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探析
王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04期第78～82页
【英文标题】Causes of the Accusation and Conviction of Socrates
WANG Yun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Yianjin,300071,China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王云(1972-)，女，吉林集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
【关 键 词】苏格拉底/“神迹”/雅典Socrates/“Miracles”/athens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4-0078-05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和“败坏青年”罪将苏格拉底判处 死刑，从此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由于尚未发现原告的控告词和苏格拉底未著一 字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关于此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也给我们留下了 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案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 罪；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第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涉及到 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和人生价值取向，在这里暂不作重点讨论。本文拟在研读原始文献 、借鉴和吸收国外国内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结合苏格拉底案件发生的社会历史 背景对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提出一点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五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危机
成、住、败、坏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雅典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与鼎盛后，到 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和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之时，城邦制度和奴隶主民主政治 由盛势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下降和衰落过程。此后，雅典城邦的内部调节能力大大降低和 减弱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 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雅典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其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普遍 的反思，社会、政府和宗教都成了怀疑和重新考察的对象(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而战的同时，其内部寡头派与民主派的争权斗争 也从未停止，甚至寡头派还在前411～前410、前404～前403年两次取得政权。频繁残酷 的党派斗争使得社会局势紧张不安，因为：“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 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 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惟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8～239.) 。前410年，民主派在推翻了寡头政府重新掌权后，要求每一位公民必须宣誓捍卫民主 制：“我将亲手杀死任何企图推翻民主政治建立非民主政治、寻求建立僭主政治和与僭 主有联系的人，我将视杀死这类人为神命之事。”(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4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雅典丧失其海上霸权地位，贵族寡头 派取得政权，建立起三十僭主政治，这个寡头政权对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短 短八个月，就有1500人被处死，5000人被流放(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由于 寡头派的恐怖统治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民主派推翻了。为了消除三十僭主所造成的 混乱局面，平息社会纷争，安定民心，上台后的民主派颁布了大赦令，宣布既往之罪概 不追究，并要求雅典公民发誓遵守此令。当政的温和民主派领导人安尼都(Anytos)还提 出要处死第一个企图违反大赦令的人(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 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但在同时，为了保 证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稳定，当政的民主派随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待民主政治的“敌人 ”。
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危机的加深，雅典法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陪审法庭 在审判案件时极易为情绪所左右，许多案件因此得不到公正的裁决。如：前415年，海 尔美斯(Hermae)渎神案被轻易地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前399年被平反)；前406年，雅典人 不顾十将军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取得的战绩和当时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打捞 营救落水士兵的工作无法进行等具体情况，违反审理程序将其不合法地集体判处死刑。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海尔莫盖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难道你看不出雅典人的 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言辞所引起的恻隐 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了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 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据记载，陪审法庭 就曾因动了恻隐之心而无罪释放了被控为“另树新神”的雅典名妓弗提妮(Phtyne)(注 ：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 9.210.207.209.200～201.)
