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雅典的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潘桂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04期第101～104页
【英文标题】The Reform of Athens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 of Political Affairs
PAN Gui-xi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s,Liuzhou Teachers College,Liuzhou,Guangxi 54 5004,China
【作者简介】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与法律系，广西 柳州 545004
潘桂仙(1966—)，女，广西隆安人，讲师。
【关 键 词】雅典/民主政治/改革Athens/political democracy/reform
中图分类号：K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20(2003)04-0101-04
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抽象理论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 而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多次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可以说，改革既是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需要，又是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
一
刚诞生的雅典城邦是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如果把雅典民主政治视为一个过程，即民 主进程，则其开端无疑在梭伦改革。公元前71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很大发展 ，随着商品关系的发展，社会阶级斗争也趋于激化。经济地位提高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要 求改变政治上无权的状况，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同时贵族掠夺农民土地，通过高利贷 不断将农民变为债务奴隶，农民与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这种国内矛盾激化的鲜明表现 便是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40年没落氏族贵族基伦夺权未遂事件，以及前621年执政官德拉 古的立法运动。前者主要反映了不同氏族贵族集团首先是富有的当权者与没落的失势者 之间的矛盾。而德拉古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掌握司法大权的当权氏族贵族的肆意横行。因此，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酝酿着严重的社 会危机，迫切需要实行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革。
梭伦，自信、稳健，“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1](P109)，公元前594年在当选为拥有 立法大权的执政官后，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 部等级关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 发生的富有的雅典人奴役贫困的雅典人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得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 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现象，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卡境内成了 自由和财产得到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这 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 了最重要条件。梭伦在使广大平民免除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威胁，保障雅典公民人身自 由的同时，还规定了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2 ](P124)。应该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基础。所以，在评述梭伦改革的意义时，亚里 斯多德十分正确地指出：看来，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有民主色彩，最主要的是不 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以向 陪审法庭提出申述。民众既然在表决方面是主人，也就是政体的主人[3](P12)。
梭伦还根据雅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促进雅典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他高度重视农业 ，“鼓励农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因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所得的利益多”[4]( P32)。同时又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规定，如果父亲没有使儿子学会一项手艺，儿子 可以不赡养父亲。创造一种条件，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而且必须自立谋生，这无 疑是保障广大中小所有者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 中，雅典的公民集体长期相对稳定的保证。在古希腊的具体情况下，一个稳固并且可能 在适宜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公民集体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能够产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正因为如此，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梭伦的立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改革是雅 典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起点。
二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持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面对的危机使他完全也有可能建立起僭政，只是梭伦个人的 因素，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产。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 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 梭伦去国之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去国 之后，党争依然激烈。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参与党争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山地派 ”、“海岸派”和“平原派”。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派的政治倾向可以推定：“平 原派”主要指那些在平原地区拥有土地的雅典土著居民，他们怀念昔日的无限风光，试 图恢复刚刚逝去的贵族政治。“山地派”主要指偏远山区的贫苦农民，极易接受要求改 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极端不满分子的政治大本营。其领袖庇西特拉图有“民众支持 者”之称。“海岸派”主要指聚居在沿海地带，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人，他们是梭伦 改革的最大收益者，代表着维持现状的力量，亚里斯多德把其政纲称为“中间路线”。 党争的结果最后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他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了 。
庇西特拉图建立的僭主政体不同于此前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政体。他并没有触动梭伦宪 政，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所不曾有的政治铁碗，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 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梭伦改革。
