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独立战争：西班牙19世纪的第一次革命
金重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2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3年05期第116～122页
【作者简介】金重远，1934年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关 键 词】独立战争/西班牙/拿破仑战争/半岛战争
[中图分类号]K41.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5-0116-07
一 变革的呼声四起
19世纪初的西班牙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 小型工厂，和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相比，有着很大差距。在全国的300 多万自立人口中，贵族约40余万人，僧侣则为17万人左右，两者加起来，也只占很小的 比例。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财富：前者共管辖17个城市、2538个城镇和8818个村庄；而 后者则下辖有3个城市、402座城镇和1280个村庄。可以说整个西班牙都在他们手中。( 注：P·维拉尔：《西班牙史》，法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在农村则存 在着浓厚的封建生产关系。贵族拥有的土地多达1800多万公顷，而教会占有的土地则为 590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1%和17%。而广大的农民则缺地或少地，或者根 本没有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依附地位。(注：C·E·查普曼：《西班牙史》， 纽约，1927年，第414页。)天主教在西班牙享有种种特权。1808年时，全国共有3万个 修道院、1.9万个供弥撒用的教堂和近10万个各种等级的神职人员。教会不仅经济上富 有，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很大影响，常能左右全国政局。(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3页。)
19世纪初的西班牙可说是个赤贫的国家。自18世纪末起，国库便常年空虚，几乎每年 都是入不敷出。最初是年财政赤字1.5亿里亚尔，1797年便猛增至8亿里亚尔，1801年又 达到12亿里亚尔，1807年竟为70亿里亚尔，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从18世纪 初开始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已日趋没落。查理四世夫妇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首相 掌握着朝政，他们不仅独断独行，专横霸道，而且昏庸无能，闭关自守，拒绝一切革新 。此外，王太子斐迪南还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王后玛丽亚·路易莎长期不和，经常明争 暗斗，搞得整个马德里宫廷不得安宁。在国际舞台上，西班牙由于国力不济，只能追随 法国，充当拿破仑的小伙伴，卷入英、法两国争霸欧洲的战争，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严 重损害了本国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大冲击，它唤醒了西班牙人民的觉悟。当时有人记叙道 ：在马德里“充满了即将暴动的征兆……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是法国人把那些不能管 理国家的老爷们赶跑的时候了，让他们来吧!我们很高兴接待他们’”。人民开始走上 街头，表达对腐朽政府的不满。1793年，群众在马德里街头集会，抗议戈多伊首相的专 横。1796年，马德里的洗衣妇公开谴责王后的奢侈无度，虽遭镇压，但却引起很大反响 。不仅下层人民开展反政府的斗争，而且上层社会也不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1807年， 卡斯蒂利亚议会公开抨击由戈多伊授意而颁发的一份国王训令，大声疾呼：“陛下!从 您长久陷在那里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吧!是时候了，已经是您摆脱那两个缠绕着您的 微不足道的淫男荡女的时候了!”(注：伊·伊林娜：《哥雅评传》，美术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0页。)，把矛头直指王后和戈多伊首相，表明波旁王室在人们的心中已威 信荡然，体面全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出来宣传进步的思想，鼓吹进行 社会变革。
本笃会神父本尼托·热罗尼姆·菲依霍(1676—1764)最早出来倡导理性，猛烈抨击迷 信和愚昧的思想，他可以说是西班牙启蒙思想的最早倡导者。彼得罗·康波曼内斯(172 3—1802)是一位重农派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他曾担任财政大臣一职达25年之 久，主张不能仅靠美洲的金银财宝来维持西班牙的生存，而应通过发展农业来促进本国 经济的增长。康波曼内斯在任内积极推行粮食自由的政策，加强了宗主国和美洲殖民地 之间的联系，使双方均能从中受益。他努力研究祖国的历史、法制和法律诸问题，反对 盲目仿效法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西班牙的教育事业一度很有起色。加斯帕尔·霍韦 利亚诺斯(1744—1811)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生都为西班牙的改革事业奔走呼号，深 得人民的爱戴。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一贯强调：“国民教育当然是国家的一项紧急 任务，任何一个乡村，任何一个市镇都不应当没有学校。任何一个穷人也不应当被剥夺 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国民教育是增加国家力量和荣誉的最简单的方法。”霍韦利亚诺 斯曾任法官，并曾在财政部供职，同时又从事文学创作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经济思想 上，他最初推崇重商主义，后来转而拥护重农学派，最后则成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因 思想激进，霍韦利亚诺斯于1788年遭流放，期间创立了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学院”， 宣传启蒙思想。1795年，他正式提出有关土地改革的备忘录，主张将教会的土地无偿分 配给农民，取消长子继承权，农村公社的土地则应出售给农民，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注：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1808—1917》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第19 页。)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不少进步人士的赞许，但同时也招来反对派的仇恨与迫害。 他于1801年被捕，囚禁于巴利阿里群岛，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但他不畏强暴，公开致函 查理四世，庄严宣称：“压迫我这无罪的人，就威胁着全西班牙的无罪者；取消了我的 自由，也就威胁着我所有同胞的自由。”1808年半岛战争开始后，霍韦利亚诺斯才获释 ，随即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曾在中央洪他中供职，后因积劳成疾，于1811年去 世。
何塞·曼尼亚诺(1728—1808)具有自由主义倾向，长期在政界活动。自1777年至1792 年的15年间一直担任首相职务，最后被册封为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其间他在政治上取 缔了耶稣会，并将耶稣会教徒全部逐出西班牙。在经济上则努力修筑道路，开凿水渠， 改善城市设施，颇有建树。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却成为一个道 地的保守派，顽固地反对在国内进行任何变革。
