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核武器的诞生与美苏合作的破裂
毛立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沪)2003年02期第20～25，92页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Birth of Nuclear Weapon and the Breakup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Mao Likun
Department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作者简介】毛立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0级硕士生。北京市，100872
【关 键 词】核武器/原子弹/冷战/大国合作Nuclear Weapon/Atomic Bomb/Cold War/Cooperation Among Great Powers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美苏两大国很快由战时的合作走向了战后的对抗，个中原因 错综复杂。战争期间美苏双方虽然保持了合作，但在政治方面，即战后世界的安排方面 ，却存在深刻的矛盾。核武器及由其催生的核外交对战后世界政治的影响尤为显著。美 国在战后初期独家垄断核武器的局面与苏联在美国的“核讹诈”面前的一桩桩惊世之举 无疑是促成两国对抗的重要因素，分析这段时期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我们总结引发冷 战对峙的教训不无裨益。
一、原子弹的研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
从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之间的几个月是美苏两国对外政策发生较大波动的时期。 战局的演变以及双方对战后世界安排的新设想，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原先的打算 ，其中美国政策的更迭与原子弹的研制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称是引发美苏之间一系 列争端的自变量；苏联此时的应对措施则显得略为被动，缺乏有力的反击方案，可称为 因变量。同时出于在战后继续维持大国合作的需要，苏联此时并没有撕毁雅尔塔协定的 打算；而美国已经在酝酿要以原子弹为后盾迫使苏联后退，特别是要收回过去西方对苏 联在东欧和远东的要求作出的一系列让步。
罗斯福时期美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美军的伤亡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太平洋战 场与日军的搏斗中损失很大，因此迫切希望苏联能够早日对日宣战。当然罗斯福也曾期 望使用原子弹迅速击败日本，但此时美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正处于攻坚阶段，无法确定 究竟何时能够研制成功，因此美国必然会在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保持合作，以换取苏联 出兵远东。
但杜鲁门上台之际美军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变革，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令 美国感到胜利在望。1945年4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取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军 事协议，开始考虑阻止苏联出兵远东的方案，以摆脱可能由此导致的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这次会议显然与原子弹即将问世有重大关系。次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曼哈顿工程主 管格鲁将军首次向总统杜鲁门大量披露了美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展和前景。他们向总统汇 报了有关原子弹的几个问题：美国将在未来4个月内拥有一种能够一次摧毁一座城市的 新型武器；美国能够在若干年内维持对该武器的垄断；这种武器一旦投入使用，那么一 切现代文明都有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标志着原子弹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已经进入 美国的最高决策圈，即将成为一件美国实现其全新远东战略的利器。
德国投降之后，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 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认为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 定然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而总统杜鲁门的态度如何具有决定意味，在经 历了短暂的震惊与惶恐之后，他终于作出了排斥苏联的选择。第一，要尽可能迅捷、廉 价地击溃日本，避免因战争拖延而给日美双方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注：(美)巴顿·J· 伯恩斯坦：《战后神话——省下了50万条美国人命》，《核科学家公报》，第42卷，纽 约，冷战国际史研究基金会，1999年，第38～40页。)第二，曼哈顿工程前后耗资20亿 美元，如此昂贵的武器竟然闲置不用，就无法向愤怒的国会和广大公众交待；(注：(美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纽约，1989年，第42页。)第三，治国乏术 的杜鲁门愿意在更大程度上继承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当然也是其中 之一。(注：(美)戴维·伯劳瑟斯：《借美国的优势地位寻求国际控制——杜鲁门给核 武器开的处方》，《冷战政客操核上阵——1945年以来的核外交》，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7页。)总之，历史和现实的层层压力使新总统杜鲁门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 的问题上有进无退。众所周知，使用原子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考虑那就是要威慑苏联， 有学者认为杜鲁门之所以批准使用原子弹更多的是考虑到为将来的对苏交涉赢取有利的 外交杠杆。(注：(美)加尔·阿尔佩罗维茨：《使用原子弹的决断与美国神话的构建》 ，纽约，贝斯凯文出版社，1995年，第38、190页。)决定将原子弹投入实战是雅尔塔会 议之后美国出台的一项重大军事举措，必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修正原先制订的作战计划 ，还使美国拥有了一张应对战后复杂局面的王牌。此后美国不再提及邀请苏联早日参战 的问题。正如史汀生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在俄国人到达日本本土之前尽快地使日 本投降……把日本本土掌握在我们手中。”(注：(美)加尔·阿尔佩罗维茨：《使用原 子弹的决断与美国神话的构建》，纽约，贝斯凯文出版社，1995年，第38、190页。)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内部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已告结束，转入研究如 何利用原子弹达到单独占领日本的目的，进而威慑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此后美国政 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阻止苏联参战，独吞太平洋战场胜利果实的计划中。大国合作的 原则产生了第一条裂缝。
二、苏联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与保守外交
