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反纳粹运动中的歌德勒团体及其对德国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构想
王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2期第1～19页
【作者简介】[台湾]
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台湾台南
王琪(1946—)，女，重庆人，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关 键 词】反纳粹运动/歌德勒团体/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蓝图/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领袖国家
中图分类号：K51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2-0001-19
一、前言
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现代政治史上是一个令德国人民也相当陌生的政治运动。而纳粹党之所以能由崛起、改组到取得政权仅仅耗时十二年，除了希特勒的个人魅力、领导风格与策略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之外，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也给予了希特勒及他所领导的纳粹主义运动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是在战败以及国际压力之下结束了霍恩索伦王朝，进入了一个德国人民普遍并不熟悉的议会民主体制，而主政者还是帝国时代备受统治阶层及市民阶级质疑其对国家忠诚度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于战后接受了令德国人民感到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再加上威玛政府成立之初便爆发了左派革命，使威玛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获得人心，更严重的是不信任，使得战后出现的“匕首偷袭神话”(注：所谓“匕首偷袭神话”指的是大战期间，德国后方的反战份子，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透过革命的活动，使德国在战场上原本战无不克的前线军人遭到了由背后而来的致命打击，因而造成了德军的瓦解，也成了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这个广为流传的“匕首偷袭神话”还与颇受德国人民景仰的兴登堡元帅有关。参阅拙著<威玛共和时代外交政策的回顾与检讨>，《西洋史集刊》第二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0年，页88。)(Dolchstoblegende or stab-in-the-back legend)，能在民 间 广为流传。
虽然“匕首偷袭神话”的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而由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也是在政府派军镇压之下于半年后结束，但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仍被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视为“革命之子”，只是政治上的过渡而始终无法认同。更不幸的是，甫由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因为受到系出同源的社民党政府以军队镇压其革命并在逮捕及运送的路途中使共党领袖李布克列希特(Karl Liebknecht)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nburg)遭到右派军人的杀害，使得共产党始终视社民党为首号敌人，称其为社会主义法西斯，在威玛共和时代从未改变其对社民党政府的强烈攻击。
这样一个备受国际压力及凡尔赛条约束缚的新政府，在国内又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再加上战后德国人民普遍饱受经济困境之苦，特别是来自战费赔偿的压力，使右派政党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攻击威玛政府。而1918/1919年爆发的左派革命更加强了德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威玛共和国时代始终笼罩在危机来自左派(die Gefahr von links)的阴影之下，因而给予右派政党，特别是极右派政党，更多的挥洒空间。
在那样一个令德国人民普遍陷于彷徨与不满的年代，纳粹党对威玛政府的内政与外交都提出了最大胆且直接的批判，甚至将威玛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贬为屈辱的条约履行者，根本就是“十一月罪犯”，(注：威玛政府成立于1918年11月，“11月罪犯”正是指11月成立的威玛政府及其高层官员。)威玛政府的体制则被批评为“被犹太人把持的民主体制”，[1](P99，472)这些富煽动性的言论都颇能煽起德国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激情。希特勒不仅敢于在那个时代大胆地批评威玛政府及其领导人，将自己美化成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还能掌握住群众在面临那样的时代，内心所积压的怨怼、反感、苦闷与恐惧，然后用最能打中人心的语言来道出群众的心声，使他在群众心中成了一个为拯救民族之魂而奋斗的英雄。
希特勒在大胆批判威玛政府之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以及正面的理想，如创造一个新的，而且是深层的全民团体(Volksgemeinschaft)，不仅要结束令德国人民厌恶的党派之争，同时要铲除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以便在全民团体中整合全民的意愿，并化解不同利益之间的争执，使德意志民族能在全民意志之下重新站起来。[2](P39)
希特勒这套新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确实能吸引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也颇能安抚战后德国人民的焦虑不安与对威玛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事实上，德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痛苦与匮乏之余，更面临了精神上与价值观上的不安与混淆，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过去的传统与宗教力量以及旧有的价值观都在新的时代中逐步瓦解，因此纳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对德国人民而言，反被视为是一股抵制世俗化的力量，以维护属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纳粹主义运动也揭橥了一些对当时处境下之德国人民颇具吸引力的理念，如回归德意志民族优良的传统、铲除一切伤风败俗的恶习、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德国人民与其它民族应居于平等的地位、凡尔赛条约必须被废止、德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防军、抵制共产主义、加强民族主义、建立健全的中产阶级、重视农业与农民等等。由于这些理念仅止于口号，内容与做法并不明确，使得每一个阶层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股令德国人民颇为陌生的运动中去编织自己的憧憬，也对纳粹运动赋予高度的期许。因此，当纳粹党于1933年经由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之后，广大的德国人民也都愿意调整自己以配合新政府的政策，给这个自认为负有历史任务的新政权一个机会。
属中上阶层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战败德国所面临的屈辱本来就完全无法接受，更加缅怀帝国时代德国统一后所展现出来的光辉，因此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成为多数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共同的愿望。因此，纳粹党在执政之后能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有所成就，也使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度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在这股新运动及这个新政权上，并积极参与新政府的工作，更希望将纳粹政府带往他们自己所期望的方向。
然而，纳粹政府于克服了经济危机之后，已越来越显示出这个政府的野心，在外交上不顾国际规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最后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计划，都使部份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纳粹政府的憧憬破灭，在逐步认清了纳粹党的本质之后，决定起而反抗。
事实上，在第三帝国时代，基于对纳粹政权破坏宪法及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干预教会、迫害犹太人、迫害政治思想异己者、迫使全国之政治机构及一切的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学术及艺术活动都得与纳粹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一体化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反对或起而反抗，因此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不少反抗人士及小团体，甚至在军中及文官体系内也不例外，只是在那样一个被政府由上而下全盘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空间是极为有限的，甚至稍有不慎就成了极权统治之下的牺牲品。
此外，能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并有勇气起而反抗者毕竟是少数，且反对者或反抗者的动机往往不同，有些是基于人道主义或宗教因素而反抗，有些是无法接受纳粹政权的一体化极权统治，有些则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而反抗，更有些人是忧心整个民族的命运而以谋杀希特勒及铲除纳粹政权为终极目标。因此意识到必须采取反抗行动者原本就是社会中的少数，再加上目标的不同，不仅削弱了反抗者的力量，且带来了惨痛的牺牲。
在诸多性质不同的反纳粹团体中，本文将探讨以歌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为首的反抗团体，探讨这个基本上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组成的团体，了解其形成的背景、参与人士各自的经历、这个团体成员在反纳粹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后希特勒时代所构思的治国蓝图。
二、歌德勒团体及其成员的特性
在各类反纳粹团体中，歌德勒团体(Die Goerdeler-Gruppe)与克莱稍团体(注：克莱稍团体(Der Kreisauer Kreis)最大的特色是其成员有些是贵族或土地贵族(Junker)、有些是工会代表、有些是基督徒或基督教神职、有些又是天主教徒或天主教神职，甚至是威玛共和时代天主教中心党的政治人物、有些又是社民党的领导人物，且多数参与者都具有博士学位，参与过威玛时代的青年运动，往后又各自在政府不同的单位担任主管以上的职位，包括军中要职，可以说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与影响力。在威玛共和时代，这些彼此属性不同的人士，不仅理念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第三帝国时代却能聚在一起，共商反纳粹大计，更重要的是凝聚不同属性人士的理念，为后希特勒时代拟出德国的治国蓝图。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是普鲁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毛奇将军之侄孙毛奇伯爵(Graf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至于克莱稍团体这个名称则是因参与的人士经常聚会于毛奇伯爵在西里西亚克来稍(Kreisau)的庄园，后来被纳粹党的特务机构盖士太保(Gestapo)破获后所赋予。)(Der KreisauerKreis)有较多的相似性，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差异。相似之处是，两个团体都是由一些德国的菁英所组成，除了都积极参与军方的反抗阵营以铲除纳粹政权为目标之外，双方都各自努力于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拟订出新的治国蓝图。不同之处则是，歌德勒团体的成员相对于克莱稍团体是属于年长的一辈，他们的青年时代是成长于帝国时期，对霍恩索伦王朝有着高度的怀念，且一直是威玛共和体制的反对者，思想上仍承袭帝国时代的观念，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基于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他们都曾是纳粹党获取政权的支持者，只是在窥透了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目的后，他们才逐渐成为纳粹政权的积极反对者，并与以曾任参谋总长的贝克将军(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为首的军中反抗团体密切合作。(注：克莱稍团体因深知自己没有推翻纳粹政权的力量，因此也寄望军方并积极与军方反抗阵营合作。)
(一)歌德勒成为反纳粹政权核心人物的心路历程
歌德勒团体的灵魂人物顾名思义当然是歌德勒(Carl Friedch Goerdeler)本人。1884年出生于西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市，深受古老普鲁士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一位霍恩索伦王朝忠诚的拥护者。1919年由前线回到德国时，霍恩索伦王朝已经瓦解，使他一度犹豫，自己是否还应该投入公职生涯来服务与自己理念相去甚远的威玛共和国。[3](P25)不过他终究还是担任了公职，由科尼斯堡市(Koenigsberg)的副市长(zweiter Buergermeister)到莱比锡市(Leipzig)的市长，斐然的政绩使他成为威玛时代颇富盛名的地方行政首长。此外，他也担任过德国地方企业联盟的副主席(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deutscher Gemeinde-und Kommunalverbaende)，这个职务使法学出身的歌德勒学习到了许多与企业界相关的经验。
由于威玛共和国在行政体制上倾向于中央集权，歌德勒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坚决反对者，他主张强化包括财政领域在内的地方权限。1931年底，正逢经济危机严重的年代，歌德勒被总理布鲁宁(Heinrich Bruening)任命为物价监控委员会主委(Reichskommissar fuer die Preisueberwachung)，也非常支持布鲁宁以紧缩银根的政策来因应当时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歌德勒在经济政策上是主张以撙节开支来挽救经济危机的困境，反对如凯恩斯的理论，以扩大政府举债来增加工作机会以解决群体失业的问题。他这种对政府财政必须维持平衡的执着也是他后来与纳粹政权分手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歌德勒虽对纳粹政权的一些主张并不以为然，也拒绝加入纳粹党，但是他仍认为纳粹运动中有好的一面，特别希望在纳粹党的领导下能克服德国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4](P191)因此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担任莱比锡市长的歌德勒尚与纳粹党的地方党部维持良好的关系。希特勒则非常欣赏这位干练的地方行政首长，因此于1934年再度任命歌德勒为物价督导委员会主委，甚至将自己的座机供歌德勒使用，并邀请歌德勒参与一些城市行政法的修订。歌德勒则希望在自己的参与下使德国的发展能朝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写过不少备忘录给希特勒，希望能发挥影响力。[5](P384)然而，歌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张如法治国家、自由经济及地方自治都无法为纳粹政府所接纳。尤其是纳粹政权在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与群体失业后，已展开积极建军，在经济政策上与歌德勒的撙节开支、平衡财政等构想完全背道而驰。歌德勒的建议因此也被希特勒批评为“完全不适用”(voellig unbrauchbar)。[6](P124—125)而纳粹政权实施计划经济、企图扩大政府信用的经济政策以及朝向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都与坚持主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互不兼容，使歌德勒自1937年起越来越成为新政权的批评者。
在此之前，歌德勒又因为地方行政而与纳粹地方党部多所摩擦，譬如在1936年初，纳粹地方党部因为哲学家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ohn)是犹太人而要求拆除建立在莱比锡布商大厦音乐厅前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因而与纳粹党部发生冲突，身为市长的歌德勒拒绝了纳粹地方党部这种无理的要求。然而，纳粹党部仍趁歌德勒于11月赴北欧访问的机会，拆除了争议已久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回国后立刻以辞职来要求纳粹党部恢复铜像，当纳粹党部拒绝了市长的要求时，歌德勒也于于1937年辞去了市长之职。当然，歌德勒的辞职除了因个人对纳粹党这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不以为然外，也因为他一向主张地方自治，不能接受纳粹党如此地介入地方行政，使市长及市政府成了唯党意是从的机构。歌德勒的辞职使他在全德声名大噪，赞扬他能坚决而且勇敢地向纳粹党侮辱文化的行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7](P190)
离开了公职之后，歌德勒曾考虑接受克鲁伯重工(Schwerindustrie Krupp-AG)于1935年秋邀他进入该企业董事会的聘请。然而，在发生了与莱比锡纳粹党部的公开冲突之后，克鲁伯企业的董事长已不得不就这项人事任命案先请示希特勒，而希特勒则表示，在重工业的领域里，他不愿见到经济观点如歌德勒这样的人。克鲁伯重工因而未履行对歌德勒的承诺。
由于歌德勒离开了公职之后，希望转入工业界发展，因此除了与克鲁伯重工联系之外，也与过去往来甚密的薄须企业(Firma Bosch)有所联系。薄须企业的董事长罗伯薄须(Robert Bosch)不仅本人是反纳粹主义者，而且在他周围还组成了一个反纳粹团体，暗中协助受迫害的犹太人、属信条教会(注：信条教会(Bekenntniskirche)成立于1934年5月30日，其成立的背景即为反对纳粹政权运用政治力及受其支持的“德国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来对基督教会的组织与信仰进行干预。有关信条教会的主张与坚持请参阅拙著，<第三帝国时代两大基督教会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冲突>，《西洋史集刊》第七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1997年，页132-140页。)的神学学生以及支持反纳粹刊物的发行。[3](P158)1937年更聘请了歌德勒为该企业的顾问及该企业在柏林与官方交涉的代表。歌德勒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不仅方便了往后的活动，而且还得到罗伯薄须本人私下的财力支持，以协助他进行国内外考察，藉以与国内外有力人士接触，成为歌德勒往后进行反抗运动最好的掩护。
1937年起，歌德勒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及美国，一方面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了解国外的经济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机会与国外的政治及经济领导人接触，并传递一项讯息至国外，即德国除了希特勒及他的追随者之外，还有“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严肃地向他们报告纳粹德国的威胁性及可能造成的危险，只是他的见解在当时尚未引起回响，外国对希特勒的政策如解决失业问题等还颇为赞赏。1937年11月时任英国枢密院主席的哈里法克斯(Lord Halifax)访德并与希特勒会谈时还表示，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在重建德国所做的贡献完全承认，也满意希特勒阻止了共产主义侵入德国，进而使共产主义透过德国向西欧渗透受阻。[8](P53-55)
1938年歌德勒又接受了英国的邀请，作过多场演讲，之后并访问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1939年再度造访英国及近东与北非国家。
由于歌德勒认为，德国的经济问题应该以建立大经济空间来解决，因此与德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合作是必要的。[6](P126)基于这种以德国经济为主的考量，也成为这位往日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坚决反战的因素之一。
在每次出国考察回国之后，歌德勒都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并将这些报导寄给军、政、及财经界重要的人物如四年计划主持人戈林(Hermann Goering)、央行总裁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克鲁伯及薄须两企业之董事长及与他有联系的军方将领，如参谋总长贝克上将(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Chef des Generalstabs des Heeres)、陆军总司令傅立奇上将(Generaloberst 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Chef der Heer-esleitung)、参谋总部军需官哈德尔中将(Generalleutnant Franz Halder，Oberquartiermeister I)及国防经济与军备署长汤玛斯将军(General Georg Thomas，Chef des Wehrwitrschafts-und Ruestungsamts)。
