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现状与前景(六篇)
借鉴与创新：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孟广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3年02期第30～50页
【英文标题】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ive(6 Essays)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2
【编 者 按】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史学界，如何对世界史学科的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审视，如何对 其发展趋向作一理性的前瞻，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对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将有助于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探讨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新路径。为此 ，本刊邀请部分首都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此发表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回应。他们所撰 写的以下一组稿件，从各自的切入点着手，或就国内的某一有关领域的学术动态进行了 认真的梳理，并就如何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展开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看法；或 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有关这一话题的 讨论，学术界众说纷纭，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没有众所聚焦的视角，也没有 众所认同的权威性结论。但广大史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无疑将促进我国世界史研究的 深化与拓展，而这正是本刊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2-0040-04
这些年来，我国的历史学似处于“冷门”状态，而历史学中的世界史学科，因兴起时 间不长而处于弱势地位，可谓“冷门”中的“冷门”。不过，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 迅速拓展，人们了解外国特别是西方的需要逐渐增长，世界史学科的价值开始凸显，也 就在史学界兴起了发展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热门话题。这对我们当然是一个鼓舞!仔细思 考起来，这可不是简单的“学术工程”，它需要众多同仁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探讨。 不过，如何借鉴国外成果与进行学术创新，的确是值得重视的。
在世界史特别是西方历史的研究上，西方史学界借助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发展的张 力，起步最早，发展迅速，已经有了十分深厚的学术积淀。直至今日，西方史学在世界 史坛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的史学界并没有多少分量，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新 史学是学习、借鉴了欧美史学的先进成果而来的，基础十分薄弱，可以说至今仍对西方 史学保持着某种的“依附性”或“从属性”。在此情况下，借鉴西方史学乃是我国世界 史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也就提出了如何借鉴与借鉴什么的问题。在以往一段时期， 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不高，对西方史学的借鉴必然处于几乎是低层次的或初始性的阶段 ，或者说是刻意“模仿”甚至是简单“拷贝”的阶段，很难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成果。这 一学术现象不足为奇，乃是任何新兴学科草创阶段所难免的局限，应对之予以足够的学 术宽容。国内曾有人予以讥讽，甚至大加指责，斥之为“炒洋人的剩饭”，“贩卖洋货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不公允的苛求，因为任何新兴学科在发端成长时期，都必然存在 着这种“幼稚”状态。这就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幼儿，在摇摇晃晃之际必然要借助外在物 体行走一样。必须承认，这种简单照搬、机械“复制”的方式，曾将不少国外的学术成 果介绍过来，尽管其中充斥着诸多肤浅、陈旧之说，但却为我们对世界史的认识提供了 粗略的轮廓与大量的信息。毕竟，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存在着大面积学术空白，也就难免 “饥不择食”，迫切需要“拿来主义”的做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多方面的“模仿” ，即便有着众多的史学大师与学科蓝图，一个成熟的高水平的世界史学科也不会骤然在 中国问世。
我们宽容初始阶段的机械“模仿”，但我们在展望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前景时，却 没有理由听任这一“幼稚”阶段持续下去，因为这将使它失去蓬勃发展的生命活力，最 终成为西方史学的简单“复制品”或“克隆物”!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要取得实质性的突 破与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跨越机械“模仿”的阶段，真正跨进科学地批判借鉴的理性殿 堂。应当看到，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史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积淀，其所特有的 学术理论与解释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普遍的运用价值，但其中也常常潜蕴着“西方中 心”论或“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因素，由此而难免常常对东方的历史乃至西方本身的历 史作出不切实际的阐释甚至歪曲。显然，对西方史学只能采取科学的批判借鉴的态度。 即是说，在系统梳理西方学术史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进行一番解构、选 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真正地作到“去伪存 真、去粗存精、弃其糟粕、吸其精华”。