首先建立以“具有宪法形式”运行国家的政权机构。由于梭伦改革已经处理好贵族特 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因此庇西特拉图能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 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人选进行政机构[5](P113)，他维护了梭伦所确立的绝大部分政 治和法律秩序。于是我们能够知道，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公民大会继续召开，四百 人会议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是得以扩建，普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 庭申述；执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活动照常进行。庇西特拉图甚至还曾亲自出庭为 自己的谋杀罪名辩护，这虽无损于庇西特拉图的独裁，但可以认为，这是雅典人在建立 真正的民众政治的体制以前所进行的演习，这种演习对提高雅典公民的政治素质，增进 他们的民主意识，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6](P13)。而基托则说：“由于庇西特拉图 小心地维护了梭伦地中庸地民主宪政的形式，雅典人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英明的监 护下，受到了管理其自身事物的训练”[7](P128)。
其次，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 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使更多的农民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开拓进 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地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 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50年前后，雅典的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 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庇西特拉图颁布了反怠惰法，责令父母必 须使儿子学会某种手艺[8](P117)。发展工商业，使谋生手段多样化，可以在一段时间 内保证阿提卡半岛境内有较多的雅典公民，巩固和扩大雅典公民集体中中小所有者的队 伍，增强他们在整个公民集体中的作用。
再次，加强全国的集中统一，削弱氏族贵族在各地的传统影响。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他 的宗教政策和大兴土木。在公元前566年希波克列伊德斯担任执政官时开始举办的泛雅 典娜节，在庇西特拉图当政时以更隆重的方式庆祝，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开始，献给 雅典城的保护雅典娜的大理石雕像，数量大大增加。而从公元前534年开始，原来只是 在阿提卡的埃列乌特拉伊这样一个小地方庆祝的酒神节，也变成了整个希腊的节日。鼓 励崇拜不为某个贵族家庭所独占而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神祗—酒神狄奥尼修斯，鼓励崇拜 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雅典娜，它体现出庇西特拉图对培植公民精神在宗教层 面上的努力。
不少学者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改革的中断和反动，但从庇西特拉图执 政时的改革和结果看并非如此，他实际上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 物，是在梭伦退引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深化梭伦改革，从而客观上为民 主政治全方位夯实基础的人物[9](P18)。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改革，是对梭伦所启动的民 主政治的一次“补课”。
三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家族在雅典的统治同样不能逃脱诸如其 他僭主“昙花一现”的命运。而在此基础上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进程中的另一 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内容广泛，其中尤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重新划分选区。按照地 域而不是按氏族来划分选区，从而打乱了户籍，抛弃了血缘关系。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 在推翻僭主统治之后战胜国内氏族的反抗，击败国外的武装干涉下进行的。氏族贵族不 同集团、不同家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僭主被推翻之后，十分明显地成了雅典国家不 安的根源，并且已经招致斯巴达的武装干涉。经济发展和交往频繁引起的居民的迁徙流 动，使得按原来氏族部落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成为过时和不便，主要以地域原则来 组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已是时代的要求，在克利斯提尼提出改革之前某些在一定程 度上以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原则的措施，如设置舰区，按舰区征集军队，设立巡回法 庭、设立全国性的节日庆典等；如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梭伦、庇西特拉图家族的一 些措施造成的雅典城在阿提卡的中心地位大大加强，都为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的血缘 原则作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克利斯提尼建立基于村社(德谟 斯)的10个地域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血缘部落，又将国家分为30个区，内地、平原、沿 海各10区，并以抽签的方式把这些区分给各个地域部落，每个地域部落包括一个内地区 ，一个平原及一个沿海区，三个区互不毗连，只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时才组织起来。区的 基层组织是若干具有政军职能的自治坊社，所有公民都应在坊社登记，为报答一些异邦 人对他的支持，“克里斯提尼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来入籍坊社，增加 了平民人数，贵族势力由此相形见拙”[10](P115)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改革既极大的 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和影响，又进一步壮大了公民群体，还大大便利了公民积极就近 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增强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得到了雅典公民大众的支持。
克里斯提尼改革不仅扩大公民的群体，而且还发展了公民参政权。孟德斯鸠说过：“ 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部分人握有最高权力时， 就是贵族政治”[11](P8)。因而公民拥有哪些权力，体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克里斯 提尼时，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十次，全体公民均可参加，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 。至于克里斯提尼建立的五百人会议，它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外，还负责执行公民 大会的决议，成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关。而且随着整个公民集体政治活动的日趋活跃， 五百人会议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与公民大会协调一致的活动，成了雅典民主的突出特色 ，这个由抽签方法从公民中选出的成员组成的机构，已经初步体现了公民不分贫富轮番 参政的原则，使雅典公民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言：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政体的贵族性质 仍未改变，执掌国家大权的氏族贵族反动势力的权力堡垒——贵族会议依然存在，因此 改革不能构成民主政治形成的标志[12](P33)。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 是成功的，它加速了氏族贵族的灭亡，在雅典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称他是一次革命，改革适应了雅典国家当时 历史发展的需要。
