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法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历史与现实
金重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2003年03期第33～38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金重远(1934-)，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法国/极右翼/勒潘
中图分类号：K56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79(2003)03-0033-06
在当代法国政坛上，极右翼势力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国民阵线”领导人勒潘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大出风头。由此更为凸现了极右翼势力的政治能量，也因此而需要人们更为客观地分析极右翼势力的历史脉络，以求对这一现象作出理性的诠释。
一、右翼的形成和“两个法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制宪议会不仅为有史以来的法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而且还使划分所有政治力量的“左”“右”两种概念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深深扎下了根。当时激进派议员都在主席台的左侧就座，而温和派的议员则坐在其右侧。久而久之，“左”这个字眼便象征着激进和革命，而“右”这个字眼则意味着温和与改良。至今，不仅法国，而且全世界所有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仍然以“左”、“右”两种概念来分野，可以说其源盖出于法国大革命时的制宪议会。当时不过是一种完全无意的分而坐之，想不到竟对后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此，法国便出现了两种对峙着的政治力量，两副不同的政治面孔，也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法国”。正像著名学者达尼埃尔所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这个民族就一分为二了，以致人们长期提到‘两个法国’。即大革命继承者的法国和天主教继承者的法国”，具体地说法国人历来“把主张变动，即是乐观主义和维持秩序，即是悲观主义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把信仰和科学对立起来，把平等和等级对立起来。”[1](p.3)
如果说，作为学者的达尼埃尔把问题解释得比较复杂的话，那末美国的外交官、著名的法国通波伦却直截了当地把大革命后的法国分成左派的法国和右派的法国，后者的特点是“保守的、实行等级制度的、信奉宗教的和注重军事的。”[2](p.627)
恩格斯曾指出，在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3](pp.290-29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却是，人们所能看到的那种“更加彻底的结局”却往往是左、右两翼的妥协。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1793年6月上台的雅各宾派颁布了最进步的宪法，推行了最激进的土地改革。然而1794年“热月政变”后，大革命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激进的左翼被逐出政治舞台，而温和的右翼却开始执掌大权。此后法国的历史经常重复这样的场景：左派在街垒上奋战，右派在议会里掌权。1830年的七月革命诞生了一个温和的奥尔良王朝，1848年的二月革命造就了一个温和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的九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给法国带来一个更加温和的第三共和国。
历史表明：雅各宾派的激进思想从未实现过，而斐扬派和吉伦特派的温和思潮却使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相继出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法国自大革命直至戴高乐，一直由中派主义统治着。”[4](p.403)
二、极右翼的产生及演变
法国的传统右翼早为人民所熟悉、所接受，在政治舞台上历来很有影响。他们的活动贯穿整个20世纪，在19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47.88%的选票，在1974年和1978年这一数字则分别为50.66%和51.06%。21世纪更为他们展现了良好的开端，在2002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传统右翼各政党在56个议席中夺得393席，从而结束3次“共治”，组成了清一色的右翼内阁。
然而法国的政坛是极其复杂的，就右翼而言，除传统右翼外，还经常活跃着一支极右势力。
极右思潮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复辟时期，在拿破仑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波旁王朝是法国当时极右势力的堡垒。一批反动文人乘机出来活动，全面否定大革命，猖狂攻击启蒙思想，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波那尔特认为宗教性乃社会之基础，鼓吹回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去。[5](pp.23-29)
19世纪末，代表极右势力的布朗热主义曾在法国猖獗一时。当时法国正弥漫着复仇主义情绪，一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1882年建立“爱国主义者同盟”，试图通过学校和军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法国，和德国再决雌雄，以洗刷普法战争失败之耻。[6](pp.166-169)1882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引发了1886年和1888年的多次大规模罢工，局势空前紧张。
