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陈兼/余伟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3年03期第3～22页
【作者简介】陈兼，“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历史系 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关 键 词】冷战/冷战史新研究/盖迪斯
冷战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 ，在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学术机构(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 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 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注：这些机构的英语名分别为：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Harvard Program on Cold War Studies,Cold War Studies Group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GWCW),Cold War Studies Program a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以冷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同冷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 相比较，这些新成果在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有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抓住了前苏联及一些 东欧国家档案解密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料开放的历史机遇，在研究方法、范畴 、视角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很大突破，从而产生了被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路易 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学术新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 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注：关于盖迪斯就“冷战史新研究”所作论述，参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81—295；关于由盖迪斯看法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的争议 ，参见Richard N.Lebow,We Still Do Not Know!Diplomatic History,vol.22,no.4,19 98,pp.627—632;Melvyn P.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Kno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4,no.2(April 1999),pp.501—524。)。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对 目前仍在发展之中的这一学术现象提出批判性的评述，并就其对冷战史研究在中国进一 步开展的涵义进行讨论，以就教于同行与读者。
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
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 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是“正统派”(The“Orthodox School”)或“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 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 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 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注：关于“正统派 ”可参见Authur 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46,196 7,pp.22—52;Jerald A.Comb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220 —234;Geir Lundestad,Moralism,Presentism,Exceptionalism,Provincialism,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Diplomatic History,vol.13,no.4(Fall 1989),pp.527—546；亦参见尹良武《冷战史 学管窥》，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 7—355页。)。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The“Lost China”Thesis)在美 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 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 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注：关于“失去中国论”的典型例子，参见Anthony Kubek,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Chicago:Regnery,1963。)。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 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 了重要注脚。
进入50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退潮以及冷战本身越来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演 变中的“常态”，一些早期“正统派”学者的看法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再加上 当时以汉斯·摩根索(Hans Mau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注：关于汉斯·摩根索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巨大影响 ，参见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2—28。)，这 就促使“正统派”学者在方法论的层面向“现实主义”靠拢。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出 现的“正统派”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分析，一般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 “权力”(power)界定为出发点，而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本应包含的思想、 意识与观念层面(亦即“软权力”层面)的内容；而冷战对峙双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 的政策行为，则被视为仅仅是替既成事实的决策所作的辩解，而非导致决策产生的原因 (注：参见Paul Y.Hammond,The Cold War Year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 5.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9;Herbert Feis,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W.W.Norton,1970;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New York:Praeger, 1974。)。
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 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了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 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 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60年代后期， 新锐学者将对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 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 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 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注：关于 “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Comb,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pp.235—257;Bradford Perkin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Twenty-five Years After.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10(December 1982),pp.318—330;Anders Stephanson, 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30—35;典型的修正派著作包括Gabriel Kolko,The Polit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3—45.New York:Random House,1968;Joyce and Gabriel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54.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Thomas G.Paterson,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Truman to Reag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2 vol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1990。)。
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 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系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 不够精细(注：尽管一些修正派学者激进的批判态度后来发生了变化，并越来越注意使 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基本特点并没有发 生变化。)。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 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 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 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 。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 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 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 ，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 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 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The“Lost Chance”Thesis )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 中美关系缓和，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 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 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 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 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注：论及美国在中 国“失去机会”的著述主要有Warren I.Cohe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1934—1945.Orbis,11(Summer 1967),p p.551—569;Joseph W.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World War Ⅱ Di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1974;Warren I.Cohen,Acheson,His Advisors and China,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52;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 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但“修正派”学者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 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 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 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论同“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 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注：毫不奇怪，进入90年代后，“失去机会 ”论在国际学术界遇到了尖锐挑战。关于这方面的论辩，参见Warren Cohen,Chen Jian ,Odd Arne Westad,John Garver and Michael M.Sheng,A Symposium on the Lost Chance Debate in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Winter 1996/1997),pp.7 1—115。)。
进入70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 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 (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注：这里必须指出，70年代初美国档案 解密的实际进程，同“修正派”学者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 判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应对修正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 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 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 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注：这里所涉及的，是目前国际 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是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转型”、以及在 何种意义上发生了转型的问题。2001年6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冷战转型及中美 苏战略关系的演变”专题学术讨论会，着重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关于会议有关讨论 的概况，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印《冷战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 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 在重建“历史事实”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对外政 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 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 ”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 ”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对冷战的发生都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 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注：关于“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 可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7,no.3(Summer 1983),pp.171—190。盖迪 斯最主要的代表作为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莱 夫勒最主要的代表作为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伦德斯泰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为The American“Empire”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斯塔克的主要代表作为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NC: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 ,1981。)。
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 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 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 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 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 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 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 出了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 ，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 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 象和目标才获得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术解释上 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 ”的深刻影响。由于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 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 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 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注：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有关中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中， 一种强调“中国面临威胁”(China under Threat)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国际 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一般认为，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 搞清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种种考虑”。就构成这些考虑的核心因素而言 ，中国决策者同其他国家决策者并无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安全 ，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等等。参见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又参见Nakajima Mineo,Thomas Robinson,and Jonathan Pollack等学者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vols.14 and 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and 1991)中所著的章节。)。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 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 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 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 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
盖迪斯与“冷战史新研究”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而走向结束， 这使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感到困窘。尽管他们一向以“准确地预见国际关系发展 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却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相关研究曾预料到全球范围内 的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 “科学性”提出了质疑(注：关于这种质疑，参见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3(Winter 1992/1993),pp.5—58,Especially pp.5—10;亦参见Jeffrey T.Checkel, 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50(1998),pp. 324—348;William C.Wohlforth,Reality Check: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bid.,pp.650— 680。)。这种以冷战结束为契机而出现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 挑战，导致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一场波及整个领域的危机(注：参见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5—10。)。
对于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危机感则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包括 历史研究在内)在此前后所出现的一系列潜在变化，而变得更为深刻。进入上世纪70年 代以后，被学者们称之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新潮流先后兴起，造成了 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层面的革命性变动。当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从 高层转向下层，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本 身的复杂运动与变化，从物质定义的“权力”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种种“软权力 ”时，以现实主义方法论为基本指南、以高层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对外政策和 安全战略为关注重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便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被逐步边 缘化的趋势，从而加深了许多以冷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内在的危机感(注：关于外交 史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历史研究中被边缘化的认识及有关反应，参见Melvyn Leffler,New Approaches,Old Interpretations,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19,no.2(Spring 1995),pp.173—196。这是莱夫勒在1994年 当选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时所发表的就职学术讲演。)。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们面临着种种 新的挑战，又为他们接触和利用来自“冷战另一方”的相关史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 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与发展，包括共产党的有 关文件、领导人文集以及重要回忆录在内的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逐步为学者们 所了解并受到重视(注：有关西方学者对这方面情况的早期评述，参见Michael H.Hunt and Odd Arne Westad,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 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Sources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The China Quarterly,no.122,1990;又参见Steven M.Goldstein and He Di,New Chines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1,pp.4—6;以及Michael Hunt,CCP Foreign Relations: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和Chen Jian,CCP Leaders' Selected Work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s.6—7(Winter 1995/1996),pp.129,136—143;131,144—146。)。进入90 年代以后，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又为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接触利用前苏联及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档案资料的大门(注：从俄国的情况来看，档案开放进程自90年代初开始 后，曾在1993—1994年间达到高点。但此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性保证、又受到政治 及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制约，档案开放以及学者们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也变得起伏不定。 但到9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档案解密、开放的步伐加快，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 视。)。与此同时，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档案资料(尤其是与冷战走向结束有关的资料 )也进一步开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逐步涌现 。严格地来说，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一种外延与内涵都可以清楚界定的学术流 派，而是一种由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及相互之 间的学术交流及讨论而产生的学术现象。其中，学者之间在概念、定义、史料阐述以及 史实释义上往往存在不同意见。
