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
崔艳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9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3期第50～55页
【作者简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科学系，广东 广州 510420
崔艳红(197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 方向为拜占廷史。
【关 键 词】普罗柯比/腺鼠疫/传染途径/死亡率
中图分类号：K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3-0050-06
瘟疫是前工业文明社会的第一杀手，在人类有效防治它之前，它曾无数次肆虐横行， 给人类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拜占廷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公元527—565年在位)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突然爆发，于公元542年殃及君士坦丁堡。这次瘟疫所造成的 灾难远远超过了公元前5世纪30年代的雅典大瘟疫和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帝国大瘟疫 ，其死亡的人数之多只有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可与之相比。关于这次大瘟疫的记录 是欧洲历史上对鼠疫病例最早的明确记载。[1](P4)查士丁尼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的政 治、军事、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笔者以普罗柯 比的记载为依据，以其他史料为参照，从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临床症状和传染介 质、死亡人数、政府对策和这次大瘟疫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
一、关于大瘟疫的史料记载
关于这次大瘟疫的情况，最详细的原始资料就是当时作家的记载。凯撒里亚的普罗柯 比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这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疯狂肆虐的惨状，并在所著的《战记》中进 行了生动、细致而诚实可靠的记载。此外，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埃瓦格 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和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三位古代作家也记 载过这次大瘟疫的情况。这些作家记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世俗作家普罗柯比在他的《 战记》中对这次大瘟疫的症状记载得最详细；另外的作家都是教会史家，以弗所的约翰 在他用叙利亚文写的《教会史》中对君士坦丁堡和巴勒斯坦的瘟疫情况记载得最生动， 也最富有感情；叙利亚人埃瓦格里乌斯在其6卷本的《教会史》中提到了瘟疫在他所居 住的地区长期肆虐、反复发作的情况：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曾被感染，出现过淋巴腺肿 大的症状，而后来复发的瘟疫则夺去了他的结发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些家仆的生命；约 翰·马拉拉斯在他所著《编年史》中对这次大瘟疫的记载乎全部抄袭普罗柯比的作品， 因此价值不大。普罗柯比的《战记》和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都保存到现在，而约 翰的《教会史》却保存得并不完整了，仅余一些残篇。
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通史类的著作品中也多次提到过这次大瘟疫。如18世纪的英国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曾提到过查士丁尼时代的鼠疫，[2]( P227-230)但他叙述的内容主要参考普罗柯比的记载，并没有更多的新史料。另外还有J .B.布瑞、[3](P62-66)J.A.S伊文斯、[4](P160-165)、约翰·穆尔黑德、[5]沃伦、[6] (P196-199)、罗伯特·布朗宁、[7](P120)A.H.M·琼斯[8](P287-288)和我国学者徐家 玲[9](P261-263)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曾提及这次大瘟疫。
二、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自公元513年以后，拜占廷帝国境内多次发生洪水、地震和灾荒，逃难的人群、混乱的 局势和低劣的环境卫生条件为大瘟疫的流行提供了温床。据普罗柯比记载，这次大瘟疫 首先发生在埃及的培琉喜阿姆(Pelusium)附近，沿两条路线从发源地向外传播：一条沿 尼罗河传播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其他地区，另一条沿着埃及边缘传到巴勒斯坦，然后 再从那里蔓延到全世界。[10](P453)而埃瓦格里乌斯却认为大瘟疫的发源地是在东非的 阿克苏姆(Axum)，即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苏丹东部地区。他的理由很简单，即疾病 都发源于热带地区，因此认为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发源地。[11](P409)很显然他的头脑 中存在着传统偏见，所以这一说法有臆想的成分，并不足信。爱德华·吉本相信普罗柯 比的观点，认为这场大瘟疫“最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沼泽地和埃及尼罗河流之间的培琉 喜阿姆一带。”[7](P70)至于传播叙径，吉本也认为它分两路传播，向东进入叙利亚、 波斯和印度，向西沿非洲海岸，扩散到欧洲大陆。[2](P70)普罗柯比还提到瘟疫的传播 没有季节性，冬、夏季均可能传染，而且不分种族、地理位置和环境差异。瘟疫具有反 复发作的特点，即使第一次侥幸没有传染到的地区，稍后也难逃噩运，因此各地的受害 程度是一样的。大瘟疫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到内地。[10](P451-455)
