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苏“黄金时代”的比较研究
王家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3期第60～66页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国际政治系，吉林 长春 130012
王家福(1939-)，男，辽宁抚顺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国际战略学、世界人才学。
【关 键 词】美苏“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经济政策/社会政治效应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3-0060-07
20世纪20年代世界历史出现了美国与苏联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并推演出两种国 策性路径。两者历史进程不同，主旨色彩各异，但在经济、社会与政治过程三位一体的 交互效应上，却折射出相反相成的哲理。深入地开掘其这一哲理的内核，乃是特定国家 优化21世纪国策的一种战略性获得，从而更有益于走向未来的大千世界。
一、时代性站位：20世纪美苏的“黄金时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其突 出价值在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两者如何在国策运作中“辩证”地牵手， 以求携“手”共进。应该确认，这是一个永恒未解的难题。然而深入地研究显示，美苏 国策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性站位，为求解这一难题，从不同路径做出了旧题新解，并 令世人常解常新。
美国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谓的美国“黄金时代”，特指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 其标志是“经济繁荣是空前的”，并将在这里“最后战胜贫穷”；具体是指华伦·G.哈 定、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先后执政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 “这三届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经济发展的“黄金 时代”，却是个“投机发财”的时代，更是个“疯狂的20年代”。“对投机商、做股票 生意的人和巧于钻营者说来，2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1](P231)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典型的“泡沫经济”时代。它尽管其 后危害惨烈，但在彼时彼地却是光点闪闪；更重要的则是另一种色彩的“界碑”。“美 国经济政策从30年代大萧条之前到罗斯福再到里根似乎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从 罗斯福到里根及里根以后的这一段弧”[2](译序，P3)的引发与开启恰是基于这个“黄 金时代”。“大乱”引出“大治”，美国经济政策随后几经调整，为其真正的黄金时代 奠基。
国际事务专家所说的苏联“黄金时代”是指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即实施列宁提 出的“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 з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алитика)时 期。甚至西方斯拉夫事务专家一般也确认，“列宁的苏维埃俄国”，“开创了光辉灿烂 的新世界”；“战后第一个10年仍然不失为苏维埃历史上最自由、最丰富多彩、最富有 创造力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恢复十分迅速，“表现了非凡的延 续力量”；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工人平均生活水平已超过革命前夕，而农民生活 水平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好”。[3](P105，145)
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推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社会领域 实行绝对的控制；相对于这项政策，“新经济政策”则是相对的自由与灵活。后者对前 者是个180度的大转折。20世纪30年代初期，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面世。在国策上， 斯大林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转折，也近于180度；随后苏联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无非是在前者的“院内”盘行，直至在震惊世界中解体。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黄金时代”是“看不见的手”在呼唤着“看得见的手”，而 苏联的“黄金时代”则是“看得见的手”在捕寻着“看不见的手”。在世界历史上，它 可以被认定为“20世纪20年代现象”。两者的合成，就是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探索的 宏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国策难题。
优化国策，首先要注目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经济效能、社会张力、政治生态 融为一体，即把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三位一体”化，这是国家战略整体到位的核心 要素。本文基于这一机理以解读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
二、经济：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宏观审视
经济是基础。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三位一体”化，即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认 定：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因此才会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经济还是全方位的基础。经济的集中与分散，社会的统一与自由，政治的集权与分权 是辩证统一体。在国有经济存在条件下，集中、统一、集权是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分散、自由、分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每个国家都在集中与分 散、统一与自由、集权与分权上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结合点。其中，经济是核心， 就是把经济基石的厚重性、社会张力的整体性与政治生态的关键性溶为一体。因此，雄 心大志要从经济这个全方位基础做起。
