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
埃瑞克·福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3年01期第21～24页
【作者简介】[美]
[中图分类号]K712[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671-0215(2003)01-0021-04
100年前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大获全胜，并因此而崭露头角。紧接着，美国又参与了平息菲律宾争取独立运动的斗争。这两起冲突宣告了美国在世界列强中的位置。1902年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认为，美国基本上已经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他宣称：“美国已变成帝国市场，与自萨尔贡时代到我们当代的每个帝国一样，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沿着通向国外心脏地带贸易线不断向外扩展”。亚当斯预测，不逾50年，“如果不是所有的帝国联合起来的话，美国将无与匹敌”。
今天，美国无疑是世界上军事、经济和文化强国。随着跨国人口流动、投资、生产和交流持续快速增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日益朝一体化方向发展，原来各独立的民族因复杂的经济及文化联系而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化是表示这一进程的通用术语。它已成为“20世纪90代的概念”。然而，其新颖程度及由此引发的影响依然是一个易于引起争论的话题。全球化就是将要产生一个同质的“美国化”的世界，即一个以美国的经济运作、社会价值和政治制度为基础的统一的全球文化?还是，改造成一个异质的、具有复杂现代性的社会，使观念及商品的国际性与地方性融入选择与重新诠释的持续进程中去。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与每项人类其它的产物一样，全球化本身是一部历史。全球一体的梦想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时代。商业及文化的国际化与世界各种族间重新组合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今天的全球化交往是伴随着飞剪船、电报和电话接踵而至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就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必须到处安家落户并建立联系”的国际体系。这是他和弗兰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号召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全球力量联合起来的原因所在。“业已确立的民族工业，”他们写到，“已经被摧毁了或每天都在被摧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隔绝和自给自足状况日益被我们所进行全面交往、各方面普遍的相互联系所代替”。
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全球化的范围和速度日益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促使我们反思过去。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意识——然而这是一个有限度和局限的术语——应当向诸位历史学家提出挑战：去更多地认识过去的事件是如何融入到全球性的环境中去的。大约50年前，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怀疑那种“短视的、仅仅关注单个民族”的历史叙述能否有效地阐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美国历史学家来说，尤为中肯。
许多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制度、进程和价值观——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政治、奴隶制以及消费文化——引发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它们也只能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前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阿肯拉·厄瑞依(Akira Iriye)要求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而将历史研究“国际化”。当然自现代开始民族已经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历史很可能依然存在。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史学国际化意味着抛弃或同化民族的历史。
许多历史学家都充分地意识到美国的军事、商品及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20世纪是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我们了解美国输出各种事物的方法，从可口可乐到民主思想和自由企业。但却很少有人致力于研究外国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历史这一课题。“欧洲，”弗朗兹·范恩(Frantz Fanon)在《地球上的可怜人》中写到：“原来是第三世界创造的”。范恩提到，不仅欧洲财富的积累依靠其殖民地，而且事实上与不同民族的接触——真正的接触和想象的接触——即政治思想体系及个体的观念，也受益匪浅。他们也似乎常常产生权力与权利的不均，其中某个民族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权力与权利。对美国的理解不可能完全通过内部来获得，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我想参考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自由。
在美国人把他们自己作为个体和民族的情感中，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加重要。我们政治词汇的核心词，“自由(Freedom)”——或“自由(Liberty)”，被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用语当中。《独立宣言》把自由列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美国宪法》宣布，其宗旨是谋自由之福祉。“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教育家、政治家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写到：“任何人，不论肤色，都知道‘这是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发祥地’”。
