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究竟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
——与鲁品越教授商榷
李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3年02期第65～70页
【作者简介】李华，1962年生，江苏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系副教授。(南通 邮编：226007)
【关 键 词】1989年/民主德国/柏林墙/倒塌动因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3)02-0065-06
二战后，把德国和整个欧洲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是靠什么力量推倒的?这是一个需要多层 面综合研究才能诠释清楚的问题。但是，鲁品越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上发表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一文( 以下简称《鲁文》)中如是说：“这个现代世界史中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不是 意识形态，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而是科学技术与建立其上的生产力 。……积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资本的力量，借助于新 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充分表达出来。它迟早要冲破由冷战格局设立的对世 界经济流动的人为隔离。而前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缺陷，则提供了 冲破这种隔离的条件。于是，冷战铁幕终于打开，柏林墙终于倒塌。”(注：鲁品越： 《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载《中国社会 科学》，2002年第3期，第5页、第9页。)笔者认为，《鲁文》提出的资本力量推倒柏林 墙说，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缺乏实证材料，存在过于夸大资本作用的偏向，因而 难以为读者所接受，甚至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众所周知，柏林墙是战后民主德国政府为阻止其公民越境外逃于1961年构筑的，历经2 8年后又于1989年被迫自行推倒的。(注：旭迪：《柏林墙：一夜之间立起》，载《环球 时报》，2002年7月29日，第19版。)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回避分析战后 的民主德国国情。遗憾的是，《鲁文》在第一部分“是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这一 标题下，单纯强调全球化(从早期全球化至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属性 及其扩张路径，未能援引任何一手资料来论述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这种片面 性认识问题的结果是：既无法揭示影响民主德国政府推倒柏林墙的国内动因，又无从考 察西方国家资本力量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对民主德国的具体影响。 事实上，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外国资本，正如国内有学者10年前业已指出的那样，只 能作为影响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外因)来对待。(注：高德平：《柏 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而民主德国国 内因素(内因)才是推倒柏林墙的根本的或决定性力量。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 展变化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它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 化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它对事物发展虽有影响，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注 ：马振国、王传习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3页。)那么，影响柏林墙倒塌的内因何在呢?本文拟就此及其他相关问题做 一梳理，以期能对读者全面、客观地解读柏林墙倒塌之谜有所裨益。不当之处，祺请鲁 品越教授并学术界同仁指正。
民主德国人民对生活状况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推倒了柏林墙
众所周知，随着冷战升级，1949年在原统一德国的版图上分别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联邦 德国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它们采取的经济体制迥然不同：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后者则推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私营经济比重 很小。(注：姜德昌、吴疆：《马克骑士——再度崛起的德意志》，长春：吉林人民出 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求实说，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两德经济 的长足发展。
先对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情况做一概观：1949年以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在国 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1950～1960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 ，达到8.6%。(注：[德]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 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洛福尔特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79页。)在人 均社会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方面，联邦德国同样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5.6%，并在1965 年以后继续保持3.9%的增长速度和世界领先地位。(注：[联邦德国]韦尔纳·阿贝尔斯 豪著，张连根等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76页。)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从1952年的320亿美元上升到10年后的890亿美元，而 在20世纪70年代后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8280亿美元，而1985年则达到了1230 0亿美元。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79年联邦德国为11730美元，1980年增至13590美元，位 居世界第6位。1981～1985年，一直保持这种速度，超过美国，列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 位。(注：[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 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533页。)到1986年，平均 每个工人年收入为39638马克，平均每个职员的年收入为50747马克。(注：[德]克里斯 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 ：洛福尔特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80页。)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 德国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一百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注：李工真：《德意志道 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从而创造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新奇迹”。(注：朱忠武：《科尔政府时期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 原因探析》，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第27页。)
再看民主德国，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其经济也是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 平均年增长率在4%以上。(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2年版，第31、34页。)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49年不到273.5亿马克，1971年 增至1174.3亿马克，1980年上升为1871亿马克，1982年增为2011.4亿马克，1989年再增 加至2735亿马克。(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 2年版，第31、34页。)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民主德国1980年已达7180美元，居世 界第28位。1989年增加到15700万马克(合7850美元)。(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 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5页。)这一数字在苏联东欧国家中 “是最高的”。(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31页。)
