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与早期欧洲一体化
程思慕/韩永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02期第215～220页
【英文标题】Christian Trade Unions & Early European Integration
CHENG Si-mu,HAN Yo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CHENG Si-mu(1974-),female,Graduate,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diplomacy/HAN Yong-li(1954-),male,Associate professor,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diplomacy.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程思慕(1974-)，女，湖北蕲春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生，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韩永利(1954-)，男，湖北沙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
【关 键 词】基督教工会/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IFCTU)/压力集团Christian trade union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IFCTU)/pressure group
[中图分类号]K 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2-0215-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工运动在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影响的增长，工会成为重要的压力集团。压力集团是指那些在民主政体中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正式组织[1](第307页)。然而，关于工会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活动却很少有著述提及，绝大多数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政治家们和政府的活动。从整个过程来看，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主要是精英活动的产物，但作为相当部分工人的代表组织，基督教工会对这栋将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联合大厦的建立并非无动于衷，它们始终期望“通过参与到联合的战略过程中来影响并掌握自己的命运”[2](P.309-331)。本文主要分析探讨在欧共体形成的数年中，作为压力集团之一的基督教工会是如何通过其国际组织——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以下简称IFCTU——作者)展开各种活动的。
二战后IFCTU的状态及基本目标
1920年，德、奥、比、西、法等10个国家的新教、天主教工会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3](P.85)，从其活动和影响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组织也只能算作是欧洲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IFCTU的人员、组织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变得非常弱小，到1945年其会员总数仅有300万人[4](第532页)。当时东欧的基督教工会已难以存在，奥地利、德国西占区和意大利则形成了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仅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规模很小，但因参与了二战中的抵抗运动而享有相当高的道德威望。这些国家中的基督教工会基本上是通过IFCTU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二战后IFCTU面临着另外两大国际工会组织的竞争：即1945年和1949年分别成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WF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简称ICFTU)。前者被称为苏联利益的代表者，后者则具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紧紧追随美国。经过摇摆犹豫之后，IFCTU最终选择拒绝加入这两大组织，声称将奉行自己的特殊政策，坚持“以基督教的社会道德原则”[5](第19页)作为其活动指南。IFCTU作出这种选择，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加入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将会危及自身的存在。因此，IFCTU在国际工会运动中是孤立的，尤其在欧洲范围内还存在着与ICFTU的激烈竞争状况下更是如此。由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并声称在捍卫工人利益、免受极权主义侵害方面具有绝对领导权，它比IFCTU更能得到较多的西方大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在上述形势下，IFCTU把确保其国际地位作为活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在战后的环境下，得到新建的国际公共机构的承认是可能的。为此，IFCTU首先必须扩大自身的代表性，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西德和意大利。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就有相对强大的基督教工会，代表着德国15%的工会会员[6](P.79)。二战后，虽然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对工会联合运动仍然保持距离，但幸存的早期基督教工会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建立基督教民主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基督教民主党对于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工会从来不感兴趣，因为那可能造成西德工会联合会的分裂。而在意大利，则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工人支持工会联合运动。IFCTU曾经认为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不可能长期联合，但1948年意大利天主教工会一度脱离总工会后，却在工会领袖巴斯多列(Pastore)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自由工会”，而不是基督教工会[7](第115页)。事实证明，IFCTU在对意大利新的政治现状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远见。因此，在欧洲内部，IFCTU始终只在少数国家拥有成员，其代表性也始终有限。