依据经济是基础、是核心的命题，20世纪20年代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各自单一地把“市场”或“计划”机制绝对化；即前者把“自由放任”绝对 化，后者则把“高度集中”绝对化，两者都没有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结果被自身的绝对 化所否定了，令国家险象环生。
求实而论，在纵向的比较上，美苏“黄金时代”在各自国家都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 煌。但是，其中必败的条件也很简单，那就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优化”现有事物上 。
美国自开国以来就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时至一次战后，出现了1920年经济危机。经济 惨跌，破产丛生，约至1921年底，全国出现了475万人的失业大军，破产农民已达45万 人。1923年，柯立芝任美国总统，1924-1929年间，史称“柯立芝繁荣”，即所谓“黄 金时代”。
柯立芝认为，“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其政府就是“商业政府”。“柯立芝繁荣 ”是金融垄断资本家自由放任的平台，是股票投机者放纵投机的乐园。汽车、电力、无 线电、航空业及日用品业大批吸收先进科技成果，大力倡导管理科学的研究与应用。19 27年，福特A型汽车出厂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柯立芝宣称，美国人已进入了“人类历 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事实上，在20年代中期前后，全国失业人数一直在300-400万 人之间。柯立芝“对美国农民问题却毫不过问，其实农民们早已被政府排除在20世纪20 年代的大繁荣之外了。”[4](P271，274)
“柯立芝繁荣”在企业里强化利益主体刺激，在生产线上增加管理层次，膨胀无序化 竞争；而在工厂大门之外的失业大军却与日俱增。与商业息息相关的敛利企业机器隆隆 作响，而传统工业部门备受冷落。部分工业部门兴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所有一切险 情都高密度地聚集在金融体系上。自1924年以来，美国人人在投机，穷人或富人，老板 或工人都在玩股票。银行经纪人贷出35亿美元。股票价格人为地攀升，不能不使信贷人 承担风险。金融风暴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联邦银行应该“急刹车”。1928年1月 ，柯立芝总统非但没刹车，反而踩上加速器。他一反先例，宣称“放款不多”，这就是 白宫为股票泡沫的持续膨胀打了保票。
1929年3月，胡佛入主白宫。他笃信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并深信市场自行调节是“ 万能”的。作为共和党人，胡佛在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执掌商业部长达7年半，对“ 自由放任”主义“抱着醉心的幻想”，并宣称，“今天，我们美国比任何时代的任何国 家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穷。”[4](P278)然而时至1929年10月，震动资本世界的经济 危机倾刻爆发。过去人们稳如泰山的财富，被骤然间化为乌有而弄得目瞪口呆。当时纽 约街头流行的一首儿歌反映了其惨烈之状：“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响丧钟，华尔街发 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在20世纪20年代，同美国把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绝对化完全相反，苏联逐渐把“高 度集中”绝对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杰出之点在于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 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相结合。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原则，“不能由上面规定统一的办法”。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中央政府推行指令性计 划首先是由斯大林提出的。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提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 ，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 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5](P280)由于多方面极为复杂因素的 负面膨胀，造成了苏联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也就是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列宁先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转入新经济 政策时做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原则，而在于我们完全忘记 了合作制。”[6](P716)美苏“黄金时代”一个共生现象是重创农业与农民。1927年， 苏联农业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0%。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普通税”，还得奉上“贡 税”。仅在1925-1926年度，国家通过剪刀差就从农业中得到10亿卢布，约等于下一年 度的全部工业投资。[7](P63-64)实际上，这种卡农业、挖农村的政策，有可能使国家 与农民发生决裂的险情，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也未得消解。
斯大林体制排斥市场，美国“黄金时代”排斥“计划”。罗斯福认为，美国1929-1933 年经济危机“是由于缺乏计划造成的”，他的“新政”(New Deal)，诸如“全国产业复 兴法就反应着这种计划的观点”。[2](P19、20)这里所说的“计划”，就是特指在自由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进而获得政治效能，这是对完全自由放任的否 定。以后，里根对罗斯福，克林顿对里根进行了相应的否定，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这是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国策性路径，也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一超独霸”的一大战 略支点。
近百年来，一个大国与时俱进，不间断地求取“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这 是对其“黄金时代”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具有黄金价位的基点。美国该项国策的战略调 控效能为当代世界所仅见，鉴于苏联的教训，特别值得他国一思求百得。
三、社会：空间感与细密度的国策整合
