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学者及民众评价
吴恩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3年03期第42～47页
【英文标题】20thCenturyRussianHistory
——RussianScholarsCommentsafterthe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
WUEn-yuan
WorldHistory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吴恩远(1948-)，男，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俄罗斯/历史/苏联/学者及民众评价Russia/history/ex-SovietUnion/commentsofscholarsandmasses
中图分类号：K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3-0042-0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包括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对苏联70年历史的评价有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987年1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众所周知，其结果导致了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并对苏联解体产生了重大影响。[1]第二次发生在90年代中期，其主要特点是逐渐抛弃了那种否定一切的态度，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评价历史。[2]
本文着重介绍学者与民众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史学方法的评价。
一、史学理论与方法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史学界曾经尖锐批判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提出应当以“文明”作为标志。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过去肯定的现在就否定；凡是过去否定的东西就加以肯定，甚至一些编辑审读文章看见马列主义引文就通通删掉。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指出，现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众多关于世界发展的学说之一，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指出以经济为基础的发展前景。“文明”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文明”概念的实质是什么都还说不清。但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惟一指导思想，因此出版了以前被禁止的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等人的著作。
与过去只侧重阶级斗争史、政治史不同，史学拓宽了研究领域，如对社会史、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社会发展史中人的作用，人的精神因素，人对意识形态、对环境的反应，个人与社会、家庭的联系等。加强了经济史研究。以往只注意研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现在也研究企业家、资本家、宏观和微观经济。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也是关注焦点。俄罗斯史学界认为过去强调革命轻视改良，所谓“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把革命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近代史开端、十月革命为现代史开端。现在则加强对改良和改良家的研究，把改良视为一种独立的、重要的、必须的、有时甚至是与革命冲突的力量，而不是革命的副产品。研究俄国历史上的改良及改良家成为时髦，特别集中研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二世、三世，保罗一世时期的改良；尤其重视对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的研究。不仅研究俄国的改革，也研究罗斯福新政，研究二战后欧洲各国的改革，如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对革命不重视、不感兴趣。只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十月革命；把尼古拉二世描绘成慈善君主的化身，光明势力的化身。
对宗教和教会的作用也给以重新评价，不是像过去全盘否定宗教，而是把它看成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由于宗教在俄国当前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又出现过分夸大宗教作用的倾向。
二、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总体评价
2000年3-4月，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人论20世纪俄罗斯的命运和对新世纪的展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有14.6%的人认为20世纪俄罗斯取得的成就超过其他任何世纪，13.2%的人则认为这是俄罗斯历史最不成功和最困难的100年。但大多数人是把这两种评价结合起来：几乎2/3的人认为20世纪的俄罗斯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超过85%的人认为：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的胜利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发展具有最良好影响的时期则是工业化时期。
同样，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也存在一致的看法：这就是消除了文盲，开展了大规模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在航天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实行了免费医疗。
至于对20世纪俄罗斯其他历史时期的评价则意见不一。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者，对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时期评价较高；受教育程度低者，则较喜欢动员经济和具有平均分配趋势的时期。但不论何种教育程度的人，对于90年代的“改革”和实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给以肯定评价的都没有超过50%。认为这是以国家发生深刻的体制危机、社会政治思想处于分裂状况的特点进入俄国历史。
对20世纪初期，即尼古拉二世时期的评价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有所提高。认为当时俄罗斯引入了立宪政体的成分，在农村建立了大农庄，实行金本位制。这一时期在问卷调查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工业化时期，而居于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前。此外，群众对苏维埃时代一些历史时期的意义也给予重新审视，特别是对60年代“解冻”时期，肯定的评价达77%以上。
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在工业化时期工作最好，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最好(但超过一半的人对这一时期给国家发展所起作用的评价是否定的)。在20世纪俄罗斯既有依靠全国人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提的那些卓有成效的时期，也有那种全国人民实际上靠吃老本活着的时期：除70年代外，至少还包括目前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民不仅生活很坏，工作也不好。
90年代后半期，在群众意识里对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如果说在1995年，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赞同继续这些改革，到90年代末，超过2/3的人则一致反对它。多数人认为需要扩大调整价格的范围，重新审视私有化的后果，支持国家对企业活动的监督和恢复国家计划的成分。除此之外，超过一半的人反对自由买卖土地，近一半的人主张在外贸中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只有惟一一项经济改革的成就没有引起群众的反对：私人能够自由换取外汇。
三、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限于篇幅，本文仅能介绍对部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观点。
1.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之初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沃洛布耶夫所指出的：“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而对十月革命的浅薄认识居于主导地位”。[3]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革命发动的条件不成熟。他们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看成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件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发动革命时，对到底进行什么样性质的革命思想上认识不够，即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由于旧俄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还很大，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准备。