彼得罗·阿朗达(1718—1799)曾受过启蒙思想的薰陶，和伏尔泰有过一段交往，倾向 在西班牙进行变革。他也在政府供职过，主张驱逐耶稣会教徒，但政绩不够显著。
这样，在18和19两个世纪之交，正当西班牙社会历经动荡不安的时候，在思想界和政 治舞台上也出现了一批呼吁变革的有识之士。他们一般都受法国启蒙思想的薰陶，但所 宣传和鼓吹的却是“西班牙化”的启蒙思想，也就是并不停留在单纯介绍伏尔泰、孟德 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体系上，而是把外来的启蒙思想和西班牙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希 望能够借此推动西班牙社会走上变革的道路。
一场意想不到的外来入侵从上到下震憾了西班牙社会，使本来受压抑的启蒙思想破土 而出，广泛传播，同时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战争引起革命
1808年初，10万法国侵略军汹涌进入西班牙领土。拿破仑随即又在法西边境小城巴荣 纳设下圈套，软禁了查理四世父子，并诱逼他们让出王位。一时马德里等大城市纷纷易 手，拿破仑开动的战争机器大有一口吞下西班牙之势。
就在王室被拘，仓促组成的摄政会又无力治理国家的时候，群龙无首的西班牙人民遂 奋起抗争。自身蕴藏着巨大的活力，然而长期受到专制政府压制的西班牙人民乘着天下 大乱的时机，挣脱了枷锁，顿时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当时多亏 拿破仑，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那些在相反情况下会阻碍西班 牙人民表现自己的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6页。)
西班牙人民在历史上曾经英勇斗争800多年，推翻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后来又在西半 球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进行过征服和开发，长期雄踞于欧、美两洲。只是相继统治他们的 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不仅内政腐败，而且对外战争也屡屡失利，致使西班牙逐渐失 去大国的地位，最终沦为欧洲列强的附庸，西班牙人民也长期过着屈辱和压抑的生活。 然而一旦腐朽的王朝土崩瓦解时，人民便有机会重新走到历史的前台，挑起保卫国土和 维护民族尊严的重担。
长期从事半岛战争史研究的著名史学家孔纳尔认为，半岛战争对西班牙来说，既是个 “混乱时期”，又是一个“富有成效和具有决定性的阶段”，因为“在反对侵略者的斗 争中”，西班牙“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并且过着一种狂热而有激情的生活”，正是这种 激荡才使“西班牙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注：P·孔纳尔：《拿破仑和加泰罗尼亚1808 —1814》，巴黎，1910年，前言、第1页。)可见战争为西班牙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利条 件。
西班牙人民在战争中作出了最大牺牲，他们不仅失去家园，而且还要献出生命，估计 战争中伤亡达百万人。(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 第5卷，巴塞罗那，1982年，9页。)既然他们已为祖国作出了贡献，那末在战争结束后 又会得到什么回报呢?难道依然是贫困潦倒，毫无自由，横遭剥削吗?正如一位进步政治 家西盖罗埃斯在战争期间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为了拯救祖国贡献出一切的人民向你们 要求什么奖赏呢?人民非但不要求奖赏，而且既没有留下住房，也没有留下孩子们的面 包就奔赴战场，决心以一死完成祖国期望他们作出的牺牲……如果胜利者成功地把敌人 打退到比利牛斯山的那一边，那末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奖赏呢?如果他们看到的是荒废 的乡村，毁坏了的房屋，流浪的贫穷家庭，以及布满了为渴望自由而牺牲的朋友们的原 野，那么他们就会对你们提出严厉的指责……”(注：伊·伊林娜：《哥雅评传》，人 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另一位署名为拉斐尔·普罗库朗特的作者也在所撰 写的题为“爱国主义”的一文中指出：在战争中受苦受难，流血流汗的尽是穷人，战后 应帮助他们消除贫困，使他们得到公正的待遇。
西盖埃罗斯和普罗库朗特的呼吁得到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应利用 战争之机，尽快进行变革，以促成西班牙社会的进步。
不仅如此，战争期间还更加凸现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不再仅仅是受怜悯的对象，开 始跃登历史舞台，扮演起主要的角色。当西班牙政府军在法军的打击下屡战皆北的时候 ，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游击队却在各地涌现，成为抗战的主力。领导这些游击队的英雄 人物一般都来自底层，他们既英勇善战，又具有平民意识，经过战争的磨练，更牢固地 树立起争取民主和进步的信念。
里埃哥是一位著名的抗法英雄，经历过被俘和流亡的生涯，后来成为1820年革命的领 袖，并于1823年牺牲。
恩佩西那多，意为“坚毅者”，原名马丁·迪亚士，自法军入侵之日起便高举抗法的 大旗，转战各地，功勋卓著，深得人民的爱戴。从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展示的献身精神中 ，恩佩西那多也受到了教育，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1814年3月20日 ，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在致“总编辑人报”的一封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只不 过是一个普通的西班牙人而已，我的信条是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以及它最大的繁荣和昌 盛。”(注：德尔加多：《独立战争：宣言、命令和战士》，(马德里)民族出版社，197 9年，第285页。)恩佩西那多参加1820年革命，还曾在1823年试图救出身陷囹圄的革命 领袖里埃哥，失败后流亡葡萄牙。1825年回国时被执，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他 用生命和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弗朗西斯科·米纳所率领的游击队曾拥有万余名战士，在战斗中多次获胜，使侵略者 闻风丧胆。斐迪南七世回国后，他立即发动反对专制政权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积 极参加1820年革命，率起义战士抗击入侵的法军，受挫后再次流亡国外。后又参加1834 年开始的第三次革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位争取民主的不屈战士。他的侄子哈维 埃尔·米纳也是一位游击队领袖，坚持反对斐迪南七世反动统治的斗争，后赴拉美声援 墨西哥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817年在当地光荣牺牲。(注：《简明百科词典》第7版， 马德里，1957年，第897至898页。)还有一些游击队领袖，如外号“小爵士”的迪亚士 ·玻利埃尔和路易·拉西也先后在1815年和1817年发动反对专制政府的起义，并都惨死 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这些游击队的英雄们不仅为捍卫祖国的独立和荣誉立下丰功伟绩， 而且还传播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献身于争取进步的事业，使独立战争带上激进的色彩。
