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亚述学在中国
吴宇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3期第101～104，109页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吴宇虹(1949—)，男，四川内江人，英国伯明翰大学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与亚述学。
中图分类号：K30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3-0101-04
以现代伊拉克和北叙利亚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数十万计的楔形文字文献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数量最多的当时人类记载自己活动的文字材料。亚述学(Assyriology)正是一门研究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出土文献，涉及古代西亚的政治制度、经济、历史、法律(世界最早出现的法典由此而来)、医学、数学、天文、文学、神话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综合人文学科。它建立于上世纪中期的欧洲，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产物。
亚述学由两河流域的古国亚述而获名。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其南邻是著名的巴比伦古国(公元前2000—539年)。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国在古波斯兴起之前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曾先后称霸于西亚。它们代表了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楔形文字文明(另一古文明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创立之前，当今世界除了从旧约圣经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点支离破碎、神奇而走了样的信息外，对这两个威震西亚和北非的大帝国及文化一无所知。西亚考古发掘为现代世界展示了它们的建筑和艺术，而亚述学则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族迁移、王朝兴亡、军事征战、宗教仪式、发明创造、奴隶制度、粮银借贷、商业买卖、婚姻嫁娶、行政法律、国际关系、占卜天象、数学医药以及文学神话等各方面的奥秘。
由于历史和资金的原因，亚述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雄厚的基础：许多博物馆中有古两河流域文物以及大量尚未研究发表的泥板文书。伊拉克战争以前，两河流域平原上年年有考古队工作，从而不断发现新的有待研究的古文物和泥板文书；大学院校中有齐全的图书资料和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及研究生作为后继梯队。这些专家、学者不断穿梭于国际各大博物馆之间复制、阅读泥板文书，参加每年几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位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境内的考古现场，从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丰富的参考书和最新的研究动态。其结果当然是高水平和权威性的著作和文章源源不断的出版、发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逐渐摆脱外国控制。民族政府不再允许文物外流，但仍欢迎各国的考古队前来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及文物研究，条件是出土的文物只能留在本国的博物馆。尤其是每当幼发拉底河上欲修建水坝时，为了抢救将被淹没的文物，两国政府邀请欧美以及日本各国的考古队前来抢救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由发现它们的外国考古队研究，但不能带走，于本国有利无害。
目前在亚洲，日本亚述学发展最快。它常有考古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工作，而且发行了几本英文的亚述学和古代近东研究方向的杂志。虽然有个别在美国的移民出版了英、德文的亚述学专著，但尚未听说韩国和香港地区的大学开设亚述学专业。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和古典学科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实力仅次于日本。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的林志纯教授就开始了创建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的准备工作。他坚信“只有像研究中国史那样深入细致地研究世界古代史，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史坛。”这就是说，中国学者要能够准确地掌握已经死亡了但已被国外学术界掌握了的两河流域、埃及和古典几大古代文明的语言文字，要能够自己而不是依靠英、德、法等国学者的翻译去阅读、理解和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留下来的大量原始史料文献。从那时起，为了在我国创建这两门国际性新学科以及提高我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水平，他一直收集资料，发现人才，向有关部门大声疾呼，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创造条件。在国家教委、东北师大各级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如今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研究已在东北师大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等建立起来并结下了硕果。目前，东北师大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亚述学、埃及学以及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该所的图书资料已初具规模。由本国和外聘专家组成的高水平教师队伍负责博士、硕士以及本科三个层次的学生教学指导工作。1982年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最初称《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建立了亚洲不多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诸文明史专业化的图书馆，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基础——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和古典语言文字语法和文献。1986年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历史领域中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JAC)《古代文明杂志》(注册名《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向世界各国学术界发行，主要方向是古代近东研究(亚述学和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希腊、罗马)。我国和外国学者在已出版的17期杂志上发表了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其中我国亚述学学者的文章和论文已被国外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引用。杂志每期的亚述学文章作者和题目都被国际亚述期刊(Orentalia,Roma,and Archiv fur Orientalis,Wien)列入每年的世界亚述学论文、著作索引总目。1987年—1992年我国第一位留美亚述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杨炽及其丈夫杨大悟曾回国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亚述学，并对学科建设作了许多开拓性工作。继她之后(1992年离职)，笔者在英国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并于1993年9月回国效力。