对西方史学的科学的批判借鉴，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创新的前提。从根本上讲，任何一 个学科要求得发展，科学的批判借鉴是必要的，但这一借鉴只是一种合理的参照方式， 是一种理性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科发展的最终目的。从长远发展的趋向看，中国的世 界史学科既不应当成为西方史学的“复制品”或“克隆物”，也不能总是处于科学的批 判借鉴状态，而应当以此为出发点，不断探索学术创新的路径，逐渐跻身于国际史坛的 行列，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对西方史学的科学的批判借鉴与学术创新，是一个新兴学科按照客观学术规律而进行 相互衔接的理性的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戒除“全盘照搬”的做法。通过 一段时期的研究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模仿”西方史学最初固然不可避免，但长此 下去绝不可行。一味地对西方的学理模式乃至学术概念与话语囫囵吞枣，“食洋不化” ，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追随人家而亦步亦趋，最终难免蹈入西方人所“预设” 的学术陷阱而难以自拔。这用当下的文化霸权的话语来说，就是跟着用西方人的眼光和 思维去认识西方的历史，或拿来西方人的眼光和思维来认识包括我们在内的东方人的历 史。这无疑将阻碍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当然，这里也须避免趋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反对“唯洋是真”、“唯洋是崇”，并非是要彻底否定西方史学多年来取得的丰硕 成果及其借鉴价值，并非是要对之采取怀疑一切、推倒重来的态度。如果以“凡洋必错 ”、“唯洋是假”的心态去对待西方史学，如果脱离了对西方史学的参照与借鉴，我们 的学术创新只能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最终只能在封闭狭小的学术天地中枯萎消亡。 从根本上讲，我们的学术创新，是旨在进军国际史坛的“合而不同”的创新，而不是要 形成与之截然分野与对立的学术格局；是逐渐与国际史坛学术接轨的创新，而非要建立 一个闭关自守的学术“独立王国”。
必须清醒地看到，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来说，科学地批判借鉴与学术创新不可能一蹴 而就，而是一项须长期努力为之的艰巨重任。即便是在多年发展以后，我们的创新与欧 美同仁相比，也仍将有着较多的困难，这主要是受制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与历史资料的相 对不足，影响到我们对新问题的发现与新史料的运用。不过，若以辩证观点来看，我们 的某些短处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长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有助于我们以 此为学理“本体”，去选择、吸收与化合西方的史学遗产，树立自身独立的史学主体意 识。独特的文化背景，则使我们可以发掘得天独厚的本土历史资源为参照，以东方人特 别是中国人的眼光去审视历史问题，在比较研究中作出西方的本土史家也难以作出的新 发现与新诠释。基于这样的优势，我们在学术创新上尤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其一，注重史料搜集、运用与理论、方法创新的有机结合。掌握大量翔实的史料是科 学地进行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础。脱离史料去解释历史现象，其结论必然是“空中楼阁” ，流于虚妄。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往我们在研究时，大多从西方史家的研究著作中去转 引史料，真正从史料文献特别是原始文献中发掘史料的并不多，这样的研究很难取得原 创性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经费投入逐年增多；对 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为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下去，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史 料特别是原始史料比较匮乏的状况将得到有效的缓解。不过，要深化问题的研究，仅凭 占有与弄懂第一手史料是不行的。我们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但却不应当成为“唯史料” 论者。因为史料本身既不会说话，也不完全是历史事实本身，作为以往人们历史活动之 记录的史料，并非都是忠实的记录，必然包含着某些时代的与阶级的局限性。真正的历 史研究，就是必须以特定的理论与方法去辨析与选择那些最基本、最本质的史料，去对 历史现象作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的诠释。实际上，历史学中诸多学派的形成，常常不 是由史料校勘、考证与掌握造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学术取向与研究角度决定的。对那些 已经被解读过无数次的最普通、最常见的史料和似乎是“尘埃落定”的历史现象去作出 独到而又可信的诠释，应是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最见功力的不是用新的史料来 证明问题，而是从最常见的史料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一项史学研究成果，即便有大量第 一手原始材料，但如果只有史料的排比与堆砌，而缺少理论贯穿与方法分析，是不会受 到同行认同的。因此，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史料的搜集与发现固然重要，但理论、方法 的创新则至为关键。这是因为科学的理论、方法不仅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考量与诠释史料 的角度，而且也会将以往那些不被重视的常见史料纳入我们的历史视野，由此将促进史 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在西方，正是由于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创新，历史学才获得了持续 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到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再到当今的“整体 史观”或“普世史观”，这一系列影响巨深的“史学革命”堪可为证。
近现代西方史学变革历程告诉我们，要促使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迅速发展，就须十分注 重理论、方法创新的先导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完全能够以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在充分吸收西方与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科学的理 论、方法体系，使之在研究实践的运用中不断地被修正、充实与完善。对历史研究来说 ，理论并非是灰色的，而是使历史学之生命之树常绿不凋的源头活水。有了科学的理论 的指导，我们就能够对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做一深刻的解析与研判，就能透过现象洞察 到其本质；同时，我们更能够从若干“个案”的研究出发，去揭示它们所包纳的历史规 律性。科学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史料的考证、堆砌、排比的简单组合，而只能是从坚实的 史料出发，上升到充满理性的诠释。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那种“唯理主义 ”的倾向，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对西方与本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我 们都要克服那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注重对其思想精髓的发掘、吸收与消化， 用之熔铸我们的史学主体意识，提升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能力，切不可以理论取代艰 苦的实证研究，更不能脱离若干的“个案”研究去构造某种大而空的理论模式或体系。