在1988年出版的《美国自由故事》中，我审视了美国的自由思想史，把它作为一个存有许多争论、不和谐与斗争的故事，而不是有着确定的范畴或预定的观念故事集。在坚持以全球视野审视美国史的同时，我重点强调变化着的自由概念是如何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斗争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的。而且真实的和想象的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强有力地影响着自由思想及其演化。与我们政治词汇中的其它核心概念：独立、平等、公民权相比较，自由，是参照其假定的对立面被定义和再定义的。
这里，我更多关注的是世界各国是怎样影响美国历史的。在我们历史的每一重大时刻，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帮助美国确立理解自由的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负有将自由带给全人类的任务，这一美国的民族——国家自定义，经常在新旧世界或自由世界与奴役世界的宗教或哲学二元论的范畴内加以表达。
美国在世界上作为自由的化身战胜专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前那一段悠久的历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解这一思想，不仅要参照北美殖民地的条件——可供自由使用的土地、弱小的政府等——而且还要参照欧洲决策者有意识的创造。从殖民时代起，来自不列颠和旧大陆的移民就力图摆脱旧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和广泛的经济依赖而对新世界充满了希望。另外一些人则把美国看作是一块神授土地，在那里人类首次真正自由的、以一种欧洲不可能具有的态度信奉上帝。但这些思想只能在殖民主义者所进行的似乎永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的大环境下才能被理解。英国君主与许多殖民主义者做法是相同的，就是去创建美国思想藉此作为“那些追逐外国土地的偏执者的收容所”，并积极鼓励大陆向新世界移民以确保在不致耗光英国人口的情况下加强他们的殖民地的实力。正如玛丽琳·贝斯勒(Marilyn C.Baseler)所写，殖民地的自由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政策的副产品，并不一定反映一种强烈的美国早期殖民者对宗教自由信条的承诺”。
独立赋予了与美洲毫不相干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许多权利。但革命的确使一种狭隘的自由思想体系更多地被另一种思想体系所替代。争取独立的斗争普及了美国自由的思想。甚至早在1776年以前，许多爱国演说家和宣传性小册子的作者就把美国看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一块特殊之地。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引述道：“自由之士、品德之寓、被压迫者庇护所、整个地球的声望与荣誉”。萨缪尔·威廉(Samuel Williams)在《热爱我们祖国的演讲》(1775)中宣称，除了英属北美的外的人类都沦落于淫逸与专制之中。在亚洲和非洲，“自由的真正思想”是“处于蒙昧状态之中的”。甚至在欧洲，威廉宣称，自由所“不可或缺之火焰”也正在被扑灭。这里并且只有在这里，才是“自由人的国度”。
美国优越感盛行于革命年代，其革命观点，不仅在英帝国内存在无谓的内部争吵，而且在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是如此。埃布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预言：即使在2000年，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中心地位。美国人确信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从一开始就沉迷于他们在国内外所享有的声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为镇压威士忌起义作辩护，部分是因为“它将导致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其他人作为欧洲怀疑论者则希望看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失败，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能够“自治”。半个世纪之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为，奴隶制会弱化美国使命，将使国家受到国外“自由制度敌人”的指责：自由制度具有虚伪性。
美国历史著作之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坚持认为：新的民族定义并不由通常的民族特征基础构成的——一系列的边疆、由来已久的政体、共同的“民族”或种族——而是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特殊使命。这种叙述被19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加以详细阐述，如瓦尔特·H·普雷斯科特(Walter H.Prescot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及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历史。但他们确信美国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由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孕育着一定的岛民心理。因为领土的增加意味着“自由区域的扩展”。而那些拦路者——欧洲列强把法令范围扩及至部分北美大陆、土著美洲人和墨西哥人当中——借此限制自由的发展。在众人的展望中，西部并不是人民与政府的战场，而是一块准备作为美国神圣使命的一部分去占有的“无人居住的”的空地。
如果19世纪美国与西半球以外世界的接触更多是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处于全球阶段的美国则以一个持续而强有力的扮演者身份出现。在参与世界性的诸多关键时刻，美国与国外的接触微妙地影响着自由的定义。
取得这一进展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从反对一战时期严厉的压制到20世纪30年代劳工组织的反对者要求限制自由的新意识。但在美国步入二战前夕，迈克尔·卡曼(Michael Kammen)“发现”，《权利法案》更多地应归功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在美国与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速记方式所描述的许多差异而对自由的祈求。一旦美国参加二战，纳粹这个反面的例子就会经常被公民权的拥护者所援引。作为“四大人类自由”之一言论自由适得其所，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这样描述盟国的战争目的：不仅四大自由体现了盟国与其敌人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别，而且在将来，罗斯福希望它们将会“遍及世界各地”，这种认识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享有自由，更新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观念。