那么查士丁尼时代的这场大瘟疫究竟起源于何处呢?鉴于当时的史家说法各异，现代学 者也不能肯定其确切地点。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有3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加 拿大学者伊文斯提出的，认为这次大瘟疫起源于中部非洲的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一 带，其理由是这一地区是大多数现代传染病的发源地，[4](P160)美国学者克里斯西· 史密斯也同意这一观点；[1](P4)第二种看法是学者约翰·巴克尔提出的，他认为这次 大瘟疫起源于中亚大草原，其根据是中亚大草原是1348年黑死病的发源地，而查士丁尼 大瘟疫症状与黑死病症状相同。[12](P191-192)学者艾伦综合了以上两种意见，认为有 两处源地，即中国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丘陵地带和中部非洲大湖区，因为这两个地 区是查士丁尼时代大多数疫病的发源地。[13](P19)
至于其传播路线，笔者认为应该有两条：一条沿着中国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丝绸之 路”随着商品的交换进行传播。由于当时陆上的商路已经被波斯人阻断，因而拜占廷与 东方的贸易只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通常由印度发出的商船途经斯里兰卡，绕 过印度半岛，横渡阿拉伯海，然后经过波斯湾或者红海航行到地中海，最后到达君士坦 丁堡，而瘟疫也大致沿这一路线传播。埃塞俄比亚人一向以中介人闻名，中国和印度的 商品到达波斯湾或红海时他们就买下来然后转卖到拜占廷帝国，所以他们首先被感染， [13](P19)因此埃瓦格里乌斯误认为瘟疫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另一条传播路线是中部非 洲的病源通过尼罗河传到埃及，[4](P160)这与普罗柯比的观点相吻合。大瘟疫于公元5 41年传到埃及，公元542年春天传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通过商路和军队远征路线传播 到整个拜占廷帝国，[1](P2)公元543年传到意大利、安条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后 又传给了波斯人，后来又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公元544年传到爱尔兰，在以后的250-3 00年中多次卷土重来，续写普罗柯比《战记》的拜占廷史家阿加提斯就曾记载过公元55 8年大瘟疫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情况，[1](P3)公元664年又在不列颠和爱尔兰肆虐。[ 13](P7)根据普罗柯比和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瘟疫在人口密 集的大都市如君士坦丁堡感染率最高，而在其他中小城市和乡村感染率相对较低。
三、大瘟疫的症状和传染介质
据普罗柯比记载，健康人受到感染之后，首先会突发低烧，出现看到魔鬼、幽灵一类 的幻觉，但皮肤颜色没有变化，也没有出现炎症，但长时间的低烧使人软弱无力，精神 不振。在发病当天或第二天，患者的腹股沟、鼠蹊、腋窝、耳朵侧面以及大腿处的淋巴 结开始肿胀。此后的病情发展则因人而异，一些人出现嗜睡症状，另一些人则精神错乱 。昏睡的患者难以进食。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就会并发营养缺乏症导致死亡；相反， 精神错乱的患者根本无法入睡，他们在幻觉中认为末日将至，出现狂躁反应，或在地板 、床上翻滚，或当街狂呼，自残肢体进而自杀或绝食而死，这是疫病的第二期症状。在 疫病三期，病患肿胀的淋巴结开始腐烂化脓，一些患者疼痛难忍，另一些人因为精神失 常而忘记了肉体的痛苦。淋巴结腐烂仅是三期症状的表现之一，还存在着其他症状：一 种是在淋巴肿块中长着一种疔，另一些病人的身上则出现小扁豆状黑色脓疱，后者会在 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除此之外其他症状的患者都有幸存的几率，连医生也不知道他 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如果孕妇得上了这种病那么幸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的因流产而 死，有的则在生产时死亡。但也有个别例外情况，普罗柯比就听说有3个女人在分娩之 后活了下来，但她们的孩子都死了，还有一位妇女在分娩时死去，但她的孩子却活了下 来。当患者的肿块长到一定程度时，疔变得十分敏感，里面的脓液就会自行排出，这时 病情就会好转，呈现出恢复健康的迹象。而那些肿块依然保持原状，同时出现溃烂，或 者肿块始终不化脓的人，他们的大腿就会变得干瘦，即使这样的病人也有活下来的，但 他们由于舌头受到了感染，所以康复后出现口齿不清、语无伦次、发音困难等后遗症。 [10](P457-465)
埃瓦格里乌斯描写的症状与普罗柯比有些不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复杂的病症，一些患 者的病症先从头部开始，眼睛充血，面部浮肿，然后传到喉咙处，随之全身感染而死； 另一些人则先是出现淋巴腺肿大，发烧，然后腹泻不止，内脏出血，在2-3天内死亡； 还有一些人身上出现红斑，继而大面积溃烂并发精神错乱而死。凡是感染过此病而康复 的人都不会再次被传染。埃瓦格里乌斯和普罗柯比一样，也认为这种病的传方式是捉摸 不定的，他甚至认为瘟疫的爆发和流行的原因归结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11](P41 1)以弗所的约翰记载的瘟疫发病症状与普罗柯比的描写基本相似，即先出现幻觉，看到 黑色无头的幽灵，然后淋巴腺肿大或者出现黑色脓疱，凡是出现黑色肿疯的人都会在当 天死亡。这种疫病除了传染给人以外，像狗、家鼠、蛇等动物也会受到感染并导致死亡 。[14](P234)值得一提的是查士丁尼皇帝也曾被传染，但他奇迹般地康复，并没有任何 后遗症。
