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横越大西洋的抉择
——战后初期德法、德美关系析评
王飞麟/吴友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3年03期第51～55页
【英文标题】ATransatlanticAlternative:AComparativeCommentontheGermano-USandGermano-FrenchRelationshipsintheEarlyPostwarPeriod
WANGFei-lin/WUYou-fa
SchoolofHumanities,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王飞麟(1974—)，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2001级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史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吴友法(1948—)，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史与二战史研究。
【关 键 词】联邦德国/美国/法国/关系FederalRepublicofGermany/U.S./France/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K5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3-0051-05
1965年，亨利·基辛格写道：“至少三百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在对历史做了一番解释后，他继续写道：“对欧洲的和平来说，德国始终不是太弱就是太强。”[1](p.178)联邦德国战后初创，其强弱与否在两极对峙的环境中更形突出。而在西方营垒中，法美两国又因各自安全利益、战略预期及历史渊源的不同，而使它们在对待德国的强弱角色、军事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态度存在差异。但联邦德国合理而有效地处理了对美对法关系，促进了自身的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与国家主权的恢复。
一
联盟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为明显的承诺形式。各国正式入盟，其目的不仅是向联盟伙伴，也是向盟外国家表明联盟内部达到了这样一种承诺程度：它远不止基于可见的国际利益。[2](p.43)就本文所要探讨的西德来说，她的联盟状况将如何呢?是紧随西方，还是选择中立呢?战后初期欧洲战略环境的变化已不容西德在联盟建构与外交方向上有自主的空间，何况西德主权地位一度因统一问题的棘手悬而未决，同时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也压缩了其余国家的战略空间。对此，K·沃尔茨就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与它们各自盟友间的巨大差距令后者的再结盟无足轻重。”[3](p.169)
故而联邦德国自建国伊始，其政府的外交方针就是非中立化的。汉斯·布亨海姆曾写道：“阿登纳不相信他的同僚们政治上的审慎小心，他甚至可以宁愿在与华约紧密联系下的统一，也不愿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4](p.94-95)阿登纳对非中立化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而具体到联盟立场方面，他又说：“必须提防强大而又残暴的邻居，才不致使联邦共和国遭受像波、捷、匈一样的命运。我看，只有同西方国家紧密联合起来，才能防止被苏联控制。”[5](p.6)
对于西德的联盟取向，西方的态度如何呢?饱受法西斯蹂躏6年之久的西欧理所当然地具有某种恐德心理与仇德情绪。这种心理与情绪甚至不逊于对来自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惊怵。尤其是法国，她在对德问题上甚至会向东方去寻求她在西方得不到的支持。例如，戴高乐将军与外长皮杜尔曾造访莫斯科，并于1945年2月10日签订了法俄条约。[6](p.76)这一时期法国始终秉承着其对外政策中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竭力保持德国的分裂，在日耳曼人的疲惫松散中凸显法国在欧陆的领导地位。而地理上偏居一隅的英国虽身不在欧陆，却始终心系于此。战后的苏联已被英国视为是威胁到均势体系的祸首，正是这种情形使得英国的对德态度多少有点与20年代相似：既心存余悸，又恐其太弱而不能制衡欧洲。故英国在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处置上有其作为海上强国的特殊性。另一海上强国美国，在两次于最后关头干预欧战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由战前多极格局中的一员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眼见苏联势力在中东欧逐渐稳固，美国欲将德国西占区溶入西方体系，籍此继续使她充当共产主义防波堤的作用。从美、英、法三个主要西方国家对德的态度可以看到，同为海上强国的美英在对德问题上的方针与立场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而法国则不然，历史造成的积怨会对其对外关系中的理性化进程构成消极影响。