在“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潮流形成、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史学界占有 权威地位的盖迪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盖迪斯曾长期任教于俄亥俄大学，于1996年出任 耶鲁大学美国外交史讲座教授。在上世纪70—80年代，他曾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后修 正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从来便以重视分析、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而见长 。同时，在外交史学者中，他又一向以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精深造诣而著称(注：关于 盖迪斯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观点的演变，参见蔡佳禾《盖迪斯与冷战史研究》(提交2 002年8月于武夷山举行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当全球冷战走向结束之际，盖迪斯在国际关系及外交史领域中最有影 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理论基础提 出了尖锐挑战。
盖迪斯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二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包括行为科学 、结构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要学派。他指出，冷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结 束，显然是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发展中最具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变。然而，尽 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所有主要学派都曾以研究及预测冷战的发展进程及可能结局作为 中心任务，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理论模式曾预见到了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突然 ”解体而走向结束。盖迪斯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在战后几代国际关系 学者身上，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将自己的研究“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则是政 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本应属于“软科学”的学科，出现了逐步走向“硬化” 的趋势——越来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 进程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其活动所必 然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性以及不可预测性(注：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53—54.)。盖迪斯为此开出的是一副历史学 家的药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必须重新评估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以一种开 放的心态来面对“叙事、类比、悖论、反话、直觉以及想象”等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 者所必须掌握并使用的基本方法(注：Ibid.,p.58.)。也就是说，在盖迪斯看来，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已经过于“硬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走 向“软化”，以便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史中复杂而多层次的现实。
盖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同他对于美国外交史以及 与之相关的冷战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冷战以苏联解体的 特定方式而结束，恰恰揭示了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缺陷。首先，由于冷战的 长期延续，使得学者们很容易将冷战中种种具有过程性性质的事物(如“两极对立”和 “三个世界”划分等)，看作似乎有可能超越冷战时空而存在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一系 列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受到阻碍的“凝固性话语”。其次，由于受到资料来源以 及研究者本身认知结构的限制，冷战史研究在美国长期以来其实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 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学者们对于冷战年代美国以外的世界(甚至包括美国的重要对手 苏联)的了解，不仅极为有限，也充满着各种偏见。再次，在美国学界关于冷战的研究 中，人们的注意力又过多地集中于各学派以往论争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结果，则是 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科在进行深层次理论探索时出现了“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 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史进 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根 本对立的倾向，而在实质上，这两种倾向都造成了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贫乏( 注：John Lewis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3(Summer 1990),pp.405—423;Especially pp.407—412.)。
基于这种对于现状及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盖迪斯提出，在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及其他 西方国家档案资料利用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于“冷战中另一方”的档案资料的利用，从 而促进美国外交史及整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真正走向国际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外交史 以及冷战史有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以后的发展表明，盖迪斯所提出的这些 建议，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崛起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使得盖迪斯自 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盖迪斯本人对于国际冷战史的重新探讨，是以一系列在他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为中 心而展开的——什么是冷战?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冷战为什么会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升级 为热战?冷战为什么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从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更为广义 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冷战占有怎样的地位?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集中 地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
“什么是冷战”，这是研究冷战的每个学者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 —包括盖迪斯本人在内——对此最通常的定义是：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 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对抗；由于热核武器的出现，人类 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手段，因而使得这种对抗的升级受到限制，不能不局限在“ 冷战”的范围内，而未能发展为“热战”。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并没 有否定这种对于冷战的通常定义，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仅仅将冷战所要解决的问题归 结为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看，冷战所要解决的 ，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注：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2.)。
根据这样的认识，盖迪斯集中探讨了“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整个冷战时期( 尤其是初期)，由于冷战起源问题本身所隐含的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及学术层面的复杂性 ，它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也成为各学派之间论争、分野的重要标志。毫不奇怪， 当来自冷战“另一方”的新资料使得西方学者第一次有可能从双边乃至多边视角对冷战 起源加以审视时，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充分重视。盖迪斯在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 文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在广泛利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资料的基 础上，也将冷战起源当作讨论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对以他本人为主要代表的“后修正派 ”的一些基本看法作了重大修正。包括盖迪斯自己在内的许多“后修正派”学者曾认为 ，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 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盖迪斯过去很少讨论究竟哪一 方应对发起冷战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他看来，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 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将导致冷 战发生的责任放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的身上。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革命领袖，“从未放弃过关于‘世界革命’的最终理念”；在战后苏联对外政策行 为的实际发展中，这种理念又同因战争结果而大大加强的扩展苏联国际权力地位必要性 的信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征。由于苏联的政治制度 缺乏制衡机制，斯大林很容易将自己对于“安全”与“威胁”的种种幻觉转变为政策的 动力，从而造成他对国际政治性质绝对“零和”的理解。其结果，则是促使战后国际关 系向着冷战方向进发。盖迪斯因而提出，冷战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 有斯大林的存在，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冷战的发生。通过这样的提法，盖迪斯实际上已将 冷战发生过程中的领导人个性等历史偶然性因素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注：参见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1997,especially pp.25,29—33, 292—293。)。
在盖迪斯看来，美国的政策行为在内在动力、表现形式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同苏联 有着本质区别。尽管战后美国随着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大大增强，也表现出了对于扩 展自身国际权力的强烈愿望，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却来自于对“外部威胁”的 高度敏感。美国确实在卷入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建起了自己的“帝国”，但这是对苏联在 中东欧建立“帝国”行为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帝国”是以“强制”为基 础的；而美国的“帝国”则是在与西欧国家协商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应邀 建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注：“应邀建立的帝国”概念，最初是由挪威 著名学者伦得斯泰德所提出的。参见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September 1986),pp.263—277。盖迪斯不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将它同自己关于冷战 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盖迪斯强调，正是这种源于民主制 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及其对于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影响，决定了苏联及其 集团缺乏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决定了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告终的结 局。
正是基于冷战从本质上看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思想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的认识，盖 迪斯又进一步指出，决定冷战实际进程的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均势” 问题，而是“权力多样化”问题。他承认，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冷战另一方”的新材 料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便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仅是因为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 行为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背景和利益，更是因为各个行为者出于自身“合法性”需求而作 出的有关意识形态信念的表述，往往会使它们之间——如同中苏分裂那样——产生深层 次的分歧与冲突。相形之下，美国及其阵营从一开始便在制度的层面具有多元的性质。 因此，冷战的两极对立性质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便已经不复存在了。鉴于苏联在国际 对抗中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莫斯科以强权所建立的“帝国”，这种权力多元化的趋势 对苏联所造成的冲击必定大大超过对美国的可能冲击。在盖迪斯看来，这是造成冷战最 终以苏联及其集团解体而结束的又一重要原因(注：Gaddis,We Now Know,pp.283—286. )。就其对冷战史研究的实际影响而言，这种看法又意味着，对冷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 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行为，而必须将包括中小国家与“附属国家”在内的其他 国际关系行为者也纳入视野。
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必须重视冷战过程中“软权力”所起作用 的看法，以及他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及冷战史“旧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挑战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乃至共鸣。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 冷战史新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并造就了“新研究”不同于“旧研究”的特殊语境。然 而，在实证与个案研究的层面，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具体观点、尤其是他 关于冷战起源于斯大林及苏联咄咄逼人的政策行为的论述，却受到了多方挑战，在学术 界引起了广泛争论。挪威著名学者伦德斯泰德是盖迪斯的老朋友、并曾同为“后修正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却明确提出，盖迪斯关于应将冷战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苏联及斯 大林的看法，“走得太远”，缺乏说服力(注：Geir Lundestadt,How(Not)to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Reviewing Cold War History:Approaches,Interpretations,Theory.London:Frank Cass,2000,pp.64—75.) 。俄国学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则认为，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大量俄方新资料来看，二战结束 时，斯大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苏联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他的初衷并不是单方面地、 不受限制地推行扩张政策，而是希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为了建立苏联自身势力 范围并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争端，斯大林甚至将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看作当务之急。因此 ，冷战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更不是他的思想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斯大 林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有所节制的”，“不能把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当作冷战这场冲突中惟 一负有罪责的一方。”相形之下，他们认为美国的积极进取政策是导致斯大林作出反应 并进而促使冷战形成的重要原因(注：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另一位长期研究苏联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著 名学者马斯特尼则指出，对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订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战后苏 联国内外环境中的种种“威胁性因素”而造成的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这正是 推动苏联一步步走向冷战的基本原因(注：Vojt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中文版最近 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出版。)。曾与盖迪 斯同为“后修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莱夫勒的意见则显得更为尖锐：“盖迪斯新著的一 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后修正派的观点，而重新回到关于冷战解释的 传统学派那里去了。”(注：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Now Know,p.503.)
尽管有着来自其他学者的这些不同看法甚至尖锐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了》仍然在国 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普遍认为是过去十年间出现的有关冷战历史研究的最重要 著作之一。这里的关键在于，盖迪斯的看法其实并不是向着“传统派”的简单靠拢或回 归。若仔细加以分析便可发现，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上，尤其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 《我们现在知道了》同盖迪斯本人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史料运用来看，作为美国外交史专家，盖迪斯以往的著作完全是以在美国档案馆搜 集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当他写到“冷战史”时，实际上往往是在就冷战时期的 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发表意见。而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他在构建冷战起 源及发展的“大叙事”时，广泛地引证了俄国、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各种新 资料，清晰地体现出了一种以多边资料为基础对国际冷战史进行探讨的意图。而对盖迪 斯的研究及其结论所引起的反应，也并不仅仅来自美国外交史学界，而是来自包括苏联 /俄国史、欧洲史、东亚史、甚至非洲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因此，同盖迪斯本人先前 的研究以及以往西方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冷战史著作相比较，盖迪斯的冷战史新著在视野 上有着一种更为真实的国际性。
就研究视角的选择而言，盖迪斯的关注重点似乎同遭到他严厉抨击的冷战史“旧研究 ”并没有多大差别——他的“大叙事”所重视的，仍然是冷战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如德国问题、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以及对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 、杜鲁门、赫鲁晓夫、毛泽东等)的决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探讨(注：出现这种情况的一 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冷战期间的这些重大危机与事件曾是国际事务中的焦点，但由 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资讯有限、并受到危机与事件发生时政治条件的制约，人们对他们 的了解也受到了极大限制。随着后冷战时期研究新条件的出现，对这些危机与事件的重 新探讨便很自然地成为历史学家的关注重心，同时也成为许多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 的公众的兴趣所在。)。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盖迪斯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因冷战结束而 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性”(outsideness)优势：同冷战尚在进行之中的年代相比较 ，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学者能够从一种后冷战的历史高点来看待冷战时期的事件与人物， 不仅将它/他们放置到冷战全过程中加以考察，甚至从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乃至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与人物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如果说以往的 冷战史研究(包括盖迪斯本人的研究)，受制于研究者同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对 象之间的关系，因而其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即时性”的话；那末，盖迪斯的新研究 在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来看待的同时，在做出结论时也表现出了为冷战 “盖棺论定”的强烈意向(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做时，盖迪斯表现出了一种同弗 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相似的心态，将苏联及其集 团的瓦解，不仅视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更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历时几世纪之久的 历史性抗争结束的象征。(参见We Now Know第10章)然而，这种看法不仅使他受到了来 自其他学者的严峻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本人关于冷战历史总体看法的说服力 和学术力量。这也是盖迪斯作为一个学者在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之见。)。