二战后期，苏联对亚洲局势的态度显然不如对欧洲那么热心，尤其是拖延出兵远东的 表现令美国感到失望，并转而排斥苏联介入远东的事务。而苏联未能敏锐的觉察到美国 政策的转变，也未能意识到核武器即将对战局产生异常重大的影响，结果就导致主动权 的丧失，进而埋下了与美国对抗的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 际地位。随着英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共同主宰 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半个欧洲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对远东地区，苏联也必 会有所取舍。因此，随着日本的战败，恢复沙俄时代俄国在远东的权益就成了苏联在远 东起码的要求。雅尔塔协定明确规定：“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 俄国的各项权益。”(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 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下卷第1分册，第204页。)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必须出兵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增加战后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所以出兵远东是苏联结束欧战之后的一个既定方针。但苏联对外政策的构想明显落后 于时代，斯大林历来主张先通过廉价的外交斡旋，其次才是直接而又昂贵的军事介入来 为本国谋取最大好处。这一点在苏联拖延对日宣战问题上体现的很清楚。此外斯大林之 所以不急于对日宣战还出于一种对局势完全错误的判断。1944年1月，迈斯基向莫洛托 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到：“在战后世界的重建方面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创造一 种新格局，……苏联的安全(至少在欧洲和亚洲是这样)能够在较长时期得到保证。”备 忘录的其余部分提到：战后欧洲大陆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苏联将在其中占绝对优势 ；而美苏之间由于相隔遥远，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斯大林同时还预计到美国战后 可能会抑制苏联，但苏联进军欧亚战场，特别是对日宣战将会使西方作出让步，(注：( 前苏联)麦斯基致莫洛托夫函(Maisky to Molotov:11 January 1944)，存俄罗斯联邦外 交政策档案馆(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Federation),f.06,op.6,papka 14,d.145,P3.)这些构想反映出苏联时局观显然有些落后了。但“我们没有料到 美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尽管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原子弹的研制进展。”1945年2 月，MGB头子莫库洛夫向贝利亚汇报无法确定美国何时能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估计还 需一到五年的时间。(注：(前苏联)帕维·苏多帕拉托夫、安娜托利·苏多帕拉托夫： 《特殊使命——两旁目击者的证言》，波士顿，斯塔尔顿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正是这些陈腐的判断妨碍了苏联对二战末期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分析，斯大林未能及时着 手准备反击美国利用核威慑在远东排挤苏联的意图。波茨坦会议前斯大林本人曾多次表 达了要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的愿望。他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致杜鲁门的唁电中表示相信 ，“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 。稍后又在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文中表示，“……苏美两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 的友好关系，今后也将顺利地发展。”(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62年，第412、430页。)
为进一步说明苏联外交的保守性，有必要补叙苏日之间在二战后期的一段交涉，以利 于更深入地体察苏联作出与美国对抗的选择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期，日本人已感到无法抵挡诸大国的联手夹击，竭力想制造同盟国内部的分裂 。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争取与之单独订约更是日本短期外交战略的核心点。因为日本 明白尽管中美最终仍能打败日本，但若能使苏联从中调解，则日本在战后的处境就会好 得多；相反，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日本除接受英美提出的无条件投降外别无选择 ，因此日本将外交计谋重点对准了莫斯科。于是在1945年2月至4月通过多种途径与苏联 接触，希望苏联从中斡旋。(注：《苏联外交部公报》1990年10月19(77)号，转引自《1 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台北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学术论文集》，台湾，淡江大 学出版，1995年，第46页。)苏联对日本的意图当然十分清楚，但苏联显然不愿与日本单独讲和，因为无论出于报复日本在战时对苏联的威胁与掠夺，还是恪守对反法西斯同 盟的诺言，以及保持共产主义领袖的形象，当然还有为取得对战后远东事务的发言权， 与日本单独媾和都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莫斯科方面对日本频繁的外交攻势没有反应， 坐失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进而掌握远东问题主动权的良机，暗合了美国在远东排斥苏联 涉足的构想，使苏联在战后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美国独揽日本投降与操纵日本命运的尴尬 处境。
可见苏联的时局观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大国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对核武器的问世可能 给局势造成的巨大影响未能及时酝酿出高明的反应策略。正因如此，当不久以后原子弹 突然间在日本横空出世之际，苏联方面的反应只能是非常混乱和仓促的，在主动性和信 任感同时丧失而形势又异常不利的情况下，苏联除了针锋相对地反击美国排斥苏联的企 图外别无选择，于是便以抢夺手头胜利果实制造既成事实为手段，与美国在远东一决雌 雄。
三、美国对苏联出兵远东的考虑与拖延苏联出兵的计谋
雅尔塔会议前，美国的确曾希望苏联出兵减轻美军的伤亡，但我们必须分清美国在远 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能否参战，而在于苏联能否尽早参战。因为美国当 时的处境正如当年斯大林急切地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美 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 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全力投入进攻即是为我们太平洋战区提供的最大支援”。 (注：(前苏联)雷蒙德·加特霍夫：《中苏军事关系史》，纽约，克利夫兰基金会，196 6年，第59页。)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本土登陆作战前对日宣战就可将日本关东军 主力吸引在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 进程。可惜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苏联拖延出兵的表现却令美国经历了一个由 大失所望到大喜过望的过程。