其二，注重专业研究与中外“融通”相结合。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空间与时 间的跨度大，时段长，民族众多且文化背景多异，都使得世界史的各种现象纷繁众多， 深奥复杂，对史家语言训练、理论功底与学术素养的要求极其苛刻。限于学力与精力， 世界史中的专门化色彩极浓。应当说，一个成熟的世界史学科，必须借助于若干分支的 专门化研究，去理清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历史、各种特定领域的历史。也只有 如此，世界史才会以丰富多彩的面貌而具体、完整地展示出来。但也应看到，一个成熟 的世界史学科，在具备若干学科分支的同时，也必须具有宏观与综合的考察实力。单纯 、片面地强调专门化，常常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不利于理清与彰显各国、各地区之 间历史的横向联系与发展趋势。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偏重于专门化的发展， 存在着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状态，有人将之戏称为“农奴份地制”。在此情况下，大 多数人都致力于“本行”而无暇他顾，重视“专”而忽略“通”，有人甚至将跨阶段、 跨学科的综合探讨看做是“不务正业”、“万金油”等等。实际上，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要取得迅速发展，就必须打破目前那种孤立、封闭的专门化的壁垒，基于若干坚实的专 业研究而走中外“融通”式的学术路径。
在当今国际史坛，注重跨专业甚至是跨学科的“融通”研究可以说蔚然成风。在西方 ，受新史学的影响，“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方法虽仍然盛行，但不少史界精英也逐渐意 识到，随着国际间联系与交往日益加强，各个地区、国家与民族对相互间历史了解的愿 望日趋强烈，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史学研究进行变革。单一、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 能够适应若干历史“个案”的考察，但却不能解决对漫长时段与广阔空间中不同社会之 历史进程的异同、原因及其前景的认识。因此，历史学家有必要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 的界限，将诸多的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 。早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 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 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 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 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 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 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 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 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 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受“融通”学术理念的熏陶，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像汤因 比、斯塔夫里阿诺斯、布劳代尔、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注重宏观探讨的著名史学大 师。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眼界与非凡的 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 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 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能否成立”，另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 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讲求中外“融通”，也是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对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日益改革开 放的大趋势，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世界史学科以特定的学术主旨，那就是，以唯物史观 为理论指导，深入系统地探讨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历史，从中科学地揭示出各 种特殊的历史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历史的借鉴。要实现这一主旨，我们既要对各种历史“个案”进行求实、求真的研究 ，也必须基于“个案”研究而探索各种历史的规律性。这两大层次的研究，都离不开某 种程度的“中外融通”。就前一个层次而言，“个案”研究固然讲究专门化，但专门化 并非是“狭隘化”与“孤立化”。那种“就个案而个案”的模式，常常局限于对史实的 简单罗列、表象描述与线性分析，是难以作出独到、精辟的解释的。在许多情况下，如 果将某一“个案”与中国的同类历史现象作一对照与比较，反倒易于作触及本质的深度 阐释。在规律性探求这一层次上，“中外融通”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因为“一般”寓 于“个别”之中，规律性寓于大量“个案”之中，历史规律只能从对诸历史现象的归纳 、比较中提炼与阐发出来。只有走“中外融通”的学术路径，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群的 相似点与差异点作宏观归纳与对比分析，从中研讨产生其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才有 可能探究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性。在“中外融通”上，我国不少史学前辈曾经前驱先路， 作过不少有益的尝试。而今，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努力为之。可以相信，只要长期坚 持不懈，中外“融通”的探讨方式一定会在某些问题、领域作出重大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并引领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新潮流。