经历过这场大瘟疫的几位基督教史学家都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 ”，是一种“天谴”。15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它做出解释。根据 这几位作家所描述的症状，公元542年流行的大瘟疫应该是腺鼠疫，或称腹股沟淋巴结 鼠疫，不过这次鼠疫是一种复杂的类型。根据埃瓦格里乌斯描述的症状，即疫病可以通 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染，这表明其带有肺炎症候特性，但当时的史料中没有胸闷、呼吸加 快或减弱、咳嗽等肺鼠疫明显症状的记录，因此埃瓦格里乌斯的描述并不准确。腺鼠疫 患者在后期都是因为毒血症、继发性败血症而致死，但也有转化为肺炎的病例。普罗柯 比和以弗所的约翰提到的黑色脓疱，即为黑疖，是腺鼠疫最典型的皮肤症状，它不像斑 疹伤寒病的疹子那样布满全身，不过学者佩思(Pace Zinsser)认为公元542年的瘟疫中 也曾出现过天花症状。[13](P9)埃瓦格里乌斯提到了红斑也是腺鼠疫的中期的症状，以 弗所的约翰和普罗柯比提到的幻觉与14世纪欧洲流行的黑死病(腺鼠疫)病症相同，精神 抑郁、错乱、昏迷和严重头痛都是腺鼠疫的典型症状，普罗柯比提到的大腿萎缩和口齿 不清也是腺鼠疫的典型后遗症，[15](P523)而吐血以及临死前的腹部剧痛则是腺鼠疫对 消化系统的破坏产生的症状。在得不到正常护理的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在40-70%之 间，[4](P163)从患病到死亡的时间要超过5天，而埃瓦格里乌斯提到的患者在2-3天内 就会死亡，这说明这次瘟疫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腺鼠疫变种。中国学者徐家玲教授也认为 这次大瘟疫是腺鼠疫。[9](P261)
上述几位作家对这次大瘟疫的传染源和传染介质均语焉不详。鉴于查士丁尼大瘟疫与1 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病症相同，因而可以断定其传染源和传染介质也应相同，所以有理 由相信6世纪这次鼠疫是以野鼠为传染源，以鼠蚤为病菌携带者传染给人的。因为黑鼠 是14世纪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因此很可能它也是6世纪的这次大瘟疫的传染源。除此之 外，君士坦丁堡街道上腐烂的动物尸体也是滋生带菌跳蚤的温床。因此，当时在老鼠、 跳蚤、虱子成堆的君士坦丁堡，鼠疫的传播速度可想而知。
四、大瘟疫的死亡人数和政府的对策
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在瘟疫到达君士坦丁堡的3-4个月内，每天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从5，000增加到10，000人，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该城的大瘟疫期间死亡的总人数。瘟疫 首先出现在穷人区并向富人区扩散。穷人的尸体被到处乱抛，显贵之家也出现了暴尸数 日无人埋葬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查士丁尼皇帝命令塞奥佐罗斯(注：塞奥佐罗斯的 官职，拉丁文为“referendarius”，他的工作是向皇帝传达臣属国的申请书，并将皇 帝的意愿转达给属国，相当于外交大臣。)负责安排处理尸体和救济患者的工作，他尽 职尽责地将皇帝从国库中的拨款分发给市民，在资金不够时，便动用自己的财产救济民 众。他组织人力不断挖坑深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当城内再也无处掩埋时，他们便登 上金角湾的锡卡要塞，(注：Sycae，即今天的加拉大(Galata)。)向城外的荒野抛尸，很快便形成一个巨大的尸堆。时间久了，尸体发出的腐臭随风吹遍全城，令城中居民痛 苦不堪。[10](P467-469)根据以弗所的约翰记载，公元542年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 其它城市最严重的问题也是如何处理尸体。人们为了防止暴尸野外成为鹰鹫的食物，出 门时都在项链和手镯上挂上证明自己身份的标签。最后为了解决弥漫全城的尸臭，查士 丁尼命人在金角湾加拉大挖巨大的深坑埋葬尸体，据称每一个大坑能埋下70，000具尸 体。[14](P237)
至于在公元542年大瘟疫中到底死亡多少人，当时的史料没有明确的记录，因为即使是 在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根据学者艾伦推测，在公元 542年君士坦丁堡的常住人口最多有40万，另外还有大约10万的流动人口，他推算出死 亡人数在244，000人以上，死亡率达到57%。[7](P10-11)而罗伯特·布朗宁认为在6世 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0万-100万之间。[7](P32)根据以弗所的约翰提供的信息，在公 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10，000人，最多时达到16，000 人。在君士坦丁堡城门口按照标签统计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工作人员在数到23万时， 便不再继续统计了，因为尸体的数量太多了。[14](P234)普罗柯比认为在君士坦丁堡每 天死亡的人数量多时达1万人以上，瘟疫流行了至少4个月。[10](P465)马拉拉斯也提到 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只流行了4个月。[13](P11)根据这些古典作家的描述，抛开夸张的因 素，J.B.布瑞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约有25万人左右死于公元542-543年的鼠疫。至于在整 个地中海世界的死亡人数，根据以弗所的约翰提供的史料，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要远远 高于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在内的其他城市，[14](P237)因为鼠疫在人口密集的情况下传染 率更高，死亡人数更多，如大城市、军队、公共场所、浴池等，而在乡村和半游牧等人 口稀少的地区则传染率很低。据此艾伦得出结论，整个地中海世界在这次瘟疫中的死亡 率应该是33%，与14世纪黑死病的死亡率大体相同。[13](P11-13)
五、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
查士丁尼大瘟疫给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查士丁 尼统治晚期社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上几点：
首先，公元542年大瘟疫造成了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人口的大量减少。从上 文的提到的人口死亡率可以看出在拜占廷帝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这不仅使帝国出 现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军队因为受到瘟疫袭击后死亡率更高，所以出现 了兵源严重短缺的现象。据统计，公元7世纪初地中海世界人口总数仅相当于公元6世纪 初的60%。[1](P9)在巴勒斯坦，有的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无一幸存。“所有 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14](P228-229)从叙利亚到色雷斯 “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14](P232)普罗 柯比也提到“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很难见到人，运气好的健康人都在家里照顾病人， 如果恰巧碰上一个人从屋子里出来，他一定是拖着一具尸体。”[10](P471)劳动力严重 不足和兵源的严重缺乏成为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诱因。
