场。(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4。)“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的生存空间更 加狭窄。不管苏联的外交立场表面上如何，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阿 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1967年8月下旬，在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一 致通过“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 。(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4。)
以色列不仅受到周边激进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内部和边境地区不断 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侵扰”。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 嫩在成立反对犹太人侵略的统一组织“巴解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965年5月14日 ，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宣布成立。(注：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译：《白宫 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59页。)从此，巴解组织为收复失地同以色列展 开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1966年春以后，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巴解 组织的袭击事件。约旦是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主要活动基地。据以色列官方统计，1965 年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共发起43次袭击，其中33次来自约旦。(注：参见刘竞、张士智、 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12页。)这样，以色列的力量就受到东、南、北阿拉伯 国家的牵制，国家安全受到的挑战可想而知。以色列是个被仇敌包围的国家，与幅员辽 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相比，它只是一个实际控制面积仅为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 00多万、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南北长度和东西长度之比是3.3∶1，最窄处仅十 几公里，这在国土防御上容易被中间突破，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因此以色列缺少战略 纵深，一旦爆发战争，以色列就有亡国的危险。而且其国土大多是沙漠，缺少战略资源 。正如1965年3月12日艾希科尔总理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担心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 ，我们相信能赢得和平，但这条和平之路十分坎坷。”(注：杨灏城、江淳：《纳赛尔 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0页。)
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的经济腾飞，它们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不 断增强。西欧大国尤其是法、德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改变了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 的做法和一味亲以色列的政策，开始重视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 发前，法国和西德都已宣布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防止苏联的渗透，而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维 护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由于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感鞭长莫及。而以 色列整个国家几乎全是边境线，其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阿 拉伯国家的“不承认政策”而大大加深了。以色列是被包围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孤岛 ，对外没有陆地交通，海、空航道也极其脆弱。19个阿拉伯国家(注：其中不包括吉布 提、索马里、巴勒斯坦。)共计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是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的4 81倍，1.3亿人口是以色列的25.5倍。(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 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以色列不得不 高度警惕，终日惴惴不安。为实现各自的根本利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以色 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位特殊朋友。美以战略关系不仅建立在“苏联威胁”基础之上，更 为重要的是，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一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基地，以便对地 区冲突做出反应，并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港口。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清楚：美国是个超级 大国，没有任何盟国或敌国能与之相匹敌。为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种威胁均势 (balance of threat)，美、以必须借重彼此的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相互合作、 相互支持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就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硬 ”基础。
三、美以特殊关系的“软”基础
在外交实践中，一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还夹杂着感情或文化的因素，即对政治制度、价 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越相似的国家越有可能结盟”。(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Cornw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33. )美以战略合作只是特殊关系的外层，不是全部。美以关系还存在“软”基础，即民主 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因为如此，美以特殊关系才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美国同以色列都是世俗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上都采用西方民主政权的形式。犹太教 与基督教的教义也存在着相近之处，甚至两国的建国道路也极其相似。这种政治、思想 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无形的“软”基础。美国犹太人集团更是增强了这种 “软”基础的“韧性”。
首先，从政治制度来看，虽然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以色列实行的是议会制，但两国 的国体是一样的，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之间相 互监督和制衡。美、以都是世俗化国家。虽然以色列正式宣称是一个犹太国家，但它实 行的无疑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制度，犹太教也没有被列为“国教”。同美国一样，以色列 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被美国看做在东方和封建专制社会包围中的“西方国家 ”。(注：参见赵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第213页。)两国都强调私有制、 市场经济、多党制、民主选举等。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 国家，是最具有政治现代化和民主传统的国家。(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 殿——以色列的崛起》，第440页。)以色列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在它所致力的许多领 域取得了成绩，为许多新型国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范例。美国前驻埃及大使约翰· 巴达尤(John Badeau)认为：“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持久的直接利益，使以色 列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承诺。”(注：[美]狄利普·希罗 著、赵柄权译：《中东内幕》，第313页。)而且美、以两国在建国史上也有共同点。从 根本上看，以色列是由一场民族运动聚集起来的移民人口组成的国家，是通过流血牺牲 才诞生的新国家，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同阿拉伯世界各国相比，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与 价值观念同美国最接近。在美国人看来，以色列是“专制制度国家中的一座民主灯塔” ，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堡垒”。以色列建国使犹太人增强了民族认同意识，并为之欢欣 鼓舞。世世代代散居异国他乡、长期遭受欺辱和压迫的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 。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历 史和文化遗产，这些使两国的生命持续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国友谊和联盟强大无 比，牢不可破。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超越了政治。”(注：US Presidents on Israel,http://www.US-Israel.org//jsource//US-Israel//presquote.html.)因此美国想把以 色列作为它在中东推行自己政治制度的“典范”。
