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国家大战略与对外政策调整
——20世纪40—60年代冷战态势的演变
徐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3年06期第131～139页
【作者简介】作者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关 键 词】大战略/冷战/美国外交政策/苏联外交政策
冷战是20世纪后半期留给人类历史的深刻印记。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与冷战的发 展演变同步进行。在冷战期间，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 派、后修正派；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被称为“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现象。(注：概括 地说，“正统派”在40—50年代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 发的主要原因；“修正派”在60年代成为主流，他们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 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 后修正派”于70年代兴起，他们认为，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双方的一系 列错误与误解，是冷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 用。有关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状况，可参见Joseph Smith,The Cold War,Second Edition，1945-1991，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8,pp.19-26.冷战结束后，随着 大量的多国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出现了新一轮冷战研究高潮。在美国出现了以“后修正 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J·L·加迪斯为代表的“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现象，其基本 观点是：冷战是苏联挑起的，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参见John L.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有关“冷战史新研究”的介绍，参见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 《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白建才：《近年来美国的冷战史研究》，《历史研究》200 2年第1期；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 研究》2003年第3期。)俄罗斯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注：冷战时期苏联 学者关于冷战研究的情况，基本上是官方看法，即将美帝国主义所奉行的“实力政策” 视为冷战起源，苏联的反应是防御性的。关于苏联的官方观点，可参见[苏]A·C·阿尼 金等编：《外交史》(中文版)第五卷上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八章。冷战结束后， 一些俄罗斯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并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 对冷战的发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见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 7-1991,A Retrospective,Frank Cass,1994,pp.105-110.其他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见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8页。)近十几年来 ，冷战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是时殷弘 ：《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白建才主编：《美苏冷战史》，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章百家、牛军主编：《冷 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以及200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冷 战年代中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沈 志华编著)、《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李丹慧编)、《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 ——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杨存堂编著)等。)这些研究成果见仁见智，开阔了学界的视 野，启发了学者的思路，推动着我国冷战史的研究。本文尝试从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国 家大战略的确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国对外政策的角度，揭示20世纪40—60年代以美苏 为主要对手的冷战从爆发到走向高潮再到缓和与对抗并存的内在原因，并构建这一历史 时期内冷战发展的基本图景，以求教于方家。
一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 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 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 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 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 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注：关于冷战中的双方自我控制机制的分析，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5-245。这种自我控制机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 运用得最为突出。)
那么，冷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 这一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时，至少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美 苏在国家大战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 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 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 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 的最高国家利益。(注：关于“大战略”的论述，可参见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2-7；Henry Liddell Hart,Strategy,New York,1974,p.322.另外，这里所说的大战略，也是对各国政府在 具体贯彻这一大战略中所制定的军事、外交等各种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区分。)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 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 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注：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是学术界探 讨的课题之一。概括地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对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 胁漠然视之感到不安，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因此美国是 由于被“邀请”而不是由于它的主动扩张而获得了一个“帝国”。参见Robert Frazier ,Did Britain Start the Cold War?Historical Journal,Vol.27,1984,pp.715-27;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Geoffrey Warner,From`Ally'to Enemy:Britain'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1941-8,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293-309.鉴于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无 法与美苏相比，受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具体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 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 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 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 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 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 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 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开放型的自由 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 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 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 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 安全。(注：参见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 23.)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 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 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美国 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便形成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 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与苏联的大战 略相遭遇。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 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 “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 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 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 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 ，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了战后苏联的 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 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 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 自由世界保存希望”。于是冷战政策便得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 述语——遏制理论”。不仅如此，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的冷战政策还进一步获 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迈克尔·H·亨特所说：“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 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 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注：迈克尔·H·亨 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 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 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 并在此过程中同样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 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苏各自的大战略就已相当明确，于是在双方都认为对 于贯彻其大战略至关重要的地区，对立与争斗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双方的冷战政策相 继出台。