以上从两方面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所作的论证，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前瞻，其中 定有不少疏漏与缺失。再者，这两大方面的问题究竟应占据什么位置，也需诸多学界师 友多述高见。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我们定会找到一条理性发展的道路，由此而推动共 同学术理想的最终实现，在世界史领域中真正建立中国式的历史诠释模式与学科发展体 系，形成具有独特的历史视野与研究理路的中国“本土学派”。^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3年02期第30～50页
【英文标题】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ive(6 Essays)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The Editor's Note:In the new century scholars of history are concerned about an accurate evalu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nd a reasonable pro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is conducive to both concerns.For this purpose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journal has invited some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higher educations institutions to air their views on this question.There is neither consensus nor focuses in the following 6 essays but they throw ligh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e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
这些年来，我国的历史学似处于“冷门”状态，而历史学中的世界史学科，因兴起时 间不长而处于弱势地位，可谓“冷门”中的“冷门”。不过，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 迅速拓展，人们了解外国特别是西方的需要逐渐增长，世界史学科的价值开始凸显，也 就在史学界兴起了发展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热门话题。这对我们当然是一个鼓舞!仔细思 考起来，这可不是简单的“学术工程”，它需要众多同仁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探讨。 不过，如何借鉴国外成果与进行学术创新，的确是值得重视的。
在世界史特别是西方历史的研究上，西方史学界借助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发展的张 力，起步最早，发展迅速，已经有了十分深厚的学术积淀。直至今日，西方史学在世界 史坛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的史学界并没有多少分量，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新 史学是学习、借鉴了欧美史学的先进成果而来的，基础十分薄弱，可以说至今仍对西方 史学保持着某种的“依附性”或“从属性”。在此情况下，借鉴西方史学乃是我国世界 史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也就提出了如何借鉴与借鉴什么的问题。在以往一段时期， 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不高，对西方史学的借鉴必然处于几乎是低层次的或初始性的阶段 ，或者说是刻意“模仿”甚至是简单“拷贝”的阶段，很难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成果。这 一学术现象不足为奇，乃是任何新兴学科草创阶段所难免的局限，应对之予以足够的学 术宽容。国内曾有人予以讥讽，甚至大加指责，斥之为“炒洋人的剩饭”，“贩卖洋货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不公允的苛求，因为任何新兴学科在发端成长时期，都必然存在 着这种“幼稚”状态。这就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幼儿，在摇摇晃晃之际必然要借助外在物 体行走一样。必须承认，这种简单照搬、机械“复制”的方式，曾将不少国外的学术成 果介绍过来，尽管其中充斥着诸多肤浅、陈旧之说，但却为我们对世界史的认识提供了 粗略的轮廓与大量的信息。毕竟，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存在着大面积学术空白，也就难免 “饥不择食”，迫切需要“拿来主义”的做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多方面的“模仿” ，即便有着众多的史学大师与学科蓝图，一个成熟的高水平的世界史学科也不会骤然在 中国问世。
我们宽容初始阶段的机械“模仿”，但我们在展望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前景时，却 没有理由听任这一“幼稚”阶段持续下去，因为这将使它失去蓬勃发展的生命活力，最 终成为西方史学的简单“复制品”或“克隆物”!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要取得实质性的突 破与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跨越机械“模仿”的阶段，真正跨进科学地批判借鉴的理性殿 堂。应当看到，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史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积淀，其所特有的 学术理论与解释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普遍的运用价值，但其中也常常潜蕴着“西方中 心”论或“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因素，由此而难免常常对东方的历史乃至西方本身的历 史作出不切实际的阐释甚至歪曲。显然，对西方史学只能采取科学的批判借鉴的态度。 即是说，在系统梳理西方学术史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进行一番解构、选 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真正地作到“去伪存 真、去粗存精、弃其糟粕、吸其精华”。