二
德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西德战后的重大外交事件，它开辟了德国外交史上的新天地。
在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关于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问题上，即已争论不休。例如，罗斯福曾赞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夷平鲁尔煤矿，使德国倒退到185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计划，但战备部长史汀生试图阻止这个计划。几经周折，最终妥协，达成了JCS1067号命令。[7](p.113)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就职后，由于其本人不谙外交，且霍普金斯重病缠身，国务卿E·斯泰提纽斯又形同陪衬，因此杜鲁门总统最初沿袭着罗斯福的大国合作立场。在波茨坦会议以前，杜鲁门曾表示，“只要还存在苏联愿意合作的一线希望，我们将反对从东西方各自立场出发的政策。”[8](p.9)但随着战后欧洲形势的变化，战时同盟关系日渐失去其当初的意义，于是在外交决策方面本已存在的纷争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1946年9月6日，时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其中说道：“在当前状况下美国的决定是，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她还应该拥有作为强大、平等伙伴的位置。”[9](p.337)这个讲话表明，此时的美国政府在德国问题上已有了不同于罗斯福时期的新变化。同时在具体政策实施上，美国逐渐有了扶植的迹象。
联邦德国建立之前，美国的扶植首先表现在重建占领区内的经济上。当记者问克莱将军什么是德国经济复苏的首要瓶颈时，克莱答道：“第一就是德国无力生产足够的食物以自给，而惟一可以向她提供食品的国家是美国。”[10](p.245)但美国对其占领区的经济支持却因为国内外多种政治因素而受到局限。直到1947年，美苏间在全球战略上的分歧愈来愈大，于是，这种矛盾伴着冷战迫近的步伐推动着美国对德政策的日益明朗。这正如德国学者G·斯韦格勒所说，“德国没有按照摩根索计划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或者被农牧化。反倒是经济的现实、政治的需要与冷战的到来共同推动了最初有关战后目标的再评估。”[11](p.6)德国不仅被纳入到由美国发起，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而且JCS1067号命令也很快被旨在恢复德国生产的JCS1779号命令所代替。这标志着美国对德政策的决定性转变。[12](p.436)
战后初期的德美关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统一，而西方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又使得美国最终下定决心在西占区建立西德国家，并以此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权宜之计。这在表面上使德国人民失去了战后初期实现统一的机会，但同时却开启了一扇通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大门。阿登纳在1949年9月20日国会的一次讲话中坦率地表明了这种心态：“我们必须意识到，德国及其人民还未获得自由，她也没有取得与其它民族平等的地位。尤其令人苦痛的是，她还被一分为二。然而我们仍很庆幸，庆幸自己终究获得了一点相对的自由。”[13](p.20)对于设在波恩的联邦政府而言，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交与安全环境也是当务之急。故而联邦德国不会放弃一切联盟义务所蕴涵的外交机遇，这一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得到体现。朝战的炮声震动了欧洲，面对所谓的可能来自苏联的攻击，仅凭在联邦德国境内的西方军队不可能长久并稳妥地维持该国的安全。据此，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成为了一项有理可依的政治主张。德国学者H·G·波特林指出：“他(指阿登纳)只是将重新武装首先视为政治条件，并十分珍视能由此获取的外交与政治杠杆作用。”[14](p.7)