1886年初出任陆军部长的布朗热为实现个人野心，决定迎合群众的情绪，走上冒险主义的道路，鼓吹和德国重新开战。同时，他又利用格雷维总统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出售官职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丑闻攻击法国的议会制度，强调病态的法国正在加速没落，为挽救国家，必须全面更新议会。
暗地里，布朗热则狂热地进行颠覆共和国的活动，他曾化名索拉上校秘密去瑞士会见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后又与奥尔良派首领巴黎伯爵接触，从保皇派那里先后共获得450万法郎的资助。[7](p.313)
布朗热的招摇撞骗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获得了“复仇将军”和“胜利将军”的美称。[8](p.175)他曾在诺尔省、索姆省，甚至在巴黎屡屡当选议员，声势不可一世，只是由于过早暴露了个人野心和王朝主义的倾向，才最终和他的同伙在1889年的议会大选中落败。1891年，逃亡到布鲁塞尔的布朗热自杀身亡，所谓布朗热主义也宣告寿终正寝。
恩格斯指出，布朗热运动是由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满而引起的”，而许多法国人一时被布朗热主义所迷惑，则是受了沙文主义的影响。[9](p.139，p.383)恩格斯在这里非常精确地概括了法国极右翼的两个特点。
20世纪初，又一支极右势力在法国出现，它就是由一份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的“法兰西行动”。它的领袖莫拉斯鼓吹法兰西民族的绝对伟大，为此主张应使法国成为一个“保持严格阶级区分和严明纪律”的国家，提出了“打击整个共和制度”的口号，并倡导在法国建立一个“世袭的、反议会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王朝，非常露骨地把极端民族主义和王朝主义结合在一起。由于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法兰西行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史学家本维尔等都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0](p.13)一战期间，莫拉斯和他的同伙是沙文主义者，主张彻底击败德国，并在战后肢解德[1](pp.89-90)到了二战期间，他们却又投靠贝当政府，成为合作分子，随着德国的战败，只得作鸟兽散。
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等地得逞后，法国的极右组织也纷纷乘机出来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爱国青年”、“法兰西团结”等。它们扬言“坚决反对醉生梦死的、充斥着委员会和共济会的、商人聚集咖啡馆的法国，不惜一切重新找到强烈生活的气息”。[12](p.187)
成立于1927年的“火十字团”最初仅是个退伍军人的组织，自1929年拉罗克上校出任它的领导后，势力逐渐扩大。1934年初已拥有成员3.5万人，同年夏天增至10万人，1935年达20万人，1936年初又猛增至45万人。[13](p.160)拉罗克公开提出的口号为“劳动、家庭、祖国”，但同时又要求全面改革国家体制，加强行政权力，扩大总统权限和限制议会权力，也就是和其它极右势力一样，把矛头指向议会制度[14](p.213)。“火十字团”下属有“火十字团之子”、“国民重组和国民志愿队”等外围组织、拥有步枪、机枪等武器，并和军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俨然是一个准军事组织。[15](p.111)“火十字团”善于应变，曾几度易名，但最终仍难逃瓦解的厄运。
20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出现的极右组织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纷纷土崩瓦解，法国的极右势力也一度销声匿迹。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普扎特运动是法国极右势力的又一次表现。当时困于殖民战争的第四共和国政府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只得增加赋税，一时名目繁多的税收铺天盖地而来，竟达3250种之多。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自1940年后，法国平均每年约增加10万个小商店；到1954年时，全国约有130万家小商店，雇员达224万人。由于商品经常滞销，小店主们早已入不敷出，沉重的赋税更是雪上加霜，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954年8月，政府通过《多勒依补充法》，宣布今后有权监禁所有的抗税者，更激化了双方的关系。[16](p.79)1953年夏，在一名普通的小店主普扎特的领导下，成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最初仅提出减少税收和保护中、小企业等经济方面的要求，其成员迅速增加，到1955年时已达50万人左右。[17](p.414)
普扎特则抓住时机，展开蛊惑人心的宣传，声称将反对“政府官员、懒散的知识分子和被数学弄得迟钝的技术人员”，然而支持诚实的人，即“中产阶级，民族的脊梁”，也支持“善良的小店主”、“没有高等学历和政治科学文凭的家庭主妇”，以及所有“反政府的人”。[18](p.392)不仅如此，普扎特还在1955年出版《我选择了斗争》一书，书中完全模仿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的腔调，公开鼓吹解散议会和建立个人独裁，从此被人戏称为“阿道夫·普扎特”，也表明普扎特运动已带上极右性质的色彩。