四
雅典贵族议事会，也称为战神山议事会，这是因为这个议事会在战神山举行会议而得 名。在雅典，当国王消失之后，政权主要掌握于从氏族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之手，卸任 的执政官自动成为贵族议事会的成员。与当权执政官相比，战神山议事会处于从属地位 ，当然，它的权力可以依据情况的变化扩大或缩小。
历史表明，凡是贵族议事会势力强大的地方，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体，雅典民主 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议事会对公民大会的干预不多，而在民主最繁荣的时期，它 的作用非常微弱。所以雅典氏族贵族权力彻底被剥夺之时，便是雅典民主政体最终确立 之时，这一过程是在埃菲阿尔斯特改革中完成的。
梭伦的改革，表面上基本没有触动它，贵族控制的各权力机关仍掌国家大权，公民大 会等民主机构则处从属地位；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民众法庭这些 民主机构权力的增长，十将军委员会的产生和它的权力逐渐扩大，相应的削弱了执政官 的权力，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公元前5世纪初的几次改革，则初 步改变了选举方法，废除了梭伦确立的财产原则，把权力之门向社会中下层群众特别是 下层群众进一步敞开，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的局面，从而为民主派最终战胜贵族派扫清 道路。正是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斯特进行新一轮改革。
埃菲阿尔斯特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削弱氏族贵族势力。首先，他就贵族议 事会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而后，他接着剥夺了 议会一切保卫宪法的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 法庭[13](P252)，结果改革后的雅典，公民大众和五百人会议活动进一步得到加强，其 表现之一是，大约从公元前460年起，流传下来的以国家或公职人员名义刻制的关于公 共事务的碑铭，数量大增。在此之前的一二百年里，仅有铭文10篇左右，而从公元前46 0年起至该世纪末的60年间，达到300篇。雅典公民一般都识字，国家的法律和公民大会 的重要决议，铭刻在大理石碑上，间或刻在铜牌上，公诸于众，这样做是因为在公民大 会上和民众法庭的活动中，经常需要有关国家法律和公民大会决议的知识[3](P30)。这 个时期，雅典民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主法庭，确实摆脱了氏族的控 制，成了真正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过去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 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都降为从属地位；而且国家公职的选任资格或条件 对几个等级的公民来说大体平等，与此同时，国家机构或官员执权范围不明、权力实施 混乱的局面也得到解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基本上分立开来。就此，我们有理 由认为，公元前462年改革最终使雅典形成了以主权在民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埃菲阿尔 斯特的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
收稿日期：2003-09-0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04期第101～104页
【英文标题】The Reform of Athens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 of Political Affairs
PAN Gui-xi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s,Liuzhou Teachers College,Liuzhou,Guangxi 54 5004,China
【作者简介】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与法律系，广西 柳州 545004
潘桂仙(1966—)，女，广西隆安人，讲师。
| 【内容提要】 | 雅典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经历了以四个重大改革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梭伦改革为民主政 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为民主政治作了全方位夯实，克利斯提尼改 革不断完善着雅典国家机构，埃菲阿尔斯特改革，以“主权在民”为特征的民主政体最 终确立。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of Athens proceeds by stag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4 significant reforms.The reform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lays a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Peisistratus' Tyrannos is an omnidirectional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while Cleisthenes' reform steadily improves the Government of Athen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system are marked by the practice that people are the master of sovereignty. |
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抽象理论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 而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多次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可以说，改革既是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需要，又是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
一
刚诞生的雅典城邦是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如果把雅典民主政治视为一个过程，即民 主进程，则其开端无疑在梭伦改革。公元前71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很大发展 ，随着商品关系的发展，社会阶级斗争也趋于激化。经济地位提高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要 求改变政治上无权的状况，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同时贵族掠夺农民土地，通过高利贷 不断将农民变为债务奴隶，农民与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这种国内矛盾激化的鲜明表现 便是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40年没落氏族贵族基伦夺权未遂事件，以及前621年执政官德拉 古的立法运动。前者主要反映了不同氏族贵族集团首先是富有的当权者与没落的失势者 之间的矛盾。而德拉古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掌握司法大权的当权氏族贵族的肆意横行。因此，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酝酿着严重的社 会危机，迫切需要实行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革。