为了改变上述状态，基督教工会不得不求助于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以获得广泛承认。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主席加斯东·泰西埃(Gaston Tessier)，从1947年起出任IFCTU的主席，他与法国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与1944—1948年、1953—1954年两度出任外长的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荷兰，担任IFCTU秘书长的塞拉伦斯(Serrarens)在外交领域也非常活跃。通过这些个人活动而非制度化的途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和荷兰的外交压力，1947年联合国终于承认IFCTU作为其咨询组织之一[8](P.8)。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承认，这对于IFCTU确立其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朝向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中，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欧洲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在欧洲范围内对基督教工会的第一次考验。坚定反共的基督教工会对马歇尔计划持支持态度。1948年3月，为讨论工会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第一次国际工会大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被排除在外)决定建立一个工会咨询委员会来处理相关事务。基督教工会的弱小从工会咨询委员会的构成上反映了出来：在它的10个成员中，只有泰西埃一个人属于基督教派别[8](P.8)，但他并不代表IFCTU而是代表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利益。这说明当时IFCTU在参与欧洲事务问题上缺少发言权。因此，其当务之急是努力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逐步转移到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借助其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行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大会曾发起一个欧洲运动，任务是把现存的各种欧洲运动集中起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研究“由欧洲联合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9](第55页)。在这场运动中，泰西埃、塞拉伦斯和比利时基督教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奥古斯都·库尔(August Cool)以及其他基督教工会活动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塞拉伦斯还是1949年成立的欧洲联合研究委员会中的荷兰代表，不仅是其中惟一的基督教工会会员，也是惟一的工会会员[10](P.147-149)。由于他成为该委员会中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使得IFCTU在欧洲政治论坛上有了一个权威性的声音。1949年，鉴于自身力量有限，在总结已有活动经验的基础上，IFCTU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了以个人联系和经由参加各国在欧洲机构中的代表团来建立正式协商机制的战略，以期影响欧洲政治[11](P.670)。
通过各种个人活动获得一定发言权之后，IFCTU逐渐以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事务中，其活动方式也向压力集团所特有的协商机制上发展，这从它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的活动中体现出来。1950年初，高度反教权的瑞士工会建议将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转移给ICFTU，激起了基督教工会的强烈反对。为此，工会咨询委员会决定和ICFTU的领导人进行磋商，IFCTU也以一个组织的身份参与了这些会谈。5月，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转移给了ICFTU的欧洲地区组织[8](P.11)。但基督教工会也或多或少地以特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事务中。因此IFCTU决定继续采取行动以扩大影响，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撤离工会咨询委员会，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委员会，并要求得到负责“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承认。基督教工会的行动带来了与欧洲地区组织间的新的磋商。虽然最终工会咨询委员会仍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所属的欧洲地区组织中运作，基督教工会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也仍只有泰西埃一个代表，但由于这是IFCTU在欧洲事务中第一次通过协商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因此，IFCTU的这些活动证明了其自身确实具有了某些政治影响。IFCTU要学习的将是在舒曼计划的实施中如何更有效的运用这种影响。
IFCTU在欧洲早期一体化进程中的活动
作为压力集团，IFCTU除了通过其领导人的个人活动与其活动对象建立起非正式的联系外，还必须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从组织上得到落实，实现制度化和机构化，从而建立起正式的联系。如IFCTU的成员就积极参与到欧洲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或协商机制中去。在参与欧洲联合的活动中，IFCTU与欧洲机构建立正式联系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成为欧洲公共机构中国家代表团的成员，并努力扩大代表名额；其二，在欧洲公共机构中建立起独立的工会咨询委员会。
IFCTU认为欧洲一体化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工人运动的总体利益，因为繁荣发展和就业政策是工会的主要目标。因此，IFCTU能充分认可舒曼计划的基本原则，尤其认可建立一个超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将推进经济扩展，而且将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处理过渡时期随着相关产业一体化而产生的社会后果[11](P.671)。IFCTU当然也清楚在舒曼计划的制订中没有工人意见一席之地的事实，因此，其行动目标首先定位在保证基督教工会代表参与到舒曼计划的运作和实施中去，确保其在一切相关的正式机构中的地位，以维护基督教工人的权利。IFCTU代表团和舒曼本人就这个主题举行了一次会议。代表团希望在欧洲机构中有基督教工会成员，同时还希望基督教工会的咨询委员会得到共同体的承认，而舒曼的意见是，基督教工人在共同体机构中的代表席位必须通过国家代表团成员的形式获得；共同体中有一个共同议会，是一个包含着雇主、劳工、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咨询机构[2](P.309-331)，基督教工会只能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咨询作用。