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加深，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传统宗教已不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了，也不再能满足社会上一切人的 需要了，雅典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观念和不同的“声音”(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但此时的雅典已不像盛时 那样宽容和开放，而是表现出保守和顽固的一面，对非正统宗教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压制 ，致使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出现了一系列审判和驱逐事件(注：尼尔森认为，对传布 非正统观念的自然哲学家的攻击，是由预言家或占卜者借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理由是： 他们认识到自然哲学家对他们的技术是一种威胁，因为如果像日月食、动物器官的畸变 等现象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他们就不是预言家了，他们的技术也没有价值了.参见Martin P.Nilsson.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49 .5.)。首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不久，著名预言家狄欧皮赛斯(Diopeithes)提请颁 布法令，以便能够依法指控“那些不承认神的人”或“教授空中之事”的人。这是要求 惩处不信神者的最高呼声。前431年，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被伯里克 利的敌人控为“不敬神”并被判处死刑(后逃出雅典)。前430年，修辞学家阿斯帕西亚 斯(Aspasia)被控不敬神，但控告不成功(免刑)。前415年，智术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因写了怀疑性的《论神》而被判处死刑，其书也被焚毁于市场上。前415/4 年，由于嘲弄埃琉西斯秘仪，玛里司(Melian)诗人狄雅戈拉斯(Diagoras)被剥夺了雅典 公民权并被悬赏捉拿(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德斯也曾被指 控为“不敬神”。
由此，虽然在传统宗教被严重破坏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 有一场“宗教危机”，因为许多铭文、祭献、演讲和悲剧可以证实传统宗教在前4世纪 时仍像以前一样兴盛，但在思辨哲学被一些人视作一种威胁的意义上，也许是第一次， 一种宗教危机确实出现了(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实际上，希腊从宗教 向哲学的过渡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已经开始了(注：F.M.Cornford.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M].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57.序言.)。到了前5世 纪，哲学家在雅典社会上占据的地位愈加突出，影响也愈加深广，足以让奴隶主民主政 治当权者感到一种威胁。
综上，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危机。到了前5世纪末， 雅典的民主政治环境更加特殊而敏感。苏格拉底审判案件既非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最 早事件，也非最后事件，而是这类攻击事件的一个顶峰(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 。
(二)苏格拉底的“神迹”
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项罪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内容，“不信城邦神”和“另树新神”( 注：引进新神在当时的雅典并非罕见之事，如潘神(Pan)、般狄斯(Bendis)等都是从外 邦引进的，一般是先通过神谕与本邦的神商量，最终由城邦单独决定。虽然原则上阿提 卡领土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必须获得公民大会的许可，但似乎也有个人自由引进新神的 事例.参见Robert Parker[M].Athenian Relig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5. 但此处新神应当说仍是指与雅典邦神相类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因为引自外邦，而谓之新 神，与苏格拉底被控“另树新神”罪之“新神”显然所指不同.)，而关键是后者“另树 新神”，因为“新神”与“城邦神”显然是对立的，如果“另树新神”罪名成立，“不 信城邦神”则是无需辩驳的事实了。苏格拉底恰恰只对前者进行了坚决否认，对于“另 树新神”则几无辩词。他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以及他们一类的神 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的神的名 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 9.8.159.)这并不能说明苏格拉底没有“另树新神”。一般认为，此处“新神”即指苏 格拉底的“神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那么“神迹”又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弄清 这一问题，才能对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条罪状是否成立作出判断。