盖迪斯的最大变化体现于方法论层次。在他以往关于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的研究中， 他的基本思路所遵循的一直是摩根索以“权力分析”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在《我 们现在知道了》以及其他一系列新著中，他把冷战的实质视为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 的对抗，把“软权力”之间的较量看作决定冷战发生、发展以及最终走向结束的过程中 占有中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盖迪斯还认为，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次来看，决定冷战进 程及结局的是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对于生活的体验——归根结底，生活于民主制 度之下的人民比之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人民对于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有着更大的选择 权与发言权——因此，冷战这一国际政治对抗的进程与结局，不仅是在“高层政治”的 层面，更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内在发展的层面，被最终决定了(注：Gaddis,We Now Know,pp.286—287.)。对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研究并不是传统外交史和国际 关系史研究的重点，盖迪斯自己对此也并不擅长。因此，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 并没有在实证的层次上充分展开。然而，盖迪斯在论及冷战史研究应当遵循的方向时一 再强调，理解冷战发展轨迹及结局的要旨之一，便在于重新构建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把握 冷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盖迪斯的新研究与上世纪50—60 年代典型的“正统派”论著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学术特征及相关问题
对盖迪斯新著的上述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冷战史新研究”。人们在盖迪斯身上所 看到的变化，实际上已缩微地体现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的一般性动向，反映 了“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现象的若干基本特征，并同时揭示了与这些特征有 关的一系列新问题。
“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应在于冷战史研究者因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 代到来而获得的全新时空框架。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前苏联解体和全球性冷战的结束 ，使“冷战”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成了真正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从后冷 战的历史高点对冷战全过程进行考察。对此，绝不能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研究者与研究 对象之间的时空换位。在这里，除了盖迪斯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 性”优势外，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第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 一系列将冷战当作一个完整事件来对待的历史论著。这些著作，尽管在中心论点的构建 、叙事重心的选择、历史细节的取舍、甚至在对冷战本身的理解上有着很大差异，但都 无一例外地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走完自身历史进程的事件来加以考察(注：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出现了不少以冷战整体为对象的专著，其中包括：Martin Walker,The Cold War:A History.New York:Herry Holt,1994;Edward H.Judge and John W.Langan,A Hard and Bitter Peace:A Glob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Upper Saddle,NJ:Prentice Hall,1995;Walter Leferber(ed.),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9[th].New York:McGraw-Hill,1996;Jeremy Issacs:Co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 y,1945—1991.Boston:Little Brown,1998;Allen Hunter(ed.),Rethinking the Cold War.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相形之下，中国史学界除张小明( 北京大学)著有《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外，似乎还未看到以冷战 整体为论述对象的专著。关于国内学者就国外冷战史发展状况所做的评述绍介，参见戴 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9—51页) ；白建才：《近年来美国的冷战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75—182页)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作为晚近发生的历史，曾经是全球数十亿人生活其间并经验 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及热点事件，不仅仍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也留下了许 多当时因事件本身仍在发生、发展之中而难以解答的问题。因此，当冷战终于成为一段 完整的历史时，以普通公众为对象的关于冷战的书籍和视听作品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涌 现(注：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CNN制作的24集《冷战》电视系列。在包括盖 迪斯在内的一大批国际一流的冷战史学者的指导参与下，该系列在重构冷战历史时，广 泛利用了来自冷战各方的口述史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从而描绘了一幅相当全面、又颇 富有新意的冷战画卷。)。这就使得冷战史研究在本身得到提高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公 众中得以进一步普及的机会，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
第二，与“旧研究”相比，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大量新研究成果往往很自然地将冷战放 到20世纪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框架及语境下加以考察。冷战也越来越被视为20世 纪全球化历史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就出现了因冷战研究而产生的种种特殊问题 与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一般性问题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两者都发 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冷战史研究著作，不管以何种具体事件为对象 ，往往在提出及构建问题时将冷战同20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因而使得有 关冷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成为更大范围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性 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注：例如，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 战争等，历来便是冷战中广受史家及公众注意的历史个案。但在冷战期间，大多数研究 往往以揭示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及解释事件同相关大国的政策演变为目标，几乎没有研 究者能够超越冷战时代的特定语境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而在后冷战时代，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学者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再探讨时，将着眼点放到了它们在多大程 度或何种意义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走向上来。)。
随着冷战结束，对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多边发掘与运用的机会也出现了，使 得研究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打破单边档案及资料研究的旧有框架，而越来越多地使用 多边档案与资料研究，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如前所述，冷战史“旧研究”在资料来源上存在着严重的单边性；数十年间，学者们 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西方国家定期解密的档案文献。在对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 究中，学者们往往只能前往与之在地理上相近的地区(如研究中国大陆时到香港或台湾) 搜集有关资料，或常常需要以报刊材料或西方国家点滴披露的有关情报资料作为从事研 究的主要依据。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合理猜测”往往成为学者们做学术判断、得出 研究结论时不可或缺的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这种 局面由于中方所公布与发表的一系列新资料而开始被打破。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 中期)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又使得学者们获得了利用这些国家的文献资 料展开研究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冷战另一方” 发生的上述变化，又反过来带动了西欧国家和美国档案及其他与冷战有关资料的进一步 开放(注：在促进美国档案开放的问题上，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起了巨大作用，国家安全档案馆其实并不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是一 个以大力促进并推动美国政府对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尚在30年解密期内的档案资料)予以 开放、供学术讨论之用为主要使命的民间学术机构。过去十余年间，它利用美国“信息 自由法”，促进美国政府公布了大量冷战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期)的档案资料，对国际冷 战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网站是：www.gwu.edu/～nsarchiv/ 。)。这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极大地加强了冷战史研究的实证基础，也使得学者们能够通 过对各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对一系列个案乃至冷战全局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注：这方 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国际学术界因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致斯大林电报出现两个不同 版本而引起的讨论。关于争论的详情，参见Shen Zhihua(trans.by Chen Jian),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 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s.8—9(Winter 1996/1 997),pp.237—242;亦参见Chen Jian,China and the Korean War:New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in Light of New Documentation,forthcoming。)。可以说，国际冷战 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后冷战时期获得数量及质量两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同多边档案与资 料运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冷战史新研究”获得了“旧研究” 所不能比拟的研究手段上的优势。
同上述研究资料来源多边化的特征紧密相联，形成了“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三个重要 特征：冷战史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受到了 严重冲击，从而使得冷战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
以上曾指出，冷战史“旧研究”中各学派的传承演变在方法论层次上受到了“美国中 心”论的统制。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资料来源上的限制以及冷战环境本身造成的局限 性外，还有着政治文化上的深刻根源：从根本上看，冷战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是同美国 建立与巩固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努力同步推进的。因此，“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旧 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出的是美国历史学界与知识界试图获得“垄断”历史阐释权 的强烈意愿，并同美国在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地位的上升，有着 交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惟其如此，对于“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过程中受到挑战的现象，由 于其中所包含的超越历史研究本身的深远含义，尤其值得探讨(注：“冷战史新研究” 的兴起使“美国中心”论受到的挑战，绝非出于盖迪斯这样的学者的本来意愿和设计。 事实上，在盖迪斯试图对冷战盖棺论定的努力中，已透露出了将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 式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的理念。这其实是“美国中心”观念在另一层次的反映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盖迪斯又在以多边档案/文献资料研究为基础的关于冷战 史的探讨中，得出了冷战进程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间的“均势”、而是取决于国际关系 多样化的结论，这又是对于“美国中心”理念的一种否定。这里所揭示的，是盖迪斯关 于冷战历史的解释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内在紧张。)。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当美国 在后冷战时代成为世界上惟一超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似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时 ，为什么在冷战史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却会出现“美国中心”论受到 挑战甚至被打破的情况?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有很多解答。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冷 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并没有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建立独一无二的世界霸权地位 的努力提供历史资源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最 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间)均势的变化与转移，而在于权力“多样化 ”；同时，如果我们也承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控制国际关系走向、支配小国的情况固 然比比皆是，但非超级大国(甚至小国)影响、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的个 案也层出不穷；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只能是，冷战国际关系的发展本质上具有结构 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其基本趋势与特点，则是国际体系不断走向非两极化、国际体制 持续走向非西方化和多元化(注：笔者认为，冷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 international system)与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之间的紧张与不协调。在 这里，国际体系是指国家间根据相互间力量对比、并以包括文化与观念形态在内的各种 联系或对立为基础而形成的总体关系框架。国际体制是指构成国际体系基础，并对体系 成员行为具有指导或约束作用的规范与准则，以及为执行规范和准则所设立的国际机构 。)。全球范围的冷战虽以前苏联的瓦解为标志而告结束，但这并不等于冷战以美国的 胜利而告终。当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美国“独大”的局面时，由冷战时期演变 而来、并且表面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却并没有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合法性的依 据(注：很显然，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人们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理解后冷战时期 国际关系的趋势和走向，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有关战略与政策的制订，是有重大意义的。 )。
同“旧”研究相比较，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冷战史新研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人 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重新 认识。与此相关联，则是人们对于普通人生活经历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以及广义的社会 、文化因素演变之间关系的关注。
促使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动力是对历史事变的直接观察与体验。正如人们已十分熟悉的 ，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为标志的。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 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 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 抗后基于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和社会机构层面的内在演变。在这里，起决定作 用的并不是物质性的“硬权力”力量，而是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 。
于是，随着冷战后来自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文献资料的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意 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开始予以高度重视。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学 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作更为广义与宽泛的界定：当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意识形态” 视为“关于官方信念的陈词滥调式的表述”时，在冷战史研究中便出现了对文化因素与 意识形态关系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 特定表达，又在何种意义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强烈兴趣；还出现了对普通人生活 经历、经验与意识形态因素演变之间交互影响的深刻关怀(注：关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 系演变中的作用，历来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著名日裔美国历 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曾在自己的一系列论著中大力倡导展开以文化因素为中心 的国际关系研究(Akira Iriye,Culture and Power:The Japanese-American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但长期以来一直“曲高和寡”。但 在后冷战时期，当思想及观念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起学者们 的重视时，文化因素及其与意识形态关系便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将为“ 文明冲突”所主导的看法，许多学者对探讨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 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参见Peter J.Kuznick(eds.),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1;Akira Iriye,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 98。)。即便在关于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这一似乎非常实证性的层面，也有很多学者将 视线集中到意识形态因素与政策行为合法性乃至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上来(这在一系 列关于冷战如何走向结束的研究中最为突出)。从国际关系及冷战史研究的现实来看， 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仍是大多数研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即便是在以高层政治 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为中心的研究中，作为“软权力”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冷战时期政治发 展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构成了学者们提出与构建问题时的重要视角或出发点(注：参见Anders Stephanson,Liberty or Death:The Cold War as US Ideology和Yale Ferguson and Rey Koslowski,Cultur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d Cold War History.In Westad(ed.),Reviewing Cold War History;Peter J.Kuznick(eds.), 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中有关各章；以及Gaddis,We Now Know,Chapter 10;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仍在不断被丰富与发展的学术现象， 并没有统一的、或在学术界达成完全共识的内涵与外延，笔者上述关于“冷战史新研究 ”的表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见得所有的学者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但重要的是，不 管人们如何看待与界定“冷战史新研究”这一现象，它已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看待冷战 乃至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的一些基本思路，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改造了历史研究以 及相关理论领域的一些基本方法与手段。
“冷战史新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参与
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一开始便起了很大作用——在某些方 面，中国学者的作用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从90年代初开始，一批来自中国、又在西方 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界。他们的研究，在资料、视野及批判的角 度等方面，都让人耳目一新(注：关于这些学者情况的一般性介绍，参见陈兼《留美中 国学者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载资中筠、陶文钊编《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 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2—308页。)。