尽管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利益不尽一致，但由于欧洲共同体机构中工人和工会力量十分有限，从实现劳动者的总体团结出发，二者决定寻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增强工人和工会的影响。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会谈达成了在共同体机构中分配代表席位的协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某位成员将进入高级机构，而IFCTU则将为法院提供一名法官。这对IFCTU是极为有利的。但事情的结果是，尽管塞拉伦斯和比利时人加斯东·伊斯更斯(Gaston Eyskens)先后由阿登纳、舒曼等人提名候选，但前者未获得通过，而后者本人又拒绝接受，基督教劳工运动的某位成员进入主要机构的设想落空。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共同议会中的15个工人席位里应有4个属于基督教工会，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诸如不同产业间和国家间“制衡”因素的作用，工人议席的最终构成与协议并不一致：IFCTU不得不作出让步，它的确得到了4个代表名额，但共同议会中工人代表名额的总数从计划的15名增加到了17名[8](P.13)。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官僚机构的任命方面，基督教工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冷落在了一边。1953年底，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共同压力下，为了弥补工人代表名额不够的缺陷，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中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客观地讲，尽管舒曼计划给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之间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这只是策略上的，并没有改变两者间关系远非融洽的事实。在欧洲委员会中，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一直是各自为政。1951年，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建议欧洲委员会应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将国际工会运动纳入到它的活动中去，实际上是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能获得咨询组织的地位。直到1952年底，欧洲委员会才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出建立起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联合咨询委员会。IFCTU当然是支持这个方案的，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认为联合模式意味着过高承认了IFCTU的地位，因此拒绝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而要求得到单独的承认。最终它们成为欧洲委员会中各自独立的两个咨询组织。
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再次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莫内的行动委员会对此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总的来说，在欧洲联合的讨论中，工会感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莫内委员会在这方面却是个例外。莫内认为，一旦说服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工会领导人支持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有可能带来广大的支持者队伍。基督教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因此进入莫内委员会。通过该组织，基督教工会得以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息和基本走向。
尽管IFCTU非常赞同一体化欧洲的构想，但无论是欧洲复兴计划还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其建构之时，工会都没有办法插手其中。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基督教工会，最重要的是在讨论一开始就参与进去。因为欧洲社会经济的联合问题不单纯是政府官员的问题，也不单是少数实业家、银行家的事务，而是整个欧洲大众的事务，尤其是欧洲工人的事务。首先，IFCTU希望在政府间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中有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席位，这个希望只在比利时代表团中得到实现。此外，它还要求被承认为单独的咨询性组织，也未成功。虽然在参与欧洲联合的问题上，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IFCTU的利益大体上是相似的，但自从在德国形成新的基督教工会以后，两个国际工会组织间的关系大为疏远了，因此，IFCTU无法从自由工会方面获得支持。
1956年11月到1957年初，当欧洲经济共同体草案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讨论进入决定性阶段时，IFCTU尽最大努力使条约草案沿着对工人更有利的方向调整。它主要坚持新共同体中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应有更大的权力，有权制订能贯彻其意志的经济、社会政策；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应与执行机构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具有同等的动议权，以此反映出社会群体的参与。为达到目的，它甚至威胁拒绝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有关条约。1957年2月，IFCTU与政府间委员会主席斯帕克举行了一次会谈。然而，斯帕克批评各国缺乏具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欧洲工会活动——这也许是IFCTU在欧洲机构中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原因。3月25日，6个国家的外长签署了条约。
同在煤钢共同体中的状况一样，IFCTU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一咨询性组织中获得代表席位：总共101个席位中，基督教工会争取到了31个劳工代表席位中的10个[8](P.23)。尽管IFCTU认为工人在新机构中所获代表席位不足，但他们对罗马条约的态度仍是相当平和的。其原因在于，IFCTU对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效果持肯定态度，因而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IFCTU也批评过煤钢共同体中工人代表席位不足和缺乏社会力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为工人带来了重大利益，如在社会政策方面，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保护，重新安排劳动力并使之适应新的岗位，修建了住房等等[9](第117页)。此外，尽管IFCTU并未经过高级机构直接在煤钢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它相对于工人的影响力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而且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合作相当程度上加强了不同国家间工人的团结。
