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
娄贵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0期
【原文出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3年02期第76～84页
【英文标题】The History of Bushido's Course
LOU Gui-shu
History Department,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作者简介】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贵州 贵阳 550001
娄贵书(1954-)，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利益/战争/武士/战争之道/献身之道interest/war/warriors/war principle/devoted spirit
中图分类号：K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2-0076-09
1899年，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 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 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1]1984年，相良亨教授也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 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 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 统伦理意识的大半。[2]美国学者认为：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 代表，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新兴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3] “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已成了国 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4]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 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5 ]我国学者也说：武士道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6]
本文拟通过从平安时代主从道德到近代武士道的历史轨迹，揭示武士道因何而来，何 以需要以生命来体现，何以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和不可估量的物质化能量，何 以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
一、平安武士道
武士道是武士群体在战争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产生于8、 9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大化改新后，国家在推行土 地国有制的同时，又授予官僚、贵族和神社、寺院一定程度私有性质的位田、职田、赐 田和神田、寺田。723年和743年，朝廷颁布“三世一生法”、“垦田永世私财法”，于 是，贵族、官僚、豪强和寺院等乘势抢夺土地，建立庄园。9世纪中叶，不少庄园已取 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10世纪，又取得排除国衙官吏干涉庄园内部事务 的权力“不入”；12世纪，“不输不入权”庄园随处可见。
争夺土地资源之时，中央集权制解体、天皇大权旁落，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形态—— 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先后登场。8世纪，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臣镰 足的后裔藤原氏，首先抢夺天皇权力，建立外戚政治。9世纪中叶，藤原氏又在外戚政 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摄关政治，形式上辅佐天皇的摄政、关白大权在握，视天皇为傀儡。 1086年，退位天皇——上皇行使政治决定权的院厅政治取代摄关政治。
庄园兴起后，庄园主与庄民、庄园主与庄园主、庄园主与国衙官吏的矛盾斗争愈演愈 烈，而国家又丧失了解决矛盾斗争的权威和力量。这样，冲突各方便以武力为杀手锏。 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纷纷组织起以自己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国司 、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也以当地富家子弟为主建立自己的武士组织——郎从、 郎党和家子。就连佛教团体也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僧兵，比睿山天台宗延历寺僧 人和奈良兴福寺僧人都有相当强大的军队。
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已在战争中发展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10世纪，形成以在 乡领主为核心的地区性军事集团——武士团。在众多武士团首领中，出身皇族的源氏和 平氏号召力最大，势力最强。“11世纪前半期，称为‘武者’、‘武士’、‘兵’等军 事专门家阶层异常活跃，并形成以此为‘家业’的‘武勇之家’、‘兵之家’等家系。 ”“当时的武士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弓马之士’确实体现了武士的 特征。”[7]
在武士阶级内部，主从关系是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主从关系是封建 社会中基础的社会关系，它制约、规定封建社会几乎全部的社会意识。”“忠、恩、奉 公、名、耻等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基于主从关系之上产生的。”[8]主从关系既是主人和 从者的互惠关系、契约关系，又是基于权力的支配与服从关系，主君居绝对的优势地位 。“支配者主君的势力和被支配者从者的势力之差悬殊极大，主君的支配波及从者生活 的方方面面。”[8]一经托身主人，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寄托在主君身上 。
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主从结合是利益的结合”[9]，“首先始于物 质报偿。”[10]“主君用其财产的一部分与从者的生命交换。”[8]发生战争时，主人 往往“以恩赏作诱饵钓取忠义”。“承平、天庆之乱时，平良兼欲讨灭敌人平将门，向 属下郎等表示，要‘积米谷以增勇，分衣服以拟赏’。《将门记》”[10]大量报告战功 、要求恩赏的文书——军功状的存在，雄辩地说明主从关系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 说明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 手段。”[11]
武士道的雏型——平安主从道德，就是在武士群体主从关系内部以武士团首领为核心 产生的。“武者之习正是以这些武者之家为中心酿成的”[12]。“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 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9]平安武士道称为“武士之道”、“ 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尚无“武士道”之称谓。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战国 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新渡户稻造明治32年用英文写作《武士道》前后，大肆宣扬日本 人的精神性时，武士道才成为频繁使用的词语。”[13]平安武士道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 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主要内容 有：
1、忠诚至上。“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重要地位。……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 神为核心。”[12]“源平时代，已在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服从。”[14]主从双方面对 面的直接互动，主君之恩赏要求从者以生命交换，从者只有“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 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15]，才能保全 家庭和使其子孙昌盛。从而形成武士必须以生命来体现忠诚道德，形成事亲之孝、待妻 之义、对子之慈，统统从属于对主之忠。武士家庭也成了培养忠臣的摇篮，武士子弟的 社会化教育就是从培养忠诚道德开始的。孝子首先要成为忠臣，在家庭内部，对亲长尽 孝；进入武家社会，至高无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主人尽忠。
2、以武为本。“武家社会最大的奉公，莫过于驰骋战场。”[16]武士作为杀手和暴力 的拥有者、执行者，以刀剑为主君奔走效劳而从中获利，“驱使于矢石之间，出身于生 死之门”。武士与现代雇佣兵一样，作为战争与死亡的捐客，以战争为职业，以武勇为 谋生技能和进身阶梯，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以武谋生 的生存条件，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职业生活，决定了武士以武为本、崇尚武勇的思维 定势和行为方式。“刀”被武家社会视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
3、重名轻死。“以尊重武者之名为首，知廉耻，光干不说，死中求活等特性，被当时 的中央贵族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些构成后来武士道德的源流。”[12]武士将名誉看得比 生命更重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 当然，武士之所以“惜名不惜死”，归根结蒂在于名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利益，武士只 有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主人需要从者在奉公活动中的忠诚献身精神， 从者需要以自己忠诚献身的名誉博取主人的恩赏。
平安主从道德旨在维护和扩大主从间的现实利益，“主仆契约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 和扩大彼此的社会利益，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广泛的社会意识。”[17]奉行利己主 义原则，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即使是“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 为了前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在以保全和扩大所领为最高价值的意识上结成 的主从道德，缺乏公共性，不包含公共精神，乃是不争的事实。主从道德的这种性质， 使得依存于主从道德而进行的战斗行为，缺乏公共的战争目标，不过是私斗而已。”[1 1]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是非标准。