由于歌德勒对国际情势的了解以及所做的详尽报导，不仅促成了歌德勒团体的形成，同时对军中于1938年形成反战阵营(注：有关1938年军中反战阵营的形成背景与政变计划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西洋史集刊》第五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页66-89页。)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故在此对歌德勒的报导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1937年在比利时，歌德勒不仅见到了比国政经领导人，也获得总理樊席兰(van Zeeland)及比王的接见。樊席兰总理及比王都充分表现出愿意与德国谅解，政经领导人更愿意与德国工业界合作。前殖民部长李频(Maurice Lippen)甚至提出了一项未来德国参与经营刚果(Kongo)资源的计划，由比德两国共同组成混合的殖民会社(gemischte Belgisch-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en)，并邀请北欧诸国及荷兰参与，形成一个欧洲—海外大经济空间。(注：参阅Gerhard Ritter,Carl Goe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p.161；此外，时任央行总裁的夏赫特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这一点，参阅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p.479.)不过比国对这些计划的进行还有所保留，原因是德国当前的政策颇引起比国的疑虑及反感，且问题不在德国的反犹太主义，而是对教会的政策。[3](P161)
在英国的访问过程中，歌德勒所接触的人士包括金融界、工业界及各党政领导人，如英国银行总裁罗曼(Montagu Norman)、工业巨子杨格(A.P.Young)、外相依登(Anthony Eden)、次长樊西达(Sir Robert Vansittart)、外交部经济参事艾希顿-格瓦金(Frank Ashton-Gwatkin)等，得到的整体印象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强权毫无防御地让步，并指出英国已积极建军。至于对德国，歌德勒的看法是，英国上层社会多半持友好的态度，反到是对法国的政策及内政的不安有所批评。另一方面，英方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特别是对教会的迫害相当反感。至于对凡尔赛条约，英方已不再坚持，德方的愿望只要是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英方是可以让步的。不过歌德勒也警告，像英国这样的世界性帝国，政策的决定必然较缓慢，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且要与英国取得谅解也不是仅由德国单方可以决定。英国基于政治的考量，为了不危及大英帝国的整体，也不能忍受英德关系长期陷入不确定性。[3](P162)
至于法国，歌德勒认为，法国也有意愿与德国谅解，但是对德国一直持拒绝的态度相当失望。法方对德国军队介入西班牙法西斯阵营的冒险行动很敏感，对意大利军事能力则相当不屑，并认为意大利并不是德国可以信赖的朋友。基于这样的了解，歌德勒认为，德国如果要与法国取得谅解便应该尽快解除在西班牙的行动。甚至警告，不要太确信法国内政的纷扰一定会为法国带来危机，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并不相同，法国共产党已明显地发展出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当前法国的善意也可能有一天转变成新的敌意。[3](P163-164)
类似的报导也出现在访问北美国家之后。在加拿大，歌德勒会晤了总理金恩(Mackenzie King)并认为，德国的经济应该可以与天然资源丰沛的加拿大密切合作。一个像加拿大这样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她的外贸长远观之不可能局限在与英国签订的渥太华协议(Ottawa-Agreement)范围之内。应该还是会加强寻找欧陆市场，而德国的经济特别适合与该国成为长久的贸易伙伴，并使加拿大与英国的紧密关系松弛。然而，德国当前的政策却有助于降低大英帝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并使全世界反对德国。加拿大就对德国迫害犹太人及压抑教会的政策相当反感。不过，加拿大对于德国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愿望仍然有相当的谅解，只是必须以和平的手段达成。[3](P164)
在美国的考察，歌德勒会见了更多重要的人物，包括财经巨子杨格(Owen Young)、前总统塔夫特之子，参议员塔夫特(Senator Robert Taft)，国务次卿贺尔(Cordell Hull)、国防部长史蒂文生(Henry Stimson)、财政部长摩根叟(Henry Morgenthau)、农业部长瓦勒斯(Henry Wallace)、前总统胡佛及许多新闻界及工业界人士，也做了更详尽的报导。报导中指出，美国将很快地克服经济上的困境，而美国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及经济上自外于世界贸易的政策也将结束。由于美国的经济如不加入自由市场将不可能再度蓬勃，且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也都将迫使美国加强在世界政治上的活动。虽然美国还处于中立的地位，但是美国政府自1937年秋季起，已开始朝前述方向进展，这也可能使美国加速建军。虽然美国对德国国内的缺乏法治与安全以及对犹太人及基督徒的迫害相当不满，但是也并无普遍的反德情绪。不过德国如果不能有具体的善意表现，美国是不可能对德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给予支持的。相反地，美国会加强与英国的合作。
在与欧洲及美洲国家接触后，歌德勒所得到的整体结论是，如果德国的政策是希望取得与美国的谅解，就只有透过解决欧洲的整体问题来达成，特别是能与英国达成和平协议。如果德国真正愿意保证欧洲的和平，并使英美两国在东亚能展开战斗，因为两国在东亚都有共同要保障的利益，则两国都会对德国有所补偿。凡有关殖民地问题、但泽走廊、合并奥国及苏台德区都可以经由协商的途径达成。经济问题如通往自由市场的通道可以解决，币值的困境也可以经由美元的贷款来解决。但是，如果爆发了战争冲突，特别是为了捷克，则美国虽不致于派遣军队到欧洲，但是会给予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由此观之，通往谅解之途现在还很畅通，但是时间已不多了。[3](P165-166)
歌德勒在出国访问后写下如此详尽的报导并分寄给各界重要的人物，目的自然是警告德国不要陷入极为危险的孤立，并强调德国尚有机会与各国发展出谅解与和平的关系，同时，只要德国有维护和平的诚意，许多外交政策目标都是可以经由和平的手段来达成。
然而，当歌德勒1938年初与贝克及傅立奇两位高层将领晤谈之后，了解到，与外国进行和平的政治谈判已根本不可能，因为希特勒已于前一年的11月5日召开过高层军政首长会议，并于该会议中明确地告诉与会人士，他将很快地领导德国走上战争之途。诚如希特勒所说：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太小，在特定重要的方面，尤其是食物及自给自足等等都无法达成。因此，德国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大，而扩大之途必然是德国在欧洲邻近之处，而非海外。又由于领土的扩张只能透过突破反抗来达成，因为欧洲没有地方是无人居住的，因此攻击者必然要面对那些土地所有者，同时这样的意图也可能会遭到英法等国的反抗。基于此，行动的时间必须选择英法等国因其它问题而无法阻止德国行动的时机，如内政或外在的困难，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迟过1943或1945年，因为届时具有潜力的敌人可能已注意到了德国的企图，也就会武装自己以抵抗德国。如果到了1943年已做好了军事准备，则必须以最快的方式铲除奥国与捷克，以便能面对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法国被严重的内政问题所瘫痪，德国便可以利用此机会袭击捷克。当然，届时其它国家，特别是波兰、苏联及英国将如何反应还很难预测。不过希特勒很自信地认为，如果德国不去攻击那些国家，他们是不会介入的。[9](P181-189)
希特勒甚至表明，如果他去世，这次会议的谈话内容将是他的政治遗嘱，可见希特勒的意志已定，不可能如歌德勒所期望，与其它国家进行和平谅解的谈判。
歌德勒及该团体的成员虽属于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尚未脱离大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也无法忍受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不同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之处在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有限制的，他们所希望的是抚平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在凡尔赛条约中所受到的伤害，并进一步重建、稳固及扩张德国在中欧的基础。目标则是修改凡尔赛条约，要求合并同属日耳曼民族部份的前多瑙王国。[10](P239)除此之外，他们与希特勒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已放弃了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标的想法。歌德勒认为，战争将带动一种令人不希望见到的经济及社会变迁，或加速变迁的过程，而一场刻意发动的战争是不可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歌德勒与参与该团体的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都确信，如果再打仗，德国不仅将被迫接受比凡尔赛条约更严苛的和平条约，同时也可能再度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发生但是被阻止了的社会主义革命。[11](P98-99)
更令歌德勒反战的原因是，在他到国外考察期间已清楚看出，特别是英国已越来越倾向于同意废除凡尔赛条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即使是归还德国过去的殖民地似乎也有可能。在这样的印象下，他回到了德国，认为要修改凡尔赛条约已不再有无法克服的障碍，只是需要耐心去谨慎进行。因此，当他于1938年了解到，希特勒虽然知道英国的立场却仍然要以武力占领捷克，真是震惊万分。因为他深信，动用武力将造成德国与英法的战争，而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此外，希特勒的政策将使合并苏台德、铲除波兰走廊及解决殖民地问题都成为永远的不可能。[11](P100)
从这个时期起，歌德勒深信，希特勒将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特别是道德上的灾难。基于这样的观点，歌德勒成了纳粹政权的坚决反对者，并积极透过他的人脉关系与各方联系。在他的努力之下，不仅形成了歌德勒团体，甚至将除了共产党之外的反抗阵营加以整合，使原本属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不同职业团体的反抗力量结合起来。他所触及的范围包括军事高层领导、企业界领袖、退休的前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团体、大学教授、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社会主义人士及工会领袖等等，毫无疑问地，歌德勒已成为整个反抗运动的核心人物。
(二)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及其反纳粹政权的背景
前文已提及，歌德勒及其团体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属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他们都曾对威玛共和时代的议会民主体制相当排斥，认为那种建立在政党林立上的体制不仅无助于国家发展，甚至还必须为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负责。在他们的眼中，威玛共和根本就只是凡尔赛和约及十一月革命之下不得已的产物。但是在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之前，他们都曾对纳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抱持过高度的期许。他们曾期待，希特勒一旦取得政权后将会排除纳粹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成份与思维，然后将纳粹主义运动带入正常的政治轨道，并将国政交给领导菁英，使威玛共和时代至为凸显的政党私利及分离意识下的个别或地方利益能回归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在纳粹党执政初期，多数后来加入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成员都曾积极任职于纳粹政府。前文已提及的哈塞尔就是一个例子。哈塞尔是帝国时代积极主张扩建深水舰队之海军元帅提尔皮兹(Alfred von Tirpitz)的女婿，本身则出身汉洛威之贵族家庭，也是一位德国传统菁英的代表性人物，向往的是霍恩索伦王朝的帝国时代。完成了法学教育之后，于1908年进入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担任过许多驻外使节工作。威玛时代他曾出使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南斯拉夫，1932年起再度派往罗马。(注：哈塞尔于1911年便开始了他的驻外使节生涯，在经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及格后曾被派到中国青岛担任实习法官，这项经验对他走上外交官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Zuerich/Freiburg 1946).)
当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与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哈塞尔对纳粹党抱持着几分期许，也有相当的好感。然而，希特勒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使哈塞尔越来越不安，对纳粹党高层领导人的粗俗也相当不屑。身为德国驻罗马大使却反对希特勒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2](P13)终于被希特勒于1938年进行大规模军政改组时解职。(注：有关希特勒1938年进行大规模整肃与改组的背景与过程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页65-67。)哈塞尔认为，与意大利的结盟或与英法爆发战争都将为德国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他对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是既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自离开公职之后，哈塞尔也和歌德勒一样转入了企业界，成为歌德勒团体的一员。利用企业考察为掩护，在国内外进行反纳粹政权的活动。又由于他过去在国际外交界的声望，常透过一些中介人士与所谓的“敌国”联系，同时也利用他个人的人脉关系与其它反抗团体接触，特别是军方将领，也与克莱稍团体有所接触。与军方的接触，哈塞尔的目标在于说服更多的将领参与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以推翻纳粹政权，对外则希望能争取英美等国同意，与德国在政变之后签订合乎德国利益的和平条约。
哈塞尔虽是一位颇具人文素养及宗教情怀的外交人才，但是在基本思维上仍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也尚未脱离帝国时代的外交传统，因此他虽然完全不能接受希特勒那种不顾国际规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外交思考模式，同时也希望欧洲能回归人文与基督教传统，并认为，自己也应该为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暴行负共同的责任，并因而积极希望能洗刷这样的耻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一些与国外中介人士的会谈中仍表露无遗。譬如他于1940年2月22/23日与他意大利籍女婿的英国朋友布莱恩斯(Lonsdale Bryans)于瑞士艾若莎(Arosa)的谈话内容。(注：在这次谈话中哈塞尔已提出了后来给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的和平计划。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127-132.)布莱恩斯虽非正式的外交官，却与当时的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有深厚的私交，因此哈塞尔托他转递一份德方反抗人士所拟的和平计划给哈里法克斯。当然，这份和平计划只能代表民族主义保守派反抗人士如歌德勒团体的看法。在那份计划中指出，一旦德国政变成功，推翻了纳粹政权，新政府的和平计划将是重建波兰与捷克，但是奥国、苏台德区及原德属波兰，相当于1914年之前的德波疆界，应归属德国。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看完计划后曾对布莱恩斯表示：我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还有任何好人。[13](P267—268)
与哈塞尔差不多同时加入歌德勒团体的波比兹(Johannes Popitz)曾任威玛共和时代的财政部次长。波比兹事实上对威玛共和国从未有过正面的评价，也是一位向往帝国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当希特勒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他曾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曾希望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可以有效地掌控重建德国的契机，因此他当时对希特勒是相当信任的。由1933年起直到1944年因政变失败被处死刑之前，他都一直担任普鲁士的财政部长。然而，自纳粹政权对教会的迫害到1938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帝国水晶之夜”(注：帝国水晶之夜是纳粹政权在战争爆发前对德国犹太人进行迫害最残酷的一次，除了造成伤亡及两万多人送入集中营之外，被捣毁的商店有七千五百家，犹太教堂一百九十一座，而该次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所用的口号就是“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也就是在彻夜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暴行下，遍地是碎玻璃的状况。有关帝国水晶之夜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请参阅拙著<纳粹主义运动下的犹太人政策>，《西洋史集刊》第四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页88-89。)(Reichskristallnacht)的爆发，都使波比兹对纳粹政权彻底失望，并以将纳粹政权由内部捣垮及推翻此政权为职志。[6](P128)当他获悉纳粹黑衫队在波兰的暴行后，曾多次造访军方将领，甚至希望他们能立刻采取行动。
自从战争爆发后，波比兹便深信，战争将为德国带来可怕的灾难，更深信在希特勒及外长李宾特诺普(Joachim Ribbentrop)的领导下不可能有和平。因此在歌德勒的牵线之下加入了歌德勒团体，主张以政变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自加入了反抗团体之后，他逐渐成为阴谋政变以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核心人物。1943年夏天，波比兹更进一步与黑衫队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进行密谈，希望能说服希姆莱支持政变，并希望他加入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以为德国订定一个能使德国接受的和平计划。[14](P268)然而，投机的希姆莱自当年秋天起便派人跟监波比兹，但并未逮捕他，直到1944年政变失败后才将之逮捕。(注：波比兹于1945年2月2日与歌德勒及一位耶稣会士德尔普(Alfred Delp)一同被处死刑。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363.)
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当中，有多人曾是一个名为“星期三会社”(Mittwoch-Gesellschaft)的会员。原本这个会社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多半是高层文官、军官、工业巨子及学术界人士，聚会时都有人作专题演讲，并对演讲题目进行讨论。1933年时，这个团体的部分成员还曾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赞同希特勒的“领袖国家”(Fuehrerstaat)，但是渐渐地，特别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之后，部分成员因反战而成为反纳粹政权者，而这个学术会社也成了反抗人士藉以掩护的聚会所。哈塞尔、波比兹、参谋总长贝克及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叶森(Jens Jessen)都是这个会社的成员，也都成为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
叶森教授曾经是一位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1929年时便与总部设于慕尼黑的纳粹中央党部有所联系，视纳粹主义为唯一能阻止共产主义腐蚀德国的救星。他希望纳粹黑衫队能成为一个菁英组织，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因此他甚至鼓励学生加入黑衫队。[6](P128)然而，很快地他便对纳粹党开始失望。因为，他生性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腐败，而纳粹党总是掩饰特定纳粹党员的腐败行为，于是与纳粹党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自1939年起便经常参与哈塞尔、波比兹等人的反纳粹言论。
当纳粹政府准备进攻苏联时，叶森甚至敦促已辞去参谋总长职位的贝克将军抗议疯狂的攻俄命令。由于他曾与纳粹党的关系密切，因此他也和波比兹一样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样的角色确实使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反抗人士。战争爆发后，叶森教授被调入军中任职，他因而有机会成为前线之军中反抗人士与后方民间反抗人士的联系者。
叶森教授虽与歌德勒团体关系密切，但是在许多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观念上，他的想法更接近克莱稍团体，与克莱稍团体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约克伯爵(Graf Peter Yorck von Waltenburg)也有往来，因此他尽力使两个团体在观念上的差异消除。事实上，哈塞尔、波比兹也在许多未来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比较与克来莱稍团体接近，连与歌德勒在许多观念上相似的哈塞尔都曾在日记中批评歌德勒为一个反革新份子(Reaktionaer)。(注：1943年1月22日克莱稍团体的部份成员于柏林与部份歌德勒团体之成员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德国的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政策的思想交流，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290；371.)