对西方史学的科学的批判借鉴，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创新的前提。从根本上讲，任何一 个学科要求得发展，科学的批判借鉴是必要的，但这一借鉴只是一种合理的参照方式， 是一种理性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科发展的最终目的。从长远发展的趋向看，中国的世 界史学科既不应当成为西方史学的“复制品”或“克隆物”，也不能总是处于科学的批 判借鉴状态，而应当以此为出发点，不断探索学术创新的路径，逐渐跻身于国际史坛的 行列，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对西方史学的科学的批判借鉴与学术创新，是一个新兴学科按照客观学术规律而进行 相互衔接的理性的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戒除“全盘照搬”的做法。通过 一段时期的研究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模仿”西方史学最初固然不可避免，但长此 下去绝不可行。一味地对西方的学理模式乃至学术概念与话语囫囵吞枣，“食洋不化” ，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追随人家而亦步亦趋，最终难免蹈入西方人所“预设” 的学术陷阱而难以自拔。这用当下的文化霸权的话语来说，就是跟着用西方人的眼光和 思维去认识西方的历史，或拿来西方人的眼光和思维来认识包括我们在内的东方人的历 史。这无疑将阻碍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当然，这里也须避免趋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反对“唯洋是真”、“唯洋是崇”，并非是要彻底否定西方史学多年来取得的丰硕 成果及其借鉴价值，并非是要对之采取怀疑一切、推倒重来的态度。如果以“凡洋必错 ”、“唯洋是假”的心态去对待西方史学，如果脱离了对西方史学的参照与借鉴，我们 的学术创新只能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最终只能在封闭狭小的学术天地中枯萎消亡。 从根本上讲，我们的学术创新，是旨在进军国际史坛的“合而不同”的创新，而不是要 形成与之截然分野与对立的学术格局；是逐渐与国际史坛学术接轨的创新，而非要建立 一个闭关自守的学术“独立王国”。
必须清醒地看到，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来说，科学地批判借鉴与学术创新不可能一蹴 而就，而是一项须长期努力为之的艰巨重任。即便是在多年发展以后，我们的创新与欧 美同仁相比，也仍将有着较多的困难，这主要是受制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与历史资料的相 对不足，影响到我们对新问题的发现与新史料的运用。不过，若以辩证观点来看，我们 的某些短处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长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有助于我们以 此为学理“本体”，去选择、吸收与化合西方的史学遗产，树立自身独立的史学主体意 识。独特的文化背景，则使我们可以发掘得天独厚的本土历史资源为参照，以东方人特 别是中国人的眼光去审视历史问题，在比较研究中作出西方的本土史家也难以作出的新 发现与新诠释。基于这样的优势，我们在学术创新上尤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其一，注重史料搜集、运用与理论、方法创新的有机结合。掌握大量翔实的史料是科 学地进行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础。脱离史料去解释历史现象，其结论必然是“空中楼阁” ，流于虚妄。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往我们在研究时，大多从西方史家的研究著作中去转 引史料，真正从史料文献特别是原始文献中发掘史料的并不多，这样的研究很难取得原 创性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经费投入逐年增多；对 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为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下去，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史 料特别是原始史料比较匮乏的状况将得到有效的缓解。不过，要深化问题的研究，仅凭 占有与弄懂第一手史料是不行的。我们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但却不应当成为“唯史料” 论者。因为史料本身既不会说话，也不完全是历史事实本身，作为以往人们历史活动之 记录的史料，并非都是忠实的记录，必然包含着某些时代的与阶级的局限性。真正的历 史研究，就是必须以特定的理论与方法去辨析与选择那些最基本、最本质的史料，去对 历史现象作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的诠释。实际上，历史学中诸多学派的形成，常常不 是由史料校勘、考证与掌握造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学术取向与研究角度决定的。对那些 已经被解读过无数次的最普通、最常见的史料和似乎是“尘埃落定”的历史现象去作出 独到而又可信的诠释，应是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最见功力的不是用新的史料来 证明问题，而是从最常见的史料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一项史学研究成果，即便有大量第 一手原始材料，但如果只有史料的排比与堆砌，而缺少理论贯穿与方法分析，是不会受 到同行认同的。因此，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史料的搜集与发现固然重要，但理论、方法 的创新则至为关键。这是因为科学的理论、方法不仅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考量与诠释史料 的角度，而且也会将以往那些不被重视的常见史料纳入我们的历史视野，由此将促进史 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在西方，正是由于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创新，历史学才获得了持续 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到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再到当今的“整体 史观”或“普世史观”，这一系列影响巨深的“史学革命”堪可为证。
近现代西方史学变革历程告诉我们，要促使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迅速发展，就须十分注 重理论、方法创新的先导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完全能够以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在充分吸收西方与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科学的理 论、方法体系，使之在研究实践的运用中不断地被修正、充实与完善。对历史研究来说 ，理论并非是灰色的，而是使历史学之生命之树常绿不凋的源头活水。有了科学的理论 的指导，我们就能够对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做一深刻的解析与研判，就能透过现象洞察 到其本质；同时，我们更能够从若干“个案”的研究出发，去揭示它们所包纳的历史规 律性。科学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史料的考证、堆砌、排比的简单组合，而只能是从坚实的 史料出发，上升到充满理性的诠释。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那种“唯理主义 ”的倾向，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对西方与本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我 们都要克服那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注重对其思想精髓的发掘、吸收与消化， 用之熔铸我们的史学主体意识，提升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能力，切不可以理论取代艰 苦的实证研究，更不能脱离若干的“个案”研究去构造某种大而空的理论模式或体系。