战时美国谈论自由盛极一时——表现在广告、电影、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出版物以及罗斯福的言论中。罗斯福不止一次把战争说成是“自由”与“奴役”之间的较量。自由世界，这一专有名词在1940—1941年被那些迫切要求美国介入欧洲冲突的人们加以普及，它在战时修辞中起了支柱作用。1942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一次演讲中概括了战争引起全球“新政”的观点：美国参与战后世界事条将会普及四大自由并确保美国革命的前途。华莱士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顺应亨利·卢斯(Henry Luce)更具沙文主义的美国应承担“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强国”作用的要求。但在观点上无论有何迥异，华莱士和卢斯都预见美国今后将会推动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作为榜样和偶尔的国际干预，而且是通过无休止地介入其他民族事务。的确，在战争结束之时全球主义者的语言和形象充斥于大众媒介，并且美国的思想已经继承了一种很少会引起非议的全球责任。
如果二战预示着一种自由名义下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传统关系变革的话，那么它(变革)也重新塑造了美国对国内自由的理解。反对纳粹专制及其种族优秀论的斗争使天生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理论名声扫地，而且也给国内长期争取民族正义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动力。一种多元社会的定义即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自由权益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左倾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群众阵线”所共同倡导。在二战期间，它成为政府的官方立场。美国所确立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四大自由思想的贡献，有益于对付战时的敌人，而且也是一种决心：这些思想应该扩及到所有的人，不论种族、宗教、血统。在战争期间，一种共同的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伦理和信仰上的博爱，开始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而出现。法西斯主义是哲学的敌人；不宽容是一种舶来品，不是土生土长的产物。
通过研读美国多元主义的历史，战后的学者把美国定义为带有纯粹文明个性的民族。美国人的信条忽略了我们民族意识的真实历史中有影响力的种族及民族气质，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恒久定义。与此同时，非洲和亚洲反殖民地运动的兴起在黑人间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移民”意识的迅速增长；它强调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帝国主义全球历史的三棱镜的折射才能被理解。与战争年代的其他产物一样，这种美国存在种族不平等的看法，是作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而存活的，并不是美国理想与行为间的失调，不会伴随着冷战的出现而长久地存活。
在修辞上，冷战在许多方面是二战许多战役的延续。一个世界鲜明地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代表自由而另一个则为奴役的争辩，被与共产主义作世界性的斗争所激活。美国再次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恶魔般的、疯狂的敌人并且维护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冷战是战后重新设计自由主义的大熔炉。对国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厌恶感加速了国内麦锡主义的泛滥，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群众政治的普遍排斥。在那里一种教条、管理式的自由主义出现意味着反对民众意志的泛滥而保护民主制度。
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利于解释这种普遍的冲击，至少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1958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篇文章提到“两种自由的概念”。伯林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缺少实现个人愿望的外部障碍)与积极自由(能导致个人对整体的服从，通过把国家作为自由的社会正义的仲裁者)。消极自由代表了西方，带有其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性措施；积极自由代表苏联。当然缺少限制的自由思想在美国历史上由来以久，但伯林本人依然十分惊讶：他所期求的准则是如何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用来怀疑福利国家和任何冲击经济规则的东西。他的文章专注于自由思想，对弱化大约同时代的汗娜·阿伦德特(Hannan Arendt)作为积极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自由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苏联作为自由敌人替代了德国，免于匮乏的模糊的社会自由——二战中四大自由的中心——不自觉地滑入政治泥潭中或是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无论莫斯科代表什么，它都被定义为自由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一党专制、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还包括公共住房、普遍的医疗保障、充分就业及其它在经济中要求实施强大而持续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如果自由有其经济定义的话，那么它不再是经济自主，“工业民主政治”(一种进步主义的普遍呼声)，或由政府为每个普通市民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正如罗斯福所定义的，而是“自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能够选择由现在的美国经济所生产的丰裕物质的能力。