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史学界黑奴制研究的主要流派与观点
陈其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3年02期第58～61页
【作者简介】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美国的黑人奴隶制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思想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巨大矛 盾。而且，由于美国史学界经常受到时代思潮、学术发展、种族关系、舆论环境、个人 价值取向和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美国的黑人奴隶制研究长期处于流派纷呈、莫衷一是 的状态之中。
一、“萨姆保”(注：Sambo“黑仔”，传统上美国对黑人男子及其行为特征 的代名词。)——种族特性还是环境产物?
20世纪初，当时南方史学家菲利普(Ultrich B.Philips)著的《美国黑人奴隶制》(191 8)和《旧南方的生活和劳工》(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1929)是南方种族主 义观点的经典表述。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父家长温情主义的(paternalistic)、非盈 利的、保持白人至上的制度。(注：帕里什(Peter Parish)，《奴隶制：历史和历史学 家》(Slavery:History and Historians)(Harper & Row,New York,1989)，第6页。)奴 隶主是和善的，他们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萨姆保”是黑人 的种族特性，特征是“天生顺从”、“漫不经心”、“憨直”、“逢迎讨好”、“善于 模仿”、“偷奸耍滑”和“自得其乐”。他们很少造反，即使偶有反抗，也不过是孩子 气的种族懒散和装病推脱，或是管束不严时表现出的犯罪倾向。他声称，奴隶制种植园 是把黑人从非洲野蛮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日后得以享受文明生活的预备学校。
二战后10年间，美国史学家在种族问题上再次取得相对的一致。如果说一战前美国的 专业历史形成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是建立在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基础之上，那么二战 后的一致则以科学的反种族主义的客观真理为后盾。形成原因是：第一，从某种意义上 说，二战是一场讨伐种族主义的战争。第二，新一代史学家在史学界开始产生影响。早 在30年代，这些人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就已基本形成。
因此，自40年代后半期起至50年代，“黑人是残酷的奴隶制的受害者”之说占了上风 。持此观点的历史学家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概念和方法重塑美国黑人奴隶史，着重 探讨的问题有：美国种植园奴隶制残酷到何种程度?经济上它是否盈利，其性质是父家 长温情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它对奴隶自身的发展、非洲习俗的延续、奴隶的团体意 识、日常家庭生活和价值观念有何影响?
新一代史学家首先对菲利普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突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的残酷性 和它对黑人造成的伤害，“受害说”(victimization)一时成为最流行的观点。“萨姆 保”被解释为受奴隶制摧残的、心理变态的和精神不健全的人。斯坦普(Kenneth B.Stampp)所著《独特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1955)是系统地批判菲利普 的主要著作。作者认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是野蛮的、压迫性的控制和剥削制度，奴隶 是盈利的奴隶制经济制度的受害者。他们被迫长时间的工作，衣食匮乏，医疗条件差， 工作效率低。虽然有物质刺激，但只是奴隶主控制奴隶的一种手段。这个控制系统包括 严酷的纪律和以奴隶主的皮鞭为象征的奴隶主权力。种植园决不是所谓的“预备学校” ，而是建立在囚犯劳动基础上的工厂。斯坦普强调了奴隶的反抗性，因为绝大部分奴隶 谦卑的外表只是欺骗主人的伪装。他们进行了经常和有效的反抗，方式包括毁坏工具、 逃跑、装病缺勤、造反，等等。他以“无关种族说”(race blind)代替了菲利普的“种 族决定说”，并且大胆宣称，奴隶是正常人，从内心世界来讲，黑人只是长着黑皮肤的 白人。
埃尔金斯(Stanley M.Elkins)的《奴隶制：美国制度和知识生活中的一个问题》(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1959)也拒 绝了奴隶种植园的慈善说，认为它是一种封闭性的压迫制度，与拉丁美洲各国的奴隶制 比较，它最为残酷，压迫性最强。他指出，奴隶主的“绝对权力”对奴隶意味着“绝对 依赖”，这种依赖不是用来促进儿童的正常成长，而旨在永远保持奴隶的“童心”。同 时他批评了斯坦普的观点，认为黑人不可能是白人，因为两者的经历截然不同。运用心 理分析方法，他得出结论说，纳粹集中营制造出婴儿化的恭顺的犹太人，奴隶种植园则 铸就了婴儿化和温顺的黑人，形成了“萨姆保”的人格特征。如“撒谎”、“偷窃”、 “逃工”、“装傻充愣”、“孩子气”、“顺从但不负责”；“忠诚然而懒惰”；“谦 卑但是虚伪”。在奴隶制下，奴隶的非洲文化、家庭生活和任何可以抵制奴隶主权力的 机构都被铲除了。奴隶从奴隶制这面镜子中看到的只是自己被扭曲的形象。他们不但把 反抗的传统传给自己的后代，也留下了破碎的家庭、受损的精神和变态的文化。埃尔金 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黑人奴隶的行为特征不是“种族劣根性”的表现，而是环境造成的 心理伤害的结果。他的理论转移了研究焦点，使奴隶的“受损心态”(victimized mentality)成为日后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健康的、自主的”奴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发展形势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黑人史研究。