1994年，由东北师范大学派到德国的拱玉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拱玉书博士在德国以专著形式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关于楔形文字起源和构成和中国古文字的比较研究》(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Verlag Dr.Kavac,Hamburg 1993)，回国后发表了德文专著《楔形文字符号名称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AOAT268)，Ugaric-Verlag,Münster 2000.)，他的代表论文和专著如下：
《苏美尔文明》(The Sumerian Civilization)，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Ergativit
t und das Sumerische”，JAC 2(1987)；“一个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Kalakku-überlegungen zur Mannigfaltigkeiten derDarstellungsweisen desselben Begriffs in der Keilschrift”，JAC 5(1990)；“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
a und Emar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5/1 (1995)，德国；“做格与苏美尔语”《北 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年；“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 第4期；“Fehlerhafte Schreibungen in d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Die Welt des Orients28(1997)，德国；“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叶奕良主编)，1998年；“楔形文字与六书”《东方研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1998年百年校庆论文集)；“泥板书屋”(The Tablet House)，《东方研究》1999年；“吉尔加美什与阿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1年；“A Homonymous List:IDU Ⅱ(CT 11,29-32,D.T.40)”，JAC 17(2002)；“楔形文字”，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我国只有两件楔形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两件铭文分别刻在二块石化马骨上。这是很少见的，因楔形铭文是写在泥板上的，一些王铭刻于石器、金属板和悬崖上，但尚未发现刻在圆形骨棒上的。笔者留英期间在Gurney教授帮助下，译出其中一块上的铭文(中文本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号)。该铭文是抄自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用巴比伦楔文写的诏安天下书，原件写在一个泥鼓载体上，现存大英博物馆。但马骨抄件只抄其中的几行原文，而且丢失和写错的字符很多，造成了释读困难。马骨抄件明显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人抄写的。其字体很像有的埃兰铭文上的字体(笔划的头成“Y”形)，或许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埃兰人抄写的。林志纯教授为了发表这一英文论文，在长春创办了英文《古代文明杂志》(JAC)国际年刊创刊号。由于这是国内首次成功释读楔形铭文，该文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佳作奖。笔者在英、法、美国的亚述学刊物上(《伊拉克》(52卷1990)、《亚述学短实用信息》、《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英文论文几十篇：对古苏美尔语王铭研究的“古地亚梦中的一个谜语”(法国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1989)；笔者和导师S.Dalley合作的论文(“Origins of the Manana Dynasty at Kish,and the Assyrian King List”，基什城邦马那那王朝的起源和亚述王表)发表在英国的《伊拉克》杂志(Iraq)1990年第52期；笔者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由牛津大学教授Gurney在1987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上代为宣读，(发表在34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文集》Tarih Kurumu,Turkey，1998)。90年代初，笔者在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和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埃什嫩那和马瑞王室楔形文字档案的论文：“Kill a Donkey or a Dog forMaking an Alliance,and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s in Ancient Chi na”(NABU1995/17)，用古中国的实践解释了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书信中提到的盟誓中的刑驴牲还是刑狗牲的争论。笔者发表的“Did the AssyrianKing List Attemp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Shamshi-Adad?”一文《古代文明杂志》(JAC 5，1990)被日本学者多次引用。