强调革命爆发的主观因素，否认革命的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并非惟一解决矛盾的方式，十月革命是“少数人搞的阴谋”，是一些政治团体、尤其是知识阶层所起的作用，同时反对过分夸大君主制度的危机。[4]
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即便要搞革命，也应当搞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不应当搞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十月革命”。
否定十月革命的后果，认为革命给俄国带来“悲剧性后果”，中断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沙皇专制制度的失败意味着俄罗斯的失败：尼古拉二世时期，由那些杰出政治家如维持、斯托雷平所提出的理智的、适应俄罗斯的改革方案能保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但苏联解体后的经历使俄罗斯人的思想有了变化。2001年11月7日，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独立问题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一半的俄罗斯人肯定十月革命的意义，[5]有67.6%的人仍然肯定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6]丘巴里扬院士指出，不管十月革命有什么缺点，也是20世纪一个重大事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十月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唤醒了民族解放的意识；它还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其内外政策，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7]
帕·瓦·沃洛布耶夫、弗·普·布尔塔科夫驳斥了“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的阴谋”的说法：十月革命的爆发首先是由于旧俄帝国的统治危机，即“上层”同“下层”不相容引起的。帝国危机的酝酿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但是表现形式却是猛烈的、违反社会常理的、“自发”的。可以把危机划分为几个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危机时期、政治危机时期、组织危机时期、社会危机时期、暴民政治危机时期和危机的理论复兴时期。
他们强调，实际上在1917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上层人物”的政治冲突，而是基层百姓争取生存的社会斗争。由于最高权力机构无所作为，群众的政治行为发挥了作用，因此，在分析革命事件时，应着重分析群众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个上层政治集团是“被赶下台”还是“保住地位”。[8]据统计，1907年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达197次，1914年增长到1046次；工人的则分别为：经济罢工1910年214次，政治罢工8次，1914年经济罢工上升到1370次，政治罢工达1034次，参加者达几十万。[9](P415，403)十月革命前夕，旧俄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已势在难免。因此十月革命的发生并非是少数人的阴谋，而是历史必然。
那么，为什么革命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性质上?这是因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所代表的企业主和地主试图雄心勃勃地尝试同“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现象”作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非政府途径克服这些现象。他们内心深处是想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是，1917年的客观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他们也没有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激进改革的方案。由于存在着群众极为蔑视的“资产者”即有产阶级，所以劳动群众关于平均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各政党的教条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断送了民主革命和危机“平稳”发展的机会，而且他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顺应了群众情绪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就不足为奇了[8]。
判断十月革命必要性最主要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促进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本末倒置，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理论(如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旧俄国从落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为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强大物质基础，充分证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然而过去研究十月革命也有不足的方面：列宁看到了旧俄国的落后性，发动十月革命是在一种受围困、受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得不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利用有限资源以克服“落后性”。但不能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模式化，社会主义发展应该呈现出多种模式，多样化。俄国缺乏民主传统，没有议会、多党制，革命中激进主义占上风，导致后来执政党内缺乏监督机制。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这不是十月革命直接后果，但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2.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
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在俄罗斯学界争论最多、分歧也最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联70年历史、特别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全盘否定，苏共28大决议写道：“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现正在被取消。”[10](P88)由此造成社会思想混乱。
近年来，特别是普京总统上台后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苏联历史。在一场革命和急剧的社会震荡后，俄罗斯社会失去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团体，群众成了一盘散沙，群众对那些毫无意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感到厌倦，强烈希望社会稳定和恢复秩序，甚至产生了对所谓“自由”的厌恶，渴求出现“强力的手腕”。2000年5月7日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上说道：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不明自己历史的人。我们应当知道自己的历史，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要从历史吸取教训。我们应当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11]2003年1月16日普京出访波兰前对记者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在2000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纪念碑，上面篆刻了全部在1943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奖给在卫国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苏军最高指挥官的“胜利”勋章获得者的名单，斯大林排在第一。
1999年12月21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他说，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他说，人们只注意到和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搞大清洗，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远远超过上述列举的成就。