梭伦，自信、稳健，“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1](P109)，公元前594年在当选为拥有 立法大权的执政官后，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 部等级关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 发生的富有的雅典人奴役贫困的雅典人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得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 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现象，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卡境内成了 自由和财产得到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这 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 了最重要条件。梭伦在使广大平民免除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威胁，保障雅典公民人身自 由的同时，还规定了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2 ](P124)。应该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基础。所以，在评述梭伦改革的意义时，亚里 斯多德十分正确地指出：看来，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有民主色彩，最主要的是不 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以向 陪审法庭提出申述。民众既然在表决方面是主人，也就是政体的主人[3](P12)。
梭伦还根据雅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促进雅典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他高度重视农业 ，“鼓励农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因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所得的利益多”[4]( P32)。同时又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规定，如果父亲没有使儿子学会一项手艺，儿子 可以不赡养父亲。创造一种条件，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而且必须自立谋生，这无 疑是保障广大中小所有者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 中，雅典的公民集体长期相对稳定的保证。在古希腊的具体情况下，一个稳固并且可能 在适宜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公民集体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能够产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正因为如此，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梭伦的立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改革是雅 典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起点。
二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持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面对的危机使他完全也有可能建立起僭政，只是梭伦个人的 因素，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产。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 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 梭伦去国之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去国 之后，党争依然激烈。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参与党争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山地派 ”、“海岸派”和“平原派”。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派的政治倾向可以推定：“平 原派”主要指那些在平原地区拥有土地的雅典土著居民，他们怀念昔日的无限风光，试 图恢复刚刚逝去的贵族政治。“山地派”主要指偏远山区的贫苦农民，极易接受要求改 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极端不满分子的政治大本营。其领袖庇西特拉图有“民众支持 者”之称。“海岸派”主要指聚居在沿海地带，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人，他们是梭伦 改革的最大收益者，代表着维持现状的力量，亚里斯多德把其政纲称为“中间路线”。 党争的结果最后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他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了 。
庇西特拉图建立的僭主政体不同于此前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政体。他并没有触动梭伦宪 政，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所不曾有的政治铁碗，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 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梭伦改革。
首先建立以“具有宪法形式”运行国家的政权机构。由于梭伦改革已经处理好贵族特 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因此庇西特拉图能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 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人选进行政机构[5](P113)，他维护了梭伦所确立的绝大部分政 治和法律秩序。于是我们能够知道，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公民大会继续召开，四百 人会议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是得以扩建，普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 庭申述；执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活动照常进行。庇西特拉图甚至还曾亲自出庭为 自己的谋杀罪名辩护，这虽无损于庇西特拉图的独裁，但可以认为，这是雅典人在建立 真正的民众政治的体制以前所进行的演习，这种演习对提高雅典公民的政治素质，增进 他们的民主意识，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6](P13)。而基托则说：“由于庇西特拉图 小心地维护了梭伦地中庸地民主宪政的形式，雅典人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英明的监 护下，受到了管理其自身事物的训练”[7](P128)。
其次，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 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使更多的农民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开拓进 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地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 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50年前后，雅典的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 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庇西特拉图颁布了反怠惰法，责令父母必 须使儿子学会某种手艺[8](P117)。发展工商业，使谋生手段多样化，可以在一段时间 内保证阿提卡半岛境内有较多的雅典公民，巩固和扩大雅典公民集体中中小所有者的队 伍，增强他们在整个公民集体中的作用。
再次，加强全国的集中统一，削弱氏族贵族在各地的传统影响。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他 的宗教政策和大兴土木。在公元前566年希波克列伊德斯担任执政官时开始举办的泛雅 典娜节，在庇西特拉图当政时以更隆重的方式庆祝，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开始，献给 雅典城的保护雅典娜的大理石雕像，数量大大增加。而从公元前534年开始，原来只是 在阿提卡的埃列乌特拉伊这样一个小地方庆祝的酒神节，也变成了整个希腊的节日。鼓 励崇拜不为某个贵族家庭所独占而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神祗—酒神狄奥尼修斯，鼓励崇拜 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雅典娜，它体现出庇西特拉图对培植公民精神在宗教层 面上的努力。
