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理想到暴政
——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
晏绍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2003年06期第49～56页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
晏绍祥(1962— )，男，安徽省金寨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 键 词】雅典民主/理想政体/暴民政治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3)06-0049-08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世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 活动，一时之间，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各种出版物大量问世。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 对当代的意义，得到了充分开掘。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西方世界的这些活动，从学术 上来说值得商榷，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确定一个严格的年代 ；从现实政治来说，它与90年代初弥漫于西方世界的乐观气氛紧密相关。[1][2](pp.32 3-329)事实上，对于雅典人进行的民主政治试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西方 的意见从来就不一致。在古典世界，它就有理想政体和暴政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本文 将根据古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对古典时代希腊思想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作一探讨。
一、雅典民主政治—理想的政体
罗伯茨指出，“君主制勿需受欢迎才能继续存在，僭主制、贵族制和寡头制也是如此 。但是，在一个自治的希腊人城邦中，除非多数有投票权的男性自由民对民主制度表示 认可，否则从定义上看，民主制是无法存在的。”[3](p.34)公元前5到前4世纪民主政 治的稳定，表明罗伯茨的论断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而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社会和政治变 革、城邦政体的多样性，都促使人们对政体的优劣进行比较，提出自己对民主政治的看 法。由于绝大多数雅典公民并非理论家，几乎没有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不过，伯里克 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4](p.17)[5](pp.45-72)应当可以代表当时雅典 人对民主政治的一般态度。
在演说中，伯里克利没有按惯例把功夫花在直接赞颂死者上，而“是讨论我们曾经受 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4](pp.179-180)首先，“我 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 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可是，平等不是无政府状态，更非多数人的暴政。恰恰相反， “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时，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 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 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 、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其次，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乐于而且善于享受 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因为自由和富裕而变得软弱。相反，雅典人依靠勇敢和忠诚打 败了敌人。斯巴达人勇敢是因为他们无知，雅典的勇敢则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是 更高层次的勇敢。复次，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每个人都关心公共事 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认为他什么都不 是。”“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所以，每个公民都会忍受一切 痛苦为它服务。最后，正因为民主政治具有上述优点，公民们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国 家才格外强大，“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 所想像的更为伟大。”[4](pp.130-133)
伯里克利的演讲，为民主政治辩护的色彩非常浓厚。[3](p.43)[6](pp.1-16)不过他并 不孤立，阿特那哥拉斯曾把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对比，“有人说，民主政治不是一 个贤明的制度，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有产者更能够实行最优秀的统治。但是我说， 首先，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代表全体的人民，寡头政治只是代表人民中间的一部分人。其 次，虽然有产者是财产最优秀的保护人，但最好的顾问是那些聪明的人，而大众在听取 讨论后，是最好的法官。在民主政治下，所有人都一样，不管全体一起，还是各自的阶 级，都享有平等的权利。”[7](pp.256-259)
阿特那哥拉斯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呼应了伯里克利。不过他对民主的定义较伯里克利 更加广泛。伯里克利认为，民主政治是多数人掌权的制度。而阿特那哥拉斯强调，在民 主政治下，所有人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都有平等的机会。他还直接批评了寡头政治 的自私和不公平，而伯里克利对这一点并未明确。有迹象表明，公元前5世纪后期，有 关雅典政治制度的辩论相当热烈，普通人的参与程度也相当高。他们认为，“人民统治 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便不 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 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公民大会裁决。”[8](pp.231-233)
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也保存了不少知识界对民主政治的肯定和赞美之辞。在叙述了雅典 人成功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治后，希罗多德发表了如下评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 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时， 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 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 情了。”[8](p.375，379，391，517-518)
埃斯库罗斯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特别是任期责任制。在《波斯人》中，波斯 太后阿托莎说，薛西斯“倘若得胜，请你们相信，我儿会建功立业；但是，假如失败， 波斯也不会要他陈述原因”。[9](p.86)“陈述原因”用的是hypeuthynos polei[10](p .124)，意思是向城邦负责。这里，诗人显然是把君主制下国君的无限权力与民主政治 下的任期责任制进行对比，以强调君主制的特点。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类似的 主题再度出现。俄开阿诺斯称，宙斯“为所欲为，对谁都无须说清。”[9](p.236)这里 “说清”仍然用的是hypeuthynos[11](p.244)即负责任，其意义应当与《波斯人》中出 现的该词相同，强调的都是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对比。[3](pp.36-37)