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在当时、而且后来也影响了苏联社会发展，在俄罗斯学者看法中也是比较一致的：
(1)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主义，导致苏共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如党内一直存在着“左倾顽症”，主要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不理解工作重心应该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20年代按照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30年代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国内展开政治清洗。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严重消耗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干部资源和精神资源，摧残了知识分子队伍及其创新思维能力。苏共在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往往提不出正确战略方针，丧失发展机会。如二战后世界科技领域掀起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革命。由于苏联领导人将30年代的斯大林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化了，甚至认为电子计算机技术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没能跟上时代潮流，这也是造成苏联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
(2)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布兹加林指出，这个问题过去已经研究很多，但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性质去肯定或者否定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说清楚的。它既有社会主义性质一面，如社会平等、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以及在加强社会保障、消除失业、发展教育科技、实现劳动人民非常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等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一面，也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的一面。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苏联国内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阶层和官僚统治。上层官僚不被百姓控制，不服从百姓，实际上政权不是完全属于人民，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没有保障的，造成政权和人民的脱离。[12]
(3)经济体制的问题。斯大林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的弊端、经济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早已暴露无遗。但近年来学者们注意更多的是进一步探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实质，从理论上分析苏联社会在扭曲社会主义本质方面表现出的“超国家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等特征，以及如何使人民逐渐丧失对国有企业生产、分配的权力。历届苏联领导人拖延了早就应当实行的改革，使苏联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官僚主义的科技管理体制制约了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与美国疯狂的军备竞赛耗尽了早已不堪重负的苏联经济发展潜力，苏联无力长期承担超级大国的重负。
3.对苏联解体后果及影响的评价
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与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都是震惊世界的大事，理所当然引起俄罗斯学界重视。近年来更是出版了这方面的大量论著，以至形成学术热点。同样基于篇幅限制只能简要介绍有关苏联解体的观点。
(1)俄罗斯学者和民众对于苏联解体的评价
苏联解体初期，一些人曾预言：“这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将出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将建立一个有新的世界秩序的社会”。[13](P184)当时俄罗斯人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甚至认为苏联解体有利于俄罗斯发展。
但在1999年、2000年、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2001年12月10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亲政府的“祖国”运动甚至建立公共审判庭，欲审判导致苏联解体的罪犯。
今天大多数俄罗斯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苏联解体不仅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悲剧性阶段，也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不好影响。”[14]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列昂诺娃强调了以下事实：俄罗斯领土面积缩小，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状况；俄罗斯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减少，出海口仅仅在亚洲、太平洋才有；在克里米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丧失了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如塞瓦斯托波尔等。俄罗斯人口也减少了。而且俄罗斯民族被撕裂了，现俄罗斯人有2500万生活在原属于苏联的“外国”。
苏联解体并没有使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俄罗斯，民族冲突也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消失。
(2)苏联解体是必然的或者是可以防止的?
认为苏联必然解体的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或迟或早都会因发展缓慢而解体，苏联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解体只不过重复了历史发展类似的规律性现象。这以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诺夫为代表。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认为：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占优势的是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所以苏联这个最后的殖民帝国瓦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15](P14)另一学者索格里认为，类似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或迟或早都将解体，不管你是用“铁腕”或是“自由主义”的管理方法。所以苏联解体是历史对1917年革命后苏联产生的一个报复。[16](P100)他们认为苏联帝国的存在主要是靠专制统治维持的，而帝国和政治自由是不相容的。戈尔巴乔夫没能看到这一点，他在宣布实行政治改革时，实际上就宣布了苏联和苏共的死亡。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已经丧失了发展潜力，所以必然解体，不论有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都无法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
但很多学者认为多民族国家必然解体这种说法并无根据，比如瑞士等联邦制国家以及目前世界上许许多多民族国家都没有解体。根据苏联1986-1987年的形势看，当时是可以签定新的联盟条约的，如果戈尔巴乔夫正确地把握了时机，苏联就可以避免解体的悲剧。
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断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德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订，包括了在苏联经济体制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所以说在70-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的内容。可以说如果能实行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17]涅什科教授指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15]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
(3)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既然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那么谁应当对苏联解体负有主要责任?
