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
孙耀珠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3年03期第60～63页
【英文标题】YamagataAritomo'sTakingfromYoshidaShoin:ThoughtandPolicy
SunYaozhu
CenterforJapaneseStudies,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孙耀珠(1955—)，女，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生，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外交史研究。
【关 键 词】山县有朋/吉田松阴/皇国史观/对外政策YamagataAritomo/YoshidaShoin/HistoricalViewpointofImperialState/ForeignPolicy
中图分类号：K313.42；K313.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3-0060-04
1889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1838～1922)，惯用两句话来形容自己：一句是“一介武夫”，另一句就是“吉田松阴的门下”。前者，貌似自谦，实为自负；而后者，则说明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的极为崇拜。本文即对后者试做简要分析。
一、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与山县的人生转变
吉田松阴(1830～1859)，长州藩士。通兵学，曾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洋学及在水户藩学习日本史，并在此受到尊王思想的影响。他关心海外形势，1854年企图搭乘培理率领的美国军舰偷渡海外未能成功，后被捕入狱。第二年出狱后回到家乡被软禁。1857年开设私塾，取名“松下村塾”，为那些没有资格在藩校学习的年青人及慕名而来者讲授《孟子》及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佐藤信渊的《经济要录》、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等。活跃于幕末维新前后的长州藩的杰出人物，大多出身于吉田松阴的门下，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前原一诚等。吉田认为，要使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必须对外国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企图偷渡的原因。对幕府的失望，使他认为要从朝廷的传统权威中寻找出路，使百姓有“国家”意识，并打破各藩割据，全民一致对外，实行尊王攘夷。吉田对当时国际形势与日本的认识，给那些立志抵御外来威胁、拯救日本的青年人以深刻的影响。山县有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参加倒幕维新的。
山县有朋出身在长州藩的“卒族”家庭。德川时代，日本武士阶级分为很多等级。将军是最高的统治者，下有大名、旗本、御家人和藩士等。另外，还有乡士和浪人。其中的藩士是大名的家臣，内中又有士分和士分以下的区别。从家老以至小姓是为士分，而足轻、中间和小者等则为士分以下的“卒族”。其中的“足轻”(步卒)属于战时可以参加战争的基层人员。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身为政府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便是“足轻”出身，而山县则是出身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充当打旗、拿武器的角色。在幕藩封建等级之下，“卒族”很难升进。所以，山县有朋原本的理想，只是成为一名枪术教师。但幕末的时事巨变改变了山县有朋的命运。
1858年，山县奉命与吉田松阴的门下一道去京都打探情况，并在京都结识了久坂玄瑞等。据说，在萨摩藩邸相会时，各方志士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唯独山县保持沉默。久坂询问山县的想法，山县徐徐作答：“吾人只有实行健体炼胆以报效国家。”[1](p.157)但是，京都之行使山县受到了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始知“天皇亲政才是国家之根基”。山县在《怀旧记事》中回忆：当年“至京师，久坂玄瑞、赤川淡水、中村太郎等已较吾先入京，静观时局变化。我们屡屡见面谈论，都认为无论如何要使幕府接受敕命以发动天下人士。适小浜志士梅田源次郎(梅田云浜)也在京师为国事奔走，常与吾辈来往，议论时势。其慷慨激昂，辩论之爽快，使吾辈不由奋发激动”[2](p.3)。
同年10月，山县成了吉田松阴的门人。至同年12月吉田松阴又被押进野山狱，接着押送江户。山县直接受教于吉田门下虽然不过两个月，但从山县尔后的言论、主张和作为来看，可以说他与松下村塾的渊源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使之成为吉田思想的真诚实践者。
二、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与山县的继承
1855～1856年，吉田在野山狱和出狱后在家软禁时期讲授《讲孟余话》。他认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义，“在于论述人君自戒之点。……人君的天职是治理天下人民。因是为民之君，无民则无君，因而民为贵，君为轻，此点必须仔细思考。外国情况姑且不论，论及我国，庆幸的是从国立常尊起，经历代诸神直至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生成大八洲国以及山川草木、人民，并生出天下之主的皇祖天照大神。从此，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如天地之不可动摇，万代不绝。国土、山川草木、人民皆为皇祖以来的朝廷所保护。因而，从天下言之，没有比给予此种保护的人君更尊贵者，而从人君言之，没有比人民更宝贵者。此君民二者，开天劈地以来一日不可分离，有君则有民，无君则无民，有民则有君，无民则无君。阅读此章，如不真正理解此理而模仿唐人之说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忘却皇国之国体，实为可惧者也”[3](pp.131～132)。他进而言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支那人的讲法，在支那或是如此，在我神州则决非如此。……我大八洲乃皇祖所建之国，万世由其子孙继承，与天地共存无穷无尽，非他人可有分外之望也。天下乃一人之天下，是为至明之事也。”[3](p.297)强调日本是神国，君权神授，统治日本的乃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万世一系的。此说源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的神话传说，其核心思想就是统治日本的只能是作为神的子孙后代的天皇，实际就是后人所说的“皇国史观”的国体论。