1994年笔者发表了80万字的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na,Mari and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Ⅲ to the Death of Samsi-Adad(344 pages,IHAC，Changchun)(《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史》)，为中国出版的两本亚述学英文专著之一。该书广泛地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详尽地收集了上千件当时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楔形文件，翻译、编辑了国际上50年来分散发表的数百件古巴比伦时期有关三国家的出土文件，用分析和比较古文件的方法发现当时的政治史材料和线索，综合归纳有用的事实，首次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历史写成专著。
1993年，笔者研究、发表了一块民间私人收藏的古巴比伦的不动产买卖楔文契约，开始对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发生兴趣(“Two Old Babylonian Tablets and the SaleDocument Formula sham2-til-la-ni-she3”，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3/79)。从1995年起，笔者的注意力转到大批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末的乌尔第三王朝王室的苏美尔语经济档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High Ranking Scribes and IntellectualGovernors during the Akkadian and Ur Ⅲ Periods”，(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高级书吏)，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0卷，1995年；“The Ewe withoutLamb and the House of the é-uz-ga，the Private House of the kings”(无羔母羊牺牲和国王们的特殊宫室)，《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1卷，1996年；“How didthey change from Mashda Calendar to Akiti Calendar from Shulgi 45-48 inPuzrish-Dagan?”(舒勒吉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间在普孜瑞什达干发生的年历变化)(《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5卷，2000年。
从1994年起，笔者开始发表介绍两河流域文明的中文文章，如：“亚述和埃兰战争”，《外国问题研究》1994，第2期；“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片段拓本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空中花园不在巴比伦而在尼尼微”，《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刘文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5-380页，1999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苏美尔文明的消亡”，《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1996-1998年，笔者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的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论文“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把两河流域三千年文明史的复杂而多样性的纪年方法、国际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个人的研究体会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对国内大学世界上古史教材的两河流域部分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国内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东北师大学报》2000第4期)。
应《美国东方学社会杂志》亚述学编委的约稿，笔者为这一国际权威杂志撰写了两篇有关埃什嫩那地区出土文献、文物的书评。1998至1999年，笔者赴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任客座研究员，进行国际合作两年，参加世界性跨世纪工程多卷集《苏美尔词典》工程的编撰工作。宾大的亚述学传统以苏美尔语文学研究著名，在这一气氛中，笔者写出“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狂犬病和狂犬)，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21卷(2001年第1期，第32-43页)，全文载入国际期刊检索互联网。同时，笔者对行文过于简洁、语言晦涩难懂的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进行研究(“The Earliest War for Water:Gilgamesh and Agga”(最早争夺水源的战争——吉勒旮美什和阿旮史诗)，《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8/no 4，103)，对50年来的国际亚述学界不能解释的史诗中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对长老和壮丁们说的有关水池和井的话的含义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段话中的关键的苏美尔语动词形式til-til-le-dam中的til意为“(水池)枯竭”。根据这一分析，笔者把这段话译为“(使节说：)(如果不是基什，你们的)一个水池将要枯竭，(你们)国土中所有的水池都要枯竭了，国土中所有的(用)水罐(取水)的水池都要枯竭了，所有的以绳索提(水)的深池都要枯竭了。(因此，你要向基什进贡。)”由此，两大城邦争霸的原由被全新地理解为上游的基什控制了苏美尔的经济命脉——幼发拉底河的水利资源而要求下游的乌鲁克臣服。这一全新的解释在国际亚述学界引起反响。
1998年，笔者开始从乌尔第三王朝的新苏美尔行省制王室经济文献研究转向更古老的古苏美尔城邦王室经济文档案研究。前萨尔贡时期又称作古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公元前2800-2300年)。以乌鲁克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楔形文字经济和行政档案(公元前3000-2800年)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发展。苏美尔城邦出土的这些楔形文字档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和行政行为的非常宝贵的文件。苏美尔城邦拉旮什的主要城市吉尔苏出土的经济文献之数量为各城之最，覆盖时间最长。它包括了四个主要时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公元前2400-2300年)、阿卡德王朝(公元前2291-2150年)、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1-2004年)和古巴比伦前期(公元前1894-1700年)。苏美尔城邦时期的吉尔苏文献比同时期其它城市出土的文献更为经典的是，它是唯一带有国王在位和月序、可按前后日期进行系统分析的系统档案。多达约1600多件泥板文书仅横跨拉旮什邦最后的三位公侯统治的连续的17或18年的时间：恩恩塔尔孜的最后的四、五年时间，卢旮勒安达的七年和乌如卡吉那的前六年。