著名史学家洛维特指出，独立战争“使西班牙历史的发展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使 旧制度中腐烂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并解放了18世纪下半期，尤其是1789年法国革命后 所有积累起来的积极成分。”(注：G·H·洛维特：《拿破仑和现代西班牙之诞生》第2 卷，纽约大学，1965年，第483页。)正是在战争的这种特殊条件下，西班牙发生了19世 纪的第一次革命，出现了历史上常见的战争引起革命的现象。
三 加的斯议会和宪法
1810年的秋天，西班牙举行选举，召开了制宪议会，标志着战争已越来越带有革命的 性质。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洪他，以及随后成立的摄政会威信全无，国家迫切需要一个 有威望的领导作战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高涨，希望制订一部宪法 ，使战后的西班牙能走上一条进步和繁荣的道路。总之，到那时候，绝大多数西班牙人 都认识到国家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再要恢复到戈多伊那个专制独裁的时代已不可能了 。(注：J·维森斯·维威斯：《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5卷，巴塞罗那，198 2年，第287页。)
尽管当时战火纷飞，但还是选出了308名代表，其中高级官员101人，教士97人，自由 职业者82人，商人5名……这些代表大都来自沿海地区，因此思想比较进步。由于交通 困难等种种不利条件，9月24日议会正式召开时，到会的代表约百余人。他们当中30人 为保守派，其余为改革派，大都均持温和观点，激进的改革派和极端保守派均为极少数 。改革派的领袖有萨拉曼卡大学校长托莱罗、萨拉戈萨保卫战的英雄德罗萨斯、来自西 班牙殖民地有“美洲米拉波”之称的梅西埃等，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则为来自加泰罗尼亚 的克罗斯、奥斯托拉萨等。议会的地址设在加的斯，这是一座开放性的沿海商业城市， 城内充满着一种自由宽松的气氛，有利于议会工作的进行。在议会中首先讨论的是有关 出版自由的问题。改革派和保守派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11月10日，议会正 式颁布有关出版自由的法令，它确认了出版自由的法令，但同时又规定一切有关宗教问 题的书刊仍须经教会审定，不得随意发行。
1811年8月6日，议会通过了取消领主制度的法令，宣布取消封建地主迄今所享有的特 权，这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紧接着，议会又通过法令，规定军校和海军院校将招收来 自各阶层的所有正派青年，使特权阶层从此失去对军队的垄断。
在进行上述议程的同时，议会又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到制订宪法的问题上去。宪法委员 会由15人组成，其中9人为律师，6人为僧侣，主席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托莱罗。经过长 时期的准备，宪法委员会终于在1811年8月18日向议会提出了第一份报告，此后又就新 宪法草案进行了5个多月的讨论。在宗教这样重大问题上，改革派和保守派很快找到了 共同语言。改革派认为当时西班牙人民正在“国王、祖国、宗教”的旗帜下抗击侵略军 ，因此要提倡宗教宽容显然是不理智的。所以后来通过的宪法第十二条便明文规定：“ 西班牙国家的宗教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的和罗马的，即唯一真正的宗教。国家 以英明的、公正的法律保护它，并禁止奉行任何其他宗教。”(注：J·德斯戈拉：《自 起源直至今日之西班牙史》，法国法耶尔出版社，1979年，第369至370页。)宪法草案的第三条共含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涉及民族主权及民族立法权，在议会顺利获得通 过，但第二部分规定人民可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政府形式，经过激烈辩论后却遭否决。 宪法草案的第18条和22条宣布西属美洲人民均为西班牙公民，和宗主国人民完全平等， 但非洲人的后裔却被排斥在外。
1812年3月19日，议会正式公布宪法，它共含10章，计384条，洋洋洒洒，涵盖了当时 西班牙社会的方方面面。
宪法第2条庄严宣告：“西班牙民族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 家族和任何一个人的遗产。”
宪法第4条规定，西班牙民族所有成员的公民自由、财产以及一切合法权利均应得到保 障。
宪法还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每两年选举一次的一院制议会。议会每年3月1日应 在首都召开，为期不得少于3个月，它具有和外国签约等各种权力，各部大臣均应向议 会负责。
根据宪法，西班牙各地区均实施地方自治，并应推进累进所得税、实行义务教育制和 普遍兵役制等。
宪法第14条指出，西班牙是受到约束的世袭王朝。而第127条则界定了国王所拥有的权 力：禁止国王随意中断和解散议会；未经国会允许，国王不得擅自出国；未经国会允许 ，国王不得与外国签订进攻性的同盟条约……(注：J·R·埃梅：《西班牙独立战争》 ，巴黎，1973年，第128页。)
宪法正式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应良好。马克思后来对它曾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指出： “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 要的古法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4页。 )
此后加的斯议会继续工作，于1812年6月22日颁布废除什一税的法令，并着手封闭修道 院和没收其财产。
1813年2月22日议会发布取消宗教裁判所的法令，指出天主教虽应受到保护，但宗教裁 判所却是与宪法不相容的，此后异教徒应按世俗法律加以审判。议会还试图在经济领域 中有所作为，于1813年6月8日颁布法令，宣布取消国内关卡，准许农作物自由流通，并 取消行会制度(后该法令延至1834年1月始得实行)。(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 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5卷，巴塞罗那，1982年，第174页。)
这样，随着进步法令一个接着一个地颁布，特别是1812年宪法的颁布，革命也就在炮 火连天的西班牙持续向前推进。
四 一场夭折的革命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革命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1814年3月22日，斐迪南 七世带着一大批随从越过边境，神气活现地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土。当加泰罗尼亚省 长恭恭敬敬地把1812年宪法的文本交给这位暴君时，后者竟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上 一眼，便把它塞进了马车的座垫下。
反革命从此时就开始了：1813年新选举的议会被解散；省和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均被取 消；重新恢复宗教裁判所；重开修道院，发还其已被充公的土地；清洗军队，解除游击 队领袖指挥官职务；1812年的宪法被废除……一句话，革命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反革 命的统治却延续了6年之久，直到1820年新的革命爆发时，局势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出现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就此作一认真的探讨。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革命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制宪议会的所在地加的斯 长期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所颁布的法令，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也很少 感兴趣，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所以便出现了“在累翁岛(制宪会议最初的召开地— —本文作者)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局面(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3页。)。这无异是西班牙革命的一 个弱点。
