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现状与前景(六篇)
近年来我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徐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3年02期第30～50页
【英文标题】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ive(6 Essays)
【作者简介】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编 者 按】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史学界，如何对世界史学科的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审视，如何对 其发展趋向作一理性的前瞻，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对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将有助于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探讨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新路径。为此 ，本刊邀请部分首都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此发表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回应。他们所撰 写的以下一组稿件，从各自的切入点着手，或就国内的某一有关领域的学术动态进行了 认真的梳理，并就如何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展开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看法；或 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学术界众说纷纭，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没有众所聚焦的视角，也没有 众所认同的权威性结论。但广大史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无疑将促进我国世界史研究的 深化与拓展，而这正是本刊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2-0043-05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前苏联史学以及国内外政治发展的影响，因此，从比较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中国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愈加紧密，经济的发展使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料越来越便捷，学术研究环境的宽松使对外 交流的渠道多样化且越来越频繁，这一切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 件，而致力于这一研究的学者们的学术道德、学术功底与学术规范，则是这20多年来我 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内在动力。
从研究状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研究的起步阶段，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则是 新成果不断面世的阶段。一方面这些成果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的问题与国内外发生 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学者们通过对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探讨，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深 切关怀。另一方面，尽管著述颇多，但是依笔者看来，真正在资料、观点或方法论方面 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成果，主要是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研 究，以及冷战史研究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下面就笔者所见，择其要者分别予以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具有交叉性 ，因此本文将它们划入某一方面主要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利用原始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和国际学术界的研究 成果，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国外交政策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编辑了有关的历史文件资料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史研究会于1985年和1986年编写的两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文集》，分别由三联书店和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室于1986年编写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 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9)》和李巨廉、潘人杰：《第二次世 界大战》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和1990年出版。)。进入90年代以来，有 关二战的研究仍然在8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绥靖政策研究
作为二战前史中的重大问题，绥靖政策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齐世荣主编的论文集是对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研 究的一次小结(注：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该书对英法绥靖政策的起源、实施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绥靖政策”一词的 含义给予辨析。另外，徐蓝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揭示了30年代英国在远东对日本实行 的绥靖政策，以及英国在东西方实行这一政策的异同。武寅则从日本如何利用绥靖政策 步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 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5年。)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研究，尽管在原始资 料的运用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研究的视野上仍缺乏一定的宏观性，即缺乏 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也是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存在差距的地方。 实际上，当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这一命题时，其中的重要 一点就是二战与一战在因果关系上的继承性。目前已有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对一战后以凡 尔赛体系为代表的和平安排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探讨。( 注：参见徐蓝：《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齐世荣、廖学盛主编：《 20世纪的历史巨变》，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苏联在这一时期实行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 法。孙红旗和崔剑明确提出苏联对纵容法西斯侵略扩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同样 是绥靖大国。李嘉谷则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对二战胜利具有全局意义，但其所附宣言书则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吴伟利用新解密的苏联档案，详细探讨了二战期间苏联对波兰的 政策。(注：孙红旗：《苏联与绥靖政策》，《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崔剑：《 论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对欧洲政策的嬗变及影响》，《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李 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吴伟：《苏联与“ 波兰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但是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尽管冷战结束 后苏联的原始档案已陆续面世，不过有关20-30年代的资料仍然不易获得，因此关于苏 联外交政策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空白点与不足之处。
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外交与战略研究