其次，美、以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有“亲缘关系”。像今天许多其他新民族一样，以色 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的腹部用“剖腹产”的方法诞生的国家，它是一个植根于 以宗教为形式的古老文化遗产的新民族。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同祖现象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等地，最 初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注：参见卓新平：《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 9年，第379页。)犹太人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的“立约”之说对基督教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人重新立约。基督教经典《圣经 》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全书》所包括的经卷是从犹 太教传统继承而来的，被犹太教视为圣书。(注：参见卓新平：《宗教理解》，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19世纪德国基督教哲学家斯特劳斯指出：“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 长起来的。”(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339页。)由 于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因此基督教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与希伯来文化有着最为密切的 关系。希伯来文化中的宗教观念直接为基督教提供了信仰因素和思想模式，主要包括传 统的上帝观、救主观、选民观、罪恶观、救赎观、来世观、圣经观和圣史观等。(注： 参见卓新平：《宗教理解》，第481页。)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 。犹太教以7日为一周，第7日为“安息日”，被基督教接受后改为“礼拜日”。犹太教 的逾越节是基督教复活节的前身。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会，礼拜仪式——祈祷、唱 诗、读经、讲道，也都是自犹太教继承而来的。(注：参见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 ，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宗教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两国文化上的认同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不同于这些 看法的观点往往被美国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它的基督教同盟军谴责为政治上的极端主 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注：[美]保罗·芬德利著，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 以色列势力内幕》，第143页。)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共同之处使美、以两国信徒心目中存 在着无形的“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概念，这既是一种优越感，也是一种认同 感。1966年约翰逊告诉来访的以色列总统谢泽(Shazar)：“就像你们一样，我们的国家 也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希伯来文化的创造者带给了人类道德原则、社会公正 法则、普遍和平准则。这是我们的遗产，也是你们的遗产。”(注：Lorenza Rossi,Who Shall Guard the Guardian Themselves?Peter Lang Press,1996,p.81.)
20世纪60年代，尽管以色列是个军事强国，但对它来说，外部威胁不完全是军事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一种被歼灭的恐惧感。以色列在基督教社会中的特殊宗教地位和精神象 征意义影响着西方人对以色列的感情和态度。犹太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同根性和亲缘 关系很容易使主要教派特别是清教徒采取亲以立场。在政府部门，“所有基督教徒看待 中东问题时，起码对以色列怀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好感”。(注：[美]保罗·芬德利著， 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143页。)对于基督教徒来说，特别 是对于清教徒来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实现了《圣经》的预言 ，因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全力支持以色列便成了美国的义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 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出于一种历史上对同宗兄弟进行迫害和屠杀的深深负疚感，这种同情 心和负罪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以色列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就像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一 位领导人所说的：“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它是圣地，是造就我们基督教的地方。”( 注：[美]卡莱·格尔德伯格、马居瑞·科内莱著，胡克译：《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美 国人的眼中总是“特殊”》，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10页。)
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地方，它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家园，而且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正如 约翰逊在圣约之子反诽谤联盟演讲时所说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的 人的话——就像我一样和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着很深的联系，因为我的基督教信 念来自于你们……圣经故事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童年记忆，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为了免于 迫害而进行的英勇奋斗一样，深深地滋润我们的心灵。”(注：US Presidents on Israel,http://www.US-Israel.org//jsource//US-Israel//presquote.html.)约翰逊 对以色列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在美国人眼里，世界上仅有一个犹太人国家，却遭到一 二十个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实不应该，更不公平；以色列的生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种道义的需要；一个强大、安全的以色列不仅是以色列的也是美国和整个自由世 界的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犹太人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 国犹太人达500多万，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2%。犹太人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他 们大多掌握着雄厚的财力和专业知识，在美国经济、金融、法律、传媒、文化界影响很 大。在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中，近1/4是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对《纽约时报》、《华盛 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好莱坞影视圈等均具有巨大影响力。(注：参见赵国忠： 《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第62页。)每年都有好几万美国犹太人成群结队地到以色 列访问，加强同以色列人的往来，既增加了以色列的收入，也加强了美、以两国间的联 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 不可能无所作为。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选举。犹太人的参政意识 很强，投票率高达90%，这使占美国总人口不到3%的美国犹太人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1964年3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科默(Robert W.Komer)在 分析以色列要求购买美国坦克时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向我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原因 只有一个：今年是选举年。”(注：[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 第289页。)犹太人几乎带着宗教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据统计，20世 纪60年代犹太人向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了其总竞选经费的60%，向共和党竞选人提供了其 总竞选经费的40%。(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第289 页。)