苏联将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作为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并采取一切手段将 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容他人染指。苏联的做法使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 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的打算落了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
在对待战败的德国(包括柏林市)的态度上，从表面看，双方争斗的焦点是德国以什么 形式实现统一的问题，苏联坚持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 政治统一”为先，美国主张首先要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经济统一”为 先。但其实质问题则是双方都力求通过推行各自的政策，将德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双方不可能妥协。美英先在经济上将它们的占领区合并，不过是它们在实现其战 略目标过程中的必走的一步，而苏联也同样采取了分裂德国的步骤。在日本，美国决定 不再重蹈德国的覆辙，实行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同样引起了后者的强烈 愤怒与反对。美苏在东欧和德、日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成为冷战爆发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
在伊朗和土耳其，双方争夺的核心分别是石油资源和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苏联拒 绝按期从伊朗撤军并多次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明显超过了维护本 国安全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不仅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外交局面，而且加深了西 方对苏联企图的大大疑虑和敌视。苏联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直接 酝酿了冷战。
伴随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所谓“权力真空地带”的同时，双方使用 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杜鲁门多次表示要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注：参见《杜鲁门回 忆录》(中文版)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519页。)斯大林则在1946年2月9日的公 开演说中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并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 五年计划以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注：全文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500页。)由于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不到半年， 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而美苏关系也尚未破裂，因此斯大林的上述说法既不合 时宜也不明智，不仅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对其后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的 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 凯南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 张，美国不能依靠外交谈判和苏联打交道，而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 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因此美国只需“ 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 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注：全文见FRUS/1946，Vol.6,pp.696-709.凯南写作此文 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 对他起了作用。)尽管在该文中凯南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 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 ：只要保持实力威慑与压力，无需热战那种极端的方式。这份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了异 常热烈的欢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 战思想的基本形成。几个月后，凯南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 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了“遏制”一词，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随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篇以“铁幕”一词而闻名 的演说，符合美国在战后要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从而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当年苏联驻美国 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于1946年9月27日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密 报告，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注：The Novikov Telegram,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Fall),pp.5 27-537.该报告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精神所写，并有后者在阅读时所划的重点和所写的 眉批。关于该报告形成的详细情况，以及对它的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参见张盛发：《斯 大林与冷战》，第186—192页，以及第206页注释[170]-[175]。)这个报告同样全面分 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 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的战争 的”。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就这样，伴随美苏在战后贯彻各自的大战略，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 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 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三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适应国家 大战略的需要，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 杜鲁门主义”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 全有关”；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 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并使其意识形态味 道十分浓烈；第三，它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注：引文见《 杜鲁门回忆录》(中文版)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121、120页。)对苏联来说，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 ，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注：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pp.107,109.)从此，美苏关系 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 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 ，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通过要求欧洲国家联合提出援助的总体方案而 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 大影响。
苏联认为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 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注：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pp.107,109.)不久苏联便以一项 联合计划和共同事业对主权是一种侵犯为理由，拒绝接受援助。(注：参见A·C·阿尼 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307—308页。)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东欧国家因参 加该计划而导致对苏离心力的增长，苏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 政治控制。
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迅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的一系列双 边贸易协定，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 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紧接莫洛托夫计划的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同时提出了“两 大阵营”的理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 的民主阵营，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行动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于是，苏联对世界政治的两 极看法也正式确立。(注：Silvio Pons,A Challenge Let Drop:Soviet Foreign Policy,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1947-8,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p.26 0.庞斯认为，这是苏联外交在战后转向以两极观点看世界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诺维科夫 的长报告。)随后，苏联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红军作为威慑力量，对这些国家进行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同时把不愿俯首贴耳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 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这些行动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至此 ，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确立。
随着苏东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1948年2月开 始实行，到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132亿美 元的援助。该计划的实行，使西欧的经济很快得以复兴，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它进一 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 洋自由市场区域，从而有利于达到美国大战略中的经济目标；它使西欧各国包括西德的 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 声。(注：关于马歇尔计划与欧洲联合之间的关系，参见Michael J.Hogan,The Marshall Plan,America,Britain,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7- 195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hp.1.)
