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年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
赵艳霞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6期第72～75页
【作者简介】保定师专 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赵艳霞(1963- )，女，河北定兴县人，保定师专历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中苏关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冷战思维
中图分类号：D829.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432(2003)06-0072-0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 系。中苏关系经历了50年代的“蜜月”时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恶 化，60年代末，双方在边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中苏 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中苏两国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寻找导致这两 个友好兄弟盟国反目成仇的原因。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当年一些档案的解秘，使这一问 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全面。本文就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 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 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 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1]刘克明通过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 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个方面 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2]1997年10月，曾经 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阎明复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3]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 的因素”。[4]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5]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 某种结构性失衡”。[6]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 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 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 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 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国军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 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 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 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7]叶自 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 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8]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 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 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 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9]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 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 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 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 不能成立。”[10]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 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 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 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2]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11]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 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 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 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 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并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 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 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 系引向绝境。”[12]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 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 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 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1]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 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 国的关系。”[13]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 系的。
三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 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 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 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 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 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 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为线 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 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15]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 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 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领导人的矛盾、 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与需要 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反个 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毛泽东，一是由于1958年 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 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毛泽东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 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 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的瓦解。”在国际上，与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 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意无 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毛泽东与 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 的关系。”[16]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 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 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 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 淡，乃至趋向分裂。”[15]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 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 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17]认为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 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 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 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 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 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 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 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 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 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 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 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 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 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 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8]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 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 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 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10]而若非要从这 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16]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 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 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2003-05-0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6期第72～75页
【作者简介】保定师专 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赵艳霞(1963- )，女，河北定兴县人，保定师专历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观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意识形态因素对中 苏关系的影响；中苏两国领导人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和中苏关系的破 裂；“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等等。其中，许多文章并不是单独从一个方面去探 讨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是从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随着对中苏关系研究的不 断深入，有的学者利用最新解秘的档案，开始研究个案与中苏同盟破裂之间的关系。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 系。中苏关系经历了50年代的“蜜月”时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恶 化，60年代末，双方在边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中苏 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中苏两国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寻找导致这两 个友好兄弟盟国反目成仇的原因。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当年一些档案的解秘，使这一问 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全面。本文就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 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 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 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1]刘克明通过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 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个方面 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2]1997年10月，曾经 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阎明复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3]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 的因素”。[4]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5]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 某种结构性失衡”。[6]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 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 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 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 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国军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 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 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 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7]叶自 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 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8]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 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 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 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9]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 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 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 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 不能成立。”[10]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 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 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 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2]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11]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 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 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 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 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并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 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 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 系引向绝境。”[12]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 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 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 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1]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 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 国的关系。”[13]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 系的。
三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 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 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 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 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 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 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为线 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 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15]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 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 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领导人的矛盾、 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与需要 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反个 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毛泽东，一是由于1958年 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 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毛泽东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 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 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的瓦解。”在国际上，与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 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意无 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毛泽东与 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 的关系。”[16]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 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 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 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 淡，乃至趋向分裂。”[15]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 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 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17]认为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 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 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 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 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 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 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 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 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 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 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 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 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 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 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8]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 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 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 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10]而若非要从这 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16]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 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 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200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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