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朝鲜战争与日本的崛起
隋淑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1期
【原文出处】《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03期第340～345页
【英文标题】The Korea War and Japan’s Growing-up Strong
SUI Shu-yi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作者简介】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 264005
隋淑英(1963-)，女，山东莱阳人，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关 键 词】朝鲜战争/日本/崛起/the Korea War/Japan/growing-up strong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3)03-0340-06
2003年是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50年来，研究朝鲜战争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对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受到的影响、日本政府如何利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一般只是从某个方面孤立地加以分析，缺乏系统性，因而往往有以偏概全之倾向。本文拟就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日本政府如何因应、做出有利于日本国家发展的对策做一全面的分析，以期对日本的崛起之路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一、日本获得了恢复国家主权的良机
日本外交政策非常现实，那就是强权第一，这种现实主义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日本这种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亦即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在朝鲜战争期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尽快摘掉战败国的帽子，重返国际舞台。吉田政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国家，不像德国是多国占领，而且联合国也受美国的操纵。因此，要实现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媾和条件，就必须奉行以美国为中心，全力依靠美国的媾和方针。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必然使美国政府改变其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朝鲜战争做出怎样的反应，又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即日本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对策与能否实现对日本有利的媾和条件密切相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7月11日，吉田首相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国民非常关心围绕朝鲜的国际局势，应坚决排除妨害和平的行为；应协助联合国的行动，但处于占领之下的日本不可能给予积极的合作，只能提供运输等消极的合作；早日媾和的实现，与日本对朝鲜战争的对应相关。[1]8月19日，吉田又发表了题为《朝鲜的动乱与日本的立场》一文，声称：如果对北朝鲜共产党军队的侵略采取旁观者的立场，那只能是民主主义的自杀。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已经以武力的方式介入，联合国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伴随着“思想战”的“两个世界”的实力较量，作为民主主义世界一员的日本也应该是在战场上了。与其说是为了朝鲜的民主主义而战，毋宁说是为了保卫日本的民主主义而战。[2](P228)吉田认为：日本的表态不仅是因为日本迟早要加入联合国，奉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控制的，既然日本是由美国独自占领，而美国又早已对朝鲜战争做出了明确的反应，日本的对外政策自然就应该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军事干涉，以实现有利于日本的早日媾和。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为了扩大战果，美军要求日本政府派遣海上保安厅的扫雷舰队到朝鲜的元山等海域参加扫雷作业。吉田以“与联合国军合作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为由，决定应美军要求派出扫雷舰队赴朝鲜参战。吉田认为，他之所以采取如此的对策，是由于“日本尚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很难拒绝美军的要求；如果拒绝美军，很可能加深对于早日媾和持消极态度的美军对日本的不满，对1950年6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以来推进的对日媾和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1]我们知道，战后主导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国务院主张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应尽快实现对日本的媾和，帮助日本早日重返国际社会。而国防部则主张严厉打击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潜力，反对迅速与日本媾和。因此，国务院几次提出对日本的媾和方案都被国防部否定。美国军方的对日态度及其实际上占领和控制日本领土的现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严厉性，使日本政府早日实现媾和的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如何讨好美国军方，缓和其对日本的严厉态度，是日本能否实现早日媾和的关键。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吉田政府自然会答应美军的要求。事实上，日本的确收到了如期的成效。美国驻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评价说：“日本特别扫雷舰队在朝鲜扫雷是对联合国军的支援，具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美国方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业绩评价很高，我个人认为，这将对日本谋求的早日媾和，产生良好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日本出动了扫雷舰队帮助美军，促使美国国防部改变了对日本严惩的观点。国防部与国务院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对日媾和的一致方案。1950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媾和并非全面媾和，只要是有意缔结条约的国家，意见一致即可。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第四条规定：在联合国未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之前，由日本和美国及其它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责任。关于赔偿问题，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要求。[2](P226)贯穿于七原则的核心就是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3](P777)