美国犹太人和亲犹太势力还组成了诸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全美犹太社团关 系委员会”、“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等一些强大的院外游说组织，作为以色 列在美国的代言人。(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第289 页。)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选票和金钱，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保 护以色列的利益，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监护人和美以关系的安全阀及以色列在美国的后 备军。
美国对以色列采取“亲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犹太人社团所起的作用。“六· 五”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在三周内就为以色列筹集到1亿美元。军事上的自豪感成 为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感情动力，以色列正是作为征服者才获得了最慷慨的援助。 从一定程度上说，美、以之间不仅存在双边关系，而且存在三方关系(美国、以色列以 及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而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则是美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美国在2 0世纪60年代约有300万阿拉伯人，但他们对阿拉伯院外活动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同情， 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各国之间利益的不统一性。由此可见，一个政治上活跃、内部团结 一致的利益集团能比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的利益集团起到更大的作用。当然， 我们不能夸大犹太人院外集团在密切美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 也是不可忽视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以色列建国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民众对以色列 的支持率一直很高。(注：参见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6 5。)
四、结论
总之，决定美以特殊关系的不仅是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由于两国文化、政治制 度的相似性而产生的认同感。在美国人眼中，以色列的形象是进步和民主的，类似于美 国；它是中东众多专制国家之中的一个“民主橱窗”；是一个继承了耶稣-基督教的遗 产，具有共同的文明、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相同的民族经验的弱者；是一个凭自身力 量难以生存，又被敌人包围的小国。这种同情感和亲和力是美以关系区别于一般国家间 关系的最显著特征。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将以色列看做美国的“第五十一州”。(注：蔡 丹：《论十月中东战争与美国和以色列特殊关系的转折》，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 5期，第9页。)美国犹太人集团强化了这种情感因素。以色列和美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 度、价值观念，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不具备这种“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关 键时刻，以色列都能够得到美国支持，而阿拉伯国家则常常责怪苏联“背信弃义”的原 因。(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444页。)同日本 一样，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西方国家。以色列甚至认为 自己并不是亚洲国家，因此连亚洲的科技、文化和体育活动都很少参加。通过合作更多 地谋求各自国家的利益是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感是美以 特殊关系的“软”基础，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和“软”基础是美以特殊关系的本 质，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民族》(京)2003年06期第12～21页
【作者简介】孙德刚，博士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 【内容提要】 | 本文以约翰逊时期的美以关系为例，通过分析认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是通 过合作更多地谋求各自国家的利益，“软”基础是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宗教文化上的认同 感。 Taking the American-Israeli relationship during President Lyndon B.Johnson's administration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hard” foundation of such a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to pursue more respective state's interests by mutual cooperation and the“soft”one is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identity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
翻开世界地图，人们会看到：地中海东岸有一个袖珍国家，像一只躺在岸上的海豚， 它就是以色列。由此向西，横渡地中海，跨过大西洋，行程6000英里，才能抵达大西洋 彼岸的美国。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这两个地缘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存在着难以说清的“ 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断调整、不断演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 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 美国在十几分钟之后就宣布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在美国外交史上极其罕见，并在建交 后的第一年就向以色列提供了2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 炳权译：《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313页。)从这一点看，以 色列倒“像是在纽约诞生的”。(注：参见孙健：《论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 发展》，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把以色列看做它在中东的坚定和可靠的盟友， 但不谋求和以色列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注：参见王晓：《试论二战后美国对以色列 关系的演变》，载《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5期，第44页。)
然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似乎站在了阿 拉伯国家一边，同苏联一道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从西奈撤军，美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 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政府一直拒绝以色列加入“北约”和美国领导 的地区联盟的要求。1960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 供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地对空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但遭到艾森 豪威尔政府的断然拒绝，它认为以色列应当采取“受人尊重的防御政策”。(注：参见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36。)1960—1963年是美以 特殊关系的发展时期。肯尼迪(John F.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指出美以存在“特殊关系 ”的总统。纵观历史，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对比较奇异的搭档，其“特 殊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其他主权国家间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而以色列则充当了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势力、对付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马前卒”。虽然两国并未签订联盟条约，但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在紧急 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 极为罕见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公开宣称：“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特殊关系 ，我们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承诺就是保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以色列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中 ，这是尤为重要的。”(注：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36 .)