但是，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对德国西占区实行的政策，使苏联认为他们对马 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以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西德国家 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注：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70.)于是，以西占区的币 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日益不安的苏联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致 使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 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了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 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的退却得以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 完全不可逆转。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 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 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 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
另外，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和中国 革命的胜利。前者使西方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 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使杜鲁门政 府认定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自由世界”处于空前的危险 之中，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大战略。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三个：第一，促使杜鲁 门政府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援助法”，即“军援法”，该法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补 充，将“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北约有了实际意义。(注：关于 “军援法”的提出与通过，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3—116页。)第二，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 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 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之进行全球对抗。因此该文 件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注：该文件于1950年4月出台，编号为NSC68，全文见FRUS/1950，Vol.1,pp.235-292.)第三，认真考虑重新武装西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 判断得到证实。于是，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为开端，冷战进入了最高潮，即使是斯 大林逝世这一堪称国际事务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未能立即将其扭转。这一最高潮的重要 标志和影响是：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的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采用军事手段以所 谓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来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 差”时期，(注：参见[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中 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197页。)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 化程度。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 援朝战争，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 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 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当1955年联邦德国成为北 约的正式成员时，美国便建成了在全球实施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 平洋的军事条约网。苏联方面对西德加入北约立即作出反应，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 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武装 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在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方面，则出现了美国的极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和苏联与东欧继 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它们作为美苏之间近于病态的极端相互仇视的反应，同样 成为冷战最高潮的象征。
综上所述，美苏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 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 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四
概括地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总统的历届美国政府，并未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向全球 扩张的国家大战略，因此，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其 基本特征都是杜鲁门主义定下的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冷战战略 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苏联政局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的变化，特别是以核力 量和空间力量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和东欧对苏联离心倾 向的增长，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殖民化的加速进行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 联向第三世界伸展势力，加上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军事开支的巨大增长，这一切既是美 国所始料不及的，又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每位新当选的总统在其 任期内对该政府的具体外交政策和策略进行有限调整。
于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便出现了要主动采取“一切和平手段”和必要行动使东欧国 家摆脱苏联控制的所谓“解放政策”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取胜”战略，以及与此 相配合的依靠战略空军以核手段对苏联进行核威慑来遏制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 所谓“战争边缘政策”，还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 ”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的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又出现 了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逐渐演 变”的“和平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以前者为 “盾”后者为“剑”，随时准备打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和所 谓“两个半战争战略”，还有向亚非拉地区派遣和平队的做法，要绝对控制拉丁美洲的 “约翰逊主义”，以及不断使越南战争美国化的政策，等等。
上述政策与策略的实施，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呈现出两种情况：第一，主张东西方 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 军事冲突；第二，过高估计美国的实力，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坚持遏制与对抗，继续进 行冷战，并在局部地区扩大军事干预。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核心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面对已 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新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所坚持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 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修正，也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在苏联高层领导 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在理论上被系统化，并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了确认 。
概括地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僵化和冷战对抗的日益加剧，以及在处理社会 主义国家关系上的错误政策，致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战后国际局势出 现的新因素，诸如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 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使核战争变成了现实威胁，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紧密，等 等，要求新的苏联领导人必须重新考虑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现实；再加上国内对斯大林时 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需要，这一切便成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 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因。
这一调整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承认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 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拥护和平的运动将可能防止战争，而且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 有胜利者”，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第二，承认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是客观现实，相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因此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 ，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第三，根据上述判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个体系要和平共处改善关系，加强信任与合作，并展开和平竞赛；认为各国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同时，强调利用议会道 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康多莉扎·赖斯(目前她任小布什 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指出的：苏联的和平共处是从实际打败资本主义的后退， 但是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指望依靠武力或其他“反革命”手段去战胜社会主义。因此和平 共处在放弃选择战争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其内核仍然是要将两种天生敌对体系之间的 争斗进行到底。(注：Condoleez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pp.145-164.)