这批学者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来自上海、在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中心担任研究员的 薛理泰。从80年代后期起，他和著名国际战略与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合作，出版了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战略 海军力量形成与发展的三部专著(注：Joh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Joh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就基本思路而言，这些研究采用的仍然是“现实 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可以用 物质因素定量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但在资料的使用上，主要由于薛理泰的贡献 ，这三部著作都对中方自80年代中期后发布的各种文献作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 础上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晰的描述。
首先从方法论层面对冷战史研究现状发起冲击的，是盖迪斯教授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现任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张曙光。以 往国际关系学认为在国际对抗中“遏制”只能是一方的行为特征、而另一方则必然处于 侵蚀性的攻势地位。在1992年出版的《遏制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研究 》一书中，他一反常论，指出：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美双方均不具有对方所理解的 那种进攻性和扩张性意图；双方的政策设计，本质上都有着一种“遏制”对方的非进攻 性特征。但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对抗仍然发生了。要把握其中的深层原因，就必 须引入“文化”这一概念，讨论造成双方“误读”对方意图的深层文化背景。在《毛泽 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张曙光又分析了毛泽东那种“弱国能打 败强国”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制定与战争动员，进一步强调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文 化”因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新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中，张曙 光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在广泛利用中、美、俄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冷 战期间同盟政治的发展、经济手段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关 系行为者相互间认识的变化等等，作了深入分析，并指出，“经济制裁”在国际政治对 抗中的有效使用，是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发展为“热战”的重要原因(注：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Shu Guang 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Washington,D.C .and Stanford: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与张曙光同为盖迪斯教授高足的翟强，现任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以对各 种相关资料的综合梳理与使用见长。他在《龙、狮、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 一书中，通过在英、美、中进行的多边资料研究，对冷战初、中期这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互动以及影响这种互动的一系列个案作了精到的论述。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与两次越 南战争》中，翟强大量利用了中方有关资料，尤其是保存在省级档案馆中、同国际关系 及越南战争有关的各种文献，对中国于1950—1975年间先后参与“援越抗法”和“援越 抗美”的过程作了全景性描述，着重从联盟政治复杂性的角度分析了中越之间在看待双 边关系时认识上的种种异同，并进而揭示了中越关系最终走向恶化的一系列深层原因( 注：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OH: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2000.)。
“冷战史新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特点，在现任密苏里州立西南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盛慕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盛慕真的主要代表作是《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注：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他通过分析冷战前期及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 的发展，发现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 论述中，他将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自我定位”(ego identity)理 论运用于冷战史研究，指出，对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行为者，尤其是对信奉共产主义 的国际关系行为者来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外在的言辞表述，而同他们对 “自己究竟为何人”的自我界定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如此，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同盟 产生及中美对抗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兼是另一位在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旅美学者，现任弗吉尼亚大学中 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及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在《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研究》和《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等专著( 注：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2001.) 及许多论文中，他对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亚 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的作用，都有 系统论述。他认为，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并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 “外交为内政的延续”，而是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毛泽东为中国 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继续纵深发展的内在努力有着深刻联系。冷战的主要特征虽然是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决非无足轻重。冷战之所以没有从“ 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原因之一便在于中国的参与及东亚冷战在50—60年 代的发展起到了将美苏两大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冷战的根源在 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所能提供的选择范围内得 到解决。因此，冷战所涉及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立双方围绕着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 的争夺，而是对立双方关于各自的制度(亦即各自对于现代化进程所产生问题提供的答 案)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各自向对方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 与不安全感，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其他来自中国的学者，还有李小兵、刘晓原、卿 斯美、郝雨凡、张小明(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大学)等人(注：李小兵的研究涉及了冷战 中的许多方面，主要英文著(译)作包括Xiaobing Li et al.,Mao's Generals Remember Korea.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1;Xiaobing Li et al.,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New Cold War Histor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 7。刘晓原的论著包括Xiaoyuan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nites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卿斯美目前主要从事冷战期间中美相 互间看法变化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的研究。郝雨凡对冷战期间中美关系钻研颇深，主要著 作为Yufan Hao,Dilemma and Decision: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American China Policy Making.Berkeley:East Asia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张小明的研究集中于冷战期间亚洲地区的军事冲突，著有Xiaoming Zhang,Red Wing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2002。)。(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对他们的学术成果作 详细评述，只能留待另文再作专门介绍。)
除个别例外，旅美中国学者对冷战的研究多与中国有关。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学术 界产生较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同他们掌握与运用中文史料方面的能力分不开的。但更 重要的，则是他们在设定研究出发点以及达成研究结论时，有着独到之处。他们生命的 很大一部分，是在冷战岁月中度过的；对于中国在冷战中的经历，他们有着西方学者所 没有的亲身感受。当这一切同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专业训练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既能把握西方学术界的有关语境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又有 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研究课题。这种学识与学术背景上的“比较性优势 ”，往往是西方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过去十余年间，许多国内学者有关冷战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 一定影响，并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受到国际学术 界较多注意的有：资中筠关于中美对抗起源的研究；陶文钊关于冷战最后十年中国对外 政策的研究；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及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杨奎松关于中国 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外交战略的研究；牛军关于中国共产党 对外政策的起源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研究；章百家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以及 关于新中国外交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李丹慧关于同越南战争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的 研究；宫力关于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何迪关于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中美 关系、台海危机的个案研究，华庆昭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等等(注：这里 所列举的，是这些学者以英文(或被译成英文)所发表的学术论著。有关这方面的评介， 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Bibliographic Essay”,pp.373—3 85。)。
然而，同后冷战时期国内学者以中文所发表的冷战论著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相比较， 他们的各种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却不成正比。这里，有语言隔阂上的问题—— 西方的冷战史学者几乎都不懂中文，甚至连很多研究中美关系乃至中国问题的专家阅读 中文的能力也不强。因此，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若非以英文写成或译为通达的英文出版 ，便很少有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的可能性。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位国内学者之所以能 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一些论著被译成英文出版分不开。而他 们本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内学者用中文发表的高水平论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则要小得 多。
更深入一步，造成国内学者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未形成应有影响的原因，还在于对“ 有意义的问题”理解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是在特定的学术与知识氛围下从事研究的，因 而，在“有意义的问题”的形成与提出上，受到了自己特殊的“知识关怀”(intellectual concern)的制约。由此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中国学者的有关学术成果时， 往往认为其意义主要在于所使用的资料，而不是所提出的论点，并常常在有意无意间便 忽略了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及相关的学术见解(对这个问题，下文有更为详尽的探讨)。
尽管存在着以上诸方面的局限，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学者(包括旅美学者与国内学者 )的学术成果仍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 ，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亚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受到了国际 学术界更多学者(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关注。中国学者的成果，也论证并加强了关于冷战 国际格局的发展取决于国际关系多样化、而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之间均势变化的基本看 法，从而在一个深入的层次对“美国中心”论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挑战。中国学者的研 究，还在方法论的层次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得人们在讨论诸如“意识形态”、“战略 文化”、“国家—社会关系与国际政治演变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时，必须参考中国学者 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投入 ，“冷战史新研究”便难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今天的规模。
对冷战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几点看法
那么，“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向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首先必须提出的，是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问题。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 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使用之上。这一点，对于国际冷战史研究来说，也许有着更为重要 的意义。由于冷战本身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即便在档案解密开放上有相当完善程序的美 国，至今仍有属于冷战时期敏感问题的文献资料，未完全同学者们见面(注：这方面的 一个例子，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究竟是否对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及使用过生物或 细菌武器的问题。在战争已经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由于美国方面的有关档案文献并未完 全开放，对这个问题仍然无法盖棺论定。)。在俄国及东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的对冷战时期档案资料的开放，在对国际冷战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仍存在着 基本制度、规范及程序不完善以及资金严重不足的缺陷，因而档案的实际开放有着明显 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有关档案文件——尤其是同高 层决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还没有真正开放。学者们的有关研究，也多以档案部门 选编的各种文选为依据，这就不能不使学术研究的原始性和批判性受到极大的限制(注 ：过去十余年间，国内有关机构选编出版了不少文件资料，也有许多当事人撰写了极有 价值的回忆录。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资料来源。然而，运用这样的资料进行研究 ，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者被误导的可能。因此，研究者在利用这 些资料时必须十分谨慎，尽可能对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考证、对照和辨析。)。如 何实现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广泛利用第一手资料 的基础上达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应当受到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应是如何建立批判性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推进冷战史研究(从更为广泛 的意义上来说，则是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大问题。在这里，“ 批判”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归根结底，社会以其有限的资源支持包括冷战史研究在内的 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就是为了得到学者们的批判性意见。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我们 常常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存在着种种偏见，却并不缺乏建 立批判性视野的意识与愿望。从根本上看，“冷战史新研究”之所以能够作为学术新潮 流出现并得到发展，也是与学者们将“批判”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基本学术意识分不开的 。只有在独立的批判性视野基础上展开学术论辩，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真正发展。
“冷战史新研究”还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面对领域与学科本身更新所提出的挑战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如何处理跨学科与专门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更新 的压力。冷战史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发展中，如同历史研究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出 现了专门化程度加深和跨学科要求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学者们在选择课题及从事研究 时，十分注意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利用，并发挥自己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但另一 方面，真正优秀及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又必定会在不同的意义与层次上表现出跨学科的 特点——例如，在外交史研究中参照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并借鉴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批判理论等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而实现这一切 的前提，则是学术研究的高度规范化。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从中 国历史学界的现状来看，首先要解决的，应是如何在同样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世界现 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学者之间——根据学术界目前的分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圈— —建立起各种层次与形式的交流渠道，以便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不因学科设置方面的因 素而出现“人为切割”的局面。
为了把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必须加强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 界之间的各种交流。交流真正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在“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这一带 有根本性质的层面建立有效对话。任何“有意义的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必定是以 本文前述“知识关怀”为基础的；或者说，问题是否“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 必定是由问题提出者特定的“知识关怀”所决定的。为了介入国际学术交流并在某一特 定领域获得自身的发言权，同时也由于因语言等表达方式上的缺陷，中国学者面临着“ 接过”国际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提出并充分 阐发自己内心所认同的“真问题”的巨大压力。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和根 深蒂固的优越感，对于非西方学者所陈述的“有意义的问题”往往缺乏敏感与兴趣。其 结果，则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非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知识、人文关怀而提出的种种问题 ，却往往由于居国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意义缺乏共鸣，而 无法引起注意，更无法产生相应的讨论。讨论如果是以非自身的知识关怀为基础的，非 西方学者在取得参与讨论资格的同时，也失去了表达自身知识关怀这一深层次上的真正 发言权。在一个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由这种通过垄断“有意义的问题”而实现的 知识霸权，是一个非西方世界学者必须面对、却又常常难以抵制，有时甚至难以自觉地 予以体察的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应是对西方学者“有意义的问题”的来龙去脉有真正 的了解，且忌人云亦云。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学者来说，惟一的应对之道 只能是在界定“有意义的问题”时，以诚实的、不急功好利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知识 关怀”，并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别人基于他们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有意 义的问题”。归根结底，中国学者基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以及对中国命运、中国与世界关 系的思考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如能克服表达与表述层次的困难，不可能不受到 那些真正关心人类与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的重视。于是，这又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学者本 身素质的挑战：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质量，是取决于研究历史的人们的质量的。