从军事外交和战略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90年代以来我国研究 的较新领域。一些学者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分别就美英为协调战略而进行的参谋会 谈，美国战争计划不断从太平洋向大西洋的转变过程，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与其全球战 略的关系，美国战略中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使用原子弹的战略考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 讨。(注：徐蓝：《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从“ADB ”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评1938年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 盛顿之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 》，《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熊伟民：《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 997年。韩永利：《“先欧后亚”战略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远东政策》，《武汉 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和原子弹的使用》， 《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除了美国、德国之外的二战中的其他主要参战大国的外交 文件没有公开出版(如英国出版的外交文件DBFP只包括1919-1939年的部分，没有1939-1 945年的外交政策文件，而且尚未出齐)，或仅残存部分文件(如法国)，因此使中国学者 在获得原始资料方面有很大困难，这也是造成中国学者对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的研究相 当薄弱的主要原因。不过，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变化，美国Lexis-Nexis出版公 司(原名为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UPA，美国大学出版公司)于1999年 出版了二战时期的英国外交部机密档案(P.普雷斯顿和M.帕特里奇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件》，第3部分：1940年—1945年，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Ⅲ:from 1940 through 1945.简写为BDFA)，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方便。
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等人重 点讨论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关系，认为国民政府制定并贯彻了力求多寻友国， 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务实外交政策，体现了弱国 外交的特点。王真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战略以及对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 (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 995年。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5年。)任东来和吴景平分别透过美国对华援助来观察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前者指出美 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后者则具体说明中国在获得租 借援助的同时，对美国作出的回惠租借援助的代价也相当巨大。(注：任东来：《争吵 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吴景平：《抗战 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在中英关系方面，李世安专门 研究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再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揭露了英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并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战后英国政策的变化及其历史 作用。(注：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
我国学者一直重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众多。如果大致分类，可以分为对中 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考察，以及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的探讨。
1.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在中美关系的通史类著作方面，陶文钊利用大量已经公开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对191 1-1972年的中美关系给以了较为详细的勾勒。(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年。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9年。)
在专史的研究方面，王立新对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内政 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注：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 现代化》和《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和2000年出版。)
资中筠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美国对华关系 给以论述的学者，对开启国人对美国决策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牛军通过对赫尔利和马 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所包含的实力与目标之间的差距这一根 本矛盾，系统地探讨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 缘起与发展。时殷弘将目光投向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说明造成新中国建国之初中 美关系就处于敌对状态的主要责任在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林利民把朝鲜战争前后 的美国对华政策置于美国的整个远东战略和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进行了纵深探讨。(注 ：资中筠：《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200 0年以《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为书名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再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9年，1992年再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 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贾庆国研究了5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寻求的“和解”与“共处”，并认为美国政府的反 华反共政策是两国关系未能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方面也有一定的责任。苏格 详细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国的海外学子也在国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 们在尽量吸收美国学术界近20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并通过自己特殊的视 角，参与了我国对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讨论与对话。其中邓鹏、李小兵、刘国力 从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出发，考察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基础、政 府机构和具体操作程序，并重点对二战后至世纪之交的美国外交和美中关系中的一些至 关重要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了探讨。郝雨凡也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整个制定过程出发 ，通过研究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各届政府主要对华政策的产生过程以及影响该过程的众 多因素，在理论上探讨美国的内部机制在对华政策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注：邓鹏、 李小兵、刘国力：《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0年。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 年。)
2.美国外交政策研究
在关于美国外交的通史方面，杨生茂和王玮分别主编了19世纪—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外 交政策史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史；资中筠主编了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 外交政策史。(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资中筠 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史论述方面，李庆余勾勒了美国外交从传统的孤立主义向全球主 义的演变过程；华庆昭对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蔡佳禾对艾森豪威尔政府 的东亚政策作出了全方位研究；时殷弘对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和军事干涉以及尼克松主义 作出了国内学者的第一次系统探讨；赵学功对二战结束后半个世纪的美国东亚政策的发 展轨迹进行了论述。(注：李庆余：《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大学 出版社1990年。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策的东亚政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和《尼克松主义》， 分别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1984年出版。