但是，这一调整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主要包括：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认 为两种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和平共处，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讲和 平共处，并要求后者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将“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完全建立在“核 威慑”之上，过于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因此而要求苏联的核力量强大到迫使西方不敢 发动战争的程度，其结果是将和平的经济竞赛变成了核军备竞赛。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第一，缓和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的关系，缓解极其尖锐的冷战对峙状态；第二，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力求实 现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并为此而积极发展核力量；第三，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 将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和扩大，与美国进行新的争夺。
由于美苏双方的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有限调整，导致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发生变化： 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 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
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主要标志是：其一，双方共同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遗留 问题，主要包括苏美英法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和恢复 了外交关系。其二，美苏首脑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使国际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东西方之 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得以逐渐展开。其三，适度限制军备竞赛，这便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美 英苏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 验条约》)，该条约作为美苏在核时代签署的第一个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尽管其目的 之一在于限制其他国家，但仍可视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积极成果。另外，从50年代中期 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使两国在尚未相互承认且对立的情况下，有了一个保持某种 接触和联系的渠道。
但是，由于美苏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冷战之上，因此与局部关系缓和相伴随的 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战对抗。苏联领导人借其在核武器特别是运载系统方面的暂时领先地 位，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美国和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 巴，相继于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 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 发核战争的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美苏对抗虽然不如冷战最高潮时期那样全面并达 到了局部热战的程度，但是就其所带来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风险而言，却是空前严重 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两次危机都是以苏联的首先退却而得以缓和，但实际上 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 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注：例如在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从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就达25 封，其中近一半信件在冷战结束后才得以解密。在这些信件中，双方虽然相互指责，但 都表明了避免因这场危机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 。参见韩兵等译：《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二十五封通信》，见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4期。)因此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次美苏直接军事对峙 的危机期间，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发展和表现得相当充分。
这两场异乎寻常的冷战较量的后果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使两个超级大国实 实在在地认识到核时代直接对抗的危险，并因此在双方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以防止 意外冲突的出现，而此后也确实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严重冲突，同时促成了部分限制核试 验条约的签订；另一方面，它却导致了双方更加激烈的相互攀升的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军 备竞赛。
在此期间，美苏还在中国台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间接地卷入冲突，而美国则越来越深地 直接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这些冲突和战争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并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了冷战的制约，因此便成为冷战的另一些特殊形式。
50年代发生的两次中美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紧张对峙的台海危机，其主要原因不仅在 于美国对中国完成国家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阻挠和干涉，还在于通过遏制中国而遏制苏 联，正如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所说，“假如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利害关系很小的情况 下也要保卫自由，那么就不会鼓励苏联人在利害关系较大的情况下威胁自由”，“那就 是为什么两个小岛(按指金门和马祖)……在世界政治的牌戏中会如此重要”。(注：转 引自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684页。)台海危机虽然以双方的克制而趋于缓和，但是它使中美关系仍然势不两 立，并使中苏分歧与矛盾继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 量的决心。
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反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引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背后也有美苏之间的明争暗斗，为此而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英、法、以的失败， 给美苏势力进一步向该地区渗透与伸展提供了机会。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中东国家确保 美国石油利益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由此出笼，(注：参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 录——白宫岁月(下)》(中文版)，三联书店，1977年，第200—205页。)苏联也以同样 的手段扩大影响。于是，中东地区也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战场。
1954—1968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边缘地区越南所进行的“美国最漫长的战争”，是整 个冷战过程中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极其重要的局部热战。它以艾森豪威尔提出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为指导，以支持南越政权来遏制中国和苏联为主要目标，并企图通过 越来越深的军事卷入来维持美国的威望和证明美国的实力，(注：肯尼迪曾经对《纽约 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 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转引自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海南出版社，1997 年，第595页。)从而使战争逐步升级。然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大 量人力物力的耗费导致美国的实力急剧下降，最终迫使美国将其全球扩张的大战略适当 收缩，并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而苏联则借机迅速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 其以保卫国家安全为主的大战略发展为对外扩张的战略。于是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冷战将再次呈现新的态势。^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3年06期第131～139页
【作者简介】作者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 【内容提要】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扩张大战略和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大战略之间发 生了直接碰撞。两国依据不同的大战略而实行的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最终导致冷战的爆 发并走向高潮。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现的新形势使美苏各自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有限 调整，从而在东西方关系中形成了缓和与对抗并存的局面。 |
一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 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 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 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 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 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注：关于冷战中的双方自我控制机制的分析，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5-245。这种自我控制机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 运用得最为突出。)
那么，冷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 这一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时，至少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美 苏在国家大战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 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 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 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 的最高国家利益。(注：关于“大战略”的论述，可参见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2-7；Henry Liddell Hart,Strategy,New York,1974,p.322.另外，这里所说的大战略，也是对各国政府在 具体贯彻这一大战略中所制定的军事、外交等各种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区分。)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 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 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注：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是学术界探 讨的课题之一。概括地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对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 胁漠然视之感到不安，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因此美国是 由于被“邀请”而不是由于它的主动扩张而获得了一个“帝国”。参见Robert Frazier ,Did Britain Start the Cold War?Historical Journal,Vol.27,1984,pp.715-27;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Geoffrey Warner,From`Ally'to Enemy:Britain'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1941-8,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293-309.鉴于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无 法与美苏相比，受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具体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 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 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 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 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 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 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 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开放型的自由 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 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 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 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 安全。