“神迹”即“灵异”，通过下面两段话也许我们可以对其有所认识。苏格拉底在劝尤 苏戴莫斯应奉神时说，“……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 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着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 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 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另一次，苏格拉底劝阿 里斯托德谟要信神时曾说，神“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本性，能一下看见一切，听到 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照顾到一切事物”(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由此我们不 难发现，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种抽象、惟一、全能、最高的存在，它迥别于雅典人 信奉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它与“公共宗教相矛盾，并且使传统的宗教具有一种主观任意 的成分”。黑格尔作过如是分析：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个转变，采取了作决定的 个人的性质，他们(雅典人)认为这个决定是出于个人的偶然性；而他们，由于环境的偶 然性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因而也就把决定的偶然性当成一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求 问神谕来进行决定；——他们意识到个别的意志本身是一种偶然的东西。苏格拉底把决 定的偶然性转移到自己身上，放在他的灵异上面；——正如希腊人把它放在一般的精灵 上面一样，他把它放在他的意识中”(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0.)。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的传统宗教中没有“divine sign”和“divine voice”，他们信奉的是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没有神的“ 声音”到达他们，给他们以指示，为何神意偏偏达于苏格拉底?从雅典城邦的传统宗教 观念来看，苏格拉底的神的确是一种雅典城从没有过的“新神”。所以，指控苏格拉底 犯有“另树新神”罪并非不实之词。
雅典城邦是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每逢他们要建立一个殖民地，每逢有人提议要实 行崇拜外国的神祇，或者每逢一位将军预备临阵决战的时候，他们就请出神谕来商量 ”；在私事方面，希腊人也同样地“从主观决定的少，而从外界暗示的多。”(注：黑 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1.252.)虽然自希波战争以来，人们对传统 宗教的信奉程度在减弱，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宗教又有兴起之势。前427 ～前424年，雅典人在卫城上为胜利女神雅典娜建立了一座爱奥尼亚风格的神庙。尼西 亚还曾为卫城下的狄俄尼索斯建造了神庙，并为之立了一座用金子和象牙做的雕像。前 405年，雅典人历数年建成规模宏大、漂亮庄严的埃列克铁乌姆(Erechtheum)神庙。在 海外，雅典人于前417年向提洛(Delos)奉献了一座阿波罗神庙(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 422.)。前403年9月下旬，雅典民主派还曾向雅典娜大献祭品以感谢其拯救了城邦和保 护他们返回雅典。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前5世纪末传统宗教在雅典的地位仍是根深蒂固 的。处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持有和传布“异教”观点自然是很危险的，诚如罗伯特所 说，“没有一个希腊人会认为，出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而允许不敬神的观点传布。” (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 ～209.210.207.209.200～201.)由此，苏格拉底被控宗教罪是合法的、合理的。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
让人颇感费解的是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二项罪名“败坏青年”，因为败坏青年似乎更应 属于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合提到法庭上。那么“败坏青年”是否另有所指呢?这得从考 查苏格拉底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入手。
苏格拉底热爱政治，热爱政治艺术(注：赫尔曼认为，在雅典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历 史上的苏格拉底很可能主要是一个政治性人物而非哲学家。见Chroust Anton—Hermann .Socrates,Man an Myth:the Two Socratic Apologies of Xenophon [M].London:Routledge & K.Paul,1957.191.)。他曾说：“我认为我是雅典惟一或几乎是惟一尝试 真正政治艺术的人，是当前惟一管理城邦事务的人。”(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但既然“神迹”阻止他直接从政，他满心的 政治抱负就只有通过发表政治性言论去实现了。他经常严厉批评民主政治及其领导人， 包括伯里克利在内，认为前者的最大恶处就在于否定政治需要专门知识。苏格拉底认为 ，合理的政府应由那些最懂得如何按照有益于人民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人来控制。只有 专业技术优胜者才能担当相应领域的“统治者”角色，就像水手在船上是指挥者，医生 在病人家里是权威，教练员在体育学校是指导者一样，人们乐于服从他们，甚至会感谢 并酬报他们。反之，没人愿意用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乐师或木匠，用抽签的方 式来选举官员就尤为荒谬了(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4.189.194.159.8.159.)。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些批评意见在客 观上无疑起到了鼓励青年蔑视现行法制、纵容他们放肆任性的作用。又由于苏格拉底最 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生活与谈话具有极端的公开性，因此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要远远 超过其他教师，甚至可以说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股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潮。苏格拉底在被 判死刑后曾说过：“目前我被弹压住，你们还不知道呢。他们年轻，更苛刻，更使你们 难堪。你们以为杀人能禁止人指摘你们生平的过失，可想错了”(注：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7～78.)，这似乎暗 示了受到苏格拉底影响的年青人不是一小撮，而是一群人。海尔美斯渎神案(前415年) 中两个主要罪犯阿尔克比阿底斯(Alcibiades)和他的叔叔阿克赛欧库斯(Axiochus)与苏 格拉底有过密切关系，他有些学生还成了寡头政治支持者。尽管苏格拉底宣称对此没有 任何责任，但这却是他无从回避的事实。