1951年1月，第二次访日的杜勒斯在29日与日本政府的会谈中说道，“如果媾和是在三年前进行的话，媾和的内容一定会很苛刻。但是在1951年的今天，联合国希望签署的是一个友邦间的条约，而不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条约。”2月初，由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媾和条约草案不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不对日本施加任何政治性和经济性的限制，日本因此而欣然接受。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感慨地写道：“不禁被条约的宽大与公正打动了……由此而勇气百倍。”[4](P66)由此，媾和的进度加快了。
2月14日，吉田在第十届国会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将来的媾和条约则希望把日本视为完全的独立国，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吉田违背了由波茨坦宣言开始的战后民主主义，企图把日本国民拉进美国阵营。[3](P780)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编制了NSC-48/5号文件，提出对日媾和的基本方针，要求与日本签订双边安全保障条约，援助日本发展特定的军事力量，将日本建设成为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兵工厂，把日本同共产主义国家隔离。为了加快媾和的进程，吉田内阁表示，日本的安全保障必须通过与美国的协调才能实现，日本“不能参与任何稍微削弱和孤立美国的政策”。除单独媾和条约以外，另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军在日本本土驻防。[5](P104-106)由于日本政府支持美国的媾和政策，单独媾和的态势也就基本形成。9月4日，对日和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并于9月8日签订了《对日和约》。由于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家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苏联、波兰、捷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因而实际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日本的一个片面的和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恢复了国家主权。
这样，日本政府依靠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植，通过千方百计地与美国合作，终于实现了早日媾和的战略构想。
二、以朝鲜战争为契机的渐进军备之路
按照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之规定：“日本永远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放弃进行战争的权利。再加上世人对日本军队给亚洲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仍记忆犹新，日本社会各阶层也尚未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鉴于此，吉田内阁为战后日本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经济立国”。他认为日本“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定民生。现在对于基础脆弱的日本经济来说，如果加上重整武装的负担，日本经济不仅不能自立，而且还会在其重压下崩溃，国民生活贫穷化，给共产阵营制造社会不安的好机会。”与此同时，吉田也主张“国家应拥有自卫能力”。[6](P32)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不敢就重整军备问题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朝鲜战争的爆发，在客观上既给日本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会。危险是因为日本会被拉入冷战，把它有限的资源用于重整军备，推迟经济的全面恢复。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觅得了实现其战略企图的机会：在美国的亚洲防卫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为日本增加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陆续被调往朝鲜战场，驻日美军锐减至3000人。为使日本成为美军进行朝鲜战争的后方基地，确保日本国内的治安，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7月8日指令吉田内阁迅速成立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人的海上保安厅队员。由于麦克阿瑟的指令没有超出日本的承受能力，吉田内阁迅速做出反应，于8月9日召开阁僚会议，没有经过国会的审议仅以政令的形式于次日公布实施“警察预备队令”。虽然名义上是“警察预备队”，但实际上是变相的陆军。起草政令的日本国家地方警察企划课课长、后为军事评论家的海原治于1995年接受《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证实：“从法律上讲是警察预备队，从实际上讲是军队。”[7](P546)1950年10月15日，根据《保安厅法》，过去在保安厅管辖下的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这是向重整军备迈出的重要一步。12月29日，日本政府又制订了《关于部队编成及组织规程》，详细规定了警察预备队的组织机构、职责。随后即在全国开始招募警察预备队队员。为了使国民接受重整军备的现实，吉田政府除让警察预备队参与治安值勤外，还让他们参加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救援活动。
尽管日本秉承美国的指令开始重整军备，但是吉田内阁反对对美国的一切指令唯命是从，主张在日本利益受到损害时，进行必要的抗争以延缓美国要求日本迅速军备的计划。
1951年1月，杜勒斯访问日本，就日本的重新武装问题向吉田内阁施加压力，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理由是：日本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重整军备；由于战败的创伤，日本国民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日本国内还存在着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危险；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备存在疑惧。因此，再军备应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5](P117)吉田尤其强调了日本民众反对重整军备。他说：“最近美国政界要人要求日本重整军备。与此相伴，在日本也有旧军人为了再军备而大肆鼓吹，就是在政界如前首相芦田均亦极力提倡，但是民众均不为所动。民众是最贤明的。”[2](P229)吉田以民众的反对为由拒绝美国要其再军备的计划。吉田很清楚，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会继续在日本驻军，而这就足以威慑苏联的核攻击了。日本由此也就能避免卷入国际纠纷、专心恢复发展经济。