1955年2月24日，普扎特在巴黎聚集10余万来自外省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举行声势浩大的“冲击自由”大游行。同年秋天，他又提出普扎特运动的竞选纲领：召开总议会，打倒分裂国家的各政党，通过独立劳动者去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所谓的“法兰西博爱”之中。尽管这个纲领异常模糊，但在1956年初的议会选举中普扎特分子竟获得11.5%的选票，在议会中共得52席，使全国上下大为震惊。
然而就像布朗热运动一样，普扎特运动也是来去匆匆，它的顶峰也就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自1957年便日趋没落，到第五共和国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代表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体现了法国社会中反对变革的倾向，所以失败也就是必然的。[19](p.271)
自19世纪末起，法国的极右势力相继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提出的口号和政纲五花八门，所采取的行动方式也千差万别，但却具有以下共同之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对议会制度相结合成为极右翼的共同纲领；极右势力的抬头和经济危机及政局动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极右势力的得逞客观上反映了传统右、右翼影响的减退。
三、“勒潘现象”探析
普扎特运动衰微后，极右组织仍不时在法国抛头露面，其中有50年代末的“欧洲社会运动”、60年代的“青年民族”和“民族大学生联合会”以及70年代的“欧洲文明研究小组”，但均系昙花一现，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1972年成立的“国民阵线”至今仍颇具实力，它的领导人勒潘依然活跃在法国政坛上。
勒潘是个殖民主义分子，曾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服役，参与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956年起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74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仅得0.74%的选票，但在1988年和1995年的两次角逐中，却先后获得14.4%和15%的选票。而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则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和希拉克进行较量，使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吃了一惊。
勒潘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历次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所获选票从1988年的9.7%增加到1993年的12.7%和1997年的15.1%。“国民阵线”组织严密，最高领导为主席和总书记，辅之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下属有“青年国民阵线”、“警察国民阵线”、“国民教育运动”等外围组织。此外还发行《法兰西每分钟》、《每月打击》以及《民族周刊》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20](p.135，pp.138-141)
“国民阵线”善于应变，从无固定的纲领。1978年公布《权利与经济民主》纲领，强调经济自由和自治自由。到了80年代又宣扬“人民资本主义”，把勒潘吹捧为“法国之里根”。90年代则仿效克林顿的新经济政策，倡导货币主义。当绿党在欧洲开始风行时，“国民阵线”又不失时机地唱起保护环境的高调，自称是全欧最绿的党。
尽管不同的调子翻来覆去地唱，五花八门的纲领也一个又一个地抛出来，但“国民阵线”仍和历史上的所有极右势力一样，始终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他们否认人类的共同性，公然反对人类平等的思想，鼓吹民族优胜论，并声称所有法国人的首要任务是使“法兰西民族的法兰西特性能永远保持下去。”而和以往不同的是，“国民阵线”从一开始就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外来移民，他们把移民问题炒得沸沸扬扬，作为拉拢选民、扩张自己势力的一个手段。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批移民开始涌入法国。移民在法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954年的4.1%上升到1990年的6.3%。[21](p.12)90%的移民均为非熟练工人，他们收入极低，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大都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无业、无配偶、无子女者在外来移民中约占51%左右，使这部分人成为法国社会中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生活的无着落是驱使移民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22](p.188)
尽管移民在法国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不少法国人仍对他们抱有偏见和恶感。80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有46%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移民作了太多的让步”，另有70%的人主张应将移民，首先是阿拉伯人全部驱逐出境。90年代的一份民意测验表明，76%的法国人认为阿拉伯人太多了，另有40%的人认为亚洲人太多了。
“国民阵线”充分利用法国人的这种情况，大肆排外。勒潘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外来移民，把经济不景气、犯罪率增加等社会问题都归罪到移民头上，甚至断言第一代移民一般都忙于生计，而第二代移民则必然会投身于政治活动，从而威胁到法国的民主基础和国家主权。[21](pp.78-79)在所有当时法国的主要政党中，“国民阵线”的反移民倾向最明显，因而在选举中往往受益。如在1984年欧洲议会的选举中，由于“国民阵线”当时反移民的调子唱得最高，所以一举夺得11%的选票。