虽然，战后40年民主德国“创造了高于苏联东欧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并跻身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的行列”，(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人民生活水平亦跃居世界第24位。(注：高德 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但是，它 与毗邻的联邦德国相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还存在很大差距。(注：马细谱主编：《 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页。)这种差距 ，不仅表现在前述主要经济指标上，而且表现在日用消费品的供求矛盾上。长期以来， 民主德国居民购买力的增长一直大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甚至一 些生活必需品也不能按需供应。居民有钱买不到东西。在首都东柏林的商场，人们几乎 看不到录像机、录像带，更别提高级组合音响、激光唱机和唱片了。商店里虽有彩电供 应，但价格昂贵，品种极少。要买一辆轿车需要预订10至20年方可得到。许多人没有这 份耐心，只好花三倍以上的钱去黑市上买车。(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想要安装一部住宅电话，可能成为一辈 子的事情。(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 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虽然医疗是免费的，但它 的物质基础不断老化。住房建设有成效，“但住房政策是错误的，年轻人的许多希望在 房管所变成了泡影。”(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 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然而，来自西 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物质诱惑，却每天都在陪伴民主德国人民。“它们来自电视广告、包 裹、带来的小礼品和外汇商店的供货。”(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 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 页。)通过收看电视并与联邦德国的情况对比，民主德国人经常问起这样的问题：“社 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极为明显的供应问题呢，高级消费品、水果蔬菜、零部件…… 这些在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理想，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生活水平上 不去呢?”(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 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诚然，造成民主德国居民生 活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居民的原因有许多方面：比如，民德曾多次进行经济改革，但未 能坚持下去。再比如，两国经济体制、领土大小、人口多少、资源贫富、原有工业基础 、所有制不同，等等。但是，笔者以为：民主德国长期推行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存在 的制度性缺陷是其中最主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 体现者，而未成为它的真正主人，名义上，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际上人人都没有。在 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财产的 分配以及财产的有效使用和增值，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样，就直接影响了 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换言之，人的劳动潜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最大化。长 此以往，民主德国的生产力发展受到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并使其进步速度逐步放缓。于 是，两德发展水平相差越来越大。这种差距长期存在，缩小无望，必然引起生活在东部 的民主德国人的不满和对联邦德国同胞富裕生活的向往。(注：中国经济学家黄苇町认 为：196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74美元，联邦德国为1320美元，相差只 有1/3多一点。而到了30年后的199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44美元，而 联邦德国为23980美元，是民主德国的5.8倍。见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为“追求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注：[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著，龚荷花等译：《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他们纷纷要求移居联邦德国。从1988年初起，出现要 求出境者的示威游行。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万民主德国公民以 书面方式向当局提出了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而不断为这支申请大军补充新人员的预备 队甚至有500至600万人左右，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3。”(注：高德平：《柏林墙与 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可见，人们群众对生活状 况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是冲垮柏林墙的重要动因之一。
民主德国人民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推倒了柏林墙
由于效法苏联，民主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出现了苏化倾向。它的宪法载 明：民主德国是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一切权力为人民的 福利服务，一切权力保障人民的和平生活，保卫社会主义社会，保证公民的社会主义生 活方式和人的自由发展，维护人的尊严。”(注：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 危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长期实 行的是民德统一社会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成为定式。党长期代表人民管理 国家，这就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管理的干部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由于党对社 会的一切领域都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领导，这个干部阶层变得越来越大。如何防止这个 管理层打着“代表人民”、“为公”的旗号谋取特权与私利呢?这就需要构建一套具体 的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法律化的民主制，即民主的选举、任期、罢免和监督制度。然 而，在民主德国，选举制度却长期流于形式。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人民议院代表、社 会团体的选举，均“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15页。)对于广大选民来说，让他们参加选举，“只不过是把选票叠好投入票箱，在这 种气氛下，选民失去了对选举内容和趋势的关心，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很明显，这“ 是阉割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选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
如果说上述选举做法已属于强奸民意，那么，“越来越多”的县、专区党政干部为取 得“选举中完全一致同意”的结果，而篡改地方选票的舞弊事件频频发生，这令广大群众感到“格外痛心”。(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 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这 种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民主真谛的“假选举”，进一步使人民的民主思想“受到无 法忍受的侵犯”。同时也使民主德国“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注：[民主德国]埃贡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1年版，第112～113页。)对于选举工作中存在的违规舞弊问题，前民德领导人 埃贡·克伦茨分析认为：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错误态度，更不在地方一级，而在于40 年来形成的选举制度不允许做出真正的民主抉择。”(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 ，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版，第113页。)惟其如此，民主选举变得有名无实，领导干部任命制与终身制大行其道 。加之监督制度和机制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代表、党政干部真正对人民利益负 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看法。因此 ，奉承拍马，漠视群众，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而老百姓对于以权谋私、仗势 欺人的官僚则往往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一批庸才、奸人、恶人便心安理得地活跃 于政治舞台上。