其次，大瘟疫的横行导致整个帝国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拜占廷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人口大量减少和耕畜的大量死亡导致了在粮 食收获的季节无人收割，从而出现了饥荒，公元546年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缺少谷物和 葡萄酒的问题，[13](P16)普罗柯比也提到在城市中饥饿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些病人死 亡的原因主要是因缺少食物饿死的，而不是单纯因疾病致死的。[10](P471)同时因为所 有的手工业工匠都停止了工作，放弃了交易，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所以通货膨胀现 象非常严重，公元544年查士丁尼出台的限价政策似乎很有收效，但食品短缺的情况依 然存在，尤其是在首都。[13](P16)在查士丁尼皇帝也病倒之后，君士坦丁堡完全变成 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由此可见，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经济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第三，由于瘟疫、饥荒和通货膨胀导致了国家财政紧张和社会动荡不安。瘟疫流行使 得国家税收骤减，政府财政压力急增。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查士丁尼下令缩减医生和大 学教师的薪金，首都的一切娱乐场所都停止使用。一时间，首都大量民众失业，市民叫 苦不迭。[17](P303-305)瘟疫开始时查士丁尼皇帝还命专人负责开仓赈济饥民，分给民 众食物和金钱，但后来国库日益空虚，饥民们为抢夺粮食开始发动暴乱，在公元560年 谣传查士丁尼皇帝已经病死，首都的民众便开始抢劫面包等食物。[13](P16)瘟疫的流 行一度动摇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基础，成为查士丁尼统治中后期国家局势动荡的因素之 一。
第四，大瘟疫对拜占廷军队的影响也很大。大瘟疫流行期间正值拜占廷帝国对波斯人 作战，军队中因为瘟疫流行，大量的士兵病倒、死亡，作战连连失利，后来甚至波斯和 其他的蛮族人也都受到了瘟疫的袭击，导致双方被迫停战。大瘟疫造成兵员短缺，继而 加快拜占廷军队的蛮族化的步伐。查士丁尼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 源，再加上瘟疫的袭击无疑是雪上加霜。查士丁尼晚年在国内几乎找不到可以服兵役的 人了。在青壮年男丁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征兵工作非常困难，结果政府只能靠大量雇佣 蛮族士兵来补充兵源。公元5世纪末期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军队已经出现蛮族化现象，来 自色雷斯、伊利里亚、哥特、埃吕利、汪达尔和柏柏尔的蛮族士兵人数不断增加。大瘟 疫过后这些蛮族军队不仅能够援助其他军队，而且在招募的新兵中蛮族人所占的比重不 断上升。[16](P294-332)查士丁尼的军队中蛮族人所占比例上升势必导致在6世纪40年 代的对外战争中军队组织纪律涣散，将帅不和等许多问题的产生，也为拜占廷帝国后期 蛮族将领拥兵自重、觊觎皇权埋下了隐患。
第五，大瘟疫的流行加重了大土地所有者负担，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为在 大瘟疫中死亡的土地所有者甚多，按照惯例，他们应缴纳的土地税便由相邻土地所有者 承担，[1](P7)查士丁尼皇帝也采纳这种联保地税制的税法，无疑加重了幸存土地所有 者的负担，身为奴隶主贵族阶层的普罗柯比就曾抱怨过这种做法。[17](P275-277)公元 545年查士丁尼皇帝为了缓解这一矛盾，颁布法令规定幸存的土地所有者不必为未缴纳 土地税的邻近土地缴纳拖欠的土地税，[3](P350)这说明幸存的土地所有者曾经负担邻 近荒芜土地的地税，这对于幸存的奴隶主贵族来讲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而激化了 拜占廷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第六，大瘟疫对基督教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从公 元542年前的80多座到瘟疫过后减少大半，[4](P164)无疑大瘟疫造成了修道院和教职人 员数量的减少；而另一方面，大瘟疫又促进了拜占廷政府与教会势力的紧密联盟。在灾 难面前，人们变得更加虔诚，随着信徒的日益增多，信徒私人的捐赠成为教会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政府也因为财政困难而接近教会，从而促进了拜占廷帝国的政教联合。双 方联合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共同投资兴修建筑，但在6世纪中期帝国的建筑以教会 建筑为主。[4](P165)
最后，虽然大瘟疫对拜占廷社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道 德领域中，它却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据普罗柯比记载，在瘟疫流行期间，“不同党 派的成员之间都把仇恨放在一边，共同参加死者的葬礼，人们经常将那些陌生人的尸体 拖走并埋葬。不仅如此，那些过去的卑鄙小人也摆脱了不仁不义的生活，勤奋地担负起 了教会中的一些职务，……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死，所以才很自然地学会尊敬别人 。”[10](P469)面对恐怖的灾难，人们尽释前嫌，同仇敌忾，互相帮助。但是瘟疫所带 来的一点点正面影响同它所造成的灾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9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3期第50～55页
【作者简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科学系，广东 广州 510420
