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50年代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姜桂石/刘会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3年02期第1～4页
【英文标题】The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50s
JIANG Gui-shi/LIU Hui-qing
College of Polilics,Law and Histor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Tongliao 028042,China/History Department,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China
【作者简介】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 系，吉林 长春 130012
姜桂石(1939-)，男，吉林榆树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从事国际关 系史与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刘会清(1971-)，男，内蒙古通辽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研究生。
【关 键 词】遏制/麦卡锡主义/多米诺骨牌理论/杜勒斯/外交政策Containment/McCarthism/Theory of Domino/Dulles/Foreign policy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3)02-0001-04
对外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用来管理它同其边界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 原则和实践。只要弄清这些“原则和实践”就可以把握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随着全 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内政与外交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西奥多·洛伊 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美国政体中的三种不同的附属体系休戚相关：一种是多元式 的附属体系，处理那些目的在于调节资源使用的政策；一种是寡头式的附属体系，处理 那些目的在于重新分配现有资源的政策；一种是分沾式的(或分散的)附属体系，处理那 些企图分配新资源的政策。[1]基辛格博士也指出，要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要立足 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及社会价值的影响。如果研究一个国家在某一 时期对某一地区的外交政策，最可取的方法应该是：一方面要研究这个国家的国内状况 ；另一方面要了解这个地区对这个国家的利益有何影响。美国在50年代制定的对东亚和 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140多亿美元的出口贸易额之上的。争夺中间地带和 世界市场，是美国制定一切政策的核心。所以从杜鲁门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第四点计 划”到艾森豪威尔的在“全球扩张”政策指导下的对亚非拉美的更多关注，体现了美国 外交政策的一个突出变化，即：注意加强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同时，在亚非拉美地区镇 压民族解放运动，阻止苏联扩张势力，进一步排斥英法的势力，由美国填补真空。虽然 美国的对外政策稍有变化，但是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杜鲁门“冷战”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比较成熟。
一、50年代美国制定的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外交政策
(一)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调整 二战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的认识，美国开始从传统的“孤 立主义”政策向所谓的“国际主义”政策过渡。为了保证美国国土不在受到外来势力的 直接打击，罗斯福总统为了给美国人缔造一个持久的和平局面，在二战爆发后他提出了 “全球战略”方案，二战后期，他亲手缔造了“雅尔塔体系”，它集中体现了世界人民 要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体现了以和平、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格局的特点。由于 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他提出的“全球战略”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美苏领导人对这 种“二分天下”的局面尽管有分歧，但是总体上对此体系还是满意的，这是因为双方都 从中得到了好处，所以战后美苏两国就裁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虽然斯大林对美 国的裁军不满，但是美苏双方都采取克制的态度。
按照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战后国际格局的设想，二战后期建立起来的以大国合作为基础 的雅尔塔体系，这种“全球战略”的制定对美国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这也与美国的综合 国力相辅相成。美国的实力在二战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 ，所以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往往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超级大国心态，以世界 领导自居，即我国通常所说的“霸权主义”；一是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2]战后初期 ，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依然是欧洲，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在战争中已经变的支离 破碎，特别是人民民主政权在东欧的出现，欧洲面临着被全盘“赤化”的危险，所以战 后初期美国把与苏联争夺欧洲，尤其是西欧，作为自己对外战略的中心点。美苏双方都 认为欧洲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有控制了欧洲才能进而控制整个世界，双方的分歧 主要是围绕欧洲问题展开。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政治 上，美国提出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美国提出了旨在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 划；在军事上，又积极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不能说美国是忽视亚洲的，美国主 要是遏制共产主义力量在亚洲的扩展。为此战后初期美国先是力图通过扶植蒋介石亲美 政权来确保自己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随着蒋介石的失败，又把战略重点从扶蒋转移到扶 植日本。因此，战后初期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扶蒋”政策到“扶日 ”政策的转变。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上台初期的杜鲁门，他们对战后初期的中国是非 常重视的。这种重视一方面来自与战时的军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另一方面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力图把中国变成“遏制”苏联的“东方桥头堡 ”，所以竭尽所能帮助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给予大国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 等等。随着蒋介石退守台湾，美国也在积极寻找自己新的代理人——日本。为了避免在 东亚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集中力量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和扶植日本，美国提出了“ 艾奇逊防线”，声称台湾、朝鲜都不在美国的安全线之内。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东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激烈变化。