在题为《黑人 家庭：需采取全国行动的实例》的报告中，茂伊尼翰(Daniel P.Moynihan)通过对美国 黑人家庭状况的调查和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提出了“病理的混乱”(tangle of pathology)这一概念。他认为奴隶制以及黑人解放后时期南方对黑人的压迫系统地摧毁 了男性黑人的自信，造成了黑人家庭的破碎和黑人文化的混乱。他同意埃尔金斯的观点 ，宣称：正是通过摧毁奴隶制下的黑人家庭，白人统治的美国粉碎了男性黑人的意志。 (注：Peter Novick，《那崇高的理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史学界》(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s“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年，482页。)这份报告连同“受害说”，促进了对美 国黑人奴隶制的深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新黑人史，奴隶的“健康、自主、独立 说”占了上风。它是时代的产物，原因包括：第一，美国民权运动的新高涨；第二，史 学界成分的变化。50年代以来，大量的犹太人、妇女、黑人史学家进入史学界，他们从 全新的历史视角对史学界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展开批判；第三，从史学理论、方法、对象 上讲，受英国“新社会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对下层阶级加以 特别同情和关注，把他们作为历史活动的主角。
当时，在大学或学院开设了黑人研究专业，取代了“尼格罗人(注：“Negro”是带有 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对黑人的蔑称。)史”。他们普遍批判了斯坦普和埃尔金斯的理论 和方法。一部分黑人史学家还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意识，进而倡导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和“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对“黑人史学家”(black historians)的称谓，他们认为不应理解为“研究历史的黑人”，而是“身为黑 人、为黑人研究和撰写历史的人”。该领域中的白人史学家也不乏激进之士。譬如，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吉尼威塞(Eugene D.Genovese)亲身投入民权运动，为黑人的权利奋 斗。他们使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重点研究奴隶如何成功地创立和保持了自己的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着重考察了下列问题：奴隶的人格；奴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 织；奴隶文化；奴隶的经历；奴隶的物质生活环境；奴隶制造成的心理影响；主奴关系 中的个人因素；非洲文化遗产的延续及“非洲特性”(Africanity)；以及美国白人社会 对黑人的影响。
通过大量的著述和充分的讨论，新一代史学家逐渐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奴隶完全有能 力突破奴隶主的严密控制，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和文化氛围满足了他们的需 要，使他们能够在残酷的奴隶制下得以生存，并把他们的反抗传统传给后代。其中起关 键作用的是奴隶的宗教、教会和家庭。在宗教方面，奴隶主推行的基督教强调服从、谦 恭和来世解脱。奴隶信奉的基督教则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从《圣经》中那些战胜逆 境的人物如把犹太人引向自由的摩西的身上汲取力量。总之，宗教是奴隶能够在奴役中 尊严地生存下来的工具，是集体抵制和反抗的精神基础。拉伯陶(Albert Raboteau)认 为奴隶的宗教激发了强烈的团体意识，为奴隶培养出领导人和发言人。包尔斯(John Boles)也重视教会的作用，认为在南方所有的双种族机构中，教会是最重要的，因为它 具有精神释放和精神胜利的功能。(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77、84、8页。)伽特 曼(Herbert Gutman)认为奴隶文化产生于奴隶自身。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的《奴 隶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和黑美国的基础》把奴隶社团的性质定为非洲民族主义，(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77、84、8页。)而奴隶的宗教是基督教的非洲化。(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77、84、8页。)勒文(Lawrence Levine)在其《黑人文化和黑 人意识：从奴隶制到自由阶段非洲裔美国人的民间思想》(1977)赞扬了黑人宗教诗中的 美感，认为它们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情感，都是黑人团体意识的有力表现。
很多史学家还对奴隶家庭进行了深入研究。布拉辛格姆(John W.Blassingame)的《奴 隶团体》(1972)从19世纪的统计资料中发现，绝大多数奴隶生活在双亲家庭中。伽特曼 的《奴隶制和自由制度下的黑人家庭》(1976)向黑人“家庭混乱”和“精神变态”论发 起挑战。他声辩，数世纪的奴隶制和不公正未能削弱非洲裔美国人杰出的“适应能力” 。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黑人们还在设法保持家庭延续和以双亲为首的血亲家庭。他认 为，奴隶的婚姻和家庭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大多数奴隶是双亲抚养长大的。他还发现 ，种植园奴隶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和亲缘关系网中。在他们心目中，主人并非是唯一 主宰。相反，他们内部有强烈的彼此认同感。
总之，新黑人史学有几个主要特点：把黑人奴隶当作心理正常、精神健康的主体；突 出奴隶集体的长处，淡化非个体的弱点；强调奴隶史中的光明面，弱化或根除阴暗面； 奴隶的“抵抗”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逃跑”、“毁坏主人的财产”、“往主人的汤 里吐痰”、“往主人的咖啡里撒尿”等等；强调奴隶团体的自主性，反驳传统上强调的 依附性；突出了黑人奴隶的非洲传统，“非洲裔美国人”(Afro-Americans)的提法取代 了“黑人”(black Americans)的称谓，蔑称“尼格罗人”在学术领域中销声匿迹。