由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危机使法国的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境地，从而为“国民阵线”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958年加入西欧共同市场后，发展速度也随之加速。1970至1973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8%，但此后一直下滑，尽管此时的总统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德斯坦，然而却回天乏术，直到80年代初，局面毫无改观。[23](p.407)
1981年密特朗登上总统宝座，社会党政府转而采取积极发展经济的政策，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生产没有上去，反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滞胀局面，直到1997年才出现好转迹象。[24](pp.89-91)
20多年的经济不景气必然会使原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更形突出。据1982年欧共体公布的资料，穷人占总人口的14.8%，即全国共有穷人789万；10%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50%—58%，而另有50%的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5%。[25](p.112，p.115)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现象的突出又必然会导致道德水平的下降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自1972年至1983年，犯罪增加了112.7%，盗窃增加了281%，吸毒增加了756%。
于是一种不安全感开始在人民中滋长。1985年接受调查的法国人中有45%担心个人安全受损，这个比例在妇女中为55%，小商贩中为60%，50岁以上的人中为53%。[26](pp.187-189)与此同时，人民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为降低。1984年，有62%的人在民意测验中认为法国的政治家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另有82%的人指出政治家向来不讲真话，还有55%的人抱怨政治家钱拿得太多了。所以不少人想借勒潘的嘴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27](p.116)而勒潘则利用群众的心态，乘机呼吁恢复体罚和死刑，禁止堕胎和加强对学生的传统和道德的教育，以巩固社会的秩序。同时他又大肆攻击议会制度，要求仿效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在法国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勒潘的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扩大了“国民阵线”在群众中的影响。
1981年，社会党和共产党开始联合执政，使传统左翼取得了难得的治理国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左翼政府所倡导的“法国式社会主义”也屡屡碰壁，并在多次全国和地方的议会选举中受挫，只得在1986和1993年两次和右翼实行“共治”。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行，蓝领工人的减少和工会运动的消沉，以及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不仅共产党，而且社会党的影响都在减退，这在2002年的总统及议会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右翼的力量历来强过左翼，但情况也好不到哪里。首先是戴派早已今不如昔，戴高乐将军当年叱咤风云于政坛的情景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回忆，无论是蓬皮杜，还是希拉克，都无法望其项背。戴派目前只能在农村，在老年人及天主教徒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当年敢于和戴高乐唱反调的德斯坦虽然仍健在，但他所领导的法国民主同盟也失去了往昔的声势。因此无论是戴派也好，德斯坦派也好，已无法单独组成自己的选举团，只能联合成一个广泛的右翼参加各种大选。[28](p.77)2002年右翼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了清一色的右翼内阁，但现任总理却是代表一个右翼小党的拉法兰，戴派和德斯坦派均未能染指这一重要的职位。由此可见，“国民阵线”得以至今仍活跃于法国政坛实际上是钻了左、右翼力量减退的空子。
极右势力虽然在法国政坛上频频亮相，引起世人的关注，以后也许会再次出来兴风作浪，但它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即决不可能控制住全部政局，独掌大权，因为：(1)法国有大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民主传统，极端民族主义和专制独裁向无群众基础。(2)传统的右翼早已深深扎根于法国社会，极右势力在右翼的阵地上无立足之地。(3)法国人已习惯排斥“极左”和“极右”，在1968年他们拒绝了“极左”，而在2002年又抛弃了“极右”，这正是法国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