另一位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是威玛共和时代担任莱茵及西发利亚地方天主教工会的执行长及天主教中心党的国会议员凯萨尔(Jakob Kaiser)，属工会代表。自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先是将5月1日劳动节改为“全民工作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4](P180)进而迫使属社民党的自由工会及基督工会解散，全部纳入纳粹党的“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两个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家具与文宣品被没收，部分工会干部被逮捕。凯萨尔以后便以“过去基督工会之雇员的全权代表”(Bevollmaechtigter der ehemaligen Angestellten der frueheren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为掩护，与全国各地的基督工会领导人联系。1934年凯萨尔到了柏林之后又与刚由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社民党工会领导人罗希勒(Wilhelm Leuschner)及德意志国家国民党所属之贸易商受雇者联盟(Deutschnationaler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的领导人哈柏曼(Max Habermann)联系。在经历了纳粹政权对工会的迫害之后，三个原本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兼容的工会领导人都有意于未来组织统一的全国总工会，放弃过去那种各依意识形态并各自为政的工会政策。
身为工会领导人的凯萨尔、罗希勒及哈博曼都有一个共识，即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任务不可能靠劳工起义(Arbeiteraufstand)来达成，必须由军方来主导，诚如凯萨尔于战后，1947年，所说：靠着劳工的赤手空权不可能去对付一个全副武装并以恐怖手段统治的政权。[4](P181)基于这样的信念，凯萨尔于1941年底开始与歌德勒及军方参与反抗阵营的领导人接触，因而一方面了解到军方反抗阵营的计划，并致力于将劳工群众纳入这股以军方为首的反纳粹运动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歌德勒这位在反抗阵营中被规划为后纳粹时代担任总理的重量级人物在拟订未来德国计划时有关社会政策的方向。
透过凯萨尔的介绍，歌德勒也开始与罗希勒接触。罗希勒曾是社民党的国会议员，1928至1933年曾任黑森(Heessen)省的内政部长。任内曾下令警察强烈制止纳粹党的暴力行动，成为纳粹党的眼中钉。1933年纳粹党掌权时，罗希勒正担任“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主席，并有机会成为设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副局长。由于罗希勒当时拒绝将“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附属于新政权，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沉默来表示他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使他被送入了集中营进行“管训”。出狱之后，罗希勒仍致力于联系往日的同志，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他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使劳工群众能有力量。[6](P130)在凯萨尔、哈柏曼及许多往日工会干部的协助下，在德国各地都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以筹备未来的统一工会，而这些人参与了歌德勒团体，也都成为政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凯萨尔、罗希勒及哈柏曼等工会人士的参与，使歌德勒团体不仅由一个原本以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为主的反抗团体，扩大了参与层面，在与各工会领导人及干部联系的过程中，使圈子越拉越大，而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也可以确定，将增加较广泛的民间支持力。更重要的是，经由工会代表的介入，使这个原本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为主的反抗组织，在意识型态及世界观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也修正了该团体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计划。而建立一个统一但是自治的工会，由政府授权掌管整个社会保险、职业中介及职业训练等工作，并在地方议会中有工会代表等都成为歌德勒未来计划的一部分。[15](P897-899)
这样的转变也使广大的劳工原本对军方及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的不信任有所改变，不再质疑由军中反抗团体所主导的政变计划会有利于广大的人民。[16](P905)
1941年，歌德勒又在贝克的介绍下认识了后备军上尉赫曼凯萨尔(Hermann Kaiser)。他当时正工作于后备军司令佛诺姆将军处，(General Fritz Fromm，Befehlshaber des Ersatzheeres)这个单位在往后几年也成为反抗运动在柏林的重要中心。
赫曼凯萨尔在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也抱持过高度的期盼，希望纳粹党能改善德国的内政与对外关系。但是和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他也很快地意识到，希特勒只是利用了普鲁士-德意志的传统来做为他本人政治欲望的工具，因此也就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此外，相较于歌德勒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只有暗杀希特勒才能成为武装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6](P130)
歌德勒非常重视赫曼凯萨尔的参与，而他也成为歌德勒团体在柏林与军方联系的联络人。歌德勒常将一些文件与反抗阵营的消息透过赫曼凯萨尔交给贝克将军过目。除此之外，赫曼凯萨尔与时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军事局主管的奥布利希特将军(General Friedrich Olbricht，Chef des Allgemeinen Heeresamtes im Oberkommando des Heeres)关系良好，而奥布利希特也是军中反抗阵营的一员。因此，在奥布利希特的掩护之下，赫曼凯萨尔进一步成为军中与民间反抗人士之间的联系桥梁。这样的角色不仅使他曾多次与东线战场上积极参与反抗阵营的中央集团军上校军官特瑞斯可夫(Henning von Tresckow)深谈有关反抗行动的各种细节，同时歌德勒与1944年7月主导军方发动政变的首脑人物史涛芬柏格上校(Claus Schenck Graf von Stauffenberg)的首次会面也是在赫曼凯萨尔的办公室。
与歌德勒密切合作的另一位成员是担任政府顾问(Regierungsrat)的吉塞维斯(Hans Bernd Gisevius)。在年轻时期，吉塞维斯曾经是德意志国家国民党的青年领袖，是一位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者。纳粹党取得政权后，他即加入了纳粹党。担任公职后被派在柏林的警务处工作，并参与了盖世太保的建立，也担任过几个月盖世太保的职务。此后也曾有任职内政部及帝国刑事警政署(Reichskriminalpolizeiamt)的经历，因此拥有重要的信息及人脉关系。1938年初，希特勒因时任国防部长的布伦堡将军(General Wemer von Blomberg)及陆军总司令傅利奇将军(Wemer Freiherr von Fritsch)都在前一年的军政高层会议上表达了与希特勒不同意见，结果国防部长布伦堡以与不名誉的女子结婚及陆军总司令傅利奇将军以同性恋的罪名被免职。在整肃了两位高层军事领导人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后，希特勒自己掌握了部队的指挥权。这些事实与同年爆发的苏台德危机都使吉塞维斯成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军中与民间曾首次酝酿出严密的政变计划，而吉塞维斯正是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注：参阅Hans Bernd Gisevius，Bis zum bitteren Ende，(Zuerich 1954)；有关希特勒整肃国防部长及陆军总司令以及军中反战派形成的背景；另苏台德危机期间的政变计划及吉塞维斯的任务与看法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页68-72及80-85。)
战争爆发后，吉塞维斯被征调入反情报单位，并以德国驻瑞士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为掩护，负责反情报的工作。然而，吉塞维斯却利用这个工作机会成为美国驻瑞士伯恩(Bern)的情报单位(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与德国反抗运动之间的联络人。事实上，德国反情报单位(Abwehrabteilung)也正是军中反抗运动的重要据点，总负责人海军元帅坎纳尼斯(Admiral Wilhelm Canaris)本人就是军中反抗运动的重要成员。吉塞维斯在瑞士期间，经常拜访美国情报单位之负责人杜勒斯(Allen Dulles)，转交贝克及歌德勒托付的信函，并报导反抗运动在德国活动的情形。[14](P107)
整体观之，参与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核心成员，除了少数工会人士外，主要还是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及资深之政治人物组成。在这个团体中，歌德勒展现了可观的活动力，也成为非军方反抗阵营的核心人物，除了共产党的反抗组织之外，歌德勒基本上与各类之反抗团体都有联系，也具整合各类意识形态及职业团体中之反抗势力的功能，同时也和歌德勒团体中的成员分头与军方反抗人士接触，并不停地督促那些犹豫的将领参与反抗行动。然而，当军中反抗阵营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时，歌德勒本人却已在三天前遭到通缉，并在逃亡中于8月12日被逮捕，而其他多数歌德勒团体的成员也都在政变失败后遭到同样的命运。
三、歌德勒团体对未来德国的基本构想
由军中与民间组成的德国反抗阵营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计划以政变方式来推翻纳粹政权不成之后，歌德勒本人一度仅以撰写文稿的方式来对纳粹政权作精神上的抗议，也积极透过中间人来与英国联系，希望英国政府能了解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予德国反抗运动正面的支持。但是自1940年德军攻占法国且获得惊人的胜利之后，歌德勒却提出了不得不采取反抗行动的看法，诚如他所说：一个暴君只能建立一个残暴的统治政权，德国本身在纳粹政权统治之下就是活在疯狂的财政、强制的经济、恐怖的政治及缺乏法制与道德的基础上，使年轻人堕落、教会遭到迫害，在这样的体系下即使能暂时控制世界也迟早都会崩溃。(注：参阅歌德勒于1940年7月1日所撰写的文稿，收入<目标>(Das Ziel)一文中。)自1941年起，歌德勒更决心以政变的方式推翻希特勒政权，并重建一个新的国家。自此，直到1944年被逮捕，歌德勒在德国的反抗运动中更发挥了积极主导与整合的功能。[17](P196-197)
必须采取反抗行动的信念也加强了他与其它反抗团体的接触与联系。除了与军方及保守派政治人物联系之外，也与教会人士、企业界人士接触。到了1941年底更进一步接触工会领袖，如前文已提及之社民党工会领袖罗希勒、天主教工会领袖凯萨尔及前德意志国家国民党的工会领袖哈柏曼都是他接触的对象。此外，与克莱稍团体，特别是约克与毛奇伯爵以及自1942年起与佛莱堡团体的国民经济学教授如俄依肯(Walter Eucken)、蓝裴(Adolf Lampe)等人都有联系，歌德勒甚至也是最早与慕尼黑称之为白玫瑰的学生反抗团体接触者。歌德勒积极与不同意识形态及不同职业团体的反抗人士或有识之士接触，目标都在于结合各方反纳粹政权之力量以共商推翻纳粹政权之大计及研拟未来德国的治国蓝图。
歌德勒团体虽不像克莱稍团体那样一直以策划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为主要的任务，但是歌德勒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歌德勒本人也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草拟了许多计划及改革方案。由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基本上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他们对未来德国的基本构想常被其它反抗运动的团体批评为保守反动，而歌德勒本人在初期所草拟的一些计划甚至也不为歌德勒团体的其它成员所接受，[18](P239-240)但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及与其他反抗团体人士的接触，都使歌德勒的思想深受影响，因此在草拟的计划中也不断地做调整，而歌德勒本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西方式的民主，也不同意诸多社会主义的理念，但仍从未远离过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甲)对未来德国内政及宪政体制上的构想
歌德勒对于未来德国在内政及宪政体制上的基本构想曾在许多草拟的方案及备忘录中呈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两份相关文献是他于1941/1942年以<目标>(Das Ziel)为题所写的备忘录(注：这份以<目标>为题的备忘录是歌德勒与贝克将军共同商讨后完成。)及1944年9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于狱中所写的文稿，篇名为<一个被判死刑者之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Gedanken eines zum Tode Veruteilten--September 1944 im Gefaengnis)，而后者可谓对过去的构想做了较多的修正。(注：歌德勒于1941/1942年所撰写的<目标>(Das Ziel)全文收入于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所编的《贝克与歌德勒—和平之共同文献1941-1944》(Beck und Goerdeler.Gemeinschaftsdokumente fuer den Frieden 1941-1944),(Muenchen 1965),pp.81-166；至于<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一文则部分收入Gerhard Ritter,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pp.569-576.)
原则上，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都倾向于克服威玛政府时代群众民主(Massen-demokratie)对国家所带来的危险，并希望透过社会菁英来建立稳健的威权体制(autoritaerer Staat)以取代群众民主。另一方面，歌德勒也主张以自由主义及地方分权来取代中央集权，只是威权体制也不能压抑自由，相反地，自由必须获得宪法及法律的保障，诚如歌德勒所说：只有懦弱的政府及愚蠢的人民才会无法享受自由，也只有罪犯及无赖才不准享有自由。
有关个人自由的部分，歌德勒指出，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以及人身自由都应受到保障，只是自由必须考虑到整体的利益，且必须以宪法及法律来加以规范。对于新闻自由，歌德勒则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有义务做真实的报导，否则将受到惩罚，因为滥用新闻自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因此法律上必须对媒体报导加以规范。至于司法的运作则必须交由独立的法庭，使法官们能完全依据法律判断，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影响。[19](P569)
在教育方面，除了追求最高的效率之外，歌德勒最重视的是，透过教育来达成追求真理的精神及培养责任感。学校中的宗教课程仍有其重要性，特别是十四岁之前的儿童与少年应深植十诫的精神，只是宗教课程必须由适合的教师或神职来担任。又由于教育过程中追求的是真理，因此必须免于受任何宣传或政党教条的影响，教科书中任何不真实的部分都必须删除。(注：歌德勒在不同的文稿中对教育的构想都提到这样的主张，参阅Peter Hoffmann,Wi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p.240；并参阅同上，页570页。)
在工业界方面，工资的计算必须以工作绩效(Leistungslohn)来取代按时计酬(Zeitlohn)，因为这也是一种培养责任感及增加工作能力的教育方式。而纳粹党的“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领导人罗伯赖(Robert Ley)所主张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健康保险、伤残及老年照顾都一律由政府税收来支付，歌德勒并不同意，他的看法是，应以社会保险来取代，而劳工及受雇者都必须自行负担部分保险金。
除了培养责任感、追求真理、追求效率之外，自治(Selbstverwaltung)是歌德勒宪法思想的另一基本观点。歌德勒主张乡、镇、区乃至于大学及大学生，都应使其尽量自治，只是自治仍必须在政府的监督之下。类似的自治权也应赋予教会，教会不得获取政府的资助，藉以使政教分离。但是教会应拥有自由权去推广其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特别是慈善、教育、及贫病照顾等领域，而在这些领域，教会机构可以同时与政府或各地方之相关机构并存，甚至竞争。(注：参阅歌德勒，<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页570；并比较Peter Hoffmann,Wj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p.240.)