而1949年4月北约建立后，美国也逐步意识到这个军事同盟若针对联邦德国并将其排除在外，则只不过是《布鲁塞尔条约》的翻版。这非但不能强化西方防务，而且可能激发德国的民族情绪。但联邦德国又不能只在中立状态下武装起来，因为这种武装若不在北约框架内，就会从实际上与心理上对西方构成不安。对此，美国学者W·F·汉利得曾说：“北约的首要意图与其说是军事威慑，毋宁说是政治保障。”[15](p.38)因为将来如果联邦德国被纳入到北约中，同时在冷战没有转变为热战时，北约的协调与制约机制所起到的对德约束作用将比抗苏功能更为明显。而在经历了一番漫长的争执之后，《巴黎协定》最终于1954年10月缔结，美国对增强联邦德国政治、军事的重要作用的外交努力才有了条约化的保障。加之战后联邦德国民主化措施的展开、马歇尔计划的惠及与由此带来的联邦德国社会经济的重构，美国就初步勾画出对德外交政策的模式。同时，联邦德国也在战后初期复杂而艰困的外交环境中，实现了对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她们由战前的竞争对象与敌手的关系换位到盟友与伙伴的角色。这种伙伴角色的建立是由于德美双方的原因。从德国方面而言，经过两次大战，德国人民已在不断反省中失去了获取强权的愿望，恰如德国史学家F·梅尼克所说，“要想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愿望，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乃是一个虚幻的景象。”[16](p.163)故而联邦德国暂时放弃了大国梦想，恪守紧随西方的立场，希望在发展与维护德美关系中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
三
在对联邦德国将在战后欧洲历史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上，美国与欧洲是有较大分歧的。但出于文化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所产生的特殊关系，英国又较多地紧趋美国身后，故法国就成了惟一在西方营垒中可造成“异调”的国家。
法国主张在约束联邦德国的前提下，推进西欧的联合，并在两极对峙中作为第三种力量崛起。但随着以“马歇尔计划”为主的多项经援对联邦德国的输血及社会市场经济在德的实施，联邦德国不仅迅速摆脱了战后初期的残败景象，社会经济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从1952年到1955年，她的资本输出增长了17倍，其中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都有大量投资。[17](p.74)而在工业投资方面，根据科隆经济研究所的资料，从1950年到1953年法国工业投资额为22542000000美元，而联邦德国则为26221000000美元。[18](p.68)这表明，联邦德国经济不仅迅速复兴，而且即便同法国相比，也大有赶超之势。法国意识到联邦德国实力上升的事实，并认识到法德接近的重要性。同时，冷战的威胁也加速了西方总体上脱离二战的敌友观念的步伐。这使得他们着力于联盟机制对联邦德国的制约，而不是将她视作两大集团间的一个中立者。以让·莫内为首的法国政府决定设法使法德关系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但法国并未直接从军政入手，而是着手于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经济合作的“外溢作用”改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扩大政治一体化。[19](p.20)其具体体现就是，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将法德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共同管理之下，史称“舒曼计划”。[20](p.201)
“舒曼计划”的实施既缓和了法德矛盾，又安抚了法国对德国军事潜力的担忧。这正如舒曼自己所言：“这样结成的生产上休戚相关的关系能够说明法德战争不仅在思想上不可能，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21](p.80)而尽管法国不情愿经济迅速复兴的联邦德国再度扮演军事强国的角色，但军事虚弱的德国又不符合冷战条件下西方防务的需求。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以有效控制与合理引导，使之对西方防务作贡献而不至于危及法国的安全。于是，在1950年10月24日，法国又提出“普利文计划”。依照“普利文计划”德国本国不得拥有军队，而只能在“欧洲军”中拥有少量德国军队。
“普利文计划”初步体现了战后初期法国的安全观念，同时它也触发了西方关于建立超国家的欧洲军队的思考，继而产生了1952年5月27日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该条约将超国家的性质写入文本，其中就有：“认为将各国防御力量集合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组织之内的人力与物力成份，在符合与军事需要的尺度下，尽可能地完成整体化，是极迅速地并且能够具有必要效力地达到这个目标的最适当的方法。”[22](p.634)因为该条约可以整饬西欧军事力量，并容纳联邦德国，这符合艾森豪威尔政府缩减在欧常规力量的意图，所以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春离开欧洲就任总统前表明了美国的立场：“除非法国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否则我是不能安心地离开北约的岗位回到美国去的。”[23](p.417)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法国为最终摆脱德国的威胁而阻挠德国单独军事化的方案，因此，无论该条约一经各国议会通过后的实际效果如何，法国同美国就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分歧依然存在，而这也立即反映在法国对这个条约的超国家性质的忧虑上。