优里庇德斯的悲剧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阐述。当底比斯使者来到雅 典，要求雅典王提修斯不要收留阿德拉斯托斯等人，否则必受底比斯攻打时，提修斯利 用回答使者的机会，宣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请等一下，客人，你一开始就说错了，到这里来寻找什么君主。因为这个城邦是自 由的，并不是由一个人统治着。人民每年轮流统治，他们并不屈从于富人的权力，穷人 也有同样的权利。”
“对于城邦，没有什么比君主更有害的了，第一是在那里没有公共的法律，只由一个 人统治着，自己手里拿着法律，这样也就没有了平等。但是在法律写定下来的时候，那 弱者和富人都有着同一的权利。那些比较无力的人对于更富裕的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如 果他听到了什么恶话。有了道理，弱小可以胜过强大的。自由会对他说，‘谁有什么好 的计较，愿意拿到人民前面来的么?’谁要说的，得到名誉；不想说的，便沉默着。在 城邦里哪里还有更平等的事情呢?。”[12](pp.1214-1216)
优里庇德斯借提修斯之口发表的弘论，当然不可能是青铜时代的反映，而只能是雅典 人对他们的民主政治所做的辩护。因此，提修斯时时处处都把君主制和民主制对照起来 论述。对优里庇德斯来说，民主制度保证穷人和富人有同样的权利；一切依法行事；人 人享有自由，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国家的繁荣、城邦的富裕，公民的繁衍，都得到保 障。提修斯、准确地说是优里庇德斯以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派不仅从一般人性的 角度、而且从制度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论证。
普罗太戈拉从人类的起源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 段，人类虽拥有各种技艺和火，但缺少政治智慧，没有城市，身体孱弱，经常成为野兽 的猎物。第二阶段的人类虽建立了城市，“但由于缺乏政治技艺，他们住在一起彼此为 害，”与动物无异。“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因此而毁灭，于是派遣赫尔麦斯来到人间， 把尊敬和正义带给人类，以此建立我们城市的秩序，创造出一条友谊和团结的纽带。” [13](pp.442-443)[14](p.88)人类从此进入拥有政治智慧的第三阶段。
在强调国家神圣性的同时，普罗太戈拉创造性地改造了分配政治智慧的方式，“赫尔 麦斯问宙斯……‘我是否应该像过去分配技艺那样馈赠这些礼物，也就是说，只送给少 数人，让一个人成为训练有素的医生，而让他去为许多人服务?我在分配正义和尊敬同 胞的时候也应当用这种方式，还是应当把正义和尊敬同胞分配给所有人?’”“宙斯说 ：‘分给所有人。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道德，就像分享技艺那样 ，那么城市就决不能存在。’”[13](p.443)
在普罗太戈拉看来，虽然人类因为分工而各有专长，但政治智慧的分配是个例外。所 有人都得到了神灵的赠礼，具备最基本的正义和道德，而政治智慧又总是遵循正义和节 制的原则，接下来的推论也就非常自然：在国家事务中，应当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否 则的话城邦就不能存在。”[13](p.444)在这个意义上，城邦当然应实行民主政治，让 所有人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可能是对民主政治理论最富哲理 性的阐述。
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寡头政治的失败，让它在雅典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声名扫地。公元前 4世纪民主政治的相对稳定，也使寡头分子们不敢在人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中公开怀疑和 批判民主政治，因此，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辞大多把民主政治的存在视为当然的前提。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演说家们反而缺乏对民主政治理论进一步发挥的动力。只有托名吕 西阿斯的演说和德莫斯提尼的某些演说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有所阐发。吕西阿斯把民主和 自由、平等联系起来。在赞扬雅典人的祖先时，他声称，“他们是当时第一个、也是唯 一从他们的国家中赶走统治阶级、建立民主政治的民族。他们相信，全体人民的自由将 成为最强有力的联系；通过在危机中相互分享希望，依法褒奖善良、惩治恶行，他们在 公共生活中享有灵魂的自由。因为他们认为，用暴力手段迫使人们相互臣服是兽界行为 ，而人类的职责是依靠法律界定正义、依靠理性进行说服，并通过服从法律的主权和理 性的指导，在行动中为上述二者服务。”[15](pp.38-41)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政治下 ，当人类享有自由和平等，遵守法律，服从理性指导时，人才成其为人。而在其他政治 体制下生活的人类，自然和野兽无异。
德莫斯提尼反提莫克拉特斯的演说在精神上与吕西阿斯类似。[16](pp.370-371)在演 说者看来，任何非法提出与现存法律程序不一致的法令的人，就是企图推翻民主政治。 德莫斯提尼强调，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寡头政治下，每个人都有 权废止过去的法律，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未来的处置方式。而自由国家的法律则规定了 将来应该怎样做，这些法律所以得以颁布，是因为经过说服，人民相信它们对于生活于 其中的人有益。可是，这个在按照民主方式管理的城邦中的提莫克拉特斯在进行立法时 ，却在他提出的法律中包含了典型的寡头式的不公；在处理过去的有关法令时，以为他 本人拥有比做出判决的陪审团更高的权威。”[16](pp.422-423)德莫斯提尼声称，当年 三十僭主最血腥的领袖克里提阿斯就是像提莫克拉特斯这么做的。[16](pp.430-433)
从逻辑上讲，德莫斯提尼的控告有偷换概念之嫌。但在这里，德莫斯提尼实际上是把 现存的法律和民主政治等同了起来，暗示除了民主政治之外，所有其他政府形式都属非 法。[3](pp.44-46)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只能生活在民主政治之下。
上述事实表明，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在民主政治存在的近200年中，确实有相当 多的雅典人相信，普通公民有资格、而且能够把国家管理好。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有 政治的实践，也有理论的阐述。可惜这些阐述，多满足于陈述事实，仅有个别哲学家提 出了哲学和世界观的证明。然而，这些论述多没有形成体系。随着城邦机制的来临，雅 典民主政治的崩溃，这些理论也逐渐湮没无闻。人们更熟悉的，是柏拉图等更富有哲学 思辨色彩的、视民主政治为暴政的理论。
二、有产阶级眼中的雅典民主：民众暴政
布克哈特曾指出，希腊人一直受到荷马的影响。而荷马理想的基本特征，一是强调人 类划分为高贵者和低贱者，二是非功利性和对体力劳动的鄙视。[17](pp.146-147，184 -185)因此，它和民主政治主张的平等原则存在着深刻矛盾。在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 看来，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 的权利，而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穷人对富人的专政和剥削，是穷人的暴政，是无法无天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大概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美加比佐斯。“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 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 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 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 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 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8](p.233) 美加比佐斯所强调的，是群众的无知和专擅。类似的看法，在老寡头的《雅典政制》中 表现得更加充分。“至于雅典人的政制，他们选择的宪法类型或者模式，就其选择照顾 卑贱者而不是良善者来说，我是不赞成的。”在老寡头看来，管理国家的，应当是社会 精英，那些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人。但在雅典民主政治下，人民掌握了政权，出现了许 多“不正常”现象。他们贪得无厌，从国家和盟邦中取得大量利益，对高贵者横施暴政 ，强迫富人承担各种义务，使国家得不到正常管理。一句话，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没有 平等，没有法制，有的只是穷人的利益。所谓的民主，仅仅是穷人的统治。[18](pp.63 3-643)