一般来说，都同意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列昂诺娃指出，如果没有现实的因素，历史上的问题也不会发展成今天的情况。俄罗斯学者比较注意研究1985年至9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形势，认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当政者对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具体设想。如最先提的是建设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所谓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以后又讲抛弃社会主义原则。政策时时在变化之中，在形成新的政权之前犯了一系列错误。
中央权力的分散、软弱没有给经济发展以保证，政治权力的变化没有带来经济的变化，经济领域实行的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改革没有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9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稳定结合起来了。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布罗夫博士对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政治自由的发展，尤其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发展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基础，消除了社会有机的、相对无痛苦的发展，失去了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给活着的几代人带来苦难并使未来发展前景十分暗淡。其破坏主要表现在：在思想上使人民形成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在经济改革中造成坚信“市场自由就是一切”，由国家领导经济改革的想法遭到驳斥；在文化方面把市场自由和创作自由等同起来，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吸收”最优秀的书籍、影片和科学成果。他们以为只要推行市场和民主，国家几乎就会自动地繁荣，完全没想到在苏联这样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可能并且实际上发生了冲突。
俄罗斯学者还有一种看法：由于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而导致苏联解体。根据宪法，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共，它是政治核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苏共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国家管理的原则也是如此。苏共中央决定了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意识形态机构的活动，苏共通过其党员实现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巩固国家的核心力量已被抛在一边，90年代初叶利钦下令解散共产党，党的领导没有了，国家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没有了，地方政权不再服从中央，加之少数民族自我恢复意识兴起，转变成分裂主义。当中央政权强大时可以抑制分裂，保证多民族国家统一，中央政权被削弱，意识形态被削弱后，国家统一的基础就没有了。
叶利钦当时掌握了不仅对俄罗斯、也有对全苏联的权力，有力量阻止苏联的崩溃。但有人却使叶利钦相信：只要建立了三个斯拉夫人的、具有主权的邦联国家，其余无路可走的原加盟国家就会加入进来。[17]而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
叶利钦在导致一些地区主权化方面是有责任的。如1990年他在鞑靼斯坦说，俄罗斯可以和鞑靼斯坦签订协议，而当时鞑靼斯坦还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州。他认为在俄罗斯可以搞邦联制，可以给加入邦联的地区有能力想象那么多的自主权。[18]这是后来导致车臣、鞑靼斯坦等地区试图分裂的一个原因。
米哈伊诺夫认为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每一个领导人身后都有一股大的社会势力，这意味着群众也开始分化，形成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斗争。在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可以看到他们所代表的两股力量。政治局内部也开始分化。在政治局中民族主义取代了国际主义的思想，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趋向于以联邦党代替以前统一集中的党。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支持这种思想的。利加乔夫曾有机会端正国家航向，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党的机构拥护他。如果他能坚定地提出把党的改革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能把苏共团结起来的。但他太拘泥于遵守戈尔巴乔夫的党的纪律，以至在需要改革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酷的斗争中成了自己“正统”的思想方式的牺牲品。雷日科夫也同样如此。这些人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始终没能明白党的改革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2001年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也肯定了上述观点：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的责任。[19]
收稿日期：2003-03-0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3年03期第42～47页
【英文标题】20thCenturyRussianHistory
——RussianScholarsCommentsafterthe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
WUEn-yuan
WorldHistory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吴恩远(1948-)，男，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学者及民众对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评价，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与过去侧重于阶级斗争史和政治史不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加强了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人类学、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宗教和教会等方面的研究。在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总体评价方面认为其成就是消除了文盲，开展了大规模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在航天航空等方面取得了成就和实行了免费医疗，但对俄罗斯其他历史时期的评价则意见不一。在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对十月革命、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苏联解体及影响也都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Afterthe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commentsofRussianscholarsandmassesonthehistoryofthe20thcenturyRussianhistoryhavethefollowingfeatures:1Broadenedthescopeofhistoricalstudies;2Strengthenedtheresearchesinsocialhistory,economyhistory,culturalanthropology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revolutionandimprovement;3Reachedsomeconsensusontheachievementsinthe20thcentury;4DifferentopinionsremainontheassessmentofmajorhistoricaleventsandfiguressuchastheOctoberRevolutionandStalin. |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包括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对苏联70年历史的评价有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987年1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众所周知，其结果导致了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并对苏联解体产生了重大影响。[1]第二次发生在90年代中期，其主要特点是逐渐抛弃了那种否定一切的态度，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评价历史。[2]