以生命侍奉主君从而保全家庭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武士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攻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通过战争满足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谋生手段 ，又养成了武士冷漠、自私和嗜杀成性、穷兵黜武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日本学者也说 ：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行径。[18]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 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17]随着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 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平安主从道德也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的支柱，“献身之道” 和“战争之道”日渐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并对日本民族性格产生 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二、镰仓和室町武士道
幕府政治建立后，武家统治者以武士道控制家臣武士、维护和强化武家统治，武士道 从“实践的道德规范”发展为“制度的道德规范”。
武力社会的胜负取决于武士的向背，为了有效地控制家人，镰仓幕府的缔造者源赖朝 一方面从制度上强化主从结合，“在主从精神上加进了规范性，即增加了制度的、理性 的内容”[19]。另一方面，“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 政治、经济需求，以获取他们的信赖，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20]建立御家人制 度之初，赖朝就明确宣布：凡拥护“以仁王令旨”、听从指挥者，原任职务依然如故， 一切经济权益均受保护，有功者还授予“新恩地”。御家人则须服从赖朝，忠实履行军 事勤务和完纳财政负担，“怠慢御家人役者，将丧失御家人的地位及所领”。
“镰仓时代武家政治的基础，是将军与御家人之间通过御恩与奉公结成的封建主从关 系。”[21]为了巩固与加强主从关系，镰仓幕府通过国家的形式赋予平安主从道德合法 化、权威化和制度化，使之升格为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国家道德的层次。赖朝和北条氏以 武士道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使之永保武士本性。“赖朝以武士道的宗旨——勤俭尚武 、砥厉忠节、以质朴为主等等训诫武士。”“北条氏严守源氏遗训，强调勤俭尚武，并 制定贞永式目。贞永式目作为当时的人定条文，非常出色。主要是忠、孝、仁、义，勤 俭尚武。引入神佛信仰的精神，国家观念、社会道念越发强烈。”[22]武士道对武士的 约束力日益增强。
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平安主从道德也随着武士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武家政治的制度 强化，随着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的权威认证、宗教支持和感情依托，成为铭刻在武 士心灵深处的法典。“镰仓时代初期，以武家政权的建立为契机，武士的自信提高，武 者之习虽然是实践的，但已在精神方面纯化而向武家道德升华。”[12]驱驰于矢石之间 、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社会生活与心理状态，要求精神世界具有与之相一致的麻醉剂，以 期获得精神慰藉。禅宗所谓“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 冬也”这种死生如一的主张，对镰仓武士大有补益。于是，“禅宗几乎被看作是有助于 向自己的主君表达忠诚之行动的自我牺牲行为的一种修行体系”[4]，成了武士的宗教 。“镰仓后期，主从道德接受了‘从者为主尽忠’这种儒教的忠的观念”。“武士阶层 作为文化参与者、创造者，受尊重君臣关系的宋学的大义名分论影响，北条一门的每个 人都认为助君惠民的态度最为理想。”[12]神道教则从民族感情的角度直接将“忠诚” 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
镰仓武士道继承和发展了平安主从道德，“与高扬武艺精神并列的是尊重主从道德和 名誉、知耻、只干不说(强调实干)等镰仓时代的主要德目，是从前代的武者之习继承下 来的，但已看到了道德上的纯化。”[12]镰仓、室町和战国武士道，与平安主从道德一 样，首先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主要内容是：
1、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彻底的献身精神。“镰仓中期以后，武家社会进一步强调 ‘从者为主尽忠’的忠节观念，并使之渗透到底层。”[12]武士道以“忠”为核心和灵 魂，强调从者对主君的忠诚献身。“武家社会主从之间，下级武士对自己直接侍奉的上 级是忠的意识、奉公的意识。奉公是从者回报御恩而对主君的奉仕、服从行为。从者达 到或超过对主君的奉仕、服从标准便是忠，达不到便是不忠。”[8]武士必须以忠诚报 答和换取主君的恩赏，“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主君之要务， 就是根据从者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予恩赏”[8]。室町时代，开始强调对主君 和亲长绝对而无条件的“忠”“孝”。曾辅佐将军足利义满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1388 年专门写作《竹马抄》一书，教诫子弟：人生在世，切不可忘记主恩，为主君舍弃生命 乃武士之本分。[23]
2、崇尚武勇。武士——战争与死亡的捐客，生活在杀人与被人杀的暴力社会，自产生 以来就与暴力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凭借刀剑开辟生存空间，依靠提供(出卖)武力而 获利，以战争为财富之源和进身阶梯，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战国时代(1467-15 73年)前的日本武道以杀人为目的。”[24]“17世纪中叶以前，武士扮演以战斗者为中 心的角色，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25]。“在武士的战争实 践生活中产生的武士道”[8]，自然要反映武士以战争为职业，通过战争获取财富和权 力的生活条件，自然要驱使武士崇尚武勇，视武艺高超为美德，强调骑术、剑术、射术 和领兵作战等杀人技能。
3、“武士的名誉已升华为德目。”[12]“封建社会的许多武士道教科书都强调惜名知 耻。”[8]名誉直接关系到武士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权益，有了名誉，就等于接近或有 了权力、地位和财富。为此，武士一生都在求名、惜名，重名轻死，重视一门和一家的 名誉，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在武家社会，“名誉”与“恩赏”是一 对双生子，武家社会刺激武士追求和珍惜忠诚、武勇和甘为主君献身的名誉，武士则需 要以忠诚、服从、报恩、知耻等名誉，来达到保全家庭和子孙昌盛的人生目的。
4、开始出现美化死的倾向，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 的忠诚或对自己荣誉的珍惜。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整个武家政治时代，几乎成为武士 自杀的惟一方式。其间，切腹自杀者不计其数。如被视为武士精神之典范的楠木正成(1 294-1336年)、侍奉丰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1591年)等。对切 腹的崇尚，以至在切腹的体位上出现了立姿切腹、坐姿切腹，在切腹的方法上出现了一 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还有殉死切腹(也称追腹)，如源赖朝之父源义朝被诛 ，家臣内纪太平切腹殉主；1392年，室町幕府的管领诸家细川赖之病故，家臣三岛外纪 切腹。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上百人。武士的一生是为自己争名誉、为子孙争权 益的一生，切腹的基本动机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美好名誉，换取子孙后 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5、正直和礼仪。所谓“正直”，在室町时代进一步被视为武士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应 仁、文明之乱时期，一条兼良劝说将军重德行的《文明一统记》，特别提及要尊正直， 他说：“神佛均说正直，所谓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26]战国 后期的大名北条早云在其家训17条中也说：“拜神佛，乃身之行……具有正直心即符合 神佛之意。纵使不祈祷，若有此心，亦可得神明加护。”[23]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正直 ，主要是对家臣武士的要求，强调家臣武士须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
从镰仓幕府开始，武士已处于军方和官方地位，行使政治权威，代表社会的价值核心 和道德取向。于是，日本文化也日益受到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反映 他们的道德思想和生活风尚，《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和《平家物语》、《源平盛 衰记》等作品，反映武士重名轻死、竭尽忠诚、英勇献身等主从道德的要旨，美化武士 粗野的行为准则。13世纪中叶，武士文化开始形成，在武士的影响下，人们日益抛弃贵 族的价值观念，开始以武士为表率，重武轻文，向武士看齐；开始相信实力，相信有实 力者方有天下。
三、德川武士道
德川时代，武士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德川时代是将军权威最高、对武 士统治力最强、社会最为安定的时代，将军具有三、四十个大名联合起来的军事和经济 实力。幕藩体制集武家统治之大成，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稳如泰山，曾与德川氏 平起平坐的诸大名，已完全处于作为幕府家臣、对幕府俯首听命的状态。冻结了封建割 据和封建混战，既无大名反叛将军的动乱、也无大名之间的私斗，直到幕末，依然维持 着武装的和平，将军依然能对大名进行转封、移封和夺封。
其次，石高分封制“已从封地给与制转向了俸禄给与制”[27]。以土地所产生的利润 ——禄米为再分原则，武士的生活来源由土地转化为禄米，“武士除俸禄外，没有其它 一文一粒收入”[28]。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主君手中，铲除了家臣武士扎根农村与主君 对抗的经济基础，主君的统治地位占绝对的压倒优势。武士由扎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和 农业经营者，演变为脱离土地、离开生产领域，聚集在城下町的禄米领取者和都市消费 者。经济收入依靠主君，都市生活受制于商人。“近世武士丧失了在地性，成为禄米领 有者而失去了自立性。主君之力对家臣具有压倒优势，对主君的绝对服从普遍化……。 ”[25]就连大名也成了无本之木，只有向将军履行各种义务，才能取得对领国的地租征 收权；大名的家臣只有以生命效忠主君，才能得到藩库中的禄米。对上级主君绝对而无 条件的忠诚，成为家臣武士获取生活来源、保证子孙后代身分与地位的惟一手段。武士 道成为忠实反映主君意志的实践道德，中世纪的武士道达到极致。
再次，一方面，德川身分等级制，“不让天下权力尽归武士”，打破了前工业社会统 治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武士(统治者)占有政治和军事领域，农工商(被统治者)把持经 济领域，武士只能专心致志修文练武。另一方面，身为武士，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于军 事活动，武勇是他们侍奉主君和获取权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基本手段。在德川时代前， 武士具有充分发挥武人本来面目——从事战斗的机会，“战国时期武士的全部生活是在 战斗中博取胜利”，“近世武士则只能通过复仇、斗殴等单独发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能 量，这是近世武士与中世武士最根本的不同点。[25]德川武士失去了通过战争获取权力 、地位、财富的机会，失去了通过军事活动体现自我价值的条件。
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德川时代200 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形骸化，主要公务转 化为行政事务。于是，“在战斗绝迹、太平无事的德川时代的武士社会，……重视支配 者为政者德性的思想，与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相结合，武士以父子、 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的人伦之道的自觉为根本，进而将在天下实现这种人伦之 道作为近世武士的思想。”[50]传统的“以‘死的坚决’、‘死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 道”，向以“道的自觉”为核心的武士道过渡。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著名儒学家 兼武士道理论家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山鹿素行等人，尤以山鹿素行贡献最大。