拿破仑在侵略西班牙的同时，为蛊惑人心，有时也打出法国大革命的旗号，如在1808 年底发表的文告中便宣布要取消封建权利和宗教裁判所(注：米涅：《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68页。)。因此，尽管此后加的斯议会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 但其意义却不够突出，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1812年颁布的宪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同 时也包含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如一院制的共和国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1812年宪法有明显的无法付诸实践的印记，现代民族在它们精神复苏的时代所制订的宪 法都有这个特征。充满着和社会复兴过程开始时无法分离的高贵的幻想。”(注：马克 思《革命的西班牙》第九篇文章，转引自《苏共党史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第5 页。)
除了上述诸因素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独立战争带有鲜明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形成西班牙人民反法斗 争的一大优势。正如著名史学家伦顿代利在1831年出版的《半岛战争史》中所写的：“ 爱国主义的热情……栖身于农村居民之中……在世界上任何地区也很难找到比埃布罗河 畔种植葡萄的农民那样更美好和更忠诚的人。”(注：V·伦顿代利：《半岛战争史》， 巴黎，1831年，第1卷，第18至19页。)中、下层僧侣，甚至一部分上层僧侣或出于爱国 之心，或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也都投身到这场反侵略的斗争中去，并扮演起主导的角 色。他们打出宗教的旗帜，在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这样的情 况下，宗教情绪一向很浓的西班牙人民便把拿破仑的侵略和法国启蒙思想及法国大革命 等同起来，把所有的法国人都视为异教徒，把所有法国的进步思潮都斥之为异端邪说。 战争期间一份广为散发的教义上写道：法国人是“过去的基督教徒，现在的异教徒”， 而他们之所以堕落，则是由于“假哲学和他们的邪恶放荡的风俗”(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14页。)。于是，独立战争又必然带上了宗教 的色彩。一位曾参加过半岛战争的法国将军马尔博认为：“宗教狂热和对祖国神圣的爱 激发了他们(指西班牙人民——本文作者)的勇气，他们盲目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的意旨 。”(注：马尔博：《马尔博男爵将军回忆录》第2卷，巴黎，1891年，第100页。)另一 位到过西班牙的法国军官德罗加则强调：西班牙人的“爱国主义是宗教性的”，而这种 “宗教式的爱国主义会使民族永远不会驯服”。而著名的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 约则断言：这场独立战争实质上是“宗教反对18世纪思想的战争”。
除去宗教的因素外，王室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虽然早在战争爆 发前，查理四世和戈多伊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消灭殆尽，但王太子斐迪南奸诈残忍的真面 目尚未完全暴露，因此在软禁于法国期间便自然而然地被群众视为“童话中被大盗虐待 和幽禁的王子”，成为又一面抗战的旗帜。不少西班牙人正是喊着“斐迪南七世万岁” 的口号奔赴战场，走向刑场的。这样，历史的背景、文化的传统便和现实结合在一起， 共同举出了“国王、宗教、祖国”的抗战大旗，引导西班牙人民走向胜利，同时也使这 场战争具有极其复杂的性质。
马克思对此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指出：“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 动性质……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看起来，整 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 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 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马……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热的，因为它拥护‘圣教 ’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7、468页。)正因为如此，以独立战争为 载体的这场西班牙革命便显得如此脆弱，禁不起反动势力的打击。
最后我们不妨再从农村中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来对这场革命作一审视。毫无疑问，摧 毁农村中的封建制度是西班牙革命的首要任务，当时的改革派确实也曾试图在这方面有 所作为，希望能改变地主占有制，使广大的农民能分到土地。
1811年夏秋之交，在加的斯议会中改革派曾建议用王室的土地、荒地和公社土地联合 组成公共土地，其中的一半予以出售，而另一半则分成小块，分配给复员的士兵和最贫 穷的农民，但因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未被采纳。8月6日虽在议会通过取消领主制度 的法令，但未触及土地问题。以后迫于农民要求土地呼声的高涨，加的斯议会才在1812 年6月17日颁布法令，规定在法军入侵的过程中凡被侵略军或其下属机构解散、撤消以 及重新组合的教会、世俗及公共土地均一律收归为国家财产。1813年1月4日，议会又颁 布法令，规定所有私人地产及荒地均可重新分割，变为个人财产，其第一步则是由国家 没收，变为公有土地。其中1/2出售给私人，另有1/2则在士兵和急需土地的贫苦农民中 分配。同年6月8日，议会下令查封所有地主的大庄园，准备日后将其分割后再予以出售 。(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4卷，巴塞罗那，1 982年，第25、26页。)初看起来，似乎在西班牙正在进行一场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然 而遗憾的是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土改法令均停留在字面上，无一得以贯彻执行。随着斐迪 南七世回国的大笔一挥，这些法令均被废止，西班牙农民从革命中并未分得一寸土地。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直接决定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只有在农民获得土地后，资产 阶级才能在国内获得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政治支柱，否则必然会削弱自己的统治， 经不起任何波折。这次革命的夭折对此后西班牙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 革命中未得寸土的农民从此很自然地站到保守阵营的一边，在两次卡洛斯战争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尽管在1820年后，西班牙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前后有4次之多，但均未能 使西班牙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1931年爆发的西班牙革命终于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而此时离开第一次革命已有一 个多世纪的光阴。西班牙革命如此漫长和曲折与第一次夭折的革命不无关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2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3年05期第116～122页