至于党政领导，特别是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身处于权力金字塔的 顶端，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这是民主德国党群、干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体制上的 原因。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缺失，必然导致各级领导干部，“经济上错误决策，严重脱 离群众；脱离实际；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注：《原民德外交官谈剧变原因与后果 》，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版，第226页。)正因为这些缺点错误长期存在，所以“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把民德作为自 己祖国的觉悟。”(注：《前民德领导人昂纳克谈他下台经过和背景》，载[德国]《每 周邮报》，1990年11月21日；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其实，民主德国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不仅表现在选举工作中，而且表现在限制 公民出国旅行等方面。克伦茨承认：“如果民主德国公民向往改善生活质量，旅行便是 他们的头号愿望。”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几十年来，民德政府又“侵犯了一种重 要的人权，这大大加速和扩大了出境浪潮”。(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53页。)人们对政府限制旅行感到不可思议：第一，“地球仪上的大部分地区为什么竟 成了民德公民的禁区呢?”(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 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第二，政府 强调，旅行限制是因为存在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国家拿不出必要的外汇数额。但同时 又强调，民主德国属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这种说法自相矛盾。(注：[民主德国]埃 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第三，政治家们的国外旅行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变 得家喻户晓，但是公民本身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 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153页。)
人们的困惑不无道理。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在最有 活力的时期过得像个样子，而不是作为领养老金者拿到一本渴望已久的私人旅行护照时 再去享受。人们不愿再去迁就现有状况，而是最终要独立自主地去参与塑造未来。”( 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政府长期限制公民自由，令公众对党政 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厌恶。”(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他们反感的是：“从幼儿园起一切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他们向往拥有个性的活动余 地；面对被剥夺了的决定权利，他们感到是无力的；他们产生了想解决官方认为根本不 存在的矛盾的兴趣；他们想说一些同报纸上冗长的讲话不同的话；他们想发现和经历一 些事情，但却好像被国家禁锢了似的；他们的旅行癖在增加。”(注：[民主德国]埃贡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1年版，第155页。)然而，实现公众的这些心愿谈何容易!不得已，一些人喊出 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煽动性口号。(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76页。)年轻人则高呼：“柏林墙必须消失!”因为它不仅是一道“把百姓关进了狱中 ”的高墙，(注：[联邦德国]克·哈普雷希特编，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页。) 而且它还是“不容异说，与世界隔绝、狭隘的思维和清一色的想像”的象征。(注：[民 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6页。)然而，在1971～1989年的整个昂纳克时 代，“任何关于拆除柏林墙的要求都被视做反革命行为。”(注：[民主德国]埃贡·克 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年版，第155、170页。)受到政府“压制”。(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 ·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显而易见，“从政治自由的角度看”，民主德国的情况的确“不能令人满意”。(注：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 社，2002年版，第252页。)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肇始于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又使民德公众对于本国“严厉的制度越来越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不满。”(注：[俄]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 02年版，第252页。)那么，有没有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 当权者顺应人民意志、时代要求，“在民主德国实行政治变革”。(注：[民主德国]埃 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但是，长期担任民德领导人的埃里希·昂纳克却缺乏对正 在变化的现实的洞察力，“越来越独断专行”。(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 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30页。)他既“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顽固坚持“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 ’路线”，(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 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昂纳克反对改 革的真正原因是，“想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任何改革都可能使他失去这顶乌 纱帽。”(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 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但他 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时却讲出的是另一番理由：民主德国不仅“是欧洲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得最好的国家。苏联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民德 “根本不存在，或是还不那么明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5 1页。)言下之意，改革没有必要。这种僵化保守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 人民群众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需要好的形式与载体加以体现。但社会 主义的民德却“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 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生命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注：[民主 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加之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对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 失误不能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所以，有识之士强烈地“要求实行民主和自由选举，要 求党政分离，建立法制国家和出国旅行自由。”(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 ·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然而，“党的领导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把他们 当做政治上的敌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对党和政府不满，千方百计逃往西德。” (注：《原民德外交官谈剧变原因与后果》，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据统计，“在柏林墙修建后的 28年里，先后有187868人逃跑成功，但也有254人在逃跑时被击毙。”(注：旭迪：《柏 林墙：一夜之间立起》，载《环球时报》，2002年7月29日，第19版。)不难看出，民德 人不顾生命危险逃离自己的国家，确如昂纳克所云“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不过，这 一原因并非他所说的因为逃亡者有“法西斯历史”，(注：[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 著，龚荷花等译：《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而是 因为他们“要求人权”并“寻找自由”。(注：[德国]维尔纳·马泽尔著，樊迪生等译 ：《科尔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从这一意义上说，1989 年民德政府开放边界、推倒柏林墙，本质上又是“民主德国民主运动的结果。”(注：[ 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是推倒柏林墙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