(注：参见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 23.)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 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 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美国 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便形成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 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与苏联的大战 略相遭遇。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 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 “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 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 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 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 ，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了战后苏联的 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 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 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 自由世界保存希望”。于是冷战政策便得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 述语——遏制理论”。不仅如此，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的冷战政策还进一步获 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迈克尔·H·亨特所说：“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 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 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注：迈克尔·H·亨 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 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 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 并在此过程中同样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 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苏各自的大战略就已相当明确，于是在双方都认为对 于贯彻其大战略至关重要的地区，对立与争斗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双方的冷战政策相 继出台。
苏联将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作为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并采取一切手段将 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容他人染指。苏联的做法使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 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的打算落了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
在对待战败的德国(包括柏林市)的态度上，从表面看，双方争斗的焦点是德国以什么 形式实现统一的问题，苏联坚持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 政治统一”为先，美国主张首先要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经济统一”为 先。但其实质问题则是双方都力求通过推行各自的政策，将德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双方不可能妥协。美英先在经济上将它们的占领区合并，不过是它们在实现其战 略目标过程中的必走的一步，而苏联也同样采取了分裂德国的步骤。在日本，美国决定 不再重蹈德国的覆辙，实行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同样引起了后者的强烈 愤怒与反对。美苏在东欧和德、日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成为冷战爆发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
在伊朗和土耳其，双方争夺的核心分别是石油资源和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苏联拒 绝按期从伊朗撤军并多次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明显超过了维护本 国安全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不仅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外交局面，而且加深了西 方对苏联企图的大大疑虑和敌视。苏联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直接 酝酿了冷战。
伴随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所谓“权力真空地带”的同时，双方使用 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杜鲁门多次表示要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注：参见《杜鲁门回 忆录》(中文版)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519页。)斯大林则在1946年2月9日的公 开演说中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并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 五年计划以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注：全文见《斯大林选集 》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500页。)由于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不到半年， 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而美苏关系也尚未破裂，因此斯大林的上述说法既不合 时宜也不明智，不仅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对其后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的 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 凯南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 张，美国不能依靠外交谈判和苏联打交道，而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 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因此美国只需“ 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 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注：全文见FRUS/1946，Vol.6,pp.696-709.凯南写作此文 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 对他起了作用。)尽管在该文中凯南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 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 ：只要保持实力威慑与压力，无需热战那种极端的方式。这份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了异 常热烈的欢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 战思想的基本形成。几个月后，凯南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 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了“遏制”一词，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随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篇以“铁幕”一词而闻名 的演说，符合美国在战后要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从而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当年苏联驻美国 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于1946年9月27日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密 报告，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注：The Novikov Telegram,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Fall),pp.5 27-537.该报告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精神所写，并有后者在阅读时所划的重点和所写的 眉批。关于该报告形成的详细情况，以及对它的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参见张盛发：《斯 大林与冷战》，第186—192页，以及第206页注释[170]-[175]。)这个报告同样全面分 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 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的战争 的”。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就这样，伴随美苏在战后贯彻各自的大战略，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 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 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三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适应国家 大战略的需要，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 杜鲁门主义”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 全有关”；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 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并使其意识形态味 道十分浓烈；第三，它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注：引文见《 杜鲁门回忆录》(中文版)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121、120页。)对苏联来说，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 ，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注：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pp.107,109.)从此，美苏关系 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 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 ，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通过要求欧洲国家联合提出援助的总体方案而 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 大影响。
苏联认为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 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注：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pp.107,109.)不久苏联便以一项 联合计划和共同事业对主权是一种侵犯为理由，拒绝接受援助。(注：参见A·C·阿尼 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307—308页。)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东欧国家因参 加该计划而导致对苏离心力的增长，苏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 政治控制。
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迅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的一系列双 边贸易协定，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 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紧接莫洛托夫计划的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同时提出了“两 大阵营”的理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 的民主阵营，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行动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于是，苏联对世界政治的两 极看法也正式确立。(注：Silvio Pons,A Challenge Let Drop:Soviet Foreign Policy,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1947-8,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p.26 0.庞斯认为，这是苏联外交在战后转向以两极观点看世界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诺维科夫 的长报告。)随后，苏联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红军作为威慑力量，对这些国家进行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同时把不愿俯首贴耳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 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这些行动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至此 ，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确立。
随着苏东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1948年2月开 始实行，到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132亿美 元的援助。该计划的实行，使西欧的经济很快得以复兴，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它进一 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 洋自由市场区域，从而有利于达到美国大战略中的经济目标；它使西欧各国包括西德的 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 声。(注：关于马歇尔计划与欧洲联合之间的关系，参见Michael J.Hogan,The Marshall Plan,America,Britain,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7- 195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hp.1.)