如果说，美苏两个“黄金时代”从两个不同端点在经济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 的问题，那么两者却在社会事务上提出了豪富与赤贫间的控制尺度的共同性课题。近代 以来的世界一再表明，经济失策，必然导致社会失控。从特定角度观察问题，马克思的 《资本论》是论证资本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总进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 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运行的总图谱。时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了“经济——社会史 ”(Economic and History)，其代表人物认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动力，同 时又确信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更大的重要性。”[8](P21)大体同期，意大利出现 了社会是一个具有平衡性系统的社会体系的重要命题。
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与社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探索宏 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有效机制。20世纪20年代，美国与苏联都有“1/3的穷人”问题， 而在80年代中期前后都有35岁以上女性中有2/3离异的现象；它昭示了社会与经济同步 的复杂性、重大性与尖锐性。
苏联农业经济在加速骚动着社会险情。1928年，个体农民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 7.3%，集体农民占其1.2%(其中0.7%处于松散状态)，国营农场占其1.5%；集体农民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2.9%。[9](P502)由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失策、失控，全国2/3的贫农出 租了所有土地的3/4，[10](P96)在全国农村租赁土地户中，富农户租赁了全部出租土地 的30.5%，中农户租赁其60.5%。为此，富农经常雇佣大批量劳动力，占其当时全国农村 雇工的51%，占全国农户35%的“力量单薄户”(即“赤贫者”)的农民无法进行生产。[1 1](P50)
此时农业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0%，其中相当批量的农户是贫困户或赤贫户。1925年 5月，全苏第3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国民经济的利益要求采取一切措施，迅速 巩固和提高农民经济，以便增加他们的收入；代表大会同时宣布，不得用“行政办法” 反对富农，并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实际上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方针，使其改善他们 的经济状况。”[12](P789)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在机器供应、贷款分配方面，富农冒牌 的合作社享受着合作社的一切权利和优待。又由于在工业领域推行的“租让制”与“租 赁制”失策，1928年，苏联职工总数为1160万人，而失业人数160万。在全国农村，191 6年有饥民1400-1500万，1926年却高达2400-2500万人，以至政府被迫动用武装阻挡农 民流入城市。[13](P237)
20世纪20年代，苏联露天市场极度“繁荣”。继前期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以后，中经 政策大转折，全国顿时工商自由市场丛生，投机倒把滚动，整个社会犹如惊动过的蜂房 ，混乱异常。
全国城市失业大军和“过剩的农民”、穷人和富人都交织于商业的网络中。由于商业 运作的混乱与各地物价差额颇大，助长了长途贩运或投机倒把的社会热潮。国营商业网 有8个环节，1俄尺花布在其第1个环节，即厂家出厂价格为36戈比，而运至其第7个环节 ，即“地方供销总店”则为77戈比。[14](P93)第8个环节是商店，各地价格不一，造成 商品价位累积性增加。同样在1924年，在图拉市，1普特小麦可以换得6俄尺花布，而在 顿河地区只能换得1.5俄尺；在后者1普特小麦只能换4.5俄斤车油，在察里津却能换15 俄斤车油。[15](P35)这类暴利驱动人们在自由市场上东奔西突，“耐普曼资产阶级分 子”，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成为社会“明星”，他们令小款盲动，小款令穷 人骚动。生产领域的工人成了“无产者”，投机倒把者成为“耐普曼”。随之而来的是 ，社会阴影伴随经济反差而日趋浓重。
无序经济泛起了社会的污泥浊水。在理论界，诸如《在革命的名义下》之类的论著， 攻击新生的苏维埃社会，其中多篇竟由中央大报向全国读者推荐。文艺界更是首当其冲 ，色情、凶杀，低级下流之作充斥全国，上映影片的80%为黄色影片。至于柯伦泰式的 “女权运动”与躁动全国的所谓“红色热恋”，自诩“造家庭的反”，追逐“共同的性 生活”，膨胀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荡主义。12万神父在全国各地搞起了“活教堂”，无孔 不入地散布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是“指日可待”的“神话”。[16]
20世纪20年代，商业及与商业紧密相关产业的大肆炒作是美苏“黄金时代”的底盘。 美国重在楼内的股票投机，苏联则重在露天中的倒把贩卖；前者是金融交易，后者主要 是以物易物。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危机中引出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了国家全局 的无序状态。在鉴于此，罗斯福在美国实施了“新政”，开始构造“两头小，中间大” 的经济社会结构；苏联则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斯大林体制。二次战后初期 ，德国综合了美苏相关启迪，以经济与社会为双轴，构建并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昭 示了经济与社会同步运行的国策效能，为世人特别地注目。
两个“黄金时代”表明，“经济泡沫”会叠加式地制造出“社会泡沫”险情，它既重 创经济，又毒化社会，两者合流酿成不同色彩的政治险情。
历史一再显示，社会思潮是一种状态、是无形的力量，更是一种权力。一般认为，公 有制培植左翼的基础，私有化培植右翼的基础；一旦国策失控，那将是左翼溃败，右翼 膨胀，社会不断地走向中间。在通常情况下，庸才之辈，把社会推向左的一边，公众把 他们看成是主要危险；创意人物把社会推向右的一边，领导者把他们看成是主要危险。 抑制两个相反的极端，就是求取“中介”性的最佳结合点。在经济社会的豪富与赤贫问 题审视上，既要有宏观的空间感，又要有微观的细密度；前者，宛如美国重在发展“中 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结构，后者犹如德国控制通货膨胀的计量市场与社会系数的“刻度 盘”，它在计量制约中，避免了该国社会传统的要么“社会决定一切”，要么“市场决 定一切”的绝对化观念。国策的宏观与微观，要以“大”揽“小”，以“小”涵“大” ，两者相机制导，进而力求空间感与细密度的国策性整合。
四、政治：结构优化与领袖群体的辩证分析
美苏两个“黄金时代”因果关系助推人们探究体制问题。结构的优化是根本的优化。 结构，或者体制(英文的SYSTEM，俄文的СИСТЕМА)的细分相当复杂。按照对复杂 问题进行简单处理的哲理，所谓体制或结构都是纵横交叉的十字形态，小至人体，大至 世界，概莫能外。一部世界史，乃至于国际关系，均为纵向历时态与横向共时态的纵横 交叉的动态结构。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上，苏美两类“黄金时代”的归宿从两向侧重性上 展开纵横交叉这一空间感的理性价值，及与其相顺应的政策“细密度”的求索。