不少学者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改革的中断和反动，但从庇西特拉图执 政时的改革和结果看并非如此，他实际上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 物，是在梭伦退引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深化梭伦改革，从而客观上为民 主政治全方位夯实基础的人物[9](P18)。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改革，是对梭伦所启动的民 主政治的一次“补课”。
三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家族在雅典的统治同样不能逃脱诸如其 他僭主“昙花一现”的命运。而在此基础上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进程中的另一 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内容广泛，其中尤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重新划分选区。按照地 域而不是按氏族来划分选区，从而打乱了户籍，抛弃了血缘关系。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 在推翻僭主统治之后战胜国内氏族的反抗，击败国外的武装干涉下进行的。氏族贵族不 同集团、不同家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僭主被推翻之后，十分明显地成了雅典国家不 安的根源，并且已经招致斯巴达的武装干涉。经济发展和交往频繁引起的居民的迁徙流 动，使得按原来氏族部落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成为过时和不便，主要以地域原则来 组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已是时代的要求，在克利斯提尼提出改革之前某些在一定程 度上以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原则的措施，如设置舰区，按舰区征集军队，设立巡回法 庭、设立全国性的节日庆典等；如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梭伦、庇西特拉图家族的一 些措施造成的雅典城在阿提卡的中心地位大大加强，都为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的血缘 原则作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克利斯提尼建立基于村社(德谟 斯)的10个地域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血缘部落，又将国家分为30个区，内地、平原、沿 海各10区，并以抽签的方式把这些区分给各个地域部落，每个地域部落包括一个内地区 ，一个平原及一个沿海区，三个区互不毗连，只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时才组织起来。区的 基层组织是若干具有政军职能的自治坊社，所有公民都应在坊社登记，为报答一些异邦 人对他的支持，“克里斯提尼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来入籍坊社，增加 了平民人数，贵族势力由此相形见拙”[10](P115)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改革既极大的 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和影响，又进一步壮大了公民群体，还大大便利了公民积极就近 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增强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得到了雅典公民大众的支持。
克里斯提尼改革不仅扩大公民的群体，而且还发展了公民参政权。孟德斯鸠说过：“ 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部分人握有最高权力时， 就是贵族政治”[11](P8)。因而公民拥有哪些权力，体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克里斯 提尼时，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十次，全体公民均可参加，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 。至于克里斯提尼建立的五百人会议，它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外，还负责执行公民 大会的决议，成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关。而且随着整个公民集体政治活动的日趋活跃， 五百人会议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与公民大会协调一致的活动，成了雅典民主的突出特色 ，这个由抽签方法从公民中选出的成员组成的机构，已经初步体现了公民不分贫富轮番 参政的原则，使雅典公民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言：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政体的贵族性质 仍未改变，执掌国家大权的氏族贵族反动势力的权力堡垒——贵族会议依然存在，因此 改革不能构成民主政治形成的标志[12](P33)。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 是成功的，它加速了氏族贵族的灭亡，在雅典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称他是一次革命，改革适应了雅典国家当时 历史发展的需要。
四
雅典贵族议事会，也称为战神山议事会，这是因为这个议事会在战神山举行会议而得 名。在雅典，当国王消失之后，政权主要掌握于从氏族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之手，卸任 的执政官自动成为贵族议事会的成员。与当权执政官相比，战神山议事会处于从属地位 ，当然，它的权力可以依据情况的变化扩大或缩小。
历史表明，凡是贵族议事会势力强大的地方，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体，雅典民主 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议事会对公民大会的干预不多，而在民主最繁荣的时期，它 的作用非常微弱。所以雅典氏族贵族权力彻底被剥夺之时，便是雅典民主政体最终确立 之时，这一过程是在埃菲阿尔斯特改革中完成的。
梭伦的改革，表面上基本没有触动它，贵族控制的各权力机关仍掌国家大权，公民大 会等民主机构则处从属地位；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民众法庭这些 民主机构权力的增长，十将军委员会的产生和它的权力逐渐扩大，相应的削弱了执政官 的权力，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公元前5世纪初的几次改革，则初 步改变了选举方法，废除了梭伦确立的财产原则，把权力之门向社会中下层群众特别是 下层群众进一步敞开，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的局面，从而为民主派最终战胜贵族派扫清 道路。正是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斯特进行新一轮改革。
埃菲阿尔斯特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削弱氏族贵族势力。首先，他就贵族议 事会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而后，他接着剥夺了 议会一切保卫宪法的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 法庭[13](P252)，结果改革后的雅典，公民大众和五百人会议活动进一步得到加强，其 表现之一是，大约从公元前460年起，流传下来的以国家或公职人员名义刻制的关于公 共事务的碑铭，数量大增。在此之前的一二百年里，仅有铭文10篇左右，而从公元前46 0年起至该世纪末的60年间，达到300篇。雅典公民一般都识字，国家的法律和公民大会 的重要决议，铭刻在大理石碑上，间或刻在铜牌上，公诸于众，这样做是因为在公民大 会上和民众法庭的活动中，经常需要有关国家法律和公民大会决议的知识[3](P30)。这 个时期，雅典民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主法庭，确实摆脱了氏族的控 制，成了真正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过去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 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都降为从属地位；而且国家公职的选任资格或条件 对几个等级的公民来说大体平等，与此同时，国家机构或官员执权范围不明、权力实施 混乱的局面也得到解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基本上分立开来。就此，我们有理 由认为，公元前462年改革最终使雅典形成了以主权在民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埃菲阿尔 斯特的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
收稿日期：20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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