由于在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中都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咨询委员会，为了加强两大机构中工会的影响力，IFCTU也在自身组织结构的改革上做了一些工作。如为扩大基督教工会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影响，1955年建立了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将煤钢共同体中各国的金属工业、矿业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并协调它们的行动。从组织上看，该联合会独立于IFCTU，但它的秘书长可以参加IFCTU的联合理事会。为维护经济共同体内基督教工会的利益，1958年5月IFCTU还建立了它的欧洲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3](P.96)，这一组织是IFCTU的一部分，但可以推行独立的政策。这些结构调整表明，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基督教工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IFCTU的活动方式
到1958年，在战后生存几乎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IFCTU设法在欧洲公共机构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相信自己已经极大地超过了其他两个联盟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前者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4](第542页)，在西欧遭到排斥；而后者则因其内部的极不团结，无法有效地影响欧洲政治。所以，应该承认IFCTU的发展成就是显著的。
IFCTU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人的外交和政治才能。IFCTU理事会1949年通过的欧洲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在欧洲运动中展现了其有名的天主教徒个性，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是非正式或半正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精英圈的一部分。有欧洲一体化“教父”之称的舒曼、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也被视为其中的成员，这为IFCTU的领导人展开个人活动提供了某种联系的纽带，继而为扩大IFCTU影响，成为参与正式协商机制的压力集团奠定了基础。
除发挥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和个人联系之外，IFCTU还加强与政党的往来，尤其常常通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传递其政策主张。自19世纪末期第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之时起，基督教工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同质的意识形态。在劳资问题上，它们都秉承1891年教皇通谕的精神，鼓吹在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获得更大的平等。二战后，在所有出现了重要的基督教劳工运动的国家中，都有基督教民主党的存在，他们都致力于劳工运动，给工会领导人进入政府的途径并支持基督教工会更广泛的发展。就像左翼政党支持并与左翼工会联合一样，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并与基督教工会联合。战后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荷兰和瑞士，“平行但高度互锁”[12](P.304)的工会和政党网络发展起来，而像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冲突持续的国家中，政党和工会的联系较少，但也仍然有着作用重大的个人联系。例如，正是在泰西埃的提议下，1924年法国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党[13](第60页)，这种历史渊源使得两者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战后。甚至在基督教工会相对弱小的国家，二者也保持着联系。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相对保守，它还是拥有一个叫“基督教民主派雇工社会委员会”[14](P.38)的劳工派别，而且还是该党内组织程度最高的团体。当然，二战后的各国基督教民主党已不再是教派党，他们更多地是从广泛利益角度来处理和基督教工会关系问题的。
虽然各国的基督教工会与基督教民主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除了经由非正式的会议，诸如天主教组织领导人会谈或基督教劳工运动国际联合会议进行接触之外，其国际组织IFCTU和各国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并无正式的制度化联系。就这些会议本身而言，并没有重要意义，但的确提供了沟通、讨论的机会，IFCTU在欧洲联合过程中争取发言权的活动也的确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对于IFCTU试图鼓动建立基督教工会极为不满，但IFCTU在说服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阿登纳相信，应把IFCTU中天主教方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因而，促使阿登纳考虑在煤钢共同体中照顾IFCTU的要求，甚至支持塞拉伦斯进入高级机构。就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大大超过了IFCTU在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所要求的范围。
IFCTU借助个人活动和同质政党的政治支持在欧洲机构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机构中的地位并未最终明朗化。同时，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基督教工会还是不得不对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竞争，后者认为基督教工会在联合咨询委员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不仅如此，从各方面来看，基督教工会在欧洲公共机构中事实上的贡献和影响力都还是极为有限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分裂和竞争以及基督教工会本身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使得基督教工会在其活动中以走上层路线为主，缺少工人群众运动与之相呼应。这种状况使得IFCTU对欧洲政策决策机构难以形成重要的、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其基本上被排除在有关外交和经济事务的部门之外。正因为如此，对IFCTU而言，达成罗马条约的谈判过程似乎比其内容意义更加重大。可以说，与欧洲地区的其他工会组织一样，基督教工会在塑造一体化欧洲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一个边缘化参与者的角色。
收稿日期：2002-12-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02期第215～220页
【英文标题】Christian Trade Unions & Early European Integration
