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补白拾阙 情文并茂
——评郑毅著《铁腕首相吉田茂》
周颂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吉林)2003年02期第36～38页
【英文标题】Filler and Collecting Rich and Splendid Both in Feeling and Writing
——Comment on Iron Hand Prime Minister Jitianmao Written by Zhengyi
ZHOU Song-lun
Japanese Institute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00,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所，吉林 长春 130000
周颂伦(1954- )，男，上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教授，政治学博士。
【关 键 词】郑毅/日本史/吉田茂Zheng Yi/Japanese history/Jitianmao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3)02-0036-03
吉田茂，生于动荡无常的明治前期(1878年)，死于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前夜(1967年) 。其一生，前一半为外交家生涯，曾随西园寺公望出席巴黎和会，还先后历任日本驻伦 敦、罗马、天津和奉天等地的外交官、总领事、大使，并以外务省外务次官的身分，参 与策划田中义一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后一半为政治家生涯，于1946年5月至1947 年5月、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间先后五届，累计达7年零2个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在两段显赫生涯之间的1936年至1949年近10年间，因反对日本军阀政府的亲德外交以 及反对战争，于1939年辞职，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宪兵逮捕入狱。
吉田茂190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1909年同昭和天皇的心腹、内大臣牧 野伸显之女雪子结婚。因其所受高等教育和长年在英国和中国任外交官的经历，形成了 极为复杂的政治性格——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浑然一体。崇尚自由主义的他，一生信奉 的政治理念，是导入欧美式的政治制度及体制，而崇尚现实主义的他，一生追逐的目标 ，又是登上权力的顶峰，为自己赚取政治声望，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在他任日本首 相期间，正是战后日本政局错综繁杂、党阀林立、势力并合裂变、民怨民声日甚之时。 然待他于1954年底无奈之中悻悻然退出政坛之时，日本的保守政治“55年体制”即将出 笼，而亲美外交早已成为日本内外政策的骨骼，经济则在战后废墟之上奠定重建之基。
70年代之后，日本出现研究和纪念吉田茂的热潮。这是因为时隔十数年之后，日本各 界已经肯定了吉田政治的主流。著名的政治学家、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暨防卫大学校长 猪木正道受著名政要东畑精一和松本重治的委托，为吉田茂作传。从1977年 开始，《吉田茂传》以连载的形式在销售量颇大的《读卖周刊》和《正论》上陆续发表 ，至1980年上半年在尚未全部载完的情形下戛然而止。猪著《吉田茂传》资料充足，忠 实地再现了历史，然而留下巨大的缺憾亦是毋庸讳言的——即只发表了吉田茂从出生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对他出任日本首相的后半生生涯却未见只字片言 ，而这不长不短的后半生生涯却是吉田一生政治命运的顶峰。其中原因不敢妄自揣测， 但中译本《吉田茂传》于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也将这种缺憾带到了中国。
吉田茂执政期，是日本战后重建期。今天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诸 问题，皆源自于这不长不短的7年多时期。重述这段历史，填补这一缺憾，确实是日本 学研究的一个迫切要求。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郑毅教授积十余年研究之心得，在世界 知识出版社大力支持下，于2001年1月出版了《铁腕首相吉田茂》，对其首相生涯进行 了撰述。读后，一种补白拾阙情文并茂的感觉，霎间涌动胸际。
熟悉战后日本史的学者们，自然了解1946年5月吉田茂首次出任首相，以及以后的首相 任期内，他所面临的堆积如山的内政外交难题中，首当其冲的是媾和问题。亦如众所周 知，于1951年9月吉田茂以日本国全权代表的身份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是一个全面 媾和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的“和约”。它留下了一连串至今为止仍然积怨颇深 的历史宿题。进步史学家藤原彰斥之为“以日美不平等的军事同盟为内容的东西”，“ 确定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1](P152)而我国的学者则更进一 步认为，《旧金山和约》及由此而形成的《旧金山体制》，在“侵犯日本的主权和独立 ”的同时，“与中国、苏联等国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2](P878)