修昔底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不是那么直接，但他作为史学家的“客观”，加上他在西 方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使他的影响比老寡头更加深远。
修昔底德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雅典的失败无疑对他的历史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有关战争原因的分析、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判断和评 价，可能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所修正。[5](pp.1-6，110ff.)[19](pp.9-32)[20](p p.1-88)[21](pp.5-34)对历史写作来说，这些都很平常。但由于看到了战争的最终结果 ，他对雅典民主政治丧失了信心。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毕竟在战争中犯了大量严重错 误，惨遭败北。而这一切，修昔底德都将之归于民主政治的错误。
修昔底德看不起普通人，对他们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他抱怨说，“普通人常常容易不 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 ，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4](pp.16-18)问题是由此更进一步，修昔底 德认为普通民众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断能力，只能接受拥有智慧的精英人物的领导。雅典 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伯里克利死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只知道讨好民众，使民众越来越无 法无天，导致了战争的失败。[4](pp.150-151)[22](pp.14-16)
由于对普通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持批判态度，他对指导战争的雅典人民颇有微词。在 修昔底德笔下，他们容易受人蛊惑、煽动，性情多变，政策缺乏连续性。他十分推崇伯 里克利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战术，“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 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无疑地，当他看见他们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命 名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危险；当他们没有真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们的 自信心。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实际上权力正逐渐落入第一公民手中。” [23](pp.376-377)[21](p.73)也就是说，雅典所以在伯里克利时期进入全盛时代，恰恰 是因为有伯里克利指导，是政治不够民主化的结果。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迅速败坏 ，“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 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 ，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 。”[4](pp.150-151)因此，对修昔底德来说，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主要源自制度上 的弊病。“他对善变的雅典人民的不断控诉，在塑造后世思想家们的意见中将发挥重大 作用，而修昔底德也是下述观念的第一资料来源：伯里克利死后，雅典一直在衰落；后 伯里克利时代的领袖都不是好东西；随着战争压力的增加，人民本身也越来越粗鲁和无 情。”[3](p.57)
作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在史识上，还是在影响上，色诺芬都不能与修昔底德比肩。[24 ](p.46)[25](pp.54-56)但在批评雅典民主的问题上，他比其先驱者犹有过之。在其主 要著作《希腊史》中，他对雅典民主、尤其是雅典人民在指挥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从不 放过。他对阿吉纽西战役后雅典处死6名将军的描绘，成为展示雅典民主群众暴政的经 典片断。[26](pp.15-36)
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古代世界流传得并不是非常广泛，色诺芬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文 化人中影响似乎更显著，[27](pp.47-68)他们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 的重视。但是，对于古典时代来说，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哲学家们，特别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看法。
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判态度。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所以批评民主政治， 是因为民主政治把国家交给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管理，“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 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 、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 轻得多的。”[28](p.8)一句话，他借普通人民缺少专业知识，反对人民参与政治的基 本原则。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再次提出专家治国的论点以反驳民主政治理论。在他看来 ，人们在建筑问题上咨询建筑师，在造船问题上咨询造船师，“如果不被他们认为是行 家的人想要提出建议，那么无论他有多么英俊和富有，或者他的出身有多么高贵，其结 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会纷纷对他嗤之以鼻。”“但若有争议的事 情涉及这个国家的统治，那么站起来提建议的可以是建筑师、鞋匠、商人、船主，无论 他们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也无论他们出生高贵还是低贱。”[13](p.440)这种情况显 然极不正常，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专业知识。对雅典民主来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给人们 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雅典的人民大会是由一帮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构成的。柏拉图的《 申辩篇》又让人们相信，正是这帮无知的群氓处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13](pp.2-3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疑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29](p.125)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理 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认为仅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是完美的；现实存在的各种物质 ，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因此都是不完善的。