根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现状，要走出的第一步，是解决一个表面上 看来似乎属于“技术层次”，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现学术研究的规范 化。“冷战史新研究”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必须 以扎扎实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为基础；学术规范化是学术生命力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 学术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得到中国历史学界广泛贯彻的时候，中国学者才能建立起批判性 学术视野，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反映自身“知识关怀”的真问题。那时，我们便能构建起 不仅对我们来说“有意义”、也不能为别人所轻易忽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种种“大叙事 ”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3年03期第3～22页
【作者简介】陈兼，“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历史系 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 【内容提要】 |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与“冷战”缠绕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 局限性甚强的冷战史“旧研究”。对“旧研究”的自省与冷战之遽终使J.L.盖迪斯领风 气之先的“冷战史新研究”应运而生。盖迪斯的反思浓缩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若干基 本特征，如：全新时空框架的获得；基于多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真正意义上 的国际冷战史研究格局的形成；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与重新认识等。此外，在“冷战史 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贡献良多，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因此 ，“冷战史新研究”也折射出中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困局，耐人深思。 |
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
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 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是“正统派”(The“Orthodox School”)或“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 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 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 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注：关于“正统派 ”可参见Authur 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46,196 7,pp.22—52;Jerald A.Comb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220 —234;Geir Lundestad,Moralism,Presentism,Exceptionalism,Provincialism,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Diplomatic History,vol.13,no.4(Fall 1989),pp.527—546；亦参见尹良武《冷战史 学管窥》，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 7—355页。)。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The“Lost China”Thesis)在美 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 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 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注：关于“失去中国论”的典型例子，参见Anthony Kubek,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Chicago:Regnery,1963。)。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 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 了重要注脚。
进入50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退潮以及冷战本身越来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演 变中的“常态”，一些早期“正统派”学者的看法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再加上 当时以汉斯·摩根索(Hans Mau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注：关于汉斯·摩根索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巨大影响 ，参见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2—28。)，这 就促使“正统派”学者在方法论的层面向“现实主义”靠拢。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出 现的“正统派”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分析，一般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 “权力”(power)界定为出发点，而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本应包含的思想、 意识与观念层面(亦即“软权力”层面)的内容；而冷战对峙双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 的政策行为，则被视为仅仅是替既成事实的决策所作的辩解，而非导致决策产生的原因 (注：参见Paul Y.Hammond,The Cold War Year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 5.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9;Herbert Feis,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W.W.Norton,1970;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New York:Praeger, 1974。)。
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 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了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 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 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60年代后期， 新锐学者将对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 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 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 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注：关于 “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Comb,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pp.235—257;Bradford Perkin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Twenty-five Years After.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10(December 1982),pp.318—330;Anders Stephanson, 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30—35;典型的修正派著作包括Gabriel Kolko,The Polit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3—45.New York:Random House,1968;Joyce and Gabriel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54.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Thomas G.Paterson,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Truman to Reag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2 vol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1990。)。
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 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系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 不够精细(注：尽管一些修正派学者激进的批判态度后来发生了变化，并越来越注意使 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基本特点并没有发 生变化。)。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 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 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 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 。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 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 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 ，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 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 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The“Lost Chance”Thesis )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 中美关系缓和，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 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 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 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 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注：论及美国在中 国“失去机会”的著述主要有Warren I.Cohe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1934—1945.Orbis,11(Summer 1967),p p.551—569;Joseph W.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World War Ⅱ Di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1974;Warren I.Cohen,Acheson,His Advisors and China,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52;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 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但“修正派”学者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 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 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 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论同“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 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注：毫不奇怪，进入90年代后，“失去机会 ”论在国际学术界遇到了尖锐挑战。关于这方面的论辩，参见Warren Cohen,Chen Jian ,Odd Arne Westad,John Garver and Michael M.Sheng,A Symposium on the Lost Chance Debate in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Winter 1996/1997),pp.7 1—115。)。
进入70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 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 (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注：这里必须指出，70年代初美国档案 解密的实际进程，同“修正派”学者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 判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应对修正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 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 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 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注：这里所涉及的，是目前国际 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是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转型”、以及在 何种意义上发生了转型的问题。2001年6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冷战转型及中美 苏战略关系的演变”专题学术讨论会，着重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关于会议有关讨论 的概况，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印《冷战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 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 在重建“历史事实”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对外政 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 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 ”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 ”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对冷战的发生都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 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注：关于“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 可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7,no.3(Summer 1983),pp.171—190。盖迪 斯最主要的代表作为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莱 夫勒最主要的代表作为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伦德斯泰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为The American“Empire”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斯塔克的主要代表作为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NC: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 ,1981。)。
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 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 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 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 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 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 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 出了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 ，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 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 象和目标才获得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术解释上 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 ”的深刻影响。由于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 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 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 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注：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有关中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中， 一种强调“中国面临威胁”(China under Threat)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国际 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一般认为，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 搞清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种种考虑”。就构成这些考虑的核心因素而言 ，中国决策者同其他国家决策者并无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安全 ，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等等。参见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又参见Nakajima Mineo,Thomas Robinson,and Jonathan Pollack等学者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vols.14 and 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and 1991)中所著的章节。)。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 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 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 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 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
盖迪斯与“冷战史新研究”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而走向结束， 这使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感到困窘。尽管他们一向以“准确地预见国际关系发展 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却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相关研究曾预料到全球范围内 的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 “科学性”提出了质疑(注：关于这种质疑，参见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3(Winter 1992/1993),pp.5—58,Especially pp.5—10;亦参见Jeffrey T.Checkel, 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50(1998),pp. 324—348;William C.Wohlforth,Reality Check: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bid.,pp.650— 680。)。这种以冷战结束为契机而出现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 挑战，导致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一场波及整个领域的危机(注：参见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5—10。)。
对于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危机感则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包括 历史研究在内)在此前后所出现的一系列潜在变化，而变得更为深刻。进入上世纪70年 代以后，被学者们称之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新潮流先后兴起，造成了 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层面的革命性变动。当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从 高层转向下层，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本 身的复杂运动与变化，从物质定义的“权力”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种种“软权力 ”时，以现实主义方法论为基本指南、以高层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对外政策和 安全战略为关注重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便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被逐步边 缘化的趋势，从而加深了许多以冷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内在的危机感(注：关于外交 史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历史研究中被边缘化的认识及有关反应，参见Melvyn Leffler,New Approaches,Old Interpretations,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19,no.2(Spring 1995),pp.173—196。这是莱夫勒在1994年 当选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时所发表的就职学术讲演。)。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们面临着种种 新的挑战，又为他们接触和利用来自“冷战另一方”的相关史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 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与发展，包括共产党的有 关文件、领导人文集以及重要回忆录在内的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逐步为学者们 所了解并受到重视(注：有关西方学者对这方面情况的早期评述，参见Michael H.Hunt and Odd Arne Westad,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 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Sources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The China Quarterly,no.122,1990;又参见Steven M.Goldstein and He Di,New Chines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1,pp.4—6;以及Michael Hunt,CCP Foreign Relations: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和Chen Jian,CCP Leaders' Selected Work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s.6—7(Winter 1995/1996),pp.129,136—143;131,144—146。)。进入90 年代以后，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又为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接触利用前苏联及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档案资料的大门(注：从俄国的情况来看，档案开放进程自90年代初开始 后，曾在1993—1994年间达到高点。但此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性保证、又受到政治 及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制约，档案开放以及学者们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也变得起伏不定。 但到9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档案解密、开放的步伐加快，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 视。)。与此同时，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档案资料(尤其是与冷战走向结束有关的资料 )也进一步开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逐步涌现 。严格地来说，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一种外延与内涵都可以清楚界定的学术流 派，而是一种由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及相互之 间的学术交流及讨论而产生的学术现象。其中，学者之间在概念、定义、史料阐述以及 史实释义上往往存在不同意见。