在国家宪政机理方面，任何国家都面对“上”与“下”、“大”与“小”的纵横问题 。相对的解析，苏联宪政侧重解决“上”与“下”的关系，而美国宪政重在解决“大” 与“小”的难点。一般观察认为，苏联解决的是“历史问题”，即先有中央政府，后有 地方政府，并在前者对后者的控制中建立起中央的权威。美国当时解决的是“现实问题 ”，即美国先有“地方主权”，后有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
马克思阐明：“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17](P70)在国家宪政上，美国 的核心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理性选择是宽容，在矛盾与宽容的审处上，其“宪政”主 要是“限政”。所谓“宪政”是实施“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的“双重分权”；所 谓“限政”，即在联邦与州均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制权力，达到动态平衡，“合 众为一”。在世界宪政史上，美国宪政具有独特的评价。美国体制在政治运作上，着力 于矛盾与宽容的互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体制与政策的互动，以及政治家和公众的责 任与荣誉互动。与“北美”相比较，南美一个致命的要素是“不称职的政府”；众所周 知，前者结构是基于资本主义“酵母”，而后者则是基于封建主义“酵母”。
沙皇俄国是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求实地分析，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母体，既 有少许的资本主义“酵母”，还有更多的封建主义“酵母”。由此可知，在这里开创社 会主义大业的复杂性、艰难性与长期性。
世界斯拉夫事务专家基本一致认定，以列宁为首的政府是社会主义苏联历史上最佳的 人民政府。与上述看法几乎完全相反，列宁却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 相反，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的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列宁提 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 关。”[18](P629)这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政府的一个突出的病灶是机关臃肿，冗员 充斥，官僚主义缠身。列宁亲自考察认为，国家各类委员会(部)有120个，“真正有用 的只有16个。”[19](P272)愈精减机构，机构愈臃肿。在莫斯科的国家与市级机关，19 18年8月为231000人，经过精减后的1922年10月，却高达243000人。[19](P355)在那些 委员会里，被列宁斥之为“乱七八糟，一塌糊涂”，99%的共产党员不适合已担当的领 导职务。时至当前，世人才深知这是一种“结构病”。
初步的解析显示，马克思所赞赏的“北美”这个“现代国家最完善”之处之一，很可 能近于1863年11月19日，美国林肯总统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所提出的“政府永世 长存”的“责任”是基于“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 享”(for the people)的民主动态进程；而不是“官有”、“官治”、“官享”的政府 。制度创新必定与时俱进，相关国家将早日实现马克思所阐明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 人民管理制”。[20](P366)
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现代化，其中国家级领导群体在其经济社会事务中处于核心方 位。
领导是创造，管理是服务。领导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造。从这个 角度审视，马克思对林肯总统的评价特别值得注目。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是：“这是一 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 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21](P108-109)
大树倒下方知高。就总统的品质与境界，美国历史学家与政府学家普遍认定，20世纪2 0年代三位共和党总统在“政治生活中道德水准低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哈定任职期 间，“全国疯疯癫癫”，“各种道德标准五花八门”，“俄亥俄帮”在“小绿宫”的总 部，“政府的肥缺美差都在这里进行交易”。[4](P255，260)柯立芝是个“生活在巴比 伦的清教徒”，他在奢侈、放荡的年代入主白宫，取消了哈定式夜以继日的酒会与白宫 的牌局，但“当时整个国家的人仍是如醉如痴地酗酒，黑酒店猖獗(此时“禁酒”)、搞 女人与设法投机发横财”。他对此却“无为而治”地“沉默”。[4](P265，266)至于胡 佛，他的一生是从穷小子变成富翁，而在他执政期间，却把美国从富翁变成穷小子。20 年代的总统在品质与境界上之低，在美国也是“罕见”的。而随后的罗斯福总统则实践 了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战略对接。
在苏共历史上，列宁式的领袖群体颇具创意。“列宁对构造其领袖群体机制的独到贡 献，是‘三维组合’；其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20年代初期列宁病重，于1924逝世 后，“斯大林变列宁领袖群体的‘三维组合’为‘一维’随意运转”，即实施“个人决 定一切”的机制。[22](P249，252)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共高层多是在专断中 带来混乱、在冲动中引发腐败，在激情中制造缺憾，惟独没有科学的决策。
1929年末，斯大林在全国城乡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在党内大张旗鼓地进 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经“清党”，1929年以后，在一些地区半数以上的党委书记 是该年入党的；1925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仅占党委书记总数的1/4。[23](P357)细密的计 量系统分析表明，以20年代的初期、中期、后期为三个时段，按照中央、地方、基层的 三个层次，苏联党政干部综合素质依次急剧下降，其“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曲线图” 甚至呈近于“直线下降”。[24](P202-225)
20世纪20年代美苏两类“黄金时代”均引发了经济危机与社会险情，并引出了国策性 调整；它体现了经济社会运行中政治的关键性。历史证实，两种国策性调整从两个方面 折射了经济结构与领袖群体相机良性运作对其政治效能展开的重大性。而政治的集中体 现，就是把远见卓识与真正地承担责任辩证地聚合为有序的整体。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3期第60～66页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国际政治系，吉林 长春 130012
王家福(1939-)，男，辽宁抚顺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国际战略学、世界人才学。