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超国家性质是法国约束联邦德国的法宝。但这种超国家性质又是历来视民族利益为至上的法国所忌讳的。不难看出，法国企图以某种条约约束联邦德国，但她自己又不愿被这种条约所束缚。对此，德国学者P·施密特曾说：“法国努力推动欧洲联合，但她又希望借此利用其余欧洲伙伴的潜力为己所用，同时则尽可能保持法兰西民族的特质与自身行动的自由。”[24](p.14)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19票反对，264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6](p.243)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还是击碎了建立欧洲军的幻想，也使得数年来解决欧洲内部军事分歧的努力宣告失败。于是，在这种情形下，一种不至于退回到事件以前，又能反映当前状况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的替代方案随之产生，这就是“北约方式”。它以《巴黎协定》的签署为标志。但“北约方式的解决”并非源于法国的容忍，而是法国民族利益至上原则的结果。
四
法美两国的龃龉是两种国家利益的冲突，它的不可调和性与长期性是联邦德国政府在处理外部事物中较为棘手的问题。不过，笔者认为，联邦德国对美关系在这一时期要重于对欧关系。阿登纳秘书A·波萍迦就曾如此回忆：“在我为联邦总理工作的这些年中，他(指阿登纳——引者)一直忧虑满怀，担心美国可能改弦易辙而采取的孤立主义，以及由此给欧洲带来的种种危险。”[25](p.67)正因如此，联邦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尤其是对法关系时，她力图回避政策与思路上的自相矛盾。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她扮演了软化美欧矛盾、平衡法美分歧的角色。
对美国而言，欧洲的衰弱、两种制度对立的事实使得她在战后，至少在初期，注定会不遗余力地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对法国而言，美苏对抗的不断消长，以及重振法国乃至欧洲民族精神的志向也会使得她竭力在战后欧洲历史舞台上掺入法兰西的变奏。法国是战后欧洲联合运动的发起国，她需要拥有强大工业潜力的联邦德国也最好如同自身一样，全力支持并参加欧洲建设。而联邦德国的地缘状况、民族性格、历史陈因及现时处境令她对待法国伸出的和解之手，诚挚地应允；面对舒曼计划，更是全力赞同。由此不仅为欧洲联合自强奏出了序曲，也为20世纪60年代法德友好合作关系定下了基调。
联邦德国位于欧洲分裂断面处。因而她的安全与利益牵涉到整个西方阵营的坚固与否。故而美国对于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并最终加入北约，从外部是不遗余力地予以促成。联邦德国也始终将对美关系列为她外交方略中的根本。因为联盟党政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战后初期美国巨大的军事潜力是包括联邦德国自身在内的整个西欧安全稳定与繁荣复兴的保障。这正如F·梅尼克所说：“要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有成效地保住自己，至少得要靠世界大国中的一个来支持。这样将是我们德国未来的命运。”[16](p.165)显而易见，这个强国是美国。联盟党政府不仅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确保自身利益，而且欲图借用与西方的紧密联盟及在冷战阴霾下的重新武装来衬托出联邦德国在战后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独特角色，继而提升自我国际地位，摆脱战败国尴尬境遇。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国力尚弱，政治影响尚微，且统一与安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出于自身利益计，她采取了兼修欧美、美国为先的策略。这一外交策略的推行是联邦德国在战后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大背景下，为了自身的军事安全、经济复兴和主权地位的恢复使然。在这一策略下，联邦德国正确处理了德法、德美关系，成为战后初期西方联盟中的重要一员。
收稿日期：2003-03-1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3年03期第51～55页
【英文标题】ATransatlanticAlternative:AComparativeCommentontheGermano-USandGermano-FrenchRelationshipsintheEarlyPostwarPeriod
WANGFei-lin/WUYou-fa