事实上，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指摘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包括民主派 领导人在内许多人的警觉，他们暗示苏格拉底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前405年，以卡里克 利斯(Kallikles)和高尔吉亚的学生波鲁斯(Polus)为代表的许多人都劝告苏格拉底：如 果继续这种批驳性言论，他就有被剥夺财产甚至被处死的危险(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柏拉图《高尔吉亚》篇 突兀地插入了当政民主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尼都的一段话，他直截了当地对苏格拉底说 ：“我想你是太喜欢指摘他人了。你若听从我的劝告，我就告诫你要小心：无论在哪个 城邦，也许都是害人容易助人难，尤其在雅典；我认为你本人是清楚这一点的。”(注 ：Plato.Loeb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Ⅱ:Meno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94e.)这显然是出于政治警告的目的。但苏格拉底完 全不屑于理会这些警告，继续他一贯的言论和教育活动。这使得民主派愈发视其为心腹 大患，而且只有除去了苏格拉底，才能起到警示和震慑追随他的这群青年人的作用。此 外，苏格拉底虽曾拒绝服从三十僭主的不法命令，但在恐怖时期他并没有同民主派一起 撤离雅典，这也使得他有背叛民主制的嫌疑。因此，在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看来，苏 格拉底的所言所行以及对青年人的影响已严重危害到了民主政治，构成了反民主政治罪 。而他们决不会容许重建起来的民主政治“任由这种影响的摆布”(注：John.Burnet.Greek Philosophy:Part I,Thales to Plato [M].London:Macmillan,1928.188.)，因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激进的手段并不出人意料。
苏格拉底似乎深知自己为民主派当权者所忌恨，对可能降临的命运也不是没有预感： “如果我没想到在这个城邦里谁都可能会有不幸降临，那我就真是个傻瓜了。但有一件 事我可以肯定，如果我被告到法庭上处于你所说的那种危险中，……即使我被处死，那 也不是什么奇迹。”(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 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 C-D.)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民主派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事件后，他的不少 追随者都避离了雅典，甚至连曾经打算投身到重建的民主政治中去一展宏图的柏拉图也 离开了，这不是偶然的。
(四)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敌意和不满
雅典普通民众对苏格拉底也是充满敌意和不满的。首先是由苏格拉底宣说“神迹”和 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智者”而遭到的反感和嫉妒。这里有两个事例。一是苏格拉底和尤 苏戴莫斯讨论神，后者说道：“看来神明对你比对别人更为友好，因为他们不待求问就 把你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预先告诉你。”(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还有一回，苏格拉底劝一个叫小阿 里斯托德谟的青年人要敬神，后者说道：“当他们给我，就像你说他们给你那样，派来 一些忠告者，告诉我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时，我就认为他们想到我了。”(注：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1.171.170.148.)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拉底的“灵异”说很有可能引起了许 多人的嫉妒和敌意。而当凯勒丰将从德尔斐女祭司庇提亚处求得的神谕“苏格拉底是最 智者”告诉苏格拉底之后，为求得神谕的真实含义，苏格拉底就一个接一个地去考察别 人，包括著名政治家、诗人、工匠等。在谈话中，他不断指出别人的错误和矛盾，证明 别人是无知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厌恶和反感。苏格拉底自己也说，“这种探究使我树了 许多最坏、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也造成了人家给我许多诽谤的机会”(注：北京大学哲 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 0.148.)。
另外，阿里斯托芬的《云》一方面证实了人们确实对苏格拉底有着普遍的偏见和敌视 ，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这种偏见和敌视。阿里斯多芬在《云》中塑造了一个丑陋可笑的苏 格拉底形象，它显然是对真实苏格拉底的歪曲反映，但苏格拉底被选为剧中主角亦非偶 然。他特殊的教学方式和生活模式，使其名声远播，既招来了许多仰慕者和追随者，也 招致了大量私敌。因此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持有的偏见可能比对其他知识分子(如狄雅 戈拉斯或阿那克萨戈拉)要多得多(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而且，苏格拉底富有 特点的外貌也适合演员去模仿，较之普罗泰戈拉等人，观众们更容易认出这个特殊人物 来(注：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 Ⅷ [M].London:John Murray,1855.562.)。 这也许就是苏格拉底被阿里斯托芬和其他喜剧作家选作剧中主角的原因。至于他实际上 教授些什么东西，对于观众来说无关紧要。因此，在多数雅典人看来，“苏格拉底”是 模仿讽刺苏格拉底的。
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这些敌意和不满怎么可能与苏格拉底的被控和定罪无关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 真正使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感到害怕的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 政治影响，这是导致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原因。而由于大赦令的颁布，尤其安 尼都本人还声称“要处死第一个违反大赦令的人”(也许正因此安尼都才羞于也不敢以 主要控告人的身份出现，而把不知名的迈雷托士推到前面)，因此直接控告苏格拉底犯 有反民主政治罪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败坏青年”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罪名了 。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 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由是，从雅典奴隶主民 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合乎奴隶主 民主政治的公正标准的。但若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奴隶主民主制社会，从整个 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将其处死更是不公 正。
注释：
(36)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9.412.444.447.433.422.