赵学功：《巨大的转 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另外，王晓德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对美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解构；韩莉从传统与现实相冲 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政策从提出到失败的过程；周琪、王缉思 和李世安等人从传统、政策实施、国内外政治因素、美国的全球战略等方面，以及具体 从美国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的角度对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进行了研究；刘建飞则从美国 的反共的意识形态角度，重点论述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注：王 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和《美国文化与外交》，分别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5年和2000年出版。韩莉：《新外交·旧 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同心出版社2002年。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 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 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李世安：《评美国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与人权外 交》，《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 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尽管涵盖了20世纪的整个时间段，但最重要也是最多的研究成果 基本上是限于美国档案的解密期，即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学者获得资料的条件大大优 于国内学者，故不包括在内)。它说明国内学术界对利用原始档案资料撰写高水平的国 际关系史已形成共识。当然，政府档案作为历史的见证，仍然有它的局限性，不能认为 那就是全部历史的客观依据，更何况对如此浩瀚的档案文件进行取舍，也必须依靠作者 的主观判断。
三、冷战史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档案以及各国档案的不断解密，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国际史的 研究又有较大进展。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力图作出自己的贡献， 90年代以来已经发表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著。
白建才和黄正柏分别撰写了关于冷战的通史性著作。(注：白建才：《美苏冷战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在专史方面，张小明对凯南的遏制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战争与和平为主线，分 专题讨论了冷战史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时殷弘认为，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张盛发利用大量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对苏联在冷战爆发中所起到的不 可推卸的责任进行了阐述。李春放探讨了二战中及战后大国围绕伊朗的争夺与冷战爆发 之间的关系。(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和《冷战及其遗产》，分别 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和1994年出版。时殷弘：《美苏从合 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0年。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在经济冷战方面，崔丕的专著利用多国档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巴统组织、 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史的研究，全面揭示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冷战战略。(注：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0年。)
关于美国对苏东国家的政策，时殷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 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变战略”、“解放政策”和“演变而非革命”政策之间的继承 关系，以及这些政策的具体运用。(注：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冷战时期 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促进苏东变革 ——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美国与苏共二 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美国与南斯拉夫50年代初内政改革方向问 题》，《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苏联东欧内部变化与美国的政策》，《世界 历史》1997年第6期。《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前文提到的一些有关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也属于冷战研究的范围。)
有关冷战中的中苏关系方面，杨奎松根据大量有关的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对毛 泽东及其中共与斯大林和苏共的关系作出了历史的评述；沈志华则根据最新解密的苏联 档案，对朝鲜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进行了专题探讨。(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 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 最高机密档案》和《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分别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和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出，20年来我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极为活跃 ，并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根本性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1)积极关 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不断补充到国内的研究领域中，力 争使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2)积 极提倡并致力于撰写史料基础扎实，论点比较中肯的“功底型”论著，以实际行动对某 些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予以否定。(3)一批学者逐步确定了自己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重点 ，并能够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多层面的背景思考。
但是不容否认，从研究的整体来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 的深度不够。一些文章在知识基础、资料搜集、理论修养方面的积累不够，因此或大而 空，或论证不充分，或低水平重复，或资料和观点都较陈旧，难以达到学术研究既要继 承也要创新的标准。(2)研究的内容较窄。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仍以政治层面上的研 究为主，从经济、军事、宗教、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分别或综合论述国际关系 发展的论著仍为少数，在这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3)研究的方法仍然 以实证为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同时，除少数学者之外 ，较少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缺乏国际关系方面的跨 学科研究。例如，用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史，在国际学术界很 常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它有助于研究的深化。而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 相当薄弱，不过也已经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成果。(注：时殷弘的《新 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20世纪的国际 关系进行解构的新成果。)(4)缺乏对国际关系史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20世纪的 一些重大问题的系统探讨。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关 系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内部的关系问题，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问 题，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关 系演变问题，文化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自然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后冷 战国际关系发展趋势问题，等等。
新的世纪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关系的史料，浩如烟海，如 何从这些史料中找出最有价值的史料研究问题，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与此同 时，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还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因此研究者 必须具有更为宏观的视野，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思考和分析能力，以及运用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不仅会更加清晰地透 视与再现20世纪这个刚刚逝去、变化最大最快的世纪，为21世纪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背 景资料与历史借鉴，而且也是中国历代史学家要求治史者所应具备的“史家四长”，即 “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具体体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3年02期第30～50页