如果说经济滑坡、政治倒退引起的公众不满是民德推倒柏林墙的主要内因，那么，苏 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则是产生这一后果的重要外因。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主德国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并被当做是39万华约军队的 前线驻地，同时也是苏联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注：[美国]丹尼尔·本杰明：《苏联 赞同两德统一以后》，载[美国]《时代周刊》，1990年2月12日；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专 辑)《论苏联东欧和国际形势新格局》，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因 此，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时 ，后者强调：他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 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 4页。)至于“100年以后将会怎样，那要由历史来决定。……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 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只能尊重它。”(注：[苏]米·谢·戈 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0 页。)可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反对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不 过，1987～1989年，戈氏的态度大有改变：他逐步理解了“德意志这样的民族被分成两 部分是不正常的。”(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 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影响其思想变化的历史及现实因 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分裂后，联邦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柏林墙修筑 前，民主德国政府亦然，只是此后才放弃统一旗帜。(注：吴友法：《“柏林墙”与德 国的分裂和统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16～12 2页。)但是，民德人民却一直“不愿再隔着(柏林)墙生活下去。”而是“非常强烈地希 望到操有同一种语言的邻居那里去。”(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第160页。)这证明民族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二，民德领导人昂纳克，对于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从一开始就不像东欧其他国家 领导人那样高兴。其后，对于戈氏推行的内政措施，他又“有保留”，并“持怀疑和疏 远的态度。”(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 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第三，如上已述，昂纳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迟迟不肯进行改革。对此，戈尔巴乔 夫“当然不是瞎子”，他对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注：[俄]米 ·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94页。)为此，戈氏曾多次“小心翼翼 ”地尝试说服昂纳克，“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 效果。”(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 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第四，1988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举行首次历史性会 晤，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通过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一系 列问题上建立起政治上和人际间的相互谅解。(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2年版，第287～288页。)从此，“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注：[俄]米·谢·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然而，与此同时，苏联与民德的关系相反有所降温。1989年10月6日，民主德国迎来了 其国庆40周年。戈尔巴乔夫作为首席贵宾参加了庆典并在6日晚的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 。随后，又与民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举行了会谈。本来，民德领导人是希望戈 氏的光临，能有助于安定人心、稳定政局。但出人意料的是，戈氏不仅大谈他的“政治 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并且郑重告诫民德领导人 要改革，再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注：吴友法：《“柏林墙”与德国的 分裂和统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20页。)10 月7日，他与昂纳克会晤时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 的惩罚。”(注：[英国]《经济学家》，315卷，第7661期，1990年6月30日；陈乐民： 《东欧剧变与欧洲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在民德领导 看来，这无疑是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也无异于给这个国家已在冒烟的动乱之火浇了一桶 燃油。(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 12页。)随之，上街游行和借道别国前往联邦德国的人数迅速增加。人们的游行口号也 在不断升级：从要求“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 合法化，实行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戈尔巴乔夫形容当时的民德“很像一只烧 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294页。)面对险情，戈氏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 自由和不干涉内政。”(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 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他 “没有偏听那些想使事态激化的人的话”，而是向民德领导人明确表态：苏联政府不会 像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反政府暴乱时那样，应其请求动用部署在民德领土上的苏 军坦克进行武力干涉，(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 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01页。)旨在“尽一切可能让各种进程沿着和平的轨道发展。”(注：[俄]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3页。)这一立场，对于民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放弃对人民的骚乱进行血腥镇压，“ 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军营 里。”(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 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基于上述种种情况 ，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被迫于1989年11月9日做出决定：开放“柏林墙”。(注：[民主德 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旋即，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支持民主德国领导 人这一最新决定”。(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至此，历经28年 风雨、象征着德国和整个欧洲分裂的“柏林墙”终于“名存实亡”，(注：[联邦德国] 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 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不再起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民德人民向往联邦德国富裕生活、对本国政治状况倒退强烈 不满以及戈尔巴乔夫支持民德改革诸因素互动形成的整体合力，才是冲垮“柏林墙”的 根本动力所在。事实证明：“柏林墙”倒塌与被扭曲的民德社会主义以及联邦德国资本 主义制度的某些“优越性”并非无关，而是有着直接的、深层的因果关联。鲁品越先生 在文章中无视并否认这些重要史实，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对柏林墙的冲击和影 响力，当然不可能全面、客观且令人信服地揭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动因。
收稿日期：2002-11-25
修回日期：2002-12-0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3年02期第65～70页