一种物质繁荣的共同文化在美国的领导下将为全球一体奠定基础，最终扩及共产主义世界。冷战使“自由企业”名声鹊起，作为美国自由最根本的形式，是一种由普遍的政治修辞、广告宣传运动、学校课程及新闻社会舆论所推动的思想。自从自由世界包容了过多的专制政府(甚至南非还是具有良好声誉的成员)以来，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官方定义更多地倾向于以反对共产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为特色，而不是政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后期，随着战后思想意识上的共识坍塌和经济与政治危机，尽管冷战自由的修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缓了，但它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重新激活。“伟大的传播者”有效地把冷战时期自由的诸因素——消极自由(即有限的政府)、自由企业及反共产主义——所有这些联为一体，继续用来为更新的美国全球使命服务。至少两个世纪前，美国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这种修辞，里根声称：“凭借一些神圣的计划……一些特殊的人们——那些特别热爱自由的人们，”已经被迫选择到北美大陆去定居。这种独特的历史强加给这个民族独特的责任：“我们是全人类自由的灯塔。”
今天，至少在政策和辩论方面，美国人依然生活在革命思想的阴影之下。“自由”，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仍然处于同样的中心位置，继续保持不变。但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某些自由意志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所窃取，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坚持有权荷枪实弹的武装军事集团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部分。许多定义似乎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对政府、社会的责任、共同的公共文化、对个人自定义及消费者选择的限制。今天一旦重新出现无依无靠者的呼喊，自由通常是为论证权威、甚至个人层面的许多形式上的合法性而被援引，它常常似乎暗示了整体上缺乏外部权威。
当我们迈入21世纪的门槛时，全球化进程本身似乎被这种盛行的对自由的理解所强化。数届美国政府受到许多大众媒介的支持和怂恿，重新定义了美国自由和美国历史使命：为全人类而推动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的创造，资金、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与无休止追求更高生产率及更多利润的生产要素同样是不重要的。同时，其中许多作为自由表达方式的、带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活动，被当作是国际负担而横遭指责。盛行的全球自由市场思想，假设所有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能够并且应该按照美国的形象加以改变——成为全世界自由典范的民族自我定义的最新观点。“在许多的方面，”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到，“全球化就是我们”。“我们”对弗里德曼来说意味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扩及世界各国”和全球文化的美国化。
正如一个学生的课题所称之为的“过度全球化者”，全球化被定义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在这里一种“全球文明”将取代传统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它将逐渐消亡或至少被其经济职能所征服。然而到那时不是同质的世界，全球化似乎是被五花八门的新文化和政治裂痕并且有时是变本加厉的旧裂痕所创造。基于种族、宗教、地区和地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有时是暴力冲突的激增，暗示着一种单一的全球文化或全球意识的到来绝非唾手可得。但这些进展确实似乎直接与民族——国家传统职能的衰落有关。
从政治角度来看，在即将到来的数年内，世界很可能依然被划分为多个区域性国家。然而，全球化在全球经济中正在产生许多令人思考的管理及责任问题。并且它正陷入对政治主权、民族性与自由关系的传统思想的疑虑中。今天，一些跨国公司的资产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一种没有类似的民主义务而运行着的许多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所做出的决策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增加了自由。它深深地植根于政治自治、经济自主和社会正义的美国的历史中。
全球化与自由的关系可能是21世纪最紧迫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历史上，权利来源于各个民族国家，而自由则经常依靠政治权利的存在去加强它。“没有权威，也就没有权利，”也许，在将来，人类走到哪里，自由也将紧随而至，并且一个不知有民族疆界的世界性政体将产生，伴随着有能力加强这些权利的跨国性制度和热衷于扩大自由疆域的社会运动而日趋完善。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尽管已经发生，但还没有一个与之平行的民主制度规范的国际化的出现。
与植根于历史的其他进程一样，全球化产生了输家，同时也创造了赢家，它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创造并分配着财富，与此同时，也在整体上、在世界范围内和各社会当中加速了不平等的步伐。21世纪的问题不是全球化是否会继续，而是全球化是由谁执行、为谁服务和由谁控制的问题。
今天，要求美国人应该倾听世界其他地方关于什么是自由的呼声，而且这种呼声似乎比以往更加高涨。这对一个经常自诩为山巅之城、人类灯塔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困难的。然而美国独立正是由那些急切地论证“给全人类各种观点以适当的尊敬”的人们宣告的。在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中，我们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坚持自由讨论必须跨越国界，而不是增强或重现那些藩篱。全球时代下生生不息的美国自由故事必须与整个世界对话，而不是陶醉于我们洋洋自得的独白中。