本文着重介绍学者与民众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史学方法的评价。
一、史学理论与方法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史学界曾经尖锐批判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提出应当以“文明”作为标志。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过去肯定的现在就否定；凡是过去否定的东西就加以肯定，甚至一些编辑审读文章看见马列主义引文就通通删掉。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指出，现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众多关于世界发展的学说之一，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指出以经济为基础的发展前景。“文明”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文明”概念的实质是什么都还说不清。但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惟一指导思想，因此出版了以前被禁止的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等人的著作。
与过去只侧重阶级斗争史、政治史不同，史学拓宽了研究领域，如对社会史、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社会发展史中人的作用，人的精神因素，人对意识形态、对环境的反应，个人与社会、家庭的联系等。加强了经济史研究。以往只注意研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现在也研究企业家、资本家、宏观和微观经济。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也是关注焦点。俄罗斯史学界认为过去强调革命轻视改良，所谓“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把革命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近代史开端、十月革命为现代史开端。现在则加强对改良和改良家的研究，把改良视为一种独立的、重要的、必须的、有时甚至是与革命冲突的力量，而不是革命的副产品。研究俄国历史上的改良及改良家成为时髦，特别集中研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二世、三世，保罗一世时期的改良；尤其重视对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的研究。不仅研究俄国的改革，也研究罗斯福新政，研究二战后欧洲各国的改革，如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对革命不重视、不感兴趣。只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十月革命；把尼古拉二世描绘成慈善君主的化身，光明势力的化身。
对宗教和教会的作用也给以重新评价，不是像过去全盘否定宗教，而是把它看成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由于宗教在俄国当前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又出现过分夸大宗教作用的倾向。
二、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总体评价
2000年3-4月，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人论20世纪俄罗斯的命运和对新世纪的展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有14.6%的人认为20世纪俄罗斯取得的成就超过其他任何世纪，13.2%的人则认为这是俄罗斯历史最不成功和最困难的100年。但大多数人是把这两种评价结合起来：几乎2/3的人认为20世纪的俄罗斯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超过85%的人认为：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的胜利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发展具有最良好影响的时期则是工业化时期。
同样，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也存在一致的看法：这就是消除了文盲，开展了大规模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在航天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实行了免费医疗。
至于对20世纪俄罗斯其他历史时期的评价则意见不一。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者，对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时期评价较高；受教育程度低者，则较喜欢动员经济和具有平均分配趋势的时期。但不论何种教育程度的人，对于90年代的“改革”和实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给以肯定评价的都没有超过50%。认为这是以国家发生深刻的体制危机、社会政治思想处于分裂状况的特点进入俄国历史。
对20世纪初期，即尼古拉二世时期的评价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有所提高。认为当时俄罗斯引入了立宪政体的成分，在农村建立了大农庄，实行金本位制。这一时期在问卷调查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工业化时期，而居于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前。此外，群众对苏维埃时代一些历史时期的意义也给予重新审视，特别是对60年代“解冻”时期，肯定的评价达77%以上。
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在工业化时期工作最好，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最好(但超过一半的人对这一时期给国家发展所起作用的评价是否定的)。在20世纪俄罗斯既有依靠全国人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提的那些卓有成效的时期，也有那种全国人民实际上靠吃老本活着的时期：除70年代外，至少还包括目前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民不仅生活很坏，工作也不好。
90年代后半期，在群众意识里对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如果说在1995年，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赞同继续这些改革，到90年代末，超过2/3的人则一致反对它。多数人认为需要扩大调整价格的范围，重新审视私有化的后果，支持国家对企业活动的监督和恢复国家计划的成分。除此之外，超过一半的人反对自由买卖土地，近一半的人主张在外贸中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只有惟一一项经济改革的成就没有引起群众的反对：私人能够自由换取外汇。
三、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限于篇幅，本文仅能介绍对部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观点。