1951年，美国前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国会听证会上透露了罗斯福当年对苏联参战的考虑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能否参战太平洋战争，而在于能否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 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 我们付出重大牺牲，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那时苏联人就能轻 易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 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自由。”波茨坦会议前苏联按兵不动的态势使美国人越来 越认为苏联出兵之意不在于协助美国战胜日本，而在于养精蓄锐，坐等美日双方都筋疲 力尽时抢夺胜利果实。于是美国人将计就计，一手在太平洋战场全力推进，完成对日本 主岛的封锁；一手进行隔断苏联进军日本本土的准备。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贝尔纳 斯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还授意蒋介 石政府拖延中苏就履行雅尔塔协议进行的谈判。贝尔纳斯就曾说过：“如果他们不这样 做，苏联也许会立即参战……只要他们在谈判，苏联就可能参战，而日本也会投降。” (注：(美)贝尔纳斯：《直言不讳》(James Byrnes,Speaking Frankly)，纽约，朗文出 版社，1947年，第211页。)于是就在苏联等候美国再次发出希望苏联早日参战的请求时 ，远东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综上所述，在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之间的这段时期，美苏两国的政策走向并没有 表现出一种依照雅尔塔协议的精神逐渐趋同的态势，苏联想打着维护大国合作的幌子坐 收渔利，美国则以原子弹为后盾企图独揽日本投降，排斥苏联涉足远东。二者的矛盾在 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必然会发生第一次交锋。
四、核武器出世后美苏的较量与合作关系的破裂
波茨坦会议召开期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的“雏形核外交”立即亮相。前文 已述及美苏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尽管美国是有备而来，苏联是被动反击，但 美国并没有实现威慑苏联的梦想。接着在那年9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和12月召开的莫 斯科外长会议上，尚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以“冒险战略”为要旨的“反核外交”粉墨登 场，苏美于是进入了核对抗的第一阶段——“不对等对抗”时代。
斯大林对核武器并不陌生，从1942年起苏联就开始刺探美、英、德等国的核武器研制 计划，而且这种间谍活动的规模肯定是空前的。1943年3月，奥本·海默的苏联同类柯 察托夫就曾这样评价过间谍活动窃得的情报，说这些消息“……具有重大意义。……使 我们能够绕过许多需要花大力气解决难题之后才能前进的阶段。”(注：(美)戴维·霍 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 社，1994年，第91、116～118、127～130页。)因此苏联方面对核武器的了解相对于继 任总统刚刚3个月的杜鲁门而言并不逊色。但美国原子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横空出世 着实令苏联感到有些意外，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预感到苏联原先构想的大国合作原则 可能要泡汤，必须开始酝酿反击措施了。他叮嘱属下：“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 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可这种敲诈的伎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并命令加快苏 联核武器的研制进程。(注：(美)戴维·霍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联与原子能( 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116～118、127～130页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之后斯大林再次下令尽最大努力加速研制原子弹，抗击美国威胁 。随后苏军突入远东、太平洋，摆出一副要和美国在亚太战场平分秋色的架势，这反倒 把拥有核武器的美国逼到了一种守势。
苏联缘何敢跟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抢夺胜利果实?美国为什么不能按原计划阻止苏联涉足 远东?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考察双方当时对局势的判断特别是对核武器的认识。必须 明白一点，即数量稀少的几件核武器并不能以其个体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而常规武器划 清界线，核武器只有经历了数量上的指数级膨胀之后才能脱离常规武器的范畴成为一种 巨大的威慑力量，加之核武器的制造工序复杂，不能象常规武器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大量 生产。此外，美国那时对自己的独家垄断地位过于乐观，没有很好地考虑一旦核威慑失 灵后该怎么和苏联打交道。
其实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对苏联的震慑非常大，但苏联对美国的确切意图并不是非常 清楚，只是下意识地准备要反击美国的核威慑。幸亏苏联间谍发回的报告准确地证实了 美国的军火库中只有几颗原子弹，(注：(美)戴维·霍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 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116～118、 127～130页。)这多少为苏联出台紧急应对措施赢得了时间，于是苏联的“反核外交” 应运而生。波茨坦会议之后，苏联立即着手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在一切 为了早日造出原子弹这个目标的指引下，苏联最终被改装成一个现代军工复合体。同时 也加强了对敌特分子的防范，严防敌人在苏联国内制造恐怖的“匿名核战争”。
而美国虽然只用两颗原子弹就改变了二战的进程，但正是日本的迅速投降助长了美国 的骄傲情绪，美国决策者高估了核武器的威力，忽视了苏联的地缘特征及军事潜力都比 日本优越得多，这种纯粹的实力是拥有原子弹及海空军优势的美国所无可奈何的，而且 这个教训也是在苏军四处出击，制造了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才意识到的。在1950年以前， 美国的官员丝毫不敢肯定如果美国先下手的话就一定能打赢一场针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 。(注：(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 纽约，克莱兰顿出版社，1997年，第89页。)这就令美国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能 过度依赖核武器这张牌。