对于政府的体制架构，歌德勒主张由下而上的自治，诚如他所说：只有恢复德国人民习惯的自治，也就是赋予各层级的行政区自治权，中央政府才能在各项任务上减轻负担，也才能行有余力去作一些基本上意义重大的工作。
为了能让适当的人置于适当的职位，歌德勒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的选举制度，采直接与间接选举的混合制，并只有基层的行政区才实施直接选举制。因为，只有在最直接的生活圈内，选民才可能真正认识他选区的候选人。基于此，歌德勒主张，在最基层的行政区(Gemeinde)应该再划分成多个小选区(Bezirk)，每一个小选区由当地之工会、主要的职业团体各推荐一名候选人，政治团体推荐两名候选人，以得票最高者当选。(注：所谓最高票是指绝对多数而非相对多数。歌德勒甚至认为，德国人民本性上并不善于政治，再加上纳粹政权时代已使人民与政治疏离，因此一切必须谨慎而行，不必为西方国家所误导。参阅歌德勒，<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页572。)被提名之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岁，在当地设籍，各选区所选出之当选人则组成该行政区之委员会(Gemeinderat)。[19](P570)
基层行政区委员会之上是县议会(Kreistag)，县议员则由各基层行政区委员会之委员选出，县议员的人数依县的大小约二十至五十名。而县议员再选出省议员(Gautagsabgeordneter)。省级行政区则不再承袭过去的省，而需经过重新划分。依歌德勒的看法，新省份(Gau)的规划必须顾及各地方在历史发展下所形成的相互依属关系而非仅考量经济因素。
至于省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则必须有五年基层行政区委员或五年县议员的经历，以证明该候选人在地方自治工作上的能力与经验。最后省议员再选出省长(Landeshauptmann)及襄助省长之委员会(Landesraete)，且省长及委员会委员须获得国家元首的同意。
除了选举省长及襄助省长的委员会之外，省议员尚有权选出三百位下议会议员(Reichstagsabgeordneter)中的一百五十位。下议会之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五岁，并在公众生活中担任过五年的荣誉职位，并设籍于该省。其余的一百五十位下议会议员则由人民直接选出，选举的方式与基层行政区相同。
上议院(Reichsstaendehaus)则由各阶层代表组成，包括各职业团体的领导人、各经济局局长(Praesidenten der Reichswirtschaftskammer)、其它职业团体之领导人，包括医师、律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及艺术家之代表、三位基督教主教、三位天主教主教、各大学校长、及与各职业团体代表比例相同的工会代表以及五十位年满五十岁享有民间声望，并由国家元首聘任的代表共同组成。[19](P573)
在主张赋予各层级的行政区自治权的前提下，中央政府(Reichsregierung)由内阁主导，内阁总理由元首任命，所掌管的部门则仅限于法制秩序、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权与工作权)以及内政、外交、财政、国防、教育、交通、教会等单位的基本原则及国家重建的大方向。部门首长如在政策上与总理相左时必须辞职。总理的任命虽不须经国会同意，但是如果下议院(Reichstag)三分之二的议员要求，或上下两议院多数议员要求总理辞职，则总理必须辞职并改组新政府。中央政府的一般法案不须经国会同意，如遇国会有异议时，法案撤消的程序与总理必须辞职的程序相同。中央政府必须经国会同意的法案包括预算、税法、与外国签约以及关税法。
至于在社会政策方面，歌德勒在草拟名为“目标”的备忘录时，对劳工及工会的权益关注得不多，也少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在与工会人士接触后，相当地改变了他原有的想法，并主张加强劳工及工会代表在宪政体制上的参与。在1944年所拟的文稿中，歌德勒也批评俾斯麦时代政策的错误，认为当时对劳工运动的压抑，造成广大劳工成了政府的敌人，而让劳工参与公共政策将可以使劳工成为政府的助力。除此之外，坚决主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为了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修正了过去的看法，主张将国家的矿产资源及攸关民生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力、瓦斯及水资源等收归国营，而工会也被鼓励去经营自己的企业。[19](P574-575)
当然，歌德勒为未来德国所草拟的方案，基于其所处时代及个人世界观的限制而有相当的缺点与不完善之处，但是可以看出，歌德勒仍以相当的自由主义观点来避免俾斯麦时代、威玛时代以及第三帝国时代不同的缺失。他认为，保障自由、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及信任公开推广真理的功效也和拥有一部完美的宪法一样的重要。宪法中承诺人民的，或能赋予人民的，人民也必须以行动与意愿去追求，或是学习去追求，因为，一部自动就能运作良好的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由此观之，歌德勒虽是一位保守主义思想者，对西方式的民主并无好感，但也还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及不同的理念。而他于1944年草拟未来德国的宪政方案时也明白地指出，这只是未来国家宪政体制及行政架构的大致构想，连选举制度未来是否须改变也依未来情况再做决定。事实上，歌德勒的基本出发点是，德国人民在纳粹政权的影响下，一方面已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在极权统治下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及自我负责的能力，因此对德国的重建必须万分谨慎，需要一些对实务及行政有经验的社会菁英而不是一些党政人士来重建德国。这些观点虽未必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仍充分显示出，一位积极致力于反抗纳粹政权者对国家关心的真诚与责任心，并非只是盲目地企图推翻纳粹政权。这一点与克莱稍团体的毛奇伯爵很类似。毛奇在1943年给英国朋友寇提斯(Lionel Curtis)的信中也清楚地表明：人们只能在构想好了另一个政府之后，才能推翻现有的政府。因此，我们至少要有能力提出另一种选择时才能开始着手推翻第三帝国。[20](P212-220)
(乙)对未来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构想
歌德勒对于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在经济的领域里，歌德勒主张政府少介入。诚如他所说，政府应该准许人民在牺牲自己的利益下做一些傻事，只有在关系到整体利益时，政府才有义务来制订一些规范。我们已经被太多的法律规范所束缚而变得迟钝退化了。[19](P574)
基于此，歌德勒认为，政府应该让个人多去冒险，而不是去为人民承担风险，每一个人都将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jeder seines Glueckes Schmied werden)。(注：参阅Goerdeler,Beantwortung von 39 Fragen zum Wiederaufbau,3.1.45,p.847,此处参阅Albrecht von Moltke,Die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Vorstellungen des Kreisauer Kreises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vewegung,(Koeln,Diss.,1989),p.225.)也只有这样，经济才能繁荣。任何形式的集体经济(Kollektivwirtschaft)必然会走向贫穷与饥饿之途。[21](P120)他也质疑任何形式的政府计划与监控，认为即使政府官员的措施完全是出自善意也都可能走上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因此政府在经济领域能做或该做的，就是尽量限制在维护秩序的功能上，如建立法律规范、维护公平的竞争规则、维持良好且平衡的财政及稳定的币值，进一步则是尽量限制卡特尔(Kartelle)、托拉斯、多种企业联合(Konzern)或同业联盟等的发展，并使之重归独立经营的企业。歌德勒甚至主张企业分散，认为越多的中小企业越有利于国民经济。
又由于歌德勒一向在财政及经济政策上主张撙节开支与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因此在对未来德国的财经政策方面也主张尽量节约，甚至认为，在每一个德国人民还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之前，官员的办公室也不得享有高贵的家具与地毯。人事上更必须尽量精简，但是必须进用主动积极且负责任的人员，歌德勒认为，当人受到信任及授权让其自我负责时，必可提升其工作效率，因此，真正将事情负责完成者，也必须准予签名，[19](P574)以示负责及获得应有的荣誉。
有关威玛共和时代群体失业的惨痛经验，歌德勒在坚守自由经济的原则下，对失业问题仍然认为，失业问题并非政府该管的事，除非是大规模的群体失业且时间持续较长。小规模的失业问题对人口多的国家是无可避免之事，而经由市场生产与物价的调节机制将使小规模的失业问题自行解决。[21](P138)只有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失业，政府才必须采取措施，不过政府的措施也总是要针对发生群体失业的根本原因。人们的失业如果是因为产品过剩，又找不到买主，则政府只能耐心地等待及动用失业保险金，因为价格会因为缺乏市场而自行下降。另外的可能是，有些行业，工人不愿勤奋工作，又要求调高工资，使产品价格昂贵，那么这样的行业自然必须重新调整。如果群体失业的原因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滞销，而原因又是政治因素，则政府必须采取一些外贸政策的因应措施，如果是纯经济因素，则政府能做的也不多，只能使自己的外销能力透过勤奋与好的成效来提升，必要时得牺牲生活品质或与国外的经济力进行协调。[22](P227)
总之，歌德勒并不赞成由政府增加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他认为那是最后也是相当粗糙的救助方式。不过歌德勒也承认，如果群体失业的情况持续，政府也无可避免地必须动用公款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在财经政策上主张收支平衡的歌德勒认为，政府在经济景气的年代应有所节余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威玛共和时代被批评为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解决失业问题，歌德勒的反驳是，那样做的结果将和希特勒政权到了1939年时的情况相同，也就是马克持续贬值，因为政府的财源是来自不断的人为举债。[23](P228，注745)
基于这种坚持自由经济原则的基本观念，歌德勒的社会政策当然也离不开经济优先的看法，因此他反对，如前文已述及，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劳工阵线的领导人罗伯赖(Robert Ley)的主张，对健保、伤残与老人照顾等项目均由国家税收支出。这种政策，歌德勒认为，对中学一年级程度的人或许颇具诱惑，但是对能理性思考的人而言，是完全不负责任。因为这样的政策将会造成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失控。因此，社会保险的支出绝不能依煽动民众之政客所要求，而是依受保者负担的能力。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要配合能实现社会福利政策的财经能力。事实上，歌德勒根本不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任务是承担人民所有的风险，人们必须要学习为自己可能的困境预做准备。类似放任经济的主张，歌德勒则认为，勤奋能干的人除了会有所储蓄来因应可能发生的事之外，还会加入各类的保险，只有懒人及散慢轻浮的人才会甚么事都依赖政府。[23](P229)相对于克莱稍团体在草拟社会福利政策时并不太顾及经济能力是否足以支付，或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达成特定的社会政策，歌德勒则完全将社会福利政策置于经济能力的可能性之下，加强生产与竞争能力始终是置于主位。
歌德勒甚至在他所草拟的教育政策中要求，所有十五岁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在学校中学习国民经济，以便德国人民能有免疫的能力来面对经济、币值、国家财政以及负债等问题，并能避免受到一些经济幻想的宣传而对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19](P574、576)除此之外，国民经济教育也必须使每一位有智能的劳工学习阅读企业的收支报表，使那些企业收支报表不再是劳工不可能了解的天书而产生对企业主的怀疑，并使他们有能力判断，企业能给他们甚么，以及是否忽略了劳工们的工作绩效。企业领导人也有义务让员工们每一季，而让受托人甚至每一个月都能看到完整的财务概况及了解企业的营运状况。这样做可以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进而与企业融为一体。[19](P576)
至于对工会的政策，歌德勒在与工会领袖们接触后已转而同意，德国未来的重建必须将劳工纳入共同参与的行列，绝不能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压制劳工，造成一个阶级去对抗另一个阶级，并与政府敌对。受到工会领袖如罗希勒及凯萨尔等人的影响，歌德勒也同意德国劳工应成立统一的工会，并制订法律，使十八岁以上的劳工及受雇者有义务加入工会，不过受雇者将自组一个在统一工会中的团体。工会享有自治权，其组织由地方到中央都进行由下而上地分层划分。功能方面，除了有权与企业主或企业主联盟签订有关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合同(Tarifvertraege)外，工会也将推举代表参与各企业的董事会(Vorstaende)、监督委员会(Aufsichtsraete)及受托委员会(Vertrauensraete)，并派代表参与经济局(Wirtschaftskammer)及其它政府机构。依歌德勒的主张，工会更大的任务是，在政府的监督下，掌管除了意外险之外的所有社会保险工作，此外，劳工与受雇者在提高薪资的前提之下，受保者必须自行承担部分保费。[19](P575)
歌德勒对工会的另一项主张是，工会可以有权经营自己的企业，但必须完全符合经济原则运作，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并受政府的监督。这样的政策，歌德勒认为其优点在于可免除劳工要求企业国营化的主张。企业国营化改变不了劳工的命运，因为企业必须面对竞争，至少是国外的竞争，竞争决定价格，因此劳工在分享获利上必须提升效率与竞争力。不过，如前述，为了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歌德勒仍然同意将矿产资源及攸关民生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力、供水及瓦斯等国营化，只是，国营企业也同样必须依经济原则竞争而不得依赖政府补助。[19](P575-576)
总之，经济政策必须严格遵守经济的自然法则，而这一点是歌德勒在与其它反抗团体或人士商谈时较难以被说服而让他放弃的观点，不过他在劳工政策、社会政策及企业国营化方面还是做了相当的让步，就这一点而言，批评歌德勒为反动份子似乎也未尽公平。
(丙)歌德勒团体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及其转折
歌德勒团体真正较难放弃其民族主义保守派思想的部分，是呈现在对未来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构想，与克莱稍团体那种未来倾向国际主义并将国家主义完全摒除的想法相距甚远。(注：克莱稍团体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为：排除夸张的国家主义及民族国家绝对独立的思想，放弃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观，改以建立新欧洲秩序来自处于政治大国的世界里。该团体中属社民党的雷伯(Julius Leber)更于1928年便已提出，国家主义将是欧洲根本的灾祸，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将那被称为国家主义的观念抛弃。)事实上，歌德勒团体中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虽反对希特勒以战争方式来摆脱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在有些政策的基本构想上双方仍有相同之处，譬如歌德勒就认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人民都应该生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内，这是他根本的看法。此外，他也认为，依人类的天性以及德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如地处欧洲之中央及与多国为邻等，都迫使德国必须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力。[21](P89-107)当然，歌德勒也确信德意志民族的优秀，诚如他所说，德国为世界产生了那么多诗人、哲学家与音乐家并非偶然。
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使这个团体在初期确实对未来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领土问题，在构想上都充分流露出继续争取欧洲霸权的想法。在1941年5月，也就是德军占领法国及比利时之后，歌德勒曾代表德国反抗阵营，特别是军方，透过中间人致函英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计划，在此计划中仍要求未来的德国应包含奥国、苏台德、美末尔(Memelland)，甚至于一次大战后割让法国、波兰及比利时的领土也应回归德国。[24](P585)
另一方面，由于歌德勒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视，他也认为建立大经济空间是不可避免之事。因此，民族国家与大经济空间的建立必须结合。基于这样的构想，歌德勒主张，在不损及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之下，以有机的方式使之结合成欧洲经济体。
这些在1940年代初的构想都尚未脱离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德国在欧洲应居领导地位的根本想法仍表露无遗。歌德勒在一篇名为<和平经济的基本原则>(Grundsaetze fuer die Friedenswirtschaft)一文中仍指出，只要德国不以不适当的或穷凶恶极的霸权心态引起邻国的反感，则德国的中央地理位置、众多的人口以及高度的效能都赋予德国人民在欧洲阵营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不过歌德勒也警告，德国不能滥用强权，如称德国人民是主人人种(Herrenmenschen)实在是愚蠢又傲慢，或仅要求自己国家的尊严受尊重却罔顾对他国的尊重更是愚蠢无知。因此，要成功地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就必须尊重小国，并以智能的建议及智能的援手来指引他们发展的途径，绝不能以武力相向。德国的领导地位要做得无影无形，形式上更让他国受重视及优先，能够如此，德国便能轻松地领导欧洲走上共同的利益。[25](P36-38)由此观之，歌德勒的思想仍强烈地受其成长的时代所限制，这种强烈的“父权思想”不仅已不能符合未来的时代潮流，连同属反抗阵营的克莱稍团体都因此批评他的思想为反动。
至于将共产苏联以外的欧洲国家有机地结合，歌德勒也有进一步的构想。结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工作共同体”(Arbeitsgemeinschaft)，在此共同体中，应该有一致的游戏规则，平衡属经济体中各国的财政，使其币值稳定，进而逐渐地取消关税及旅游限制。此外，在经常共同谘商的前提下，达成彼此国民经济的协调及彼此交通建设的一致化等等。最后，由这个共同体出发，达成关税、币制、进一步结合乃至于军事协议。歌德勒当时认为，如果能及时结束战争，则在十年或二十年内，使欧洲国家联盟在德国的领导下成为事实并非是太狂妄的构想。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不再可能。[26](P237)
歌德勒除了企图使德国成为欧洲联盟的领导国之外，他也认为，德国收回过去的殖民地是合理的，只是殖民地的争取不能以武力方式解决。
由于歌德勒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他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也主张尽量促成世界贸易的自由，这一点与克莱稍团体主张在外贸政策上维持德国经济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完全不同。他认为，自由贸易的意义在于竞争，而竞争就代表着达成最高效率的奋斗，因此只有无能的人或民族才会反对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之外，歌德勒也主张农业必须保留，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更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建全而又有生气的农民阶层。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歌德勒认为，只有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将使家庭这一个对国家民族发展极为重要的细胞被摧毁。[19](P22)
歌德勒对未来德国在外交及对外经济政策的构想随着战局的改变也有了很大的调适。1943年夏秋之际，歌德勒又拟订了一份可能是为英国读者所写的和平计划，[28](P586-592)由此次计划中可看出歌德勒对未来德国的外交政策构想已因德军在战事上的失利而对德国未来的强势地位作了大幅修正，并转而强调欧洲，过去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联盟构想也不再提及。在领土问题方面，虽仍要求恢复1914之前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疆界，愿意与波兰及立陶宛共同拥有出海港，(注：歌德勒在可能为英国读者所拟的和平计划中，就与波兰边界的问题上提到，这样的边界问题将与波兰协商，德国虽理解波兰人民对纳粹罪行的愤怒与仇恨，但是面对强大的俄国，德国还能阻止共产主义的入侵，如不能恢复1914年的德波边界，波兰将陷于俄国的霸权之下，因此歌德勒愿意以其它方式来补偿波兰的损失。参阅Friedensplan Goerdelers,vermutlich fuer britische Leser bestimmt,pp.588-589.)但是对西面疆界则主张，艾尔萨斯及洛林成为独立的国家如瑞士，或成立一个中立的委员会，就其境内的语言区为界线划定未来之德法疆界，果真能如此划定，则可在十年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两地之归属。此外，争取殖民地的问题也已不再提及，并作了广泛有关德国裁军的建议。[27](P586-587)
对于过去所构思的欧洲工作共同体，歌德勒在1943年草拟的和平计划中也转而希望发展成一个常设的欧洲经济委员会(staendig tagender europaeischer Wirtschaftsrat)，其功能为排除所有的交通障碍，促使各国之交通设施及经济法一致化以及废除各国之间的关税等。如果这样的过程能达到一定的发展，则共同的政治机构也可以成立，如欧洲经济部、欧洲外交部及欧洲共同防御武力。在此计划中，歌德勒强调，欧洲各国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结合为欧洲联盟。在国际事务上，歌德勒也欢迎在美国布瑞藤伍兹(Bretton-Woods)于1944年召开的货币与财经会议中成立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es Waehrungsfond or IMF)与世界银行的决议，并表示德国将参与合作。[22](P239)