【作者简介】金重远，1934年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 【内容提要】 | 发生在1807年至1814年拿破仑对比利牛斯半岛的入侵和西班牙人民进行的英勇抗战，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半岛战争，又称为独立战争。它实质上也是西班牙19世纪的第一次革 命，其间，该国社会历经了种种变革。 |
一 变革的呼声四起
19世纪初的西班牙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 小型工厂，和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相比，有着很大差距。在全国的300 多万自立人口中，贵族约40余万人，僧侣则为17万人左右，两者加起来，也只占很小的 比例。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财富：前者共管辖17个城市、2538个城镇和8818个村庄；而 后者则下辖有3个城市、402座城镇和1280个村庄。可以说整个西班牙都在他们手中。( 注：P·维拉尔：《西班牙史》，法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在农村则存 在着浓厚的封建生产关系。贵族拥有的土地多达1800多万公顷，而教会占有的土地则为 590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1%和17%。而广大的农民则缺地或少地，或者根 本没有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依附地位。(注：C·E·查普曼：《西班牙史》， 纽约，1927年，第414页。)天主教在西班牙享有种种特权。1808年时，全国共有3万个 修道院、1.9万个供弥撒用的教堂和近10万个各种等级的神职人员。教会不仅经济上富 有，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很大影响，常能左右全国政局。(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3页。)
19世纪初的西班牙可说是个赤贫的国家。自18世纪末起，国库便常年空虚，几乎每年 都是入不敷出。最初是年财政赤字1.5亿里亚尔，1797年便猛增至8亿里亚尔，1801年又 达到12亿里亚尔，1807年竟为70亿里亚尔，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从18世纪 初开始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已日趋没落。查理四世夫妇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首相 掌握着朝政，他们不仅独断独行，专横霸道，而且昏庸无能，闭关自守，拒绝一切革新 。此外，王太子斐迪南还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王后玛丽亚·路易莎长期不和，经常明争 暗斗，搞得整个马德里宫廷不得安宁。在国际舞台上，西班牙由于国力不济，只能追随 法国，充当拿破仑的小伙伴，卷入英、法两国争霸欧洲的战争，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严 重损害了本国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大冲击，它唤醒了西班牙人民的觉悟。当时有人记叙道 ：在马德里“充满了即将暴动的征兆……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是法国人把那些不能管 理国家的老爷们赶跑的时候了，让他们来吧!我们很高兴接待他们’”。人民开始走上 街头，表达对腐朽政府的不满。1793年，群众在马德里街头集会，抗议戈多伊首相的专 横。1796年，马德里的洗衣妇公开谴责王后的奢侈无度，虽遭镇压，但却引起很大反响 。不仅下层人民开展反政府的斗争，而且上层社会也不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1807年， 卡斯蒂利亚议会公开抨击由戈多伊授意而颁发的一份国王训令，大声疾呼：“陛下!从 您长久陷在那里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吧!是时候了，已经是您摆脱那两个缠绕着您的 微不足道的淫男荡女的时候了!”(注：伊·伊林娜：《哥雅评传》，美术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0页。)，把矛头直指王后和戈多伊首相，表明波旁王室在人们的心中已威 信荡然，体面全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出来宣传进步的思想，鼓吹进行 社会变革。
本笃会神父本尼托·热罗尼姆·菲依霍(1676—1764)最早出来倡导理性，猛烈抨击迷 信和愚昧的思想，他可以说是西班牙启蒙思想的最早倡导者。彼得罗·康波曼内斯(172 3—1802)是一位重农派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他曾担任财政大臣一职达25年之 久，主张不能仅靠美洲的金银财宝来维持西班牙的生存，而应通过发展农业来促进本国 经济的增长。康波曼内斯在任内积极推行粮食自由的政策，加强了宗主国和美洲殖民地 之间的联系，使双方均能从中受益。他努力研究祖国的历史、法制和法律诸问题，反对 盲目仿效法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西班牙的教育事业一度很有起色。加斯帕尔·霍韦 利亚诺斯(1744—1811)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生都为西班牙的改革事业奔走呼号，深 得人民的爱戴。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一贯强调：“国民教育当然是国家的一项紧急 任务，任何一个乡村，任何一个市镇都不应当没有学校。任何一个穷人也不应当被剥夺 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国民教育是增加国家力量和荣誉的最简单的方法。”霍韦利亚诺 斯曾任法官，并曾在财政部供职，同时又从事文学创作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经济思想 上，他最初推崇重商主义，后来转而拥护重农学派，最后则成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因 思想激进，霍韦利亚诺斯于1788年遭流放，期间创立了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学院”， 宣传启蒙思想。1795年，他正式提出有关土地改革的备忘录，主张将教会的土地无偿分 配给农民，取消长子继承权，农村公社的土地则应出售给农民，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注：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1808—1917》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第19 页。)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不少进步人士的赞许，但同时也招来反对派的仇恨与迫害。 他于1801年被捕，囚禁于巴利阿里群岛，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但他不畏强暴，公开致函 查理四世，庄严宣称：“压迫我这无罪的人，就威胁着全西班牙的无罪者；取消了我的 自由，也就威胁着我所有同胞的自由。”1808年半岛战争开始后，霍韦利亚诺斯才获释 ，随即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曾在中央洪他中供职，后因积劳成疾，于1811年去 世。
何塞·曼尼亚诺(1728—1808)具有自由主义倾向，长期在政界活动。自1777年至1792 年的15年间一直担任首相职务，最后被册封为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其间他在政治上取 缔了耶稣会，并将耶稣会教徒全部逐出西班牙。在经济上则努力修筑道路，开凿水渠， 改善城市设施，颇有建树。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却成为一个道 地的保守派，顽固地反对在国内进行任何变革。