【作者简介】李华，1962年生，江苏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系副教授。(南通 邮编：226007)
| 【内容提要】 |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刊登鲁品越教授的文章认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 达国家经济体内部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资本的力量，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 术的力量推倒了柏林墙。本文作者则认为，资本力量只是产生这一后果的外部条件之一 。而民主德国国内经济滑坡、政治倒退以及苏联影响诸因素互动形成的整体合力，才是 推倒柏林墙的根本动力所在。 |
二战后，把德国和整个欧洲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是靠什么力量推倒的?这是一个需要多层 面综合研究才能诠释清楚的问题。但是，鲁品越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上发表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一文( 以下简称《鲁文》)中如是说：“这个现代世界史中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不是 意识形态，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而是科学技术与建立其上的生产力 。……积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资本的力量，借助于新 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充分表达出来。它迟早要冲破由冷战格局设立的对世 界经济流动的人为隔离。而前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缺陷，则提供了 冲破这种隔离的条件。于是，冷战铁幕终于打开，柏林墙终于倒塌。”(注：鲁品越： 《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载《中国社会 科学》，2002年第3期，第5页、第9页。)笔者认为，《鲁文》提出的资本力量推倒柏林 墙说，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缺乏实证材料，存在过于夸大资本作用的偏向，因而 难以为读者所接受，甚至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众所周知，柏林墙是战后民主德国政府为阻止其公民越境外逃于1961年构筑的，历经2 8年后又于1989年被迫自行推倒的。(注：旭迪：《柏林墙：一夜之间立起》，载《环球 时报》，2002年7月29日，第19版。)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回避分析战后 的民主德国国情。遗憾的是，《鲁文》在第一部分“是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这一 标题下，单纯强调全球化(从早期全球化至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属性 及其扩张路径，未能援引任何一手资料来论述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这种片面 性认识问题的结果是：既无法揭示影响民主德国政府推倒柏林墙的国内动因，又无从考 察西方国家资本力量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力量对民主德国的具体影响。 事实上，追求向全球市场扩张的外国资本，正如国内有学者10年前业已指出的那样，只 能作为影响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外因)来对待。(注：高德平：《柏 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而民主德国国 内因素(内因)才是推倒柏林墙的根本的或决定性力量。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 展变化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它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 化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它对事物发展虽有影响，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注 ：马振国、王传习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3页。)那么，影响柏林墙倒塌的内因何在呢?本文拟就此及其他相关问题做 一梳理，以期能对读者全面、客观地解读柏林墙倒塌之谜有所裨益。不当之处，祺请鲁 品越教授并学术界同仁指正。
民主德国人民对生活状况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推倒了柏林墙
众所周知，随着冷战升级，1949年在原统一德国的版图上分别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联邦 德国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它们采取的经济体制迥然不同：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后者则推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私营经济比重 很小。(注：姜德昌、吴疆：《马克骑士——再度崛起的德意志》，长春：吉林人民出 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求实说，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两德经济 的长足发展。
先对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情况做一概观：1949年以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在国 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1950～1960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 ，达到8.6%。(注：[德]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 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洛福尔特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79页。)在人 均社会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方面，联邦德国同样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5.6%，并在1965 年以后继续保持3.9%的增长速度和世界领先地位。(注：[联邦德国]韦尔纳·阿贝尔斯 豪著，张连根等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76页。)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从1952年的320亿美元上升到10年后的890亿美元，而 在20世纪70年代后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8280亿美元，而1985年则达到了1230 0亿美元。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79年联邦德国为11730美元，1980年增至13590美元，位 居世界第6位。1981～1985年，一直保持这种速度，超过美国，列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 位。(注：[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 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533页。)到1986年，平均 每个工人年收入为39638马克，平均每个职员的年收入为50747马克。(注：[德]克里斯 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 ：洛福尔特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80页。)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 德国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一百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注：李工真：《德意志道 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从而创造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新奇迹”。(注：朱忠武：《科尔政府时期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 原因探析》，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第27页。)
再看民主德国，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其经济也是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 平均年增长率在4%以上。(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2年版，第31、34页。)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49年不到273.5亿马克，1971年 增至1174.3亿马克，1980年上升为1871亿马克，1982年增为2011.4亿马克，1989年再增 加至2735亿马克。(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 2年版，第31、34页。)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民主德国1980年已达7180美元，居世 界第28位。1989年增加到15700万马克(合7850美元)。(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 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5页。)这一数字在苏联东欧国家中 “是最高的”。(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31页。)