1944年，歌德勒又撰写了一篇名为<道路>(Der Weg)的文章，充份显示出歌德勒对过去观念的转变。文中，歌德勒对过去帝国时代、威玛共和时代及第三帝国时代作了一个简介，一方面显示出了他与俾斯麦时代政策的疏离，另一方面对威玛共和时代提出了较正面的评价。至于对第三帝国时代，除了批判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外，也修正了他自己于1940年前后在<目标>一文中所呈现的霸权心态，并批评德国自私的强权政策及所采取的暴行及犯罪行为，更强调，想将德国的未来建立在其它民族的不幸、被压抑及被歧视的基础上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注：道路一文收入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ed.),Beck und Goerdeler.Gemeinschaftsdokumente fuer den Frieden 1941-1944.此处参阅Ger van Roon,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p.136.)歌德勒于<道路>一文中对自己过去思维方式的调整，不仅使该团体能与德国其它反抗团体的思潮结合，也更能为其它反抗团体所接受。
四、结论
希特勒由1933年1月30日上任，到1934年8月，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旨，将民主多元的威玛共和国转变成一党专政，完全依领袖意旨行事的所谓“领袖国家”。(注：有关第三帝国成立初期全国一致化的推动及建立绝对的领导请参阅拙著<希特勒主导下的纳粹运动与第三帝国>，《西洋史集刊》第六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5年，页34-44。)
在那样一个被政府从上至下全盘掌控的政治环境里，有组织的团体如政党、工会及其它社会团体都已经被瓦解，因此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活动空间被压缩得极为有限，德国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初期所进行的较大规模之地下反抗活动到了1935/1936年，盖世太保组织已近完成后，两党的地下组织都相继被破获，数以千计的领导型人物及大批组织及工会成员被逮捕并送入了集中营。此后就不得不放弃高危险性的活动，转而在同志间从事一些彼此联系以坚定意志的静态工作。(注：有关共产党及社民党的反抗活动请参阅拙著<左翼政党及劳工组织的反纳粹运动及其面临的困境>，《西洋史集刊》第八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随着纳粹政权的趋于稳固，掌控力量加强，民间零星的反抗势力，特别是那些属市民阶级与传统的菁英份子，只能与军方反抗阵营合作，试图依赖军中反抗势力进行军事政变，而不可能期望产生有广大民间力量支持的，类似革命的行动。这也是为甚么第三帝国时代各类反抗势力最后都汇集到1944年7月20日由军方所发动的暗杀领袖及企图政变的行动中。
歌德勒团体便是一个被史学家定位为由民族主义保守派的传统菁英份子组成的反抗团体，他们仍缅怀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菁英统治传统，无法接受威玛共和时代的“群众民主”与“党派政治”，再加上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因此当纳粹党于1933年掌权时，他们都曾是新政权的支持者，希望透过他们的参与及努力可以将纳粹党的一些极端思维去除，并将新政权带往他们所期待的政治轨道上。然而，当他们窥透了希特勒政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计划时，他们才逐渐成为纳粹政权的积极反对者。
歌德勒及该团体的核心成员虽尚未脱离大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也无法忍受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不同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之处，在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有限制的，他们已放弃了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标的想法，所希望的是修改凡尔赛条约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并进一步重建、稳固及扩张德国在中欧的领导地位。这些想法也多次出现在歌德勒团体透过中介人士传递给英国政府的信函中。
由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部分曾在政府机关担任首长，或在军中担任要职，部分则担任过国会议员或工会领袖，因此透过他们各自的人脉关系，一方面在国内联系、整合各方的反抗势力，另一方面试着透过中介人士或直接与外国联系，试图向战时的敌国传递一项讯息，即德国并非如纳粹党的宣传机器所展示的形象那样，全国人民都一致支持纳粹政府的政策，相反地，德国已形成了一股反抗势力，代表着“另一个德国”(anderes Deutschland)的存在，并希望争取“敌国”对反抗势力的支持，使更多的军方将领愿意参与反抗运动，并在希特勒政权被推翻后，同意与德国尽快签订有尊严的和平。
由于德国各类反抗运动中，真正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者就只有靠军方的力量，这也是民间反抗团体运用所有的管道来说服更多军中将领参与反抗运动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后，要争取或说服更多军官参与政变或暗杀元首是相当困难的事，尤其是身为军人，很难去克服其忠贞与服从的原则。因此，即使许多军官都由内心对纳粹政权已产生排斥，但是在对国家忠诚的原则上仍难以做出决定参与政变的抉择。这种复杂的心历路程可由一项事实看出，那就是，许多高层将领虽不能同意参与政变，但是却默许，甚至于掩护积极参与政变的部属。这样的心态使反抗阵营始忠怀抱着一股希望，但是军事政变的计划虽一直在筹画，却因为客观环境而迟迟无法付诸行动，直到1944年7月盟军已于6月在诺曼底登陆，而苏联红军也已一举击溃了德国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之后，才孤注一掷。
之所以于1944年7月20日还进行了暗杀及政变行动，参与者的心情其实是很悲壮的。1944年暗杀及政变行动的主导人物史涛芬伯格上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曾问仍在东线战场奋斗，同时也一直积极参与政变策划的中央集团军特瑞斯可夫少将(Generalmajor Henning von Tresckow)，情况已发展至此，发动政变是否还有意义?特瑞斯可夫的回答非常坚定，诚如他所说：暗杀行动必须进行!如果不成功也仍然要在柏林按计划行事。因为现在的目的已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而是向世界及历史证明，德国反抗运动曾敢于投出决定性的一掷，其它一切已无关紧要。[18](P462)
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失败，依英国战后所获得的档案，仅仅被判处死刑者就有四千九百八十人，[28](P405)而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除了凯萨尔(Jakob Kaiser)因未遭逮捕而逃过一劫之外，有名有姓的成员都因牵涉此案而难逃死亡的命运。
歌德勒团体除了积极参与反抗运动的筹划之外，也致力于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拟订出一个新的治国蓝图，虽然歌德勒在1940年左右对未来德国的基本构想还常被其它团体批评为保守反动，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及与其它反抗人士的接触，歌德勒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歌德勒团体基本上并不赞成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体制，更不同意社会主义的诸多理念，但是他们也从未远离过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希望以一个合乎道德与健康的价值观来取代纳粹政权建立在充满罪犯与反常的政治体系之上，对外关系则在不断修正传统民族主义的思维后，希望建立欧洲联盟来取代强权政治的民族国家。歌德勒及其团体的核心成员虽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但是他们也是富有人文素养与基督教信仰的一群人，当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犯下了恐怖暴行后，他们也认为自己应该负起共同的责任，歌德勒在狱中所写的一封告别信，就表明了这样的心境：为了德意志民族，我请求世界，接受我们殉道者的命运并将之视为我们的忏悔。
收稿日期：2003-03-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2期第1～19页
【作者简介】[台湾]
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台湾台南
王琪(1946—)，女，重庆人，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 【内容提要】 |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取得政权，到1934年8月，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旨，将民主多元的威玛共和国转变成一党专政，完全依领袖意旨行事的所谓“领袖国家”。无论在内政上如破坏宪法及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干预教会、迫害犹太人、迫害政治思想异己者、迫使全国之政治机构及一切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学术及艺术活动，都得与纳粹政府及其意识型态一体化以及在外交政策上不顾国际规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最后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计划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反对或起而反抗，因此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不少反抗人士及小团体，甚至在军中及文官体系内也不例外。歌德勒团体便是诸多性质不同的反纳粹团体中的一个，该反抗团体基本上由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组成，歌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是其灵魂人物，主要成员有哈塞尔、波比兹、叶森、凯萨尔、罗希勒和赫曼凯萨尔等。歌德勒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反纳粹活动，并构思了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蓝图，包括未来德国的内政及宪政体制、经济与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 |
一、前言
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现代政治史上是一个令德国人民也相当陌生的政治运动。而纳粹党之所以能由崛起、改组到取得政权仅仅耗时十二年，除了希特勒的个人魅力、领导风格与策略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之外，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也给予了希特勒及他所领导的纳粹主义运动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是在战败以及国际压力之下结束了霍恩索伦王朝，进入了一个德国人民普遍并不熟悉的议会民主体制，而主政者还是帝国时代备受统治阶层及市民阶级质疑其对国家忠诚度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于战后接受了令德国人民感到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再加上威玛政府成立之初便爆发了左派革命，使威玛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获得人心，更严重的是不信任，使得战后出现的“匕首偷袭神话”(注：所谓“匕首偷袭神话”指的是大战期间，德国后方的反战份子，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透过革命的活动，使德国在战场上原本战无不克的前线军人遭到了由背后而来的致命打击，因而造成了德军的瓦解，也成了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这个广为流传的“匕首偷袭神话”还与颇受德国人民景仰的兴登堡元帅有关。参阅拙著<威玛共和时代外交政策的回顾与检讨>，《西洋史集刊》第二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0年，页88。)(Dolchstoblegende or stab-in-the-back legend)，能在民 间 广为流传。
虽然“匕首偷袭神话”的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而由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也是在政府派军镇压之下于半年后结束，但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仍被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视为“革命之子”，只是政治上的过渡而始终无法认同。更不幸的是，甫由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因为受到系出同源的社民党政府以军队镇压其革命并在逮捕及运送的路途中使共党领袖李布克列希特(Karl Liebknecht)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nburg)遭到右派军人的杀害，使得共产党始终视社民党为首号敌人，称其为社会主义法西斯，在威玛共和时代从未改变其对社民党政府的强烈攻击。
这样一个备受国际压力及凡尔赛条约束缚的新政府，在国内又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再加上战后德国人民普遍饱受经济困境之苦，特别是来自战费赔偿的压力，使右派政党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攻击威玛政府。而1918/1919年爆发的左派革命更加强了德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威玛共和国时代始终笼罩在危机来自左派(die Gefahr von links)的阴影之下，因而给予右派政党，特别是极右派政党，更多的挥洒空间。
在那样一个令德国人民普遍陷于彷徨与不满的年代，纳粹党对威玛政府的内政与外交都提出了最大胆且直接的批判，甚至将威玛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贬为屈辱的条约履行者，根本就是“十一月罪犯”，(注：威玛政府成立于1918年11月，“11月罪犯”正是指11月成立的威玛政府及其高层官员。)威玛政府的体制则被批评为“被犹太人把持的民主体制”，[1](P99，472)这些富煽动性的言论都颇能煽起德国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激情。希特勒不仅敢于在那个时代大胆地批评威玛政府及其领导人，将自己美化成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还能掌握住群众在面临那样的时代，内心所积压的怨怼、反感、苦闷与恐惧，然后用最能打中人心的语言来道出群众的心声，使他在群众心中成了一个为拯救民族之魂而奋斗的英雄。
希特勒在大胆批判威玛政府之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以及正面的理想，如创造一个新的，而且是深层的全民团体(Volksgemeinschaft)，不仅要结束令德国人民厌恶的党派之争，同时要铲除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以便在全民团体中整合全民的意愿，并化解不同利益之间的争执，使德意志民族能在全民意志之下重新站起来。[2](P39)
希特勒这套新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确实能吸引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也颇能安抚战后德国人民的焦虑不安与对威玛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事实上，德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痛苦与匮乏之余，更面临了精神上与价值观上的不安与混淆，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过去的传统与宗教力量以及旧有的价值观都在新的时代中逐步瓦解，因此纳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对德国人民而言，反被视为是一股抵制世俗化的力量，以维护属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纳粹主义运动也揭橥了一些对当时处境下之德国人民颇具吸引力的理念，如回归德意志民族优良的传统、铲除一切伤风败俗的恶习、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德国人民与其它民族应居于平等的地位、凡尔赛条约必须被废止、德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防军、抵制共产主义、加强民族主义、建立健全的中产阶级、重视农业与农民等等。由于这些理念仅止于口号，内容与做法并不明确，使得每一个阶层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股令德国人民颇为陌生的运动中去编织自己的憧憬，也对纳粹运动赋予高度的期许。因此，当纳粹党于1933年经由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之后，广大的德国人民也都愿意调整自己以配合新政府的政策，给这个自认为负有历史任务的新政权一个机会。
属中上阶层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战败德国所面临的屈辱本来就完全无法接受，更加缅怀帝国时代德国统一后所展现出来的光辉，因此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成为多数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共同的愿望。因此，纳粹党在执政之后能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有所成就，也使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度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在这股新运动及这个新政权上，并积极参与新政府的工作，更希望将纳粹政府带往他们自己所期望的方向。
然而，纳粹政府于克服了经济危机之后，已越来越显示出这个政府的野心，在外交上不顾国际规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最后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计划，都使部份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纳粹政府的憧憬破灭，在逐步认清了纳粹党的本质之后，决定起而反抗。
事实上，在第三帝国时代，基于对纳粹政权破坏宪法及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干预教会、迫害犹太人、迫害政治思想异己者、迫使全国之政治机构及一切的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学术及艺术活动都得与纳粹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一体化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反对或起而反抗，因此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不少反抗人士及小团体，甚至在军中及文官体系内也不例外，只是在那样一个被政府由上而下全盘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空间是极为有限的，甚至稍有不慎就成了极权统治之下的牺牲品。
此外，能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并有勇气起而反抗者毕竟是少数，且反对者或反抗者的动机往往不同，有些是基于人道主义或宗教因素而反抗，有些是无法接受纳粹政权的一体化极权统治，有些则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而反抗，更有些人是忧心整个民族的命运而以谋杀希特勒及铲除纳粹政权为终极目标。因此意识到必须采取反抗行动者原本就是社会中的少数，再加上目标的不同，不仅削弱了反抗者的力量，且带来了惨痛的牺牲。
在诸多性质不同的反纳粹团体中，本文将探讨以歌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为首的反抗团体，探讨这个基本上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组成的团体，了解其形成的背景、参与人士各自的经历、这个团体成员在反纳粹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后希特勒时代所构思的治国蓝图。
二、歌德勒团体及其成员的特性
在各类反纳粹团体中，歌德勒团体(Die Goerdeler-Gruppe)与克莱稍团体(注：克莱稍团体(Der Kreisauer Kreis)最大的特色是其成员有些是贵族或土地贵族(Junker)、有些是工会代表、有些是基督徒或基督教神职、有些又是天主教徒或天主教神职，甚至是威玛共和时代天主教中心党的政治人物、有些又是社民党的领导人物，且多数参与者都具有博士学位，参与过威玛时代的青年运动，往后又各自在政府不同的单位担任主管以上的职位，包括军中要职，可以说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与影响力。在威玛共和时代，这些彼此属性不同的人士，不仅理念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第三帝国时代却能聚在一起，共商反纳粹大计，更重要的是凝聚不同属性人士的理念，为后希特勒时代拟出德国的治国蓝图。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是普鲁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毛奇将军之侄孙毛奇伯爵(Graf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至于克莱稍团体这个名称则是因参与的人士经常聚会于毛奇伯爵在西里西亚克来稍(Kreisau)的庄园，后来被纳粹党的特务机构盖士太保(Gestapo)破获后所赋予。)(Der KreisauerKreis)有较多的相似性，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差异。相似之处是，两个团体都是由一些德国的菁英所组成，除了都积极参与军方的反抗阵营以铲除纳粹政权为目标之外，双方都各自努力于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拟订出新的治国蓝图。不同之处则是，歌德勒团体的成员相对于克莱稍团体是属于年长的一辈，他们的青年时代是成长于帝国时期，对霍恩索伦王朝有着高度的怀念，且一直是威玛共和体制的反对者，思想上仍承袭帝国时代的观念，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基于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他们都曾是纳粹党获取政权的支持者，只是在窥透了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目的后，他们才逐渐成为纳粹政权的积极反对者，并与以曾任参谋总长的贝克将军(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为首的军中反抗团体密切合作。(注：克莱稍团体因深知自己没有推翻纳粹政权的力量，因此也寄望军方并积极与军方反抗阵营合作。)