至此基本可以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了。斯大林对核时代的对抗双方的意图与实力基本 上做到了知己知彼，处于弱势的苏联本能地先行确定了与美国对抗的方针；而杜鲁门那 边则是一团乱麻，搞不清苏联会对美国的核威慑作何反应。这就是为何美国反倒被苏联 牵着鼻子走的原因。而且美国在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不管初衷如何，其表现形式总是要 敲诈苏联让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待苏联。这就令苏联只得一手加紧研制自 己的核武器，一手坚决与美国对抗到底。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美苏双方的关系眨眼间就发生了变化。战时大国间 的合作关系随着共同敌人的投降而失去了基础，战后初期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 有关各方重视和猜测。此外，美国在战后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形势，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其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前瞻性，在多种选择之间反复摇摆之际丧失了一个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应有的主动性。
美国国内对核威慑战略的争吵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贝尔纳斯主张先守口如瓶，等到 轰炸日本以后苏联必会瞠目结舌，如此即可将原子弹的威慑效应最大化；史汀生认为如 此只能加深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妨碍战后继续合作，于是建议先向斯大林透透风。( 注：史汀生曾在7月4日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透风策略的效应，见FRUS，19 45(华盛顿，1967年)第2卷第13小节。有关贝尔纳斯利用核武器发动外交攻势的设想见 阿尔佩罗茨前引书，第195～219页。)杜鲁门则折衷了两人的方案，用隐讳的语言向斯 大林透露了美国拥有的新式武器。总起来说，美国给原子弹只开出了两个处方：上策是 搞国际控制，下策是维持美国的垄断地位进行威慑。杜鲁门更倾向于搞国际控制，并要 确保苏联参加。(注：(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冷战政客操核上阵——1945年以 来的核外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这成了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 对苏政策的着眼点。
1945年9月召开的伦敦五大国外长会议是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国会议，美苏双方在许多 问题上都发生了争吵，核武器问题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会议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苏联参加这次会议也是有备而来的，从外表来看，苏联采取了一种“把活马当成死马 医”的策略，根本不把美国拥有原子弹当回事。这就是莫洛托夫缘何出人意料地对这种 新型武器不屑一顾。他后来承认：“我们早已为这个问题定下了一种基调，回答对方问 题方式要能使我国人民多少感到一些自信。”(注：(前苏联)菲利克斯·伊凡维奇·朱 甫：《莫洛托夫回忆录——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芝加哥，麦德索默-诺顿出版公司 ，1993年，第58页。)伦敦外长会议可称双方的第二次交锋，美国原计划利用核威慑谋 取外交收益，岂料这早已成为苏联外交反击战的靶心。这次会议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不 能靠原子弹迫使莫斯科作出任何外交让步了，此后美国走上了寻求国际控制的道路。
伦敦会议的失败是大国合作破裂明朗化的一个标志，美苏双方从此互相抬杠，互不买 帐。会后，苏联将反击美国核讹诈的斗争扩大化了，在很多原本无关的问题上也要与美 国一争到底。至此，大国合作的基础已经完全丧失。伦敦会议还为苏联的“反核外交” 提供了一个“试试水温”的机会，结果斯大林成功了，贝尔纳斯会后决定承认苏联在东 南欧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苏联的对外政策更趋冒险了，因为斯大林摸清了美国没有进 攻苏联的实力。苏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抗，在这种互怀敌意的环境中，无论美国出台 什么政策都会被苏联视为阴谋。从这个角度着眼，“国际控制”案的流产已是必然的事 情了。
那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新一轮大国外长会议，莫洛托夫仍旧显示出一副平起平坐的 样子。美英代表团赴莫斯科的目的本来是要设法让苏联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设立该委员会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这也是艾奇逊——李林瑟计划(Acheson-Lilienthal)(即后来的巴鲁克计划)的第一步。有些苏联官员认为美英代表团来访足以 证明他们在原子弹问题上已不再奉行强硬路线；(注：(前苏联)菲利克斯·伊凡维奇· 朱甫：《莫洛托夫回忆录——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芝加哥，麦德索默-诺顿出版公 司，1993年，第58页。)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苏联居然同意参加联合国就此问题举行 的讨论。其实所谓的国际控制方案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任何一致意见，因为美国提出的两 个计划(即艾奇逊——李林瑟计划和巴鲁克计划)都要求在美国放弃其核垄断之前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国际机构监控所有用以生产核武器的设施。苏联的立场则是要首先立即摧毁 现存的核武器，却没有附加相应的监督机制阻止其它国家生产核武器。双方在谈判中积 累的分歧愈益加剧了不信任感，美苏对抗正是在两国就如何对核武器实施国际控制的过 程中逐步升级的。
五、结语
至此，可以初步总结一下美苏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首先，双方都没有攻击 对方的意图。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最初只是为了能在苏联拖延出兵的情况下尽快击败日本 ，然后才是阻止苏联的扩张，为达到后一个目的，美国的外交表现出一种威慑性；但美 国在冷战早期一直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苏联也没有和美国开战的打算，但美国在外交 场合咄咄逼人的势头着实令苏联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一是源于误会了美国的真实意图， 二是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本能反应，于是苏联的口径反倒愈发张扬，同时集中力量加快研 制自己的核武器，以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可在美国人眼里，苏联的这些“嚣张 言行”就已然超出了所能容忍的限度，于是加大了威慑的力度，并试图通过某种国际监 督的形式来恢复双方的合作。同理，苏联也把美国这些外交努力视为阴险的花招，转而 向美国提出一些它绝对不能接受的反建议，欺骗世界舆论。二战以来的大国合作模式逐 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抗。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发生的一 系列重大事件加剧了双方的对抗，而催生了对抗的核武器也将在其中继续扮演一个重要 而又微妙的角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沪)2003年02期第20～25，92页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Birth of Nuclear Weapon and the Breakup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Mao Likun
Department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作者简介】毛立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0级硕士生。北京市，100872