年月如此清楚、数量如此巨大、时间早到公元前2300年的吉尔苏王室档案在世界各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所记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是研究早期奴隶制社会经济最好的材料。笔者分析了吉尔苏出土文献所显示的苏美尔城邦的经济制度，并在耶鲁大学承办的第45届国际亚述学大会宣读了论文“Lugaland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House of Lady in Girsu”(卢旮勒安达在吉尔苏城夫人宫的经济改革)，2001年发表在《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6卷。文中用详细列举的档案统计数字表明了拉旮什王卢旮勒安达和妻子在吉尔苏王后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作用，同时用有力的文档证据推翻了国际亚述学界传统根据乌如卡基那的王铭推测出的说法：拉旮什末王乌如卡基那发动平民阶级革命，推翻了卢旮勒安达的统治，并进行了经济改革。证据表明乌如卡基那是卢旮勒安达的合法继承人，他和妻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卢旮勒安达夫妇扩大的奴隶制王室庄园“吉尔苏夫人宫”。
我国亚述学学者的论文曾多次被外国学者引用。我们先后参加了1986、1989、1992、1998、2002年国际亚述学大会(法国巴黎、比利时根特、德国海德堡、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登)并宣读了论文，使中国在国际亚述学界有了一定影响。我们从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填补了世界人文学科之中重要研究领域亚述学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加入了这一过去以世界发达国家为主讲人的学科的论坛。
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年轻亚述学学者Magnus Widell博士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亚述学，1998年获得瑞典Uppsala大学硕士学位(1995-1998)后远道来到我校攻读笔者指导的亚述学博士生课程，2001年获得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任《古代文明杂志》(JAC)英文编辑。他的专项是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语经济行政档案，博士论文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乌尔城中的公共和私人经济活动》。他用英文在国际亚述学专业杂志和《古代文明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的国际大型项目《楔形文字数字技术图书馆工程》，现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不断加强，我国的亚述学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我国老、中、青三代亚述学者们正在辛勤耕耘。也许在不久 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考古队能和欧美日各国的考古队一样出现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废墟上，中国的亚述学学者会向全世界通报他们自己考古发现的泥板文献。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磨难而成为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的诸古文明中唯一一支流传至今的古老文明传统，中国学者有责任在拯救同样古老但不幸失传的人类近东文明的国际重任中做出较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05-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3期第101～104，109页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吴宇虹(1949—)，男，四川内江人，英国伯明翰大学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与亚述学。
以现代伊拉克和北叙利亚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数十万计的楔形文字文献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数量最多的当时人类记载自己活动的文字材料。亚述学(Assyriology)正是一门研究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出土文献，涉及古代西亚的政治制度、经济、历史、法律(世界最早出现的法典由此而来)、医学、数学、天文、文学、神话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综合人文学科。它建立于上世纪中期的欧洲，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产物。
亚述学由两河流域的古国亚述而获名。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其南邻是著名的巴比伦古国(公元前2000—539年)。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国在古波斯兴起之前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曾先后称霸于西亚。它们代表了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楔形文字文明(另一古文明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创立之前，当今世界除了从旧约圣经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点支离破碎、神奇而走了样的信息外，对这两个威震西亚和北非的大帝国及文化一无所知。西亚考古发掘为现代世界展示了它们的建筑和艺术，而亚述学则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族迁移、王朝兴亡、军事征战、宗教仪式、发明创造、奴隶制度、粮银借贷、商业买卖、婚姻嫁娶、行政法律、国际关系、占卜天象、数学医药以及文学神话等各方面的奥秘。
由于历史和资金的原因，亚述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雄厚的基础：许多博物馆中有古两河流域文物以及大量尚未研究发表的泥板文书。伊拉克战争以前，两河流域平原上年年有考古队工作，从而不断发现新的有待研究的古文物和泥板文书；大学院校中有齐全的图书资料和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及研究生作为后继梯队。这些专家、学者不断穿梭于国际各大博物馆之间复制、阅读泥板文书，参加每年几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位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境内的考古现场，从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丰富的参考书和最新的研究动态。其结果当然是高水平和权威性的著作和文章源源不断的出版、发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逐渐摆脱外国控制。民族政府不再允许文物外流，但仍欢迎各国的考古队前来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及文物研究，条件是出土的文物只能留在本国的博物馆。尤其是每当幼发拉底河上欲修建水坝时，为了抢救将被淹没的文物，两国政府邀请欧美以及日本各国的考古队前来抢救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由发现它们的外国考古队研究，但不能带走，于本国有利无害。