(一)歌德勒成为反纳粹政权核心人物的心路历程
歌德勒团体的灵魂人物顾名思义当然是歌德勒(Carl Friedch Goerdeler)本人。1884年出生于西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市，深受古老普鲁士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一位霍恩索伦王朝忠诚的拥护者。1919年由前线回到德国时，霍恩索伦王朝已经瓦解，使他一度犹豫，自己是否还应该投入公职生涯来服务与自己理念相去甚远的威玛共和国。[3](P25)不过他终究还是担任了公职，由科尼斯堡市(Koenigsberg)的副市长(zweiter Buergermeister)到莱比锡市(Leipzig)的市长，斐然的政绩使他成为威玛时代颇富盛名的地方行政首长。此外，他也担任过德国地方企业联盟的副主席(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deutscher Gemeinde-und Kommunalverbaende)，这个职务使法学出身的歌德勒学习到了许多与企业界相关的经验。
由于威玛共和国在行政体制上倾向于中央集权，歌德勒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坚决反对者，他主张强化包括财政领域在内的地方权限。1931年底，正逢经济危机严重的年代，歌德勒被总理布鲁宁(Heinrich Bruening)任命为物价监控委员会主委(Reichskommissar fuer die Preisueberwachung)，也非常支持布鲁宁以紧缩银根的政策来因应当时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歌德勒在经济政策上是主张以撙节开支来挽救经济危机的困境，反对如凯恩斯的理论，以扩大政府举债来增加工作机会以解决群体失业的问题。他这种对政府财政必须维持平衡的执着也是他后来与纳粹政权分手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歌德勒虽对纳粹政权的一些主张并不以为然，也拒绝加入纳粹党，但是他仍认为纳粹运动中有好的一面，特别希望在纳粹党的领导下能克服德国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4](P191)因此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担任莱比锡市长的歌德勒尚与纳粹党的地方党部维持良好的关系。希特勒则非常欣赏这位干练的地方行政首长，因此于1934年再度任命歌德勒为物价督导委员会主委，甚至将自己的座机供歌德勒使用，并邀请歌德勒参与一些城市行政法的修订。歌德勒则希望在自己的参与下使德国的发展能朝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写过不少备忘录给希特勒，希望能发挥影响力。[5](P384)然而，歌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张如法治国家、自由经济及地方自治都无法为纳粹政府所接纳。尤其是纳粹政权在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与群体失业后，已展开积极建军，在经济政策上与歌德勒的撙节开支、平衡财政等构想完全背道而驰。歌德勒的建议因此也被希特勒批评为“完全不适用”(voellig unbrauchbar)。[6](P124—125)而纳粹政权实施计划经济、企图扩大政府信用的经济政策以及朝向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都与坚持主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互不兼容，使歌德勒自1937年起越来越成为新政权的批评者。
在此之前，歌德勒又因为地方行政而与纳粹地方党部多所摩擦，譬如在1936年初，纳粹地方党部因为哲学家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ohn)是犹太人而要求拆除建立在莱比锡布商大厦音乐厅前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因而与纳粹党部发生冲突，身为市长的歌德勒拒绝了纳粹地方党部这种无理的要求。然而，纳粹党部仍趁歌德勒于11月赴北欧访问的机会，拆除了争议已久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回国后立刻以辞职来要求纳粹党部恢复铜像，当纳粹党部拒绝了市长的要求时，歌德勒也于于1937年辞去了市长之职。当然，歌德勒的辞职除了因个人对纳粹党这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不以为然外，也因为他一向主张地方自治，不能接受纳粹党如此地介入地方行政，使市长及市政府成了唯党意是从的机构。歌德勒的辞职使他在全德声名大噪，赞扬他能坚决而且勇敢地向纳粹党侮辱文化的行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7](P190)
离开了公职之后，歌德勒曾考虑接受克鲁伯重工(Schwerindustrie Krupp-AG)于1935年秋邀他进入该企业董事会的聘请。然而，在发生了与莱比锡纳粹党部的公开冲突之后，克鲁伯企业的董事长已不得不就这项人事任命案先请示希特勒，而希特勒则表示，在重工业的领域里，他不愿见到经济观点如歌德勒这样的人。克鲁伯重工因而未履行对歌德勒的承诺。
由于歌德勒离开了公职之后，希望转入工业界发展，因此除了与克鲁伯重工联系之外，也与过去往来甚密的薄须企业(Firma Bosch)有所联系。薄须企业的董事长罗伯薄须(Robert Bosch)不仅本人是反纳粹主义者，而且在他周围还组成了一个反纳粹团体，暗中协助受迫害的犹太人、属信条教会(注：信条教会(Bekenntniskirche)成立于1934年5月30日，其成立的背景即为反对纳粹政权运用政治力及受其支持的“德国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来对基督教会的组织与信仰进行干预。有关信条教会的主张与坚持请参阅拙著，<第三帝国时代两大基督教会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冲突>，《西洋史集刊》第七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1997年，页132-140页。)的神学学生以及支持反纳粹刊物的发行。[3](P158)1937年更聘请了歌德勒为该企业的顾问及该企业在柏林与官方交涉的代表。歌德勒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不仅方便了往后的活动，而且还得到罗伯薄须本人私下的财力支持，以协助他进行国内外考察，藉以与国内外有力人士接触，成为歌德勒往后进行反抗运动最好的掩护。
1937年起，歌德勒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及美国，一方面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了解国外的经济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机会与国外的政治及经济领导人接触，并传递一项讯息至国外，即德国除了希特勒及他的追随者之外，还有“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严肃地向他们报告纳粹德国的威胁性及可能造成的危险，只是他的见解在当时尚未引起回响，外国对希特勒的政策如解决失业问题等还颇为赞赏。1937年11月时任英国枢密院主席的哈里法克斯(Lord Halifax)访德并与希特勒会谈时还表示，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在重建德国所做的贡献完全承认，也满意希特勒阻止了共产主义侵入德国，进而使共产主义透过德国向西欧渗透受阻。[8](P53-55)
1938年歌德勒又接受了英国的邀请，作过多场演讲，之后并访问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1939年再度造访英国及近东与北非国家。
由于歌德勒认为，德国的经济问题应该以建立大经济空间来解决，因此与德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合作是必要的。[6](P126)基于这种以德国经济为主的考量，也成为这位往日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坚决反战的因素之一。
在每次出国考察回国之后，歌德勒都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并将这些报导寄给军、政、及财经界重要的人物如四年计划主持人戈林(Hermann Goering)、央行总裁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克鲁伯及薄须两企业之董事长及与他有联系的军方将领，如参谋总长贝克上将(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Chef des Generalstabs des Heeres)、陆军总司令傅立奇上将(Generaloberst 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Chef der Heer-esleitung)、参谋总部军需官哈德尔中将(Generalleutnant Franz Halder，Oberquartiermeister I)及国防经济与军备署长汤玛斯将军(General Georg Thomas，Chef des Wehrwitrschafts-und Ruestungsamts)。
由于歌德勒对国际情势的了解以及所做的详尽报导，不仅促成了歌德勒团体的形成，同时对军中于1938年形成反战阵营(注：有关1938年军中反战阵营的形成背景与政变计划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西洋史集刊》第五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页66-89页。)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故在此对歌德勒的报导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1937年在比利时，歌德勒不仅见到了比国政经领导人，也获得总理樊席兰(van Zeeland)及比王的接见。樊席兰总理及比王都充分表现出愿意与德国谅解，政经领导人更愿意与德国工业界合作。前殖民部长李频(Maurice Lippen)甚至提出了一项未来德国参与经营刚果(Kongo)资源的计划，由比德两国共同组成混合的殖民会社(gemischte Belgisch-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en)，并邀请北欧诸国及荷兰参与，形成一个欧洲—海外大经济空间。(注：参阅Gerhard Ritter,Carl Goe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p.161；此外，时任央行总裁的夏赫特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这一点，参阅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p.479.)不过比国对这些计划的进行还有所保留，原因是德国当前的政策颇引起比国的疑虑及反感，且问题不在德国的反犹太主义，而是对教会的政策。[3](P161)
在英国的访问过程中，歌德勒所接触的人士包括金融界、工业界及各党政领导人，如英国银行总裁罗曼(Montagu Norman)、工业巨子杨格(A.P.Young)、外相依登(Anthony Eden)、次长樊西达(Sir Robert Vansittart)、外交部经济参事艾希顿-格瓦金(Frank Ashton-Gwatkin)等，得到的整体印象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强权毫无防御地让步，并指出英国已积极建军。至于对德国，歌德勒的看法是，英国上层社会多半持友好的态度，反到是对法国的政策及内政的不安有所批评。另一方面，英方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特别是对教会的迫害相当反感。至于对凡尔赛条约，英方已不再坚持，德方的愿望只要是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英方是可以让步的。不过歌德勒也警告，像英国这样的世界性帝国，政策的决定必然较缓慢，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且要与英国取得谅解也不是仅由德国单方可以决定。英国基于政治的考量，为了不危及大英帝国的整体，也不能忍受英德关系长期陷入不确定性。[3](P162)
至于法国，歌德勒认为，法国也有意愿与德国谅解，但是对德国一直持拒绝的态度相当失望。法方对德国军队介入西班牙法西斯阵营的冒险行动很敏感，对意大利军事能力则相当不屑，并认为意大利并不是德国可以信赖的朋友。基于这样的了解，歌德勒认为，德国如果要与法国取得谅解便应该尽快解除在西班牙的行动。甚至警告，不要太确信法国内政的纷扰一定会为法国带来危机，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并不相同，法国共产党已明显地发展出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当前法国的善意也可能有一天转变成新的敌意。[3](P163-164)
类似的报导也出现在访问北美国家之后。在加拿大，歌德勒会晤了总理金恩(Mackenzie King)并认为，德国的经济应该可以与天然资源丰沛的加拿大密切合作。一个像加拿大这样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她的外贸长远观之不可能局限在与英国签订的渥太华协议(Ottawa-Agreement)范围之内。应该还是会加强寻找欧陆市场，而德国的经济特别适合与该国成为长久的贸易伙伴，并使加拿大与英国的紧密关系松弛。然而，德国当前的政策却有助于降低大英帝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并使全世界反对德国。加拿大就对德国迫害犹太人及压抑教会的政策相当反感。不过，加拿大对于德国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愿望仍然有相当的谅解，只是必须以和平的手段达成。[3](P164)
在美国的考察，歌德勒会见了更多重要的人物，包括财经巨子杨格(Owen Young)、前总统塔夫特之子，参议员塔夫特(Senator Robert Taft)，国务次卿贺尔(Cordell Hull)、国防部长史蒂文生(Henry Stimson)、财政部长摩根叟(Henry Morgenthau)、农业部长瓦勒斯(Henry Wallace)、前总统胡佛及许多新闻界及工业界人士，也做了更详尽的报导。报导中指出，美国将很快地克服经济上的困境，而美国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及经济上自外于世界贸易的政策也将结束。由于美国的经济如不加入自由市场将不可能再度蓬勃，且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也都将迫使美国加强在世界政治上的活动。虽然美国还处于中立的地位，但是美国政府自1937年秋季起，已开始朝前述方向进展，这也可能使美国加速建军。虽然美国对德国国内的缺乏法治与安全以及对犹太人及基督徒的迫害相当不满，但是也并无普遍的反德情绪。不过德国如果不能有具体的善意表现，美国是不可能对德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给予支持的。相反地，美国会加强与英国的合作。
在与欧洲及美洲国家接触后，歌德勒所得到的整体结论是，如果德国的政策是希望取得与美国的谅解，就只有透过解决欧洲的整体问题来达成，特别是能与英国达成和平协议。如果德国真正愿意保证欧洲的和平，并使英美两国在东亚能展开战斗，因为两国在东亚都有共同要保障的利益，则两国都会对德国有所补偿。凡有关殖民地问题、但泽走廊、合并奥国及苏台德区都可以经由协商的途径达成。经济问题如通往自由市场的通道可以解决，币值的困境也可以经由美元的贷款来解决。但是，如果爆发了战争冲突，特别是为了捷克，则美国虽不致于派遣军队到欧洲，但是会给予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由此观之，通往谅解之途现在还很畅通，但是时间已不多了。[3](P165-166)
歌德勒在出国访问后写下如此详尽的报导并分寄给各界重要的人物，目的自然是警告德国不要陷入极为危险的孤立，并强调德国尚有机会与各国发展出谅解与和平的关系，同时，只要德国有维护和平的诚意，许多外交政策目标都是可以经由和平的手段来达成。
然而，当歌德勒1938年初与贝克及傅立奇两位高层将领晤谈之后，了解到，与外国进行和平的政治谈判已根本不可能，因为希特勒已于前一年的11月5日召开过高层军政首长会议，并于该会议中明确地告诉与会人士，他将很快地领导德国走上战争之途。诚如希特勒所说：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太小，在特定重要的方面，尤其是食物及自给自足等等都无法达成。因此，德国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大，而扩大之途必然是德国在欧洲邻近之处，而非海外。又由于领土的扩张只能透过突破反抗来达成，因为欧洲没有地方是无人居住的，因此攻击者必然要面对那些土地所有者，同时这样的意图也可能会遭到英法等国的反抗。基于此，行动的时间必须选择英法等国因其它问题而无法阻止德国行动的时机，如内政或外在的困难，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迟过1943或1945年，因为届时具有潜力的敌人可能已注意到了德国的企图，也就会武装自己以抵抗德国。如果到了1943年已做好了军事准备，则必须以最快的方式铲除奥国与捷克，以便能面对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法国被严重的内政问题所瘫痪，德国便可以利用此机会袭击捷克。当然，届时其它国家，特别是波兰、苏联及英国将如何反应还很难预测。不过希特勒很自信地认为，如果德国不去攻击那些国家，他们是不会介入的。[9](P181-189)
希特勒甚至表明，如果他去世，这次会议的谈话内容将是他的政治遗嘱，可见希特勒的意志已定，不可能如歌德勒所期望，与其它国家进行和平谅解的谈判。
歌德勒及该团体的成员虽属于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尚未脱离大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也无法忍受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不同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之处在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有限制的，他们所希望的是抚平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在凡尔赛条约中所受到的伤害，并进一步重建、稳固及扩张德国在中欧的基础。目标则是修改凡尔赛条约，要求合并同属日耳曼民族部份的前多瑙王国。[10](P239)除此之外，他们与希特勒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已放弃了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标的想法。歌德勒认为，战争将带动一种令人不希望见到的经济及社会变迁，或加速变迁的过程，而一场刻意发动的战争是不可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歌德勒与参与该团体的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都确信，如果再打仗，德国不仅将被迫接受比凡尔赛条约更严苛的和平条约，同时也可能再度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发生但是被阻止了的社会主义革命。[11](P98-99)
更令歌德勒反战的原因是，在他到国外考察期间已清楚看出，特别是英国已越来越倾向于同意废除凡尔赛条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即使是归还德国过去的殖民地似乎也有可能。在这样的印象下，他回到了德国，认为要修改凡尔赛条约已不再有无法克服的障碍，只是需要耐心去谨慎进行。因此，当他于1938年了解到，希特勒虽然知道英国的立场却仍然要以武力占领捷克，真是震惊万分。因为他深信，动用武力将造成德国与英法的战争，而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此外，希特勒的政策将使合并苏台德、铲除波兰走廊及解决殖民地问题都成为永远的不可能。[11](P100)
从这个时期起，歌德勒深信，希特勒将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特别是道德上的灾难。基于这样的观点，歌德勒成了纳粹政权的坚决反对者，并积极透过他的人脉关系与各方联系。在他的努力之下，不仅形成了歌德勒团体，甚至将除了共产党之外的反抗阵营加以整合，使原本属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不同职业团体的反抗力量结合起来。他所触及的范围包括军事高层领导、企业界领袖、退休的前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团体、大学教授、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社会主义人士及工会领袖等等，毫无疑问地，歌德勒已成为整个反抗运动的核心人物。
(二)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及其反纳粹政权的背景
前文已提及，歌德勒及其团体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属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他们都曾对威玛共和时代的议会民主体制相当排斥，认为那种建立在政党林立上的体制不仅无助于国家发展，甚至还必须为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负责。在他们的眼中，威玛共和根本就只是凡尔赛和约及十一月革命之下不得已的产物。但是在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之前，他们都曾对纳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抱持过高度的期许。他们曾期待，希特勒一旦取得政权后将会排除纳粹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成份与思维，然后将纳粹主义运动带入正常的政治轨道，并将国政交给领导菁英，使威玛共和时代至为凸显的政党私利及分离意识下的个别或地方利益能回归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在纳粹党执政初期，多数后来加入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成员都曾积极任职于纳粹政府。前文已提及的哈塞尔就是一个例子。哈塞尔是帝国时代积极主张扩建深水舰队之海军元帅提尔皮兹(Alfred von Tirpitz)的女婿，本身则出身汉洛威之贵族家庭，也是一位德国传统菁英的代表性人物，向往的是霍恩索伦王朝的帝国时代。完成了法学教育之后，于1908年进入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担任过许多驻外使节工作。威玛时代他曾出使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南斯拉夫，1932年起再度派往罗马。(注：哈塞尔于1911年便开始了他的驻外使节生涯，在经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及格后曾被派到中国青岛担任实习法官，这项经验对他走上外交官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Zuerich/Freiburg 1946).)