彼得罗·阿朗达(1718—1799)曾受过启蒙思想的薰陶，和伏尔泰有过一段交往，倾向 在西班牙进行变革。他也在政府供职过，主张驱逐耶稣会教徒，但政绩不够显著。
这样，在18和19两个世纪之交，正当西班牙社会历经动荡不安的时候，在思想界和政 治舞台上也出现了一批呼吁变革的有识之士。他们一般都受法国启蒙思想的薰陶，但所 宣传和鼓吹的却是“西班牙化”的启蒙思想，也就是并不停留在单纯介绍伏尔泰、孟德 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体系上，而是把外来的启蒙思想和西班牙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希 望能够借此推动西班牙社会走上变革的道路。
一场意想不到的外来入侵从上到下震憾了西班牙社会，使本来受压抑的启蒙思想破土 而出，广泛传播，同时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战争引起革命
1808年初，10万法国侵略军汹涌进入西班牙领土。拿破仑随即又在法西边境小城巴荣 纳设下圈套，软禁了查理四世父子，并诱逼他们让出王位。一时马德里等大城市纷纷易 手，拿破仑开动的战争机器大有一口吞下西班牙之势。
就在王室被拘，仓促组成的摄政会又无力治理国家的时候，群龙无首的西班牙人民遂 奋起抗争。自身蕴藏着巨大的活力，然而长期受到专制政府压制的西班牙人民乘着天下 大乱的时机，挣脱了枷锁，顿时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当时多亏 拿破仑，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那些在相反情况下会阻碍西班 牙人民表现自己的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6页。)
西班牙人民在历史上曾经英勇斗争800多年，推翻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后来又在西半 球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进行过征服和开发，长期雄踞于欧、美两洲。只是相继统治他们的 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不仅内政腐败，而且对外战争也屡屡失利，致使西班牙逐渐失 去大国的地位，最终沦为欧洲列强的附庸，西班牙人民也长期过着屈辱和压抑的生活。 然而一旦腐朽的王朝土崩瓦解时，人民便有机会重新走到历史的前台，挑起保卫国土和 维护民族尊严的重担。
长期从事半岛战争史研究的著名史学家孔纳尔认为，半岛战争对西班牙来说，既是个 “混乱时期”，又是一个“富有成效和具有决定性的阶段”，因为“在反对侵略者的斗 争中”，西班牙“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并且过着一种狂热而有激情的生活”，正是这种 激荡才使“西班牙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注：P·孔纳尔：《拿破仑和加泰罗尼亚1808 —1814》，巴黎，1910年，前言、第1页。)可见战争为西班牙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利条 件。
西班牙人民在战争中作出了最大牺牲，他们不仅失去家园，而且还要献出生命，估计 战争中伤亡达百万人。(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 第5卷，巴塞罗那，1982年，9页。)既然他们已为祖国作出了贡献，那末在战争结束后 又会得到什么回报呢?难道依然是贫困潦倒，毫无自由，横遭剥削吗?正如一位进步政治 家西盖罗埃斯在战争期间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为了拯救祖国贡献出一切的人民向你们 要求什么奖赏呢?人民非但不要求奖赏，而且既没有留下住房，也没有留下孩子们的面 包就奔赴战场，决心以一死完成祖国期望他们作出的牺牲……如果胜利者成功地把敌人 打退到比利牛斯山的那一边，那末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奖赏呢?如果他们看到的是荒废 的乡村，毁坏了的房屋，流浪的贫穷家庭，以及布满了为渴望自由而牺牲的朋友们的原 野，那么他们就会对你们提出严厉的指责……”(注：伊·伊林娜：《哥雅评传》，人 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另一位署名为拉斐尔·普罗库朗特的作者也在所撰 写的题为“爱国主义”的一文中指出：在战争中受苦受难，流血流汗的尽是穷人，战后 应帮助他们消除贫困，使他们得到公正的待遇。
西盖埃罗斯和普罗库朗特的呼吁得到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应利用 战争之机，尽快进行变革，以促成西班牙社会的进步。
不仅如此，战争期间还更加凸现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不再仅仅是受怜悯的对象，开 始跃登历史舞台，扮演起主要的角色。当西班牙政府军在法军的打击下屡战皆北的时候 ，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游击队却在各地涌现，成为抗战的主力。领导这些游击队的英雄 人物一般都来自底层，他们既英勇善战，又具有平民意识，经过战争的磨练，更牢固地 树立起争取民主和进步的信念。
里埃哥是一位著名的抗法英雄，经历过被俘和流亡的生涯，后来成为1820年革命的领 袖，并于1823年牺牲。
恩佩西那多，意为“坚毅者”，原名马丁·迪亚士，自法军入侵之日起便高举抗法的 大旗，转战各地，功勋卓著，深得人民的爱戴。从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展示的献身精神中 ，恩佩西那多也受到了教育，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1814年3月20日 ，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在致“总编辑人报”的一封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只不 过是一个普通的西班牙人而已，我的信条是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以及它最大的繁荣和昌 盛。”(注：德尔加多：《独立战争：宣言、命令和战士》，(马德里)民族出版社，197 9年，第285页。)恩佩西那多参加1820年革命，还曾在1823年试图救出身陷囹圄的革命 领袖里埃哥，失败后流亡葡萄牙。1825年回国时被执，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他 用生命和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弗朗西斯科·米纳所率领的游击队曾拥有万余名战士，在战斗中多次获胜，使侵略者 闻风丧胆。斐迪南七世回国后，他立即发动反对专制政权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积 极参加1820年革命，率起义战士抗击入侵的法军，受挫后再次流亡国外。后又参加1834 年开始的第三次革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位争取民主的不屈战士。他的侄子哈维 埃尔·米纳也是一位游击队领袖，坚持反对斐迪南七世反动统治的斗争，后赴拉美声援 墨西哥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817年在当地光荣牺牲。(注：《简明百科词典》第7版， 马德里，1957年，第897至898页。)还有一些游击队领袖，如外号“小爵士”的迪亚士 ·玻利埃尔和路易·拉西也先后在1815年和1817年发动反对专制政府的起义，并都惨死 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这些游击队的英雄们不仅为捍卫祖国的独立和荣誉立下丰功伟绩， 而且还传播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献身于争取进步的事业，使独立战争带上激进的色彩。
著名史学家洛维特指出，独立战争“使西班牙历史的发展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使 旧制度中腐烂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并解放了18世纪下半期，尤其是1789年法国革命后 所有积累起来的积极成分。”(注：G·H·洛维特：《拿破仑和现代西班牙之诞生》第2 卷，纽约大学，1965年，第483页。)正是在战争的这种特殊条件下，西班牙发生了19世 纪的第一次革命，出现了历史上常见的战争引起革命的现象。