| 【内容提要】 |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由战时的合作迅速走向对抗，雅尔塔协定之后世界局势的一系列 重大变化无疑是美苏对抗的缘起，美苏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斗争也是促成双方对抗的 一个关键因素，本文立足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以较充分的史料论证双方在前台的攻防 及幕后的谋划，力求从武器技术大突破的角度揭示美苏合作破裂的原委。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d quickly,and stepped into confrontation.No doubt,a series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situation after the Yalta system was the origin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While the conflict and dispute on the issue of nuclear weap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onfrontation,therefore,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lose the breaku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 unique angle——the nuclear weapon.Some newly declassified Soviet and American archives supplied enough resources to make that issue clearer than before,especially the accounts and speeches of the former leaders in detail. |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美苏两大国很快由战时的合作走向了战后的对抗，个中原因 错综复杂。战争期间美苏双方虽然保持了合作，但在政治方面，即战后世界的安排方面 ，却存在深刻的矛盾。核武器及由其催生的核外交对战后世界政治的影响尤为显著。美 国在战后初期独家垄断核武器的局面与苏联在美国的“核讹诈”面前的一桩桩惊世之举 无疑是促成两国对抗的重要因素，分析这段时期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我们总结引发冷 战对峙的教训不无裨益。
一、原子弹的研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
从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之间的几个月是美苏两国对外政策发生较大波动的时期。 战局的演变以及双方对战后世界安排的新设想，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原先的打算 ，其中美国政策的更迭与原子弹的研制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称是引发美苏之间一系 列争端的自变量；苏联此时的应对措施则显得略为被动，缺乏有力的反击方案，可称为 因变量。同时出于在战后继续维持大国合作的需要，苏联此时并没有撕毁雅尔塔协定的 打算；而美国已经在酝酿要以原子弹为后盾迫使苏联后退，特别是要收回过去西方对苏 联在东欧和远东的要求作出的一系列让步。
罗斯福时期美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美军的伤亡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太平洋战 场与日军的搏斗中损失很大，因此迫切希望苏联能够早日对日宣战。当然罗斯福也曾期 望使用原子弹迅速击败日本，但此时美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正处于攻坚阶段，无法确定 究竟何时能够研制成功，因此美国必然会在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保持合作，以换取苏联 出兵远东。
但杜鲁门上台之际美军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变革，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令 美国感到胜利在望。1945年4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取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军 事协议，开始考虑阻止苏联出兵远东的方案，以摆脱可能由此导致的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这次会议显然与原子弹即将问世有重大关系。次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曼哈顿工程主 管格鲁将军首次向总统杜鲁门大量披露了美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展和前景。他们向总统汇 报了有关原子弹的几个问题：美国将在未来4个月内拥有一种能够一次摧毁一座城市的 新型武器；美国能够在若干年内维持对该武器的垄断；这种武器一旦投入使用，那么一 切现代文明都有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标志着原子弹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已经进入 美国的最高决策圈，即将成为一件美国实现其全新远东战略的利器。
德国投降之后，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 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认为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 定然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而总统杜鲁门的态度如何具有决定意味，在经 历了短暂的震惊与惶恐之后，他终于作出了排斥苏联的选择。第一，要尽可能迅捷、廉 价地击溃日本，避免因战争拖延而给日美双方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注：(美)巴顿·J· 伯恩斯坦：《战后神话——省下了50万条美国人命》，《核科学家公报》，第42卷，纽 约，冷战国际史研究基金会，1999年，第38～40页。)第二，曼哈顿工程前后耗资20亿 美元，如此昂贵的武器竟然闲置不用，就无法向愤怒的国会和广大公众交待；(注：(美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纽约，1989年，第42页。)第三，治国乏术 的杜鲁门愿意在更大程度上继承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当然也是其中 之一。(注：(美)戴维·伯劳瑟斯：《借美国的优势地位寻求国际控制——杜鲁门给核 武器开的处方》，《冷战政客操核上阵——1945年以来的核外交》，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7页。)总之，历史和现实的层层压力使新总统杜鲁门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 的问题上有进无退。众所周知，使用原子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考虑那就是要威慑苏联， 有学者认为杜鲁门之所以批准使用原子弹更多的是考虑到为将来的对苏交涉赢取有利的 外交杠杆。(注：(美)加尔·阿尔佩罗维茨：《使用原子弹的决断与美国神话的构建》 ，纽约，贝斯凯文出版社，1995年，第38、190页。)决定将原子弹投入实战是雅尔塔会 议之后美国出台的一项重大军事举措，必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修正原先制订的作战计划 ，还使美国拥有了一张应对战后复杂局面的王牌。此后美国不再提及邀请苏联早日参战 的问题。正如史汀生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在俄国人到达日本本土之前尽快地使日 本投降……把日本本土掌握在我们手中。”(注：(美)加尔·阿尔佩罗维茨：《使用原 子弹的决断与美国神话的构建》，纽约，贝斯凯文出版社，1995年，第38、190页。)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内部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已告结束，转入研究如 何利用原子弹达到单独占领日本的目的，进而威慑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此后美国政 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阻止苏联参战，独吞太平洋战场胜利果实的计划中。大国合作的 原则产生了第一条裂缝。