| 【内容提要】 | 国策的要旨在于审视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从特定角度观察，马克思的《资本论 》是论证资本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总进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经济与社 会自由放任运转的总图谱。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黄金时代”是把自由放任绝对化 ，她呼唤国策的“计划”属性；苏联的“黄金时代”引出把“指令计划”绝对化，它警 示人们问鼎市场的重要性。两者共生现象是“重商轻农”，美国重在股票投机，苏联多 有投机倒把，酿成城里的失业大军与“农村人口过剩”，结果引发出严重的经济危机、 社会混乱与政治险象环生。美苏这类“黄金时代”在这里被称为“20世纪20年代现象” ，它昭示当代国家结构优化与领袖群体良性互动的一大方位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在国 策实践中辩证为一体，即求取宏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结合点，这就 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新。 |
20世纪20年代世界历史出现了美国与苏联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并推演出两种国 策性路径。两者历史进程不同，主旨色彩各异，但在经济、社会与政治过程三位一体的 交互效应上，却折射出相反相成的哲理。深入地开掘其这一哲理的内核，乃是特定国家 优化21世纪国策的一种战略性获得，从而更有益于走向未来的大千世界。
一、时代性站位：20世纪美苏的“黄金时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其突 出价值在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两者如何在国策运作中“辩证”地牵手， 以求携“手”共进。应该确认，这是一个永恒未解的难题。然而深入地研究显示，美苏 国策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性站位，为求解这一难题，从不同路径做出了旧题新解，并 令世人常解常新。
美国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谓的美国“黄金时代”，特指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 其标志是“经济繁荣是空前的”，并将在这里“最后战胜贫穷”；具体是指华伦·G.哈 定、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先后执政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 “这三届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经济发展的“黄金 时代”，却是个“投机发财”的时代，更是个“疯狂的20年代”。“对投机商、做股票 生意的人和巧于钻营者说来，2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1](P231)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典型的“泡沫经济”时代。它尽管其 后危害惨烈，但在彼时彼地却是光点闪闪；更重要的则是另一种色彩的“界碑”。“美 国经济政策从30年代大萧条之前到罗斯福再到里根似乎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从 罗斯福到里根及里根以后的这一段弧”[2](译序，P3)的引发与开启恰是基于这个“黄 金时代”。“大乱”引出“大治”，美国经济政策随后几经调整，为其真正的黄金时代 奠基。
国际事务专家所说的苏联“黄金时代”是指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即实施列宁提 出的“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 з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алитика)时 期。甚至西方斯拉夫事务专家一般也确认，“列宁的苏维埃俄国”，“开创了光辉灿烂 的新世界”；“战后第一个10年仍然不失为苏维埃历史上最自由、最丰富多彩、最富有 创造力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恢复十分迅速，“表现了非凡的延 续力量”；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工人平均生活水平已超过革命前夕，而农民生活 水平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好”。[3](P105，145)
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推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社会领域 实行绝对的控制；相对于这项政策，“新经济政策”则是相对的自由与灵活。后者对前 者是个180度的大转折。20世纪30年代初期，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面世。在国策上， 斯大林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转折，也近于180度；随后苏联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无非是在前者的“院内”盘行，直至在震惊世界中解体。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黄金时代”是“看不见的手”在呼唤着“看得见的手”，而 苏联的“黄金时代”则是“看得见的手”在捕寻着“看不见的手”。在世界历史上，它 可以被认定为“20世纪20年代现象”。两者的合成，就是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探索的 宏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国策难题。
优化国策，首先要注目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经济效能、社会张力、政治生态 融为一体，即把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三位一体”化，这是国家战略整体到位的核心 要素。本文基于这一机理以解读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
二、经济：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宏观审视
经济是基础。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三位一体”化，即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认 定：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因此才会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经济还是全方位的基础。经济的集中与分散，社会的统一与自由，政治的集权与分权 是辩证统一体。在国有经济存在条件下，集中、统一、集权是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分散、自由、分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每个国家都在集中与分 散、统一与自由、集权与分权上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结合点。其中，经济是核心， 就是把经济基石的厚重性、社会张力的整体性与政治生态的关键性溶为一体。因此，雄 心大志要从经济这个全方位基础做起。