三 加的斯议会和宪法
1810年的秋天，西班牙举行选举，召开了制宪议会，标志着战争已越来越带有革命的 性质。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洪他，以及随后成立的摄政会威信全无，国家迫切需要一个 有威望的领导作战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高涨，希望制订一部宪法 ，使战后的西班牙能走上一条进步和繁荣的道路。总之，到那时候，绝大多数西班牙人 都认识到国家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再要恢复到戈多伊那个专制独裁的时代已不可能了 。(注：J·维森斯·维威斯：《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5卷，巴塞罗那，198 2年，第287页。)
尽管当时战火纷飞，但还是选出了308名代表，其中高级官员101人，教士97人，自由 职业者82人，商人5名……这些代表大都来自沿海地区，因此思想比较进步。由于交通 困难等种种不利条件，9月24日议会正式召开时，到会的代表约百余人。他们当中30人 为保守派，其余为改革派，大都均持温和观点，激进的改革派和极端保守派均为极少数 。改革派的领袖有萨拉曼卡大学校长托莱罗、萨拉戈萨保卫战的英雄德罗萨斯、来自西 班牙殖民地有“美洲米拉波”之称的梅西埃等，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则为来自加泰罗尼亚 的克罗斯、奥斯托拉萨等。议会的地址设在加的斯，这是一座开放性的沿海商业城市， 城内充满着一种自由宽松的气氛，有利于议会工作的进行。在议会中首先讨论的是有关 出版自由的问题。改革派和保守派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11月10日，议会正 式颁布有关出版自由的法令，它确认了出版自由的法令，但同时又规定一切有关宗教问 题的书刊仍须经教会审定，不得随意发行。
1811年8月6日，议会通过了取消领主制度的法令，宣布取消封建地主迄今所享有的特 权，这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紧接着，议会又通过法令，规定军校和海军院校将招收来 自各阶层的所有正派青年，使特权阶层从此失去对军队的垄断。
在进行上述议程的同时，议会又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到制订宪法的问题上去。宪法委员 会由15人组成，其中9人为律师，6人为僧侣，主席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托莱罗。经过长 时期的准备，宪法委员会终于在1811年8月18日向议会提出了第一份报告，此后又就新 宪法草案进行了5个多月的讨论。在宗教这样重大问题上，改革派和保守派很快找到了 共同语言。改革派认为当时西班牙人民正在“国王、祖国、宗教”的旗帜下抗击侵略军 ，因此要提倡宗教宽容显然是不理智的。所以后来通过的宪法第十二条便明文规定：“ 西班牙国家的宗教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的和罗马的，即唯一真正的宗教。国家 以英明的、公正的法律保护它，并禁止奉行任何其他宗教。”(注：J·德斯戈拉：《自 起源直至今日之西班牙史》，法国法耶尔出版社，1979年，第369至370页。)宪法草案的第三条共含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涉及民族主权及民族立法权，在议会顺利获得通 过，但第二部分规定人民可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政府形式，经过激烈辩论后却遭否决。 宪法草案的第18条和22条宣布西属美洲人民均为西班牙公民，和宗主国人民完全平等， 但非洲人的后裔却被排斥在外。
1812年3月19日，议会正式公布宪法，它共含10章，计384条，洋洋洒洒，涵盖了当时 西班牙社会的方方面面。
宪法第2条庄严宣告：“西班牙民族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 家族和任何一个人的遗产。”
宪法第4条规定，西班牙民族所有成员的公民自由、财产以及一切合法权利均应得到保 障。
宪法还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每两年选举一次的一院制议会。议会每年3月1日应 在首都召开，为期不得少于3个月，它具有和外国签约等各种权力，各部大臣均应向议 会负责。
根据宪法，西班牙各地区均实施地方自治，并应推进累进所得税、实行义务教育制和 普遍兵役制等。
宪法第14条指出，西班牙是受到约束的世袭王朝。而第127条则界定了国王所拥有的权 力：禁止国王随意中断和解散议会；未经国会允许，国王不得擅自出国；未经国会允许 ，国王不得与外国签订进攻性的同盟条约……(注：J·R·埃梅：《西班牙独立战争》 ，巴黎，1973年，第128页。)
宪法正式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应良好。马克思后来对它曾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指出： “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 要的古法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4页。 )
此后加的斯议会继续工作，于1812年6月22日颁布废除什一税的法令，并着手封闭修道 院和没收其财产。
1813年2月22日议会发布取消宗教裁判所的法令，指出天主教虽应受到保护，但宗教裁 判所却是与宪法不相容的，此后异教徒应按世俗法律加以审判。议会还试图在经济领域 中有所作为，于1813年6月8日颁布法令，宣布取消国内关卡，准许农作物自由流通，并 取消行会制度(后该法令延至1834年1月始得实行)。(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 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5卷，巴塞罗那，1982年，第174页。)
这样，随着进步法令一个接着一个地颁布，特别是1812年宪法的颁布，革命也就在炮 火连天的西班牙持续向前推进。
四 一场夭折的革命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革命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1814年3月22日，斐迪南 七世带着一大批随从越过边境，神气活现地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土。当加泰罗尼亚省 长恭恭敬敬地把1812年宪法的文本交给这位暴君时，后者竟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上 一眼，便把它塞进了马车的座垫下。
反革命从此时就开始了：1813年新选举的议会被解散；省和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均被取 消；重新恢复宗教裁判所；重开修道院，发还其已被充公的土地；清洗军队，解除游击 队领袖指挥官职务；1812年的宪法被废除……一句话，革命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反革 命的统治却延续了6年之久，直到1820年新的革命爆发时，局势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出现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就此作一认真的探讨。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革命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制宪议会的所在地加的斯 长期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所颁布的法令，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也很少 感兴趣，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所以便出现了“在累翁岛(制宪会议最初的召开地— —本文作者)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局面(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3页。)。这无异是西班牙革命的一 个弱点。