二、苏联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与保守外交
二战后期，苏联对亚洲局势的态度显然不如对欧洲那么热心，尤其是拖延出兵远东的 表现令美国感到失望，并转而排斥苏联介入远东的事务。而苏联未能敏锐的觉察到美国 政策的转变，也未能意识到核武器即将对战局产生异常重大的影响，结果就导致主动权 的丧失，进而埋下了与美国对抗的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 际地位。随着英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共同主宰 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半个欧洲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对远东地区，苏联也必 会有所取舍。因此，随着日本的战败，恢复沙俄时代俄国在远东的权益就成了苏联在远 东起码的要求。雅尔塔协定明确规定：“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 俄国的各项权益。”(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 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下卷第1分册，第204页。)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必须出兵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增加战后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所以出兵远东是苏联结束欧战之后的一个既定方针。但苏联对外政策的构想明显落后 于时代，斯大林历来主张先通过廉价的外交斡旋，其次才是直接而又昂贵的军事介入来 为本国谋取最大好处。这一点在苏联拖延对日宣战问题上体现的很清楚。此外斯大林之 所以不急于对日宣战还出于一种对局势完全错误的判断。1944年1月，迈斯基向莫洛托 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到：“在战后世界的重建方面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创造一 种新格局，……苏联的安全(至少在欧洲和亚洲是这样)能够在较长时期得到保证。”备 忘录的其余部分提到：战后欧洲大陆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苏联将在其中占绝对优势 ；而美苏之间由于相隔遥远，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斯大林同时还预计到美国战后 可能会抑制苏联，但苏联进军欧亚战场，特别是对日宣战将会使西方作出让步，(注：( 前苏联)麦斯基致莫洛托夫函(Maisky to Molotov:11 January 1944)，存俄罗斯联邦外 交政策档案馆(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Federation),f.06,op.6,papka 14,d.145,P3.)这些构想反映出苏联时局观显然有些落后了。但“我们没有料到 美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尽管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原子弹的研制进展。”1945年2 月，MGB头子莫库洛夫向贝利亚汇报无法确定美国何时能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估计还 需一到五年的时间。(注：(前苏联)帕维·苏多帕拉托夫、安娜托利·苏多帕拉托夫： 《特殊使命——两旁目击者的证言》，波士顿，斯塔尔顿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正是这些陈腐的判断妨碍了苏联对二战末期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分析，斯大林未能及时着 手准备反击美国利用核威慑在远东排挤苏联的意图。波茨坦会议前斯大林本人曾多次表 达了要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的愿望。他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致杜鲁门的唁电中表示相信 ，“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 。稍后又在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文中表示，“……苏美两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 的友好关系，今后也将顺利地发展。”(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62年，第412、430页。)
为进一步说明苏联外交的保守性，有必要补叙苏日之间在二战后期的一段交涉，以利 于更深入地体察苏联作出与美国对抗的选择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期，日本人已感到无法抵挡诸大国的联手夹击，竭力想制造同盟国内部的分裂 。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争取与之单独订约更是日本短期外交战略的核心点。因为日本 明白尽管中美最终仍能打败日本，但若能使苏联从中调解，则日本在战后的处境就会好 得多；相反，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日本除接受英美提出的无条件投降外别无选择 ，因此日本将外交计谋重点对准了莫斯科。于是在1945年2月至4月通过多种途径与苏联 接触，希望苏联从中斡旋。(注：《苏联外交部公报》1990年10月19(77)号，转引自《1 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台北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学术论文集》，台湾，淡江大 学出版，1995年，第46页。)苏联对日本的意图当然十分清楚，但苏联显然不愿与日本单独讲和，因为无论出于报复日本在战时对苏联的威胁与掠夺，还是恪守对反法西斯同 盟的诺言，以及保持共产主义领袖的形象，当然还有为取得对战后远东事务的发言权， 与日本单独媾和都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莫斯科方面对日本频繁的外交攻势没有反应， 坐失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进而掌握远东问题主动权的良机，暗合了美国在远东排斥苏联 涉足的构想，使苏联在战后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美国独揽日本投降与操纵日本命运的尴尬 处境。
可见苏联的时局观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大国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对核武器的问世可能 给局势造成的巨大影响未能及时酝酿出高明的反应策略。正因如此，当不久以后原子弹 突然间在日本横空出世之际，苏联方面的反应只能是非常混乱和仓促的，在主动性和信 任感同时丧失而形势又异常不利的情况下，苏联除了针锋相对地反击美国排斥苏联的企 图外别无选择，于是便以抢夺手头胜利果实制造既成事实为手段，与美国在远东一决雌 雄。
三、美国对苏联出兵远东的考虑与拖延苏联出兵的计谋