[29](p.163)基于这一理论，现实存在的 各种政体当然也都不完美。而民主政治又是其中非常恶劣的一种，它的首要的特点是自 由，从而产生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由性格确定多种多样的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城邦 中产生的是无政府状态，“那些判了刑的罪犯……那些被判了死罪的或要流放国外的， 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旧在人民中间来来往往，也竟好像来去无踪的精灵似的没人注意 他们。”其次，民主制讲究宽容，不过这里的宽容并非褒义，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制度“ 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 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这样的制度教育出来的人也不正常，“今天是 饮酒、女人、歌唱，明天又喝清水，进严格规定的饮食；第一天是剧烈的体育锻炼，第 二天又是游手好闲，懒惰玩忽；然后一段时间里，又研究起哲学……他的生活没有秩序 ，没有节制。”[30](pp.331-338)
这样一种制度所产生的结果是可怕的，“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 ，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自由人。 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平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 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 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 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 ，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更可怕的是，“连人们畜养的动物 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 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所有这一切总起 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 ，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 。”[30](pp.340-341)
应当指出，柏拉图的某些论点，确实和当时有产阶级对雅典民主的抱怨相象。可是， 它所列举的一些特征，如完全抛弃社会准则和法律的无政策状态，又绝对为当时的雅典 所无，因此，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更多地是对民主制度的漫画化以及与理想国的制 度对比所产生的结果。[3](p.81)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有某种程度的肯定。他不吝笔墨，强调应当将政治权利授予平 民，把治权交给多数平民，因为“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 的智能……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 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 [31](pp.143-144)民主政治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城邦免除许多敌人。为反驳卑贱者 不能监督高贵者、两者不应享有同等权利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指出，“就技术作业而论 ，当然以坚守本行为贵……可是，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 就不能施行，而且依据公正的原则……正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参与政治。”[31](p.46)“ 就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 们有所逊色。”“所以，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 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31](pp.145-147)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公民们轮番为 治，可那只有在有美德的公民中才能实现。[32](pp.386-389)他虽然主张人民大众都能 参与政治，但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们并不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样的政体，实际上还是寡 头或者贵族政治，甚至可能是君主政治。不奇怪的是，在有关政治制度的分类中，民主 政治被划入变态政体中，而变态政体是指只照顾统治者的政体。因此，民主政治施政时 “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最好的一类也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最差的一类和柏拉 图描绘的民主政治接近，那里以人民大会的命令代替法律，煽动家盛行，民众成为集体 君主，奸佞横行，和僭主政治几乎没有区别。[31](pp.132-134，189-191)所以，亚里 士多德虽然为民主政治的某些原则进行了辩护，但他本人并非民主政治论者，并给民主 政治扣上了穷人压迫富人的阶级政府帽子。
具体到雅典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多于赞扬。他最欣赏的政治家是梭伦。“他消除 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平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 。”为反击梭伦创建激进民主政治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强调，雅典后来产生的激进民主 制度和梭伦没有关系，因为在激进民主制度下，由于穷人可以取得津贴，有暇从政，结 果常常是“法律渐渐失去了固有的尊严而贫民群众遂掌握了这种政体的最高治权”。[3 1](p.195)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笔下，雅典值得肯定的政治家仅梭伦而已，其他人物均 一无是处。所谓的雅典民主史，不过是穷人权力不断上升并压迫富人的历史。
综合上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对民主政治是毁誉参半，但肯定的意见似是主流。可 惜这些意见大多流于一般化的描述，缺少深入细致的哲学分析和论证。但从公元前5世 纪末以来，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政治的缺点逐渐暴露，批评逐渐成 为主流。由于这些批评者大多来自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言论具有更深刻的理 论思考和分析色彩，它们和现实社会中的有产阶级结合，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民主制度从此衰落。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征服东部 地中海区，希腊成为罗马的行省。随后兴起的罗马帝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这些国家所 需要的，不是民主制度的赞歌，而是把君主制度合法化的理论。所以，希腊化时代以降 ，肯定民主制度的思想逐渐湮没无闻，批判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它再一次说明，作为西 方文明源头的古典传统，只有在历史需要他们时，才会把他们从坟墓中请出来，现实的 需要才是最重要的。[33](p.12)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西方大规模纪念雅典民主诞 生的活动，也不过是现实的反映而已，它所表达的，也是当代西方的兴趣。
收稿日期：2003-09-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1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2003年06期第49～56页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