虽然，战后40年民主德国“创造了高于苏联东欧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并跻身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的行列”，(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人民生活水平亦跃居世界第24位。(注：高德 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但是，它 与毗邻的联邦德国相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还存在很大差距。(注：马细谱主编：《 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页。)这种差距 ，不仅表现在前述主要经济指标上，而且表现在日用消费品的供求矛盾上。长期以来， 民主德国居民购买力的增长一直大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甚至一 些生活必需品也不能按需供应。居民有钱买不到东西。在首都东柏林的商场，人们几乎 看不到录像机、录像带，更别提高级组合音响、激光唱机和唱片了。商店里虽有彩电供 应，但价格昂贵，品种极少。要买一辆轿车需要预订10至20年方可得到。许多人没有这 份耐心，只好花三倍以上的钱去黑市上买车。(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想要安装一部住宅电话，可能成为一辈 子的事情。(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 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虽然医疗是免费的，但它 的物质基础不断老化。住房建设有成效，“但住房政策是错误的，年轻人的许多希望在 房管所变成了泡影。”(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 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然而，来自西 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物质诱惑，却每天都在陪伴民主德国人民。“它们来自电视广告、包 裹、带来的小礼品和外汇商店的供货。”(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 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 页。)通过收看电视并与联邦德国的情况对比，民主德国人经常问起这样的问题：“社 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极为明显的供应问题呢，高级消费品、水果蔬菜、零部件…… 这些在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理想，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生活水平上 不去呢?”(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 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诚然，造成民主德国居民生 活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居民的原因有许多方面：比如，民德曾多次进行经济改革，但未 能坚持下去。再比如，两国经济体制、领土大小、人口多少、资源贫富、原有工业基础 、所有制不同，等等。但是，笔者以为：民主德国长期推行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存在 的制度性缺陷是其中最主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 体现者，而未成为它的真正主人，名义上，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际上人人都没有。在 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财产的 分配以及财产的有效使用和增值，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样，就直接影响了 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换言之，人的劳动潜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最大化。长 此以往，民主德国的生产力发展受到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并使其进步速度逐步放缓。于 是，两德发展水平相差越来越大。这种差距长期存在，缩小无望，必然引起生活在东部 的民主德国人的不满和对联邦德国同胞富裕生活的向往。(注：中国经济学家黄苇町认 为：196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74美元，联邦德国为1320美元，相差只 有1/3多一点。而到了30年后的199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44美元，而 联邦德国为23980美元，是民主德国的5.8倍。见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为“追求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注：[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著，龚荷花等译：《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他们纷纷要求移居联邦德国。从1988年初起，出现要 求出境者的示威游行。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万民主德国公民以 书面方式向当局提出了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而不断为这支申请大军补充新人员的预备 队甚至有500至600万人左右，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3。”(注：高德平：《柏林墙与 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可见，人们群众对生活状 况不满产生的“离心力”是冲垮柏林墙的重要动因之一。
民主德国人民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推倒了柏林墙
由于效法苏联，民主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出现了苏化倾向。它的宪法载 明：民主德国是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一切权力为人民的 福利服务，一切权力保障人民的和平生活，保卫社会主义社会，保证公民的社会主义生 活方式和人的自由发展，维护人的尊严。”(注：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 危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长期实 行的是民德统一社会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成为定式。党长期代表人民管理 国家，这就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管理的干部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由于党对社 会的一切领域都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领导，这个干部阶层变得越来越大。如何防止这个 管理层打着“代表人民”、“为公”的旗号谋取特权与私利呢?这就需要构建一套具体 的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法律化的民主制，即民主的选举、任期、罢免和监督制度。然 而，在民主德国，选举制度却长期流于形式。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人民议院代表、社 会团体的选举，均“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15页。)对于广大选民来说，让他们参加选举，“只不过是把选票叠好投入票箱，在这 种气氛下，选民失去了对选举内容和趋势的关心，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很明显，这“ 是阉割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选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
如果说上述选举做法已属于强奸民意，那么，“越来越多”的县、专区党政干部为取 得“选举中完全一致同意”的结果，而篡改地方选票的舞弊事件频频发生，这令广大群众感到“格外痛心”。(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 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这 种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民主真谛的“假选举”，进一步使人民的民主思想“受到无 法忍受的侵犯”。同时也使民主德国“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注：[民主德国]埃贡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1年版，第112～113页。)对于选举工作中存在的违规舞弊问题，前民德领导人 埃贡·克伦茨分析认为：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错误态度，更不在地方一级，而在于40 年来形成的选举制度不允许做出真正的民主抉择。”(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 ，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版，第113页。)惟其如此，民主选举变得有名无实，领导干部任命制与终身制大行其道 。加之监督制度和机制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代表、党政干部真正对人民利益负 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看法。因此 ，奉承拍马，漠视群众，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而老百姓对于以权谋私、仗势 欺人的官僚则往往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一批庸才、奸人、恶人便心安理得地活跃 于政治舞台上。