德川末期，无论是攘夷或倒幕都是以尊王为旗号的，山县有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政治舞台的。1868年1月，倒幕派公卿和下级武士联合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从此，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建立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是时，维新势力所依靠的是尊王倒幕各藩的兵力。但“戊辰战争”之后，各地藩兵归里，明治政府并无直辖的军队。为了强化皇权，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于是，1870年就任兵部少辅的山县有朋，一方面继承前任兵制改革的方针，一方面吸取顽固士族反抗的教训，请在士族中享有绝对威信的西乡隆盛参加新政府，领头进行兵制改革，后经山县的积极促成，终于由萨摩、长州和土佐三藩献出精兵八千，组成“御亲兵”，使天皇制政权拥有了直辖军队。1871年，日本实施“废藩置县”时，所依靠的正是这支军队。接着，山县有朋又推动了1872年颁布的征兵令，打破了士族垄断军事的特权，扩大了兵源。
1878年12月，日本成立参谋本部，这是山县多年的夙愿。其目的在于使日本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政府或议会的干预。为此，早在同年8月，山县便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强调军人的服从意识，抹杀士兵的自主性思考，使之奴隶化。1882年，按照山县的奏请，天皇亲自向陆军卿和海军卿颁布了由山县组织草拟制定的《军人敕谕》。其中明确表示：“兵马之大权乃朕所统帅，其所司可委之臣下，其大纲则朕亲揽之，不可委之臣下”；“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戴朕为头首，其亲密尤为深厚”[4](pp.173～174)。由此可见，《军人敕谕》实际是强化皇权的又一重大举措，它不仅先于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兵马大权属于天皇，政府、议会皆无权介入，而且使日本军队变成了天皇的奴仆。战前，日本的军队之所以称为“皇军”，而不是“国军”，其原因也在于此。
1889年山县出任总理大臣，1890年他在《外交政略论》中强调：“国之强弱，不可不以国民忠爱之风气为根本，如国民无爱恋父母之邦、无以死保卫之念，则虽有公私之法，国家也一日不能存也，国民爱国之念，唯有以教育之力才能养成与保持……故而，为兵时可为武勇之士，为官时可为纯良之吏，父子相传、邻相感化……国之为国者，唯当依靠此一根本。”[5](p.200)这是在进一步宣扬“忠君爱国”的皇国史观，而强化皇权、更加束缚日本国民思想的《教育敕语》，也正是山县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的1890年10月颁布的。该文没有大臣的副署，只有御名、御玺，藉此强调它的权威性。此后《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成为国民教育的基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以上说明，山县为明治初期日本国家机器的建设，特别是为近代天皇制的确定，从物质到思想的控制，实可谓尽心竭力，确实起到了“股肱”作用。这也是他师从吉田松阴“皇国史观”的必然。
三、吉田松阴的对外政略与山县的实践
1854年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讲道：
日不升则昃，月不满则亏，国不隆则替。故而，善保国者，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今当急修武备，整顿船舰、充实大炮，换言之，宜开垦虾夷，封建诸候，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晓谕琉球，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候，责令朝鲜，使之纳贡奉献，一如古盛之时，割取北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示逐步进取之势。之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也。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所作为，则国替在即。[3](p.227)
1856年吉田在复久坂玄瑞的信中写道：
今德川氏已与二虏[指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缔结和亲条约，我国不应与之断绝[国交]。由我方断绝则将自行失去信义。为今日计，莫如慎守疆域，厉行条约，以牵制二虏，乘隙开拓虾夷[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鲜、掠满洲、压迫支那，进窥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完成神功[天皇]之未遂、丰国[丰臣秀吉]之未竟者。诚如是，则二虏可为我所驱使，前日无礼之罪，则可责之抑或恕之，何必仿照区区[北条]时宗，斩虏使而后快焉?[3](p.301)
吉田松阴的“善保国”之策，是在幕末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提出的。但其所谓：“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以及“完成神功未遂、丰国未竟之事业”，则完全是对外扩张的思想主张。同样，山县有朋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目标。明治初期，山县有朋在关于实施征兵制的建议中便强调：“兵部现今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之目标则在于外，详而论之，内外犹如一也，且自始无别。何者，系因备外之目的即立，措施得当则内事不足忧也……当此之时，宜速决庙谟，不可不确立备外之目标。”[5](pp.43～44)1890年山县进一步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形势。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与此同时，他明确地表示：“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5](pp.196～197)山县的“保护主权线”的主张，实际正是当年吉田所说的“不仅要保持已有者”，而且要“增加所无者”的翻版。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1909年山县有朋在关于第二次对清政策意见书中，进一步谈到：“要而言之，如不进行满洲经营，如我利权不确立，我之立足之地不坚固，岁月虚度，关东半岛自不待言，南满铁路亦将难以保全。如不幸形势果如此发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将极为重大。我祖先往昔曾使三韩为附庸而统治保护数百年后竟不得不放弃，阅读国史至此不禁发千古之浩叹。于今朝鲜只作为保护国尚未化为纯粹附庸之际，如再度不得不放弃，不只对往昔和后世为莫大之耻，又有何面目在地下面对两次战役阵殁的勇将烈士的英魂。这是我经常深感忧虑的原因，所以才草此卑见，幸请诸君谅之。”[5](p.314)