CHENG Si-mu,HAN Yo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CHENG Si-mu(1974-),female,Graduate,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diplomacy/HAN Yong-li(1954-),male,Associate professor,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diplomacy.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程思慕(1974-)，女，湖北蕲春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生，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韩永利(1954-)，男，湖北沙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
| 【内容提要】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欧洲压力集团之一的基督教工会通过其国际组织——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以个人活动和参与欧洲机构正式协商机制的方式，试图在欧洲早期一体化进程中维护基督教工会和工人的权利及利益。该组织的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上讲，其对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After world war Ⅱ,the Christian trade unions attempted to act as a pressure group during the formations yea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rough the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IFCTU),they carried out such task by means of personal contacts and participating into the formal negotiating system of European institutions.In fact,however,the outcome of their activities showed they had extremely limited influence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工运动在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影响的增长，工会成为重要的压力集团。压力集团是指那些在民主政体中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正式组织[1](第307页)。然而，关于工会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活动却很少有著述提及，绝大多数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政治家们和政府的活动。从整个过程来看，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主要是精英活动的产物，但作为相当部分工人的代表组织，基督教工会对这栋将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联合大厦的建立并非无动于衷，它们始终期望“通过参与到联合的战略过程中来影响并掌握自己的命运”[2](P.309-331)。本文主要分析探讨在欧共体形成的数年中，作为压力集团之一的基督教工会是如何通过其国际组织——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以下简称IFCTU——作者)展开各种活动的。
二战后IFCTU的状态及基本目标
1920年，德、奥、比、西、法等10个国家的新教、天主教工会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3](P.85)，从其活动和影响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组织也只能算作是欧洲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IFCTU的人员、组织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变得非常弱小，到1945年其会员总数仅有300万人[4](第532页)。当时东欧的基督教工会已难以存在，奥地利、德国西占区和意大利则形成了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仅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规模很小，但因参与了二战中的抵抗运动而享有相当高的道德威望。这些国家中的基督教工会基本上是通过IFCTU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二战后IFCTU面临着另外两大国际工会组织的竞争：即1945年和1949年分别成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WF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简称ICFTU)。前者被称为苏联利益的代表者，后者则具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紧紧追随美国。经过摇摆犹豫之后，IFCTU最终选择拒绝加入这两大组织，声称将奉行自己的特殊政策，坚持“以基督教的社会道德原则”[5](第19页)作为其活动指南。IFCTU作出这种选择，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加入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将会危及自身的存在。因此，IFCTU在国际工会运动中是孤立的，尤其在欧洲范围内还存在着与ICFTU的激烈竞争状况下更是如此。由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并声称在捍卫工人利益、免受极权主义侵害方面具有绝对领导权，它比IFCTU更能得到较多的西方大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在上述形势下，IFCTU把确保其国际地位作为活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在战后的环境下，得到新建的国际公共机构的承认是可能的。为此，IFCTU首先必须扩大自身的代表性，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西德和意大利。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就有相对强大的基督教工会，代表着德国15%的工会会员[6](P.79)。二战后，虽然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对工会联合运动仍然保持距离，但幸存的早期基督教工会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建立基督教民主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基督教民主党对于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工会从来不感兴趣，因为那可能造成西德工会联合会的分裂。而在意大利，则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工人支持工会联合运动。IFCTU曾经认为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不可能长期联合，但1948年意大利天主教工会一度脱离总工会后，却在工会领袖巴斯多列(Pastore)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自由工会”，而不是基督教工会[7](第115页)。事实证明，IFCTU在对意大利新的政治现状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远见。因此，在欧洲内部，IFCTU始终只在少数国家拥有成员，其代表性也始终有限。