1.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之初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沃洛布耶夫所指出的：“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而对十月革命的浅薄认识居于主导地位”。[3]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革命发动的条件不成熟。他们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看成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件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发动革命时，对到底进行什么样性质的革命思想上认识不够，即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由于旧俄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还很大，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准备。
强调革命爆发的主观因素，否认革命的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并非惟一解决矛盾的方式，十月革命是“少数人搞的阴谋”，是一些政治团体、尤其是知识阶层所起的作用，同时反对过分夸大君主制度的危机。[4]
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即便要搞革命，也应当搞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不应当搞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十月革命”。
否定十月革命的后果，认为革命给俄国带来“悲剧性后果”，中断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沙皇专制制度的失败意味着俄罗斯的失败：尼古拉二世时期，由那些杰出政治家如维持、斯托雷平所提出的理智的、适应俄罗斯的改革方案能保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但苏联解体后的经历使俄罗斯人的思想有了变化。2001年11月7日，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独立问题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一半的俄罗斯人肯定十月革命的意义，[5]有67.6%的人仍然肯定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6]丘巴里扬院士指出，不管十月革命有什么缺点，也是20世纪一个重大事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十月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唤醒了民族解放的意识；它还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其内外政策，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7]
帕·瓦·沃洛布耶夫、弗·普·布尔塔科夫驳斥了“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的阴谋”的说法：十月革命的爆发首先是由于旧俄帝国的统治危机，即“上层”同“下层”不相容引起的。帝国危机的酝酿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但是表现形式却是猛烈的、违反社会常理的、“自发”的。可以把危机划分为几个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危机时期、政治危机时期、组织危机时期、社会危机时期、暴民政治危机时期和危机的理论复兴时期。
他们强调，实际上在1917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上层人物”的政治冲突，而是基层百姓争取生存的社会斗争。由于最高权力机构无所作为，群众的政治行为发挥了作用，因此，在分析革命事件时，应着重分析群众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个上层政治集团是“被赶下台”还是“保住地位”。[8]据统计，1907年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达197次，1914年增长到1046次；工人的则分别为：经济罢工1910年214次，政治罢工8次，1914年经济罢工上升到1370次，政治罢工达1034次，参加者达几十万。[9](P415，403)十月革命前夕，旧俄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已势在难免。因此十月革命的发生并非是少数人的阴谋，而是历史必然。
那么，为什么革命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性质上?这是因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所代表的企业主和地主试图雄心勃勃地尝试同“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现象”作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非政府途径克服这些现象。他们内心深处是想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是，1917年的客观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他们也没有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激进改革的方案。由于存在着群众极为蔑视的“资产者”即有产阶级，所以劳动群众关于平均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各政党的教条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断送了民主革命和危机“平稳”发展的机会，而且他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顺应了群众情绪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就不足为奇了[8]。
判断十月革命必要性最主要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促进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本末倒置，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理论(如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旧俄国从落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为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强大物质基础，充分证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然而过去研究十月革命也有不足的方面：列宁看到了旧俄国的落后性，发动十月革命是在一种受围困、受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得不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利用有限资源以克服“落后性”。但不能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模式化，社会主义发展应该呈现出多种模式，多样化。俄国缺乏民主传统，没有议会、多党制，革命中激进主义占上风，导致后来执政党内缺乏监督机制。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这不是十月革命直接后果，但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2.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
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在俄罗斯学界争论最多、分歧也最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联70年历史、特别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全盘否定，苏共28大决议写道：“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现正在被取消。”[10](P88)由此造成社会思想混乱。