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论述武士道的著作多达600余卷，其全集被喻为是日本“国 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语类》中的“士道篇”，首先强调武士应 “知己之职分”——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 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而交接，此 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无暇，不得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 农工商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必须具 备文武之德知也。”[2]以“忠”为第一要义，身体力行人伦之道，并成为农工商三民 的楷模，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成为超越身份等级界限的、全社会的最高道德和行为准则。 “素行的士道论强调职分的自觉和道义的人格”，并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规定了一系 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 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卓尔独立”之心。 [2]“士道篇”还根据儒家为君主“死守善道”、“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精神， 鼓吹所谓全死节思想，“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 ”。日本至今还广为传诵的赤穗47浪人事件——“忠臣藏”，就是这种全死节思想的具 体实践。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则是这种全死节思想的进一步 阐述，“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之一掷，方得名 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 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 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29]山鹿素行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 导原理的“士道”论，使武士道由实践的和制度的武士道，发展为信仰的武士道。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德目是忠诚 、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这些德目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 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忠诚”是驱使武士以生命侍 奉主君的献身精神，“所谓‘忠臣义士’，即‘为君忘家，为国忘身’。”“武勇”是 侍奉主君的基本技能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山鹿素行1668年所著《谪居童问》 一书，要求‘尚武’，以武作为‘治国平天下之要法’，……‘武家之政道以武为先， 乃当然之法则’。”[30]“义”以武家社会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武士为主君献身。“ 礼仪”要求武士牢记身分，不忘职责义务。“名誉”意味着武士的人格尊严、人生价值 ，是必须克尽的本分，有着比生命更为重要的地位。“勤学”要求武勇与知识相结合， 培养为主君“建功勋、立伟业”的技能和品格。
在这些德目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居支统地位、起统帅作用。“在多么宝贵的 生命都可为之牺牲的最贵重不过的事情中，就数忠义。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 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31]武家统治以忠诚为纽带和基础，运用利益机制开发家臣武 士忠诚道德的精神资源，将武家社会建设成“忠的社会”和“忠的市场”。武家统治者 认为：“辨别从者忠与不忠，对主君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急务，《东照宫御遗训附 录》说不能辨别忠与不忠是愚将，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8]武家社会没有不忠之人 的立锥之地，对主君不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 ”。[32]其结果便是被逐出武家社会和丧失经济来源，精神上永无翻身之日。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中，还增加了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这是武士把忠 诚献身道德放在首要地位、看作最高道德标准、重视忠诚献身名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 是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影响最深远的复仇事件，就是“赤穗47浪 人”事件，其全死节的武士道思想，后来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典范，成了“近代天皇制武 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对内进行野蛮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 神工具。
山鹿素行等儒学家和武士道理论家完成的儒学化武士道，继承、改造和发展平安、镰 仓和室町武士道，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和权威化，成为武士阶级的生活伦理与思想信仰 ，更为广泛地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
四、近代武士道
近代武士道是中世纪武士道的推陈出新，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 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而划上句号，主要原因是：
第一、道德的继承性与共通性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今天的道德 是前天、昨天的继承与发展，新道德总是从旧道德脱胎而来，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各 时代的道德具有共同性，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价值取向，如奴隶社会的智 慧、公正、勇敢、节制，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仪廉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 、博爱，等等。
第二、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据统计，1876-1886年，在93名省“卿”与 “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士族88人，平民1人。明治政府的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 人，士族28人，平民1人；15名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33]直到 20世纪30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到60年代末，仍然占1/5左 右。[34]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山县有 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军部法西斯头子东条 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身于士族。
第三、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1871年和1878年，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 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1882年和1890年，以天皇 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列举了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五 项”[35]军人必须遵守的道德纲目；明确规定了日本国民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尔臣民 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常重国宪、 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良臣 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通于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也。”[36]一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明治政府的强制推 行，武士道成了广泛认同的道德基础，成了近代日本全体国民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与行 为准则。
第四、基本国策相同，信奉军国主义。武家政治以武兴、以武治，以军国主义为特征 。德川家康将弓马之事作为武家之关键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山鹿素行以武勇作 为治平天下之要法。近代日本推行“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后仅 仅数年，就踏上了侵略亚洲弱小民族的军国主义道路。对内体制和政策上，实行“全民 皆兵”制度，军队统帅权直属天皇而独立政府权限之外。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武士道，自形成以来就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首要功能就是为穷兵黜武 、嗜杀成武的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双向互动，犹如鱼水关系，武士 道需要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离不开武士道。近代日本以军国主义为基本国策，自然离不 开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与战争工具，自然要信奉和强制推行武士道。
第五、“和魂洋才、东西结合”的现代化道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走 的是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即森岛通夫所说的“日本精神、西方技术”的道路。并未像 西方国家那样伴随着核心价值的转移，用以人为中心的自由、平等、博爱取代传统社会 以神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对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忠诚”，不是讨伐的扬弃，而是 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现代化企业中，机 器设备、生产技术是西方的，但经营方式却是日本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渊源于 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的传统模式。