拿破仑在侵略西班牙的同时，为蛊惑人心，有时也打出法国大革命的旗号，如在1808 年底发表的文告中便宣布要取消封建权利和宗教裁判所(注：米涅：《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68页。)。因此，尽管此后加的斯议会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 但其意义却不够突出，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1812年颁布的宪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同 时也包含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如一院制的共和国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1812年宪法有明显的无法付诸实践的印记，现代民族在它们精神复苏的时代所制订的宪 法都有这个特征。充满着和社会复兴过程开始时无法分离的高贵的幻想。”(注：马克 思《革命的西班牙》第九篇文章，转引自《苏共党史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第5 页。)
除了上述诸因素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独立战争带有鲜明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形成西班牙人民反法斗 争的一大优势。正如著名史学家伦顿代利在1831年出版的《半岛战争史》中所写的：“ 爱国主义的热情……栖身于农村居民之中……在世界上任何地区也很难找到比埃布罗河 畔种植葡萄的农民那样更美好和更忠诚的人。”(注：V·伦顿代利：《半岛战争史》， 巴黎，1831年，第1卷，第18至19页。)中、下层僧侣，甚至一部分上层僧侣或出于爱国 之心，或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也都投身到这场反侵略的斗争中去，并扮演起主导的角 色。他们打出宗教的旗帜，在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这样的情 况下，宗教情绪一向很浓的西班牙人民便把拿破仑的侵略和法国启蒙思想及法国大革命 等同起来，把所有的法国人都视为异教徒，把所有法国的进步思潮都斥之为异端邪说。 战争期间一份广为散发的教义上写道：法国人是“过去的基督教徒，现在的异教徒”， 而他们之所以堕落，则是由于“假哲学和他们的邪恶放荡的风俗”(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14页。)。于是，独立战争又必然带上了宗教 的色彩。一位曾参加过半岛战争的法国将军马尔博认为：“宗教狂热和对祖国神圣的爱 激发了他们(指西班牙人民——本文作者)的勇气，他们盲目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的意旨 。”(注：马尔博：《马尔博男爵将军回忆录》第2卷，巴黎，1891年，第100页。)另一 位到过西班牙的法国军官德罗加则强调：西班牙人的“爱国主义是宗教性的”，而这种 “宗教式的爱国主义会使民族永远不会驯服”。而著名的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 约则断言：这场独立战争实质上是“宗教反对18世纪思想的战争”。
除去宗教的因素外，王室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虽然早在战争爆 发前，查理四世和戈多伊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消灭殆尽，但王太子斐迪南奸诈残忍的真面 目尚未完全暴露，因此在软禁于法国期间便自然而然地被群众视为“童话中被大盗虐待 和幽禁的王子”，成为又一面抗战的旗帜。不少西班牙人正是喊着“斐迪南七世万岁” 的口号奔赴战场，走向刑场的。这样，历史的背景、文化的传统便和现实结合在一起， 共同举出了“国王、宗教、祖国”的抗战大旗，引导西班牙人民走向胜利，同时也使这 场战争具有极其复杂的性质。
马克思对此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指出：“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 动性质……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看起来，整 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 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 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马……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热的，因为它拥护‘圣教 ’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7、468页。)正因为如此，以独立战争为 载体的这场西班牙革命便显得如此脆弱，禁不起反动势力的打击。
最后我们不妨再从农村中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来对这场革命作一审视。毫无疑问，摧 毁农村中的封建制度是西班牙革命的首要任务，当时的改革派确实也曾试图在这方面有 所作为，希望能改变地主占有制，使广大的农民能分到土地。
1811年夏秋之交，在加的斯议会中改革派曾建议用王室的土地、荒地和公社土地联合 组成公共土地，其中的一半予以出售，而另一半则分成小块，分配给复员的士兵和最贫 穷的农民，但因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未被采纳。8月6日虽在议会通过取消领主制度 的法令，但未触及土地问题。以后迫于农民要求土地呼声的高涨，加的斯议会才在1812 年6月17日颁布法令，规定在法军入侵的过程中凡被侵略军或其下属机构解散、撤消以 及重新组合的教会、世俗及公共土地均一律收归为国家财产。1813年1月4日，议会又颁 布法令，规定所有私人地产及荒地均可重新分割，变为个人财产，其第一步则是由国家 没收，变为公有土地。其中1/2出售给私人，另有1/2则在士兵和急需土地的贫苦农民中 分配。同年6月8日，议会下令查封所有地主的大庄园，准备日后将其分割后再予以出售 。(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4卷，巴塞罗那，1 982年，第25、26页。)初看起来，似乎在西班牙正在进行一场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然 而遗憾的是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土改法令均停留在字面上，无一得以贯彻执行。随着斐迪 南七世回国的大笔一挥，这些法令均被废止，西班牙农民从革命中并未分得一寸土地。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直接决定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只有在农民获得土地后，资产 阶级才能在国内获得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政治支柱，否则必然会削弱自己的统治， 经不起任何波折。这次革命的夭折对此后西班牙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 革命中未得寸土的农民从此很自然地站到保守阵营的一边，在两次卡洛斯战争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尽管在1820年后，西班牙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前后有4次之多，但均未能 使西班牙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1931年爆发的西班牙革命终于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而此时离开第一次革命已有一 个多世纪的光阴。西班牙革命如此漫长和曲折与第一次夭折的革命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