这种认识自然是十分中肯的，但作为传记的作者来说，却自然不能沿用这种正面批评 式的笔触。作者是在广泛调查和约成立的背景和过程的基础上，借助在日本法政大学任 招聘研究员的好机会实地考察，从和约成立过程中日美两国间缁铢必较的外交折冲入手 ，对当时吉田茂微妙的心理和老到的算度，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和分析。作者是以“商 人式的外交家”为题展开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述的。
1950年4月，深思熟虑的结果，吉田决定派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去美国交涉媾和事宜，其 原因是大藏大臣的身份容易让人感觉池田此行与道奇路线有关。池田到美国以后，就发 现了美国之所以迟迟不肯同日本媾和的原因所在，即担心一旦媾和必将结束占领，这里 就会出现防务真空状态，共产主义势力则必有可乘之隙。对此，吉田授意池田，可以明 确表达请求美军继续驻扎日本的愿望。接着，以经济中心国策考虑出发，吉田又顺势提 出“轻武装论”，巧妙又委婉地回避了陷入朝鲜战争泥潭中的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的 压力。其后，在同杜勒斯的几次讨价还价会谈中，吉田虽然作了一些让步，“轻武装论 ”变成了“防卫力渐增策”，保安厅变成了防卫厅，保安队升级为自卫队，但依旧以经 济复兴及担心亚洲各国反对为由，在军备重整问题上，“固执地对美国说‘不’”。[3 ](P134)
至此，郑著在这一问题上的新意义昭然若揭。这就是说，对某政治事件进行评价，不 宜唯以结果为对象，似还宜将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及作用于这一结果的各参与因素的力 量考虑在内。旧金山和约的成立，是日本在投降达6年多之久以后，终于在法律上获得 了“独立”的名声，从而正式地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媾和对日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头等 大事，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大规模重整军备。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意味着日本不必花钱 就可以防卫国家安全。这就是吉田茂在媾和问题上对日本国家所作的“贡献”。这种阐 论，比起日本自战败之后便处心积虑地企图重整武装的某些传统说法来，因其尊重事实 ，合乎事理而明显地具有说服力。
以旧金山媾和为契机，战后日本亲美外交体制全面启动。至此当时，受金日成朝鲜的 要求，志愿军正在朝鲜半岛同美国军队作战，“中国难题”应运而生。在吉田眼中，所 谓“中国难题”有多层意味，排除在外的战争第一受害国与战争国；仅次于苏联的意识 形态方面的敌国；由于外交关系的断绝，日本正在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亲美外交 及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媾和，致使对中国外交陷入全面冻结状态，等等。
作者对吉田茂在对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苛严的批判。1952年4月签署 的《日华条约》，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对台湾的支持立场。作者认为，台湾国民党无权代 表中华民族放弃赔款，《日华条约》是台湾方面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同吉田茂政府许诺 支持台湾所作的交换。带给中国人民的却只是“耻辱”和“悲哀”。
然而，作者的目光并非因此放弃了对吉田茂的中国政策出台过程的考察。以《吉田书 简》为重点，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了吉田茂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的犹豫、矛盾和反复。 被称之为“谜”的《吉田书简》曾这样写道：
“在我来说，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 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这是由于我认为：中共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 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 ，(中略)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3](P234)
作为研究用的资料，吉田书简的许多内容(书中大量引用)在我国是首次引用，这本身 就是弥足珍贵的。
透过这份书简，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日本政府本身的迎合和台湾当 局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偏隅台岛却又企图自奉正统的卑鄙行径。作者对吉田茂的言 论和行为一一揭示出来，使读者看到了他的怯卑、犹豫和潜藏在其内心的种种计算。例 如，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当日，他执意不让池田签字，由他自己亲署，原因是这一和 约“将来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你最好不要署名，由我一人署名对历史负责任吧”，[3 ](P237)又如作者所例证的那样，他劝告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政策，“您现在能作的 ，就是在台湾实行善政，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这样才能对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3]( P243)再如作者所提出那样，吉田在和约成立后，曾几度表明这样的态度：“这次签署 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我每当遇到机会便在审议这个条约的 参众两院阐明这几点”。[3](P247)