吉田曾对他年轻的助手宫泽喜一解释了他的真正企图：“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以后，自然而然会重整军备。也许是我老奸巨滑吧，我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最好让美国人来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宪法禁止军备，真是上天的恩典。美国人要是有怨言，我们就用宪法来抵挡。想修宪的政客是大笨蛋。”[8](P295)不难看出，吉田内阁在是否立即重整军备的问题上是很有策略的。吉田在私下里曾多次对其阁僚讲，军备是十分必要的。当有人问到“媾和后日本的防卫组织到底如何”时，吉田回答说：“既然是独立国家，军队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可是，要有军队，首先要有经济的力量，整备充分的经济基础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是那样，具有像军队那样的组织对于经济会有负面影响。”[9](P66)很明显，吉田内阁的策略是把重新武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虽然吉田内阁抵制美国促其再军备的计划，但在美国坚持日本不具备自卫力量就不能缔结相互防卫协定的压力下，日本只有做出妥协，于2月3日向美方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同意增加警察和海上保安人员的数量，并增加其装备，媾和后创建5万人的保安部队，并接受美国的军事顾问。日本的这一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因而美国也就不再坚持其要日本建立10个师的地面部队的计划。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和约》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日本的军备不作限制。和约规定：“对联合国来说，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认其拥有个别或集体的自卫权利，以及日本可以自发地缔结集体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日本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明确规定日本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而日本为了本国的防卫，逐渐增加自己所负担的责任。《对日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日本的独立性加强，而且也使日本与美国成为军事上的同盟国。
1951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互助法案”(MSA)之后又重新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参与同盟体系。吉田内阁不仅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而且利用“共同安全互助法案”为日本经济的重建服务。1953年7月，日美两国就共同安全法协定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吉田的亲信池田勇人在会谈中以和平宪法的存在、国民感情、财政困难等原因，拒绝美国要其“激增军备”的要求，迫使美国同意日本“自卫力量逐渐增加”。1954年3月8日，日美两国签订了MSA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武器等军事援助，交换条件是承担起加强日本本身的军事力量、“为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做出贡献”的义务。[10](P157)据此，日本把大量的共同安全援助款项用于经济发展，度过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经济停滞的难关。
根据MSA协定，日本政府于1954年6月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防卫厅设置法》第4条规定：“防卫厅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独立，保障国家安全”。《自卫队法》第3条规定：“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和平与独立，为保障国家安全，对于直接或间接侵略承担国家之防卫。”[11](P29)至此，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正规的军队。《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重整军备的实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吉田作为一位对国际问题有敏锐观察力的首相，迎合美国部分人士欲在政治上利用日本的企图，面对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机缘，审时度势，选择了着眼于未来、先发展经济以充实国力的渐进军备的战略。这是吉田内阁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三、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实行了“战后改革”。解散财阀，摧毁了垄断资本长期的封建性家族统治，促进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打破了少数大企业对生产和销售的高度垄断，促进了企业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农地改革使自耕农急剧增加，为现代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劳资关系的民主化，既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保障了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也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实行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等措施，日本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行，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注入。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的生产力几乎被破坏殆尽：国土荒芜、经济衰竭、民不聊生，一副凋零的景象。无论是政府、银行、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多少资金。能够从外部向日本提供资金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很重，如果没有重大情况的出现，美国绝不会轻易对日本进行经济援助。
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使其苦于萧条的经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走出了困境。被日本经济界称为“神风”。[12](P114)朝鲜战争帮助日本打好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当时担任日银总裁的一万田尚登这样回忆道，战争“拯救了我国的经济界”。[2](P234)