依据经济是基础、是核心的命题，20世纪20年代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各自单一地把“市场”或“计划”机制绝对化；即前者把“自由放任”绝对 化，后者则把“高度集中”绝对化，两者都没有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结果被自身的绝对 化所否定了，令国家险象环生。
求实而论，在纵向的比较上，美苏“黄金时代”在各自国家都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 煌。但是，其中必败的条件也很简单，那就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优化”现有事物上 。
美国自开国以来就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时至一次战后，出现了1920年经济危机。经济 惨跌，破产丛生，约至1921年底，全国出现了475万人的失业大军，破产农民已达45万 人。1923年，柯立芝任美国总统，1924-1929年间，史称“柯立芝繁荣”，即所谓“黄 金时代”。
柯立芝认为，“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其政府就是“商业政府”。“柯立芝繁荣 ”是金融垄断资本家自由放任的平台，是股票投机者放纵投机的乐园。汽车、电力、无 线电、航空业及日用品业大批吸收先进科技成果，大力倡导管理科学的研究与应用。19 27年，福特A型汽车出厂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柯立芝宣称，美国人已进入了“人类历 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事实上，在20年代中期前后，全国失业人数一直在300-400万 人之间。柯立芝“对美国农民问题却毫不过问，其实农民们早已被政府排除在20世纪20 年代的大繁荣之外了。”[4](P271，274)
“柯立芝繁荣”在企业里强化利益主体刺激，在生产线上增加管理层次，膨胀无序化 竞争；而在工厂大门之外的失业大军却与日俱增。与商业息息相关的敛利企业机器隆隆 作响，而传统工业部门备受冷落。部分工业部门兴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所有一切险 情都高密度地聚集在金融体系上。自1924年以来，美国人人在投机，穷人或富人，老板 或工人都在玩股票。银行经纪人贷出35亿美元。股票价格人为地攀升，不能不使信贷人 承担风险。金融风暴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联邦银行应该“急刹车”。1928年1月 ，柯立芝总统非但没刹车，反而踩上加速器。他一反先例，宣称“放款不多”，这就是 白宫为股票泡沫的持续膨胀打了保票。
1929年3月，胡佛入主白宫。他笃信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并深信市场自行调节是“ 万能”的。作为共和党人，胡佛在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执掌商业部长达7年半，对“ 自由放任”主义“抱着醉心的幻想”，并宣称，“今天，我们美国比任何时代的任何国 家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穷。”[4](P278)然而时至1929年10月，震动资本世界的经济 危机倾刻爆发。过去人们稳如泰山的财富，被骤然间化为乌有而弄得目瞪口呆。当时纽 约街头流行的一首儿歌反映了其惨烈之状：“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响丧钟，华尔街发 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在20世纪20年代，同美国把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绝对化完全相反，苏联逐渐把“高 度集中”绝对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杰出之点在于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 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相结合。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原则，“不能由上面规定统一的办法”。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中央政府推行指令性计 划首先是由斯大林提出的。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提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 ，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 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5](P280)由于多方面极为复杂因素的 负面膨胀，造成了苏联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也就是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列宁先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转入新经济 政策时做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原则，而在于我们完全忘记 了合作制。”[6](P716)美苏“黄金时代”一个共生现象是重创农业与农民。1927年， 苏联农业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0%。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普通税”，还得奉上“贡 税”。仅在1925-1926年度，国家通过剪刀差就从农业中得到10亿卢布，约等于下一年 度的全部工业投资。[7](P63-64)实际上，这种卡农业、挖农村的政策，有可能使国家 与农民发生决裂的险情，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也未得消解。
斯大林体制排斥市场，美国“黄金时代”排斥“计划”。罗斯福认为，美国1929-1933 年经济危机“是由于缺乏计划造成的”，他的“新政”(New Deal)，诸如“全国产业复 兴法就反应着这种计划的观点”。[2](P19、20)这里所说的“计划”，就是特指在自由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进而获得政治效能，这是对完全自由放任的否 定。以后，里根对罗斯福，克林顿对里根进行了相应的否定，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这是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国策性路径，也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一超独霸”的一大战 略支点。
近百年来，一个大国与时俱进，不间断地求取“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这 是对其“黄金时代”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具有黄金价位的基点。美国该项国策的战略调 控效能为当代世界所仅见，鉴于苏联的教训，特别值得他国一思求百得。
三、社会：空间感与细密度的国策整合