这种态度，虽然未能阻挡全面媾和的成立，但因清楚地意识到潜伏在中日关系中的未 来因素，也不失为施政者最后保存的一丝明智吧。这些资料的使用，有助于国际政治和 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深一步地思考战后以来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形成之间与日后变化的一些 基本因素。显而易见，这种在宏观的视觉范围内无法完成的工作，作者在这本书中准确 又巧妙地完成了。
由于作者掌握着有关吉田茂的大量一手资料，所以在对吉田茂的首相生涯的阐论中， 真正达到了举重若轻，收放自若的境界。在第七章《吉田茂的遗产》中，透过七年之久 的岁月风尘，展现种种官场尔虞我诈的一出出闹剧，推理出许许多多内政外交政策的成 因及后果，作者以“遗产”提纲挈领，指出吉田政治对以后数十年日本政治的影响，即 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经济中心主义国策，或者说经济发展优先主义国策。
其二，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盟。这使得过去的“死敌”变成了后来的盟友。
其三，最低限度的军费支出。
作者就是这样既简单明快地将吉田政治的本质揭示出来，又一语中的地将这种政策的 功利主义性格也一并暴露出来。应当说，撇开书中许多精彩章节不论，但仅这一点，就 应当承认作者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研究对象的“熟人”后，又将这种“熟悉感”上升到历 史认识的高度，将其真实地还原再现。在这里，作者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练达的研究者 的全部力量，令人感佩!
亦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书中的资料全部是在日本搜集的。而作者从硕士到博士 ，从学生到教授的研究历程，都是围绕着吉田茂这一主题展开的。我常亲眼目睹作者在 著书立说和梳理资料时曾遇到过的挫折和欣喜，因此敢于以“熟人”的身份大胆地称作 者为吉田的“熟人”。非如此，怎能在情文并茂的阐论中完成这项补白拾阙的工作呢! 唯一要说的一句略感遗憾的话，也许是出版市场的要求使然，该书全部资料的出处若能 一一详尽举出，才称得上在拾阙时并没有漏下新的遗缺。
收稿日期：2003-01-2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吉林)2003年02期第36～38页
【英文标题】Filler and Collecting Rich and Splendid Both in Feeling and Writing
——Comment on Iron Hand Prime Minister Jitianmao Written by Zhengyi
ZHOU Song-lun
Japanese Institute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00,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所，吉林 长春 130000
周颂伦(1954- )，男，上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教授，政治学博士。
【关 键 词】郑毅/日本史/吉田茂Zheng Yi/Japanese history/Jitianmao
吉田茂，生于动荡无常的明治前期(1878年)，死于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前夜(1967年) 。其一生，前一半为外交家生涯，曾随西园寺公望出席巴黎和会，还先后历任日本驻伦 敦、罗马、天津和奉天等地的外交官、总领事、大使，并以外务省外务次官的身分，参 与策划田中义一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后一半为政治家生涯，于1946年5月至1947 年5月、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间先后五届，累计达7年零2个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在两段显赫生涯之间的1936年至1949年近10年间，因反对日本军阀政府的亲德外交以 及反对战争，于1939年辞职，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宪兵逮捕入狱。
吉田茂190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1909年同昭和天皇的心腹、内大臣牧 野伸显之女雪子结婚。因其所受高等教育和长年在英国和中国任外交官的经历，形成了 极为复杂的政治性格——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浑然一体。崇尚自由主义的他，一生信奉 的政治理念，是导入欧美式的政治制度及体制，而崇尚现实主义的他，一生追逐的目标 ，又是登上权力的顶峰，为自己赚取政治声望，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在他任日本首 相期间，正是战后日本政局错综繁杂、党阀林立、势力并合裂变、民怨民声日甚之时。 然待他于1954年底无奈之中悻悻然退出政坛之时，日本的保守政治“55年体制”即将出 笼，而亲美外交早已成为日本内外政策的骨骼，经济则在战后废墟之上奠定重建之基。