收稿日期：2002-11-0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2003年03期第33～38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金重远(1934-)，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法国政坛的左右翼之分起源于1789年大革命，传统右翼势力是法国现代政治演进的主流。从19世纪起，出现了极右翼政治势力，其基本特征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对议会民主制度。以勒潘领导的“国民阵线”为代表的当代极右翼势力通过煽动反移民情绪和利用传统左右翼力量的减退，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率，但不可能改变法国政坛的基本格局。 |
在当代法国政坛上，极右翼势力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国民阵线”领导人勒潘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大出风头。由此更为凸现了极右翼势力的政治能量，也因此而需要人们更为客观地分析极右翼势力的历史脉络，以求对这一现象作出理性的诠释。
一、右翼的形成和“两个法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制宪议会不仅为有史以来的法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而且还使划分所有政治力量的“左”“右”两种概念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深深扎下了根。当时激进派议员都在主席台的左侧就座，而温和派的议员则坐在其右侧。久而久之，“左”这个字眼便象征着激进和革命，而“右”这个字眼则意味着温和与改良。至今，不仅法国，而且全世界所有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仍然以“左”、“右”两种概念来分野，可以说其源盖出于法国大革命时的制宪议会。当时不过是一种完全无意的分而坐之，想不到竟对后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此，法国便出现了两种对峙着的政治力量，两副不同的政治面孔，也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法国”。正像著名学者达尼埃尔所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这个民族就一分为二了，以致人们长期提到‘两个法国’。即大革命继承者的法国和天主教继承者的法国”，具体地说法国人历来“把主张变动，即是乐观主义和维持秩序，即是悲观主义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把信仰和科学对立起来，把平等和等级对立起来。”[1](p.3)
如果说，作为学者的达尼埃尔把问题解释得比较复杂的话，那末美国的外交官、著名的法国通波伦却直截了当地把大革命后的法国分成左派的法国和右派的法国，后者的特点是“保守的、实行等级制度的、信奉宗教的和注重军事的。”[2](p.627)
恩格斯曾指出，在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3](pp.290-29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却是，人们所能看到的那种“更加彻底的结局”却往往是左、右两翼的妥协。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1793年6月上台的雅各宾派颁布了最进步的宪法，推行了最激进的土地改革。然而1794年“热月政变”后，大革命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激进的左翼被逐出政治舞台，而温和的右翼却开始执掌大权。此后法国的历史经常重复这样的场景：左派在街垒上奋战，右派在议会里掌权。1830年的七月革命诞生了一个温和的奥尔良王朝，1848年的二月革命造就了一个温和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的九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给法国带来一个更加温和的第三共和国。
历史表明：雅各宾派的激进思想从未实现过，而斐扬派和吉伦特派的温和思潮却使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相继出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法国自大革命直至戴高乐，一直由中派主义统治着。”[4](p.403)
二、极右翼的产生及演变
法国的传统右翼早为人民所熟悉、所接受，在政治舞台上历来很有影响。他们的活动贯穿整个20世纪，在19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47.88%的选票，在1974年和1978年这一数字则分别为50.66%和51.06%。21世纪更为他们展现了良好的开端，在2002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传统右翼各政党在56个议席中夺得393席，从而结束3次“共治”，组成了清一色的右翼内阁。
然而法国的政坛是极其复杂的，就右翼而言，除传统右翼外，还经常活跃着一支极右势力。
极右思潮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复辟时期，在拿破仑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波旁王朝是法国当时极右势力的堡垒。一批反动文人乘机出来活动，全面否定大革命，猖狂攻击启蒙思想，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波那尔特认为宗教性乃社会之基础，鼓吹回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去。[5](pp.23-29)
19世纪末，代表极右势力的布朗热主义曾在法国猖獗一时。当时法国正弥漫着复仇主义情绪，一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1882年建立“爱国主义者同盟”，试图通过学校和军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法国，和德国再决雌雄，以洗刷普法战争失败之耻。[6](pp.166-169)1882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引发了1886年和1888年的多次大规模罢工，局势空前紧张。