三、奴隶是“盈利的资本主义种植园”的受益者?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奴隶制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地震”，震源是奴隶制的计量经 济学研究(cleomerics)，震源来自福格尔(Robert W.Forgel)和英格曼(Stanley L.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代》(1974)。他们“提出了对内战前奴隶制的全新解 释”，即奴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盈利的奴隶制下的受益者”，从而“引爆了一个重 要的史学争论”(注：克尔钦(Peter Kolchin)“更多的《十字架上的时代》”评弗格尔 的<没有满意或契约>”(“More Time on the Cross?An Evaluation of Robert William Fogel's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载《南方史杂志》第58卷第三号， 1992年8月，第491页。)。作者利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进行了 研究，得出结论：1)奴隶作为资本是奴隶制的受惠者，(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 77、84、8页。)他们的物质待遇总体上是好的；2)由于奴隶主经营管理有方，以奴隶制 为基础的南方农业既有效率又盈利，甚至比同时的北方自由劳动制度更有效；3)奴隶主 向奴隶灌输了基督教新教的工作伦理，允许他们自我改善，奴隶劳动力素质很高；4)奴 隶未受到摧残，而是社会化了；5)就生活水平而言，当时南方的人均收入比北方中部州 高14%；6)种植园的剥削率很低。奴隶主本质上是资本家阶级，具有追求利润的冲动， 同时又是温情主义的父家长。为了更有效地经营，他们必须依赖物质奖励和善待奴隶。 据他们统计，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率不过是10%；7)奴隶为保护自己的家庭，为获得高 于平均水平的生活资料和各种物质奖励而卖力干活。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自己的结论是“ 客观发现”，并称美国传统的奴隶制研究是过时的和错误的。他们的观点与菲利普的“ 盈利”说一致，但否认奴隶是“萨姆保”，而是积极工作、心情舒畅的劳动者。
美国非史学界对此书大加赞许。媒体广泛宣传他们的发现，称它为史无前例的学术突 破。经济学家帕塞尔(Peter Passell)欢呼：“福格尔和英格曼的一击使整个解释领域 天翻地覆，揭示了脱离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弱点。”(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74年4月28日，第4页。)美国传统史学家则对他们的理论和方法 口诛笔伐。斯坦普则代表很多史学家的观点指出，该书“剥夺了黑人的声音、动机和人 性……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有条不紊的理性世界取代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现实世界”(注 ：Stampp:《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内战背景论文集》(纽约和牛津，1980年)，第101-102 页。)。
福格尔在1989年又发表了《没有满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的兴衰》。该书对《十字架 上的时代》只做了某些非实质性的修改，在原则问题上依然固执己见，认为奴隶制种植 园成功地把奴隶“转化为内化了的工业工作道德的计时打孔机”(注：Forgel:《没有满 意和契约》(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第162、64、98页。)；奴隶制种植园是一种“灵活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 注：Forgel:《没有满意和契约》(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第162、64、98页。)，当时南方的人均收入比北方增长趋势要 快，若不是内战，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因为“至1890年，世界对棉花的需求是内战前 夕的两倍多”(注：Forgel:《没有满意和契约》(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第162、64、98页。)。传统史学家虽然不能彻 底否认种植园的盈利事实，但强调该研究的主要缺陷，即它仍然把奴隶种植园作为一个 静止的经济单位来考察，完全忽略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和奴隶内部的相互关系。
四、“父家长温情主义”支配下的主奴关系
7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奴隶制种植园研究专家是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吉诺威塞(Eugene Genovese)。(注：60年代，吉尼威塞已发表过《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奴隶制南 方的经济和社会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Studi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1965年)；《奴隶主创造的世界：两篇解释的论文 》(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s Made:Two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1969年)；以 及1972年出版的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是颇有影响的著作。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格拉姆奇(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对他有很大影响。