崔艳红(197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 方向为拜占廷史。
| 【内容提要】 | 公元542—543年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瘟疫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它导致了拜占 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人口数量锐减和生产力水平的剧降。为了探寻这次大瘟疫 的真相，有必要重新研究当时史家对大瘟疫传播情况的记载，对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瘟疫的症状和传染介质、死亡人数、政府对策及大瘟疫的影响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 |
瘟疫是前工业文明社会的第一杀手，在人类有效防治它之前，它曾无数次肆虐横行， 给人类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拜占廷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公元527—565年在位)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突然爆发，于公元542年殃及君士坦丁堡。这次瘟疫所造成的 灾难远远超过了公元前5世纪30年代的雅典大瘟疫和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帝国大瘟疫 ，其死亡的人数之多只有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可与之相比。关于这次大瘟疫的记录 是欧洲历史上对鼠疫病例最早的明确记载。[1](P4)查士丁尼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的政 治、军事、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笔者以普罗柯 比的记载为依据，以其他史料为参照，从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临床症状和传染介 质、死亡人数、政府对策和这次大瘟疫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
一、关于大瘟疫的史料记载
关于这次大瘟疫的情况，最详细的原始资料就是当时作家的记载。凯撒里亚的普罗柯 比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这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疯狂肆虐的惨状，并在所著的《战记》中进 行了生动、细致而诚实可靠的记载。此外，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埃瓦格 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和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三位古代作家也记 载过这次大瘟疫的情况。这些作家记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世俗作家普罗柯比在他的《 战记》中对这次大瘟疫的症状记载得最详细；另外的作家都是教会史家，以弗所的约翰 在他用叙利亚文写的《教会史》中对君士坦丁堡和巴勒斯坦的瘟疫情况记载得最生动， 也最富有感情；叙利亚人埃瓦格里乌斯在其6卷本的《教会史》中提到了瘟疫在他所居 住的地区长期肆虐、反复发作的情况：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曾被感染，出现过淋巴腺肿 大的症状，而后来复发的瘟疫则夺去了他的结发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些家仆的生命；约 翰·马拉拉斯在他所著《编年史》中对这次大瘟疫的记载乎全部抄袭普罗柯比的作品， 因此价值不大。普罗柯比的《战记》和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都保存到现在，而约 翰的《教会史》却保存得并不完整了，仅余一些残篇。
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通史类的著作品中也多次提到过这次大瘟疫。如18世纪的英国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曾提到过查士丁尼时代的鼠疫，[2]( P227-230)但他叙述的内容主要参考普罗柯比的记载，并没有更多的新史料。另外还有J .B.布瑞、[3](P62-66)J.A.S伊文斯、[4](P160-165)、约翰·穆尔黑德、[5]沃伦、[6] (P196-199)、罗伯特·布朗宁、[7](P120)A.H.M·琼斯[8](P287-288)和我国学者徐家 玲[9](P261-263)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曾提及这次大瘟疫。
二、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自公元513年以后，拜占廷帝国境内多次发生洪水、地震和灾荒，逃难的人群、混乱的 局势和低劣的环境卫生条件为大瘟疫的流行提供了温床。据普罗柯比记载，这次大瘟疫 首先发生在埃及的培琉喜阿姆(Pelusium)附近，沿两条路线从发源地向外传播：一条沿 尼罗河传播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其他地区，另一条沿着埃及边缘传到巴勒斯坦，然后 再从那里蔓延到全世界。[10](P453)而埃瓦格里乌斯却认为大瘟疫的发源地是在东非的 阿克苏姆(Axum)，即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苏丹东部地区。他的理由很简单，即疾病 都发源于热带地区，因此认为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发源地。[11](P409)很显然他的头脑 中存在着传统偏见，所以这一说法有臆想的成分，并不足信。爱德华·吉本相信普罗柯 比的观点，认为这场大瘟疫“最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沼泽地和埃及尼罗河流之间的培琉 喜阿姆一带。”[7](P70)至于传播叙径，吉本也认为它分两路传播，向东进入叙利亚、 波斯和印度，向西沿非洲海岸，扩散到欧洲大陆。[2](P70)普罗柯比还提到瘟疫的传播 没有季节性，冬、夏季均可能传染，而且不分种族、地理位置和环境差异。瘟疫具有反 复发作的特点，即使第一次侥幸没有传染到的地区，稍后也难逃噩运，因此各地的受害 程度是一样的。大瘟疫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到内地。[10](P451-455)