【英文标题】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ive(6 Essays)
【作者简介】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 【内容提要】 | The Editor's Note:In the new century scholars of history are concerned about an accurate evalu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nd a reasonable pro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is conducive to both concerns.For this purpose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journal has invited some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higher educations institutions to air their views on this question.There is neither consensus nor focuses in the following 6 essays but they throw ligh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e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前苏联史学以及国内外政治发展的影响，因此，从比较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中国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愈加紧密，经济的发展使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料越来越便捷，学术研究环境的宽松使对外 交流的渠道多样化且越来越频繁，这一切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 件，而致力于这一研究的学者们的学术道德、学术功底与学术规范，则是这20多年来我 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内在动力。
从研究状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研究的起步阶段，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则是 新成果不断面世的阶段。一方面这些成果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的问题与国内外发生 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学者们通过对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探讨，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深 切关怀。另一方面，尽管著述颇多，但是依笔者看来，真正在资料、观点或方法论方面 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成果，主要是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研 究，以及冷战史研究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下面就笔者所见，择其要者分别予以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具有交叉性 ，因此本文将它们划入某一方面主要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利用原始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和国际学术界的研究 成果，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国外交政策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编辑了有关的历史文件资料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史研究会于1985年和1986年编写的两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文集》，分别由三联书店和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室于1986年编写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 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9)》和李巨廉、潘人杰：《第二次世 界大战》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和1990年出版。)。进入90年代以来，有 关二战的研究仍然在8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绥靖政策研究
作为二战前史中的重大问题，绥靖政策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齐世荣主编的论文集是对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研 究的一次小结(注：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该书对英法绥靖政策的起源、实施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绥靖政策”一词的 含义给予辨析。另外，徐蓝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揭示了30年代英国在远东对日本实行 的绥靖政策，以及英国在东西方实行这一政策的异同。武寅则从日本如何利用绥靖政策 步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 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5年。)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研究，尽管在原始资 料的运用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研究的视野上仍缺乏一定的宏观性，即缺乏 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也是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存在差距的地方。 实际上，当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这一命题时，其中的重要 一点就是二战与一战在因果关系上的继承性。目前已有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对一战后以凡 尔赛体系为代表的和平安排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探讨。( 注：参见徐蓝：《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齐世荣、廖学盛主编：《 20世纪的历史巨变》，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苏联在这一时期实行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 法。孙红旗和崔剑明确提出苏联对纵容法西斯侵略扩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同样 是绥靖大国。李嘉谷则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对二战胜利具有全局意义，但其所附宣言书则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吴伟利用新解密的苏联档案，详细探讨了二战期间苏联对波兰的 政策。(注：孙红旗：《苏联与绥靖政策》，《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崔剑：《 论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对欧洲政策的嬗变及影响》，《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李 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吴伟：《苏联与“ 波兰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但是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尽管冷战结束 后苏联的原始档案已陆续面世，不过有关20-30年代的资料仍然不易获得，因此关于苏 联外交政策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空白点与不足之处。
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外交与战略研究