1886年初出任陆军部长的布朗热为实现个人野心，决定迎合群众的情绪，走上冒险主义的道路，鼓吹和德国重新开战。同时，他又利用格雷维总统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出售官职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丑闻攻击法国的议会制度，强调病态的法国正在加速没落，为挽救国家，必须全面更新议会。
暗地里，布朗热则狂热地进行颠覆共和国的活动，他曾化名索拉上校秘密去瑞士会见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后又与奥尔良派首领巴黎伯爵接触，从保皇派那里先后共获得450万法郎的资助。[7](p.313)
布朗热的招摇撞骗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获得了“复仇将军”和“胜利将军”的美称。[8](p.175)他曾在诺尔省、索姆省，甚至在巴黎屡屡当选议员，声势不可一世，只是由于过早暴露了个人野心和王朝主义的倾向，才最终和他的同伙在1889年的议会大选中落败。1891年，逃亡到布鲁塞尔的布朗热自杀身亡，所谓布朗热主义也宣告寿终正寝。
恩格斯指出，布朗热运动是由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满而引起的”，而许多法国人一时被布朗热主义所迷惑，则是受了沙文主义的影响。[9](p.139，p.383)恩格斯在这里非常精确地概括了法国极右翼的两个特点。
20世纪初，又一支极右势力在法国出现，它就是由一份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的“法兰西行动”。它的领袖莫拉斯鼓吹法兰西民族的绝对伟大，为此主张应使法国成为一个“保持严格阶级区分和严明纪律”的国家，提出了“打击整个共和制度”的口号，并倡导在法国建立一个“世袭的、反议会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王朝，非常露骨地把极端民族主义和王朝主义结合在一起。由于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法兰西行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史学家本维尔等都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0](p.13)一战期间，莫拉斯和他的同伙是沙文主义者，主张彻底击败德国，并在战后肢解德[1](pp.89-90)到了二战期间，他们却又投靠贝当政府，成为合作分子，随着德国的战败，只得作鸟兽散。
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等地得逞后，法国的极右组织也纷纷乘机出来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爱国青年”、“法兰西团结”等。它们扬言“坚决反对醉生梦死的、充斥着委员会和共济会的、商人聚集咖啡馆的法国，不惜一切重新找到强烈生活的气息”。[12](p.187)
成立于1927年的“火十字团”最初仅是个退伍军人的组织，自1929年拉罗克上校出任它的领导后，势力逐渐扩大。1934年初已拥有成员3.5万人，同年夏天增至10万人，1935年达20万人，1936年初又猛增至45万人。[13](p.160)拉罗克公开提出的口号为“劳动、家庭、祖国”，但同时又要求全面改革国家体制，加强行政权力，扩大总统权限和限制议会权力，也就是和其它极右势力一样，把矛头指向议会制度[14](p.213)。“火十字团”下属有“火十字团之子”、“国民重组和国民志愿队”等外围组织、拥有步枪、机枪等武器，并和军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俨然是一个准军事组织。[15](p.111)“火十字团”善于应变，曾几度易名，但最终仍难逃瓦解的厄运。
20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出现的极右组织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纷纷土崩瓦解，法国的极右势力也一度销声匿迹。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普扎特运动是法国极右势力的又一次表现。当时困于殖民战争的第四共和国政府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只得增加赋税，一时名目繁多的税收铺天盖地而来，竟达3250种之多。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自1940年后，法国平均每年约增加10万个小商店；到1954年时，全国约有130万家小商店，雇员达224万人。由于商品经常滞销，小店主们早已入不敷出，沉重的赋税更是雪上加霜，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954年8月，政府通过《多勒依补充法》，宣布今后有权监禁所有的抗税者，更激化了双方的关系。[16](p.79)1953年夏，在一名普通的小店主普扎特的领导下，成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最初仅提出减少税收和保护中、小企业等经济方面的要求，其成员迅速增加，到1955年时已达50万人左右。[17](p.414)
普扎特则抓住时机，展开蛊惑人心的宣传，声称将反对“政府官员、懒散的知识分子和被数学弄得迟钝的技术人员”，然而支持诚实的人，即“中产阶级，民族的脊梁”，也支持“善良的小店主”、“没有高等学历和政治科学文凭的家庭主妇”，以及所有“反政府的人”。[18](p.392)不仅如此，普扎特还在1955年出版《我选择了斗争》一书，书中完全模仿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的腔调，公开鼓吹解散议会和建立个人独裁，从此被人戏称为“阿道夫·普扎特”，也表明普扎特运动已带上极右性质的色彩。
1955年2月24日，普扎特在巴黎聚集10余万来自外省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举行声势浩大的“冲击自由”大游行。同年秋天，他又提出普扎特运动的竞选纲领：召开总议会，打倒分裂国家的各政党，通过独立劳动者去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所谓的“法兰西博爱”之中。尽管这个纲领异常模糊，但在1956年初的议会选举中普扎特分子竟获得11.5%的选票，在议会中共得52席，使全国上下大为震惊。