雅尔塔会议前，美国的确曾希望苏联出兵减轻美军的伤亡，但我们必须分清美国在远 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能否参战，而在于苏联能否尽早参战。因为美国当 时的处境正如当年斯大林急切地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美 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 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全力投入进攻即是为我们太平洋战区提供的最大支援”。 (注：(前苏联)雷蒙德·加特霍夫：《中苏军事关系史》，纽约，克利夫兰基金会，196 6年，第59页。)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本土登陆作战前对日宣战就可将日本关东军 主力吸引在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 进程。可惜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苏联拖延出兵的表现却令美国经历了一个由 大失所望到大喜过望的过程。
1951年，美国前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国会听证会上透露了罗斯福当年对苏联参战的考虑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能否参战太平洋战争，而在于能否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 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 我们付出重大牺牲，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那时苏联人就能轻 易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 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自由。”波茨坦会议前苏联按兵不动的态势使美国人越来 越认为苏联出兵之意不在于协助美国战胜日本，而在于养精蓄锐，坐等美日双方都筋疲 力尽时抢夺胜利果实。于是美国人将计就计，一手在太平洋战场全力推进，完成对日本 主岛的封锁；一手进行隔断苏联进军日本本土的准备。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贝尔纳 斯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还授意蒋介 石政府拖延中苏就履行雅尔塔协议进行的谈判。贝尔纳斯就曾说过：“如果他们不这样 做，苏联也许会立即参战……只要他们在谈判，苏联就可能参战，而日本也会投降。” (注：(美)贝尔纳斯：《直言不讳》(James Byrnes,Speaking Frankly)，纽约，朗文出 版社，1947年，第211页。)于是就在苏联等候美国再次发出希望苏联早日参战的请求时 ，远东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综上所述，在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之间的这段时期，美苏两国的政策走向并没有 表现出一种依照雅尔塔协议的精神逐渐趋同的态势，苏联想打着维护大国合作的幌子坐 收渔利，美国则以原子弹为后盾企图独揽日本投降，排斥苏联涉足远东。二者的矛盾在 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必然会发生第一次交锋。
四、核武器出世后美苏的较量与合作关系的破裂
波茨坦会议召开期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的“雏形核外交”立即亮相。前文 已述及美苏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尽管美国是有备而来，苏联是被动反击，但 美国并没有实现威慑苏联的梦想。接着在那年9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和12月召开的莫 斯科外长会议上，尚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以“冒险战略”为要旨的“反核外交”粉墨登 场，苏美于是进入了核对抗的第一阶段——“不对等对抗”时代。
斯大林对核武器并不陌生，从1942年起苏联就开始刺探美、英、德等国的核武器研制 计划，而且这种间谍活动的规模肯定是空前的。1943年3月，奥本·海默的苏联同类柯 察托夫就曾这样评价过间谍活动窃得的情报，说这些消息“……具有重大意义。……使 我们能够绕过许多需要花大力气解决难题之后才能前进的阶段。”(注：(美)戴维·霍 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 社，1994年，第91、116～118、127～130页。)因此苏联方面对核武器的了解相对于继 任总统刚刚3个月的杜鲁门而言并不逊色。但美国原子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横空出世 着实令苏联感到有些意外，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预感到苏联原先构想的大国合作原则 可能要泡汤，必须开始酝酿反击措施了。他叮嘱属下：“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 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可这种敲诈的伎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并命令加快苏 联核武器的研制进程。(注：(美)戴维·霍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联与原子能( 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116～118、127～130页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之后斯大林再次下令尽最大努力加速研制原子弹，抗击美国威胁 。随后苏军突入远东、太平洋，摆出一副要和美国在亚太战场平分秋色的架势，这反倒 把拥有核武器的美国逼到了一种守势。
苏联缘何敢跟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抢夺胜利果实?美国为什么不能按原计划阻止苏联涉足 远东?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考察双方当时对局势的判断特别是对核武器的认识。必须 明白一点，即数量稀少的几件核武器并不能以其个体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而常规武器划 清界线，核武器只有经历了数量上的指数级膨胀之后才能脱离常规武器的范畴成为一种 巨大的威慑力量，加之核武器的制造工序复杂，不能象常规武器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大量 生产。此外，美国那时对自己的独家垄断地位过于乐观，没有很好地考虑一旦核威慑失 灵后该怎么和苏联打交道。
其实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对苏联的震慑非常大，但苏联对美国的确切意图并不是非常 清楚，只是下意识地准备要反击美国的核威慑。幸亏苏联间谍发回的报告准确地证实了 美国的军火库中只有几颗原子弹，(注：(美)戴维·霍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 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116～118、 127～130页。)这多少为苏联出台紧急应对措施赢得了时间，于是苏联的“反核外交” 应运而生。波茨坦会议之后，苏联立即着手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在一切 为了早日造出原子弹这个目标的指引下，苏联最终被改装成一个现代军工复合体。同时 也加强了对敌特分子的防范，严防敌人在苏联国内制造恐怖的“匿名核战争”。
而美国虽然只用两颗原子弹就改变了二战的进程，但正是日本的迅速投降助长了美国 的骄傲情绪，美国决策者高估了核武器的威力，忽视了苏联的地缘特征及军事潜力都比 日本优越得多，这种纯粹的实力是拥有原子弹及海空军优势的美国所无可奈何的，而且 这个教训也是在苏军四处出击，制造了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才意识到的。在1950年以前， 美国的官员丝毫不敢肯定如果美国先下手的话就一定能打赢一场针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 。(注：(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 纽约，克莱兰顿出版社，1997年，第89页。)这就令美国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能 过度依赖核武器这张牌。