至于党政领导，特别是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身处于权力金字塔的 顶端，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这是民主德国党群、干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体制上的 原因。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缺失，必然导致各级领导干部，“经济上错误决策，严重脱 离群众；脱离实际；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注：《原民德外交官谈剧变原因与后果 》，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版，第226页。)正因为这些缺点错误长期存在，所以“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把民德作为自 己祖国的觉悟。”(注：《前民德领导人昂纳克谈他下台经过和背景》，载[德国]《每 周邮报》，1990年11月21日；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其实，民主德国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不仅表现在选举工作中，而且表现在限制 公民出国旅行等方面。克伦茨承认：“如果民主德国公民向往改善生活质量，旅行便是 他们的头号愿望。”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几十年来，民德政府又“侵犯了一种重 要的人权，这大大加速和扩大了出境浪潮”。(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53页。)人们对政府限制旅行感到不可思议：第一，“地球仪上的大部分地区为什么竟 成了民德公民的禁区呢?”(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 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第二，政府 强调，旅行限制是因为存在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国家拿不出必要的外汇数额。但同时 又强调，民主德国属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这种说法自相矛盾。(注：[民主德国]埃 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第三，政治家们的国外旅行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变 得家喻户晓，但是公民本身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 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153页。)
人们的困惑不无道理。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在最有 活力的时期过得像个样子，而不是作为领养老金者拿到一本渴望已久的私人旅行护照时 再去享受。人们不愿再去迁就现有状况，而是最终要独立自主地去参与塑造未来。”( 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政府长期限制公民自由，令公众对党政 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厌恶。”(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他们反感的是：“从幼儿园起一切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他们向往拥有个性的活动余 地；面对被剥夺了的决定权利，他们感到是无力的；他们产生了想解决官方认为根本不 存在的矛盾的兴趣；他们想说一些同报纸上冗长的讲话不同的话；他们想发现和经历一 些事情，但却好像被国家禁锢了似的；他们的旅行癖在增加。”(注：[民主德国]埃贡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1年版，第155页。)然而，实现公众的这些心愿谈何容易!不得已，一些人喊出 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煽动性口号。(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76页。)年轻人则高呼：“柏林墙必须消失!”因为它不仅是一道“把百姓关进了狱中 ”的高墙，(注：[联邦德国]克·哈普雷希特编，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页。) 而且它还是“不容异说，与世界隔绝、狭隘的思维和清一色的想像”的象征。(注：[民 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6页。)然而，在1971～1989年的整个昂纳克时 代，“任何关于拆除柏林墙的要求都被视做反革命行为。”(注：[民主德国]埃贡·克 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年版，第155、170页。)受到政府“压制”。(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 ·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显而易见，“从政治自由的角度看”，民主德国的情况的确“不能令人满意”。(注：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 社，2002年版，第252页。)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肇始于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又使民德公众对于本国“严厉的制度越来越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不满。”(注：[俄]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 02年版，第252页。)那么，有没有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 当权者顺应人民意志、时代要求，“在民主德国实行政治变革”。(注：[民主德国]埃 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但是，长期担任民德领导人的埃里希·昂纳克却缺乏对正 在变化的现实的洞察力，“越来越独断专行”。(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 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30页。)他既“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顽固坚持“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 ’路线”，(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 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昂纳克反对改 革的真正原因是，“想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任何改革都可能使他失去这顶乌 纱帽。”(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 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但他 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时却讲出的是另一番理由：民主德国不仅“是欧洲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得最好的国家。苏联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民德 “根本不存在，或是还不那么明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5 1页。)言下之意，改革没有必要。这种僵化保守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 人民群众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需要好的形式与载体加以体现。但社会 主义的民德却“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 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生命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注：[民主 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加之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对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 失误不能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所以，有识之士强烈地“要求实行民主和自由选举，要 求党政分离，建立法制国家和出国旅行自由。”(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 ·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然而，“党的领导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把他们 当做政治上的敌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对党和政府不满，千方百计逃往西德。” (注：《原民德外交官谈剧变原因与后果》，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据统计，“在柏林墙修建后的 28年里，先后有187868人逃跑成功，但也有254人在逃跑时被击毙。”(注：旭迪：《柏 林墙：一夜之间立起》，载《环球时报》，2002年7月29日，第19版。)不难看出，民德 人不顾生命危险逃离自己的国家，确如昂纳克所云“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不过，这 一原因并非他所说的因为逃亡者有“法西斯历史”，(注：[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 著，龚荷花等译：《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而是 因为他们“要求人权”并“寻找自由”。(注：[德国]维尔纳·马泽尔著，樊迪生等译 ：《科尔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从这一意义上说，1989 年民德政府开放边界、推倒柏林墙，本质上又是“民主德国民主运动的结果。”(注：[ 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是推倒柏林墙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