70年代之后，日本出现研究和纪念吉田茂的热潮。这是因为时隔十数年之后，日本各 界已经肯定了吉田政治的主流。著名的政治学家、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暨防卫大学校长 猪木正道受著名政要东畑精一和松本重治的委托，为吉田茂作传。从1977年 开始，《吉田茂传》以连载的形式在销售量颇大的《读卖周刊》和《正论》上陆续发表 ，至1980年上半年在尚未全部载完的情形下戛然而止。猪著《吉田茂传》资料充足，忠 实地再现了历史，然而留下巨大的缺憾亦是毋庸讳言的——即只发表了吉田茂从出生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对他出任日本首相的后半生生涯却未见只字片言 ，而这不长不短的后半生生涯却是吉田一生政治命运的顶峰。其中原因不敢妄自揣测， 但中译本《吉田茂传》于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也将这种缺憾带到了中国。
吉田茂执政期，是日本战后重建期。今天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诸 问题，皆源自于这不长不短的7年多时期。重述这段历史，填补这一缺憾，确实是日本 学研究的一个迫切要求。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郑毅教授积十余年研究之心得，在世界 知识出版社大力支持下，于2001年1月出版了《铁腕首相吉田茂》，对其首相生涯进行 了撰述。读后，一种补白拾阙情文并茂的感觉，霎间涌动胸际。
熟悉战后日本史的学者们，自然了解1946年5月吉田茂首次出任首相，以及以后的首相 任期内，他所面临的堆积如山的内政外交难题中，首当其冲的是媾和问题。亦如众所周 知，于1951年9月吉田茂以日本国全权代表的身份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是一个全面 媾和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的“和约”。它留下了一连串至今为止仍然积怨颇深 的历史宿题。进步史学家藤原彰斥之为“以日美不平等的军事同盟为内容的东西”，“ 确定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1](P152)而我国的学者则更进一 步认为，《旧金山和约》及由此而形成的《旧金山体制》，在“侵犯日本的主权和独立 ”的同时，“与中国、苏联等国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2](P878)
这种认识自然是十分中肯的，但作为传记的作者来说，却自然不能沿用这种正面批评 式的笔触。作者是在广泛调查和约成立的背景和过程的基础上，借助在日本法政大学任 招聘研究员的好机会实地考察，从和约成立过程中日美两国间缁铢必较的外交折冲入手 ，对当时吉田茂微妙的心理和老到的算度，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和分析。作者是以“商 人式的外交家”为题展开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述的。
1950年4月，深思熟虑的结果，吉田决定派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去美国交涉媾和事宜，其 原因是大藏大臣的身份容易让人感觉池田此行与道奇路线有关。池田到美国以后，就发 现了美国之所以迟迟不肯同日本媾和的原因所在，即担心一旦媾和必将结束占领，这里 就会出现防务真空状态，共产主义势力则必有可乘之隙。对此，吉田授意池田，可以明 确表达请求美军继续驻扎日本的愿望。接着，以经济中心国策考虑出发，吉田又顺势提 出“轻武装论”，巧妙又委婉地回避了陷入朝鲜战争泥潭中的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的 压力。其后，在同杜勒斯的几次讨价还价会谈中，吉田虽然作了一些让步，“轻武装论 ”变成了“防卫力渐增策”，保安厅变成了防卫厅，保安队升级为自卫队，但依旧以经 济复兴及担心亚洲各国反对为由，在军备重整问题上，“固执地对美国说‘不’”。[3 ](P134)
至此，郑著在这一问题上的新意义昭然若揭。这就是说，对某政治事件进行评价，不 宜唯以结果为对象，似还宜将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及作用于这一结果的各参与因素的力 量考虑在内。旧金山和约的成立，是日本在投降达6年多之久以后，终于在法律上获得 了“独立”的名声，从而正式地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媾和对日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头等 大事，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大规模重整军备。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意味着日本不必花钱 就可以防卫国家安全。这就是吉田茂在媾和问题上对日本国家所作的“贡献”。这种阐 论，比起日本自战败之后便处心积虑地企图重整武装的某些传统说法来，因其尊重事实 ，合乎事理而明显地具有说服力。
以旧金山媾和为契机，战后日本亲美外交体制全面启动。至此当时，受金日成朝鲜的 要求，志愿军正在朝鲜半岛同美国军队作战，“中国难题”应运而生。在吉田眼中，所 谓“中国难题”有多层意味，排除在外的战争第一受害国与战争国；仅次于苏联的意识 形态方面的敌国；由于外交关系的断绝，日本正在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亲美外交 及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媾和，致使对中国外交陷入全面冻结状态，等等。