对朝鲜战争的评价，随着苏联解密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但毋庸质疑，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是朝鲜的内政问题，美国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对朝 鲜用兵，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必然会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给美国 以沉重打击。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美军遭受重创，美国对华态度也越来越 明朗，中美之间的敌对开始加剧，[3]同时，这也使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 朝鲜战争对东亚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宣布台湾不 属于自己的保护范围，美国的目的是集中力量“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稳定资本主 义阵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亚洲政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美国第七舰队的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驶进汹涌 澎湃的台湾海峡，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漫长巡弋”。[4]至此，台湾问题被国际化。[5]中 美关系进入最恶化时期，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1971年12月。[6]台湾问题因此也就成为 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次，由于朝鲜战争，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变化。1951年1月4日，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明确指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是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澳大利 亚这条近海岛屿链”，并与菲律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缔结安全条约 ，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和通讯基地。这条防线与“艾奇逊防线”存在很大不同，这表 明此时的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也开始重视亚洲，它的“欧亚并重”的“全球战略” 最终形成。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了亚洲共产党的力量，美国对日本的 政策也由压制、削弱日本改为发展和复兴日本的政策。加紧扶植反共势力除了正式的经 济援助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的特种开支每年高达8.07亿美元，使日本经济 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反共”政策的前沿阵地。1951年， 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4年日美两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主要目的是加强日本 防卫力量，使之成为反共围堵圈上的主体力量。这使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肃清， 造成以后日本始终想蠢蠢欲动，其实，美国之所以选择日本是无奈之举，本来扶植的蒋 介石政府在1949年逃亡到台湾，又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只好选择日本，力图以此构成 东亚地区力量的“均衡”，这些都极大挫伤了东亚、东南亚那些曾经饱受日本凌辱国家 的人民自尊心，这也是美国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应用 杜鲁门政府从冷战的实际需要出发，背弃罗斯福在 印度支那实现非殖民化的设想，积极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艾森豪威尔 步杜鲁门政府之后尘，从1950——1954年间，为法国侵略战争提供12亿美元的援助，到 1954年，美国承担法军军事预算的70%。[7]由此可见，50年代初期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 政策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的现状，是防御性的。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 ，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没有最后形成；另外，美国不赞成法国在印度支那继续搞旧式 的殖民统治，尽管法国的做法是合法的，但是，美国认为法国人的思维应该与时俱进， 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8]所以美国人在劝说法国无效后，出 于道义，便在经济和军事上积极支援法国。当然美国寄希望于法国能稳定东南亚地区的 局势，这样美国便可以集中精力在欧洲来对付苏联，在以“美欧利益共同体”的原则指 导下，美国与其盟友分工合作。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采取的做法相比，这种共同 防御机制，显得既实用又高明。
为了给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寻找理由，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 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艾森豪威尔指出，“你把一排骨牌立起来，把第一块骨牌推倒 ，最后一块骨牌会怎么样?它肯定会很快跟着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处地方开始瓦解 ，它就会产生一系列最深刻的反应”。[7]艾森豪威尔认为，丧失印度支那，会产生连 锁反应，导致失去日本、台湾和菲律宾，进而危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9]艾森豪威尔 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防线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防御中心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这些地区，外围防御地区包括：南朝鲜— 台湾—香港—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很明显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心利益”而 在“外围”设防，主要目的是包围中国，防止亚洲共产党扩张势力，防止共产主义思潮 的传播。其次，通过朝鲜战争美国已经充分领略到了亚洲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倍感印度 支那的重要，所以美国要确保这一地区不被“赤化”。本来“反共”只是外在的表象， 从本质上而言，美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
为了确保这一地区万无一失，在日内瓦会议后不到1年，美国就在越南扶植吴庭艳傀儡 政府，插手印度支那的内政外交。此时，美国为了加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东南亚地区 的势力，极力拼凑区域性军事联盟。1954年9月，美、英、法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 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 ”。并且违反日内瓦协议，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置于该组织的保护之下，那么美国为 何如此煞费苦心呢?主要是为了包围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人却认为是在维护正常的 国际局势，是对战争恐惧而产生的反暴乱思维，实际上是为其进行的“反共产主义”活 动寻找借口，实质是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这一政府也影响到了美国对 其他地区政策的制定。
二、50年代美国制定对东亚和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