收稿日期：2002-09-1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04期第78～82页
【英文标题】Causes of the Accusation and Conviction of Socrates
WANG Yun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Yianjin,300071,China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王云(1972-)，女，吉林集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 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是导致其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的原因。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 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 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之，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 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 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accusation and conviction of Socrates may be attributed to several factors,among them Socrates' anti-democratic political views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youth being the major cause,and next to it,his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ew god rather than believing in the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The grievances the Athenians aired against him are also conducive to his downfall.The accusation and conviction of Socrates seems leg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lave-holding democracy of the ancient Greeks,but unfair when approached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和“败坏青年”罪将苏格拉底判处 死刑，从此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由于尚未发现原告的控告词和苏格拉底未著一 字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关于此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也给我们留下了 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案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 罪；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第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涉及到 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和人生价值取向，在这里暂不作重点讨论。本文拟在研读原始文献 、借鉴和吸收国外国内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结合苏格拉底案件发生的社会历史 背景对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提出一点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五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危机
成、住、败、坏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雅典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与鼎盛后，到 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和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之时，城邦制度和奴隶主民主政治 由盛势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下降和衰落过程。此后，雅典城邦的内部调节能力大大降低和 减弱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 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雅典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其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普遍 的反思，社会、政府和宗教都成了怀疑和重新考察的对象(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而战的同时，其内部寡头派与民主派的争权斗争 也从未停止，甚至寡头派还在前411～前410、前404～前403年两次取得政权。频繁残酷 的党派斗争使得社会局势紧张不安，因为：“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 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 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惟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8～239.) 。前410年，民主派在推翻了寡头政府重新掌权后，要求每一位公民必须宣誓捍卫民主 制：“我将亲手杀死任何企图推翻民主政治建立非民主政治、寻求建立僭主政治和与僭 主有联系的人，我将视杀死这类人为神命之事。”(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4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雅典丧失其海上霸权地位，贵族寡头 派取得政权，建立起三十僭主政治，这个寡头政权对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短 短八个月，就有1500人被处死，5000人被流放(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由于 寡头派的恐怖统治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民主派推翻了。为了消除三十僭主所造成的 混乱局面，平息社会纷争，安定民心，上台后的民主派颁布了大赦令，宣布既往之罪概 不追究，并要求雅典公民发誓遵守此令。当政的温和民主派领导人安尼都(Anytos)还提 出要处死第一个企图违反大赦令的人(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 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但在同时，为了保 证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稳定，当政的民主派随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待民主政治的“敌人 ”。
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危机的加深，雅典法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陪审法庭 在审判案件时极易为情绪所左右，许多案件因此得不到公正的裁决。如：前415年，海 尔美斯(Hermae)渎神案被轻易地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前399年被平反)；前406年，雅典人 不顾十将军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取得的战绩和当时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打捞 营救落水士兵的工作无法进行等具体情况，违反审理程序将其不合法地集体判处死刑。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海尔莫盖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难道你看不出雅典人的 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言辞所引起的恻隐 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了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 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据记载，陪审法庭 就曾因动了恻隐之心而无罪释放了被控为“另树新神”的雅典名妓弗提妮(Phtyne)(注 ：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 9.210.207.209.200～201.)