近代武士道典型地体现了道德的继承性、共通性和时代性、变异性。继承性和共通性 主要是：(1)思想渊源、社会地位、伦理纲常相同。儒、佛、神三教合一，以儒学为道 德教义和立身处世的思想渊源，尊崇儒家五伦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和仁、义、礼、智、信。《德川成宪百条》第40条，将“不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朋友五物作为人之大伦。”[37]《教育敕语》强调：“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 妇相和、朋友相信”。以禅宗佛教“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思想作为忠诚献身的精神 慰藉，不计生死、惟命是从；以神道教的感情纽带强化忠诚道德，死心踏地地追随上司 。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并以国家权力大肆宣扬和强制推行。(2) 核心内容相同。以忠诚、武勇、义、服从、礼仪、名誉、勤学为基本德目，强调忠诚献 身意识，忠孝一体，忍辱负重、杀身成仁。武士将为主君而死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近 代日本，国民愿为天皇肝脑涂地，不能为天皇而死被视为奇耻大辱。“忠于天皇”成为 最具号召力的金字招牌，“明治时代以后，通过义务教育把‘忠于天皇，孝敬父母确定 为最高的美德’。倘若因为自己成为不忠者，将会使父母受苦，从而成为不孝之人。” [38](3)崇尚武勇、信奉军国主义。武士以尚武为特征，《武家诸法度》第一条明确规 定：“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强调：“武家之政道以武为 先，乃当然之法则。”“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读法》、《军人 训诫》和《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军人敕谕》甚至宣称：“武勇乃 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近代日本继承 武士道军国主义衣钵，信奉和依赖军国主义，以军国主义作为摆脱民族危机和富兵强兵 的济世秘诀。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近代史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张领土的历史”[39]，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具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38]
道德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国家规模的维新改革和前所未有的 造神运动，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近代新武士道也表现出许多时代性与变异性。
首先、效忠对象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由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转为效忠天皇个人。在 德川时代幕府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体制下，约40万武士或为将军的家人，或分别是26 0余个大名的藩士。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直接掌握在各自主君手中，各有其主，多元效 忠。在“食禄报恩主义”的驱使下，“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侍奉发生矛盾时，武士常 常会毫不犹豫地保全前者而舍弃后者。”明治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起以天皇为顶点 的中央集权体制；通过地税改革，铲除武士多元效忠的经济结构；通过“四民平等”， 取消武士的封建特权；通过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和全民皆学的《学制》，打破武士对军事 和文化教育的垄断，武士与庶民一样同为“皇国”子民。《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 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成为国家的象征和全体国民惟一 的效忠对象。在“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即忠 于国家，“忠君爱国”成了近代武士道的核心内容。
其次、“士魂商才”，道德教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打破德川武士道重义轻利、蔑视 经济活动的传统观念，引入资本主义新因素。“士魂”——武士精神，表现为近代武士 道的核心“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幕末改革 派志士、明治初期的实业家五代友厚(1835-1885年)，人称“士魂商才”的典范，原为 萨摩藩士，后在明治新政府中负责以大坂为中心的外交和贸易事务。1869年辞官致力于 发展实业，先后创办兴建了21座矿山和商社，对明治初期的经济发展及日本工业化进程 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王”、日本资本主义最高指导者的涩泽 荣一(1841-1931年)，为“士魂商才”思想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涩泽出生于豪农家 庭，1864年取得武士身份并成为幕臣，深得将军赏识，1867年随从德川庆昭赴巴黎出席 万国博览会，次年回国后创立第一个株式会社。1869年，任职于大藏省，1872年任大藏 大丞，着手整顿财政。1873年辞职，致力于兴办实业，1916年隐退前一直在实业界起领 导作用，创办各种行业的公司企业500多家。他在《青渊夜话》、《雨夜谭》和《论语 讲义》中，系统阐述“义利两全”说。“义”即“忠君爱国”，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为资本主义经营的最高原则。“利”就是在“义”的指导下，通过企业经营，追求利润 ，增殖资本，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涩泽荣一的“义利两全”说，极具号召力、感染力 ，明治时期的不少“士魂商才”型企业家，都是在其“士魂商才”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直至今日，日本企业界仍有不少人对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推崇备致。
第三、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在战事绝迹的德川时代”，武士道主要用 于武士的自我道德修养。然而，明治政府选择了侵略、掠夺其它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传统武士道的战争之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读法》、《军人训诫》宣称：军 队为“发扬皇威，保证国家而设置”，军人必须效忠天皇。《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 皇的统率下，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近代武士道循着‘与万国对峙’的路 线，充满强烈的侵略扩张性质，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武士道与身俱来 的军国主义战争之道恶性膨胀。近代日本也因武士道的杀人与战争之道，而比其它近代 国家更早地踏上军国主义道路，比其它军国主义更加凶残、更加贪婪，更加灭绝人性。
第四、由武士的道德升格为全民的道德，发布规格由将军、大名升格为天皇，知名度 由日本扩散到全世界。“原来在中世纪本为封建武士阶级专有的道德规范——武士道， 到了近代日本，经过包括全民义务兵役制等在内的近代天皇制统治体制和《军人敕谕》 、《教育敕语》的强制颁行，已迅速地渗透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这样一来，中世纪 的武士道经过继承、改造而演化为‘近代武士道’。”[66]武士的精神成为明治精神的 重要特征，武士道的道德渗透于所有道德观念，[40]成为全民的道德。随着近代日本一 次次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随着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日本著名思想家，将甲午 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武士道，并将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随着每一 次侵略扩张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武士道的推崇和高扬，近代武士道也一步步扬名于整 个人类世界。
近代武士道继承、改造和发展中世纪的武士道，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封建时 代占全国总人口6.6%的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资本主义时代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武 士道也因而释放出封建时代不可企及的巨大物质化能量。
综上所述，武士道产生于武士的战争实践生活，靠生命来体现，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 精神资源，驱使臣民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将统治者的旨意转化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在日本人的历史创造中，武士道长期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一千多年的浸润，武士道的 “献身之道”和“战争之道”，已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之中，形成日本人独特的思维 定势和行为方式。明治维新以来，国民将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将建设现代化的发展战 略，统统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甘愿为之献身。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 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对外侵略、掠夺，侵略战争中获得的巨大赔 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令人瞩 目的日本现代化成就，既有武士道“献身之道”的贡献，也有武士道“战争之道”的军 功。
收稿日期：2002-12-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10期
【原文出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3年02期第76～84页
【英文标题】The History of Bushido's Course
LOU Gui-shu
History Department,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作者简介】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贵州 贵阳 550001