在研究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时，格拉姆奇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所 不同，认为两者间的矛盾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他的核心概念是“霸权”(hegemony)， 指的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社会总方向必须以被统治阶级“自发的满意”为基础。统治阶 级不能仅仅依靠强迫，他们必须赢得被统治阶级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可。统治阶级文化 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分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薄膜”，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吉尼威塞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用“阶级”作为核心概念来解释历史，认为它能揭示某 一特定统治集团如何成功避免阶级冲突的作法，而成功的原因可能产生于文化领域。他 归纳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的几个特征：首先，它是残酷的、不公正的和压迫性的阶级统 治制度，建立在视人为财产的原则上；其次，奴隶主和奴隶间存在所谓的“父家长温情 主义”(paternalism)的关系。与西半球许多其他地区的奴隶制(殖民地时期的巴西除外 )不同的是，美国种植园主生活在自己的地产上，与自己的奴隶建立起私人关系。因此 ，奴隶与主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父家长温情主义、妥协和抵抗几种形式辩证的、彼此制约 的关系；第三，它使一个种族屈服于另一个种族，使基本的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吉尼威塞的核心论点是：内战前南方不是抽象的种族社会，而是以种族形式出现的阶 级社会。因为奴隶制种植园这一特殊的社区形式要求双方找到共同的方法来调停他们之 间难以调和的阶级和种族矛盾，奴隶主和奴隶双方都接受了父家长温情主义。它对共同 义务、责任感、甚至权利的坚持，都含蓄地表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性、自由意志、天分 和能力的被迫承认。如果不这样做，奴隶对共同义务原则的接受便无从谈起。对奴隶而 言，温情主义破坏了他们的内部团结。
吉尼威塞指出，“父家长温情主义”并不等同于“慈善”，因为种植园中存在着大量 的“残酷”。但是“残酷”也不是种植园的常态，双方之间的交易才是正常形式。在这 个交易中，奴隶主向奴隶提供食宿和医疗，以换取奴隶的劳动。也正是通过这个交易， 奴隶主确保了自己的主宰地位、生活方式和奴隶制存在的合法性。他指出，奴隶也利用 父家长温情主义为自己有限的权利进行斗争。但是由于温情主义增强了奴隶对自己特定 种植园的归属感，使他们的斗争局限于一种“前政治”形态，即把斗争矛头指向某一特 定的奴隶主，而不是整个奴隶主阶级。
吉尼威塞着重探讨了基督教在奴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成为“奴隶们创造 的世界”的中心，为奴隶提供了精神力量，教会则为独立于白人的黑人领导阶层的形成 提供了场所。同时，由于基督教把一个更强大的“主”置于奴隶的主人之上，就削弱了 人的绝对统治权力赖以存在的道德和思想基础。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也给黑奴们带来政 治上的弱点，因为这表示奴隶们接受了压迫者的文化霸权。(注：Genovese: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第284、 311页。)
吉尼威塞否认奴隶制种植园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作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在 本质上与内战前的北方截然不同。他认为，美国的欧洲和非洲移民的各自经历大相径庭 ，“欧洲人被纳入工业制度，这一制度把他们缓慢地改造为合格的工业工人。非洲人则 陷入种植园制度，这一制度有力地强化了传统的价值观，还添入腐败和堕落的因素。” (注：Genovese: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第284、311页。)因此，吉尼威塞指出，虽然美国奴隶制种植园被纳入世 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奴隶制不只是一种经济投资，还 是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日益与北方的生活方式分离，形成了以 父家长温情主义为基础的世袭制社会。温情主义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南方的统治阶 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在履行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复杂关系中，与北方高度竞争性的个人主 义社会截然不同。
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研究经过60年代以来的辩论，吉尼威塞的“父家长温情主义说”产 生了巨大影响，成为美国史学界对奴隶制种植园性质的比较权威的解释；种植园的盈利 性质也得到基本认可；奴隶文化的非洲根源、奴隶个人和团体的自主性都成为无可否认 的事实。但奴隶的真实人格还未得到最终的澄清。有人对奴隶“积极”、“健康”、“ 独立自主”说进行矫正，认为奴隶在奴隶制下毕竟受到了心理伤害。如布朗呼吁：“谁 也不能回避‘伤害’这个问题。我们不应继续不厌其烦地详细论证黑人文化的丰富性， 却对奴隶制对奴隶引起的社会和心理压力置之不理。”(注：Bertram Wyatt-Brown，“ 温顺的面具：旧南方男性奴隶的心理”(The Mask of Obedience:Male Salve Psychology in the Old South)，见《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第93期，1988年12月号，第 123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3年02期第58～61页
【作者简介】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一、“萨姆保”(注：Sambo“黑仔”，传统上美国对黑人男子及其行为特征 的代名词。)——种族特性还是环境产物?