目前在亚洲，日本亚述学发展最快。它常有考古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工作，而且发行了几本英文的亚述学和古代近东研究方向的杂志。虽然有个别在美国的移民出版了英、德文的亚述学专著，但尚未听说韩国和香港地区的大学开设亚述学专业。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和古典学科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实力仅次于日本。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的林志纯教授就开始了创建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的准备工作。他坚信“只有像研究中国史那样深入细致地研究世界古代史，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史坛。”这就是说，中国学者要能够准确地掌握已经死亡了但已被国外学术界掌握了的两河流域、埃及和古典几大古代文明的语言文字，要能够自己而不是依靠英、德、法等国学者的翻译去阅读、理解和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留下来的大量原始史料文献。从那时起，为了在我国创建这两门国际性新学科以及提高我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水平，他一直收集资料，发现人才，向有关部门大声疾呼，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创造条件。在国家教委、东北师大各级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如今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研究已在东北师大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等建立起来并结下了硕果。目前，东北师大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亚述学、埃及学以及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该所的图书资料已初具规模。由本国和外聘专家组成的高水平教师队伍负责博士、硕士以及本科三个层次的学生教学指导工作。1982年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最初称《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建立了亚洲不多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诸文明史专业化的图书馆，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基础——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和古典语言文字语法和文献。1986年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历史领域中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JAC)《古代文明杂志》(注册名《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向世界各国学术界发行，主要方向是古代近东研究(亚述学和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希腊、罗马)。我国和外国学者在已出版的17期杂志上发表了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其中我国亚述学学者的文章和论文已被国外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引用。杂志每期的亚述学文章作者和题目都被国际亚述期刊(Orentalia,Roma,and Archiv fur Orientalis,Wien)列入每年的世界亚述学论文、著作索引总目。1987年—1992年我国第一位留美亚述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杨炽及其丈夫杨大悟曾回国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亚述学，并对学科建设作了许多开拓性工作。继她之后(1992年离职)，笔者在英国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并于1993年9月回国效力。
1994年，由东北师范大学派到德国的拱玉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拱玉书博士在德国以专著形式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关于楔形文字起源和构成和中国古文字的比较研究》(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Verlag Dr.Kavac,Hamburg 1993)，回国后发表了德文专著《楔形文字符号名称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AOAT268)，Ugaric-Verlag,Münster 2000.)，他的代表论文和专著如下：
《苏美尔文明》(The Sumerian Civilization)，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Ergativit
t und das Sumerische”，JAC 2(1987)；“一个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Kalakku-überlegungen zur Mannigfaltigkeiten derDarstellungsweisen desselben Begriffs in der Keilschrift”，JAC 5(1990)；“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a und Emar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5/1 (1995)，德国；“做格与苏美尔语”《北 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年；“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 第4期；“Fehlerhafte Schreibungen in d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Die Welt des Orients28(1997)，德国；“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叶奕良主编)，1998年；“楔形文字与六书”《东方研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1998年百年校庆论文集)；“泥板书屋”(The Tablet House)，《东方研究》1999年；“吉尔加美什与阿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1年；“A Homonymous List:IDU Ⅱ(CT 11,29-32,D.T.40)”，JAC 17(2002)；“楔形文字”，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我国只有两件楔形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两件铭文分别刻在二块石化马骨上。