娄贵书(1954-)，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8、9世纪，适应武士群体战争实践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 的建立而成为制度的道德规范，17世纪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又成为信仰的道德规范。19世纪后半期，由于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武士的道德规范发 展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武士道以利益为杠杆，靠生命来体现，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 精神资源，驱使臣民以统治者的意志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日本人1000多年的历史创 造中，武士道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和强调忠诚的“献身之道”，逐渐与日本民族文 化、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沉淀为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 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Bushido was born in the 8th and 9th century to meet the real need in the war.It became the Japanese moral standards at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Then it was theorized and systematized by the Japanese warrior theorists and became the Japanese moral standards for faith in the 17th century.After that,the Japanese warrior's moral standards were developed into moral standards for the whole n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Meiji Government laid great emphasis on it.Bushido used one's own benefits as the levy and was embodied with life.It tried its best to exploit the Japanese spirit resources and required all the people to take the employer's will as their holy mission.For more than 1000 years,Bushido has praised high of brevity as demonstrated in war and of devotion as loyalty.It was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the Japa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and became the most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ountry.Today,it is still producing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Japa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 |
1899年，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 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 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1]1984年，相良亨教授也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 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 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 统伦理意识的大半。[2]美国学者认为：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 代表，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新兴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3] “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已成了国 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4]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 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5 ]我国学者也说：武士道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6]
本文拟通过从平安时代主从道德到近代武士道的历史轨迹，揭示武士道因何而来，何 以需要以生命来体现，何以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和不可估量的物质化能量，何 以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
一、平安武士道
武士道是武士群体在战争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产生于8、 9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大化改新后，国家在推行土 地国有制的同时，又授予官僚、贵族和神社、寺院一定程度私有性质的位田、职田、赐 田和神田、寺田。723年和743年，朝廷颁布“三世一生法”、“垦田永世私财法”，于 是，贵族、官僚、豪强和寺院等乘势抢夺土地，建立庄园。9世纪中叶，不少庄园已取 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10世纪，又取得排除国衙官吏干涉庄园内部事务 的权力“不入”；12世纪，“不输不入权”庄园随处可见。
争夺土地资源之时，中央集权制解体、天皇大权旁落，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形态—— 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先后登场。8世纪，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臣镰 足的后裔藤原氏，首先抢夺天皇权力，建立外戚政治。9世纪中叶，藤原氏又在外戚政 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摄关政治，形式上辅佐天皇的摄政、关白大权在握，视天皇为傀儡。 1086年，退位天皇——上皇行使政治决定权的院厅政治取代摄关政治。
庄园兴起后，庄园主与庄民、庄园主与庄园主、庄园主与国衙官吏的矛盾斗争愈演愈 烈，而国家又丧失了解决矛盾斗争的权威和力量。这样，冲突各方便以武力为杀手锏。 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纷纷组织起以自己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国司 、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也以当地富家子弟为主建立自己的武士组织——郎从、 郎党和家子。就连佛教团体也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僧兵，比睿山天台宗延历寺僧 人和奈良兴福寺僧人都有相当强大的军队。
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已在战争中发展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10世纪，形成以在 乡领主为核心的地区性军事集团——武士团。在众多武士团首领中，出身皇族的源氏和 平氏号召力最大，势力最强。“11世纪前半期，称为‘武者’、‘武士’、‘兵’等军 事专门家阶层异常活跃，并形成以此为‘家业’的‘武勇之家’、‘兵之家’等家系。 ”“当时的武士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弓马之士’确实体现了武士的 特征。”[7]
在武士阶级内部，主从关系是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主从关系是封建 社会中基础的社会关系，它制约、规定封建社会几乎全部的社会意识。”“忠、恩、奉 公、名、耻等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基于主从关系之上产生的。”[8]主从关系既是主人和 从者的互惠关系、契约关系，又是基于权力的支配与服从关系，主君居绝对的优势地位 。“支配者主君的势力和被支配者从者的势力之差悬殊极大，主君的支配波及从者生活 的方方面面。”[8]一经托身主人，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寄托在主君身上 。
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主从结合是利益的结合”[9]，“首先始于物 质报偿。”[10]“主君用其财产的一部分与从者的生命交换。”[8]发生战争时，主人 往往“以恩赏作诱饵钓取忠义”。“承平、天庆之乱时，平良兼欲讨灭敌人平将门，向 属下郎等表示，要‘积米谷以增勇，分衣服以拟赏’。《将门记》”[10]大量报告战功 、要求恩赏的文书——军功状的存在，雄辩地说明主从关系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 说明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 手段。”[11]
武士道的雏型——平安主从道德，就是在武士群体主从关系内部以武士团首领为核心 产生的。“武者之习正是以这些武者之家为中心酿成的”[12]。“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 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9]平安武士道称为“武士之道”、“ 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尚无“武士道”之称谓。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战国 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新渡户稻造明治32年用英文写作《武士道》前后，大肆宣扬日本 人的精神性时，武士道才成为频繁使用的词语。”[13]平安武士道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 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主要内容 有：
1、忠诚至上。“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重要地位。……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 神为核心。”[12]“源平时代，已在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服从。”[14]主从双方面对 面的直接互动，主君之恩赏要求从者以生命交换，从者只有“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 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15]，才能保全 家庭和使其子孙昌盛。从而形成武士必须以生命来体现忠诚道德，形成事亲之孝、待妻 之义、对子之慈，统统从属于对主之忠。武士家庭也成了培养忠臣的摇篮，武士子弟的 社会化教育就是从培养忠诚道德开始的。孝子首先要成为忠臣，在家庭内部，对亲长尽 孝；进入武家社会，至高无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主人尽忠。
2、以武为本。“武家社会最大的奉公，莫过于驰骋战场。”[16]武士作为杀手和暴力 的拥有者、执行者，以刀剑为主君奔走效劳而从中获利，“驱使于矢石之间，出身于生 死之门”。武士与现代雇佣兵一样，作为战争与死亡的捐客，以战争为职业，以武勇为 谋生技能和进身阶梯，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以武谋生 的生存条件，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职业生活，决定了武士以武为本、崇尚武勇的思维 定势和行为方式。“刀”被武家社会视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
3、重名轻死。“以尊重武者之名为首，知廉耻，光干不说，死中求活等特性，被当时 的中央贵族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些构成后来武士道德的源流。”[12]武士将名誉看得比 生命更重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 当然，武士之所以“惜名不惜死”，归根结蒂在于名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利益，武士只 有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主人需要从者在奉公活动中的忠诚献身精神， 从者需要以自己忠诚献身的名誉博取主人的恩赏。