译自《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1年第106卷第1期，作者：埃瑞克·福纳(Eric Foner)，题目：《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收稿日期：2002-03-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3年01期第21～24页
【作者简介】[美]
100年前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大获全胜，并因此而崭露头角。紧接着，美国又参与了平息菲律宾争取独立运动的斗争。这两起冲突宣告了美国在世界列强中的位置。1902年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认为，美国基本上已经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他宣称：“美国已变成帝国市场，与自萨尔贡时代到我们当代的每个帝国一样，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沿着通向国外心脏地带贸易线不断向外扩展”。亚当斯预测，不逾50年，“如果不是所有的帝国联合起来的话，美国将无与匹敌”。
今天，美国无疑是世界上军事、经济和文化强国。随着跨国人口流动、投资、生产和交流持续快速增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日益朝一体化方向发展，原来各独立的民族因复杂的经济及文化联系而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化是表示这一进程的通用术语。它已成为“20世纪90代的概念”。然而，其新颖程度及由此引发的影响依然是一个易于引起争论的话题。全球化就是将要产生一个同质的“美国化”的世界，即一个以美国的经济运作、社会价值和政治制度为基础的统一的全球文化?还是，改造成一个异质的、具有复杂现代性的社会，使观念及商品的国际性与地方性融入选择与重新诠释的持续进程中去。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与每项人类其它的产物一样，全球化本身是一部历史。全球一体的梦想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时代。商业及文化的国际化与世界各种族间重新组合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今天的全球化交往是伴随着飞剪船、电报和电话接踵而至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就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必须到处安家落户并建立联系”的国际体系。这是他和弗兰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号召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全球力量联合起来的原因所在。“业已确立的民族工业，”他们写到，“已经被摧毁了或每天都在被摧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隔绝和自给自足状况日益被我们所进行全面交往、各方面普遍的相互联系所代替”。
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全球化的范围和速度日益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促使我们反思过去。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意识——然而这是一个有限度和局限的术语——应当向诸位历史学家提出挑战：去更多地认识过去的事件是如何融入到全球性的环境中去的。大约50年前，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怀疑那种“短视的、仅仅关注单个民族”的历史叙述能否有效地阐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美国历史学家来说，尤为中肯。
许多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制度、进程和价值观——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政治、奴隶制以及消费文化——引发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它们也只能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前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阿肯拉·厄瑞依(Akira Iriye)要求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而将历史研究“国际化”。当然自现代开始民族已经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历史很可能依然存在。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史学国际化意味着抛弃或同化民族的历史。
许多历史学家都充分地意识到美国的军事、商品及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20世纪是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我们了解美国输出各种事物的方法，从可口可乐到民主思想和自由企业。但却很少有人致力于研究外国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历史这一课题。“欧洲，”弗朗兹·范恩(Frantz Fanon)在《地球上的可怜人》中写到：“原来是第三世界创造的”。范恩提到，不仅欧洲财富的积累依靠其殖民地，而且事实上与不同民族的接触——真正的接触和想象的接触——即政治思想体系及个体的观念，也受益匪浅。他们也似乎常常产生权力与权利的不均，其中某个民族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权力与权利。对美国的理解不可能完全通过内部来获得，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我想参考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自由。
在美国人把他们自己作为个体和民族的情感中，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加重要。我们政治词汇的核心词，“自由(Freedom)”——或“自由(Liberty)”，被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用语当中。《独立宣言》把自由列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美国宪法》宣布，其宗旨是谋自由之福祉。“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教育家、政治家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写到：“任何人，不论肤色，都知道‘这是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发祥地’”。