从军事外交和战略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90年代以来我国研究 的较新领域。一些学者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分别就美英为协调战略而进行的参谋会 谈，美国战争计划不断从太平洋向大西洋的转变过程，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与其全球战 略的关系，美国战略中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使用原子弹的战略考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 讨。(注：徐蓝：《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从“ADB ”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评1938年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 盛顿之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 》，《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熊伟民：《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 997年。韩永利：《“先欧后亚”战略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远东政策》，《武汉 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和原子弹的使用》， 《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除了美国、德国之外的二战中的其他主要参战大国的外交 文件没有公开出版(如英国出版的外交文件DBFP只包括1919-1939年的部分，没有1939-1 945年的外交政策文件，而且尚未出齐)，或仅残存部分文件(如法国)，因此使中国学者 在获得原始资料方面有很大困难，这也是造成中国学者对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的研究相 当薄弱的主要原因。不过，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变化，美国Lexis-Nexis出版公 司(原名为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UPA，美国大学出版公司)于1999年 出版了二战时期的英国外交部机密档案(P.普雷斯顿和M.帕特里奇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件》，第3部分：1940年—1945年，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Ⅲ:from 1940 through 1945.简写为BDFA)，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方便。
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等人重 点讨论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关系，认为国民政府制定并贯彻了力求多寻友国， 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务实外交政策，体现了弱国 外交的特点。王真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战略以及对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 (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 995年。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5年。)任东来和吴景平分别透过美国对华援助来观察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前者指出美 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后者则具体说明中国在获得租 借援助的同时，对美国作出的回惠租借援助的代价也相当巨大。(注：任东来：《争吵 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吴景平：《抗战 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在中英关系方面，李世安专门 研究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再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揭露了英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并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战后英国政策的变化及其历史 作用。(注：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
我国学者一直重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众多。如果大致分类，可以分为对中 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考察，以及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的探讨。
1.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在中美关系的通史类著作方面，陶文钊利用大量已经公开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对191 1-1972年的中美关系给以了较为详细的勾勒。(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年。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9年。)
在专史的研究方面，王立新对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内政 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注：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 现代化》和《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和2000年出版。)
资中筠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美国对华关系 给以论述的学者，对开启国人对美国决策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牛军通过对赫尔利和马 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所包含的实力与目标之间的差距这一根 本矛盾，系统地探讨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 缘起与发展。时殷弘将目光投向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说明造成新中国建国之初中 美关系就处于敌对状态的主要责任在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林利民把朝鲜战争前后 的美国对华政策置于美国的整个远东战略和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进行了纵深探讨。(注 ：资中筠：《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200 0年以《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为书名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再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9年，1992年再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 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贾庆国研究了5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寻求的“和解”与“共处”，并认为美国政府的反 华反共政策是两国关系未能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方面也有一定的责任。苏格 详细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国的海外学子也在国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 们在尽量吸收美国学术界近20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并通过自己特殊的视 角，参与了我国对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讨论与对话。其中邓鹏、李小兵、刘国力 从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出发，考察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基础、政 府机构和具体操作程序，并重点对二战后至世纪之交的美国外交和美中关系中的一些至 关重要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了探讨。郝雨凡也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整个制定过程出发 ，通过研究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各届政府主要对华政策的产生过程以及影响该过程的众 多因素，在理论上探讨美国的内部机制在对华政策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注：邓鹏、 李小兵、刘国力：《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0年。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 年。)
2.美国外交政策研究
在关于美国外交的通史方面，杨生茂和王玮分别主编了19世纪—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外 交政策史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史；资中筠主编了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 外交政策史。(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资中筠 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史论述方面，李庆余勾勒了美国外交从传统的孤立主义向全球主 义的演变过程；华庆昭对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蔡佳禾对艾森豪威尔政府 的东亚政策作出了全方位研究；时殷弘对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和军事干涉以及尼克松主义 作出了国内学者的第一次系统探讨；赵学功对二战结束后半个世纪的美国东亚政策的发 展轨迹进行了论述。(注：李庆余：《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大学 出版社1990年。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策的东亚政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和《尼克松主义》， 分别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1984年出版。赵学功：《巨大的转 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另外，王晓德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对美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解构；韩莉从传统与现实相冲 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政策从提出到失败的过程；周琪、王缉思 和李世安等人从传统、政策实施、国内外政治因素、美国的全球战略等方面，以及具体 从美国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的角度对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进行了研究；刘建飞则从美国 的反共的意识形态角度，重点论述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注：王 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和《美国文化与外交》，分别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5年和2000年出版。