那么查士丁尼时代的这场大瘟疫究竟起源于何处呢?鉴于当时的史家说法各异，现代学 者也不能肯定其确切地点。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有3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加 拿大学者伊文斯提出的，认为这次大瘟疫起源于中部非洲的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一 带，其理由是这一地区是大多数现代传染病的发源地，[4](P160)美国学者克里斯西· 史密斯也同意这一观点；[1](P4)第二种看法是学者约翰·巴克尔提出的，他认为这次 大瘟疫起源于中亚大草原，其根据是中亚大草原是1348年黑死病的发源地，而查士丁尼 大瘟疫症状与黑死病症状相同。[12](P191-192)学者艾伦综合了以上两种意见，认为有 两处源地，即中国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丘陵地带和中部非洲大湖区，因为这两个地 区是查士丁尼时代大多数疫病的发源地。[13](P19)
至于其传播路线，笔者认为应该有两条：一条沿着中国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丝绸之 路”随着商品的交换进行传播。由于当时陆上的商路已经被波斯人阻断，因而拜占廷与 东方的贸易只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通常由印度发出的商船途经斯里兰卡，绕 过印度半岛，横渡阿拉伯海，然后经过波斯湾或者红海航行到地中海，最后到达君士坦 丁堡，而瘟疫也大致沿这一路线传播。埃塞俄比亚人一向以中介人闻名，中国和印度的 商品到达波斯湾或红海时他们就买下来然后转卖到拜占廷帝国，所以他们首先被感染， [13](P19)因此埃瓦格里乌斯误认为瘟疫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另一条传播路线是中部非 洲的病源通过尼罗河传到埃及，[4](P160)这与普罗柯比的观点相吻合。大瘟疫于公元5 41年传到埃及，公元542年春天传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通过商路和军队远征路线传播 到整个拜占廷帝国，[1](P2)公元543年传到意大利、安条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后 又传给了波斯人，后来又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公元544年传到爱尔兰，在以后的250-3 00年中多次卷土重来，续写普罗柯比《战记》的拜占廷史家阿加提斯就曾记载过公元55 8年大瘟疫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情况，[1](P3)公元664年又在不列颠和爱尔兰肆虐。[ 13](P7)根据普罗柯比和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瘟疫在人口密 集的大都市如君士坦丁堡感染率最高，而在其他中小城市和乡村感染率相对较低。
三、大瘟疫的症状和传染介质
据普罗柯比记载，健康人受到感染之后，首先会突发低烧，出现看到魔鬼、幽灵一类 的幻觉，但皮肤颜色没有变化，也没有出现炎症，但长时间的低烧使人软弱无力，精神 不振。在发病当天或第二天，患者的腹股沟、鼠蹊、腋窝、耳朵侧面以及大腿处的淋巴 结开始肿胀。此后的病情发展则因人而异，一些人出现嗜睡症状，另一些人则精神错乱 。昏睡的患者难以进食。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就会并发营养缺乏症导致死亡；相反， 精神错乱的患者根本无法入睡，他们在幻觉中认为末日将至，出现狂躁反应，或在地板 、床上翻滚，或当街狂呼，自残肢体进而自杀或绝食而死，这是疫病的第二期症状。在 疫病三期，病患肿胀的淋巴结开始腐烂化脓，一些患者疼痛难忍，另一些人因为精神失 常而忘记了肉体的痛苦。淋巴结腐烂仅是三期症状的表现之一，还存在着其他症状：一 种是在淋巴肿块中长着一种疔，另一些病人的身上则出现小扁豆状黑色脓疱，后者会在 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除此之外其他症状的患者都有幸存的几率，连医生也不知道他 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如果孕妇得上了这种病那么幸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的因流产而 死，有的则在生产时死亡。但也有个别例外情况，普罗柯比就听说有3个女人在分娩之 后活了下来，但她们的孩子都死了，还有一位妇女在分娩时死去，但她的孩子却活了下 来。当患者的肿块长到一定程度时，疔变得十分敏感，里面的脓液就会自行排出，这时 病情就会好转，呈现出恢复健康的迹象。而那些肿块依然保持原状，同时出现溃烂，或 者肿块始终不化脓的人，他们的大腿就会变得干瘦，即使这样的病人也有活下来的，但 他们由于舌头受到了感染，所以康复后出现口齿不清、语无伦次、发音困难等后遗症。 [10](P457-465)
埃瓦格里乌斯描写的症状与普罗柯比有些不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复杂的病症，一些患 者的病症先从头部开始，眼睛充血，面部浮肿，然后传到喉咙处，随之全身感染而死； 另一些人则先是出现淋巴腺肿大，发烧，然后腹泻不止，内脏出血，在2-3天内死亡； 还有一些人身上出现红斑，继而大面积溃烂并发精神错乱而死。凡是感染过此病而康复 的人都不会再次被传染。埃瓦格里乌斯和普罗柯比一样，也认为这种病的传方式是捉摸 不定的，他甚至认为瘟疫的爆发和流行的原因归结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11](P41 1)以弗所的约翰记载的瘟疫发病症状与普罗柯比的描写基本相似，即先出现幻觉，看到 黑色无头的幽灵，然后淋巴腺肿大或者出现黑色脓疱，凡是出现黑色肿疯的人都会在当 天死亡。这种疫病除了传染给人以外，像狗、家鼠、蛇等动物也会受到感染并导致死亡 。[14](P234)值得一提的是查士丁尼皇帝也曾被传染，但他奇迹般地康复，并没有任何 后遗症。