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加深，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传统宗教已不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了，也不再能满足社会上一切人的 需要了，雅典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观念和不同的“声音”(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但此时的雅典已不像盛时 那样宽容和开放，而是表现出保守和顽固的一面，对非正统宗教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压制 ，致使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出现了一系列审判和驱逐事件(注：尼尔森认为，对传布 非正统观念的自然哲学家的攻击，是由预言家或占卜者借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理由是： 他们认识到自然哲学家对他们的技术是一种威胁，因为如果像日月食、动物器官的畸变 等现象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他们就不是预言家了，他们的技术也没有价值了.参见Martin P.Nilsson.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49 .5.)。首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不久，著名预言家狄欧皮赛斯(Diopeithes)提请颁 布法令，以便能够依法指控“那些不承认神的人”或“教授空中之事”的人。这是要求 惩处不信神者的最高呼声。前431年，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被伯里克 利的敌人控为“不敬神”并被判处死刑(后逃出雅典)。前430年，修辞学家阿斯帕西亚 斯(Aspasia)被控不敬神，但控告不成功(免刑)。前415年，智术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因写了怀疑性的《论神》而被判处死刑，其书也被焚毁于市场上。前415/4 年，由于嘲弄埃琉西斯秘仪，玛里司(Melian)诗人狄雅戈拉斯(Diagoras)被剥夺了雅典 公民权并被悬赏捉拿(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德斯也曾被指 控为“不敬神”。
由此，虽然在传统宗教被严重破坏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 有一场“宗教危机”，因为许多铭文、祭献、演讲和悲剧可以证实传统宗教在前4世纪 时仍像以前一样兴盛，但在思辨哲学被一些人视作一种威胁的意义上，也许是第一次， 一种宗教危机确实出现了(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实际上，希腊从宗教 向哲学的过渡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已经开始了(注：F.M.Cornford.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M].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57.序言.)。到了前5世 纪，哲学家在雅典社会上占据的地位愈加突出，影响也愈加深广，足以让奴隶主民主政 治当权者感到一种威胁。
综上，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危机。到了前5世纪末， 雅典的民主政治环境更加特殊而敏感。苏格拉底审判案件既非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最 早事件，也非最后事件，而是这类攻击事件的一个顶峰(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 。
(二)苏格拉底的“神迹”
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项罪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内容，“不信城邦神”和“另树新神”( 注：引进新神在当时的雅典并非罕见之事，如潘神(Pan)、般狄斯(Bendis)等都是从外 邦引进的，一般是先通过神谕与本邦的神商量，最终由城邦单独决定。虽然原则上阿提 卡领土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必须获得公民大会的许可，但似乎也有个人自由引进新神的 事例.参见Robert Parker[M].Athenian Relig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5. 但此处新神应当说仍是指与雅典邦神相类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因为引自外邦，而谓之新 神，与苏格拉底被控“另树新神”罪之“新神”显然所指不同.)，而关键是后者“另树 新神”，因为“新神”与“城邦神”显然是对立的，如果“另树新神”罪名成立，“不 信城邦神”则是无需辩驳的事实了。苏格拉底恰恰只对前者进行了坚决否认，对于“另 树新神”则几无辩词。他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以及他们一类的神 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的神的名 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 9.8.159.)这并不能说明苏格拉底没有“另树新神”。一般认为，此处“新神”即指苏 格拉底的“神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那么“神迹”又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弄清 这一问题，才能对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条罪状是否成立作出判断。
“神迹”即“灵异”，通过下面两段话也许我们可以对其有所认识。苏格拉底在劝尤 苏戴莫斯应奉神时说，“……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 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着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 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 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另一次，苏格拉底劝阿 里斯托德谟要信神时曾说，神“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本性，能一下看见一切，听到 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照顾到一切事物”(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由此我们不 难发现，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种抽象、惟一、全能、最高的存在，它迥别于雅典人 信奉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它与“公共宗教相矛盾，并且使传统的宗教具有一种主观任意 的成分”。