不难看出，山县的主张和吉田松阴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山县有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继承的基础上，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立下了“汁马功劳”。自山县有朋参加倒幕维新，时至1922年去世，其职务虽然时有变化(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法务大臣、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但其扩军备战的主张始终未变。在此期间，日本先后发动了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先后割占了台湾，吞并了朝鲜，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而在这些对外侵略战争，实施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前台和背后，又都与山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县的政治生涯与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确立和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并行的。在山县的有生之年，日本虽然成功地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是亚洲唯一的殖民强国。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得到解放的。”[6](p.586)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虽然一时可以得逞，但是到头来最终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这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最大教训。然而，时至今日，吉田松阴和山县有朋的思想影响依然没有消失，东京靖国神社的博物馆中，仍堂而皇之地展示着当年山县精心筹划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收稿日期：2002-12-1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3年03期第60～63页
【英文标题】YamagataAritomo'sTakingfromYoshidaShoin:ThoughtandPolicy
SunYaozhu
CenterforJapaneseStudies,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孙耀珠(1955—)，女，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生，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外交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给明治政府领导人以深刻影响。山县有朋在担任军界、政界要职的生涯中，忠实地继承和实践了吉田的思想，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YoshidaShoinhadhadverystrongimpactontheleadershipoftheMeijigovernmentthroughhishistoricalviewpointofimperialstateandforeignpolicy.YamagataAritomo,inhiscareerofholdingimportantmilitaryandpoliticalpositionsandasaseniorstatesman,carriedonYoshidaShoin'sthoughtfaithfullyandputitintopracticetosuchadegreethathehad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establishmentofmodernTennoismandmilitarisminJapanaswellasJapaneseforeignpolicyandaggressivewarsinhislifetime. |
1889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1838～1922)，惯用两句话来形容自己：一句是“一介武夫”，另一句就是“吉田松阴的门下”。前者，貌似自谦，实为自负；而后者，则说明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的极为崇拜。本文即对后者试做简要分析。
一、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与山县的人生转变
吉田松阴(1830～1859)，长州藩士。通兵学，曾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洋学及在水户藩学习日本史，并在此受到尊王思想的影响。他关心海外形势，1854年企图搭乘培理率领的美国军舰偷渡海外未能成功，后被捕入狱。第二年出狱后回到家乡被软禁。1857年开设私塾，取名“松下村塾”，为那些没有资格在藩校学习的年青人及慕名而来者讲授《孟子》及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佐藤信渊的《经济要录》、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等。活跃于幕末维新前后的长州藩的杰出人物，大多出身于吉田松阴的门下，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前原一诚等。吉田认为，要使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必须对外国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企图偷渡的原因。对幕府的失望，使他认为要从朝廷的传统权威中寻找出路，使百姓有“国家”意识，并打破各藩割据，全民一致对外，实行尊王攘夷。吉田对当时国际形势与日本的认识，给那些立志抵御外来威胁、拯救日本的青年人以深刻的影响。山县有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参加倒幕维新的。