但是，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对德国西占区实行的政策，使苏联认为他们对马 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以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西德国家 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注：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70.)于是，以西占区的币 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日益不安的苏联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致 使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 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了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 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的退却得以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 完全不可逆转。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 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 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 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
另外，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和中国 革命的胜利。前者使西方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 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使杜鲁门政 府认定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自由世界”处于空前的危险 之中，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大战略。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三个：第一，促使杜鲁 门政府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援助法”，即“军援法”，该法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补 充，将“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北约有了实际意义。(注：关于 “军援法”的提出与通过，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3—116页。)第二，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 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 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之进行全球对抗。因此该文 件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注：该文件于1950年4月出台，编号为NSC68，全文见FRUS/1950，Vol.1,pp.235-292.)第三，认真考虑重新武装西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 判断得到证实。于是，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为开端，冷战进入了最高潮，即使是斯 大林逝世这一堪称国际事务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未能立即将其扭转。这一最高潮的重要 标志和影响是：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的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采用军事手段以所 谓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来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 差”时期，(注：参见[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中 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197页。)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 化程度。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 援朝战争，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 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 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当1955年联邦德国成为北 约的正式成员时，美国便建成了在全球实施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 平洋的军事条约网。苏联方面对西德加入北约立即作出反应，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 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武装 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在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方面，则出现了美国的极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和苏联与东欧继 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它们作为美苏之间近于病态的极端相互仇视的反应，同样 成为冷战最高潮的象征。
综上所述，美苏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 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 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四
概括地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总统的历届美国政府，并未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向全球 扩张的国家大战略，因此，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其 基本特征都是杜鲁门主义定下的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冷战战略 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苏联政局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的变化，特别是以核力 量和空间力量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和东欧对苏联离心倾 向的增长，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殖民化的加速进行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 联向第三世界伸展势力，加上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军事开支的巨大增长，这一切既是美 国所始料不及的，又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每位新当选的总统在其 任期内对该政府的具体外交政策和策略进行有限调整。
于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便出现了要主动采取“一切和平手段”和必要行动使东欧国 家摆脱苏联控制的所谓“解放政策”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取胜”战略，以及与此 相配合的依靠战略空军以核手段对苏联进行核威慑来遏制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 所谓“战争边缘政策”，还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 ”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的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又出现 了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逐渐演 变”的“和平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以前者为 “盾”后者为“剑”，随时准备打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和所 谓“两个半战争战略”，还有向亚非拉地区派遣和平队的做法，要绝对控制拉丁美洲的 “约翰逊主义”，以及不断使越南战争美国化的政策，等等。
上述政策与策略的实施，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呈现出两种情况：第一，主张东西方 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 军事冲突；第二，过高估计美国的实力，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坚持遏制与对抗，继续进 行冷战，并在局部地区扩大军事干预。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核心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面对已 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新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所坚持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 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修正，也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在苏联高层领导 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在理论上被系统化，并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了确认 。
概括地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僵化和冷战对抗的日益加剧，以及在处理社会 主义国家关系上的错误政策，致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战后国际局势出 现的新因素，诸如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 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使核战争变成了现实威胁，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紧密，等 等，要求新的苏联领导人必须重新考虑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现实；再加上国内对斯大林时 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需要，这一切便成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 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因。
这一调整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承认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 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拥护和平的运动将可能防止战争，而且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 有胜利者”，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第二，承认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是客观现实，相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因此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 ，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第三，根据上述判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个体系要和平共处改善关系，加强信任与合作，并展开和平竞赛；认为各国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同时，强调利用议会道 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康多莉扎·赖斯(目前她任小布什 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指出的：苏联的和平共处是从实际打败资本主义的后退， 但是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指望依靠武力或其他“反革命”手段去战胜社会主义。因此和平 共处在放弃选择战争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其内核仍然是要将两种天生敌对体系之间的 争斗进行到底。(注：Condoleez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pp.145-164.)