如果说，美苏两个“黄金时代”从两个不同端点在经济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 的问题，那么两者却在社会事务上提出了豪富与赤贫间的控制尺度的共同性课题。近代 以来的世界一再表明，经济失策，必然导致社会失控。从特定角度观察问题，马克思的 《资本论》是论证资本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总进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 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运行的总图谱。时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了“经济——社会史 ”(Economic and History)，其代表人物认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动力，同 时又确信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更大的重要性。”[8](P21)大体同期，意大利出现 了社会是一个具有平衡性系统的社会体系的重要命题。
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与社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探索宏 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有效机制。20世纪20年代，美国与苏联都有“1/3的穷人”问题， 而在80年代中期前后都有35岁以上女性中有2/3离异的现象；它昭示了社会与经济同步 的复杂性、重大性与尖锐性。
苏联农业经济在加速骚动着社会险情。1928年，个体农民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 7.3%，集体农民占其1.2%(其中0.7%处于松散状态)，国营农场占其1.5%；集体农民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2.9%。[9](P502)由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失策、失控，全国2/3的贫农出 租了所有土地的3/4，[10](P96)在全国农村租赁土地户中，富农户租赁了全部出租土地 的30.5%，中农户租赁其60.5%。为此，富农经常雇佣大批量劳动力，占其当时全国农村 雇工的51%，占全国农户35%的“力量单薄户”(即“赤贫者”)的农民无法进行生产。[1 1](P50)
此时农业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0%，其中相当批量的农户是贫困户或赤贫户。1925年 5月，全苏第3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国民经济的利益要求采取一切措施，迅速 巩固和提高农民经济，以便增加他们的收入；代表大会同时宣布，不得用“行政办法” 反对富农，并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实际上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方针，使其改善他们 的经济状况。”[12](P789)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在机器供应、贷款分配方面，富农冒牌 的合作社享受着合作社的一切权利和优待。又由于在工业领域推行的“租让制”与“租 赁制”失策，1928年，苏联职工总数为1160万人，而失业人数160万。在全国农村，191 6年有饥民1400-1500万，1926年却高达2400-2500万人，以至政府被迫动用武装阻挡农 民流入城市。[13](P237)
20世纪20年代，苏联露天市场极度“繁荣”。继前期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以后，中经 政策大转折，全国顿时工商自由市场丛生，投机倒把滚动，整个社会犹如惊动过的蜂房 ，混乱异常。
全国城市失业大军和“过剩的农民”、穷人和富人都交织于商业的网络中。由于商业 运作的混乱与各地物价差额颇大，助长了长途贩运或投机倒把的社会热潮。国营商业网 有8个环节，1俄尺花布在其第1个环节，即厂家出厂价格为36戈比，而运至其第7个环节 ，即“地方供销总店”则为77戈比。[14](P93)第8个环节是商店，各地价格不一，造成 商品价位累积性增加。同样在1924年，在图拉市，1普特小麦可以换得6俄尺花布，而在 顿河地区只能换得1.5俄尺；在后者1普特小麦只能换4.5俄斤车油，在察里津却能换15 俄斤车油。[15](P35)这类暴利驱动人们在自由市场上东奔西突，“耐普曼资产阶级分 子”，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成为社会“明星”，他们令小款盲动，小款令穷 人骚动。生产领域的工人成了“无产者”，投机倒把者成为“耐普曼”。随之而来的是 ，社会阴影伴随经济反差而日趋浓重。
无序经济泛起了社会的污泥浊水。在理论界，诸如《在革命的名义下》之类的论著， 攻击新生的苏维埃社会，其中多篇竟由中央大报向全国读者推荐。文艺界更是首当其冲 ，色情、凶杀，低级下流之作充斥全国，上映影片的80%为黄色影片。至于柯伦泰式的 “女权运动”与躁动全国的所谓“红色热恋”，自诩“造家庭的反”，追逐“共同的性 生活”，膨胀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荡主义。12万神父在全国各地搞起了“活教堂”，无孔 不入地散布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是“指日可待”的“神话”。[16]
20世纪20年代，商业及与商业紧密相关产业的大肆炒作是美苏“黄金时代”的底盘。 美国重在楼内的股票投机，苏联则重在露天中的倒把贩卖；前者是金融交易，后者主要 是以物易物。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危机中引出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了国家全局 的无序状态。在鉴于此，罗斯福在美国实施了“新政”，开始构造“两头小，中间大” 的经济社会结构；苏联则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斯大林体制。二次战后初期 ，德国综合了美苏相关启迪，以经济与社会为双轴，构建并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昭 示了经济与社会同步运行的国策效能，为世人特别地注目。
两个“黄金时代”表明，“经济泡沫”会叠加式地制造出“社会泡沫”险情，它既重 创经济，又毒化社会，两者合流酿成不同色彩的政治险情。
历史一再显示，社会思潮是一种状态、是无形的力量，更是一种权力。一般认为，公 有制培植左翼的基础，私有化培植右翼的基础；一旦国策失控，那将是左翼溃败，右翼 膨胀，社会不断地走向中间。在通常情况下，庸才之辈，把社会推向左的一边，公众把 他们看成是主要危险；创意人物把社会推向右的一边，领导者把他们看成是主要危险。 抑制两个相反的极端，就是求取“中介”性的最佳结合点。在经济社会的豪富与赤贫问 题审视上，既要有宏观的空间感，又要有微观的细密度；前者，宛如美国重在发展“中 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结构，后者犹如德国控制通货膨胀的计量市场与社会系数的“刻度 盘”，它在计量制约中，避免了该国社会传统的要么“社会决定一切”，要么“市场决 定一切”的绝对化观念。国策的宏观与微观，要以“大”揽“小”，以“小”涵“大” ，两者相机制导，进而力求空间感与细密度的国策性整合。
四、政治：结构优化与领袖群体的辩证分析