晏绍祥(1962— )，男，安徽省金寨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内容提要】 | 古典时代希腊人有关雅典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部分政治家和雅典的普通公民如伯里 克利、德莫斯提尼等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雅典才强大和美丽，因此它是一种 理想的政治制度。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民主 制度缺点的暴露，哲学家、历史学家如柏拉图、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开始从各个角度批 评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因此被看成是不断衰败、政治混乱、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 。 |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世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 活动，一时之间，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各种出版物大量问世。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 对当代的意义，得到了充分开掘。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西方世界的这些活动，从学术 上来说值得商榷，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确定一个严格的年代 ；从现实政治来说，它与90年代初弥漫于西方世界的乐观气氛紧密相关。[1][2](pp.32 3-329)事实上，对于雅典人进行的民主政治试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西方 的意见从来就不一致。在古典世界，它就有理想政体和暴政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本文 将根据古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对古典时代希腊思想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作一探讨。
一、雅典民主政治—理想的政体
罗伯茨指出，“君主制勿需受欢迎才能继续存在，僭主制、贵族制和寡头制也是如此 。但是，在一个自治的希腊人城邦中，除非多数有投票权的男性自由民对民主制度表示 认可，否则从定义上看，民主制是无法存在的。”[3](p.34)公元前5到前4世纪民主政 治的稳定，表明罗伯茨的论断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而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社会和政治变 革、城邦政体的多样性，都促使人们对政体的优劣进行比较，提出自己对民主政治的看 法。由于绝大多数雅典公民并非理论家，几乎没有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不过，伯里克 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4](p.17)[5](pp.45-72)应当可以代表当时雅典 人对民主政治的一般态度。
在演说中，伯里克利没有按惯例把功夫花在直接赞颂死者上，而“是讨论我们曾经受 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4](pp.179-180)首先，“我 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 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可是，平等不是无政府状态，更非多数人的暴政。恰恰相反， “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时，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 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 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 、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其次，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乐于而且善于享受 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因为自由和富裕而变得软弱。相反，雅典人依靠勇敢和忠诚打 败了敌人。斯巴达人勇敢是因为他们无知，雅典的勇敢则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是 更高层次的勇敢。复次，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每个人都关心公共事 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认为他什么都不 是。”“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所以，每个公民都会忍受一切 痛苦为它服务。最后，正因为民主政治具有上述优点，公民们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国 家才格外强大，“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 所想像的更为伟大。”[4](pp.130-133)
伯里克利的演讲，为民主政治辩护的色彩非常浓厚。[3](p.43)[6](pp.1-16)不过他并 不孤立，阿特那哥拉斯曾把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对比，“有人说，民主政治不是一 个贤明的制度，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有产者更能够实行最优秀的统治。但是我说， 首先，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代表全体的人民，寡头政治只是代表人民中间的一部分人。其 次，虽然有产者是财产最优秀的保护人，但最好的顾问是那些聪明的人，而大众在听取 讨论后，是最好的法官。在民主政治下，所有人都一样，不管全体一起，还是各自的阶 级，都享有平等的权利。”[7](pp.256-259)
阿特那哥拉斯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呼应了伯里克利。不过他对民主的定义较伯里克利 更加广泛。伯里克利认为，民主政治是多数人掌权的制度。而阿特那哥拉斯强调，在民 主政治下，所有人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都有平等的机会。他还直接批评了寡头政治 的自私和不公平，而伯里克利对这一点并未明确。有迹象表明，公元前5世纪后期，有 关雅典政治制度的辩论相当热烈，普通人的参与程度也相当高。他们认为，“人民统治 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便不 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 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公民大会裁决。”[8](pp.231-233)
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也保存了不少知识界对民主政治的肯定和赞美之辞。在叙述了雅典 人成功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治后，希罗多德发表了如下评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 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时， 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 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 情了。”[8](p.375，379，391，517-518)
埃斯库罗斯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特别是任期责任制。在《波斯人》中，波斯 太后阿托莎说，薛西斯“倘若得胜，请你们相信，我儿会建功立业；但是，假如失败， 波斯也不会要他陈述原因”。[9](p.86)“陈述原因”用的是hypeuthynos polei[10](p .124)，意思是向城邦负责。这里，诗人显然是把君主制下国君的无限权力与民主政治 下的任期责任制进行对比，以强调君主制的特点。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类似的 主题再度出现。俄开阿诺斯称，宙斯“为所欲为，对谁都无须说清。”[9](p.236)这里 “说清”仍然用的是hypeuthynos[11](p.244)即负责任，其意义应当与《波斯人》中出 现的该词相同，强调的都是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对比。[3](pp.36-37)