20世纪初，当时南方史学家菲利普(Ultrich B.Philips)著的《美国黑人奴隶制》(191 8)和《旧南方的生活和劳工》(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1929)是南方种族主 义观点的经典表述。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父家长温情主义的(paternalistic)、非盈 利的、保持白人至上的制度。(注：帕里什(Peter Parish)，《奴隶制：历史和历史学 家》(Slavery:History and Historians)(Harper & Row,New York,1989)，第6页。)奴 隶主是和善的，他们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萨姆保”是黑人 的种族特性，特征是“天生顺从”、“漫不经心”、“憨直”、“逢迎讨好”、“善于 模仿”、“偷奸耍滑”和“自得其乐”。他们很少造反，即使偶有反抗，也不过是孩子 气的种族懒散和装病推脱，或是管束不严时表现出的犯罪倾向。他声称，奴隶制种植园 是把黑人从非洲野蛮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日后得以享受文明生活的预备学校。
二战后10年间，美国史学家在种族问题上再次取得相对的一致。如果说一战前美国的 专业历史形成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是建立在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基础之上，那么二战 后的一致则以科学的反种族主义的客观真理为后盾。形成原因是：第一，从某种意义上 说，二战是一场讨伐种族主义的战争。第二，新一代史学家在史学界开始产生影响。早 在30年代，这些人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就已基本形成。
因此，自40年代后半期起至50年代，“黑人是残酷的奴隶制的受害者”之说占了上风 。持此观点的历史学家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概念和方法重塑美国黑人奴隶史，着重 探讨的问题有：美国种植园奴隶制残酷到何种程度?经济上它是否盈利，其性质是父家 长温情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它对奴隶自身的发展、非洲习俗的延续、奴隶的团体意 识、日常家庭生活和价值观念有何影响?
新一代史学家首先对菲利普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突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的残酷性 和它对黑人造成的伤害，“受害说”(victimization)一时成为最流行的观点。“萨姆 保”被解释为受奴隶制摧残的、心理变态的和精神不健全的人。斯坦普(Kenneth B.Stampp)所著《独特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1955)是系统地批判菲利普 的主要著作。作者认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是野蛮的、压迫性的控制和剥削制度，奴隶 是盈利的奴隶制经济制度的受害者。他们被迫长时间的工作，衣食匮乏，医疗条件差， 工作效率低。虽然有物质刺激，但只是奴隶主控制奴隶的一种手段。这个控制系统包括 严酷的纪律和以奴隶主的皮鞭为象征的奴隶主权力。种植园决不是所谓的“预备学校” ，而是建立在囚犯劳动基础上的工厂。斯坦普强调了奴隶的反抗性，因为绝大部分奴隶 谦卑的外表只是欺骗主人的伪装。他们进行了经常和有效的反抗，方式包括毁坏工具、 逃跑、装病缺勤、造反，等等。他以“无关种族说”(race blind)代替了菲利普的“种 族决定说”，并且大胆宣称，奴隶是正常人，从内心世界来讲，黑人只是长着黑皮肤的 白人。
埃尔金斯(Stanley M.Elkins)的《奴隶制：美国制度和知识生活中的一个问题》(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1959)也拒 绝了奴隶种植园的慈善说，认为它是一种封闭性的压迫制度，与拉丁美洲各国的奴隶制 比较，它最为残酷，压迫性最强。他指出，奴隶主的“绝对权力”对奴隶意味着“绝对 依赖”，这种依赖不是用来促进儿童的正常成长，而旨在永远保持奴隶的“童心”。同 时他批评了斯坦普的观点，认为黑人不可能是白人，因为两者的经历截然不同。运用心 理分析方法，他得出结论说，纳粹集中营制造出婴儿化的恭顺的犹太人，奴隶种植园则 铸就了婴儿化和温顺的黑人，形成了“萨姆保”的人格特征。如“撒谎”、“偷窃”、 “逃工”、“装傻充愣”、“孩子气”、“顺从但不负责”；“忠诚然而懒惰”；“谦 卑但是虚伪”。在奴隶制下，奴隶的非洲文化、家庭生活和任何可以抵制奴隶主权力的 机构都被铲除了。奴隶从奴隶制这面镜子中看到的只是自己被扭曲的形象。他们不但把 反抗的传统传给自己的后代，也留下了破碎的家庭、受损的精神和变态的文化。埃尔金 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黑人奴隶的行为特征不是“种族劣根性”的表现，而是环境造成的 心理伤害的结果。他的理论转移了研究焦点，使奴隶的“受损心态”(victimized mentality)成为日后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健康的、自主的”奴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发展形势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黑人史研究。在题为《黑人 家庭：需采取全国行动的实例》的报告中，茂伊尼翰(Daniel P.Moynihan)通过对美国 黑人家庭状况的调查和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提出了“病理的混乱”(tangle of pathology)这一概念。他认为奴隶制以及黑人解放后时期南方对黑人的压迫系统地摧毁 了男性黑人的自信，造成了黑人家庭的破碎和黑人文化的混乱。他同意埃尔金斯的观点 ，宣称：正是通过摧毁奴隶制下的黑人家庭，白人统治的美国粉碎了男性黑人的意志。 (注：Peter Novick，《那崇高的理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史学界》(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s“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年，482页。)这份报告连同“受害说”，促进了对美 国黑人奴隶制的深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新黑人史，奴隶的“健康、自主、独立 说”占了上风。它是时代的产物，原因包括：第一，美国民权运动的新高涨；第二，史 学界成分的变化。50年代以来，大量的犹太人、妇女、黑人史学家进入史学界，他们从 全新的历史视角对史学界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展开批判；第三，从史学理论、方法、对象 上讲，受英国“新社会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对下层阶级加以 特别同情和关注，把他们作为历史活动的主角。