山县有朋出身在长州藩的“卒族”家庭。德川时代，日本武士阶级分为很多等级。将军是最高的统治者，下有大名、旗本、御家人和藩士等。另外，还有乡士和浪人。其中的藩士是大名的家臣，内中又有士分和士分以下的区别。从家老以至小姓是为士分，而足轻、中间和小者等则为士分以下的“卒族”。其中的“足轻”(步卒)属于战时可以参加战争的基层人员。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身为政府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便是“足轻”出身，而山县则是出身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充当打旗、拿武器的角色。在幕藩封建等级之下，“卒族”很难升进。所以，山县有朋原本的理想，只是成为一名枪术教师。但幕末的时事巨变改变了山县有朋的命运。
1858年，山县奉命与吉田松阴的门下一道去京都打探情况，并在京都结识了久坂玄瑞等。据说，在萨摩藩邸相会时，各方志士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唯独山县保持沉默。久坂询问山县的想法，山县徐徐作答：“吾人只有实行健体炼胆以报效国家。”[1](p.157)但是，京都之行使山县受到了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始知“天皇亲政才是国家之根基”。山县在《怀旧记事》中回忆：当年“至京师，久坂玄瑞、赤川淡水、中村太郎等已较吾先入京，静观时局变化。我们屡屡见面谈论，都认为无论如何要使幕府接受敕命以发动天下人士。适小浜志士梅田源次郎(梅田云浜)也在京师为国事奔走，常与吾辈来往，议论时势。其慷慨激昂，辩论之爽快，使吾辈不由奋发激动”[2](p.3)。
同年10月，山县成了吉田松阴的门人。至同年12月吉田松阴又被押进野山狱，接着押送江户。山县直接受教于吉田门下虽然不过两个月，但从山县尔后的言论、主张和作为来看，可以说他与松下村塾的渊源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使之成为吉田思想的真诚实践者。
二、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与山县的继承
1855～1856年，吉田在野山狱和出狱后在家软禁时期讲授《讲孟余话》。他认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义，“在于论述人君自戒之点。……人君的天职是治理天下人民。因是为民之君，无民则无君，因而民为贵，君为轻，此点必须仔细思考。外国情况姑且不论，论及我国，庆幸的是从国立常尊起，经历代诸神直至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生成大八洲国以及山川草木、人民，并生出天下之主的皇祖天照大神。从此，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如天地之不可动摇，万代不绝。国土、山川草木、人民皆为皇祖以来的朝廷所保护。因而，从天下言之，没有比给予此种保护的人君更尊贵者，而从人君言之，没有比人民更宝贵者。此君民二者，开天劈地以来一日不可分离，有君则有民，无君则无民，有民则有君，无民则无君。阅读此章，如不真正理解此理而模仿唐人之说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忘却皇国之国体，实为可惧者也”[3](pp.131～132)。他进而言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支那人的讲法，在支那或是如此，在我神州则决非如此。……我大八洲乃皇祖所建之国，万世由其子孙继承，与天地共存无穷无尽，非他人可有分外之望也。天下乃一人之天下，是为至明之事也。”[3](p.297)强调日本是神国，君权神授，统治日本的乃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万世一系的。此说源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的神话传说，其核心思想就是统治日本的只能是作为神的子孙后代的天皇，实际就是后人所说的“皇国史观”的国体论。
德川末期，无论是攘夷或倒幕都是以尊王为旗号的，山县有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政治舞台的。1868年1月，倒幕派公卿和下级武士联合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从此，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建立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是时，维新势力所依靠的是尊王倒幕各藩的兵力。但“戊辰战争”之后，各地藩兵归里，明治政府并无直辖的军队。为了强化皇权，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于是，1870年就任兵部少辅的山县有朋，一方面继承前任兵制改革的方针，一方面吸取顽固士族反抗的教训，请在士族中享有绝对威信的西乡隆盛参加新政府，领头进行兵制改革，后经山县的积极促成，终于由萨摩、长州和土佐三藩献出精兵八千，组成“御亲兵”，使天皇制政权拥有了直辖军队。1871年，日本实施“废藩置县”时，所依靠的正是这支军队。接着，山县有朋又推动了1872年颁布的征兵令，打破了士族垄断军事的特权，扩大了兵源。
1878年12月，日本成立参谋本部，这是山县多年的夙愿。其目的在于使日本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政府或议会的干预。为此，早在同年8月，山县便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强调军人的服从意识，抹杀士兵的自主性思考，使之奴隶化。1882年，按照山县的奏请，天皇亲自向陆军卿和海军卿颁布了由山县组织草拟制定的《军人敕谕》。其中明确表示：“兵马之大权乃朕所统帅，其所司可委之臣下，其大纲则朕亲揽之，不可委之臣下”；“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戴朕为头首，其亲密尤为深厚”[4](pp.173～174)。由此可见，《军人敕谕》实际是强化皇权的又一重大举措，它不仅先于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兵马大权属于天皇，政府、议会皆无权介入，而且使日本军队变成了天皇的奴仆。战前，日本的军队之所以称为“皇军”，而不是“国军”，其原因也在于此。
1889年山县出任总理大臣，1890年他在《外交政略论》中强调：“国之强弱，不可不以国民忠爱之风气为根本，如国民无爱恋父母之邦、无以死保卫之念，则虽有公私之法，国家也一日不能存也，国民爱国之念，唯有以教育之力才能养成与保持……故而，为兵时可为武勇之士，为官时可为纯良之吏，父子相传、邻相感化……国之为国者，唯当依靠此一根本。”[5](p.200)这是在进一步宣扬“忠君爱国”的皇国史观，而强化皇权、更加束缚日本国民思想的《教育敕语》，也正是山县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的1890年10月颁布的。该文没有大臣的副署，只有御名、御玺，藉此强调它的权威性。此后《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成为国民教育的基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以上说明，山县为明治初期日本国家机器的建设，特别是为近代天皇制的确定，从物质到思想的控制，实可谓尽心竭力，确实起到了“股肱”作用。这也是他师从吉田松阴“皇国史观”的必然。