由于日本离朝鲜战场最近，因此美国把日本当成了它在远东的兵工厂和前沿基地。日本的工厂、运输机关、劳动力等都为了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而动员起来。因实行道奇路线而出现的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状况迅速得以改观。由于美军特需的增加，纤维与金属成为畅销产品。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半年间，上述制品的价格上升了2倍多，其中生产化学纤维的东洋人丝、帝人的利润率超过了45%。丰田公司更是因特需而重获生机。1949年，丰田的卡车、轿车的生产开始恢复到年产10824辆的水平。但是好景不常。1950年上半年，市场萎缩、销售一蹶不振，再加上通货紧缩，致使丰田公司1949年11月—1950年3月的赤字高达7600万日元。为舒缓困境，公司在6月9日决定裁员1600人。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丰田绝处逢生。7月31日，美第八军后勤部向丰田公司订购1000辆卡车，1951年3月1日又从丰田订购了各种卡车3679辆。《丰田汽车二十年史》这样记载了这段历史：“我公司正是因美军的订货而摆脱了危机。并且工人的罢工、骚乱也因生产的恢复而平息。”[2](P234)1950年11月—1951年3月，丰田已经能支付年红的20% 。随着战争的进行，特需的规模不断扩大。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是3.3亿美元，第二年的金额与第一年基本持平，第三年达到4.8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的出口量明显增加，到1950年下半年就比上半年的出口额增长了55%。外汇储备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从1949年底的2亿美元增加到1951年底的9.4亿美元，增加了3.5倍。[2](P235)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国内消费增加，投资扩大，战后“稳定危机”时积留下来的大量商品很快出售，生产随之上升，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恢复到1934年的水平。吉田茂曾这样写道：“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在日本订货，以及海外市场的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朝鲜事变开始一年以后，日本工矿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至于法人所得，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两年期间，增加到三至四倍。”[13](P70)日本经济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致公认：“如果没有50年代的那场朝鲜战争，日本绝对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朝鲜战争至少使日本赢得了10年时间。”
朝鲜战争不仅使日本几近崩溃的经济得以起死回生，而且也为日本通过减少甚至消除它对于许多国家的战争赔偿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开辟了道路。
早在日本尚未投降的1945年7月26日，盟国在《菠茨坦公告》中就规定了日本除“可被准许保留足以维持其经济以及支付公正之实物赔偿的工业”以外，“以使日本武装再起之工业”一律拆除或充作赔偿。[14](P74)国际上普遍要求严惩日本法西斯，美国在1945年9月制订的《初期对日方针》也明确提出，“凡是非日本和平经济或供应占领军所必需之货物或现有资本配备及便利，皆应移充赔偿之用。”[14](P89)不难看出，美国在对日占领初期，是企图通过战争赔偿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以及经济。同时，利用赔偿复兴日本的周边邻国，以便通过经济上的振兴、拉拢亚洲各国、制约日本，从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基于这一思想，美国在占领初期所制定的一系列赔偿方案都明显地具有“惩罚”性质，也比较公正。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鲍莱方案把日本平时的工业能力削减了30%。但是，随着冷战的出现与加剧，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转变，由最初的惩罚与打击转变为扶植与振兴。反映在赔偿问题上，就是赔偿方案几经变动，而且越来越由“严厉”向“宽松”、由“实质性”赔偿向“象征性”赔偿转化，在赔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最初的积极推进赔偿向极力阻挠赔偿、反对赔偿转化，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所签订的《对日和约》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向盟国支付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其现有领土曾被日本占领并遭受日本损害的愿意谈判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盟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15](P333-342)如此以来，决定日本的赔偿额及赔偿方式的主要因素不是日本在战争中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害程度与范围，而是以不损害日本“可以生存的经济”为限度，把赔偿的主动权交给了日本并最终确立了以资本赔偿为主的赔偿方式。
战争赔偿方式的变化与磋商对象的限定，使战争赔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战胜国失去了迫使日本赔偿的强制手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边各个受害国以及对日作战各国纷纷提出了赔偿要求，其中仅东南亚国家就要求赔偿300亿美元。结果是，包括经济合作在内，日本仅以17.286亿美元就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对此，吉田毫不讳言地声称：“日本付出的赔偿，并非日本对被害者给予的赔偿，而是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步棋。”利用自主的战争赔偿方式，日本把当时在国际上尚无竞争力的机械产品输出到东南亚，既为日本的重化工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又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资本物资主要用于受偿国的资源开发，日本海外原料供应地随着赔偿的进行也逐步建立起来。这样战争赔偿不仅没有成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障碍，反而成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原料产地的契机，为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崛起除了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外，还在于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战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战败后再以外交反败为胜的例子”。
收稿日期：2003-03-1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1期
【原文出处】《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03期第340～345页
【英文标题】The Korea War and Japan’s Growing-up Strong
SUI Shu-yi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作者简介】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 264005