当时，在大学或学院开设了黑人研究专业，取代了“尼格罗人(注：“Negro”是带有 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对黑人的蔑称。)史”。他们普遍批判了斯坦普和埃尔金斯的理论 和方法。一部分黑人史学家还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意识，进而倡导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和“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对“黑人史学家”(black historians)的称谓，他们认为不应理解为“研究历史的黑人”，而是“身为黑 人、为黑人研究和撰写历史的人”。该领域中的白人史学家也不乏激进之士。譬如，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吉尼威塞(Eugene D.Genovese)亲身投入民权运动，为黑人的权利奋 斗。他们使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重点研究奴隶如何成功地创立和保持了自己的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着重考察了下列问题：奴隶的人格；奴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 织；奴隶文化；奴隶的经历；奴隶的物质生活环境；奴隶制造成的心理影响；主奴关系 中的个人因素；非洲文化遗产的延续及“非洲特性”(Africanity)；以及美国白人社会 对黑人的影响。
通过大量的著述和充分的讨论，新一代史学家逐渐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奴隶完全有能 力突破奴隶主的严密控制，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和文化氛围满足了他们的需 要，使他们能够在残酷的奴隶制下得以生存，并把他们的反抗传统传给后代。其中起关 键作用的是奴隶的宗教、教会和家庭。在宗教方面，奴隶主推行的基督教强调服从、谦 恭和来世解脱。奴隶信奉的基督教则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从《圣经》中那些战胜逆 境的人物如把犹太人引向自由的摩西的身上汲取力量。总之，宗教是奴隶能够在奴役中 尊严地生存下来的工具，是集体抵制和反抗的精神基础。拉伯陶(Albert Raboteau)认 为奴隶的宗教激发了强烈的团体意识，为奴隶培养出领导人和发言人。包尔斯(John Boles)也重视教会的作用，认为在南方所有的双种族机构中，教会是最重要的，因为它 具有精神释放和精神胜利的功能。(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77、84、8页。)伽特 曼(Herbert Gutman)认为奴隶文化产生于奴隶自身。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的《奴 隶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和黑美国的基础》把奴隶社团的性质定为非洲民族主义，(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77、84、8页。)而奴隶的宗教是基督教的非洲化。(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77、84、8页。)勒文(Lawrence Levine)在其《黑人文化和黑 人意识：从奴隶制到自由阶段非洲裔美国人的民间思想》(1977)赞扬了黑人宗教诗中的 美感，认为它们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情感，都是黑人团体意识的有力表现。
很多史学家还对奴隶家庭进行了深入研究。布拉辛格姆(John W.Blassingame)的《奴 隶团体》(1972)从19世纪的统计资料中发现，绝大多数奴隶生活在双亲家庭中。伽特曼 的《奴隶制和自由制度下的黑人家庭》(1976)向黑人“家庭混乱”和“精神变态”论发 起挑战。他声辩，数世纪的奴隶制和不公正未能削弱非洲裔美国人杰出的“适应能力” 。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黑人们还在设法保持家庭延续和以双亲为首的血亲家庭。他认 为，奴隶的婚姻和家庭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大多数奴隶是双亲抚养长大的。他还发现 ，种植园奴隶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和亲缘关系网中。在他们心目中，主人并非是唯一 主宰。相反，他们内部有强烈的彼此认同感。
总之，新黑人史学有几个主要特点：把黑人奴隶当作心理正常、精神健康的主体；突 出奴隶集体的长处，淡化非个体的弱点；强调奴隶史中的光明面，弱化或根除阴暗面； 奴隶的“抵抗”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逃跑”、“毁坏主人的财产”、“往主人的汤 里吐痰”、“往主人的咖啡里撒尿”等等；强调奴隶团体的自主性，反驳传统上强调的 依附性；突出了黑人奴隶的非洲传统，“非洲裔美国人”(Afro-Americans)的提法取代 了“黑人”(black Americans)的称谓，蔑称“尼格罗人”在学术领域中销声匿迹。