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很难归类，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 课题。国内外学者对美以关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察。亨利·卡坦(Henry Katan )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阿拉伯—以 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等都是从中东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美以关系的；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M·伯科威茨(Morton Berkowitz)的《美 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G.Paterson)的《美国外交政策》 等则是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以关系的论 文也开始丰富起来，我所看到的有王晓的《试论二战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孙 健的《冷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吴振刚、刘敏的《近半个世纪美国中 东政策述论》，潭晓健的《美以关系的演变初探》，陈永祥、周琦的《略论美国对以色 列的援助》，王耀东的《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地位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钮菊生的《 试析美以特殊关系及其原因》等。
关于美以关系的性质，学术界尚无定论，它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商榷的问题。多数 学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关系”或“非正式的结盟关系”(unwritten alliance)；史蒂芬 森·沃尔特认为，联盟关系就是“两国或多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未 签订协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美以就是“联盟关系”；亨利·基辛格则认为，只有 将相互援助写进正式的条约才是联盟关系，因而美以仅仅是“亲密的国家关系”。
不管美以关系怎样难以捉摸，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很 难在一大片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底，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入主白宫之后，以色列便交上了好运，他对以色列及美国犹太人组织的种种 要求简直是有求必应。(注：参见[美]保罗·芬德利著，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 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143页。)自此，美以关系开始 进入“蜜月”时期，两国的谅解和信任大大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正常的磋商 程序，美国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不断强调承担以色列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道义责任。约翰逊 曾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一位领袖说：“你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肯尼迪)，但你 们却得到了一位更好的朋友。”(注：曾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与以色列》 ，载《以色列动态》，1992年第4期，第25页。)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熟，美 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同以色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以之间的“亲密”关 系被阿拉伯国家及许多学者看做“没有签订条约的盟友”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有 坚实的“硬”基础，也有坚韧的“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 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
二、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利益，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 己的国家利益。(注：“国家利益”，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 东西(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美 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有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标， 双方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必要。从谋求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看，两国合作比单独行动 获益更大，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硬”基础。首先，美国看重的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 价值。以色列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与拥有大 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毗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注：参见潘光、余建华、王健：《 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它对于美国在中东 实现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为关键。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只有以色列位于 中东地区(土耳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而且靠近欧洲)。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 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储备地和转运站。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 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便可以成为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要道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只有两个国家——埃及(注：当 时称阿联。阿联的全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由埃及与叙利亚合并而成。1961年 9月叙利亚脱离后，埃及仍用“阿联”为国名，直至1971年9月才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为行文统一，本文一律称“埃及”。)和以色列，而在约翰逊时期，对美国来说以 色列比埃及可靠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东占据明显优势。在美苏争夺中东主导地位的对抗中美国一 直处于上风。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 ，(注：参见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92页。)同年11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它成为西方遏制苏联 从中东东北部地区南下的屏障，这个“中东的北约组织”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的扩张越 来越成为美国的心病。此时，在越南的消耗战使美国大伤元气，而苏联却抓住时机，奋 力赶超，其国民生产总值由二战后初期为美国的30%上升到60%左右。约翰逊政府时期， 美苏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争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而在中东地区，苏联则开始采取局 部反攻，逐步推翻了西方的“防洪大堤”。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引 起了美国的极度恐慌。约翰逊惊呼：“苏联在中东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 在欧洲的地位。”(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45.)他认为，如果苏联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 那么从杜鲁门总统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纳赛尔政府采 取亲苏反美的政策，甚至宣布：“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执行它们用联盟的办法来分裂阿拉 伯国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唯一解决办法将是要求俄罗斯进行援助，因为俄罗斯是能 够提供阿拉伯所需要的任何援助的。”(注：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 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1964年5月，赫鲁 晓夫(Khrushchev)访问开罗，称埃及主人为“同志”，赞扬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上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11月24日，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莫斯科 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发生(中东)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注：刘竞 、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71页。)到1966年上半年，埃及从西方得到 的援助承诺只有5亿美元，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保证却达到了11亿美元。(注： 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290。)