在“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潮流形成、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史学界占有 权威地位的盖迪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盖迪斯曾长期任教于俄亥俄大学，于1996年出任 耶鲁大学美国外交史讲座教授。在上世纪70—80年代，他曾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后修 正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从来便以重视分析、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而见长 。同时，在外交史学者中，他又一向以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精深造诣而著称(注：关于 盖迪斯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观点的演变，参见蔡佳禾《盖迪斯与冷战史研究》(提交2 002年8月于武夷山举行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当全球冷战走向结束之际，盖迪斯在国际关系及外交史领域中最有影 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理论基础提 出了尖锐挑战。
盖迪斯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二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包括行为科学 、结构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要学派。他指出，冷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结 束，显然是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发展中最具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变。然而，尽 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所有主要学派都曾以研究及预测冷战的发展进程及可能结局作为 中心任务，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理论模式曾预见到了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突然 ”解体而走向结束。盖迪斯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在战后几代国际关系 学者身上，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将自己的研究“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则是政 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本应属于“软科学”的学科，出现了逐步走向“硬化” 的趋势——越来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 进程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其活动所必 然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性以及不可预测性(注：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53—54.)。盖迪斯为此开出的是一副历史学 家的药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必须重新评估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以一种开 放的心态来面对“叙事、类比、悖论、反话、直觉以及想象”等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 者所必须掌握并使用的基本方法(注：Ibid.,p.58.)。也就是说，在盖迪斯看来，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已经过于“硬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走 向“软化”，以便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史中复杂而多层次的现实。
盖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同他对于美国外交史以及 与之相关的冷战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冷战以苏联解体的 特定方式而结束，恰恰揭示了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缺陷。首先，由于冷战的 长期延续，使得学者们很容易将冷战中种种具有过程性性质的事物(如“两极对立”和 “三个世界”划分等)，看作似乎有可能超越冷战时空而存在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一系 列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受到阻碍的“凝固性话语”。其次，由于受到资料来源以 及研究者本身认知结构的限制，冷战史研究在美国长期以来其实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 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学者们对于冷战年代美国以外的世界(甚至包括美国的重要对手 苏联)的了解，不仅极为有限，也充满着各种偏见。再次，在美国学界关于冷战的研究 中，人们的注意力又过多地集中于各学派以往论争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结果，则是 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科在进行深层次理论探索时出现了“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 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史进 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根 本对立的倾向，而在实质上，这两种倾向都造成了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贫乏( 注：John Lewis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3(Summer 1990),pp.405—423;Especially pp.407—412.)。
基于这种对于现状及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盖迪斯提出，在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及其他 西方国家档案资料利用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于“冷战中另一方”的档案资料的利用，从 而促进美国外交史及整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真正走向国际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外交史 以及冷战史有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以后的发展表明，盖迪斯所提出的这些 建议，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崛起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使得盖迪斯自 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盖迪斯本人对于国际冷战史的重新探讨，是以一系列在他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为中 心而展开的——什么是冷战?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冷战为什么会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升级 为热战?冷战为什么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从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更为广义 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冷战占有怎样的地位?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集中 地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
“什么是冷战”，这是研究冷战的每个学者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 —包括盖迪斯本人在内——对此最通常的定义是：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 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对抗；由于热核武器的出现，人类 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手段，因而使得这种对抗的升级受到限制，不能不局限在“ 冷战”的范围内，而未能发展为“热战”。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并没 有否定这种对于冷战的通常定义，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仅仅将冷战所要解决的问题归 结为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看，冷战所要解决的 ，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注：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2.)。
根据这样的认识，盖迪斯集中探讨了“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整个冷战时期( 尤其是初期)，由于冷战起源问题本身所隐含的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及学术层面的复杂性 ，它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也成为各学派之间论争、分野的重要标志。毫不奇怪， 当来自冷战“另一方”的新资料使得西方学者第一次有可能从双边乃至多边视角对冷战 起源加以审视时，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充分重视。盖迪斯在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 文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在广泛利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资料的基 础上，也将冷战起源当作讨论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对以他本人为主要代表的“后修正派 ”的一些基本看法作了重大修正。包括盖迪斯自己在内的许多“后修正派”学者曾认为 ，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 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盖迪斯过去很少讨论究竟哪一 方应对发起冷战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他看来，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 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将导致冷 战发生的责任放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的身上。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革命领袖，“从未放弃过关于‘世界革命’的最终理念”；在战后苏联对外政策行 为的实际发展中，这种理念又同因战争结果而大大加强的扩展苏联国际权力地位必要性 的信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征。由于苏联的政治制度 缺乏制衡机制，斯大林很容易将自己对于“安全”与“威胁”的种种幻觉转变为政策的 动力，从而造成他对国际政治性质绝对“零和”的理解。其结果，则是促使战后国际关 系向着冷战方向进发。盖迪斯因而提出，冷战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 有斯大林的存在，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冷战的发生。通过这样的提法，盖迪斯实际上已将 冷战发生过程中的领导人个性等历史偶然性因素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注：参见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1997,especially pp.25,29—33, 292—293。)。
在盖迪斯看来，美国的政策行为在内在动力、表现形式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同苏联 有着本质区别。尽管战后美国随着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大大增强，也表现出了对于扩 展自身国际权力的强烈愿望，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却来自于对“外部威胁”的 高度敏感。美国确实在卷入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建起了自己的“帝国”，但这是对苏联在 中东欧建立“帝国”行为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帝国”是以“强制”为基 础的；而美国的“帝国”则是在与西欧国家协商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应邀 建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注：“应邀建立的帝国”概念，最初是由挪威 著名学者伦得斯泰德所提出的。参见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September 1986),pp.263—277。盖迪斯不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将它同自己关于冷战 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盖迪斯强调，正是这种源于民主制 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及其对于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影响，决定了苏联及其 集团缺乏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决定了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告终的结 局。
正是基于冷战从本质上看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思想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的认识，盖 迪斯又进一步指出，决定冷战实际进程的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均势” 问题，而是“权力多样化”问题。他承认，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冷战另一方”的新材 料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便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仅是因为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 行为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背景和利益，更是因为各个行为者出于自身“合法性”需求而作 出的有关意识形态信念的表述，往往会使它们之间——如同中苏分裂那样——产生深层 次的分歧与冲突。相形之下，美国及其阵营从一开始便在制度的层面具有多元的性质。 因此，冷战的两极对立性质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便已经不复存在了。鉴于苏联在国际 对抗中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莫斯科以强权所建立的“帝国”，这种权力多元化的趋势 对苏联所造成的冲击必定大大超过对美国的可能冲击。在盖迪斯看来，这是造成冷战最 终以苏联及其集团解体而结束的又一重要原因(注：Gaddis,We Now Know,pp.283—286. )。就其对冷战史研究的实际影响而言，这种看法又意味着，对冷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 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行为，而必须将包括中小国家与“附属国家”在内的其他 国际关系行为者也纳入视野。
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必须重视冷战过程中“软权力”所起作用 的看法，以及他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及冷战史“旧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挑战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乃至共鸣。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 冷战史新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并造就了“新研究”不同于“旧研究”的特殊语境。然 而，在实证与个案研究的层面，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具体观点、尤其是他 关于冷战起源于斯大林及苏联咄咄逼人的政策行为的论述，却受到了多方挑战，在学术 界引起了广泛争论。挪威著名学者伦德斯泰德是盖迪斯的老朋友、并曾同为“后修正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却明确提出，盖迪斯关于应将冷战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苏联及斯 大林的看法，“走得太远”，缺乏说服力(注：Geir Lundestadt,How(Not)to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Reviewing Cold War History:Approaches,Interpretations,Theory.London:Frank Cass,2000,pp.64—75.) 。俄国学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则认为，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大量俄方新资料来看，二战结束 时，斯大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苏联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他的初衷并不是单方面地、 不受限制地推行扩张政策，而是希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为了建立苏联自身势力 范围并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争端，斯大林甚至将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看作当务之急。因此 ，冷战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更不是他的思想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斯大 林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有所节制的”，“不能把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当作冷战这场冲突中惟 一负有罪责的一方。”相形之下，他们认为美国的积极进取政策是导致斯大林作出反应 并进而促使冷战形成的重要原因(注：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另一位长期研究苏联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著 名学者马斯特尼则指出，对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订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战后苏 联国内外环境中的种种“威胁性因素”而造成的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这正是 推动苏联一步步走向冷战的基本原因(注：Vojt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中文版最近 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出版。)。曾与盖迪 斯同为“后修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莱夫勒的意见则显得更为尖锐：“盖迪斯新著的一 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后修正派的观点，而重新回到关于冷战解释的 传统学派那里去了。”(注：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Now Know,p.503.)
尽管有着来自其他学者的这些不同看法甚至尖锐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了》仍然在国 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普遍认为是过去十年间出现的有关冷战历史研究的最重要 著作之一。这里的关键在于，盖迪斯的看法其实并不是向着“传统派”的简单靠拢或回 归。若仔细加以分析便可发现，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上，尤其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 《我们现在知道了》同盖迪斯本人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史料运用来看，作为美国外交史专家，盖迪斯以往的著作完全是以在美国档案馆搜 集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当他写到“冷战史”时，实际上往往是在就冷战时期的 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发表意见。而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他在构建冷战起 源及发展的“大叙事”时，广泛地引证了俄国、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各种新 资料，清晰地体现出了一种以多边资料为基础对国际冷战史进行探讨的意图。而对盖迪 斯的研究及其结论所引起的反应，也并不仅仅来自美国外交史学界，而是来自包括苏联 /俄国史、欧洲史、东亚史、甚至非洲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因此，同盖迪斯本人先前 的研究以及以往西方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冷战史著作相比较，盖迪斯的冷战史新著在视野 上有着一种更为真实的国际性。
就研究视角的选择而言，盖迪斯的关注重点似乎同遭到他严厉抨击的冷战史“旧研究 ”并没有多大差别——他的“大叙事”所重视的，仍然是冷战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如德国问题、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以及对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 、杜鲁门、赫鲁晓夫、毛泽东等)的决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探讨(注：出现这种情况的一 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冷战期间的这些重大危机与事件曾是国际事务中的焦点，但由 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资讯有限、并受到危机与事件发生时政治条件的制约，人们对他们 的了解也受到了极大限制。随着后冷战时期研究新条件的出现，对这些危机与事件的重 新探讨便很自然地成为历史学家的关注重心，同时也成为许多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 的公众的兴趣所在。)。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盖迪斯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因冷战结束而 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性”(outsideness)优势：同冷战尚在进行之中的年代相比较 ，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学者能够从一种后冷战的历史高点来看待冷战时期的事件与人物， 不仅将它/他们放置到冷战全过程中加以考察，甚至从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乃至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与人物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如果说以往的 冷战史研究(包括盖迪斯本人的研究)，受制于研究者同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对 象之间的关系，因而其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即时性”的话；那末，盖迪斯的新研究 在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来看待的同时，在做出结论时也表现出了为冷战 “盖棺论定”的强烈意向(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做时，盖迪斯表现出了一种同弗 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相似的心态，将苏联及其集 团的瓦解，不仅视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更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历时几世纪之久的 历史性抗争结束的象征。(参见We Now Know第10章)然而，这种看法不仅使他受到了来 自其他学者的严峻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本人关于冷战历史总体看法的说服力 和学术力量。这也是盖迪斯作为一个学者在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之见。)。