作者对吉田茂在对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苛严的批判。1952年4月签署 的《日华条约》，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对台湾的支持立场。作者认为，台湾国民党无权代 表中华民族放弃赔款，《日华条约》是台湾方面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同吉田茂政府许诺 支持台湾所作的交换。带给中国人民的却只是“耻辱”和“悲哀”。
然而，作者的目光并非因此放弃了对吉田茂的中国政策出台过程的考察。以《吉田书 简》为重点，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了吉田茂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的犹豫、矛盾和反复。 被称之为“谜”的《吉田书简》曾这样写道：
“在我来说，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 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这是由于我认为：中共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 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 ，(中略)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3](P234)
作为研究用的资料，吉田书简的许多内容(书中大量引用)在我国是首次引用，这本身 就是弥足珍贵的。
透过这份书简，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日本政府本身的迎合和台湾当 局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偏隅台岛却又企图自奉正统的卑鄙行径。作者对吉田茂的言 论和行为一一揭示出来，使读者看到了他的怯卑、犹豫和潜藏在其内心的种种计算。例 如，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当日，他执意不让池田签字，由他自己亲署，原因是这一和 约“将来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你最好不要署名，由我一人署名对历史负责任吧”，[3 ](P237)又如作者所例证的那样，他劝告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政策，“您现在能作的 ，就是在台湾实行善政，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这样才能对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3]( P243)再如作者所提出那样，吉田在和约成立后，曾几度表明这样的态度：“这次签署 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我每当遇到机会便在审议这个条约的 参众两院阐明这几点”。[3](P247)
这种态度，虽然未能阻挡全面媾和的成立，但因清楚地意识到潜伏在中日关系中的未 来因素，也不失为施政者最后保存的一丝明智吧。这些资料的使用，有助于国际政治和 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深一步地思考战后以来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形成之间与日后变化的一些 基本因素。显而易见，这种在宏观的视觉范围内无法完成的工作，作者在这本书中准确 又巧妙地完成了。
由于作者掌握着有关吉田茂的大量一手资料，所以在对吉田茂的首相生涯的阐论中， 真正达到了举重若轻，收放自若的境界。在第七章《吉田茂的遗产》中，透过七年之久 的岁月风尘，展现种种官场尔虞我诈的一出出闹剧，推理出许许多多内政外交政策的成 因及后果，作者以“遗产”提纲挈领，指出吉田政治对以后数十年日本政治的影响，即 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经济中心主义国策，或者说经济发展优先主义国策。
其二，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盟。这使得过去的“死敌”变成了后来的盟友。
其三，最低限度的军费支出。
作者就是这样既简单明快地将吉田政治的本质揭示出来，又一语中的地将这种政策的 功利主义性格也一并暴露出来。应当说，撇开书中许多精彩章节不论，但仅这一点，就 应当承认作者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研究对象的“熟人”后，又将这种“熟悉感”上升到历 史认识的高度，将其真实地还原再现。在这里，作者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练达的研究者 的全部力量，令人感佩!
亦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书中的资料全部是在日本搜集的。而作者从硕士到博士 ，从学生到教授的研究历程，都是围绕着吉田茂这一主题展开的。我常亲眼目睹作者在 著书立说和梳理资料时曾遇到过的挫折和欣喜，因此敢于以“熟人”的身份大胆地称作 者为吉田的“熟人”。非如此，怎能在情文并茂的阐论中完成这项补白拾阙的工作呢! 唯一要说的一句略感遗憾的话，也许是出版市场的要求使然，该书全部资料的出处若能 一一详尽举出，才称得上在拾阙时并没有漏下新的遗缺。
收稿日期：2003-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