近年来，特别是普京总统上台后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苏联历史。在一场革命和急剧的社会震荡后，俄罗斯社会失去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团体，群众成了一盘散沙，群众对那些毫无意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感到厌倦，强烈希望社会稳定和恢复秩序，甚至产生了对所谓“自由”的厌恶，渴求出现“强力的手腕”。2000年5月7日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上说道：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不明自己历史的人。我们应当知道自己的历史，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要从历史吸取教训。我们应当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11]2003年1月16日普京出访波兰前对记者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在2000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纪念碑，上面篆刻了全部在1943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奖给在卫国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苏军最高指挥官的“胜利”勋章获得者的名单，斯大林排在第一。
1999年12月21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他说，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他说，人们只注意到和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搞大清洗，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远远超过上述列举的成就。
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在当时、而且后来也影响了苏联社会发展，在俄罗斯学者看法中也是比较一致的：
(1)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主义，导致苏共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如党内一直存在着“左倾顽症”，主要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不理解工作重心应该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20年代按照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30年代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国内展开政治清洗。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严重消耗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干部资源和精神资源，摧残了知识分子队伍及其创新思维能力。苏共在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往往提不出正确战略方针，丧失发展机会。如二战后世界科技领域掀起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革命。由于苏联领导人将30年代的斯大林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化了，甚至认为电子计算机技术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没能跟上时代潮流，这也是造成苏联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
(2)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布兹加林指出，这个问题过去已经研究很多，但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性质去肯定或者否定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说清楚的。它既有社会主义性质一面，如社会平等、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以及在加强社会保障、消除失业、发展教育科技、实现劳动人民非常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等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一面，也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的一面。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苏联国内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阶层和官僚统治。上层官僚不被百姓控制，不服从百姓，实际上政权不是完全属于人民，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没有保障的，造成政权和人民的脱离。[12]
(3)经济体制的问题。斯大林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的弊端、经济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早已暴露无遗。但近年来学者们注意更多的是进一步探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实质，从理论上分析苏联社会在扭曲社会主义本质方面表现出的“超国家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等特征，以及如何使人民逐渐丧失对国有企业生产、分配的权力。历届苏联领导人拖延了早就应当实行的改革，使苏联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官僚主义的科技管理体制制约了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与美国疯狂的军备竞赛耗尽了早已不堪重负的苏联经济发展潜力，苏联无力长期承担超级大国的重负。
3.对苏联解体后果及影响的评价
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与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都是震惊世界的大事，理所当然引起俄罗斯学界重视。近年来更是出版了这方面的大量论著，以至形成学术热点。同样基于篇幅限制只能简要介绍有关苏联解体的观点。
(1)俄罗斯学者和民众对于苏联解体的评价
苏联解体初期，一些人曾预言：“这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将出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将建立一个有新的世界秩序的社会”。[13](P184)当时俄罗斯人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甚至认为苏联解体有利于俄罗斯发展。
但在1999年、2000年、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2001年12月10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亲政府的“祖国”运动甚至建立公共审判庭，欲审判导致苏联解体的罪犯。
今天大多数俄罗斯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苏联解体不仅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悲剧性阶段，也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不好影响。”[14]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列昂诺娃强调了以下事实：俄罗斯领土面积缩小，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状况；俄罗斯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减少，出海口仅仅在亚洲、太平洋才有；在克里米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丧失了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如塞瓦斯托波尔等。俄罗斯人口也减少了。而且俄罗斯民族被撕裂了，现俄罗斯人有2500万生活在原属于苏联的“外国”。
苏联解体并没有使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俄罗斯，民族冲突也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消失。
(2)苏联解体是必然的或者是可以防止的?