平安主从道德旨在维护和扩大主从间的现实利益，“主仆契约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 和扩大彼此的社会利益，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广泛的社会意识。”[17]奉行利己主 义原则，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即使是“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 为了前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在以保全和扩大所领为最高价值的意识上结成 的主从道德，缺乏公共性，不包含公共精神，乃是不争的事实。主从道德的这种性质， 使得依存于主从道德而进行的战斗行为，缺乏公共的战争目标，不过是私斗而已。”[1 1]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是非标准。
以生命侍奉主君从而保全家庭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武士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攻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通过战争满足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谋生手段 ，又养成了武士冷漠、自私和嗜杀成性、穷兵黜武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日本学者也说 ：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行径。[18]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 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17]随着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 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平安主从道德也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的支柱，“献身之道” 和“战争之道”日渐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并对日本民族性格产生 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二、镰仓和室町武士道
幕府政治建立后，武家统治者以武士道控制家臣武士、维护和强化武家统治，武士道 从“实践的道德规范”发展为“制度的道德规范”。
武力社会的胜负取决于武士的向背，为了有效地控制家人，镰仓幕府的缔造者源赖朝 一方面从制度上强化主从结合，“在主从精神上加进了规范性，即增加了制度的、理性 的内容”[19]。另一方面，“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 政治、经济需求，以获取他们的信赖，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20]建立御家人制 度之初，赖朝就明确宣布：凡拥护“以仁王令旨”、听从指挥者，原任职务依然如故， 一切经济权益均受保护，有功者还授予“新恩地”。御家人则须服从赖朝，忠实履行军 事勤务和完纳财政负担，“怠慢御家人役者，将丧失御家人的地位及所领”。
“镰仓时代武家政治的基础，是将军与御家人之间通过御恩与奉公结成的封建主从关 系。”[21]为了巩固与加强主从关系，镰仓幕府通过国家的形式赋予平安主从道德合法 化、权威化和制度化，使之升格为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国家道德的层次。赖朝和北条氏以 武士道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使之永保武士本性。“赖朝以武士道的宗旨——勤俭尚武 、砥厉忠节、以质朴为主等等训诫武士。”“北条氏严守源氏遗训，强调勤俭尚武，并 制定贞永式目。贞永式目作为当时的人定条文，非常出色。主要是忠、孝、仁、义，勤 俭尚武。引入神佛信仰的精神，国家观念、社会道念越发强烈。”[22]武士道对武士的 约束力日益增强。
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平安主从道德也随着武士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武家政治的制度 强化，随着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的权威认证、宗教支持和感情依托，成为铭刻在武 士心灵深处的法典。“镰仓时代初期，以武家政权的建立为契机，武士的自信提高，武 者之习虽然是实践的，但已在精神方面纯化而向武家道德升华。”[12]驱驰于矢石之间 、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社会生活与心理状态，要求精神世界具有与之相一致的麻醉剂，以 期获得精神慰藉。禅宗所谓“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 冬也”这种死生如一的主张，对镰仓武士大有补益。于是，“禅宗几乎被看作是有助于 向自己的主君表达忠诚之行动的自我牺牲行为的一种修行体系”[4]，成了武士的宗教 。“镰仓后期，主从道德接受了‘从者为主尽忠’这种儒教的忠的观念”。“武士阶层 作为文化参与者、创造者，受尊重君臣关系的宋学的大义名分论影响，北条一门的每个 人都认为助君惠民的态度最为理想。”[12]神道教则从民族感情的角度直接将“忠诚” 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
镰仓武士道继承和发展了平安主从道德，“与高扬武艺精神并列的是尊重主从道德和 名誉、知耻、只干不说(强调实干)等镰仓时代的主要德目，是从前代的武者之习继承下 来的，但已看到了道德上的纯化。”[12]镰仓、室町和战国武士道，与平安主从道德一 样，首先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主要内容是：
1、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彻底的献身精神。“镰仓中期以后，武家社会进一步强调 ‘从者为主尽忠’的忠节观念，并使之渗透到底层。”[12]武士道以“忠”为核心和灵 魂，强调从者对主君的忠诚献身。“武家社会主从之间，下级武士对自己直接侍奉的上 级是忠的意识、奉公的意识。奉公是从者回报御恩而对主君的奉仕、服从行为。从者达 到或超过对主君的奉仕、服从标准便是忠，达不到便是不忠。”[8]武士必须以忠诚报 答和换取主君的恩赏，“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主君之要务， 就是根据从者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予恩赏”[8]。室町时代，开始强调对主君 和亲长绝对而无条件的“忠”“孝”。曾辅佐将军足利义满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1388 年专门写作《竹马抄》一书，教诫子弟：人生在世，切不可忘记主恩，为主君舍弃生命 乃武士之本分。[23]
2、崇尚武勇。武士——战争与死亡的捐客，生活在杀人与被人杀的暴力社会，自产生 以来就与暴力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凭借刀剑开辟生存空间，依靠提供(出卖)武力而 获利，以战争为财富之源和进身阶梯，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战国时代(1467-15 73年)前的日本武道以杀人为目的。”[24]“17世纪中叶以前，武士扮演以战斗者为中 心的角色，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25]。“在武士的战争实 践生活中产生的武士道”[8]，自然要反映武士以战争为职业，通过战争获取财富和权 力的生活条件，自然要驱使武士崇尚武勇，视武艺高超为美德，强调骑术、剑术、射术 和领兵作战等杀人技能。
3、“武士的名誉已升华为德目。”[12]“封建社会的许多武士道教科书都强调惜名知 耻。”[8]名誉直接关系到武士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权益，有了名誉，就等于接近或有 了权力、地位和财富。为此，武士一生都在求名、惜名，重名轻死，重视一门和一家的 名誉，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在武家社会，“名誉”与“恩赏”是一 对双生子，武家社会刺激武士追求和珍惜忠诚、武勇和甘为主君献身的名誉，武士则需 要以忠诚、服从、报恩、知耻等名誉，来达到保全家庭和子孙昌盛的人生目的。
4、开始出现美化死的倾向，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 的忠诚或对自己荣誉的珍惜。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整个武家政治时代，几乎成为武士 自杀的惟一方式。其间，切腹自杀者不计其数。如被视为武士精神之典范的楠木正成(1 294-1336年)、侍奉丰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1591年)等。对切 腹的崇尚，以至在切腹的体位上出现了立姿切腹、坐姿切腹，在切腹的方法上出现了一 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还有殉死切腹(也称追腹)，如源赖朝之父源义朝被诛 ，家臣内纪太平切腹殉主；1392年，室町幕府的管领诸家细川赖之病故，家臣三岛外纪 切腹。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上百人。武士的一生是为自己争名誉、为子孙争权 益的一生，切腹的基本动机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美好名誉，换取子孙后 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5、正直和礼仪。所谓“正直”，在室町时代进一步被视为武士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应 仁、文明之乱时期，一条兼良劝说将军重德行的《文明一统记》，特别提及要尊正直， 他说：“神佛均说正直，所谓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26]战国 后期的大名北条早云在其家训17条中也说：“拜神佛，乃身之行……具有正直心即符合 神佛之意。纵使不祈祷，若有此心，亦可得神明加护。”[23]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正直 ，主要是对家臣武士的要求，强调家臣武士须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
从镰仓幕府开始，武士已处于军方和官方地位，行使政治权威，代表社会的价值核心 和道德取向。于是，日本文化也日益受到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反映 他们的道德思想和生活风尚，《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和《平家物语》、《源平盛 衰记》等作品，反映武士重名轻死、竭尽忠诚、英勇献身等主从道德的要旨，美化武士 粗野的行为准则。13世纪中叶，武士文化开始形成，在武士的影响下，人们日益抛弃贵 族的价值观念，开始以武士为表率，重武轻文，向武士看齐；开始相信实力，相信有实 力者方有天下。
三、德川武士道
德川时代，武士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德川时代是将军权威最高、对武 士统治力最强、社会最为安定的时代，将军具有三、四十个大名联合起来的军事和经济 实力。幕藩体制集武家统治之大成，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稳如泰山，曾与德川氏 平起平坐的诸大名，已完全处于作为幕府家臣、对幕府俯首听命的状态。冻结了封建割 据和封建混战，既无大名反叛将军的动乱、也无大名之间的私斗，直到幕末，依然维持 着武装的和平，将军依然能对大名进行转封、移封和夺封。
其次，石高分封制“已从封地给与制转向了俸禄给与制”[27]。以土地所产生的利润 ——禄米为再分原则，武士的生活来源由土地转化为禄米，“武士除俸禄外，没有其它 一文一粒收入”[28]。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主君手中，铲除了家臣武士扎根农村与主君 对抗的经济基础，主君的统治地位占绝对的压倒优势。武士由扎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和 农业经营者，演变为脱离土地、离开生产领域，聚集在城下町的禄米领取者和都市消费 者。经济收入依靠主君，都市生活受制于商人。“近世武士丧失了在地性，成为禄米领 有者而失去了自立性。主君之力对家臣具有压倒优势，对主君的绝对服从普遍化……。 ”[25]就连大名也成了无本之木，只有向将军履行各种义务，才能取得对领国的地租征 收权；大名的家臣只有以生命效忠主君，才能得到藩库中的禄米。对上级主君绝对而无 条件的忠诚，成为家臣武士获取生活来源、保证子孙后代身分与地位的惟一手段。武士 道成为忠实反映主君意志的实践道德，中世纪的武士道达到极致。