SchoolofHumanities,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王飞麟(1974—)，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2001级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史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吴友法(1948—)，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史与二战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百废待举，在外交方面则确立了一条合理路线。她由过去的自我中心的大陆国家转变为了一个溶身于西方体系、并理性地采取合作立场的新型成员。而在战后初期的西方营垒中，联邦德国始终将对美关系的完善与发展列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优先于对法关系的维护与修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她又扮演了软化美欧矛盾，平衡法美分歧的角色。 AftertheendofWorldWarⅡ，FederalRepublicofGermanywaspressedbyawiderangeofundertakings.Intheaspectofdiplomacy,sheestablishedareasonableroute,transformingherselffromthepastegocentriccontinentalpowertoanew-typedmemberwhichwasfusedintothewesternsystemandadoptedrationallyacooperativestand.Moreover,inthewesterncampoftheearlypostwarperiod,FRGconstantlysetthedevelopmentandimprovementoftheGermano-USrelationshipasthekeypointofherdiplomacy,priortothemaintenanceandmendingoftheGermano-Frenchrelationship.Andtosomeexetent,shewasplayingarolethatcouldsoftenEuro-USclashesandbridgetheFranco-USdiffrences. |
1965年，亨利·基辛格写道：“至少三百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在对历史做了一番解释后，他继续写道：“对欧洲的和平来说，德国始终不是太弱就是太强。”[1](p.178)联邦德国战后初创，其强弱与否在两极对峙的环境中更形突出。而在西方营垒中，法美两国又因各自安全利益、战略预期及历史渊源的不同，而使它们在对待德国的强弱角色、军事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态度存在差异。但联邦德国合理而有效地处理了对美对法关系，促进了自身的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与国家主权的恢复。
一
联盟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为明显的承诺形式。各国正式入盟，其目的不仅是向联盟伙伴，也是向盟外国家表明联盟内部达到了这样一种承诺程度：它远不止基于可见的国际利益。[2](p.43)就本文所要探讨的西德来说，她的联盟状况将如何呢?是紧随西方，还是选择中立呢?战后初期欧洲战略环境的变化已不容西德在联盟建构与外交方向上有自主的空间，何况西德主权地位一度因统一问题的棘手悬而未决，同时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也压缩了其余国家的战略空间。对此，K·沃尔茨就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与它们各自盟友间的巨大差距令后者的再结盟无足轻重。”[3](p.169)
故而联邦德国自建国伊始，其政府的外交方针就是非中立化的。汉斯·布亨海姆曾写道：“阿登纳不相信他的同僚们政治上的审慎小心，他甚至可以宁愿在与华约紧密联系下的统一，也不愿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4](p.94-95)阿登纳对非中立化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而具体到联盟立场方面，他又说：“必须提防强大而又残暴的邻居，才不致使联邦共和国遭受像波、捷、匈一样的命运。我看，只有同西方国家紧密联合起来，才能防止被苏联控制。”[5](p.6)
对于西德的联盟取向，西方的态度如何呢?饱受法西斯蹂躏6年之久的西欧理所当然地具有某种恐德心理与仇德情绪。这种心理与情绪甚至不逊于对来自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惊怵。尤其是法国，她在对德问题上甚至会向东方去寻求她在西方得不到的支持。例如，戴高乐将军与外长皮杜尔曾造访莫斯科，并于1945年2月10日签订了法俄条约。[6](p.76)这一时期法国始终秉承着其对外政策中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竭力保持德国的分裂，在日耳曼人的疲惫松散中凸显法国在欧陆的领导地位。而地理上偏居一隅的英国虽身不在欧陆，却始终心系于此。战后的苏联已被英国视为是威胁到均势体系的祸首，正是这种情形使得英国的对德态度多少有点与20年代相似：既心存余悸，又恐其太弱而不能制衡欧洲。故英国在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处置上有其作为海上强国的特殊性。另一海上强国美国，在两次于最后关头干预欧战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由战前多极格局中的一员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眼见苏联势力在中东欧逐渐稳固，美国欲将德国西占区溶入西方体系，籍此继续使她充当共产主义防波堤的作用。从美、英、法三个主要西方国家对德的态度可以看到，同为海上强国的美英在对德问题上的方针与立场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而法国则不然，历史造成的积怨会对其对外关系中的理性化进程构成消极影响。