当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与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哈塞尔对纳粹党抱持着几分期许，也有相当的好感。然而，希特勒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使哈塞尔越来越不安，对纳粹党高层领导人的粗俗也相当不屑。身为德国驻罗马大使却反对希特勒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2](P13)终于被希特勒于1938年进行大规模军政改组时解职。(注：有关希特勒1938年进行大规模整肃与改组的背景与过程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页65-67。)哈塞尔认为，与意大利的结盟或与英法爆发战争都将为德国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他对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是既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自离开公职之后，哈塞尔也和歌德勒一样转入了企业界，成为歌德勒团体的一员。利用企业考察为掩护，在国内外进行反纳粹政权的活动。又由于他过去在国际外交界的声望，常透过一些中介人士与所谓的“敌国”联系，同时也利用他个人的人脉关系与其它反抗团体接触，特别是军方将领，也与克莱稍团体有所接触。与军方的接触，哈塞尔的目标在于说服更多的将领参与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以推翻纳粹政权，对外则希望能争取英美等国同意，与德国在政变之后签订合乎德国利益的和平条约。
哈塞尔虽是一位颇具人文素养及宗教情怀的外交人才，但是在基本思维上仍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也尚未脱离帝国时代的外交传统，因此他虽然完全不能接受希特勒那种不顾国际规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外交思考模式，同时也希望欧洲能回归人文与基督教传统，并认为，自己也应该为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暴行负共同的责任，并因而积极希望能洗刷这样的耻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一些与国外中介人士的会谈中仍表露无遗。譬如他于1940年2月22/23日与他意大利籍女婿的英国朋友布莱恩斯(Lonsdale Bryans)于瑞士艾若莎(Arosa)的谈话内容。(注：在这次谈话中哈塞尔已提出了后来给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的和平计划。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127-132.)布莱恩斯虽非正式的外交官，却与当时的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有深厚的私交，因此哈塞尔托他转递一份德方反抗人士所拟的和平计划给哈里法克斯。当然，这份和平计划只能代表民族主义保守派反抗人士如歌德勒团体的看法。在那份计划中指出，一旦德国政变成功，推翻了纳粹政权，新政府的和平计划将是重建波兰与捷克，但是奥国、苏台德区及原德属波兰，相当于1914年之前的德波疆界，应归属德国。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看完计划后曾对布莱恩斯表示：我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还有任何好人。[13](P267—268)
与哈塞尔差不多同时加入歌德勒团体的波比兹(Johannes Popitz)曾任威玛共和时代的财政部次长。波比兹事实上对威玛共和国从未有过正面的评价，也是一位向往帝国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当希特勒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他曾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曾希望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可以有效地掌控重建德国的契机，因此他当时对希特勒是相当信任的。由1933年起直到1944年因政变失败被处死刑之前，他都一直担任普鲁士的财政部长。然而，自纳粹政权对教会的迫害到1938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帝国水晶之夜”(注：帝国水晶之夜是纳粹政权在战争爆发前对德国犹太人进行迫害最残酷的一次，除了造成伤亡及两万多人送入集中营之外，被捣毁的商店有七千五百家，犹太教堂一百九十一座，而该次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所用的口号就是“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也就是在彻夜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暴行下，遍地是碎玻璃的状况。有关帝国水晶之夜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请参阅拙著<纳粹主义运动下的犹太人政策>，《西洋史集刊》第四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页88-89。)(Reichskristallnacht)的爆发，都使波比兹对纳粹政权彻底失望，并以将纳粹政权由内部捣垮及推翻此政权为职志。[6](P128)当他获悉纳粹黑衫队在波兰的暴行后，曾多次造访军方将领，甚至希望他们能立刻采取行动。
自从战争爆发后，波比兹便深信，战争将为德国带来可怕的灾难，更深信在希特勒及外长李宾特诺普(Joachim Ribbentrop)的领导下不可能有和平。因此在歌德勒的牵线之下加入了歌德勒团体，主张以政变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自加入了反抗团体之后，他逐渐成为阴谋政变以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核心人物。1943年夏天，波比兹更进一步与黑衫队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进行密谈，希望能说服希姆莱支持政变，并希望他加入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以为德国订定一个能使德国接受的和平计划。[14](P268)然而，投机的希姆莱自当年秋天起便派人跟监波比兹，但并未逮捕他，直到1944年政变失败后才将之逮捕。(注：波比兹于1945年2月2日与歌德勒及一位耶稣会士德尔普(Alfred Delp)一同被处死刑。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363.)
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当中，有多人曾是一个名为“星期三会社”(Mittwoch-Gesellschaft)的会员。原本这个会社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多半是高层文官、军官、工业巨子及学术界人士，聚会时都有人作专题演讲，并对演讲题目进行讨论。1933年时，这个团体的部分成员还曾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赞同希特勒的“领袖国家”(Fuehrerstaat)，但是渐渐地，特别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之后，部分成员因反战而成为反纳粹政权者，而这个学术会社也成了反抗人士藉以掩护的聚会所。哈塞尔、波比兹、参谋总长贝克及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叶森(Jens Jessen)都是这个会社的成员，也都成为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
叶森教授曾经是一位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1929年时便与总部设于慕尼黑的纳粹中央党部有所联系，视纳粹主义为唯一能阻止共产主义腐蚀德国的救星。他希望纳粹黑衫队能成为一个菁英组织，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因此他甚至鼓励学生加入黑衫队。[6](P128)然而，很快地他便对纳粹党开始失望。因为，他生性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腐败，而纳粹党总是掩饰特定纳粹党员的腐败行为，于是与纳粹党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自1939年起便经常参与哈塞尔、波比兹等人的反纳粹言论。
当纳粹政府准备进攻苏联时，叶森甚至敦促已辞去参谋总长职位的贝克将军抗议疯狂的攻俄命令。由于他曾与纳粹党的关系密切，因此他也和波比兹一样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样的角色确实使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反抗人士。战争爆发后，叶森教授被调入军中任职，他因而有机会成为前线之军中反抗人士与后方民间反抗人士的联系者。
叶森教授虽与歌德勒团体关系密切，但是在许多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观念上，他的想法更接近克莱稍团体，与克莱稍团体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约克伯爵(Graf Peter Yorck von Waltenburg)也有往来，因此他尽力使两个团体在观念上的差异消除。事实上，哈塞尔、波比兹也在许多未来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比较与克来莱稍团体接近，连与歌德勒在许多观念上相似的哈塞尔都曾在日记中批评歌德勒为一个反革新份子(Reaktionaer)。(注：1943年1月22日克莱稍团体的部份成员于柏林与部份歌德勒团体之成员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德国的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政策的思想交流，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290；371.)