再次，一方面，德川身分等级制，“不让天下权力尽归武士”，打破了前工业社会统 治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武士(统治者)占有政治和军事领域，农工商(被统治者)把持经 济领域，武士只能专心致志修文练武。另一方面，身为武士，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于军 事活动，武勇是他们侍奉主君和获取权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基本手段。在德川时代前， 武士具有充分发挥武人本来面目——从事战斗的机会，“战国时期武士的全部生活是在 战斗中博取胜利”，“近世武士则只能通过复仇、斗殴等单独发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能 量，这是近世武士与中世武士最根本的不同点。[25]德川武士失去了通过战争获取权力 、地位、财富的机会，失去了通过军事活动体现自我价值的条件。
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德川时代200 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形骸化，主要公务转 化为行政事务。于是，“在战斗绝迹、太平无事的德川时代的武士社会，……重视支配 者为政者德性的思想，与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相结合，武士以父子、 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的人伦之道的自觉为根本，进而将在天下实现这种人伦之 道作为近世武士的思想。”[50]传统的“以‘死的坚决’、‘死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 道”，向以“道的自觉”为核心的武士道过渡。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著名儒学家 兼武士道理论家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山鹿素行等人，尤以山鹿素行贡献最大。
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论述武士道的著作多达600余卷，其全集被喻为是日本“国 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语类》中的“士道篇”，首先强调武士应 “知己之职分”——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 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而交接，此 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无暇，不得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 农工商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必须具 备文武之德知也。”[2]以“忠”为第一要义，身体力行人伦之道，并成为农工商三民 的楷模，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成为超越身份等级界限的、全社会的最高道德和行为准则。 “素行的士道论强调职分的自觉和道义的人格”，并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规定了一系 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 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卓尔独立”之心。 [2]“士道篇”还根据儒家为君主“死守善道”、“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精神， 鼓吹所谓全死节思想，“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 ”。日本至今还广为传诵的赤穗47浪人事件——“忠臣藏”，就是这种全死节思想的具 体实践。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则是这种全死节思想的进一步 阐述，“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之一掷，方得名 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 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 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29]山鹿素行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 导原理的“士道”论，使武士道由实践的和制度的武士道，发展为信仰的武士道。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德目是忠诚 、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这些德目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 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忠诚”是驱使武士以生命侍 奉主君的献身精神，“所谓‘忠臣义士’，即‘为君忘家，为国忘身’。”“武勇”是 侍奉主君的基本技能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山鹿素行1668年所著《谪居童问》 一书，要求‘尚武’，以武作为‘治国平天下之要法’，……‘武家之政道以武为先， 乃当然之法则’。”[30]“义”以武家社会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武士为主君献身。“ 礼仪”要求武士牢记身分，不忘职责义务。“名誉”意味着武士的人格尊严、人生价值 ，是必须克尽的本分，有着比生命更为重要的地位。“勤学”要求武勇与知识相结合， 培养为主君“建功勋、立伟业”的技能和品格。
在这些德目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居支统地位、起统帅作用。“在多么宝贵的 生命都可为之牺牲的最贵重不过的事情中，就数忠义。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 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31]武家统治以忠诚为纽带和基础，运用利益机制开发家臣武 士忠诚道德的精神资源，将武家社会建设成“忠的社会”和“忠的市场”。武家统治者 认为：“辨别从者忠与不忠，对主君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急务，《东照宫御遗训附 录》说不能辨别忠与不忠是愚将，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8]武家社会没有不忠之人 的立锥之地，对主君不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 ”。[32]其结果便是被逐出武家社会和丧失经济来源，精神上永无翻身之日。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中，还增加了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这是武士把忠 诚献身道德放在首要地位、看作最高道德标准、重视忠诚献身名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 是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影响最深远的复仇事件，就是“赤穗47浪 人”事件，其全死节的武士道思想，后来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典范，成了“近代天皇制武 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对内进行野蛮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 神工具。
山鹿素行等儒学家和武士道理论家完成的儒学化武士道，继承、改造和发展平安、镰 仓和室町武士道，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和权威化，成为武士阶级的生活伦理与思想信仰 ，更为广泛地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
四、近代武士道
近代武士道是中世纪武士道的推陈出新，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 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而划上句号，主要原因是：
第一、道德的继承性与共通性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今天的道德 是前天、昨天的继承与发展，新道德总是从旧道德脱胎而来，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各 时代的道德具有共同性，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价值取向，如奴隶社会的智 慧、公正、勇敢、节制，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仪廉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 、博爱，等等。
第二、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据统计，1876-1886年，在93名省“卿”与 “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士族88人，平民1人。明治政府的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 人，士族28人，平民1人；15名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33]直到 20世纪30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到60年代末，仍然占1/5左 右。[34]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山县有 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军部法西斯头子东条 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身于士族。
第三、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1871年和1878年，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 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1882年和1890年，以天皇 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列举了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五 项”[35]军人必须遵守的道德纲目；明确规定了日本国民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尔臣民 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常重国宪、 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良臣 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通于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也。”[36]一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明治政府的强制推 行，武士道成了广泛认同的道德基础，成了近代日本全体国民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与行 为准则。
第四、基本国策相同，信奉军国主义。武家政治以武兴、以武治，以军国主义为特征 。德川家康将弓马之事作为武家之关键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山鹿素行以武勇作 为治平天下之要法。近代日本推行“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后仅 仅数年，就踏上了侵略亚洲弱小民族的军国主义道路。对内体制和政策上，实行“全民 皆兵”制度，军队统帅权直属天皇而独立政府权限之外。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武士道，自形成以来就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首要功能就是为穷兵黜武 、嗜杀成武的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双向互动，犹如鱼水关系，武士 道需要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离不开武士道。近代日本以军国主义为基本国策，自然离不 开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与战争工具，自然要信奉和强制推行武士道。