隋淑英(1963-)，女，山东莱阳人，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朝鲜战争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日本战后崛起的开始。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恢复了国家的主权；走上了渐进的重整军备之路；不仅摆脱了经济的崩溃状态，而且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日本的崛起除了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外，还得益于日本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吉田为代表的战后日本领导人秉持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因应对策，充分利用战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战败后再以外交反败为胜的例子”。 The Korea war exercis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sian countries,especially Japan’s,development of politics,econonmy and mitiltary and social affairs. Japan,availing itself of the chance of the war,restored its statesovereignty,began its restoration of economy and mitilary forces.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its entering into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western camp,and creating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rits economical development. |
2003年是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50年来，研究朝鲜战争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对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受到的影响、日本政府如何利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一般只是从某个方面孤立地加以分析，缺乏系统性，因而往往有以偏概全之倾向。本文拟就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日本政府如何因应、做出有利于日本国家发展的对策做一全面的分析，以期对日本的崛起之路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一、日本获得了恢复国家主权的良机
日本外交政策非常现实，那就是强权第一，这种现实主义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日本这种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亦即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在朝鲜战争期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尽快摘掉战败国的帽子，重返国际舞台。吉田政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国家，不像德国是多国占领，而且联合国也受美国的操纵。因此，要实现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媾和条件，就必须奉行以美国为中心，全力依靠美国的媾和方针。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必然使美国政府改变其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朝鲜战争做出怎样的反应，又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即日本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对策与能否实现对日本有利的媾和条件密切相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7月11日，吉田首相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国民非常关心围绕朝鲜的国际局势，应坚决排除妨害和平的行为；应协助联合国的行动，但处于占领之下的日本不可能给予积极的合作，只能提供运输等消极的合作；早日媾和的实现，与日本对朝鲜战争的对应相关。[1]8月19日，吉田又发表了题为《朝鲜的动乱与日本的立场》一文，声称：如果对北朝鲜共产党军队的侵略采取旁观者的立场，那只能是民主主义的自杀。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已经以武力的方式介入，联合国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伴随着“思想战”的“两个世界”的实力较量，作为民主主义世界一员的日本也应该是在战场上了。与其说是为了朝鲜的民主主义而战，毋宁说是为了保卫日本的民主主义而战。[2](P228)吉田认为：日本的表态不仅是因为日本迟早要加入联合国，奉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控制的，既然日本是由美国独自占领，而美国又早已对朝鲜战争做出了明确的反应，日本的对外政策自然就应该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军事干涉，以实现有利于日本的早日媾和。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为了扩大战果，美军要求日本政府派遣海上保安厅的扫雷舰队到朝鲜的元山等海域参加扫雷作业。吉田以“与联合国军合作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为由，决定应美军要求派出扫雷舰队赴朝鲜参战。吉田认为，他之所以采取如此的对策，是由于“日本尚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很难拒绝美军的要求；如果拒绝美军，很可能加深对于早日媾和持消极态度的美军对日本的不满，对1950年6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以来推进的对日媾和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1]我们知道，战后主导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国务院主张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应尽快实现对日本的媾和，帮助日本早日重返国际社会。而国防部则主张严厉打击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潜力，反对迅速与日本媾和。因此，国务院几次提出对日本的媾和方案都被国防部否定。美国军方的对日态度及其实际上占领和控制日本领土的现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严厉性，使日本政府早日实现媾和的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如何讨好美国军方，缓和其对日本的严厉态度，是日本能否实现早日媾和的关键。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吉田政府自然会答应美军的要求。事实上，日本的确收到了如期的成效。美国驻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评价说：“日本特别扫雷舰队在朝鲜扫雷是对联合国军的支援，具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美国方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业绩评价很高，我个人认为，这将对日本谋求的早日媾和，产生良好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日本出动了扫雷舰队帮助美军，促使美国国防部改变了对日本严惩的观点。国防部与国务院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对日媾和的一致方案。1950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媾和并非全面媾和，只要是有意缔结条约的国家，意见一致即可。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第四条规定：在联合国未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之前，由日本和美国及其它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责任。关于赔偿问题，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要求。[2](P226)贯穿于七原则的核心就是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3](P777)