二
德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西德战后的重大外交事件，它开辟了德国外交史上的新天地。
在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关于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问题上，即已争论不休。例如，罗斯福曾赞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夷平鲁尔煤矿，使德国倒退到185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计划，但战备部长史汀生试图阻止这个计划。几经周折，最终妥协，达成了JCS1067号命令。[7](p.113)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就职后，由于其本人不谙外交，且霍普金斯重病缠身，国务卿E·斯泰提纽斯又形同陪衬，因此杜鲁门总统最初沿袭着罗斯福的大国合作立场。在波茨坦会议以前，杜鲁门曾表示，“只要还存在苏联愿意合作的一线希望，我们将反对从东西方各自立场出发的政策。”[8](p.9)但随着战后欧洲形势的变化，战时同盟关系日渐失去其当初的意义，于是在外交决策方面本已存在的纷争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1946年9月6日，时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其中说道：“在当前状况下美国的决定是，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她还应该拥有作为强大、平等伙伴的位置。”[9](p.337)这个讲话表明，此时的美国政府在德国问题上已有了不同于罗斯福时期的新变化。同时在具体政策实施上，美国逐渐有了扶植的迹象。
联邦德国建立之前，美国的扶植首先表现在重建占领区内的经济上。当记者问克莱将军什么是德国经济复苏的首要瓶颈时，克莱答道：“第一就是德国无力生产足够的食物以自给，而惟一可以向她提供食品的国家是美国。”[10](p.245)但美国对其占领区的经济支持却因为国内外多种政治因素而受到局限。直到1947年，美苏间在全球战略上的分歧愈来愈大，于是，这种矛盾伴着冷战迫近的步伐推动着美国对德政策的日益明朗。这正如德国学者G·斯韦格勒所说，“德国没有按照摩根索计划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或者被农牧化。反倒是经济的现实、政治的需要与冷战的到来共同推动了最初有关战后目标的再评估。”[11](p.6)德国不仅被纳入到由美国发起，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而且JCS1067号命令也很快被旨在恢复德国生产的JCS1779号命令所代替。这标志着美国对德政策的决定性转变。[12](p.436)
战后初期的德美关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统一，而西方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又使得美国最终下定决心在西占区建立西德国家，并以此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权宜之计。这在表面上使德国人民失去了战后初期实现统一的机会，但同时却开启了一扇通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大门。阿登纳在1949年9月20日国会的一次讲话中坦率地表明了这种心态：“我们必须意识到，德国及其人民还未获得自由，她也没有取得与其它民族平等的地位。尤其令人苦痛的是，她还被一分为二。然而我们仍很庆幸，庆幸自己终究获得了一点相对的自由。”[13](p.20)对于设在波恩的联邦政府而言，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交与安全环境也是当务之急。故而联邦德国不会放弃一切联盟义务所蕴涵的外交机遇，这一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得到体现。朝战的炮声震动了欧洲，面对所谓的可能来自苏联的攻击，仅凭在联邦德国境内的西方军队不可能长久并稳妥地维持该国的安全。据此，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成为了一项有理可依的政治主张。德国学者H·G·波特林指出：“他(指阿登纳)只是将重新武装首先视为政治条件，并十分珍视能由此获取的外交与政治杠杆作用。”[14](p.7)