苏联不仅向埃及提供军援，还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1967年初，苏联向埃及出售了25 万吨谷物，并提出再向埃及出口40万吨谷物。(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 中东关系史》，第209页。)由此可见，苏联已把埃及看做它在阿拉伯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中的主要盟国。正如1964年5月25日埃及驻美大使卡梅尔(Mustafa Kamel)与约翰逊交谈 时所承认的那样：“中东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苏联正寻找机会扩大在中 东的影响，而美国则被激进的阿拉伯世界国家看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干涉力量 。”(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60.)这种担 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已从苏联获得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2. 8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还从中国获得了约600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相反，美国未向埃及 提供任何军事援助，1963年以来也未提供经济贷款，只有大约合2300万美元的少量技术 援助项目。(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 129。)因此，苏联在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找到了立足点。
同时，苏联还加紧了对叙利亚的渗透，以便从中东防线的中路打开一道缺口。早在195 6年，苏联就与叙利亚缔结了军事援助协定。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 加亲苏的政策，当年就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还签订了一笔价值2.3亿美 元的军事协定。(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05页。)由 于苏联的不断渗透，叙利亚逐渐成为阿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国家中嗓门儿最大的一个 。(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72。)叙 利亚还把美国看做以色列的主人，因而对美采取敌视政策。由此可见，约翰逊政府时期 ，苏联试图把叙利亚变成“中东的古巴”。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的南端，钳制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相当 重要。占领也门还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约旦和沙特——形成包围之势。1962年9月2 6日，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新政府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曾一度支持 埃及军队介入也门冲突。1963年2月，苏联和也门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表明两国 的友好关系得到加强。1964年3月，也门总统萨拉勒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 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定。(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290。)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在伊拉克同样占据了主动地位。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 ，新政府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 达条约组织”，这使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受到猛烈的一 击。“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为苏联进入中东“柔软的腹部”打开了方便之门。1961 年苏联向伊拉克提供1650万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注： 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159。)这样苏联 在中东不仅突破了美国的遏制，而且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找到了代言人，并对美国的 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及以色列形成了反包围。苏联甚至还帮助伊拉克发展核武 器。1968年，伊拉克一小型核反应堆在巴格达以南15公里处建成，并投入使用。(注： 参见原苏联外交部部委委员会成员和外交部中东局局长戈里涅夫斯基发表的长篇回忆文 章。转引自《文汇报》，2001年4月10日。)这样，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打入的另一根 楔子。
苏联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得手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中 东的利益，白宫和五角大楼深感不安。在它们看来，苏联攻势的焦点在东、西方必经之 地——红海。苏联正通过埃及支持南、北也门人民的斗争，以便在英国撤离后控制亚丁 和曼德海峡，打开通往非洲和中东的后门，进而从侧翼包围欧洲。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忐 忑不安的心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 地位。”(注：[美]林登·贝·约翰逊著、复旦大学西方经济研究所译：《约翰逊回忆 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94页。)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的10年，国际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的“动乱” 局面，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离心倾向。中苏关系破裂，法、德、意、日独立自 主意识增强，五大力量中心初见端倪，多极化格局开始萌芽。这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 争的泥潭。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尼克松感慨万分：“我们被越南缠住了……正当美国 在亚洲，在东南亚的时候，俄国人在进入地中海。”(注：万光：《60年代和70年代美 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6期，第37页。)20世纪60年代，实力 下降的美国成了个“蹩脚的巨人”。
随着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便逐渐凸显出来。它拥 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且愿意向美国提 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1967年5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在会见以色列谍报部长阿米特(Armitt)时说：“如果以色列失败，整个中东有 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注：[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 东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暴君”南下， 美国把以色列看成遏制苏联的“堡垒”，并使它与土耳其、伊朗、沙特等一起，组成对 苏联的半月形包围圈。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后来里根总统所认为的： “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一政治、军事资产，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将被削弱……”(注：赵 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同样，约翰逊政府时期，以色列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也离不开美国。受世界 民族独立运动大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 亚等国，阿拉伯民族激进党派或人物纷纷掌握权柄。在以色列看来，埃及、叙利亚、阿 尔及利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激进轴心”，矛头直指以色列。(注：参见Frus,1964-196 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06。)经历过纳粹屠杀的犹太民族对 于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敏感和关注。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访 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 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问题。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 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中。”(注：Frus,1964-1968,Vol.X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65.)