优里庇德斯的悲剧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阐述。当底比斯使者来到雅 典，要求雅典王提修斯不要收留阿德拉斯托斯等人，否则必受底比斯攻打时，提修斯利 用回答使者的机会，宣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请等一下，客人，你一开始就说错了，到这里来寻找什么君主。因为这个城邦是自 由的，并不是由一个人统治着。人民每年轮流统治，他们并不屈从于富人的权力，穷人 也有同样的权利。”
“对于城邦，没有什么比君主更有害的了，第一是在那里没有公共的法律，只由一个 人统治着，自己手里拿着法律，这样也就没有了平等。但是在法律写定下来的时候，那 弱者和富人都有着同一的权利。那些比较无力的人对于更富裕的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如 果他听到了什么恶话。有了道理，弱小可以胜过强大的。自由会对他说，‘谁有什么好 的计较，愿意拿到人民前面来的么?’谁要说的，得到名誉；不想说的，便沉默着。在 城邦里哪里还有更平等的事情呢?。”[12](pp.1214-1216)
优里庇德斯借提修斯之口发表的弘论，当然不可能是青铜时代的反映，而只能是雅典 人对他们的民主政治所做的辩护。因此，提修斯时时处处都把君主制和民主制对照起来 论述。对优里庇德斯来说，民主制度保证穷人和富人有同样的权利；一切依法行事；人 人享有自由，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国家的繁荣、城邦的富裕，公民的繁衍，都得到保 障。提修斯、准确地说是优里庇德斯以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派不仅从一般人性的 角度、而且从制度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论证。
普罗太戈拉从人类的起源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 段，人类虽拥有各种技艺和火，但缺少政治智慧，没有城市，身体孱弱，经常成为野兽 的猎物。第二阶段的人类虽建立了城市，“但由于缺乏政治技艺，他们住在一起彼此为 害，”与动物无异。“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因此而毁灭，于是派遣赫尔麦斯来到人间， 把尊敬和正义带给人类，以此建立我们城市的秩序，创造出一条友谊和团结的纽带。” [13](pp.442-443)[14](p.88)人类从此进入拥有政治智慧的第三阶段。
在强调国家神圣性的同时，普罗太戈拉创造性地改造了分配政治智慧的方式，“赫尔 麦斯问宙斯……‘我是否应该像过去分配技艺那样馈赠这些礼物，也就是说，只送给少 数人，让一个人成为训练有素的医生，而让他去为许多人服务?我在分配正义和尊敬同 胞的时候也应当用这种方式，还是应当把正义和尊敬同胞分配给所有人?’”“宙斯说 ：‘分给所有人。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道德，就像分享技艺那样 ，那么城市就决不能存在。’”[13](p.443)
在普罗太戈拉看来，虽然人类因为分工而各有专长，但政治智慧的分配是个例外。所 有人都得到了神灵的赠礼，具备最基本的正义和道德，而政治智慧又总是遵循正义和节 制的原则，接下来的推论也就非常自然：在国家事务中，应当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否 则的话城邦就不能存在。”[13](p.444)在这个意义上，城邦当然应实行民主政治，让 所有人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可能是对民主政治理论最富哲理 性的阐述。
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寡头政治的失败，让它在雅典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声名扫地。公元前 4世纪民主政治的相对稳定，也使寡头分子们不敢在人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中公开怀疑和 批判民主政治，因此，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辞大多把民主政治的存在视为当然的前提。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演说家们反而缺乏对民主政治理论进一步发挥的动力。只有托名吕 西阿斯的演说和德莫斯提尼的某些演说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有所阐发。吕西阿斯把民主和 自由、平等联系起来。在赞扬雅典人的祖先时，他声称，“他们是当时第一个、也是唯 一从他们的国家中赶走统治阶级、建立民主政治的民族。他们相信，全体人民的自由将 成为最强有力的联系；通过在危机中相互分享希望，依法褒奖善良、惩治恶行，他们在 公共生活中享有灵魂的自由。因为他们认为，用暴力手段迫使人们相互臣服是兽界行为 ，而人类的职责是依靠法律界定正义、依靠理性进行说服，并通过服从法律的主权和理 性的指导，在行动中为上述二者服务。”[15](pp.38-41)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政治下 ，当人类享有自由和平等，遵守法律，服从理性指导时，人才成其为人。而在其他政治 体制下生活的人类，自然和野兽无异。
德莫斯提尼反提莫克拉特斯的演说在精神上与吕西阿斯类似。[16](pp.370-371)在演 说者看来，任何非法提出与现存法律程序不一致的法令的人，就是企图推翻民主政治。 德莫斯提尼强调，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寡头政治下，每个人都有 权废止过去的法律，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未来的处置方式。而自由国家的法律则规定了 将来应该怎样做，这些法律所以得以颁布，是因为经过说服，人民相信它们对于生活于 其中的人有益。可是，这个在按照民主方式管理的城邦中的提莫克拉特斯在进行立法时 ，却在他提出的法律中包含了典型的寡头式的不公；在处理过去的有关法令时，以为他 本人拥有比做出判决的陪审团更高的权威。”[16](pp.422-423)德莫斯提尼声称，当年 三十僭主最血腥的领袖克里提阿斯就是像提莫克拉特斯这么做的。[16](pp.430-433)
从逻辑上讲，德莫斯提尼的控告有偷换概念之嫌。但在这里，德莫斯提尼实际上是把 现存的法律和民主政治等同了起来，暗示除了民主政治之外，所有其他政府形式都属非 法。[3](pp.44-46)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只能生活在民主政治之下。
上述事实表明，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在民主政治存在的近200年中，确实有相当 多的雅典人相信，普通公民有资格、而且能够把国家管理好。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有 政治的实践，也有理论的阐述。可惜这些阐述，多满足于陈述事实，仅有个别哲学家提 出了哲学和世界观的证明。然而，这些论述多没有形成体系。随着城邦机制的来临，雅 典民主政治的崩溃，这些理论也逐渐湮没无闻。人们更熟悉的，是柏拉图等更富有哲学 思辨色彩的、视民主政治为暴政的理论。
二、有产阶级眼中的雅典民主：民众暴政
布克哈特曾指出，希腊人一直受到荷马的影响。而荷马理想的基本特征，一是强调人 类划分为高贵者和低贱者，二是非功利性和对体力劳动的鄙视。[17](pp.146-147，184 -185)因此，它和民主政治主张的平等原则存在着深刻矛盾。在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 看来，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 的权利，而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穷人对富人的专政和剥削，是穷人的暴政，是无法无天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大概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美加比佐斯。“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 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 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 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 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 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8](p.233) 美加比佐斯所强调的，是群众的无知和专擅。类似的看法，在老寡头的《雅典政制》中 表现得更加充分。“至于雅典人的政制，他们选择的宪法类型或者模式，就其选择照顾 卑贱者而不是良善者来说，我是不赞成的。”在老寡头看来，管理国家的，应当是社会 精英，那些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人。但在雅典民主政治下，人民掌握了政权，出现了许 多“不正常”现象。他们贪得无厌，从国家和盟邦中取得大量利益，对高贵者横施暴政 ，强迫富人承担各种义务，使国家得不到正常管理。一句话，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没有 平等，没有法制，有的只是穷人的利益。所谓的民主，仅仅是穷人的统治。[18](pp.63 3-643)