为了改变上述状态，基督教工会不得不求助于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以获得广泛承认。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主席加斯东·泰西埃(Gaston Tessier)，从1947年起出任IFCTU的主席，他与法国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与1944—1948年、1953—1954年两度出任外长的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荷兰，担任IFCTU秘书长的塞拉伦斯(Serrarens)在外交领域也非常活跃。通过这些个人活动而非制度化的途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和荷兰的外交压力，1947年联合国终于承认IFCTU作为其咨询组织之一[8](P.8)。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承认，这对于IFCTU确立其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朝向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中，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欧洲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在欧洲范围内对基督教工会的第一次考验。坚定反共的基督教工会对马歇尔计划持支持态度。1948年3月，为讨论工会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第一次国际工会大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被排除在外)决定建立一个工会咨询委员会来处理相关事务。基督教工会的弱小从工会咨询委员会的构成上反映了出来：在它的10个成员中，只有泰西埃一个人属于基督教派别[8](P.8)，但他并不代表IFCTU而是代表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利益。这说明当时IFCTU在参与欧洲事务问题上缺少发言权。因此，其当务之急是努力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逐步转移到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借助其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行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大会曾发起一个欧洲运动，任务是把现存的各种欧洲运动集中起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研究“由欧洲联合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9](第55页)。在这场运动中，泰西埃、塞拉伦斯和比利时基督教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奥古斯都·库尔(August Cool)以及其他基督教工会活动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塞拉伦斯还是1949年成立的欧洲联合研究委员会中的荷兰代表，不仅是其中惟一的基督教工会会员，也是惟一的工会会员[10](P.147-149)。由于他成为该委员会中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使得IFCTU在欧洲政治论坛上有了一个权威性的声音。1949年，鉴于自身力量有限，在总结已有活动经验的基础上，IFCTU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了以个人联系和经由参加各国在欧洲机构中的代表团来建立正式协商机制的战略，以期影响欧洲政治[11](P.670)。
通过各种个人活动获得一定发言权之后，IFCTU逐渐以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事务中，其活动方式也向压力集团所特有的协商机制上发展，这从它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的活动中体现出来。1950年初，高度反教权的瑞士工会建议将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转移给ICFTU，激起了基督教工会的强烈反对。为此，工会咨询委员会决定和ICFTU的领导人进行磋商，IFCTU也以一个组织的身份参与了这些会谈。5月，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转移给了ICFTU的欧洲地区组织[8](P.11)。但基督教工会也或多或少地以特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事务中。因此IFCTU决定继续采取行动以扩大影响，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撤离工会咨询委员会，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委员会，并要求得到负责“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承认。基督教工会的行动带来了与欧洲地区组织间的新的磋商。虽然最终工会咨询委员会仍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所属的欧洲地区组织中运作，基督教工会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也仍只有泰西埃一个代表，但由于这是IFCTU在欧洲事务中第一次通过协商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因此，IFCTU的这些活动证明了其自身确实具有了某些政治影响。IFCTU要学习的将是在舒曼计划的实施中如何更有效的运用这种影响。
IFCTU在欧洲早期一体化进程中的活动
作为压力集团，IFCTU除了通过其领导人的个人活动与其活动对象建立起非正式的联系外，还必须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从组织上得到落实，实现制度化和机构化，从而建立起正式的联系。如IFCTU的成员就积极参与到欧洲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或协商机制中去。在参与欧洲联合的活动中，IFCTU与欧洲机构建立正式联系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成为欧洲公共机构中国家代表团的成员，并努力扩大代表名额；其二，在欧洲公共机构中建立起独立的工会咨询委员会。
IFCTU认为欧洲一体化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工人运动的总体利益，因为繁荣发展和就业政策是工会的主要目标。因此，IFCTU能充分认可舒曼计划的基本原则，尤其认可建立一个超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将推进经济扩展，而且将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处理过渡时期随着相关产业一体化而产生的社会后果[11](P.671)。IFCTU当然也清楚在舒曼计划的制订中没有工人意见一席之地的事实，因此，其行动目标首先定位在保证基督教工会代表参与到舒曼计划的运作和实施中去，确保其在一切相关的正式机构中的地位，以维护基督教工人的权利。IFCTU代表团和舒曼本人就这个主题举行了一次会议。代表团希望在欧洲机构中有基督教工会成员，同时还希望基督教工会的咨询委员会得到共同体的承认，而舒曼的意见是，基督教工人在共同体机构中的代表席位必须通过国家代表团成员的形式获得；共同体中有一个共同议会，是一个包含着雇主、劳工、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咨询机构[2](P.309-331)，基督教工会只能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咨询作用。