经历过这场大瘟疫的几位基督教史学家都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 ”，是一种“天谴”。15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它做出解释。根据 这几位作家所描述的症状，公元542年流行的大瘟疫应该是腺鼠疫，或称腹股沟淋巴结 鼠疫，不过这次鼠疫是一种复杂的类型。根据埃瓦格里乌斯描述的症状，即疫病可以通 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染，这表明其带有肺炎症候特性，但当时的史料中没有胸闷、呼吸加 快或减弱、咳嗽等肺鼠疫明显症状的记录，因此埃瓦格里乌斯的描述并不准确。腺鼠疫 患者在后期都是因为毒血症、继发性败血症而致死，但也有转化为肺炎的病例。普罗柯 比和以弗所的约翰提到的黑色脓疱，即为黑疖，是腺鼠疫最典型的皮肤症状，它不像斑 疹伤寒病的疹子那样布满全身，不过学者佩思(Pace Zinsser)认为公元542年的瘟疫中 也曾出现过天花症状。[13](P9)埃瓦格里乌斯提到了红斑也是腺鼠疫的中期的症状，以 弗所的约翰和普罗柯比提到的幻觉与14世纪欧洲流行的黑死病(腺鼠疫)病症相同，精神 抑郁、错乱、昏迷和严重头痛都是腺鼠疫的典型症状，普罗柯比提到的大腿萎缩和口齿 不清也是腺鼠疫的典型后遗症，[15](P523)而吐血以及临死前的腹部剧痛则是腺鼠疫对 消化系统的破坏产生的症状。在得不到正常护理的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在40-70%之 间，[4](P163)从患病到死亡的时间要超过5天，而埃瓦格里乌斯提到的患者在2-3天内 就会死亡，这说明这次瘟疫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腺鼠疫变种。中国学者徐家玲教授也认为 这次大瘟疫是腺鼠疫。[9](P261)
上述几位作家对这次大瘟疫的传染源和传染介质均语焉不详。鉴于查士丁尼大瘟疫与1 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病症相同，因而可以断定其传染源和传染介质也应相同，所以有理 由相信6世纪这次鼠疫是以野鼠为传染源，以鼠蚤为病菌携带者传染给人的。因为黑鼠 是14世纪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因此很可能它也是6世纪的这次大瘟疫的传染源。除此之 外，君士坦丁堡街道上腐烂的动物尸体也是滋生带菌跳蚤的温床。因此，当时在老鼠、 跳蚤、虱子成堆的君士坦丁堡，鼠疫的传播速度可想而知。
四、大瘟疫的死亡人数和政府的对策
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在瘟疫到达君士坦丁堡的3-4个月内，每天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从5，000增加到10，000人，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该城的大瘟疫期间死亡的总人数。瘟疫 首先出现在穷人区并向富人区扩散。穷人的尸体被到处乱抛，显贵之家也出现了暴尸数 日无人埋葬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查士丁尼皇帝命令塞奥佐罗斯(注：塞奥佐罗斯的 官职，拉丁文为“referendarius”，他的工作是向皇帝传达臣属国的申请书，并将皇 帝的意愿转达给属国，相当于外交大臣。)负责安排处理尸体和救济患者的工作，他尽 职尽责地将皇帝从国库中的拨款分发给市民，在资金不够时，便动用自己的财产救济民 众。他组织人力不断挖坑深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当城内再也无处掩埋时，他们便登 上金角湾的锡卡要塞，(注：Sycae，即今天的加拉大(Galata)。)向城外的荒野抛尸，很快便形成一个巨大的尸堆。时间久了，尸体发出的腐臭随风吹遍全城，令城中居民痛 苦不堪。[10](P467-469)根据以弗所的约翰记载，公元542年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 其它城市最严重的问题也是如何处理尸体。人们为了防止暴尸野外成为鹰鹫的食物，出 门时都在项链和手镯上挂上证明自己身份的标签。最后为了解决弥漫全城的尸臭，查士 丁尼命人在金角湾加拉大挖巨大的深坑埋葬尸体，据称每一个大坑能埋下70，000具尸 体。[14](P237)
至于在公元542年大瘟疫中到底死亡多少人，当时的史料没有明确的记录，因为即使是 在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根据学者艾伦推测，在公元 542年君士坦丁堡的常住人口最多有40万，另外还有大约10万的流动人口，他推算出死 亡人数在244，000人以上，死亡率达到57%。[7](P10-11)而罗伯特·布朗宁认为在6世 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0万-100万之间。[7](P32)根据以弗所的约翰提供的信息，在公 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10，000人，最多时达到16，000 人。在君士坦丁堡城门口按照标签统计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工作人员在数到23万时， 便不再继续统计了，因为尸体的数量太多了。[14](P234)普罗柯比认为在君士坦丁堡每 天死亡的人数量多时达1万人以上，瘟疫流行了至少4个月。[10](P465)马拉拉斯也提到 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只流行了4个月。[13](P11)根据这些古典作家的描述，抛开夸张的因 素，J.B.布瑞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约有25万人左右死于公元542-543年的鼠疫。至于在整 个地中海世界的死亡人数，根据以弗所的约翰提供的史料，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要远远 高于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在内的其他城市，[14](P237)因为鼠疫在人口密集的情况下传染 率更高，死亡人数更多，如大城市、军队、公共场所、浴池等，而在乡村和半游牧等人 口稀少的地区则传染率很低。据此艾伦得出结论，整个地中海世界在这次瘟疫中的死亡 率应该是33%，与14世纪黑死病的死亡率大体相同。[13](P11-13)
五、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
查士丁尼大瘟疫给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查士丁 尼统治晚期社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上几点：
首先，公元542年大瘟疫造成了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人口的大量减少。从上 文的提到的人口死亡率可以看出在拜占廷帝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这不仅使帝国出 现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军队因为受到瘟疫袭击后死亡率更高，所以出现 了兵源严重短缺的现象。据统计，公元7世纪初地中海世界人口总数仅相当于公元6世纪 初的60%。[1](P9)在巴勒斯坦，有的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无一幸存。“所有 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14](P228-229)从叙利亚到色雷斯 “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14](P232)普罗 柯比也提到“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很难见到人，运气好的健康人都在家里照顾病人， 如果恰巧碰上一个人从屋子里出来，他一定是拖着一具尸体。”[10](P471)劳动力严重 不足和兵源的严重缺乏成为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诱因。