1958年2月，埃及、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形成南北夹击以色列之势。 虽然叙利亚于1961年9月脱离阿联，但在勃列日涅夫的促成下，1966年11月4日，叙利亚 与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宣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注：参见[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 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第99页。)埃及纳赛尔政府一直视以色列 为阿拉伯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67年开始，阿以局部冲突不断。纳赛尔在一次集会中曾 声称：“以色列要开战?请便!这次战争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注：赵国忠：《海湾战 争后的中东格局》，第63页。)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之后，新政府也采取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美国 驻英大使布鲁斯(David K.E.Bruce)1964年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深表忧虑，认为伊 拉克的立场在1964年开罗会议之后变得更加强硬，连温和国家科威特也想成为“阿拉伯 世界的良民”，对以、美持强硬立场。(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4。)“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的生存空间更 加狭窄。不管苏联的外交立场表面上如何，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阿 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1967年8月下旬，在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一 致通过“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 。(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4。)
以色列不仅受到周边激进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内部和边境地区不断 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侵扰”。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 嫩在成立反对犹太人侵略的统一组织“巴解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965年5月14日 ，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宣布成立。(注：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译：《白宫 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59页。)从此，巴解组织为收复失地同以色列展 开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1966年春以后，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巴解 组织的袭击事件。约旦是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主要活动基地。据以色列官方统计，1965 年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共发起43次袭击，其中33次来自约旦。(注：参见刘竞、张士智、 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12页。)这样，以色列的力量就受到东、南、北阿拉伯 国家的牵制，国家安全受到的挑战可想而知。以色列是个被仇敌包围的国家，与幅员辽 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相比，它只是一个实际控制面积仅为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 00多万、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南北长度和东西长度之比是3.3∶1，最窄处仅十 几公里，这在国土防御上容易被中间突破，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因此以色列缺少战略 纵深，一旦爆发战争，以色列就有亡国的危险。而且其国土大多是沙漠，缺少战略资源 。正如1965年3月12日艾希科尔总理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担心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 ，我们相信能赢得和平，但这条和平之路十分坎坷。”(注：杨灏城、江淳：《纳赛尔 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0页。)
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的经济腾飞，它们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不 断增强。西欧大国尤其是法、德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改变了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 的做法和一味亲以色列的政策，开始重视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 发前，法国和西德都已宣布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防止苏联的渗透，而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维 护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由于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感鞭长莫及。而以 色列整个国家几乎全是边境线，其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阿 拉伯国家的“不承认政策”而大大加深了。以色列是被包围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孤岛 ，对外没有陆地交通，海、空航道也极其脆弱。19个阿拉伯国家(注：其中不包括吉布 提、索马里、巴勒斯坦。)共计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是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的4 81倍，1.3亿人口是以色列的25.5倍。(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 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以色列不得不 高度警惕，终日惴惴不安。为实现各自的根本利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以色 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位特殊朋友。美以战略关系不仅建立在“苏联威胁”基础之上，更 为重要的是，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一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基地，以便对地 区冲突做出反应，并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港口。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清楚：美国是个超级 大国，没有任何盟国或敌国能与之相匹敌。为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种威胁均势 (balance of threat)，美、以必须借重彼此的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相互合作、 相互支持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就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硬 ”基础。