黑格尔作过如是分析：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个转变，采取了作决定的 个人的性质，他们(雅典人)认为这个决定是出于个人的偶然性；而他们，由于环境的偶 然性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因而也就把决定的偶然性当成一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求 问神谕来进行决定；——他们意识到个别的意志本身是一种偶然的东西。苏格拉底把决 定的偶然性转移到自己身上，放在他的灵异上面；——正如希腊人把它放在一般的精灵 上面一样，他把它放在他的意识中”(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0.)。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的传统宗教中没有“divine sign”和“divine voice”，他们信奉的是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没有神的“ 声音”到达他们，给他们以指示，为何神意偏偏达于苏格拉底?从雅典城邦的传统宗教 观念来看，苏格拉底的神的确是一种雅典城从没有过的“新神”。所以，指控苏格拉底 犯有“另树新神”罪并非不实之词。
雅典城邦是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每逢他们要建立一个殖民地，每逢有人提议要实 行崇拜外国的神祇，或者每逢一位将军预备临阵决战的时候，他们就请出神谕来商量 ”；在私事方面，希腊人也同样地“从主观决定的少，而从外界暗示的多。”(注：黑 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1.252.)虽然自希波战争以来，人们对传统 宗教的信奉程度在减弱，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宗教又有兴起之势。前427 ～前424年，雅典人在卫城上为胜利女神雅典娜建立了一座爱奥尼亚风格的神庙。尼西 亚还曾为卫城下的狄俄尼索斯建造了神庙，并为之立了一座用金子和象牙做的雕像。前 405年，雅典人历数年建成规模宏大、漂亮庄严的埃列克铁乌姆(Erechtheum)神庙。在 海外，雅典人于前417年向提洛(Delos)奉献了一座阿波罗神庙(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 422.)。前403年9月下旬，雅典民主派还曾向雅典娜大献祭品以感谢其拯救了城邦和保 护他们返回雅典。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前5世纪末传统宗教在雅典的地位仍是根深蒂固 的。处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持有和传布“异教”观点自然是很危险的，诚如罗伯特所 说，“没有一个希腊人会认为，出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而允许不敬神的观点传布。” (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 ～209.210.207.209.200～201.)由此，苏格拉底被控宗教罪是合法的、合理的。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
让人颇感费解的是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二项罪名“败坏青年”，因为败坏青年似乎更应 属于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合提到法庭上。那么“败坏青年”是否另有所指呢?这得从考 查苏格拉底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入手。
苏格拉底热爱政治，热爱政治艺术(注：赫尔曼认为，在雅典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历 史上的苏格拉底很可能主要是一个政治性人物而非哲学家。见Chroust Anton—Hermann .Socrates,Man an Myth:the Two Socratic Apologies of Xenophon [M].London:Routledge & K.Paul,1957.191.)。他曾说：“我认为我是雅典惟一或几乎是惟一尝试 真正政治艺术的人，是当前惟一管理城邦事务的人。”(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但既然“神迹”阻止他直接从政，他满心的 政治抱负就只有通过发表政治性言论去实现了。他经常严厉批评民主政治及其领导人， 包括伯里克利在内，认为前者的最大恶处就在于否定政治需要专门知识。苏格拉底认为 ，合理的政府应由那些最懂得如何按照有益于人民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人来控制。只有 专业技术优胜者才能担当相应领域的“统治者”角色，就像水手在船上是指挥者，医生 在病人家里是权威，教练员在体育学校是指导者一样，人们乐于服从他们，甚至会感谢 并酬报他们。反之，没人愿意用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乐师或木匠，用抽签的方 式来选举官员就尤为荒谬了(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4.189.194.159.8.159.)。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些批评意见在客 观上无疑起到了鼓励青年蔑视现行法制、纵容他们放肆任性的作用。又由于苏格拉底最 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生活与谈话具有极端的公开性，因此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要远远 超过其他教师，甚至可以说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股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潮。苏格拉底在被 判死刑后曾说过：“目前我被弹压住，你们还不知道呢。他们年轻，更苛刻，更使你们 难堪。你们以为杀人能禁止人指摘你们生平的过失，可想错了”(注：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7～78.)，这似乎暗 示了受到苏格拉底影响的年青人不是一小撮，而是一群人。海尔美斯渎神案(前415年) 中两个主要罪犯阿尔克比阿底斯(Alcibiades)和他的叔叔阿克赛欧库斯(Axiochus)与苏 格拉底有过密切关系，他有些学生还成了寡头政治支持者。尽管苏格拉底宣称对此没有 任何责任，但这却是他无从回避的事实。