但是，这一调整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主要包括：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认 为两种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和平共处，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讲和 平共处，并要求后者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将“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完全建立在“核 威慑”之上，过于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因此而要求苏联的核力量强大到迫使西方不敢 发动战争的程度，其结果是将和平的经济竞赛变成了核军备竞赛。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第一，缓和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的关系，缓解极其尖锐的冷战对峙状态；第二，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力求实 现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并为此而积极发展核力量；第三，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 将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和扩大，与美国进行新的争夺。
由于美苏双方的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有限调整，导致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发生变化： 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 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
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主要标志是：其一，双方共同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遗留 问题，主要包括苏美英法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和恢复 了外交关系。其二，美苏首脑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使国际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东西方之 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得以逐渐展开。其三，适度限制军备竞赛，这便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美 英苏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 验条约》)，该条约作为美苏在核时代签署的第一个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尽管其目的 之一在于限制其他国家，但仍可视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积极成果。另外，从50年代中期 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使两国在尚未相互承认且对立的情况下，有了一个保持某种 接触和联系的渠道。
但是，由于美苏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冷战之上，因此与局部关系缓和相伴随的 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战对抗。苏联领导人借其在核武器特别是运载系统方面的暂时领先地 位，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美国和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 巴，相继于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 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 发核战争的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美苏对抗虽然不如冷战最高潮时期那样全面并达 到了局部热战的程度，但是就其所带来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风险而言，却是空前严重 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两次危机都是以苏联的首先退却而得以缓和，但实际上 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 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注：例如在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从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就达25 封，其中近一半信件在冷战结束后才得以解密。在这些信件中，双方虽然相互指责，但 都表明了避免因这场危机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 。参见韩兵等译：《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二十五封通信》，见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4期。)因此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次美苏直接军事对峙 的危机期间，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发展和表现得相当充分。
这两场异乎寻常的冷战较量的后果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使两个超级大国实 实在在地认识到核时代直接对抗的危险，并因此在双方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以防止 意外冲突的出现，而此后也确实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严重冲突，同时促成了部分限制核试 验条约的签订；另一方面，它却导致了双方更加激烈的相互攀升的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军 备竞赛。
在此期间，美苏还在中国台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间接地卷入冲突，而美国则越来越深地 直接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这些冲突和战争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并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了冷战的制约，因此便成为冷战的另一些特殊形式。
50年代发生的两次中美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紧张对峙的台海危机，其主要原因不仅在 于美国对中国完成国家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阻挠和干涉，还在于通过遏制中国而遏制苏 联，正如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所说，“假如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利害关系很小的情况 下也要保卫自由，那么就不会鼓励苏联人在利害关系较大的情况下威胁自由”，“那就 是为什么两个小岛(按指金门和马祖)……在世界政治的牌戏中会如此重要”。(注：转 引自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684页。)台海危机虽然以双方的克制而趋于缓和，但是它使中美关系仍然势不两 立，并使中苏分歧与矛盾继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 量的决心。
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反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引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背后也有美苏之间的明争暗斗，为此而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英、法、以的失败， 给美苏势力进一步向该地区渗透与伸展提供了机会。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中东国家确保 美国石油利益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由此出笼，(注：参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 录——白宫岁月(下)》(中文版)，三联书店，1977年，第200—205页。)苏联也以同样 的手段扩大影响。于是，中东地区也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战场。
1954—1968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边缘地区越南所进行的“美国最漫长的战争”，是整 个冷战过程中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极其重要的局部热战。它以艾森豪威尔提出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为指导，以支持南越政权来遏制中国和苏联为主要目标，并企图通过 越来越深的军事卷入来维持美国的威望和证明美国的实力，(注：肯尼迪曾经对《纽约 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 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转引自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海南出版社，1997 年，第595页。)从而使战争逐步升级。然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大 量人力物力的耗费导致美国的实力急剧下降，最终迫使美国将其全球扩张的大战略适当 收缩，并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而苏联则借机迅速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 其以保卫国家安全为主的大战略发展为对外扩张的战略。于是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冷战将再次呈现新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