然而就像布朗热运动一样，普扎特运动也是来去匆匆，它的顶峰也就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自1957年便日趋没落，到第五共和国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代表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体现了法国社会中反对变革的倾向，所以失败也就是必然的。[19](p.271)
自19世纪末起，法国的极右势力相继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提出的口号和政纲五花八门，所采取的行动方式也千差万别，但却具有以下共同之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对议会制度相结合成为极右翼的共同纲领；极右势力的抬头和经济危机及政局动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极右势力的得逞客观上反映了传统右、右翼影响的减退。
三、“勒潘现象”探析
普扎特运动衰微后，极右组织仍不时在法国抛头露面，其中有50年代末的“欧洲社会运动”、60年代的“青年民族”和“民族大学生联合会”以及70年代的“欧洲文明研究小组”，但均系昙花一现，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1972年成立的“国民阵线”至今仍颇具实力，它的领导人勒潘依然活跃在法国政坛上。
勒潘是个殖民主义分子，曾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服役，参与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956年起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74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仅得0.74%的选票，但在1988年和1995年的两次角逐中，却先后获得14.4%和15%的选票。而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则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和希拉克进行较量，使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吃了一惊。
勒潘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历次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所获选票从1988年的9.7%增加到1993年的12.7%和1997年的15.1%。“国民阵线”组织严密，最高领导为主席和总书记，辅之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下属有“青年国民阵线”、“警察国民阵线”、“国民教育运动”等外围组织。此外还发行《法兰西每分钟》、《每月打击》以及《民族周刊》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20](p.135，pp.138-141)
“国民阵线”善于应变，从无固定的纲领。1978年公布《权利与经济民主》纲领，强调经济自由和自治自由。到了80年代又宣扬“人民资本主义”，把勒潘吹捧为“法国之里根”。90年代则仿效克林顿的新经济政策，倡导货币主义。当绿党在欧洲开始风行时，“国民阵线”又不失时机地唱起保护环境的高调，自称是全欧最绿的党。
尽管不同的调子翻来覆去地唱，五花八门的纲领也一个又一个地抛出来，但“国民阵线”仍和历史上的所有极右势力一样，始终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他们否认人类的共同性，公然反对人类平等的思想，鼓吹民族优胜论，并声称所有法国人的首要任务是使“法兰西民族的法兰西特性能永远保持下去。”而和以往不同的是，“国民阵线”从一开始就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外来移民，他们把移民问题炒得沸沸扬扬，作为拉拢选民、扩张自己势力的一个手段。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批移民开始涌入法国。移民在法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954年的4.1%上升到1990年的6.3%。[21](p.12)90%的移民均为非熟练工人，他们收入极低，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大都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无业、无配偶、无子女者在外来移民中约占51%左右，使这部分人成为法国社会中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生活的无着落是驱使移民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22](p.188)
尽管移民在法国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不少法国人仍对他们抱有偏见和恶感。80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有46%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移民作了太多的让步”，另有70%的人主张应将移民，首先是阿拉伯人全部驱逐出境。90年代的一份民意测验表明，76%的法国人认为阿拉伯人太多了，另有40%的人认为亚洲人太多了。
“国民阵线”充分利用法国人的这种情况，大肆排外。勒潘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外来移民，把经济不景气、犯罪率增加等社会问题都归罪到移民头上，甚至断言第一代移民一般都忙于生计，而第二代移民则必然会投身于政治活动，从而威胁到法国的民主基础和国家主权。[21](pp.78-79)在所有当时法国的主要政党中，“国民阵线”的反移民倾向最明显，因而在选举中往往受益。如在1984年欧洲议会的选举中，由于“国民阵线”当时反移民的调子唱得最高，所以一举夺得11%的选票。