盖迪斯的最大变化体现于方法论层次。在他以往关于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的研究中， 他的基本思路所遵循的一直是摩根索以“权力分析”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在《我 们现在知道了》以及其他一系列新著中，他把冷战的实质视为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 的对抗，把“软权力”之间的较量看作决定冷战发生、发展以及最终走向结束的过程中 占有中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盖迪斯还认为，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次来看，决定冷战进 程及结局的是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对于生活的体验——归根结底，生活于民主制 度之下的人民比之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人民对于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有着更大的选择 权与发言权——因此，冷战这一国际政治对抗的进程与结局，不仅是在“高层政治”的 层面，更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内在发展的层面，被最终决定了(注：Gaddis,We Now Know,pp.286—287.)。对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研究并不是传统外交史和国际 关系史研究的重点，盖迪斯自己对此也并不擅长。因此，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 并没有在实证的层次上充分展开。然而，盖迪斯在论及冷战史研究应当遵循的方向时一 再强调，理解冷战发展轨迹及结局的要旨之一，便在于重新构建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把握 冷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盖迪斯的新研究与上世纪50—60 年代典型的“正统派”论著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学术特征及相关问题
对盖迪斯新著的上述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冷战史新研究”。人们在盖迪斯身上所 看到的变化，实际上已缩微地体现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的一般性动向，反映 了“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现象的若干基本特征，并同时揭示了与这些特征有 关的一系列新问题。
“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应在于冷战史研究者因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 代到来而获得的全新时空框架。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前苏联解体和全球性冷战的结束 ，使“冷战”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成了真正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从后冷 战的历史高点对冷战全过程进行考察。对此，绝不能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研究者与研究 对象之间的时空换位。在这里，除了盖迪斯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 性”优势外，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第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 一系列将冷战当作一个完整事件来对待的历史论著。这些著作，尽管在中心论点的构建 、叙事重心的选择、历史细节的取舍、甚至在对冷战本身的理解上有着很大差异，但都 无一例外地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走完自身历史进程的事件来加以考察(注：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出现了不少以冷战整体为对象的专著，其中包括：Martin Walker,The Cold War:A History.New York:Herry Holt,1994;Edward H.Judge and John W.Langan,A Hard and Bitter Peace:A Glob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Upper Saddle,NJ:Prentice Hall,1995;Walter Leferber(ed.),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9[th].New York:McGraw-Hill,1996;Jeremy Issacs:Co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 y,1945—1991.Boston:Little Brown,1998;Allen Hunter(ed.),Rethinking the Cold War.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相形之下，中国史学界除张小明( 北京大学)著有《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外，似乎还未看到以冷战 整体为论述对象的专著。关于国内学者就国外冷战史发展状况所做的评述绍介，参见戴 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9—51页) ；白建才：《近年来美国的冷战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75—182页)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作为晚近发生的历史，曾经是全球数十亿人生活其间并经验 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及热点事件，不仅仍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也留下了许 多当时因事件本身仍在发生、发展之中而难以解答的问题。因此，当冷战终于成为一段 完整的历史时，以普通公众为对象的关于冷战的书籍和视听作品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涌 现(注：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CNN制作的24集《冷战》电视系列。在包括盖 迪斯在内的一大批国际一流的冷战史学者的指导参与下，该系列在重构冷战历史时，广 泛利用了来自冷战各方的口述史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从而描绘了一幅相当全面、又颇 富有新意的冷战画卷。)。这就使得冷战史研究在本身得到提高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公 众中得以进一步普及的机会，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
第二，与“旧研究”相比，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大量新研究成果往往很自然地将冷战放 到20世纪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框架及语境下加以考察。冷战也越来越被视为20世 纪全球化历史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就出现了因冷战研究而产生的种种特殊问题 与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一般性问题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两者都发 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冷战史研究著作，不管以何种具体事件为对象 ，往往在提出及构建问题时将冷战同20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因而使得有 关冷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成为更大范围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性 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注：例如，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 战争等，历来便是冷战中广受史家及公众注意的历史个案。但在冷战期间，大多数研究 往往以揭示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及解释事件同相关大国的政策演变为目标，几乎没有研 究者能够超越冷战时代的特定语境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而在后冷战时代，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学者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再探讨时，将着眼点放到了它们在多大程 度或何种意义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走向上来。)。
随着冷战结束，对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多边发掘与运用的机会也出现了，使 得研究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打破单边档案及资料研究的旧有框架，而越来越多地使用 多边档案与资料研究，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如前所述，冷战史“旧研究”在资料来源上存在着严重的单边性；数十年间，学者们 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西方国家定期解密的档案文献。在对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 究中，学者们往往只能前往与之在地理上相近的地区(如研究中国大陆时到香港或台湾) 搜集有关资料，或常常需要以报刊材料或西方国家点滴披露的有关情报资料作为从事研 究的主要依据。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合理猜测”往往成为学者们做学术判断、得出 研究结论时不可或缺的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这种 局面由于中方所公布与发表的一系列新资料而开始被打破。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 中期)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又使得学者们获得了利用这些国家的文献资 料展开研究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冷战另一方” 发生的上述变化，又反过来带动了西欧国家和美国档案及其他与冷战有关资料的进一步 开放(注：在促进美国档案开放的问题上，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起了巨大作用，国家安全档案馆其实并不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是一 个以大力促进并推动美国政府对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尚在30年解密期内的档案资料)予以 开放、供学术讨论之用为主要使命的民间学术机构。过去十余年间，它利用美国“信息 自由法”，促进美国政府公布了大量冷战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期)的档案资料，对国际冷 战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网站是：www.gwu.edu/～nsarchiv/ 。)。这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极大地加强了冷战史研究的实证基础，也使得学者们能够通 过对各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对一系列个案乃至冷战全局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注：这方 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国际学术界因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致斯大林电报出现两个不同 版本而引起的讨论。关于争论的详情，参见Shen Zhihua(trans.by Chen Jian),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 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s.8—9(Winter 1996/1 997),pp.237—242;亦参见Chen Jian,China and the Korean War:New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in Light of New Documentation,forthcoming。)。可以说，国际冷战 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后冷战时期获得数量及质量两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同多边档案与资 料运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冷战史新研究”获得了“旧研究” 所不能比拟的研究手段上的优势。
同上述研究资料来源多边化的特征紧密相联，形成了“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三个重要 特征：冷战史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受到了 严重冲击，从而使得冷战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
以上曾指出，冷战史“旧研究”中各学派的传承演变在方法论层次上受到了“美国中 心”论的统制。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资料来源上的限制以及冷战环境本身造成的局限 性外，还有着政治文化上的深刻根源：从根本上看，冷战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是同美国 建立与巩固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努力同步推进的。因此，“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旧 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出的是美国历史学界与知识界试图获得“垄断”历史阐释权 的强烈意愿，并同美国在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地位的上升，有着 交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惟其如此，对于“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过程中受到挑战的现象，由 于其中所包含的超越历史研究本身的深远含义，尤其值得探讨(注：“冷战史新研究” 的兴起使“美国中心”论受到的挑战，绝非出于盖迪斯这样的学者的本来意愿和设计。 事实上，在盖迪斯试图对冷战盖棺论定的努力中，已透露出了将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 式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的理念。这其实是“美国中心”观念在另一层次的反映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盖迪斯又在以多边档案/文献资料研究为基础的关于冷战 史的探讨中，得出了冷战进程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间的“均势”、而是取决于国际关系 多样化的结论，这又是对于“美国中心”理念的一种否定。这里所揭示的，是盖迪斯关 于冷战历史的解释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内在紧张。)。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当美国 在后冷战时代成为世界上惟一超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似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时 ，为什么在冷战史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却会出现“美国中心”论受到 挑战甚至被打破的情况?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有很多解答。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冷 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并没有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建立独一无二的世界霸权地位 的努力提供历史资源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最 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间)均势的变化与转移，而在于权力“多样化 ”；同时，如果我们也承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控制国际关系走向、支配小国的情况固 然比比皆是，但非超级大国(甚至小国)影响、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的个 案也层出不穷；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只能是，冷战国际关系的发展本质上具有结构 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其基本趋势与特点，则是国际体系不断走向非两极化、国际体制 持续走向非西方化和多元化(注：笔者认为，冷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 international system)与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之间的紧张与不协调。在 这里，国际体系是指国家间根据相互间力量对比、并以包括文化与观念形态在内的各种 联系或对立为基础而形成的总体关系框架。国际体制是指构成国际体系基础，并对体系 成员行为具有指导或约束作用的规范与准则，以及为执行规范和准则所设立的国际机构 。)。全球范围的冷战虽以前苏联的瓦解为标志而告结束，但这并不等于冷战以美国的 胜利而告终。当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美国“独大”的局面时，由冷战时期演变 而来、并且表面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却并没有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合法性的依 据(注：很显然，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人们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理解后冷战时期 国际关系的趋势和走向，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有关战略与政策的制订，是有重大意义的。 )。
同“旧”研究相比较，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冷战史新研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人 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重新 认识。与此相关联，则是人们对于普通人生活经历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以及广义的社会 、文化因素演变之间关系的关注。
促使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动力是对历史事变的直接观察与体验。正如人们已十分熟悉的 ，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为标志的。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 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 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 抗后基于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和社会机构层面的内在演变。在这里，起决定作 用的并不是物质性的“硬权力”力量，而是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 。
于是，随着冷战后来自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文献资料的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意 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开始予以高度重视。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学 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作更为广义与宽泛的界定：当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意识形态” 视为“关于官方信念的陈词滥调式的表述”时，在冷战史研究中便出现了对文化因素与 意识形态关系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 特定表达，又在何种意义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强烈兴趣；还出现了对普通人生活 经历、经验与意识形态因素演变之间交互影响的深刻关怀(注：关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 系演变中的作用，历来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著名日裔美国历 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曾在自己的一系列论著中大力倡导展开以文化因素为中心 的国际关系研究(Akira Iriye,Culture and Power:The Japanese-American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但长期以来一直“曲高和寡”。但 在后冷战时期，当思想及观念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起学者们 的重视时，文化因素及其与意识形态关系便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将为“ 文明冲突”所主导的看法，许多学者对探讨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 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参见Peter J.Kuznick(eds.),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1;Akira Iriye,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 98。)。即便在关于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这一似乎非常实证性的层面，也有很多学者将 视线集中到意识形态因素与政策行为合法性乃至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上来(这在一系 列关于冷战如何走向结束的研究中最为突出)。从国际关系及冷战史研究的现实来看， 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仍是大多数研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即便是在以高层政治 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为中心的研究中，作为“软权力”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冷战时期政治发 展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构成了学者们提出与构建问题时的重要视角或出发点(注：参见Anders Stephanson,Liberty or Death:The Cold War as US Ideology和Yale Ferguson and Rey Koslowski,Cultur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d Cold War History.In Westad(ed.),Reviewing Cold War History;Peter J.Kuznick(eds.), 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中有关各章；以及Gaddis,We Now Know,Chapter 10;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仍在不断被丰富与发展的学术现象， 并没有统一的、或在学术界达成完全共识的内涵与外延，笔者上述关于“冷战史新研究 ”的表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见得所有的学者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但重要的是，不 管人们如何看待与界定“冷战史新研究”这一现象，它已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看待冷战 乃至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的一些基本思路，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改造了历史研究以 及相关理论领域的一些基本方法与手段。
“冷战史新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参与
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一开始便起了很大作用——在某些方 面，中国学者的作用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从90年代初开始，一批来自中国、又在西方 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界。他们的研究，在资料、视野及批判的角 度等方面，都让人耳目一新(注：关于这些学者情况的一般性介绍，参见陈兼《留美中 国学者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载资中筠、陶文钊编《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 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2—308页。)。
这批学者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来自上海、在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中心担任研究员的 薛理泰。从80年代后期起，他和著名国际战略与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合作，出版了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战略 海军力量形成与发展的三部专著(注：Joh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Joh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就基本思路而言，这些研究采用的仍然是“现实 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可以用 物质因素定量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但在资料的使用上，主要由于薛理泰的贡献 ，这三部著作都对中方自80年代中期后发布的各种文献作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 础上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晰的描述。