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国内因素，那么50年代美国制定对东亚和东南 亚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尽管“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是也应考虑它的影响。1950 年下半年，正逢国会中选举，麦卡锡周游全国，做了30次煽动性的反共演讲，对罗斯福 以来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进行了放肆的攻击，说罗斯福政府和杜鲁 门政府执政的20年是“叛卖的20年”。麦卡锡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于杜鲁 门的对外冷战和对内的反共宣传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候。共和党保 守派发现麦卡锡不负责任的指控对他们攻击民主党政府有利，为了选举的需要而加以利 用。此外，朝鲜战争加剧了美国的反共热潮，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兴起的政治气候更加成 熟。[10]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人集中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声称“遏 制是防御的、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 之[11]。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决不能偃旗息鼓”，要和共产主义作斗争。[12]所以艾 森豪威尔政府要做出一种姿态，以显示自己要比民主党高明，这是党派斗争的需要，但 从本质上而言，双方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处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次，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影响。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 的国务卿之一，并且由于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充分信任，所以从1953——1959年， 美国的对外政策深深打上了杜勒斯的烙印。杜勒斯指责民主党“忽略远东”并保证共和 党人将找到一种“有力”的政策来代替“消极、无效的遏制政策”，蒋介石在台湾的军 队“将被放出笼”去重占中国，实际上杜勒斯最出名的“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决非偶 然，这与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在政治上美国人逐渐成熟，抛弃了麦卡锡主义 ，而采用“有限推回战略”，控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而把希望寄托于对社会主义国 家的第二代、第三代人进行“和平演变”。这说明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实力下降，积 极寻找新的突破口，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原则。
再次，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也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1948—1961年，在美国共发 生四次经济危机，这对美国的打击是巨大的。因而，美国感觉到全球扩张政策和自己实 力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特别是1957年苏联首先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所以对外政策做了某些相应的调整；另外，美国国内民权 运动高涨，国内黑人问题、青年问题和精神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美国主要的社 会，所以美国政府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了美国社会进步。[13] 但是，这也消耗了政府大量的精力，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就是其制订的对外政策令人感 到十分混乱和迷惑不解。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50年代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美国从国家 利益出发，适时调整了对外战略。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外交政策，集中体现了美国实 用主义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这种政策对美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收稿日期：2003-01-2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3年02期第1～4页
【英文标题】The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50s
JIANG Gui-shi/LIU Hui-qing
College of Polilics,Law and Histor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Tongliao 028042,China/History Department,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China
【作者简介】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 系，吉林 长春 130012
姜桂石(1939-)，男，吉林榆树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从事国际关 系史与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刘会清(1971-)，男，内蒙古通辽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美国人的视野开始从欧洲向东方转移 ，美国在确保欧洲的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开始关注亚洲，进而提出欧亚并重的对外 战略。美国50年代对东亚、东南亚的外交政策调整对美国60、70年代的外交政策的制订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所谓的“全球战略”这一原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90年代 。本文力图阐明美国50年代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及其演变过程，主要是想说明当今美 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历史渊源，以及现在美国处理全球事物的原则和目的。 The American attention transfers from Europe to Asia in the 1950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restructures the foreign policy.In order to ensure its benefit,the United States starts to pay attention to Asia,and lays Europe and Asia on equal situati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e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n Asia in the 1950s,especially i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and even the principles keep on to the 1990s,in particular it's“Whole World Strategy”.The article interprets the reas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nging up the foreign policy to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50s,and explan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n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and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and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
对外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用来管理它同其边界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 原则和实践。只要弄清这些“原则和实践”就可以把握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随着全 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内政与外交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西奥多·洛伊 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美国政体中的三种不同的附属体系休戚相关：一种是多元式 的附属体系，处理那些目的在于调节资源使用的政策；一种是寡头式的附属体系，处理 那些目的在于重新分配现有资源的政策；一种是分沾式的(或分散的)附属体系，处理那 些企图分配新资源的政策。[1]基辛格博士也指出，要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要立足 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及社会价值的影响。如果研究一个国家在某一 时期对某一地区的外交政策，最可取的方法应该是：一方面要研究这个国家的国内状况 ；另一方面要了解这个地区对这个国家的利益有何影响。美国在50年代制定的对东亚和 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140多亿美元的出口贸易额之上的。争夺中间地带和 世界市场，是美国制定一切政策的核心。所以从杜鲁门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第四点计 划”到艾森豪威尔的在“全球扩张”政策指导下的对亚非拉美的更多关注，体现了美国 外交政策的一个突出变化，即：注意加强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同时，在亚非拉美地区镇 压民族解放运动，阻止苏联扩张势力，进一步排斥英法的势力，由美国填补真空。虽然 美国的对外政策稍有变化，但是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杜鲁门“冷战”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比较成熟。