三、奴隶是“盈利的资本主义种植园”的受益者?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奴隶制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地震”，震源是奴隶制的计量经 济学研究(cleomerics)，震源来自福格尔(Robert W.Forgel)和英格曼(Stanley L.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代》(1974)。他们“提出了对内战前奴隶制的全新解 释”，即奴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盈利的奴隶制下的受益者”，从而“引爆了一个重 要的史学争论”(注：克尔钦(Peter Kolchin)“更多的《十字架上的时代》”评弗格尔 的<没有满意或契约>”(“More Time on the Cross?An Evaluation of Robert William Fogel's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载《南方史杂志》第58卷第三号， 1992年8月，第491页。)。作者利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进行了 研究，得出结论：1)奴隶作为资本是奴隶制的受惠者，(注：Parish前揭书，第82-84、 77、84、8页。)他们的物质待遇总体上是好的；2)由于奴隶主经营管理有方，以奴隶制 为基础的南方农业既有效率又盈利，甚至比同时的北方自由劳动制度更有效；3)奴隶主 向奴隶灌输了基督教新教的工作伦理，允许他们自我改善，奴隶劳动力素质很高；4)奴 隶未受到摧残，而是社会化了；5)就生活水平而言，当时南方的人均收入比北方中部州 高14%；6)种植园的剥削率很低。奴隶主本质上是资本家阶级，具有追求利润的冲动， 同时又是温情主义的父家长。为了更有效地经营，他们必须依赖物质奖励和善待奴隶。 据他们统计，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率不过是10%；7)奴隶为保护自己的家庭，为获得高 于平均水平的生活资料和各种物质奖励而卖力干活。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自己的结论是“ 客观发现”，并称美国传统的奴隶制研究是过时的和错误的。他们的观点与菲利普的“ 盈利”说一致，但否认奴隶是“萨姆保”，而是积极工作、心情舒畅的劳动者。
美国非史学界对此书大加赞许。媒体广泛宣传他们的发现，称它为史无前例的学术突 破。经济学家帕塞尔(Peter Passell)欢呼：“福格尔和英格曼的一击使整个解释领域 天翻地覆，揭示了脱离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弱点。”(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74年4月28日，第4页。)美国传统史学家则对他们的理论和方法 口诛笔伐。斯坦普则代表很多史学家的观点指出，该书“剥夺了黑人的声音、动机和人 性……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有条不紊的理性世界取代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现实世界”(注 ：Stampp:《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内战背景论文集》(纽约和牛津，1980年)，第101-102 页。)。
福格尔在1989年又发表了《没有满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的兴衰》。该书对《十字架 上的时代》只做了某些非实质性的修改，在原则问题上依然固执己见，认为奴隶制种植 园成功地把奴隶“转化为内化了的工业工作道德的计时打孔机”(注：Forgel:《没有满 意和契约》(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第162、64、98页。)；奴隶制种植园是一种“灵活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 注：Forgel:《没有满意和契约》(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第162、64、98页。)，当时南方的人均收入比北方增长趋势要 快，若不是内战，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因为“至1890年，世界对棉花的需求是内战前 夕的两倍多”(注：Forgel:《没有满意和契约》(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第162、64、98页。)。传统史学家虽然不能彻 底否认种植园的盈利事实，但强调该研究的主要缺陷，即它仍然把奴隶种植园作为一个 静止的经济单位来考察，完全忽略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和奴隶内部的相互关系。
四、“父家长温情主义”支配下的主奴关系
7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奴隶制种植园研究专家是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吉诺威塞(Eugene Genovese)。(注：60年代，吉尼威塞已发表过《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奴隶制南 方的经济和社会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Studi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1965年)；《奴隶主创造的世界：两篇解释的论文 》(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s Made:Two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1969年)；以 及1972年出版的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是颇有影响的著作。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格拉姆奇(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对他有很大影响。