修昔底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不是那么直接，但他作为史学家的“客观”，加上他在西 方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使他的影响比老寡头更加深远。
修昔底德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雅典的失败无疑对他的历史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有关战争原因的分析、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判断和评 价，可能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所修正。[5](pp.1-6，110ff.)[19](pp.9-32)[20](p p.1-88)[21](pp.5-34)对历史写作来说，这些都很平常。但由于看到了战争的最终结果 ，他对雅典民主政治丧失了信心。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毕竟在战争中犯了大量严重错 误，惨遭败北。而这一切，修昔底德都将之归于民主政治的错误。
修昔底德看不起普通人，对他们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他抱怨说，“普通人常常容易不 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 ，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4](pp.16-18)问题是由此更进一步，修昔底 德认为普通民众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断能力，只能接受拥有智慧的精英人物的领导。雅典 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伯里克利死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只知道讨好民众，使民众越来越无 法无天，导致了战争的失败。[4](pp.150-151)[22](pp.14-16)
由于对普通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持批判态度，他对指导战争的雅典人民颇有微词。在 修昔底德笔下，他们容易受人蛊惑、煽动，性情多变，政策缺乏连续性。他十分推崇伯 里克利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战术，“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 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无疑地，当他看见他们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命 名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危险；当他们没有真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们的 自信心。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实际上权力正逐渐落入第一公民手中。” [23](pp.376-377)[21](p.73)也就是说，雅典所以在伯里克利时期进入全盛时代，恰恰 是因为有伯里克利指导，是政治不够民主化的结果。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迅速败坏 ，“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 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 ，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 。”[4](pp.150-151)因此，对修昔底德来说，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主要源自制度上 的弊病。“他对善变的雅典人民的不断控诉，在塑造后世思想家们的意见中将发挥重大 作用，而修昔底德也是下述观念的第一资料来源：伯里克利死后，雅典一直在衰落；后 伯里克利时代的领袖都不是好东西；随着战争压力的增加，人民本身也越来越粗鲁和无 情。”[3](p.57)
作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在史识上，还是在影响上，色诺芬都不能与修昔底德比肩。[24 ](p.46)[25](pp.54-56)但在批评雅典民主的问题上，他比其先驱者犹有过之。在其主 要著作《希腊史》中，他对雅典民主、尤其是雅典人民在指挥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从不 放过。他对阿吉纽西战役后雅典处死6名将军的描绘，成为展示雅典民主群众暴政的经 典片断。[26](pp.15-36)
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古代世界流传得并不是非常广泛，色诺芬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文 化人中影响似乎更显著，[27](pp.47-68)他们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 的重视。但是，对于古典时代来说，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哲学家们，特别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看法。
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判态度。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所以批评民主政治， 是因为民主政治把国家交给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管理，“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 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 、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 轻得多的。”[28](p.8)一句话，他借普通人民缺少专业知识，反对人民参与政治的基 本原则。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再次提出专家治国的论点以反驳民主政治理论。在他看来 ，人们在建筑问题上咨询建筑师，在造船问题上咨询造船师，“如果不被他们认为是行 家的人想要提出建议，那么无论他有多么英俊和富有，或者他的出身有多么高贵，其结 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会纷纷对他嗤之以鼻。”“但若有争议的事 情涉及这个国家的统治，那么站起来提建议的可以是建筑师、鞋匠、商人、船主，无论 他们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也无论他们出生高贵还是低贱。”[13](p.440)这种情况显 然极不正常，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专业知识。对雅典民主来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给人们 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雅典的人民大会是由一帮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构成的。柏拉图的《 申辩篇》又让人们相信，正是这帮无知的群氓处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13](pp.2-3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疑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29](p.125)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理 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认为仅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是完美的；现实存在的各种物质 ，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因此都是不完善的。