尽管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利益不尽一致，但由于欧洲共同体机构中工人和工会力量十分有限，从实现劳动者的总体团结出发，二者决定寻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增强工人和工会的影响。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会谈达成了在共同体机构中分配代表席位的协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某位成员将进入高级机构，而IFCTU则将为法院提供一名法官。这对IFCTU是极为有利的。但事情的结果是，尽管塞拉伦斯和比利时人加斯东·伊斯更斯(Gaston Eyskens)先后由阿登纳、舒曼等人提名候选，但前者未获得通过，而后者本人又拒绝接受，基督教劳工运动的某位成员进入主要机构的设想落空。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共同议会中的15个工人席位里应有4个属于基督教工会，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诸如不同产业间和国家间“制衡”因素的作用，工人议席的最终构成与协议并不一致：IFCTU不得不作出让步，它的确得到了4个代表名额，但共同议会中工人代表名额的总数从计划的15名增加到了17名[8](P.13)。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官僚机构的任命方面，基督教工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冷落在了一边。1953年底，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共同压力下，为了弥补工人代表名额不够的缺陷，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中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客观地讲，尽管舒曼计划给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之间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这只是策略上的，并没有改变两者间关系远非融洽的事实。在欧洲委员会中，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一直是各自为政。1951年，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建议欧洲委员会应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将国际工会运动纳入到它的活动中去，实际上是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能获得咨询组织的地位。直到1952年底，欧洲委员会才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出建立起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联合咨询委员会。IFCTU当然是支持这个方案的，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认为联合模式意味着过高承认了IFCTU的地位，因此拒绝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而要求得到单独的承认。最终它们成为欧洲委员会中各自独立的两个咨询组织。
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再次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莫内的行动委员会对此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总的来说，在欧洲联合的讨论中，工会感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莫内委员会在这方面却是个例外。莫内认为，一旦说服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工会领导人支持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有可能带来广大的支持者队伍。基督教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因此进入莫内委员会。通过该组织，基督教工会得以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息和基本走向。
尽管IFCTU非常赞同一体化欧洲的构想，但无论是欧洲复兴计划还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其建构之时，工会都没有办法插手其中。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基督教工会，最重要的是在讨论一开始就参与进去。因为欧洲社会经济的联合问题不单纯是政府官员的问题，也不单是少数实业家、银行家的事务，而是整个欧洲大众的事务，尤其是欧洲工人的事务。首先，IFCTU希望在政府间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中有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席位，这个希望只在比利时代表团中得到实现。此外，它还要求被承认为单独的咨询性组织，也未成功。虽然在参与欧洲联合的问题上，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IFCTU的利益大体上是相似的，但自从在德国形成新的基督教工会以后，两个国际工会组织间的关系大为疏远了，因此，IFCTU无法从自由工会方面获得支持。
1956年11月到1957年初，当欧洲经济共同体草案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讨论进入决定性阶段时，IFCTU尽最大努力使条约草案沿着对工人更有利的方向调整。它主要坚持新共同体中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应有更大的权力，有权制订能贯彻其意志的经济、社会政策；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应与执行机构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具有同等的动议权，以此反映出社会群体的参与。为达到目的，它甚至威胁拒绝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有关条约。1957年2月，IFCTU与政府间委员会主席斯帕克举行了一次会谈。然而，斯帕克批评各国缺乏具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欧洲工会活动——这也许是IFCTU在欧洲机构中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原因。3月25日，6个国家的外长签署了条约。
同在煤钢共同体中的状况一样，IFCTU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一咨询性组织中获得代表席位：总共101个席位中，基督教工会争取到了31个劳工代表席位中的10个[8](P.23)。尽管IFCTU认为工人在新机构中所获代表席位不足，但他们对罗马条约的态度仍是相当平和的。其原因在于，IFCTU对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效果持肯定态度，因而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IFCTU也批评过煤钢共同体中工人代表席位不足和缺乏社会力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为工人带来了重大利益，如在社会政策方面，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保护，重新安排劳动力并使之适应新的岗位，修建了住房等等[9](第117页)。此外，尽管IFCTU并未经过高级机构直接在煤钢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它相对于工人的影响力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而且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合作相当程度上加强了不同国家间工人的团结。