在1988年出版的《美国自由故事》中，我审视了美国的自由思想史，把它作为一个存有许多争论、不和谐与斗争的故事，而不是有着确定的范畴或预定的观念故事集。在坚持以全球视野审视美国史的同时，我重点强调变化着的自由概念是如何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斗争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的。而且真实的和想象的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强有力地影响着自由思想及其演化。与我们政治词汇中的其它核心概念：独立、平等、公民权相比较，自由，是参照其假定的对立面被定义和再定义的。
这里，我更多关注的是世界各国是怎样影响美国历史的。在我们历史的每一重大时刻，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帮助美国确立理解自由的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负有将自由带给全人类的任务，这一美国的民族——国家自定义，经常在新旧世界或自由世界与奴役世界的宗教或哲学二元论的范畴内加以表达。
美国在世界上作为自由的化身战胜专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前那一段悠久的历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解这一思想，不仅要参照北美殖民地的条件——可供自由使用的土地、弱小的政府等——而且还要参照欧洲决策者有意识的创造。从殖民时代起，来自不列颠和旧大陆的移民就力图摆脱旧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和广泛的经济依赖而对新世界充满了希望。另外一些人则把美国看作是一块神授土地，在那里人类首次真正自由的、以一种欧洲不可能具有的态度信奉上帝。但这些思想只能在殖民主义者所进行的似乎永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的大环境下才能被理解。英国君主与许多殖民主义者做法是相同的，就是去创建美国思想藉此作为“那些追逐外国土地的偏执者的收容所”，并积极鼓励大陆向新世界移民以确保在不致耗光英国人口的情况下加强他们的殖民地的实力。正如玛丽琳·贝斯勒(Marilyn C.Baseler)所写，殖民地的自由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政策的副产品，并不一定反映一种强烈的美国早期殖民者对宗教自由信条的承诺”。
独立赋予了与美洲毫不相干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许多权利。但革命的确使一种狭隘的自由思想体系更多地被另一种思想体系所替代。争取独立的斗争普及了美国自由的思想。甚至早在1776年以前，许多爱国演说家和宣传性小册子的作者就把美国看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一块特殊之地。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引述道：“自由之士、品德之寓、被压迫者庇护所、整个地球的声望与荣誉”。萨缪尔·威廉(Samuel Williams)在《热爱我们祖国的演讲》(1775)中宣称，除了英属北美的外的人类都沦落于淫逸与专制之中。在亚洲和非洲，“自由的真正思想”是“处于蒙昧状态之中的”。甚至在欧洲，威廉宣称，自由所“不可或缺之火焰”也正在被扑灭。这里并且只有在这里，才是“自由人的国度”。
美国优越感盛行于革命年代，其革命观点，不仅在英帝国内存在无谓的内部争吵，而且在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是如此。埃布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预言：即使在2000年，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中心地位。美国人确信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从一开始就沉迷于他们在国内外所享有的声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为镇压威士忌起义作辩护，部分是因为“它将导致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其他人作为欧洲怀疑论者则希望看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失败，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能够“自治”。半个世纪之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为，奴隶制会弱化美国使命，将使国家受到国外“自由制度敌人”的指责：自由制度具有虚伪性。
美国历史著作之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坚持认为：新的民族定义并不由通常的民族特征基础构成的——一系列的边疆、由来已久的政体、共同的“民族”或种族——而是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特殊使命。这种叙述被19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加以详细阐述，如瓦尔特·H·普雷斯科特(Walter H.Prescot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及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历史。但他们确信美国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由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孕育着一定的岛民心理。因为领土的增加意味着“自由区域的扩展”。而那些拦路者——欧洲列强把法令范围扩及至部分北美大陆、土著美洲人和墨西哥人当中——借此限制自由的发展。在众人的展望中，西部并不是人民与政府的战场，而是一块准备作为美国神圣使命的一部分去占有的“无人居住的”的空地。
如果19世纪美国与西半球以外世界的接触更多是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处于全球阶段的美国则以一个持续而强有力的扮演者身份出现。在参与世界性的诸多关键时刻，美国与国外的接触微妙地影响着自由的定义。
取得这一进展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从反对一战时期严厉的压制到20世纪30年代劳工组织的反对者要求限制自由的新意识。但在美国步入二战前夕，迈克尔·卡曼(Michael Kammen)“发现”，《权利法案》更多地应归功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在美国与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速记方式所描述的许多差异而对自由的祈求。一旦美国参加二战，纳粹这个反面的例子就会经常被公民权的拥护者所援引。作为“四大人类自由”之一言论自由适得其所，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这样描述盟国的战争目的：不仅四大自由体现了盟国与其敌人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别，而且在将来，罗斯福希望它们将会“遍及世界各地”，这种认识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享有自由，更新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观念。