[29](p.163)基于这一理论，现实存在的 各种政体当然也都不完美。而民主政治又是其中非常恶劣的一种，它的首要的特点是自 由，从而产生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由性格确定多种多样的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城邦 中产生的是无政府状态，“那些判了刑的罪犯……那些被判了死罪的或要流放国外的， 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旧在人民中间来来往往，也竟好像来去无踪的精灵似的没人注意 他们。”其次，民主制讲究宽容，不过这里的宽容并非褒义，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制度“ 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 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这样的制度教育出来的人也不正常，“今天是 饮酒、女人、歌唱，明天又喝清水，进严格规定的饮食；第一天是剧烈的体育锻炼，第 二天又是游手好闲，懒惰玩忽；然后一段时间里，又研究起哲学……他的生活没有秩序 ，没有节制。”[30](pp.331-338)
这样一种制度所产生的结果是可怕的，“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 ，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自由人。 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平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 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 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 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 ，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更可怕的是，“连人们畜养的动物 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 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所有这一切总起 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 ，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 。”[30](pp.340-341)
应当指出，柏拉图的某些论点，确实和当时有产阶级对雅典民主的抱怨相象。可是， 它所列举的一些特征，如完全抛弃社会准则和法律的无政策状态，又绝对为当时的雅典 所无，因此，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更多地是对民主制度的漫画化以及与理想国的制 度对比所产生的结果。[3](p.81)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有某种程度的肯定。他不吝笔墨，强调应当将政治权利授予平 民，把治权交给多数平民，因为“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 的智能……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 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 [31](pp.143-144)民主政治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城邦免除许多敌人。为反驳卑贱者 不能监督高贵者、两者不应享有同等权利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指出，“就技术作业而论 ，当然以坚守本行为贵……可是，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 就不能施行，而且依据公正的原则……正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参与政治。”[31](p.46)“ 就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 们有所逊色。”“所以，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 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31](pp.145-147)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公民们轮番为 治，可那只有在有美德的公民中才能实现。[32](pp.386-389)他虽然主张人民大众都能 参与政治，但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们并不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样的政体，实际上还是寡 头或者贵族政治，甚至可能是君主政治。不奇怪的是，在有关政治制度的分类中，民主 政治被划入变态政体中，而变态政体是指只照顾统治者的政体。因此，民主政治施政时 “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最好的一类也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最差的一类和柏拉 图描绘的民主政治接近，那里以人民大会的命令代替法律，煽动家盛行，民众成为集体 君主，奸佞横行，和僭主政治几乎没有区别。[31](pp.132-134，189-191)所以，亚里 士多德虽然为民主政治的某些原则进行了辩护，但他本人并非民主政治论者，并给民主 政治扣上了穷人压迫富人的阶级政府帽子。
具体到雅典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多于赞扬。他最欣赏的政治家是梭伦。“他消除 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平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 。”为反击梭伦创建激进民主政治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强调，雅典后来产生的激进民主 制度和梭伦没有关系，因为在激进民主制度下，由于穷人可以取得津贴，有暇从政，结 果常常是“法律渐渐失去了固有的尊严而贫民群众遂掌握了这种政体的最高治权”。[3 1](p.195)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笔下，雅典值得肯定的政治家仅梭伦而已，其他人物均 一无是处。所谓的雅典民主史，不过是穷人权力不断上升并压迫富人的历史。
综合上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对民主政治是毁誉参半，但肯定的意见似是主流。可 惜这些意见大多流于一般化的描述，缺少深入细致的哲学分析和论证。但从公元前5世 纪末以来，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政治的缺点逐渐暴露，批评逐渐成 为主流。由于这些批评者大多来自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言论具有更深刻的理 论思考和分析色彩，它们和现实社会中的有产阶级结合，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民主制度从此衰落。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征服东部 地中海区，希腊成为罗马的行省。随后兴起的罗马帝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这些国家所 需要的，不是民主制度的赞歌，而是把君主制度合法化的理论。所以，希腊化时代以降 ，肯定民主制度的思想逐渐湮没无闻，批判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它再一次说明，作为西 方文明源头的古典传统，只有在历史需要他们时，才会把他们从坟墓中请出来，现实的 需要才是最重要的。[33](p.12)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西方大规模纪念雅典民主诞 生的活动，也不过是现实的反映而已，它所表达的，也是当代西方的兴趣。
收稿日期：200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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