由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危机使法国的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境地，从而为“国民阵线”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958年加入西欧共同市场后，发展速度也随之加速。1970至1973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8%，但此后一直下滑，尽管此时的总统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德斯坦，然而却回天乏术，直到80年代初，局面毫无改观。[23](p.407)
1981年密特朗登上总统宝座，社会党政府转而采取积极发展经济的政策，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生产没有上去，反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滞胀局面，直到1997年才出现好转迹象。[24](pp.89-91)
20多年的经济不景气必然会使原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更形突出。据1982年欧共体公布的资料，穷人占总人口的14.8%，即全国共有穷人789万；10%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50%—58%，而另有50%的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5%。[25](p.112，p.115)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现象的突出又必然会导致道德水平的下降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自1972年至1983年，犯罪增加了112.7%，盗窃增加了281%，吸毒增加了756%。
于是一种不安全感开始在人民中滋长。1985年接受调查的法国人中有45%担心个人安全受损，这个比例在妇女中为55%，小商贩中为60%，50岁以上的人中为53%。[26](pp.187-189)与此同时，人民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为降低。1984年，有62%的人在民意测验中认为法国的政治家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另有82%的人指出政治家向来不讲真话，还有55%的人抱怨政治家钱拿得太多了。所以不少人想借勒潘的嘴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27](p.116)而勒潘则利用群众的心态，乘机呼吁恢复体罚和死刑，禁止堕胎和加强对学生的传统和道德的教育，以巩固社会的秩序。同时他又大肆攻击议会制度，要求仿效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在法国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勒潘的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扩大了“国民阵线”在群众中的影响。
1981年，社会党和共产党开始联合执政，使传统左翼取得了难得的治理国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左翼政府所倡导的“法国式社会主义”也屡屡碰壁，并在多次全国和地方的议会选举中受挫，只得在1986和1993年两次和右翼实行“共治”。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行，蓝领工人的减少和工会运动的消沉，以及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不仅共产党，而且社会党的影响都在减退，这在2002年的总统及议会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右翼的力量历来强过左翼，但情况也好不到哪里。首先是戴派早已今不如昔，戴高乐将军当年叱咤风云于政坛的情景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回忆，无论是蓬皮杜，还是希拉克，都无法望其项背。戴派目前只能在农村，在老年人及天主教徒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当年敢于和戴高乐唱反调的德斯坦虽然仍健在，但他所领导的法国民主同盟也失去了往昔的声势。因此无论是戴派也好，德斯坦派也好，已无法单独组成自己的选举团，只能联合成一个广泛的右翼参加各种大选。[28](p.77)2002年右翼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了清一色的右翼内阁，但现任总理却是代表一个右翼小党的拉法兰，戴派和德斯坦派均未能染指这一重要的职位。由此可见，“国民阵线”得以至今仍活跃于法国政坛实际上是钻了左、右翼力量减退的空子。
极右势力虽然在法国政坛上频频亮相，引起世人的关注，以后也许会再次出来兴风作浪，但它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即决不可能控制住全部政局，独掌大权，因为：(1)法国有大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民主传统，极端民族主义和专制独裁向无群众基础。(2)传统的右翼早已深深扎根于法国社会，极右势力在右翼的阵地上无立足之地。(3)法国人已习惯排斥“极左”和“极右”，在1968年他们拒绝了“极左”，而在2002年又抛弃了“极右”，这正是法国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
收稿日期：200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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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格里姆.1848年法国革命：第一部[M].圣彼得堡，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