这是很少见的，因楔形铭文是写在泥板上的，一些王铭刻于石器、金属板和悬崖上，但尚未发现刻在圆形骨棒上的。笔者留英期间在Gurney教授帮助下，译出其中一块上的铭文(中文本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号)。该铭文是抄自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用巴比伦楔文写的诏安天下书，原件写在一个泥鼓载体上，现存大英博物馆。但马骨抄件只抄其中的几行原文，而且丢失和写错的字符很多，造成了释读困难。马骨抄件明显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人抄写的。其字体很像有的埃兰铭文上的字体(笔划的头成“Y”形)，或许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埃兰人抄写的。林志纯教授为了发表这一英文论文，在长春创办了英文《古代文明杂志》(JAC)国际年刊创刊号。由于这是国内首次成功释读楔形铭文，该文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佳作奖。笔者在英、法、美国的亚述学刊物上(《伊拉克》(52卷1990)、《亚述学短实用信息》、《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英文论文几十篇：对古苏美尔语王铭研究的“古地亚梦中的一个谜语”(法国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1989)；笔者和导师S.Dalley合作的论文(“Origins of the Manana Dynasty at Kish,and the Assyrian King List”，基什城邦马那那王朝的起源和亚述王表)发表在英国的《伊拉克》杂志(Iraq)1990年第52期；笔者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由牛津大学教授Gurney在1987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上代为宣读，(发表在34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文集》Tarih Kurumu,Turkey，1998)。90年代初，笔者在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和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埃什嫩那和马瑞王室楔形文字档案的论文：“Kill a Donkey or a Dog forMaking an Alliance,and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s in Ancient Chi na”(NABU1995/17)，用古中国的实践解释了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书信中提到的盟誓中的刑驴牲还是刑狗牲的争论。笔者发表的“Did the AssyrianKing List Attemp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Shamshi-Adad?”一文《古代文明杂志》(JAC 5，1990)被日本学者多次引用。
1994年笔者发表了80万字的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na,Mari and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Ⅲ to the Death of Samsi-Adad(344 pages,IHAC，Changchun)(《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史》)，为中国出版的两本亚述学英文专著之一。该书广泛地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详尽地收集了上千件当时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楔形文件，翻译、编辑了国际上50年来分散发表的数百件古巴比伦时期有关三国家的出土文件，用分析和比较古文件的方法发现当时的政治史材料和线索，综合归纳有用的事实，首次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历史写成专著。
1993年，笔者研究、发表了一块民间私人收藏的古巴比伦的不动产买卖楔文契约，开始对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发生兴趣(“Two Old Babylonian Tablets and the SaleDocument Formula sham2-til-la-ni-she3”，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3/79)。从1995年起，笔者的注意力转到大批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末的乌尔第三王朝王室的苏美尔语经济档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High Ranking Scribes and IntellectualGovernors during the Akkadian and Ur Ⅲ Periods”，(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高级书吏)，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0卷，1995年；“The Ewe withoutLamb and the House of the é-uz-ga，the Private House of the kings”(无羔母羊牺牲和国王们的特殊宫室)，《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1卷，1996年；“How didthey change from Mashda Calendar to Akiti Calendar from Shulgi 45-48 inPuzrish-Dagan?”(舒勒吉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间在普孜瑞什达干发生的年历变化)(《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5卷，2000年。
从1994年起，笔者开始发表介绍两河流域文明的中文文章，如：“亚述和埃兰战争”，《外国问题研究》1994，第2期；“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片段拓本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空中花园不在巴比伦而在尼尼微”，《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刘文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5-380页，1999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苏美尔文明的消亡”，《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1996-1998年，笔者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的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论文“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把两河流域三千年文明史的复杂而多样性的纪年方法、国际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个人的研究体会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对国内大学世界上古史教材的两河流域部分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国内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东北师大学报》2000第4期)。