首先从方法论层面对冷战史研究现状发起冲击的，是盖迪斯教授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现任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张曙光。以 往国际关系学认为在国际对抗中“遏制”只能是一方的行为特征、而另一方则必然处于 侵蚀性的攻势地位。在1992年出版的《遏制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研究 》一书中，他一反常论，指出：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美双方均不具有对方所理解的 那种进攻性和扩张性意图；双方的政策设计，本质上都有着一种“遏制”对方的非进攻 性特征。但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对抗仍然发生了。要把握其中的深层原因，就必 须引入“文化”这一概念，讨论造成双方“误读”对方意图的深层文化背景。在《毛泽 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张曙光又分析了毛泽东那种“弱国能打 败强国”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制定与战争动员，进一步强调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文 化”因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新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中，张曙 光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在广泛利用中、美、俄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冷 战期间同盟政治的发展、经济手段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关 系行为者相互间认识的变化等等，作了深入分析，并指出，“经济制裁”在国际政治对 抗中的有效使用，是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发展为“热战”的重要原因(注：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Shu Guang 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Washington,D.C .and Stanford: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与张曙光同为盖迪斯教授高足的翟强，现任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以对各 种相关资料的综合梳理与使用见长。他在《龙、狮、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 一书中，通过在英、美、中进行的多边资料研究，对冷战初、中期这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互动以及影响这种互动的一系列个案作了精到的论述。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与两次越 南战争》中，翟强大量利用了中方有关资料，尤其是保存在省级档案馆中、同国际关系 及越南战争有关的各种文献，对中国于1950—1975年间先后参与“援越抗法”和“援越 抗美”的过程作了全景性描述，着重从联盟政治复杂性的角度分析了中越之间在看待双 边关系时认识上的种种异同，并进而揭示了中越关系最终走向恶化的一系列深层原因( 注：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OH: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2000.)。
“冷战史新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特点，在现任密苏里州立西南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盛慕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盛慕真的主要代表作是《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注：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他通过分析冷战前期及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 的发展，发现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 论述中，他将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自我定位”(ego identity)理 论运用于冷战史研究，指出，对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行为者，尤其是对信奉共产主义 的国际关系行为者来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外在的言辞表述，而同他们对 “自己究竟为何人”的自我界定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如此，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同盟 产生及中美对抗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兼是另一位在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旅美学者，现任弗吉尼亚大学中 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及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在《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研究》和《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等专著( 注：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2001.) 及许多论文中，他对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亚 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的作用，都有 系统论述。他认为，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并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 “外交为内政的延续”，而是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毛泽东为中国 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继续纵深发展的内在努力有着深刻联系。冷战的主要特征虽然是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决非无足轻重。冷战之所以没有从“ 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原因之一便在于中国的参与及东亚冷战在50—60年 代的发展起到了将美苏两大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冷战的根源在 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所能提供的选择范围内得 到解决。因此，冷战所涉及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立双方围绕着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 的争夺，而是对立双方关于各自的制度(亦即各自对于现代化进程所产生问题提供的答 案)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各自向对方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 与不安全感，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其他来自中国的学者，还有李小兵、刘晓原、卿 斯美、郝雨凡、张小明(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大学)等人(注：李小兵的研究涉及了冷战 中的许多方面，主要英文著(译)作包括Xiaobing Li et al.,Mao's Generals Remember Korea.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1;Xiaobing Li et al.,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New Cold War Histor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 7。刘晓原的论著包括Xiaoyuan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nites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卿斯美目前主要从事冷战期间中美相 互间看法变化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的研究。郝雨凡对冷战期间中美关系钻研颇深，主要著 作为Yufan Hao,Dilemma and Decision: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American China Policy Making.Berkeley:East Asia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张小明的研究集中于冷战期间亚洲地区的军事冲突，著有Xiaoming Zhang,Red Wing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2002。)。(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对他们的学术成果作 详细评述，只能留待另文再作专门介绍。)
除个别例外，旅美中国学者对冷战的研究多与中国有关。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学术 界产生较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同他们掌握与运用中文史料方面的能力分不开的。但更 重要的，则是他们在设定研究出发点以及达成研究结论时，有着独到之处。他们生命的 很大一部分，是在冷战岁月中度过的；对于中国在冷战中的经历，他们有着西方学者所 没有的亲身感受。当这一切同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专业训练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既能把握西方学术界的有关语境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又有 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研究课题。这种学识与学术背景上的“比较性优势 ”，往往是西方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过去十余年间，许多国内学者有关冷战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 一定影响，并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受到国际学术 界较多注意的有：资中筠关于中美对抗起源的研究；陶文钊关于冷战最后十年中国对外 政策的研究；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及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杨奎松关于中国 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外交战略的研究；牛军关于中国共产党 对外政策的起源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研究；章百家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以及 关于新中国外交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李丹慧关于同越南战争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的 研究；宫力关于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何迪关于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中美 关系、台海危机的个案研究，华庆昭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等等(注：这里 所列举的，是这些学者以英文(或被译成英文)所发表的学术论著。有关这方面的评介， 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Bibliographic Essay”,pp.373—3 85。)。
然而，同后冷战时期国内学者以中文所发表的冷战论著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相比较， 他们的各种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却不成正比。这里，有语言隔阂上的问题—— 西方的冷战史学者几乎都不懂中文，甚至连很多研究中美关系乃至中国问题的专家阅读 中文的能力也不强。因此，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若非以英文写成或译为通达的英文出版 ，便很少有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的可能性。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位国内学者之所以能 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一些论著被译成英文出版分不开。而他 们本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内学者用中文发表的高水平论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则要小得 多。
更深入一步，造成国内学者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未形成应有影响的原因，还在于对“ 有意义的问题”理解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是在特定的学术与知识氛围下从事研究的，因 而，在“有意义的问题”的形成与提出上，受到了自己特殊的“知识关怀”(intellectual concern)的制约。由此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中国学者的有关学术成果时， 往往认为其意义主要在于所使用的资料，而不是所提出的论点，并常常在有意无意间便 忽略了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及相关的学术见解(对这个问题，下文有更为详尽的探讨)。
尽管存在着以上诸方面的局限，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学者(包括旅美学者与国内学者 )的学术成果仍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 ，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亚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受到了国际 学术界更多学者(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关注。中国学者的成果，也论证并加强了关于冷战 国际格局的发展取决于国际关系多样化、而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之间均势变化的基本看 法，从而在一个深入的层次对“美国中心”论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挑战。中国学者的研 究，还在方法论的层次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得人们在讨论诸如“意识形态”、“战略 文化”、“国家—社会关系与国际政治演变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时，必须参考中国学者 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投入 ，“冷战史新研究”便难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今天的规模。
对冷战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几点看法
那么，“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向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首先必须提出的，是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问题。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 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使用之上。这一点，对于国际冷战史研究来说，也许有着更为重要 的意义。由于冷战本身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即便在档案解密开放上有相当完善程序的美 国，至今仍有属于冷战时期敏感问题的文献资料，未完全同学者们见面(注：这方面的 一个例子，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究竟是否对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及使用过生物或 细菌武器的问题。在战争已经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由于美国方面的有关档案文献并未完 全开放，对这个问题仍然无法盖棺论定。)。在俄国及东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的对冷战时期档案资料的开放，在对国际冷战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仍存在着 基本制度、规范及程序不完善以及资金严重不足的缺陷，因而档案的实际开放有着明显 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有关档案文件——尤其是同高 层决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还没有真正开放。学者们的有关研究，也多以档案部门 选编的各种文选为依据，这就不能不使学术研究的原始性和批判性受到极大的限制(注 ：过去十余年间，国内有关机构选编出版了不少文件资料，也有许多当事人撰写了极有 价值的回忆录。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资料来源。然而，运用这样的资料进行研究 ，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者被误导的可能。因此，研究者在利用这 些资料时必须十分谨慎，尽可能对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考证、对照和辨析。)。如 何实现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广泛利用第一手资料 的基础上达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应当受到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应是如何建立批判性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推进冷战史研究(从更为广泛 的意义上来说，则是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大问题。在这里，“ 批判”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归根结底，社会以其有限的资源支持包括冷战史研究在内的 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就是为了得到学者们的批判性意见。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我们 常常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存在着种种偏见，却并不缺乏建 立批判性视野的意识与愿望。从根本上看，“冷战史新研究”之所以能够作为学术新潮 流出现并得到发展，也是与学者们将“批判”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基本学术意识分不开的 。只有在独立的批判性视野基础上展开学术论辩，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真正发展。
“冷战史新研究”还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面对领域与学科本身更新所提出的挑战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如何处理跨学科与专门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更新 的压力。冷战史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发展中，如同历史研究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出 现了专门化程度加深和跨学科要求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学者们在选择课题及从事研究 时，十分注意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利用，并发挥自己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但另一 方面，真正优秀及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又必定会在不同的意义与层次上表现出跨学科的 特点——例如，在外交史研究中参照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并借鉴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批判理论等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而实现这一切 的前提，则是学术研究的高度规范化。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从中 国历史学界的现状来看，首先要解决的，应是如何在同样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世界现 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学者之间——根据学术界目前的分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圈— —建立起各种层次与形式的交流渠道，以便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不因学科设置方面的因 素而出现“人为切割”的局面。
为了把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必须加强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 界之间的各种交流。交流真正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在“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这一带 有根本性质的层面建立有效对话。任何“有意义的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必定是以 本文前述“知识关怀”为基础的；或者说，问题是否“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 必定是由问题提出者特定的“知识关怀”所决定的。为了介入国际学术交流并在某一特 定领域获得自身的发言权，同时也由于因语言等表达方式上的缺陷，中国学者面临着“ 接过”国际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提出并充分 阐发自己内心所认同的“真问题”的巨大压力。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和根 深蒂固的优越感，对于非西方学者所陈述的“有意义的问题”往往缺乏敏感与兴趣。其 结果，则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非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知识、人文关怀而提出的种种问题 ，却往往由于居国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意义缺乏共鸣，而 无法引起注意，更无法产生相应的讨论。讨论如果是以非自身的知识关怀为基础的，非 西方学者在取得参与讨论资格的同时，也失去了表达自身知识关怀这一深层次上的真正 发言权。在一个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由这种通过垄断“有意义的问题”而实现的 知识霸权，是一个非西方世界学者必须面对、却又常常难以抵制，有时甚至难以自觉地 予以体察的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应是对西方学者“有意义的问题”的来龙去脉有真正 的了解，且忌人云亦云。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学者来说，惟一的应对之道 只能是在界定“有意义的问题”时，以诚实的、不急功好利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知识 关怀”，并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别人基于他们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有意 义的问题”。归根结底，中国学者基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以及对中国命运、中国与世界关 系的思考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如能克服表达与表述层次的困难，不可能不受到 那些真正关心人类与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的重视。于是，这又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学者本 身素质的挑战：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质量，是取决于研究历史的人们的质量的。
根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现状，要走出的第一步，是解决一个表面上 看来似乎属于“技术层次”，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现学术研究的规范 化。“冷战史新研究”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必须 以扎扎实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为基础；学术规范化是学术生命力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 学术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得到中国历史学界广泛贯彻的时候，中国学者才能建立起批判性 学术视野，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反映自身“知识关怀”的真问题。那时，我们便能构建起 不仅对我们来说“有意义”、也不能为别人所轻易忽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种种“大叙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