认为苏联必然解体的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或迟或早都会因发展缓慢而解体，苏联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解体只不过重复了历史发展类似的规律性现象。这以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诺夫为代表。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认为：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占优势的是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所以苏联这个最后的殖民帝国瓦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15](P14)另一学者索格里认为，类似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或迟或早都将解体，不管你是用“铁腕”或是“自由主义”的管理方法。所以苏联解体是历史对1917年革命后苏联产生的一个报复。[16](P100)他们认为苏联帝国的存在主要是靠专制统治维持的，而帝国和政治自由是不相容的。戈尔巴乔夫没能看到这一点，他在宣布实行政治改革时，实际上就宣布了苏联和苏共的死亡。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已经丧失了发展潜力，所以必然解体，不论有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都无法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
但很多学者认为多民族国家必然解体这种说法并无根据，比如瑞士等联邦制国家以及目前世界上许许多多民族国家都没有解体。根据苏联1986-1987年的形势看，当时是可以签定新的联盟条约的，如果戈尔巴乔夫正确地把握了时机，苏联就可以避免解体的悲剧。
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断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德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订，包括了在苏联经济体制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所以说在70-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的内容。可以说如果能实行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17]涅什科教授指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15]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
(3)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既然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那么谁应当对苏联解体负有主要责任?
一般来说，都同意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列昂诺娃指出，如果没有现实的因素，历史上的问题也不会发展成今天的情况。俄罗斯学者比较注意研究1985年至9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形势，认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当政者对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具体设想。如最先提的是建设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所谓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以后又讲抛弃社会主义原则。政策时时在变化之中，在形成新的政权之前犯了一系列错误。
中央权力的分散、软弱没有给经济发展以保证，政治权力的变化没有带来经济的变化，经济领域实行的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改革没有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9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稳定结合起来了。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布罗夫博士对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政治自由的发展，尤其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发展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基础，消除了社会有机的、相对无痛苦的发展，失去了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给活着的几代人带来苦难并使未来发展前景十分暗淡。其破坏主要表现在：在思想上使人民形成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在经济改革中造成坚信“市场自由就是一切”，由国家领导经济改革的想法遭到驳斥；在文化方面把市场自由和创作自由等同起来，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吸收”最优秀的书籍、影片和科学成果。他们以为只要推行市场和民主，国家几乎就会自动地繁荣，完全没想到在苏联这样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可能并且实际上发生了冲突。
俄罗斯学者还有一种看法：由于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而导致苏联解体。根据宪法，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共，它是政治核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苏共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国家管理的原则也是如此。苏共中央决定了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意识形态机构的活动，苏共通过其党员实现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巩固国家的核心力量已被抛在一边，90年代初叶利钦下令解散共产党，党的领导没有了，国家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没有了，地方政权不再服从中央，加之少数民族自我恢复意识兴起，转变成分裂主义。当中央政权强大时可以抑制分裂，保证多民族国家统一，中央政权被削弱，意识形态被削弱后，国家统一的基础就没有了。
叶利钦当时掌握了不仅对俄罗斯、也有对全苏联的权力，有力量阻止苏联的崩溃。但有人却使叶利钦相信：只要建立了三个斯拉夫人的、具有主权的邦联国家，其余无路可走的原加盟国家就会加入进来。[17]而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
叶利钦在导致一些地区主权化方面是有责任的。如1990年他在鞑靼斯坦说，俄罗斯可以和鞑靼斯坦签订协议，而当时鞑靼斯坦还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州。他认为在俄罗斯可以搞邦联制，可以给加入邦联的地区有能力想象那么多的自主权。[18]这是后来导致车臣、鞑靼斯坦等地区试图分裂的一个原因。
米哈伊诺夫认为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每一个领导人身后都有一股大的社会势力，这意味着群众也开始分化，形成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斗争。在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可以看到他们所代表的两股力量。政治局内部也开始分化。在政治局中民族主义取代了国际主义的思想，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趋向于以联邦党代替以前统一集中的党。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支持这种思想的。利加乔夫曾有机会端正国家航向，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党的机构拥护他。如果他能坚定地提出把党的改革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能把苏共团结起来的。但他太拘泥于遵守戈尔巴乔夫的党的纪律，以至在需要改革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酷的斗争中成了自己“正统”的思想方式的牺牲品。雷日科夫也同样如此。这些人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始终没能明白党的改革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2001年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也肯定了上述观点：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的责任。[19]
收稿日期：200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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