三、美以特殊关系的“软”基础
在外交实践中，一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还夹杂着感情或文化的因素，即对政治制度、价 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越相似的国家越有可能结盟”。(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Cornw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33. )美以战略合作只是特殊关系的外层，不是全部。美以关系还存在“软”基础，即民主 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因为如此，美以特殊关系才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美国同以色列都是世俗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上都采用西方民主政权的形式。犹太教 与基督教的教义也存在着相近之处，甚至两国的建国道路也极其相似。这种政治、思想 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无形的“软”基础。美国犹太人集团更是增强了这种 “软”基础的“韧性”。
首先，从政治制度来看，虽然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以色列实行的是议会制，但两国 的国体是一样的，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之间相 互监督和制衡。美、以都是世俗化国家。虽然以色列正式宣称是一个犹太国家，但它实 行的无疑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制度，犹太教也没有被列为“国教”。同美国一样，以色列 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被美国看做在东方和封建专制社会包围中的“西方国家 ”。(注：参见赵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第213页。)两国都强调私有制、 市场经济、多党制、民主选举等。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 国家，是最具有政治现代化和民主传统的国家。(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 殿——以色列的崛起》，第440页。)以色列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在它所致力的许多领 域取得了成绩，为许多新型国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范例。美国前驻埃及大使约翰· 巴达尤(John Badeau)认为：“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持久的直接利益，使以色 列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承诺。”(注：[美]狄利普·希罗 著、赵柄权译：《中东内幕》，第313页。)而且美、以两国在建国史上也有共同点。从 根本上看，以色列是由一场民族运动聚集起来的移民人口组成的国家，是通过流血牺牲 才诞生的新国家，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同阿拉伯世界各国相比，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与 价值观念同美国最接近。在美国人看来，以色列是“专制制度国家中的一座民主灯塔” ，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堡垒”。以色列建国使犹太人增强了民族认同意识，并为之欢欣 鼓舞。世世代代散居异国他乡、长期遭受欺辱和压迫的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 。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历 史和文化遗产，这些使两国的生命持续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国友谊和联盟强大无 比，牢不可破。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超越了政治。”(注：US Presidents on Israel,http://www.US-Israel.org//jsource//US-Israel//presquote.html.)因此美国想把以 色列作为它在中东推行自己政治制度的“典范”。
其次，美、以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有“亲缘关系”。像今天许多其他新民族一样，以色 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的腹部用“剖腹产”的方法诞生的国家，它是一个植根于 以宗教为形式的古老文化遗产的新民族。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同祖现象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等地，最 初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注：参见卓新平：《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 9年，第379页。)犹太人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的“立约”之说对基督教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人重新立约。基督教经典《圣经 》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全书》所包括的经卷是从犹 太教传统继承而来的，被犹太教视为圣书。(注：参见卓新平：《宗教理解》，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19世纪德国基督教哲学家斯特劳斯指出：“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 长起来的。”(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339页。)由 于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因此基督教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与希伯来文化有着最为密切的 关系。希伯来文化中的宗教观念直接为基督教提供了信仰因素和思想模式，主要包括传 统的上帝观、救主观、选民观、罪恶观、救赎观、来世观、圣经观和圣史观等。(注： 参见卓新平：《宗教理解》，第481页。)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 。犹太教以7日为一周，第7日为“安息日”，被基督教接受后改为“礼拜日”。犹太教 的逾越节是基督教复活节的前身。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会，礼拜仪式——祈祷、唱 诗、读经、讲道，也都是自犹太教继承而来的。(注：参见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 ，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宗教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两国文化上的认同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不同于这些 看法的观点往往被美国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它的基督教同盟军谴责为政治上的极端主 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注：[美]保罗·芬德利著，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 以色列势力内幕》，第143页。)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共同之处使美、以两国信徒心目中存 在着无形的“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概念，这既是一种优越感，也是一种认同 感。1966年约翰逊告诉来访的以色列总统谢泽(Shazar)：“就像你们一样，我们的国家 也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希伯来文化的创造者带给了人类道德原则、社会公正 法则、普遍和平准则。这是我们的遗产，也是你们的遗产。”(注：Lorenza Rossi,Who Shall Guard the Guardian Themselves?Peter Lang Press,1996,p.81.)