如果说经济滑坡、政治倒退引起的公众不满是民德推倒柏林墙的主要内因，那么，苏 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则是产生这一后果的重要外因。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主德国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并被当做是39万华约军队的 前线驻地，同时也是苏联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注：[美国]丹尼尔·本杰明：《苏联 赞同两德统一以后》，载[美国]《时代周刊》，1990年2月12日；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专 辑)《论苏联东欧和国际形势新格局》，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因 此，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时 ，后者强调：他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 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 4页。)至于“100年以后将会怎样，那要由历史来决定。……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 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只能尊重它。”(注：[苏]米·谢·戈 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0 页。)可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反对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不 过，1987～1989年，戈氏的态度大有改变：他逐步理解了“德意志这样的民族被分成两 部分是不正常的。”(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 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影响其思想变化的历史及现实因 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分裂后，联邦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柏林墙修筑 前，民主德国政府亦然，只是此后才放弃统一旗帜。(注：吴友法：《“柏林墙”与德 国的分裂和统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16～12 2页。)但是，民德人民却一直“不愿再隔着(柏林)墙生活下去。”而是“非常强烈地希 望到操有同一种语言的邻居那里去。”(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第160页。)这证明民族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二，民德领导人昂纳克，对于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从一开始就不像东欧其他国家 领导人那样高兴。其后，对于戈氏推行的内政措施，他又“有保留”，并“持怀疑和疏 远的态度。”(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 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第三，如上已述，昂纳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迟迟不肯进行改革。对此，戈尔巴乔 夫“当然不是瞎子”，他对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注：[俄]米 ·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94页。)为此，戈氏曾多次“小心翼翼 ”地尝试说服昂纳克，“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 效果。”(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 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第四，1988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举行首次历史性会 晤，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通过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一系 列问题上建立起政治上和人际间的相互谅解。(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2年版，第287～288页。)从此，“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注：[俄]米·谢·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然而，与此同时，苏联与民德的关系相反有所降温。1989年10月6日，民主德国迎来了 其国庆40周年。戈尔巴乔夫作为首席贵宾参加了庆典并在6日晚的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 。随后，又与民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举行了会谈。本来，民德领导人是希望戈 氏的光临，能有助于安定人心、稳定政局。但出人意料的是，戈氏不仅大谈他的“政治 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并且郑重告诫民德领导人 要改革，再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注：吴友法：《“柏林墙”与德国的 分裂和统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20页。)10 月7日，他与昂纳克会晤时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 的惩罚。”(注：[英国]《经济学家》，315卷，第7661期，1990年6月30日；陈乐民： 《东欧剧变与欧洲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在民德领导 看来，这无疑是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也无异于给这个国家已在冒烟的动乱之火浇了一桶 燃油。(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 12页。)随之，上街游行和借道别国前往联邦德国的人数迅速增加。人们的游行口号也 在不断升级：从要求“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 合法化，实行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戈尔巴乔夫形容当时的民德“很像一只烧 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294页。)面对险情，戈氏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 自由和不干涉内政。”(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 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他 “没有偏听那些想使事态激化的人的话”，而是向民德领导人明确表态：苏联政府不会 像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反政府暴乱时那样，应其请求动用部署在民德领土上的苏 军坦克进行武力干涉，(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 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01页。)旨在“尽一切可能让各种进程沿着和平的轨道发展。”(注：[俄]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3页。)这一立场，对于民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放弃对人民的骚乱进行血腥镇压，“ 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军营 里。”(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 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基于上述种种情况 ，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被迫于1989年11月9日做出决定：开放“柏林墙”。(注：[民主德 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旋即，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支持民主德国领导 人这一最新决定”。(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至此，历经28年 风雨、象征着德国和整个欧洲分裂的“柏林墙”终于“名存实亡”，(注：[联邦德国] 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 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不再起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民德人民向往联邦德国富裕生活、对本国政治状况倒退强烈 不满以及戈尔巴乔夫支持民德改革诸因素互动形成的整体合力，才是冲垮“柏林墙”的 根本动力所在。事实证明：“柏林墙”倒塌与被扭曲的民德社会主义以及联邦德国资本 主义制度的某些“优越性”并非无关，而是有着直接的、深层的因果关联。鲁品越先生 在文章中无视并否认这些重要史实，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对柏林墙的冲击和影 响力，当然不可能全面、客观且令人信服地揭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动因。
收稿日期：2002-11-25
修回日期：2002-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