1951年1月，第二次访日的杜勒斯在29日与日本政府的会谈中说道，“如果媾和是在三年前进行的话，媾和的内容一定会很苛刻。但是在1951年的今天，联合国希望签署的是一个友邦间的条约，而不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条约。”2月初，由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媾和条约草案不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不对日本施加任何政治性和经济性的限制，日本因此而欣然接受。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感慨地写道：“不禁被条约的宽大与公正打动了……由此而勇气百倍。”[4](P66)由此，媾和的进度加快了。
2月14日，吉田在第十届国会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将来的媾和条约则希望把日本视为完全的独立国，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吉田违背了由波茨坦宣言开始的战后民主主义，企图把日本国民拉进美国阵营。[3](P780)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编制了NSC-48/5号文件，提出对日媾和的基本方针，要求与日本签订双边安全保障条约，援助日本发展特定的军事力量，将日本建设成为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兵工厂，把日本同共产主义国家隔离。为了加快媾和的进程，吉田内阁表示，日本的安全保障必须通过与美国的协调才能实现，日本“不能参与任何稍微削弱和孤立美国的政策”。除单独媾和条约以外，另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军在日本本土驻防。[5](P104-106)由于日本政府支持美国的媾和政策，单独媾和的态势也就基本形成。9月4日，对日和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并于9月8日签订了《对日和约》。由于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家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苏联、波兰、捷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因而实际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日本的一个片面的和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恢复了国家主权。
这样，日本政府依靠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植，通过千方百计地与美国合作，终于实现了早日媾和的战略构想。
二、以朝鲜战争为契机的渐进军备之路
按照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之规定：“日本永远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放弃进行战争的权利。再加上世人对日本军队给亚洲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仍记忆犹新，日本社会各阶层也尚未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鉴于此，吉田内阁为战后日本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经济立国”。他认为日本“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定民生。现在对于基础脆弱的日本经济来说，如果加上重整武装的负担，日本经济不仅不能自立，而且还会在其重压下崩溃，国民生活贫穷化，给共产阵营制造社会不安的好机会。”与此同时，吉田也主张“国家应拥有自卫能力”。[6](P32)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不敢就重整军备问题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朝鲜战争的爆发，在客观上既给日本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会。危险是因为日本会被拉入冷战，把它有限的资源用于重整军备，推迟经济的全面恢复。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觅得了实现其战略企图的机会：在美国的亚洲防卫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为日本增加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陆续被调往朝鲜战场，驻日美军锐减至3000人。为使日本成为美军进行朝鲜战争的后方基地，确保日本国内的治安，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7月8日指令吉田内阁迅速成立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人的海上保安厅队员。由于麦克阿瑟的指令没有超出日本的承受能力，吉田内阁迅速做出反应，于8月9日召开阁僚会议，没有经过国会的审议仅以政令的形式于次日公布实施“警察预备队令”。虽然名义上是“警察预备队”，但实际上是变相的陆军。起草政令的日本国家地方警察企划课课长、后为军事评论家的海原治于1995年接受《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证实：“从法律上讲是警察预备队，从实际上讲是军队。”[7](P546)1950年10月15日，根据《保安厅法》，过去在保安厅管辖下的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这是向重整军备迈出的重要一步。12月29日，日本政府又制订了《关于部队编成及组织规程》，详细规定了警察预备队的组织机构、职责。随后即在全国开始招募警察预备队队员。为了使国民接受重整军备的现实，吉田政府除让警察预备队参与治安值勤外，还让他们参加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救援活动。
尽管日本秉承美国的指令开始重整军备，但是吉田内阁反对对美国的一切指令唯命是从，主张在日本利益受到损害时，进行必要的抗争以延缓美国要求日本迅速军备的计划。