其二，注重专业研究与中外“融通”相结合。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空间与时 间的跨度大，时段长，民族众多且文化背景多异，都使得世界史的各种现象纷繁众多， 深奥复杂，对史家语言训练、理论功底与学术素养的要求极其苛刻。限于学力与精力， 世界史中的专门化色彩极浓。应当说，一个成熟的世界史学科，必须借助于若干分支的 专门化研究，去理清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历史、各种特定领域的历史。也只有 如此，世界史才会以丰富多彩的面貌而具体、完整地展示出来。但也应看到，一个成熟 的世界史学科，在具备若干学科分支的同时，也必须具有宏观与综合的考察实力。单纯 、片面地强调专门化，常常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不利于理清与彰显各国、各地区之 间历史的横向联系与发展趋势。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偏重于专门化的发展， 存在着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状态，有人将之戏称为“农奴份地制”。在此情况下，大 多数人都致力于“本行”而无暇他顾，重视“专”而忽略“通”，有人甚至将跨阶段、 跨学科的综合探讨看做是“不务正业”、“万金油”等等。实际上，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要取得迅速发展，就必须打破目前那种孤立、封闭的专门化的壁垒，基于若干坚实的专 业研究而走中外“融通”式的学术路径。
在当今国际史坛，注重跨专业甚至是跨学科的“融通”研究可以说蔚然成风。在西方 ，受新史学的影响，“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方法虽仍然盛行，但不少史界精英也逐渐意 识到，随着国际间联系与交往日益加强，各个地区、国家与民族对相互间历史了解的愿 望日趋强烈，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史学研究进行变革。单一、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 能够适应若干历史“个案”的考察，但却不能解决对漫长时段与广阔空间中不同社会之 历史进程的异同、原因及其前景的认识。因此，历史学家有必要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 的界限，将诸多的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 。早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 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 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 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 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 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 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 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 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 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受“融通”学术理念的熏陶，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像汤因 比、斯塔夫里阿诺斯、布劳代尔、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注重宏观探讨的著名史学大 师。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眼界与非凡的 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 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 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能否成立”，另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 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讲求中外“融通”，也是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对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日益改革开 放的大趋势，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世界史学科以特定的学术主旨，那就是，以唯物史观 为理论指导，深入系统地探讨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历史，从中科学地揭示出各 种特殊的历史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历史的借鉴。要实现这一主旨，我们既要对各种历史“个案”进行求实、求真的研究 ，也必须基于“个案”研究而探索各种历史的规律性。这两大层次的研究，都离不开某 种程度的“中外融通”。就前一个层次而言，“个案”研究固然讲究专门化，但专门化 并非是“狭隘化”与“孤立化”。那种“就个案而个案”的模式，常常局限于对史实的 简单罗列、表象描述与线性分析，是难以作出独到、精辟的解释的。在许多情况下，如 果将某一“个案”与中国的同类历史现象作一对照与比较，反倒易于作触及本质的深度 阐释。在规律性探求这一层次上，“中外融通”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因为“一般”寓 于“个别”之中，规律性寓于大量“个案”之中，历史规律只能从对诸历史现象的归纳 、比较中提炼与阐发出来。只有走“中外融通”的学术路径，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群的 相似点与差异点作宏观归纳与对比分析，从中研讨产生其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才有 可能探究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性。在“中外融通”上，我国不少史学前辈曾经前驱先路， 作过不少有益的尝试。而今，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努力为之。可以相信，只要长期坚 持不懈，中外“融通”的探讨方式一定会在某些问题、领域作出重大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并引领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新潮流。
以上从两方面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所作的论证，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前瞻，其中 定有不少疏漏与缺失。再者，这两大方面的问题究竟应占据什么位置，也需诸多学界师 友多述高见。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我们定会找到一条理性发展的道路，由此而推动共 同学术理想的最终实现，在世界史领域中真正建立中国式的历史诠释模式与学科发展体 系，形成具有独特的历史视野与研究理路的中国“本土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