战时美国谈论自由盛极一时——表现在广告、电影、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出版物以及罗斯福的言论中。罗斯福不止一次把战争说成是“自由”与“奴役”之间的较量。自由世界，这一专有名词在1940—1941年被那些迫切要求美国介入欧洲冲突的人们加以普及，它在战时修辞中起了支柱作用。1942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一次演讲中概括了战争引起全球“新政”的观点：美国参与战后世界事条将会普及四大自由并确保美国革命的前途。华莱士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顺应亨利·卢斯(Henry Luce)更具沙文主义的美国应承担“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强国”作用的要求。但在观点上无论有何迥异，华莱士和卢斯都预见美国今后将会推动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作为榜样和偶尔的国际干预，而且是通过无休止地介入其他民族事务。的确，在战争结束之时全球主义者的语言和形象充斥于大众媒介，并且美国的思想已经继承了一种很少会引起非议的全球责任。
如果二战预示着一种自由名义下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传统关系变革的话，那么它(变革)也重新塑造了美国对国内自由的理解。反对纳粹专制及其种族优秀论的斗争使天生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理论名声扫地，而且也给国内长期争取民族正义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动力。一种多元社会的定义即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自由权益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左倾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群众阵线”所共同倡导。在二战期间，它成为政府的官方立场。美国所确立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四大自由思想的贡献，有益于对付战时的敌人，而且也是一种决心：这些思想应该扩及到所有的人，不论种族、宗教、血统。在战争期间，一种共同的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伦理和信仰上的博爱，开始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而出现。法西斯主义是哲学的敌人；不宽容是一种舶来品，不是土生土长的产物。
通过研读美国多元主义的历史，战后的学者把美国定义为带有纯粹文明个性的民族。美国人的信条忽略了我们民族意识的真实历史中有影响力的种族及民族气质，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恒久定义。与此同时，非洲和亚洲反殖民地运动的兴起在黑人间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移民”意识的迅速增长；它强调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帝国主义全球历史的三棱镜的折射才能被理解。与战争年代的其他产物一样，这种美国存在种族不平等的看法，是作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而存活的，并不是美国理想与行为间的失调，不会伴随着冷战的出现而长久地存活。
在修辞上，冷战在许多方面是二战许多战役的延续。一个世界鲜明地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代表自由而另一个则为奴役的争辩，被与共产主义作世界性的斗争所激活。美国再次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恶魔般的、疯狂的敌人并且维护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冷战是战后重新设计自由主义的大熔炉。对国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厌恶感加速了国内麦锡主义的泛滥，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群众政治的普遍排斥。在那里一种教条、管理式的自由主义出现意味着反对民众意志的泛滥而保护民主制度。
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利于解释这种普遍的冲击，至少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1958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篇文章提到“两种自由的概念”。伯林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缺少实现个人愿望的外部障碍)与积极自由(能导致个人对整体的服从，通过把国家作为自由的社会正义的仲裁者)。消极自由代表了西方，带有其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性措施；积极自由代表苏联。当然缺少限制的自由思想在美国历史上由来以久，但伯林本人依然十分惊讶：他所期求的准则是如何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用来怀疑福利国家和任何冲击经济规则的东西。他的文章专注于自由思想，对弱化大约同时代的汗娜·阿伦德特(Hannan Arendt)作为积极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自由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苏联作为自由敌人替代了德国，免于匮乏的模糊的社会自由——二战中四大自由的中心——不自觉地滑入政治泥潭中或是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无论莫斯科代表什么，它都被定义为自由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一党专制、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还包括公共住房、普遍的医疗保障、充分就业及其它在经济中要求实施强大而持续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如果自由有其经济定义的话，那么它不再是经济自主，“工业民主政治”(一种进步主义的普遍呼声)，或由政府为每个普通市民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正如罗斯福所定义的，而是“自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能够选择由现在的美国经济所生产的丰裕物质的能力。