美苏两个“黄金时代”因果关系助推人们探究体制问题。结构的优化是根本的优化。 结构，或者体制(英文的SYSTEM，俄文的СИСТЕМА)的细分相当复杂。按照对复杂 问题进行简单处理的哲理，所谓体制或结构都是纵横交叉的十字形态，小至人体，大至 世界，概莫能外。一部世界史，乃至于国际关系，均为纵向历时态与横向共时态的纵横 交叉的动态结构。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上，苏美两类“黄金时代”的归宿从两向侧重性上 展开纵横交叉这一空间感的理性价值，及与其相顺应的政策“细密度”的求索。
在国家宪政机理方面，任何国家都面对“上”与“下”、“大”与“小”的纵横问题 。相对的解析，苏联宪政侧重解决“上”与“下”的关系，而美国宪政重在解决“大” 与“小”的难点。一般观察认为，苏联解决的是“历史问题”，即先有中央政府，后有 地方政府，并在前者对后者的控制中建立起中央的权威。美国当时解决的是“现实问题 ”，即美国先有“地方主权”，后有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
马克思阐明：“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17](P70)在国家宪政上，美国 的核心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理性选择是宽容，在矛盾与宽容的审处上，其“宪政”主 要是“限政”。所谓“宪政”是实施“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的“双重分权”；所 谓“限政”，即在联邦与州均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制权力，达到动态平衡，“合 众为一”。在世界宪政史上，美国宪政具有独特的评价。美国体制在政治运作上，着力 于矛盾与宽容的互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体制与政策的互动，以及政治家和公众的责 任与荣誉互动。与“北美”相比较，南美一个致命的要素是“不称职的政府”；众所周 知，前者结构是基于资本主义“酵母”，而后者则是基于封建主义“酵母”。
沙皇俄国是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求实地分析，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母体，既 有少许的资本主义“酵母”，还有更多的封建主义“酵母”。由此可知，在这里开创社 会主义大业的复杂性、艰难性与长期性。
世界斯拉夫事务专家基本一致认定，以列宁为首的政府是社会主义苏联历史上最佳的 人民政府。与上述看法几乎完全相反，列宁却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 相反，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的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列宁提 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 关。”[18](P629)这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政府的一个突出的病灶是机关臃肿，冗员 充斥，官僚主义缠身。列宁亲自考察认为，国家各类委员会(部)有120个，“真正有用 的只有16个。”[19](P272)愈精减机构，机构愈臃肿。在莫斯科的国家与市级机关，19 18年8月为231000人，经过精减后的1922年10月，却高达243000人。[19](P355)在那些 委员会里，被列宁斥之为“乱七八糟，一塌糊涂”，99%的共产党员不适合已担当的领 导职务。时至当前，世人才深知这是一种“结构病”。
初步的解析显示，马克思所赞赏的“北美”这个“现代国家最完善”之处之一，很可 能近于1863年11月19日，美国林肯总统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所提出的“政府永世 长存”的“责任”是基于“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 享”(for the people)的民主动态进程；而不是“官有”、“官治”、“官享”的政府 。制度创新必定与时俱进，相关国家将早日实现马克思所阐明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 人民管理制”。[20](P366)
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现代化，其中国家级领导群体在其经济社会事务中处于核心方 位。
领导是创造，管理是服务。领导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造。从这个 角度审视，马克思对林肯总统的评价特别值得注目。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是：“这是一 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 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21](P108-109)
大树倒下方知高。就总统的品质与境界，美国历史学家与政府学家普遍认定，20世纪2 0年代三位共和党总统在“政治生活中道德水准低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哈定任职期 间，“全国疯疯癫癫”，“各种道德标准五花八门”，“俄亥俄帮”在“小绿宫”的总 部，“政府的肥缺美差都在这里进行交易”。[4](P255，260)柯立芝是个“生活在巴比 伦的清教徒”，他在奢侈、放荡的年代入主白宫，取消了哈定式夜以继日的酒会与白宫 的牌局，但“当时整个国家的人仍是如醉如痴地酗酒，黑酒店猖獗(此时“禁酒”)、搞 女人与设法投机发横财”。他对此却“无为而治”地“沉默”。[4](P265，266)至于胡 佛，他的一生是从穷小子变成富翁，而在他执政期间，却把美国从富翁变成穷小子。20 年代的总统在品质与境界上之低，在美国也是“罕见”的。而随后的罗斯福总统则实践 了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战略对接。
在苏共历史上，列宁式的领袖群体颇具创意。“列宁对构造其领袖群体机制的独到贡 献，是‘三维组合’；其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20年代初期列宁病重，于1924逝世 后，“斯大林变列宁领袖群体的‘三维组合’为‘一维’随意运转”，即实施“个人决 定一切”的机制。[22](P249，252)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共高层多是在专断中 带来混乱、在冲动中引发腐败，在激情中制造缺憾，惟独没有科学的决策。
1929年末，斯大林在全国城乡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在党内大张旗鼓地进 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经“清党”，1929年以后，在一些地区半数以上的党委书记 是该年入党的；1925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仅占党委书记总数的1/4。[23](P357)细密的计 量系统分析表明，以20年代的初期、中期、后期为三个时段，按照中央、地方、基层的 三个层次，苏联党政干部综合素质依次急剧下降，其“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曲线图” 甚至呈近于“直线下降”。[24](P202-225)
20世纪20年代美苏两类“黄金时代”均引发了经济危机与社会险情，并引出了国策性 调整；它体现了经济社会运行中政治的关键性。历史证实，两种国策性调整从两个方面 折射了经济结构与领袖群体相机良性运作对其政治效能展开的重大性。而政治的集中体 现，就是把远见卓识与真正地承担责任辩证地聚合为有序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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