其次，大瘟疫的横行导致整个帝国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拜占廷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人口大量减少和耕畜的大量死亡导致了在粮 食收获的季节无人收割，从而出现了饥荒，公元546年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缺少谷物和 葡萄酒的问题，[13](P16)普罗柯比也提到在城市中饥饿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些病人死 亡的原因主要是因缺少食物饿死的，而不是单纯因疾病致死的。[10](P471)同时因为所 有的手工业工匠都停止了工作，放弃了交易，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所以通货膨胀现 象非常严重，公元544年查士丁尼出台的限价政策似乎很有收效，但食品短缺的情况依 然存在，尤其是在首都。[13](P16)在查士丁尼皇帝也病倒之后，君士坦丁堡完全变成 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由此可见，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经济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第三，由于瘟疫、饥荒和通货膨胀导致了国家财政紧张和社会动荡不安。瘟疫流行使 得国家税收骤减，政府财政压力急增。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查士丁尼下令缩减医生和大 学教师的薪金，首都的一切娱乐场所都停止使用。一时间，首都大量民众失业，市民叫 苦不迭。[17](P303-305)瘟疫开始时查士丁尼皇帝还命专人负责开仓赈济饥民，分给民 众食物和金钱，但后来国库日益空虚，饥民们为抢夺粮食开始发动暴乱，在公元560年 谣传查士丁尼皇帝已经病死，首都的民众便开始抢劫面包等食物。[13](P16)瘟疫的流 行一度动摇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基础，成为查士丁尼统治中后期国家局势动荡的因素之 一。
第四，大瘟疫对拜占廷军队的影响也很大。大瘟疫流行期间正值拜占廷帝国对波斯人 作战，军队中因为瘟疫流行，大量的士兵病倒、死亡，作战连连失利，后来甚至波斯和 其他的蛮族人也都受到了瘟疫的袭击，导致双方被迫停战。大瘟疫造成兵员短缺，继而 加快拜占廷军队的蛮族化的步伐。查士丁尼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 源，再加上瘟疫的袭击无疑是雪上加霜。查士丁尼晚年在国内几乎找不到可以服兵役的 人了。在青壮年男丁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征兵工作非常困难，结果政府只能靠大量雇佣 蛮族士兵来补充兵源。公元5世纪末期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军队已经出现蛮族化现象，来 自色雷斯、伊利里亚、哥特、埃吕利、汪达尔和柏柏尔的蛮族士兵人数不断增加。大瘟 疫过后这些蛮族军队不仅能够援助其他军队，而且在招募的新兵中蛮族人所占的比重不 断上升。[16](P294-332)查士丁尼的军队中蛮族人所占比例上升势必导致在6世纪40年 代的对外战争中军队组织纪律涣散，将帅不和等许多问题的产生，也为拜占廷帝国后期 蛮族将领拥兵自重、觊觎皇权埋下了隐患。
第五，大瘟疫的流行加重了大土地所有者负担，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为在 大瘟疫中死亡的土地所有者甚多，按照惯例，他们应缴纳的土地税便由相邻土地所有者 承担，[1](P7)查士丁尼皇帝也采纳这种联保地税制的税法，无疑加重了幸存土地所有 者的负担，身为奴隶主贵族阶层的普罗柯比就曾抱怨过这种做法。[17](P275-277)公元 545年查士丁尼皇帝为了缓解这一矛盾，颁布法令规定幸存的土地所有者不必为未缴纳 土地税的邻近土地缴纳拖欠的土地税，[3](P350)这说明幸存的土地所有者曾经负担邻 近荒芜土地的地税，这对于幸存的奴隶主贵族来讲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而激化了 拜占廷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第六，大瘟疫对基督教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从公 元542年前的80多座到瘟疫过后减少大半，[4](P164)无疑大瘟疫造成了修道院和教职人 员数量的减少；而另一方面，大瘟疫又促进了拜占廷政府与教会势力的紧密联盟。在灾 难面前，人们变得更加虔诚，随着信徒的日益增多，信徒私人的捐赠成为教会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政府也因为财政困难而接近教会，从而促进了拜占廷帝国的政教联合。双 方联合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共同投资兴修建筑，但在6世纪中期帝国的建筑以教会 建筑为主。[4](P165)
最后，虽然大瘟疫对拜占廷社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道 德领域中，它却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据普罗柯比记载，在瘟疫流行期间，“不同党 派的成员之间都把仇恨放在一边，共同参加死者的葬礼，人们经常将那些陌生人的尸体 拖走并埋葬。不仅如此，那些过去的卑鄙小人也摆脱了不仁不义的生活，勤奋地担负起 了教会中的一些职务，……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死，所以才很自然地学会尊敬别人 。”[10](P469)面对恐怖的灾难，人们尽释前嫌，同仇敌忾，互相帮助。但是瘟疫所带 来的一点点正面影响同它所造成的灾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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