三、吉田松阴的对外政略与山县的实践
1854年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讲道：
日不升则昃，月不满则亏，国不隆则替。故而，善保国者，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今当急修武备，整顿船舰、充实大炮，换言之，宜开垦虾夷，封建诸候，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晓谕琉球，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候，责令朝鲜，使之纳贡奉献，一如古盛之时，割取北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示逐步进取之势。之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也。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所作为，则国替在即。[3](p.227)
1856年吉田在复久坂玄瑞的信中写道：
今德川氏已与二虏[指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缔结和亲条约，我国不应与之断绝[国交]。由我方断绝则将自行失去信义。为今日计，莫如慎守疆域，厉行条约，以牵制二虏，乘隙开拓虾夷[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鲜、掠满洲、压迫支那，进窥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完成神功[天皇]之未遂、丰国[丰臣秀吉]之未竟者。诚如是，则二虏可为我所驱使，前日无礼之罪，则可责之抑或恕之，何必仿照区区[北条]时宗，斩虏使而后快焉?[3](p.301)
吉田松阴的“善保国”之策，是在幕末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提出的。但其所谓：“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以及“完成神功未遂、丰国未竟之事业”，则完全是对外扩张的思想主张。同样，山县有朋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目标。明治初期，山县有朋在关于实施征兵制的建议中便强调：“兵部现今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之目标则在于外，详而论之，内外犹如一也，且自始无别。何者，系因备外之目的即立，措施得当则内事不足忧也……当此之时，宜速决庙谟，不可不确立备外之目标。”[5](pp.43～44)1890年山县进一步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形势。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与此同时，他明确地表示：“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5](pp.196～197)山县的“保护主权线”的主张，实际正是当年吉田所说的“不仅要保持已有者”，而且要“增加所无者”的翻版。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1909年山县有朋在关于第二次对清政策意见书中，进一步谈到：“要而言之，如不进行满洲经营，如我利权不确立，我之立足之地不坚固，岁月虚度，关东半岛自不待言，南满铁路亦将难以保全。如不幸形势果如此发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将极为重大。我祖先往昔曾使三韩为附庸而统治保护数百年后竟不得不放弃，阅读国史至此不禁发千古之浩叹。于今朝鲜只作为保护国尚未化为纯粹附庸之际，如再度不得不放弃，不只对往昔和后世为莫大之耻，又有何面目在地下面对两次战役阵殁的勇将烈士的英魂。这是我经常深感忧虑的原因，所以才草此卑见，幸请诸君谅之。”[5](p.314)
不难看出，山县的主张和吉田松阴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山县有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继承的基础上，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立下了“汁马功劳”。自山县有朋参加倒幕维新，时至1922年去世，其职务虽然时有变化(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法务大臣、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但其扩军备战的主张始终未变。在此期间，日本先后发动了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先后割占了台湾，吞并了朝鲜，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而在这些对外侵略战争，实施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前台和背后，又都与山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县的政治生涯与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确立和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并行的。在山县的有生之年，日本虽然成功地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是亚洲唯一的殖民强国。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得到解放的。”[6](p.586)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虽然一时可以得逞，但是到头来最终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这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最大教训。然而，时至今日，吉田松阴和山县有朋的思想影响依然没有消失，东京靖国神社的博物馆中，仍堂而皇之地展示着当年山县精心筹划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收稿日期：200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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