一、50年代美国制定的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外交政策
(一)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调整 二战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的认识，美国开始从传统的“孤 立主义”政策向所谓的“国际主义”政策过渡。为了保证美国国土不在受到外来势力的 直接打击，罗斯福总统为了给美国人缔造一个持久的和平局面，在二战爆发后他提出了 “全球战略”方案，二战后期，他亲手缔造了“雅尔塔体系”，它集中体现了世界人民 要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体现了以和平、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格局的特点。由于 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他提出的“全球战略”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美苏领导人对这 种“二分天下”的局面尽管有分歧，但是总体上对此体系还是满意的，这是因为双方都 从中得到了好处，所以战后美苏两国就裁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虽然斯大林对美 国的裁军不满，但是美苏双方都采取克制的态度。
按照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战后国际格局的设想，二战后期建立起来的以大国合作为基础 的雅尔塔体系，这种“全球战略”的制定对美国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这也与美国的综合 国力相辅相成。美国的实力在二战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 ，所以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往往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超级大国心态，以世界 领导自居，即我国通常所说的“霸权主义”；一是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2]战后初期 ，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依然是欧洲，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在战争中已经变的支离 破碎，特别是人民民主政权在东欧的出现，欧洲面临着被全盘“赤化”的危险，所以战 后初期美国把与苏联争夺欧洲，尤其是西欧，作为自己对外战略的中心点。美苏双方都 认为欧洲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有控制了欧洲才能进而控制整个世界，双方的分歧 主要是围绕欧洲问题展开。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政治 上，美国提出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美国提出了旨在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 划；在军事上，又积极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不能说美国是忽视亚洲的，美国主 要是遏制共产主义力量在亚洲的扩展。为此战后初期美国先是力图通过扶植蒋介石亲美 政权来确保自己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随着蒋介石的失败，又把战略重点从扶蒋转移到扶 植日本。因此，战后初期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扶蒋”政策到“扶日 ”政策的转变。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上台初期的杜鲁门，他们对战后初期的中国是非 常重视的。这种重视一方面来自与战时的军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另一方面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力图把中国变成“遏制”苏联的“东方桥头堡 ”，所以竭尽所能帮助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给予大国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 等等。随着蒋介石退守台湾，美国也在积极寻找自己新的代理人——日本。为了避免在 东亚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集中力量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和扶植日本，美国提出了“ 艾奇逊防线”，声称台湾、朝鲜都不在美国的安全线之内。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东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激烈变化。
对朝鲜战争的评价，随着苏联解密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但毋庸质疑，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是朝鲜的内政问题，美国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对朝 鲜用兵，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必然会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给美国 以沉重打击。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美军遭受重创，美国对华态度也越来越 明朗，中美之间的敌对开始加剧，[3]同时，这也使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 朝鲜战争对东亚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宣布台湾不 属于自己的保护范围，美国的目的是集中力量“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稳定资本主 义阵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亚洲政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美国第七舰队的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驶进汹涌 澎湃的台湾海峡，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漫长巡弋”。[4]至此，台湾问题被国际化。[5]中 美关系进入最恶化时期，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1971年12月。[6]台湾问题因此也就成为 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次，由于朝鲜战争，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变化。1951年1月4日，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明确指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是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澳大利 亚这条近海岛屿链”，并与菲律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缔结安全条约 ，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和通讯基地。这条防线与“艾奇逊防线”存在很大不同，这表 明此时的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也开始重视亚洲，它的“欧亚并重”的“全球战略” 最终形成。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了亚洲共产党的力量，美国对日本的 政策也由压制、削弱日本改为发展和复兴日本的政策。加紧扶植反共势力除了正式的经 济援助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的特种开支每年高达8.07亿美元，使日本经济 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反共”政策的前沿阵地。1951年， 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4年日美两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主要目的是加强日本 防卫力量，使之成为反共围堵圈上的主体力量。这使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肃清， 造成以后日本始终想蠢蠢欲动，其实，美国之所以选择日本是无奈之举，本来扶植的蒋 介石政府在1949年逃亡到台湾，又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只好选择日本，力图以此构成 东亚地区力量的“均衡”，这些都极大挫伤了东亚、东南亚那些曾经饱受日本凌辱国家 的人民自尊心，这也是美国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应用 杜鲁门政府从冷战的实际需要出发，背弃罗斯福在 印度支那实现非殖民化的设想，积极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艾森豪威尔 步杜鲁门政府之后尘，从1950——1954年间，为法国侵略战争提供12亿美元的援助，到 1954年，美国承担法军军事预算的70%。[7]由此可见，50年代初期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 政策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的现状，是防御性的。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 ，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没有最后形成；另外，美国不赞成法国在印度支那继续搞旧式 的殖民统治，尽管法国的做法是合法的，但是，美国认为法国人的思维应该与时俱进， 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8]所以美国人在劝说法国无效后，出 于道义，便在经济和军事上积极支援法国。当然美国寄希望于法国能稳定东南亚地区的 局势，这样美国便可以集中精力在欧洲来对付苏联，在以“美欧利益共同体”的原则指 导下，美国与其盟友分工合作。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采取的做法相比，这种共同 防御机制，显得既实用又高明。