第五、“和魂洋才、东西结合”的现代化道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走 的是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即森岛通夫所说的“日本精神、西方技术”的道路。并未像 西方国家那样伴随着核心价值的转移，用以人为中心的自由、平等、博爱取代传统社会 以神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对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忠诚”，不是讨伐的扬弃，而是 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现代化企业中，机 器设备、生产技术是西方的，但经营方式却是日本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渊源于 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的传统模式。
近代武士道典型地体现了道德的继承性、共通性和时代性、变异性。继承性和共通性 主要是：(1)思想渊源、社会地位、伦理纲常相同。儒、佛、神三教合一，以儒学为道 德教义和立身处世的思想渊源，尊崇儒家五伦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和仁、义、礼、智、信。《德川成宪百条》第40条，将“不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朋友五物作为人之大伦。”[37]《教育敕语》强调：“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 妇相和、朋友相信”。以禅宗佛教“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思想作为忠诚献身的精神 慰藉，不计生死、惟命是从；以神道教的感情纽带强化忠诚道德，死心踏地地追随上司 。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并以国家权力大肆宣扬和强制推行。(2) 核心内容相同。以忠诚、武勇、义、服从、礼仪、名誉、勤学为基本德目，强调忠诚献 身意识，忠孝一体，忍辱负重、杀身成仁。武士将为主君而死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近 代日本，国民愿为天皇肝脑涂地，不能为天皇而死被视为奇耻大辱。“忠于天皇”成为 最具号召力的金字招牌，“明治时代以后，通过义务教育把‘忠于天皇，孝敬父母确定 为最高的美德’。倘若因为自己成为不忠者，将会使父母受苦，从而成为不孝之人。” [38](3)崇尚武勇、信奉军国主义。武士以尚武为特征，《武家诸法度》第一条明确规 定：“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强调：“武家之政道以武为 先，乃当然之法则。”“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读法》、《军人 训诫》和《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军人敕谕》甚至宣称：“武勇乃 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近代日本继承 武士道军国主义衣钵，信奉和依赖军国主义，以军国主义作为摆脱民族危机和富兵强兵 的济世秘诀。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近代史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张领土的历史”[39]，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具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38]
道德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国家规模的维新改革和前所未有的 造神运动，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近代新武士道也表现出许多时代性与变异性。
首先、效忠对象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由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转为效忠天皇个人。在 德川时代幕府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体制下，约40万武士或为将军的家人，或分别是26 0余个大名的藩士。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直接掌握在各自主君手中，各有其主，多元效 忠。在“食禄报恩主义”的驱使下，“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侍奉发生矛盾时，武士常 常会毫不犹豫地保全前者而舍弃后者。”明治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起以天皇为顶点 的中央集权体制；通过地税改革，铲除武士多元效忠的经济结构；通过“四民平等”， 取消武士的封建特权；通过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和全民皆学的《学制》，打破武士对军事 和文化教育的垄断，武士与庶民一样同为“皇国”子民。《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 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成为国家的象征和全体国民惟一 的效忠对象。在“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即忠 于国家，“忠君爱国”成了近代武士道的核心内容。
其次、“士魂商才”，道德教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打破德川武士道重义轻利、蔑视 经济活动的传统观念，引入资本主义新因素。“士魂”——武士精神，表现为近代武士 道的核心“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幕末改革 派志士、明治初期的实业家五代友厚(1835-1885年)，人称“士魂商才”的典范，原为 萨摩藩士，后在明治新政府中负责以大坂为中心的外交和贸易事务。1869年辞官致力于 发展实业，先后创办兴建了21座矿山和商社，对明治初期的经济发展及日本工业化进程 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王”、日本资本主义最高指导者的涩泽 荣一(1841-1931年)，为“士魂商才”思想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涩泽出生于豪农家 庭，1864年取得武士身份并成为幕臣，深得将军赏识，1867年随从德川庆昭赴巴黎出席 万国博览会，次年回国后创立第一个株式会社。1869年，任职于大藏省，1872年任大藏 大丞，着手整顿财政。1873年辞职，致力于兴办实业，1916年隐退前一直在实业界起领 导作用，创办各种行业的公司企业500多家。他在《青渊夜话》、《雨夜谭》和《论语 讲义》中，系统阐述“义利两全”说。“义”即“忠君爱国”，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为资本主义经营的最高原则。“利”就是在“义”的指导下，通过企业经营，追求利润 ，增殖资本，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涩泽荣一的“义利两全”说，极具号召力、感染力 ，明治时期的不少“士魂商才”型企业家，都是在其“士魂商才”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直至今日，日本企业界仍有不少人对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推崇备致。
第三、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在战事绝迹的德川时代”，武士道主要用 于武士的自我道德修养。然而，明治政府选择了侵略、掠夺其它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传统武士道的战争之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读法》、《军人训诫》宣称：军 队为“发扬皇威，保证国家而设置”，军人必须效忠天皇。《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 皇的统率下，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近代武士道循着‘与万国对峙’的路 线，充满强烈的侵略扩张性质，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武士道与身俱来 的军国主义战争之道恶性膨胀。近代日本也因武士道的杀人与战争之道，而比其它近代 国家更早地踏上军国主义道路，比其它军国主义更加凶残、更加贪婪，更加灭绝人性。
第四、由武士的道德升格为全民的道德，发布规格由将军、大名升格为天皇，知名度 由日本扩散到全世界。“原来在中世纪本为封建武士阶级专有的道德规范——武士道， 到了近代日本，经过包括全民义务兵役制等在内的近代天皇制统治体制和《军人敕谕》 、《教育敕语》的强制颁行，已迅速地渗透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这样一来，中世纪 的武士道经过继承、改造而演化为‘近代武士道’。”[66]武士的精神成为明治精神的 重要特征，武士道的道德渗透于所有道德观念，[40]成为全民的道德。随着近代日本一 次次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随着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日本著名思想家，将甲午 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武士道，并将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随着每一 次侵略扩张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武士道的推崇和高扬，近代武士道也一步步扬名于整 个人类世界。
近代武士道继承、改造和发展中世纪的武士道，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封建时 代占全国总人口6.6%的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资本主义时代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武 士道也因而释放出封建时代不可企及的巨大物质化能量。
综上所述，武士道产生于武士的战争实践生活，靠生命来体现，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 精神资源，驱使臣民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将统治者的旨意转化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在日本人的历史创造中，武士道长期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一千多年的浸润，武士道的 “献身之道”和“战争之道”，已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之中，形成日本人独特的思维 定势和行为方式。明治维新以来，国民将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将建设现代化的发展战 略，统统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甘愿为之献身。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 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对外侵略、掠夺，侵略战争中获得的巨大赔 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令人瞩 目的日本现代化成就，既有武士道“献身之道”的贡献，也有武士道“战争之道”的军 功。
收稿日期：200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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