20世纪60年代，尽管以色列是个军事强国，但对它来说，外部威胁不完全是军事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一种被歼灭的恐惧感。以色列在基督教社会中的特殊宗教地位和精神象 征意义影响着西方人对以色列的感情和态度。犹太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同根性和亲缘 关系很容易使主要教派特别是清教徒采取亲以立场。在政府部门，“所有基督教徒看待 中东问题时，起码对以色列怀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好感”。(注：[美]保罗·芬德利著， 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143页。)对于基督教徒来说，特别 是对于清教徒来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实现了《圣经》的预言 ，因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全力支持以色列便成了美国的义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 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出于一种历史上对同宗兄弟进行迫害和屠杀的深深负疚感，这种同情 心和负罪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以色列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就像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一 位领导人所说的：“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它是圣地，是造就我们基督教的地方。”( 注：[美]卡莱·格尔德伯格、马居瑞·科内莱著，胡克译：《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美 国人的眼中总是“特殊”》，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10页。)
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地方，它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家园，而且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正如 约翰逊在圣约之子反诽谤联盟演讲时所说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的 人的话——就像我一样和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着很深的联系，因为我的基督教信 念来自于你们……圣经故事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童年记忆，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为了免于 迫害而进行的英勇奋斗一样，深深地滋润我们的心灵。”(注：US Presidents on Israel,http://www.US-Israel.org//jsource//US-Israel//presquote.html.)约翰逊 对以色列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在美国人眼里，世界上仅有一个犹太人国家，却遭到一 二十个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实不应该，更不公平；以色列的生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种道义的需要；一个强大、安全的以色列不仅是以色列的也是美国和整个自由世 界的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犹太人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 国犹太人达500多万，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2%。犹太人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他 们大多掌握着雄厚的财力和专业知识，在美国经济、金融、法律、传媒、文化界影响很 大。在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中，近1/4是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对《纽约时报》、《华盛 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好莱坞影视圈等均具有巨大影响力。(注：参见赵国忠： 《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第62页。)每年都有好几万美国犹太人成群结队地到以色 列访问，加强同以色列人的往来，既增加了以色列的收入，也加强了美、以两国间的联 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 不可能无所作为。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选举。犹太人的参政意识 很强，投票率高达90%，这使占美国总人口不到3%的美国犹太人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1964年3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科默(Robert W.Komer)在 分析以色列要求购买美国坦克时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向我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原因 只有一个：今年是选举年。”(注：[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 第289页。)犹太人几乎带着宗教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据统计，20世 纪60年代犹太人向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了其总竞选经费的60%，向共和党竞选人提供了其 总竞选经费的40%。(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第289 页。)
美国犹太人和亲犹太势力还组成了诸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全美犹太社团关 系委员会”、“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等一些强大的院外游说组织，作为以色 列在美国的代言人。(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第289 页。)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选票和金钱，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保 护以色列的利益，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监护人和美以关系的安全阀及以色列在美国的后 备军。
美国对以色列采取“亲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犹太人社团所起的作用。“六· 五”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在三周内就为以色列筹集到1亿美元。军事上的自豪感成 为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感情动力，以色列正是作为征服者才获得了最慷慨的援助。 从一定程度上说，美、以之间不仅存在双边关系，而且存在三方关系(美国、以色列以 及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而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则是美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美国在2 0世纪60年代约有300万阿拉伯人，但他们对阿拉伯院外活动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同情， 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各国之间利益的不统一性。由此可见，一个政治上活跃、内部团结 一致的利益集团能比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的利益集团起到更大的作用。当然， 我们不能夸大犹太人院外集团在密切美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 也是不可忽视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以色列建国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民众对以色列 的支持率一直很高。(注：参见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6 5。)
四、结论
总之，决定美以特殊关系的不仅是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由于两国文化、政治制 度的相似性而产生的认同感。在美国人眼中，以色列的形象是进步和民主的，类似于美 国；它是中东众多专制国家之中的一个“民主橱窗”；是一个继承了耶稣-基督教的遗 产，具有共同的文明、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相同的民族经验的弱者；是一个凭自身力 量难以生存，又被敌人包围的小国。这种同情感和亲和力是美以关系区别于一般国家间 关系的最显著特征。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将以色列看做美国的“第五十一州”。(注：蔡 丹：《论十月中东战争与美国和以色列特殊关系的转折》，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 5期，第9页。)美国犹太人集团强化了这种情感因素。以色列和美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 度、价值观念，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不具备这种“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关 键时刻，以色列都能够得到美国支持，而阿拉伯国家则常常责怪苏联“背信弃义”的原 因。(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444页。)同日本 一样，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西方国家。以色列甚至认为 自己并不是亚洲国家，因此连亚洲的科技、文化和体育活动都很少参加。通过合作更多 地谋求各自国家的利益是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感是美以 特殊关系的“软”基础，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和“软”基础是美以特殊关系的本 质，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