由于在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中都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咨询委员会，为了加强两大机构中工会的影响力，IFCTU也在自身组织结构的改革上做了一些工作。如为扩大基督教工会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影响，1955年建立了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将煤钢共同体中各国的金属工业、矿业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并协调它们的行动。从组织上看，该联合会独立于IFCTU，但它的秘书长可以参加IFCTU的联合理事会。为维护经济共同体内基督教工会的利益，1958年5月IFCTU还建立了它的欧洲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3](P.96)，这一组织是IFCTU的一部分，但可以推行独立的政策。这些结构调整表明，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基督教工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IFCTU的活动方式
到1958年，在战后生存几乎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IFCTU设法在欧洲公共机构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相信自己已经极大地超过了其他两个联盟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前者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4](第542页)，在西欧遭到排斥；而后者则因其内部的极不团结，无法有效地影响欧洲政治。所以，应该承认IFCTU的发展成就是显著的。
IFCTU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人的外交和政治才能。IFCTU理事会1949年通过的欧洲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在欧洲运动中展现了其有名的天主教徒个性，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是非正式或半正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精英圈的一部分。有欧洲一体化“教父”之称的舒曼、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也被视为其中的成员，这为IFCTU的领导人展开个人活动提供了某种联系的纽带，继而为扩大IFCTU影响，成为参与正式协商机制的压力集团奠定了基础。
除发挥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和个人联系之外，IFCTU还加强与政党的往来，尤其常常通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传递其政策主张。自19世纪末期第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之时起，基督教工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同质的意识形态。在劳资问题上，它们都秉承1891年教皇通谕的精神，鼓吹在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获得更大的平等。二战后，在所有出现了重要的基督教劳工运动的国家中，都有基督教民主党的存在，他们都致力于劳工运动，给工会领导人进入政府的途径并支持基督教工会更广泛的发展。就像左翼政党支持并与左翼工会联合一样，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并与基督教工会联合。战后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荷兰和瑞士，“平行但高度互锁”[12](P.304)的工会和政党网络发展起来，而像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冲突持续的国家中，政党和工会的联系较少，但也仍然有着作用重大的个人联系。例如，正是在泰西埃的提议下，1924年法国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党[13](第60页)，这种历史渊源使得两者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战后。甚至在基督教工会相对弱小的国家，二者也保持着联系。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相对保守，它还是拥有一个叫“基督教民主派雇工社会委员会”[14](P.38)的劳工派别，而且还是该党内组织程度最高的团体。当然，二战后的各国基督教民主党已不再是教派党，他们更多地是从广泛利益角度来处理和基督教工会关系问题的。
虽然各国的基督教工会与基督教民主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除了经由非正式的会议，诸如天主教组织领导人会谈或基督教劳工运动国际联合会议进行接触之外，其国际组织IFCTU和各国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并无正式的制度化联系。就这些会议本身而言，并没有重要意义，但的确提供了沟通、讨论的机会，IFCTU在欧洲联合过程中争取发言权的活动也的确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对于IFCTU试图鼓动建立基督教工会极为不满，但IFCTU在说服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阿登纳相信，应把IFCTU中天主教方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因而，促使阿登纳考虑在煤钢共同体中照顾IFCTU的要求，甚至支持塞拉伦斯进入高级机构。就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大大超过了IFCTU在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所要求的范围。
IFCTU借助个人活动和同质政党的政治支持在欧洲机构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机构中的地位并未最终明朗化。同时，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基督教工会还是不得不对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竞争，后者认为基督教工会在联合咨询委员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不仅如此，从各方面来看，基督教工会在欧洲公共机构中事实上的贡献和影响力都还是极为有限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分裂和竞争以及基督教工会本身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使得基督教工会在其活动中以走上层路线为主，缺少工人群众运动与之相呼应。这种状况使得IFCTU对欧洲政策决策机构难以形成重要的、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其基本上被排除在有关外交和经济事务的部门之外。正因为如此，对IFCTU而言，达成罗马条约的谈判过程似乎比其内容意义更加重大。可以说，与欧洲地区的其他工会组织一样，基督教工会在塑造一体化欧洲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一个边缘化参与者的角色。
收稿日期：200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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