1951年1月，杜勒斯访问日本，就日本的重新武装问题向吉田内阁施加压力，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理由是：日本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重整军备；由于战败的创伤，日本国民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日本国内还存在着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危险；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备存在疑惧。因此，再军备应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5](P117)吉田尤其强调了日本民众反对重整军备。他说：“最近美国政界要人要求日本重整军备。与此相伴，在日本也有旧军人为了再军备而大肆鼓吹，就是在政界如前首相芦田均亦极力提倡，但是民众均不为所动。民众是最贤明的。”[2](P229)吉田以民众的反对为由拒绝美国要其再军备的计划。吉田很清楚，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会继续在日本驻军，而这就足以威慑苏联的核攻击了。日本由此也就能避免卷入国际纠纷、专心恢复发展经济。吉田曾对他年轻的助手宫泽喜一解释了他的真正企图：“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以后，自然而然会重整军备。也许是我老奸巨滑吧，我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最好让美国人来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宪法禁止军备，真是上天的恩典。美国人要是有怨言，我们就用宪法来抵挡。想修宪的政客是大笨蛋。”[8](P295)不难看出，吉田内阁在是否立即重整军备的问题上是很有策略的。吉田在私下里曾多次对其阁僚讲，军备是十分必要的。当有人问到“媾和后日本的防卫组织到底如何”时，吉田回答说：“既然是独立国家，军队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可是，要有军队，首先要有经济的力量，整备充分的经济基础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是那样，具有像军队那样的组织对于经济会有负面影响。”[9](P66)很明显，吉田内阁的策略是把重新武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虽然吉田内阁抵制美国促其再军备的计划，但在美国坚持日本不具备自卫力量就不能缔结相互防卫协定的压力下，日本只有做出妥协，于2月3日向美方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同意增加警察和海上保安人员的数量，并增加其装备，媾和后创建5万人的保安部队，并接受美国的军事顾问。日本的这一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因而美国也就不再坚持其要日本建立10个师的地面部队的计划。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和约》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日本的军备不作限制。和约规定：“对联合国来说，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认其拥有个别或集体的自卫权利，以及日本可以自发地缔结集体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日本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明确规定日本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而日本为了本国的防卫，逐渐增加自己所负担的责任。《对日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日本的独立性加强，而且也使日本与美国成为军事上的同盟国。
1951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互助法案”(MSA)之后又重新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参与同盟体系。吉田内阁不仅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而且利用“共同安全互助法案”为日本经济的重建服务。1953年7月，日美两国就共同安全法协定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吉田的亲信池田勇人在会谈中以和平宪法的存在、国民感情、财政困难等原因，拒绝美国要其“激增军备”的要求，迫使美国同意日本“自卫力量逐渐增加”。1954年3月8日，日美两国签订了MSA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武器等军事援助，交换条件是承担起加强日本本身的军事力量、“为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做出贡献”的义务。[10](P157)据此，日本把大量的共同安全援助款项用于经济发展，度过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经济停滞的难关。
根据MSA协定，日本政府于1954年6月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防卫厅设置法》第4条规定：“防卫厅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独立，保障国家安全”。《自卫队法》第3条规定：“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和平与独立，为保障国家安全，对于直接或间接侵略承担国家之防卫。”[11](P29)至此，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正规的军队。《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重整军备的实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吉田作为一位对国际问题有敏锐观察力的首相，迎合美国部分人士欲在政治上利用日本的企图，面对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机缘，审时度势，选择了着眼于未来、先发展经济以充实国力的渐进军备的战略。这是吉田内阁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三、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实行了“战后改革”。解散财阀，摧毁了垄断资本长期的封建性家族统治，促进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打破了少数大企业对生产和销售的高度垄断，促进了企业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农地改革使自耕农急剧增加，为现代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劳资关系的民主化，既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保障了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也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实行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等措施，日本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行，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注入。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的生产力几乎被破坏殆尽：国土荒芜、经济衰竭、民不聊生，一副凋零的景象。无论是政府、银行、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多少资金。能够从外部向日本提供资金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很重，如果没有重大情况的出现，美国绝不会轻易对日本进行经济援助。
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使其苦于萧条的经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走出了困境。被日本经济界称为“神风”。[12](P114)朝鲜战争帮助日本打好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当时担任日银总裁的一万田尚登这样回忆道，战争“拯救了我国的经济界”。[2](P234)