而1949年4月北约建立后，美国也逐步意识到这个军事同盟若针对联邦德国并将其排除在外，则只不过是《布鲁塞尔条约》的翻版。这非但不能强化西方防务，而且可能激发德国的民族情绪。但联邦德国又不能只在中立状态下武装起来，因为这种武装若不在北约框架内，就会从实际上与心理上对西方构成不安。对此，美国学者W·F·汉利得曾说：“北约的首要意图与其说是军事威慑，毋宁说是政治保障。”[15](p.38)因为将来如果联邦德国被纳入到北约中，同时在冷战没有转变为热战时，北约的协调与制约机制所起到的对德约束作用将比抗苏功能更为明显。而在经历了一番漫长的争执之后，《巴黎协定》最终于1954年10月缔结，美国对增强联邦德国政治、军事的重要作用的外交努力才有了条约化的保障。加之战后联邦德国民主化措施的展开、马歇尔计划的惠及与由此带来的联邦德国社会经济的重构，美国就初步勾画出对德外交政策的模式。同时，联邦德国也在战后初期复杂而艰困的外交环境中，实现了对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她们由战前的竞争对象与敌手的关系换位到盟友与伙伴的角色。这种伙伴角色的建立是由于德美双方的原因。从德国方面而言，经过两次大战，德国人民已在不断反省中失去了获取强权的愿望，恰如德国史学家F·梅尼克所说，“要想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愿望，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乃是一个虚幻的景象。”[16](p.163)故而联邦德国暂时放弃了大国梦想，恪守紧随西方的立场，希望在发展与维护德美关系中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
三
在对联邦德国将在战后欧洲历史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上，美国与欧洲是有较大分歧的。但出于文化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所产生的特殊关系，英国又较多地紧趋美国身后，故法国就成了惟一在西方营垒中可造成“异调”的国家。
法国主张在约束联邦德国的前提下，推进西欧的联合，并在两极对峙中作为第三种力量崛起。但随着以“马歇尔计划”为主的多项经援对联邦德国的输血及社会市场经济在德的实施，联邦德国不仅迅速摆脱了战后初期的残败景象，社会经济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从1952年到1955年，她的资本输出增长了17倍，其中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都有大量投资。[17](p.74)而在工业投资方面，根据科隆经济研究所的资料，从1950年到1953年法国工业投资额为22542000000美元，而联邦德国则为26221000000美元。[18](p.68)这表明，联邦德国经济不仅迅速复兴，而且即便同法国相比，也大有赶超之势。法国意识到联邦德国实力上升的事实，并认识到法德接近的重要性。同时，冷战的威胁也加速了西方总体上脱离二战的敌友观念的步伐。这使得他们着力于联盟机制对联邦德国的制约，而不是将她视作两大集团间的一个中立者。以让·莫内为首的法国政府决定设法使法德关系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但法国并未直接从军政入手，而是着手于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经济合作的“外溢作用”改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扩大政治一体化。[19](p.20)其具体体现就是，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将法德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共同管理之下，史称“舒曼计划”。[20](p.201)
“舒曼计划”的实施既缓和了法德矛盾，又安抚了法国对德国军事潜力的担忧。这正如舒曼自己所言：“这样结成的生产上休戚相关的关系能够说明法德战争不仅在思想上不可能，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21](p.80)而尽管法国不情愿经济迅速复兴的联邦德国再度扮演军事强国的角色，但军事虚弱的德国又不符合冷战条件下西方防务的需求。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以有效控制与合理引导，使之对西方防务作贡献而不至于危及法国的安全。于是，在1950年10月24日，法国又提出“普利文计划”。依照“普利文计划”德国本国不得拥有军队，而只能在“欧洲军”中拥有少量德国军队。