在研究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时，格拉姆奇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所 不同，认为两者间的矛盾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他的核心概念是“霸权”(hegemony)， 指的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社会总方向必须以被统治阶级“自发的满意”为基础。统治阶 级不能仅仅依靠强迫，他们必须赢得被统治阶级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可。统治阶级文化 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分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薄膜”，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吉尼威塞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用“阶级”作为核心概念来解释历史，认为它能揭示某 一特定统治集团如何成功避免阶级冲突的作法，而成功的原因可能产生于文化领域。他 归纳出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的几个特征：首先，它是残酷的、不公正的和压迫性的阶级统 治制度，建立在视人为财产的原则上；其次，奴隶主和奴隶间存在所谓的“父家长温情 主义”(paternalism)的关系。与西半球许多其他地区的奴隶制(殖民地时期的巴西除外 )不同的是，美国种植园主生活在自己的地产上，与自己的奴隶建立起私人关系。因此 ，奴隶与主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父家长温情主义、妥协和抵抗几种形式辩证的、彼此制约 的关系；第三，它使一个种族屈服于另一个种族，使基本的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吉尼威塞的核心论点是：内战前南方不是抽象的种族社会，而是以种族形式出现的阶 级社会。因为奴隶制种植园这一特殊的社区形式要求双方找到共同的方法来调停他们之 间难以调和的阶级和种族矛盾，奴隶主和奴隶双方都接受了父家长温情主义。它对共同 义务、责任感、甚至权利的坚持，都含蓄地表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性、自由意志、天分 和能力的被迫承认。如果不这样做，奴隶对共同义务原则的接受便无从谈起。对奴隶而 言，温情主义破坏了他们的内部团结。
吉尼威塞指出，“父家长温情主义”并不等同于“慈善”，因为种植园中存在着大量 的“残酷”。但是“残酷”也不是种植园的常态，双方之间的交易才是正常形式。在这 个交易中，奴隶主向奴隶提供食宿和医疗，以换取奴隶的劳动。也正是通过这个交易， 奴隶主确保了自己的主宰地位、生活方式和奴隶制存在的合法性。他指出，奴隶也利用 父家长温情主义为自己有限的权利进行斗争。但是由于温情主义增强了奴隶对自己特定 种植园的归属感，使他们的斗争局限于一种“前政治”形态，即把斗争矛头指向某一特 定的奴隶主，而不是整个奴隶主阶级。
吉尼威塞着重探讨了基督教在奴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成为“奴隶们创造 的世界”的中心，为奴隶提供了精神力量，教会则为独立于白人的黑人领导阶层的形成 提供了场所。同时，由于基督教把一个更强大的“主”置于奴隶的主人之上，就削弱了 人的绝对统治权力赖以存在的道德和思想基础。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也给黑奴们带来政 治上的弱点，因为这表示奴隶们接受了压迫者的文化霸权。(注：Genovese: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第284、 311页。)
吉尼威塞否认奴隶制种植园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作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在 本质上与内战前的北方截然不同。他认为，美国的欧洲和非洲移民的各自经历大相径庭 ，“欧洲人被纳入工业制度，这一制度把他们缓慢地改造为合格的工业工人。非洲人则 陷入种植园制度，这一制度有力地强化了传统的价值观，还添入腐败和堕落的因素。” (注：Genovese: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第284、311页。)因此，吉尼威塞指出，虽然美国奴隶制种植园被纳入世 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奴隶制不只是一种经济投资，还 是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日益与北方的生活方式分离，形成了以 父家长温情主义为基础的世袭制社会。温情主义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南方的统治阶 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在履行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复杂关系中，与北方高度竞争性的个人主 义社会截然不同。
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研究经过60年代以来的辩论，吉尼威塞的“父家长温情主义说”产 生了巨大影响，成为美国史学界对奴隶制种植园性质的比较权威的解释；种植园的盈利 性质也得到基本认可；奴隶文化的非洲根源、奴隶个人和团体的自主性都成为无可否认 的事实。但奴隶的真实人格还未得到最终的澄清。有人对奴隶“积极”、“健康”、“ 独立自主”说进行矫正，认为奴隶在奴隶制下毕竟受到了心理伤害。如布朗呼吁：“谁 也不能回避‘伤害’这个问题。我们不应继续不厌其烦地详细论证黑人文化的丰富性， 却对奴隶制对奴隶引起的社会和心理压力置之不理。”(注：Bertram Wyatt-Brown，“ 温顺的面具：旧南方男性奴隶的心理”(The Mask of Obedience:Male Salve Psychology in the Old South)，见《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第93期，1988年12月号，第 1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