由于日本离朝鲜战场最近，因此美国把日本当成了它在远东的兵工厂和前沿基地。日本的工厂、运输机关、劳动力等都为了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而动员起来。因实行道奇路线而出现的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状况迅速得以改观。由于美军特需的增加，纤维与金属成为畅销产品。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半年间，上述制品的价格上升了2倍多，其中生产化学纤维的东洋人丝、帝人的利润率超过了45%。丰田公司更是因特需而重获生机。1949年，丰田的卡车、轿车的生产开始恢复到年产10824辆的水平。但是好景不常。1950年上半年，市场萎缩、销售一蹶不振，再加上通货紧缩，致使丰田公司1949年11月—1950年3月的赤字高达7600万日元。为舒缓困境，公司在6月9日决定裁员1600人。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丰田绝处逢生。7月31日，美第八军后勤部向丰田公司订购1000辆卡车，1951年3月1日又从丰田订购了各种卡车3679辆。《丰田汽车二十年史》这样记载了这段历史：“我公司正是因美军的订货而摆脱了危机。并且工人的罢工、骚乱也因生产的恢复而平息。”[2](P234)1950年11月—1951年3月，丰田已经能支付年红的20% 。随着战争的进行，特需的规模不断扩大。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是3.3亿美元，第二年的金额与第一年基本持平，第三年达到4.8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的出口量明显增加，到1950年下半年就比上半年的出口额增长了55%。外汇储备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从1949年底的2亿美元增加到1951年底的9.4亿美元，增加了3.5倍。[2](P235)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国内消费增加，投资扩大，战后“稳定危机”时积留下来的大量商品很快出售，生产随之上升，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恢复到1934年的水平。吉田茂曾这样写道：“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在日本订货，以及海外市场的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朝鲜事变开始一年以后，日本工矿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至于法人所得，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两年期间，增加到三至四倍。”[13](P70)日本经济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致公认：“如果没有50年代的那场朝鲜战争，日本绝对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朝鲜战争至少使日本赢得了10年时间。”
朝鲜战争不仅使日本几近崩溃的经济得以起死回生，而且也为日本通过减少甚至消除它对于许多国家的战争赔偿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开辟了道路。
早在日本尚未投降的1945年7月26日，盟国在《菠茨坦公告》中就规定了日本除“可被准许保留足以维持其经济以及支付公正之实物赔偿的工业”以外，“以使日本武装再起之工业”一律拆除或充作赔偿。[14](P74)国际上普遍要求严惩日本法西斯，美国在1945年9月制订的《初期对日方针》也明确提出，“凡是非日本和平经济或供应占领军所必需之货物或现有资本配备及便利，皆应移充赔偿之用。”[14](P89)不难看出，美国在对日占领初期，是企图通过战争赔偿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以及经济。同时，利用赔偿复兴日本的周边邻国，以便通过经济上的振兴、拉拢亚洲各国、制约日本，从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基于这一思想，美国在占领初期所制定的一系列赔偿方案都明显地具有“惩罚”性质，也比较公正。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鲍莱方案把日本平时的工业能力削减了30%。但是，随着冷战的出现与加剧，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转变，由最初的惩罚与打击转变为扶植与振兴。反映在赔偿问题上，就是赔偿方案几经变动，而且越来越由“严厉”向“宽松”、由“实质性”赔偿向“象征性”赔偿转化，在赔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最初的积极推进赔偿向极力阻挠赔偿、反对赔偿转化，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所签订的《对日和约》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向盟国支付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其现有领土曾被日本占领并遭受日本损害的愿意谈判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盟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15](P333-342)如此以来，决定日本的赔偿额及赔偿方式的主要因素不是日本在战争中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害程度与范围，而是以不损害日本“可以生存的经济”为限度，把赔偿的主动权交给了日本并最终确立了以资本赔偿为主的赔偿方式。
战争赔偿方式的变化与磋商对象的限定，使战争赔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战胜国失去了迫使日本赔偿的强制手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边各个受害国以及对日作战各国纷纷提出了赔偿要求，其中仅东南亚国家就要求赔偿300亿美元。结果是，包括经济合作在内，日本仅以17.286亿美元就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对此，吉田毫不讳言地声称：“日本付出的赔偿，并非日本对被害者给予的赔偿，而是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步棋。”利用自主的战争赔偿方式，日本把当时在国际上尚无竞争力的机械产品输出到东南亚，既为日本的重化工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又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资本物资主要用于受偿国的资源开发，日本海外原料供应地随着赔偿的进行也逐步建立起来。这样战争赔偿不仅没有成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障碍，反而成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原料产地的契机，为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崛起除了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外，还在于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战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战败后再以外交反败为胜的例子”。
收稿日期：200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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