事实上，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指摘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包括民主派 领导人在内许多人的警觉，他们暗示苏格拉底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前405年，以卡里克 利斯(Kallikles)和高尔吉亚的学生波鲁斯(Polus)为代表的许多人都劝告苏格拉底：如 果继续这种批驳性言论，他就有被剥夺财产甚至被处死的危险(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柏拉图《高尔吉亚》篇 突兀地插入了当政民主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尼都的一段话，他直截了当地对苏格拉底说 ：“我想你是太喜欢指摘他人了。你若听从我的劝告，我就告诫你要小心：无论在哪个 城邦，也许都是害人容易助人难，尤其在雅典；我认为你本人是清楚这一点的。”(注 ：Plato.Loeb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Ⅱ:Meno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94e.)这显然是出于政治警告的目的。但苏格拉底完 全不屑于理会这些警告，继续他一贯的言论和教育活动。这使得民主派愈发视其为心腹 大患，而且只有除去了苏格拉底，才能起到警示和震慑追随他的这群青年人的作用。此 外，苏格拉底虽曾拒绝服从三十僭主的不法命令，但在恐怖时期他并没有同民主派一起 撤离雅典，这也使得他有背叛民主制的嫌疑。因此，在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看来，苏 格拉底的所言所行以及对青年人的影响已严重危害到了民主政治，构成了反民主政治罪 。而他们决不会容许重建起来的民主政治“任由这种影响的摆布”(注：John.Burnet.Greek Philosophy:Part I,Thales to Plato [M].London:Macmillan,1928.188.)，因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激进的手段并不出人意料。
苏格拉底似乎深知自己为民主派当权者所忌恨，对可能降临的命运也不是没有预感： “如果我没想到在这个城邦里谁都可能会有不幸降临，那我就真是个傻瓜了。但有一件 事我可以肯定，如果我被告到法庭上处于你所说的那种危险中，……即使我被处死，那 也不是什么奇迹。”(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 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 C-D.)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民主派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事件后，他的不少 追随者都避离了雅典，甚至连曾经打算投身到重建的民主政治中去一展宏图的柏拉图也 离开了，这不是偶然的。
(四)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敌意和不满
雅典普通民众对苏格拉底也是充满敌意和不满的。首先是由苏格拉底宣说“神迹”和 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智者”而遭到的反感和嫉妒。这里有两个事例。一是苏格拉底和尤 苏戴莫斯讨论神，后者说道：“看来神明对你比对别人更为友好，因为他们不待求问就 把你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预先告诉你。”(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还有一回，苏格拉底劝一个叫小阿 里斯托德谟的青年人要敬神，后者说道：“当他们给我，就像你说他们给你那样，派来 一些忠告者，告诉我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时，我就认为他们想到我了。”(注：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1.171.170.148.)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拉底的“灵异”说很有可能引起了许 多人的嫉妒和敌意。而当凯勒丰将从德尔斐女祭司庇提亚处求得的神谕“苏格拉底是最 智者”告诉苏格拉底之后，为求得神谕的真实含义，苏格拉底就一个接一个地去考察别 人，包括著名政治家、诗人、工匠等。在谈话中，他不断指出别人的错误和矛盾，证明 别人是无知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厌恶和反感。苏格拉底自己也说，“这种探究使我树了 许多最坏、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也造成了人家给我许多诽谤的机会”(注：北京大学哲 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 0.148.)。
另外，阿里斯托芬的《云》一方面证实了人们确实对苏格拉底有着普遍的偏见和敌视 ，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这种偏见和敌视。阿里斯多芬在《云》中塑造了一个丑陋可笑的苏 格拉底形象，它显然是对真实苏格拉底的歪曲反映，但苏格拉底被选为剧中主角亦非偶 然。他特殊的教学方式和生活模式，使其名声远播，既招来了许多仰慕者和追随者，也 招致了大量私敌。因此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持有的偏见可能比对其他知识分子(如狄雅 戈拉斯或阿那克萨戈拉)要多得多(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而且，苏格拉底富有 特点的外貌也适合演员去模仿，较之普罗泰戈拉等人，观众们更容易认出这个特殊人物 来(注：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 Ⅷ [M].London:John Murray,1855.562.)。 这也许就是苏格拉底被阿里斯托芬和其他喜剧作家选作剧中主角的原因。至于他实际上 教授些什么东西，对于观众来说无关紧要。因此，在多数雅典人看来，“苏格拉底”是 模仿讽刺苏格拉底的。
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这些敌意和不满怎么可能与苏格拉底的被控和定罪无关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 真正使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感到害怕的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 政治影响，这是导致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原因。而由于大赦令的颁布，尤其安 尼都本人还声称“要处死第一个违反大赦令的人”(也许正因此安尼都才羞于也不敢以 主要控告人的身份出现，而把不知名的迈雷托士推到前面)，因此直接控告苏格拉底犯 有反民主政治罪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败坏青年”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罪名了 。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 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由是，从雅典奴隶主民 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合乎奴隶主 民主政治的公正标准的。但若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奴隶主民主制社会，从整个 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将其处死更是不公 正。
注释：
(36)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9.412.444.447.433.422.
收稿日期：2002-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