一种物质繁荣的共同文化在美国的领导下将为全球一体奠定基础，最终扩及共产主义世界。冷战使“自由企业”名声鹊起，作为美国自由最根本的形式，是一种由普遍的政治修辞、广告宣传运动、学校课程及新闻社会舆论所推动的思想。自从自由世界包容了过多的专制政府(甚至南非还是具有良好声誉的成员)以来，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官方定义更多地倾向于以反对共产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为特色，而不是政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后期，随着战后思想意识上的共识坍塌和经济与政治危机，尽管冷战自由的修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缓了，但它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重新激活。“伟大的传播者”有效地把冷战时期自由的诸因素——消极自由(即有限的政府)、自由企业及反共产主义——所有这些联为一体，继续用来为更新的美国全球使命服务。至少两个世纪前，美国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这种修辞，里根声称：“凭借一些神圣的计划……一些特殊的人们——那些特别热爱自由的人们，”已经被迫选择到北美大陆去定居。这种独特的历史强加给这个民族独特的责任：“我们是全人类自由的灯塔。”
今天，至少在政策和辩论方面，美国人依然生活在革命思想的阴影之下。“自由”，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仍然处于同样的中心位置，继续保持不变。但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某些自由意志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所窃取，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坚持有权荷枪实弹的武装军事集团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部分。许多定义似乎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对政府、社会的责任、共同的公共文化、对个人自定义及消费者选择的限制。今天一旦重新出现无依无靠者的呼喊，自由通常是为论证权威、甚至个人层面的许多形式上的合法性而被援引，它常常似乎暗示了整体上缺乏外部权威。
当我们迈入21世纪的门槛时，全球化进程本身似乎被这种盛行的对自由的理解所强化。数届美国政府受到许多大众媒介的支持和怂恿，重新定义了美国自由和美国历史使命：为全人类而推动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的创造，资金、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与无休止追求更高生产率及更多利润的生产要素同样是不重要的。同时，其中许多作为自由表达方式的、带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活动，被当作是国际负担而横遭指责。盛行的全球自由市场思想，假设所有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能够并且应该按照美国的形象加以改变——成为全世界自由典范的民族自我定义的最新观点。“在许多的方面，”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到，“全球化就是我们”。“我们”对弗里德曼来说意味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扩及世界各国”和全球文化的美国化。
正如一个学生的课题所称之为的“过度全球化者”，全球化被定义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在这里一种“全球文明”将取代传统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它将逐渐消亡或至少被其经济职能所征服。然而到那时不是同质的世界，全球化似乎是被五花八门的新文化和政治裂痕并且有时是变本加厉的旧裂痕所创造。基于种族、宗教、地区和地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有时是暴力冲突的激增，暗示着一种单一的全球文化或全球意识的到来绝非唾手可得。但这些进展确实似乎直接与民族——国家传统职能的衰落有关。
从政治角度来看，在即将到来的数年内，世界很可能依然被划分为多个区域性国家。然而，全球化在全球经济中正在产生许多令人思考的管理及责任问题。并且它正陷入对政治主权、民族性与自由关系的传统思想的疑虑中。今天，一些跨国公司的资产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一种没有类似的民主义务而运行着的许多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所做出的决策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增加了自由。它深深地植根于政治自治、经济自主和社会正义的美国的历史中。
全球化与自由的关系可能是21世纪最紧迫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历史上，权利来源于各个民族国家，而自由则经常依靠政治权利的存在去加强它。“没有权威，也就没有权利，”也许，在将来，人类走到哪里，自由也将紧随而至，并且一个不知有民族疆界的世界性政体将产生，伴随着有能力加强这些权利的跨国性制度和热衷于扩大自由疆域的社会运动而日趋完善。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尽管已经发生，但还没有一个与之平行的民主制度规范的国际化的出现。
与植根于历史的其他进程一样，全球化产生了输家，同时也创造了赢家，它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创造并分配着财富，与此同时，也在整体上、在世界范围内和各社会当中加速了不平等的步伐。21世纪的问题不是全球化是否会继续，而是全球化是由谁执行、为谁服务和由谁控制的问题。
今天，要求美国人应该倾听世界其他地方关于什么是自由的呼声，而且这种呼声似乎比以往更加高涨。这对一个经常自诩为山巅之城、人类灯塔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困难的。然而美国独立正是由那些急切地论证“给全人类各种观点以适当的尊敬”的人们宣告的。在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中，我们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坚持自由讨论必须跨越国界，而不是增强或重现那些藩篱。全球时代下生生不息的美国自由故事必须与整个世界对话，而不是陶醉于我们洋洋自得的独白中。
译自《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1年第106卷第1期，作者：埃瑞克·福纳(Eric Foner)，题目：《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收稿日期：2002-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