为了给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寻找理由，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 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艾森豪威尔指出，“你把一排骨牌立起来，把第一块骨牌推倒 ，最后一块骨牌会怎么样?它肯定会很快跟着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处地方开始瓦解 ，它就会产生一系列最深刻的反应”。[7]艾森豪威尔认为，丧失印度支那，会产生连 锁反应，导致失去日本、台湾和菲律宾，进而危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9]艾森豪威尔 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防线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防御中心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这些地区，外围防御地区包括：南朝鲜— 台湾—香港—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很明显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心利益”而 在“外围”设防，主要目的是包围中国，防止亚洲共产党扩张势力，防止共产主义思潮 的传播。其次，通过朝鲜战争美国已经充分领略到了亚洲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倍感印度 支那的重要，所以美国要确保这一地区不被“赤化”。本来“反共”只是外在的表象， 从本质上而言，美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
为了确保这一地区万无一失，在日内瓦会议后不到1年，美国就在越南扶植吴庭艳傀儡 政府，插手印度支那的内政外交。此时，美国为了加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东南亚地区 的势力，极力拼凑区域性军事联盟。1954年9月，美、英、法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 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 ”。并且违反日内瓦协议，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置于该组织的保护之下，那么美国为 何如此煞费苦心呢?主要是为了包围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人却认为是在维护正常的 国际局势，是对战争恐惧而产生的反暴乱思维，实际上是为其进行的“反共产主义”活 动寻找借口，实质是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这一政府也影响到了美国对 其他地区政策的制定。
二、50年代美国制定对东亚和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
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国内因素，那么50年代美国制定对东亚和东南 亚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尽管“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是也应考虑它的影响。1950 年下半年，正逢国会中选举，麦卡锡周游全国，做了30次煽动性的反共演讲，对罗斯福 以来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进行了放肆的攻击，说罗斯福政府和杜鲁 门政府执政的20年是“叛卖的20年”。麦卡锡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于杜鲁 门的对外冷战和对内的反共宣传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候。共和党保 守派发现麦卡锡不负责任的指控对他们攻击民主党政府有利，为了选举的需要而加以利 用。此外，朝鲜战争加剧了美国的反共热潮，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兴起的政治气候更加成 熟。[10]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人集中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声称“遏 制是防御的、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 之[11]。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决不能偃旗息鼓”，要和共产主义作斗争。[12]所以艾 森豪威尔政府要做出一种姿态，以显示自己要比民主党高明，这是党派斗争的需要，但 从本质上而言，双方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处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次，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影响。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 的国务卿之一，并且由于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充分信任，所以从1953——1959年， 美国的对外政策深深打上了杜勒斯的烙印。杜勒斯指责民主党“忽略远东”并保证共和 党人将找到一种“有力”的政策来代替“消极、无效的遏制政策”，蒋介石在台湾的军 队“将被放出笼”去重占中国，实际上杜勒斯最出名的“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决非偶 然，这与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在政治上美国人逐渐成熟，抛弃了麦卡锡主义 ，而采用“有限推回战略”，控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而把希望寄托于对社会主义国 家的第二代、第三代人进行“和平演变”。这说明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实力下降，积 极寻找新的突破口，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原则。
再次，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也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1948—1961年，在美国共发 生四次经济危机，这对美国的打击是巨大的。因而，美国感觉到全球扩张政策和自己实 力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特别是1957年苏联首先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所以对外政策做了某些相应的调整；另外，美国国内民权 运动高涨，国内黑人问题、青年问题和精神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美国主要的社 会，所以美国政府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了美国社会进步。[13] 但是，这也消耗了政府大量的精力，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就是其制订的对外政策令人感 到十分混乱和迷惑不解。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50年代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美国从国家 利益出发，适时调整了对外战略。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外交政策，集中体现了美国实 用主义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这种政策对美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收稿日期：2003-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