至此基本可以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了。斯大林对核时代的对抗双方的意图与实力基本 上做到了知己知彼，处于弱势的苏联本能地先行确定了与美国对抗的方针；而杜鲁门那 边则是一团乱麻，搞不清苏联会对美国的核威慑作何反应。这就是为何美国反倒被苏联 牵着鼻子走的原因。而且美国在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不管初衷如何，其表现形式总是要 敲诈苏联让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待苏联。这就令苏联只得一手加紧研制自 己的核武器，一手坚决与美国对抗到底。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美苏双方的关系眨眼间就发生了变化。战时大国间 的合作关系随着共同敌人的投降而失去了基础，战后初期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 有关各方重视和猜测。此外，美国在战后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形势，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其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前瞻性，在多种选择之间反复摇摆之际丧失了一个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应有的主动性。
美国国内对核威慑战略的争吵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贝尔纳斯主张先守口如瓶，等到 轰炸日本以后苏联必会瞠目结舌，如此即可将原子弹的威慑效应最大化；史汀生认为如 此只能加深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妨碍战后继续合作，于是建议先向斯大林透透风。( 注：史汀生曾在7月4日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透风策略的效应，见FRUS，19 45(华盛顿，1967年)第2卷第13小节。有关贝尔纳斯利用核武器发动外交攻势的设想见 阿尔佩罗茨前引书，第195～219页。)杜鲁门则折衷了两人的方案，用隐讳的语言向斯 大林透露了美国拥有的新式武器。总起来说，美国给原子弹只开出了两个处方：上策是 搞国际控制，下策是维持美国的垄断地位进行威慑。杜鲁门更倾向于搞国际控制，并要 确保苏联参加。(注：(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冷战政客操核上阵——1945年以 来的核外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这成了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 对苏政策的着眼点。
1945年9月召开的伦敦五大国外长会议是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国会议，美苏双方在许多 问题上都发生了争吵，核武器问题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会议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苏联参加这次会议也是有备而来的，从外表来看，苏联采取了一种“把活马当成死马 医”的策略，根本不把美国拥有原子弹当回事。这就是莫洛托夫缘何出人意料地对这种 新型武器不屑一顾。他后来承认：“我们早已为这个问题定下了一种基调，回答对方问 题方式要能使我国人民多少感到一些自信。”(注：(前苏联)菲利克斯·伊凡维奇·朱 甫：《莫洛托夫回忆录——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芝加哥，麦德索默-诺顿出版公司 ，1993年，第58页。)伦敦外长会议可称双方的第二次交锋，美国原计划利用核威慑谋 取外交收益，岂料这早已成为苏联外交反击战的靶心。这次会议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不 能靠原子弹迫使莫斯科作出任何外交让步了，此后美国走上了寻求国际控制的道路。
伦敦会议的失败是大国合作破裂明朗化的一个标志，美苏双方从此互相抬杠，互不买 帐。会后，苏联将反击美国核讹诈的斗争扩大化了，在很多原本无关的问题上也要与美 国一争到底。至此，大国合作的基础已经完全丧失。伦敦会议还为苏联的“反核外交” 提供了一个“试试水温”的机会，结果斯大林成功了，贝尔纳斯会后决定承认苏联在东 南欧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苏联的对外政策更趋冒险了，因为斯大林摸清了美国没有进 攻苏联的实力。苏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抗，在这种互怀敌意的环境中，无论美国出台 什么政策都会被苏联视为阴谋。从这个角度着眼，“国际控制”案的流产已是必然的事 情了。
那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新一轮大国外长会议，莫洛托夫仍旧显示出一副平起平坐的 样子。美英代表团赴莫斯科的目的本来是要设法让苏联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设立该委员会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这也是艾奇逊——李林瑟计划(Acheson-Lilienthal)(即后来的巴鲁克计划)的第一步。有些苏联官员认为美英代表团来访足以 证明他们在原子弹问题上已不再奉行强硬路线；(注：(前苏联)菲利克斯·伊凡维奇· 朱甫：《莫洛托夫回忆录——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芝加哥，麦德索默-诺顿出版公 司，1993年，第58页。)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苏联居然同意参加联合国就此问题举行 的讨论。其实所谓的国际控制方案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任何一致意见，因为美国提出的两 个计划(即艾奇逊——李林瑟计划和巴鲁克计划)都要求在美国放弃其核垄断之前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国际机构监控所有用以生产核武器的设施。苏联的立场则是要首先立即摧毁 现存的核武器，却没有附加相应的监督机制阻止其它国家生产核武器。双方在谈判中积 累的分歧愈益加剧了不信任感，美苏对抗正是在两国就如何对核武器实施国际控制的过 程中逐步升级的。
五、结语
至此，可以初步总结一下美苏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首先，双方都没有攻击 对方的意图。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最初只是为了能在苏联拖延出兵的情况下尽快击败日本 ，然后才是阻止苏联的扩张，为达到后一个目的，美国的外交表现出一种威慑性；但美 国在冷战早期一直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苏联也没有和美国开战的打算，但美国在外交 场合咄咄逼人的势头着实令苏联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一是源于误会了美国的真实意图， 二是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本能反应，于是苏联的口径反倒愈发张扬，同时集中力量加快研 制自己的核武器，以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可在美国人眼里，苏联的这些“嚣张 言行”就已然超出了所能容忍的限度，于是加大了威慑的力度，并试图通过某种国际监 督的形式来恢复双方的合作。同理，苏联也把美国这些外交努力视为阴险的花招，转而 向美国提出一些它绝对不能接受的反建议，欺骗世界舆论。二战以来的大国合作模式逐 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抗。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发生的一 系列重大事件加剧了双方的对抗，而催生了对抗的核武器也将在其中继续扮演一个重要 而又微妙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