韩莉：《新外交·旧 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同心出版社2002年。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 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 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李世安：《评美国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与人权外 交》，《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 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尽管涵盖了20世纪的整个时间段，但最重要也是最多的研究成果 基本上是限于美国档案的解密期，即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学者获得资料的条件大大优 于国内学者，故不包括在内)。它说明国内学术界对利用原始档案资料撰写高水平的国 际关系史已形成共识。当然，政府档案作为历史的见证，仍然有它的局限性，不能认为 那就是全部历史的客观依据，更何况对如此浩瀚的档案文件进行取舍，也必须依靠作者 的主观判断。
三、冷战史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档案以及各国档案的不断解密，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国际史的 研究又有较大进展。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力图作出自己的贡献， 90年代以来已经发表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著。
白建才和黄正柏分别撰写了关于冷战的通史性著作。(注：白建才：《美苏冷战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在专史方面，张小明对凯南的遏制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战争与和平为主线，分 专题讨论了冷战史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时殷弘认为，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张盛发利用大量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对苏联在冷战爆发中所起到的不 可推卸的责任进行了阐述。李春放探讨了二战中及战后大国围绕伊朗的争夺与冷战爆发 之间的关系。(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和《冷战及其遗产》，分别 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和1994年出版。时殷弘：《美苏从合 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0年。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在经济冷战方面，崔丕的专著利用多国档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巴统组织、 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史的研究，全面揭示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冷战战略。(注：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0年。)
关于美国对苏东国家的政策，时殷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 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变战略”、“解放政策”和“演变而非革命”政策之间的继承 关系，以及这些政策的具体运用。(注：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冷战时期 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促进苏东变革 ——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美国与苏共二 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美国与南斯拉夫50年代初内政改革方向问 题》，《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苏联东欧内部变化与美国的政策》，《世界 历史》1997年第6期。《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前文提到的一些有关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也属于冷战研究的范围。)
有关冷战中的中苏关系方面，杨奎松根据大量有关的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对毛 泽东及其中共与斯大林和苏共的关系作出了历史的评述；沈志华则根据最新解密的苏联 档案，对朝鲜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进行了专题探讨。(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 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 最高机密档案》和《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分别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和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出，20年来我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极为活跃 ，并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根本性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1)积极关 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不断补充到国内的研究领域中，力 争使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2)积 极提倡并致力于撰写史料基础扎实，论点比较中肯的“功底型”论著，以实际行动对某 些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予以否定。(3)一批学者逐步确定了自己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重点 ，并能够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多层面的背景思考。
但是不容否认，从研究的整体来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 的深度不够。一些文章在知识基础、资料搜集、理论修养方面的积累不够，因此或大而 空，或论证不充分，或低水平重复，或资料和观点都较陈旧，难以达到学术研究既要继 承也要创新的标准。(2)研究的内容较窄。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仍以政治层面上的研 究为主，从经济、军事、宗教、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分别或综合论述国际关系 发展的论著仍为少数，在这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3)研究的方法仍然 以实证为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同时，除少数学者之外 ，较少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缺乏国际关系方面的跨 学科研究。例如，用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史，在国际学术界很 常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它有助于研究的深化。而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 相当薄弱，不过也已经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成果。(注：时殷弘的《新 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20世纪的国际 关系进行解构的新成果。)(4)缺乏对国际关系史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20世纪的 一些重大问题的系统探讨。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关 系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内部的关系问题，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问 题，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关 系演变问题，文化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自然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后冷 战国际关系发展趋势问题，等等。
新的世纪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关系的史料，浩如烟海，如 何从这些史料中找出最有价值的史料研究问题，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与此同 时，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还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因此研究者 必须具有更为宏观的视野，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思考和分析能力，以及运用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不仅会更加清晰地透 视与再现20世纪这个刚刚逝去、变化最大最快的世纪，为21世纪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背 景资料与历史借鉴，而且也是中国历代史学家要求治史者所应具备的“史家四长”，即 “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