“普利文计划”初步体现了战后初期法国的安全观念，同时它也触发了西方关于建立超国家的欧洲军队的思考，继而产生了1952年5月27日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该条约将超国家的性质写入文本，其中就有：“认为将各国防御力量集合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组织之内的人力与物力成份，在符合与军事需要的尺度下，尽可能地完成整体化，是极迅速地并且能够具有必要效力地达到这个目标的最适当的方法。”[22](p.634)因为该条约可以整饬西欧军事力量，并容纳联邦德国，这符合艾森豪威尔政府缩减在欧常规力量的意图，所以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春离开欧洲就任总统前表明了美国的立场：“除非法国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否则我是不能安心地离开北约的岗位回到美国去的。”[23](p.417)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法国为最终摆脱德国的威胁而阻挠德国单独军事化的方案，因此，无论该条约一经各国议会通过后的实际效果如何，法国同美国就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分歧依然存在，而这也立即反映在法国对这个条约的超国家性质的忧虑上。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超国家性质是法国约束联邦德国的法宝。但这种超国家性质又是历来视民族利益为至上的法国所忌讳的。不难看出，法国企图以某种条约约束联邦德国，但她自己又不愿被这种条约所束缚。对此，德国学者P·施密特曾说：“法国努力推动欧洲联合，但她又希望借此利用其余欧洲伙伴的潜力为己所用，同时则尽可能保持法兰西民族的特质与自身行动的自由。”[24](p.14)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19票反对，264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6](p.243)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还是击碎了建立欧洲军的幻想，也使得数年来解决欧洲内部军事分歧的努力宣告失败。于是，在这种情形下，一种不至于退回到事件以前，又能反映当前状况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的替代方案随之产生，这就是“北约方式”。它以《巴黎协定》的签署为标志。但“北约方式的解决”并非源于法国的容忍，而是法国民族利益至上原则的结果。
四
法美两国的龃龉是两种国家利益的冲突，它的不可调和性与长期性是联邦德国政府在处理外部事物中较为棘手的问题。不过，笔者认为，联邦德国对美关系在这一时期要重于对欧关系。阿登纳秘书A·波萍迦就曾如此回忆：“在我为联邦总理工作的这些年中，他(指阿登纳——引者)一直忧虑满怀，担心美国可能改弦易辙而采取的孤立主义，以及由此给欧洲带来的种种危险。”[25](p.67)正因如此，联邦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尤其是对法关系时，她力图回避政策与思路上的自相矛盾。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她扮演了软化美欧矛盾、平衡法美分歧的角色。
对美国而言，欧洲的衰弱、两种制度对立的事实使得她在战后，至少在初期，注定会不遗余力地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对法国而言，美苏对抗的不断消长，以及重振法国乃至欧洲民族精神的志向也会使得她竭力在战后欧洲历史舞台上掺入法兰西的变奏。法国是战后欧洲联合运动的发起国，她需要拥有强大工业潜力的联邦德国也最好如同自身一样，全力支持并参加欧洲建设。而联邦德国的地缘状况、民族性格、历史陈因及现时处境令她对待法国伸出的和解之手，诚挚地应允；面对舒曼计划，更是全力赞同。由此不仅为欧洲联合自强奏出了序曲，也为20世纪60年代法德友好合作关系定下了基调。
联邦德国位于欧洲分裂断面处。因而她的安全与利益牵涉到整个西方阵营的坚固与否。故而美国对于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并最终加入北约，从外部是不遗余力地予以促成。联邦德国也始终将对美关系列为她外交方略中的根本。因为联盟党政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战后初期美国巨大的军事潜力是包括联邦德国自身在内的整个西欧安全稳定与繁荣复兴的保障。这正如F·梅尼克所说：“要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有成效地保住自己，至少得要靠世界大国中的一个来支持。这样将是我们德国未来的命运。”[16](p.165)显而易见，这个强国是美国。联盟党政府不仅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确保自身利益，而且欲图借用与西方的紧密联盟及在冷战阴霾下的重新武装来衬托出联邦德国在战后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独特角色，继而提升自我国际地位，摆脱战败国尴尬境遇。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国力尚弱，政治影响尚微，且统一与安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出于自身利益计，她采取了兼修欧美、美国为先的策略。这一外交策略的推行是联邦德国在战后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大背景下，为了自身的军事安全、经济复兴和主权地位的恢复使然。在这一策略下，联邦德国正确处理了德法、德美关系，成为战后初期西方联盟中的重要一员。
收稿日期：200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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