应《美国东方学社会杂志》亚述学编委的约稿，笔者为这一国际权威杂志撰写了两篇有关埃什嫩那地区出土文献、文物的书评。1998至1999年，笔者赴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任客座研究员，进行国际合作两年，参加世界性跨世纪工程多卷集《苏美尔词典》工程的编撰工作。宾大的亚述学传统以苏美尔语文学研究著名，在这一气氛中，笔者写出“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狂犬病和狂犬)，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21卷(2001年第1期，第32-43页)，全文载入国际期刊检索互联网。同时，笔者对行文过于简洁、语言晦涩难懂的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进行研究(“The Earliest War for Water:Gilgamesh and Agga”(最早争夺水源的战争——吉勒旮美什和阿旮史诗)，《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8/no 4，103)，对50年来的国际亚述学界不能解释的史诗中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对长老和壮丁们说的有关水池和井的话的含义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段话中的关键的苏美尔语动词形式til-til-le-dam中的til意为“(水池)枯竭”。根据这一分析，笔者把这段话译为“(使节说：)(如果不是基什，你们的)一个水池将要枯竭，(你们)国土中所有的水池都要枯竭了，国土中所有的(用)水罐(取水)的水池都要枯竭了，所有的以绳索提(水)的深池都要枯竭了。(因此，你要向基什进贡。)”由此，两大城邦争霸的原由被全新地理解为上游的基什控制了苏美尔的经济命脉——幼发拉底河的水利资源而要求下游的乌鲁克臣服。这一全新的解释在国际亚述学界引起反响。
1998年，笔者开始从乌尔第三王朝的新苏美尔行省制王室经济文献研究转向更古老的古苏美尔城邦王室经济文档案研究。前萨尔贡时期又称作古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公元前2800-2300年)。以乌鲁克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楔形文字经济和行政档案(公元前3000-2800年)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发展。苏美尔城邦出土的这些楔形文字档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和行政行为的非常宝贵的文件。苏美尔城邦拉旮什的主要城市吉尔苏出土的经济文献之数量为各城之最，覆盖时间最长。它包括了四个主要时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公元前2400-2300年)、阿卡德王朝(公元前2291-2150年)、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1-2004年)和古巴比伦前期(公元前1894-1700年)。苏美尔城邦时期的吉尔苏文献比同时期其它城市出土的文献更为经典的是，它是唯一带有国王在位和月序、可按前后日期进行系统分析的系统档案。多达约1600多件泥板文书仅横跨拉旮什邦最后的三位公侯统治的连续的17或18年的时间：恩恩塔尔孜的最后的四、五年时间，卢旮勒安达的七年和乌如卡吉那的前六年。年月如此清楚、数量如此巨大、时间早到公元前2300年的吉尔苏王室档案在世界各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所记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是研究早期奴隶制社会经济最好的材料。笔者分析了吉尔苏出土文献所显示的苏美尔城邦的经济制度，并在耶鲁大学承办的第45届国际亚述学大会宣读了论文“Lugaland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House of Lady in Girsu”(卢旮勒安达在吉尔苏城夫人宫的经济改革)，2001年发表在《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6卷。文中用详细列举的档案统计数字表明了拉旮什王卢旮勒安达和妻子在吉尔苏王后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作用，同时用有力的文档证据推翻了国际亚述学界传统根据乌如卡基那的王铭推测出的说法：拉旮什末王乌如卡基那发动平民阶级革命，推翻了卢旮勒安达的统治，并进行了经济改革。证据表明乌如卡基那是卢旮勒安达的合法继承人，他和妻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卢旮勒安达夫妇扩大的奴隶制王室庄园“吉尔苏夫人宫”。
我国亚述学学者的论文曾多次被外国学者引用。我们先后参加了1986、1989、1992、1998、2002年国际亚述学大会(法国巴黎、比利时根特、德国海德堡、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登)并宣读了论文，使中国在国际亚述学界有了一定影响。我们从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填补了世界人文学科之中重要研究领域亚述学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加入了这一过去以世界发达国家为主讲人的学科的论坛。
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年轻亚述学学者Magnus Widell博士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亚述学，1998年获得瑞典Uppsala大学硕士学位(1995-1998)后远道来到我校攻读笔者指导的亚述学博士生课程，2001年获得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任《古代文明杂志》(JAC)英文编辑。他的专项是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语经济行政档案，博士论文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乌尔城中的公共和私人经济活动》。他用英文在国际亚述学专业杂志和《古代文明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的国际大型项目《楔形文字数字技术图书馆工程》，现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不断加强，我国的亚述学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我国老、中、青三代亚述学者们正在辛勤耕耘。也许在不久 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考古队能和欧美日各国的考古队一样出现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废墟上，中国的亚述学学者会向全世界通报他们自己考古发现的泥板文献。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磨难而成为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的诸古文明中唯一一支流传至今的古老文明传统，中国学者有责任在拯救同样古老但不幸失传的人类近东文明的国际重任中做出较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