另一位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是威玛共和时代担任莱茵及西发利亚地方天主教工会的执行长及天主教中心党的国会议员凯萨尔(Jakob Kaiser)，属工会代表。自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先是将5月1日劳动节改为“全民工作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4](P180)进而迫使属社民党的自由工会及基督工会解散，全部纳入纳粹党的“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两个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家具与文宣品被没收，部分工会干部被逮捕。凯萨尔以后便以“过去基督工会之雇员的全权代表”(Bevollmaechtigter der ehemaligen Angestellten der frueheren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为掩护，与全国各地的基督工会领导人联系。1934年凯萨尔到了柏林之后又与刚由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社民党工会领导人罗希勒(Wilhelm Leuschner)及德意志国家国民党所属之贸易商受雇者联盟(Deutschnationaler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的领导人哈柏曼(Max Habermann)联系。在经历了纳粹政权对工会的迫害之后，三个原本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兼容的工会领导人都有意于未来组织统一的全国总工会，放弃过去那种各依意识形态并各自为政的工会政策。
身为工会领导人的凯萨尔、罗希勒及哈博曼都有一个共识，即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任务不可能靠劳工起义(Arbeiteraufstand)来达成，必须由军方来主导，诚如凯萨尔于战后，1947年，所说：靠着劳工的赤手空权不可能去对付一个全副武装并以恐怖手段统治的政权。[4](P181)基于这样的信念，凯萨尔于1941年底开始与歌德勒及军方参与反抗阵营的领导人接触，因而一方面了解到军方反抗阵营的计划，并致力于将劳工群众纳入这股以军方为首的反纳粹运动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歌德勒这位在反抗阵营中被规划为后纳粹时代担任总理的重量级人物在拟订未来德国计划时有关社会政策的方向。
透过凯萨尔的介绍，歌德勒也开始与罗希勒接触。罗希勒曾是社民党的国会议员，1928至1933年曾任黑森(Heessen)省的内政部长。任内曾下令警察强烈制止纳粹党的暴力行动，成为纳粹党的眼中钉。1933年纳粹党掌权时，罗希勒正担任“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主席，并有机会成为设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副局长。由于罗希勒当时拒绝将“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附属于新政权，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沉默来表示他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使他被送入了集中营进行“管训”。出狱之后，罗希勒仍致力于联系往日的同志，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他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使劳工群众能有力量。[6](P130)在凯萨尔、哈柏曼及许多往日工会干部的协助下，在德国各地都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以筹备未来的统一工会，而这些人参与了歌德勒团体，也都成为政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凯萨尔、罗希勒及哈柏曼等工会人士的参与，使歌德勒团体不仅由一个原本以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为主的反抗团体，扩大了参与层面，在与各工会领导人及干部联系的过程中，使圈子越拉越大，而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也可以确定，将增加较广泛的民间支持力。更重要的是，经由工会代表的介入，使这个原本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为主的反抗组织，在意识型态及世界观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也修正了该团体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计划。而建立一个统一但是自治的工会，由政府授权掌管整个社会保险、职业中介及职业训练等工作，并在地方议会中有工会代表等都成为歌德勒未来计划的一部分。[15](P897-899)
这样的转变也使广大的劳工原本对军方及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的不信任有所改变，不再质疑由军中反抗团体所主导的政变计划会有利于广大的人民。[16](P905)
1941年，歌德勒又在贝克的介绍下认识了后备军上尉赫曼凯萨尔(Hermann Kaiser)。他当时正工作于后备军司令佛诺姆将军处，(General Fritz Fromm，Befehlshaber des Ersatzheeres)这个单位在往后几年也成为反抗运动在柏林的重要中心。
赫曼凯萨尔在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也抱持过高度的期盼，希望纳粹党能改善德国的内政与对外关系。但是和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他也很快地意识到，希特勒只是利用了普鲁士-德意志的传统来做为他本人政治欲望的工具，因此也就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此外，相较于歌德勒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只有暗杀希特勒才能成为武装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6](P130)
歌德勒非常重视赫曼凯萨尔的参与，而他也成为歌德勒团体在柏林与军方联系的联络人。歌德勒常将一些文件与反抗阵营的消息透过赫曼凯萨尔交给贝克将军过目。除此之外，赫曼凯萨尔与时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军事局主管的奥布利希特将军(General Friedrich Olbricht，Chef des Allgemeinen Heeresamtes im Oberkommando des Heeres)关系良好，而奥布利希特也是军中反抗阵营的一员。因此，在奥布利希特的掩护之下，赫曼凯萨尔进一步成为军中与民间反抗人士之间的联系桥梁。这样的角色不仅使他曾多次与东线战场上积极参与反抗阵营的中央集团军上校军官特瑞斯可夫(Henning von Tresckow)深谈有关反抗行动的各种细节，同时歌德勒与1944年7月主导军方发动政变的首脑人物史涛芬柏格上校(Claus Schenck Graf von Stauffenberg)的首次会面也是在赫曼凯萨尔的办公室。
与歌德勒密切合作的另一位成员是担任政府顾问(Regierungsrat)的吉塞维斯(Hans Bernd Gisevius)。在年轻时期，吉塞维斯曾经是德意志国家国民党的青年领袖，是一位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者。纳粹党取得政权后，他即加入了纳粹党。担任公职后被派在柏林的警务处工作，并参与了盖世太保的建立，也担任过几个月盖世太保的职务。此后也曾有任职内政部及帝国刑事警政署(Reichskriminalpolizeiamt)的经历，因此拥有重要的信息及人脉关系。1938年初，希特勒因时任国防部长的布伦堡将军(General Wemer von Blomberg)及陆军总司令傅利奇将军(Wemer Freiherr von Fritsch)都在前一年的军政高层会议上表达了与希特勒不同意见，结果国防部长布伦堡以与不名誉的女子结婚及陆军总司令傅利奇将军以同性恋的罪名被免职。在整肃了两位高层军事领导人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后，希特勒自己掌握了部队的指挥权。这些事实与同年爆发的苏台德危机都使吉塞维斯成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军中与民间曾首次酝酿出严密的政变计划，而吉塞维斯正是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注：参阅Hans Bernd Gisevius，Bis zum bitteren Ende，(Zuerich 1954)；有关希特勒整肃国防部长及陆军总司令以及军中反战派形成的背景；另苏台德危机期间的政变计划及吉塞维斯的任务与看法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页68-72及80-85。)
战争爆发后，吉塞维斯被征调入反情报单位，并以德国驻瑞士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为掩护，负责反情报的工作。然而，吉塞维斯却利用这个工作机会成为美国驻瑞士伯恩(Bern)的情报单位(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与德国反抗运动之间的联络人。事实上，德国反情报单位(Abwehrabteilung)也正是军中反抗运动的重要据点，总负责人海军元帅坎纳尼斯(Admiral Wilhelm Canaris)本人就是军中反抗运动的重要成员。吉塞维斯在瑞士期间，经常拜访美国情报单位之负责人杜勒斯(Allen Dulles)，转交贝克及歌德勒托付的信函，并报导反抗运动在德国活动的情形。[14](P107)
整体观之，参与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核心成员，除了少数工会人士外，主要还是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及资深之政治人物组成。在这个团体中，歌德勒展现了可观的活动力，也成为非军方反抗阵营的核心人物，除了共产党的反抗组织之外，歌德勒基本上与各类之反抗团体都有联系，也具整合各类意识形态及职业团体中之反抗势力的功能，同时也和歌德勒团体中的成员分头与军方反抗人士接触，并不停地督促那些犹豫的将领参与反抗行动。然而，当军中反抗阵营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时，歌德勒本人却已在三天前遭到通缉，并在逃亡中于8月12日被逮捕，而其他多数歌德勒团体的成员也都在政变失败后遭到同样的命运。
三、歌德勒团体对未来德国的基本构想
由军中与民间组成的德国反抗阵营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计划以政变方式来推翻纳粹政权不成之后，歌德勒本人一度仅以撰写文稿的方式来对纳粹政权作精神上的抗议，也积极透过中间人来与英国联系，希望英国政府能了解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予德国反抗运动正面的支持。但是自1940年德军攻占法国且获得惊人的胜利之后，歌德勒却提出了不得不采取反抗行动的看法，诚如他所说：一个暴君只能建立一个残暴的统治政权，德国本身在纳粹政权统治之下就是活在疯狂的财政、强制的经济、恐怖的政治及缺乏法制与道德的基础上，使年轻人堕落、教会遭到迫害，在这样的体系下即使能暂时控制世界也迟早都会崩溃。(注：参阅歌德勒于1940年7月1日所撰写的文稿，收入<目标>(Das Ziel)一文中。)自1941年起，歌德勒更决心以政变的方式推翻希特勒政权，并重建一个新的国家。自此，直到1944年被逮捕，歌德勒在德国的反抗运动中更发挥了积极主导与整合的功能。[17](P196-197)
必须采取反抗行动的信念也加强了他与其它反抗团体的接触与联系。除了与军方及保守派政治人物联系之外，也与教会人士、企业界人士接触。到了1941年底更进一步接触工会领袖，如前文已提及之社民党工会领袖罗希勒、天主教工会领袖凯萨尔及前德意志国家国民党的工会领袖哈柏曼都是他接触的对象。此外，与克莱稍团体，特别是约克与毛奇伯爵以及自1942年起与佛莱堡团体的国民经济学教授如俄依肯(Walter Eucken)、蓝裴(Adolf Lampe)等人都有联系，歌德勒甚至也是最早与慕尼黑称之为白玫瑰的学生反抗团体接触者。歌德勒积极与不同意识形态及不同职业团体的反抗人士或有识之士接触，目标都在于结合各方反纳粹政权之力量以共商推翻纳粹政权之大计及研拟未来德国的治国蓝图。
歌德勒团体虽不像克莱稍团体那样一直以策划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为主要的任务，但是歌德勒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歌德勒本人也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草拟了许多计划及改革方案。由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基本上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他们对未来德国的基本构想常被其它反抗运动的团体批评为保守反动，而歌德勒本人在初期所草拟的一些计划甚至也不为歌德勒团体的其它成员所接受，[18](P239-240)但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及与其他反抗团体人士的接触，都使歌德勒的思想深受影响，因此在草拟的计划中也不断地做调整，而歌德勒本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西方式的民主，也不同意诸多社会主义的理念，但仍从未远离过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甲)对未来德国内政及宪政体制上的构想
歌德勒对于未来德国在内政及宪政体制上的基本构想曾在许多草拟的方案及备忘录中呈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两份相关文献是他于1941/1942年以<目标>(Das Ziel)为题所写的备忘录(注：这份以<目标>为题的备忘录是歌德勒与贝克将军共同商讨后完成。)及1944年9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于狱中所写的文稿，篇名为<一个被判死刑者之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Gedanken eines zum Tode Veruteilten--September 1944 im Gefaengnis)，而后者可谓对过去的构想做了较多的修正。(注：歌德勒于1941/1942年所撰写的<目标>(Das Ziel)全文收入于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所编的《贝克与歌德勒—和平之共同文献1941-1944》(Beck und Goerdeler.Gemeinschaftsdokumente fuer den Frieden 1941-1944),(Muenchen 1965),pp.81-166；至于<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一文则部分收入Gerhard Ritter,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pp.569-576.)
原则上，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都倾向于克服威玛政府时代群众民主(Massen-demokratie)对国家所带来的危险，并希望透过社会菁英来建立稳健的威权体制(autoritaerer Staat)以取代群众民主。另一方面，歌德勒也主张以自由主义及地方分权来取代中央集权，只是威权体制也不能压抑自由，相反地，自由必须获得宪法及法律的保障，诚如歌德勒所说：只有懦弱的政府及愚蠢的人民才会无法享受自由，也只有罪犯及无赖才不准享有自由。
有关个人自由的部分，歌德勒指出，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以及人身自由都应受到保障，只是自由必须考虑到整体的利益，且必须以宪法及法律来加以规范。对于新闻自由，歌德勒则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有义务做真实的报导，否则将受到惩罚，因为滥用新闻自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因此法律上必须对媒体报导加以规范。至于司法的运作则必须交由独立的法庭，使法官们能完全依据法律判断，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影响。[19](P569)
在教育方面，除了追求最高的效率之外，歌德勒最重视的是，透过教育来达成追求真理的精神及培养责任感。学校中的宗教课程仍有其重要性，特别是十四岁之前的儿童与少年应深植十诫的精神，只是宗教课程必须由适合的教师或神职来担任。又由于教育过程中追求的是真理，因此必须免于受任何宣传或政党教条的影响，教科书中任何不真实的部分都必须删除。(注：歌德勒在不同的文稿中对教育的构想都提到这样的主张，参阅Peter Hoffmann,Wi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p.240；并参阅同上，页570页。)
在工业界方面，工资的计算必须以工作绩效(Leistungslohn)来取代按时计酬(Zeitlohn)，因为这也是一种培养责任感及增加工作能力的教育方式。而纳粹党的“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领导人罗伯赖(Robert Ley)所主张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健康保险、伤残及老年照顾都一律由政府税收来支付，歌德勒并不同意，他的看法是，应以社会保险来取代，而劳工及受雇者都必须自行负担部分保险金。
除了培养责任感、追求真理、追求效率之外，自治(Selbstverwaltung)是歌德勒宪法思想的另一基本观点。歌德勒主张乡、镇、区乃至于大学及大学生，都应使其尽量自治，只是自治仍必须在政府的监督之下。类似的自治权也应赋予教会，教会不得获取政府的资助，藉以使政教分离。但是教会应拥有自由权去推广其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特别是慈善、教育、及贫病照顾等领域，而在这些领域，教会机构可以同时与政府或各地方之相关机构并存，甚至竞争。(注：参阅歌德勒，<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页570；并比较Peter Hoffmann,Wj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p.240.)
对于政府的体制架构，歌德勒主张由下而上的自治，诚如他所说：只有恢复德国人民习惯的自治，也就是赋予各层级的行政区自治权，中央政府才能在各项任务上减轻负担，也才能行有余力去作一些基本上意义重大的工作。
为了能让适当的人置于适当的职位，歌德勒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的选举制度，采直接与间接选举的混合制，并只有基层的行政区才实施直接选举制。因为，只有在最直接的生活圈内，选民才可能真正认识他选区的候选人。基于此，歌德勒主张，在最基层的行政区(Gemeinde)应该再划分成多个小选区(Bezirk)，每一个小选区由当地之工会、主要的职业团体各推荐一名候选人，政治团体推荐两名候选人，以得票最高者当选。(注：所谓最高票是指绝对多数而非相对多数。歌德勒甚至认为，德国人民本性上并不善于政治，再加上纳粹政权时代已使人民与政治疏离，因此一切必须谨慎而行，不必为西方国家所误导。参阅歌德勒，<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页572。)被提名之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岁，在当地设籍，各选区所选出之当选人则组成该行政区之委员会(Gemeinderat)。[19](P570)
基层行政区委员会之上是县议会(Kreistag)，县议员则由各基层行政区委员会之委员选出，县议员的人数依县的大小约二十至五十名。而县议员再选出省议员(Gautagsabgeordneter)。省级行政区则不再承袭过去的省，而需经过重新划分。依歌德勒的看法，新省份(Gau)的规划必须顾及各地方在历史发展下所形成的相互依属关系而非仅考量经济因素。
至于省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则必须有五年基层行政区委员或五年县议员的经历，以证明该候选人在地方自治工作上的能力与经验。最后省议员再选出省长(Landeshauptmann)及襄助省长之委员会(Landesraete)，且省长及委员会委员须获得国家元首的同意。
除了选举省长及襄助省长的委员会之外，省议员尚有权选出三百位下议会议员(Reichstagsabgeordneter)中的一百五十位。下议会之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五岁，并在公众生活中担任过五年的荣誉职位，并设籍于该省。其余的一百五十位下议会议员则由人民直接选出，选举的方式与基层行政区相同。
上议院(Reichsstaendehaus)则由各阶层代表组成，包括各职业团体的领导人、各经济局局长(Praesidenten der Reichswirtschaftskammer)、其它职业团体之领导人，包括医师、律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及艺术家之代表、三位基督教主教、三位天主教主教、各大学校长、及与各职业团体代表比例相同的工会代表以及五十位年满五十岁享有民间声望，并由国家元首聘任的代表共同组成。[19](P573)
在主张赋予各层级的行政区自治权的前提下，中央政府(Reichsregierung)由内阁主导，内阁总理由元首任命，所掌管的部门则仅限于法制秩序、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权与工作权)以及内政、外交、财政、国防、教育、交通、教会等单位的基本原则及国家重建的大方向。部门首长如在政策上与总理相左时必须辞职。总理的任命虽不须经国会同意，但是如果下议院(Reichstag)三分之二的议员要求，或上下两议院多数议员要求总理辞职，则总理必须辞职并改组新政府。中央政府的一般法案不须经国会同意，如遇国会有异议时，法案撤消的程序与总理必须辞职的程序相同。中央政府必须经国会同意的法案包括预算、税法、与外国签约以及关税法。
至于在社会政策方面，歌德勒在草拟名为“目标”的备忘录时，对劳工及工会的权益关注得不多，也少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在与工会人士接触后，相当地改变了他原有的想法，并主张加强劳工及工会代表在宪政体制上的参与。在1944年所拟的文稿中，歌德勒也批评俾斯麦时代政策的错误，认为当时对劳工运动的压抑，造成广大劳工成了政府的敌人，而让劳工参与公共政策将可以使劳工成为政府的助力。除此之外，坚决主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为了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修正了过去的看法，主张将国家的矿产资源及攸关民生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力、瓦斯及水资源等收归国营，而工会也被鼓励去经营自己的企业。[19](P574-575)
当然，歌德勒为未来德国所草拟的方案，基于其所处时代及个人世界观的限制而有相当的缺点与不完善之处，但是可以看出，歌德勒仍以相当的自由主义观点来避免俾斯麦时代、威玛时代以及第三帝国时代不同的缺失。他认为，保障自由、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及信任公开推广真理的功效也和拥有一部完美的宪法一样的重要。宪法中承诺人民的，或能赋予人民的，人民也必须以行动与意愿去追求，或是学习去追求，因为，一部自动就能运作良好的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由此观之，歌德勒虽是一位保守主义思想者，对西方式的民主并无好感，但也还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及不同的理念。而他于1944年草拟未来德国的宪政方案时也明白地指出，这只是未来国家宪政体制及行政架构的大致构想，连选举制度未来是否须改变也依未来情况再做决定。事实上，歌德勒的基本出发点是，德国人民在纳粹政权的影响下，一方面已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在极权统治下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及自我负责的能力，因此对德国的重建必须万分谨慎，需要一些对实务及行政有经验的社会菁英而不是一些党政人士来重建德国。这些观点虽未必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仍充分显示出，一位积极致力于反抗纳粹政权者对国家关心的真诚与责任心，并非只是盲目地企图推翻纳粹政权。这一点与克莱稍团体的毛奇伯爵很类似。毛奇在1943年给英国朋友寇提斯(Lionel Curtis)的信中也清楚地表明：人们只能在构想好了另一个政府之后，才能推翻现有的政府。因此，我们至少要有能力提出另一种选择时才能开始着手推翻第三帝国。[20](P212-220)
(乙)对未来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构想
歌德勒对于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在经济的领域里，歌德勒主张政府少介入。诚如他所说，政府应该准许人民在牺牲自己的利益下做一些傻事，只有在关系到整体利益时，政府才有义务来制订一些规范。我们已经被太多的法律规范所束缚而变得迟钝退化了。[19](P574)
基于此，歌德勒认为，政府应该让个人多去冒险，而不是去为人民承担风险，每一个人都将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jeder seines Glueckes Schmied werden)。(注：参阅Goerdeler,Beantwortung von 39 Fragen zum Wiederaufbau,3.1.45,p.847,此处参阅Albrecht von Moltke,Die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Vorstellungen des Kreisauer Kreises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vewegung,(Koeln,Diss.,1989),p.225.)也只有这样，经济才能繁荣。任何形式的集体经济(Kollektivwirtschaft)必然会走向贫穷与饥饿之途。[21](P120)他也质疑任何形式的政府计划与监控，认为即使政府官员的措施完全是出自善意也都可能走上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因此政府在经济领域能做或该做的，就是尽量限制在维护秩序的功能上，如建立法律规范、维护公平的竞争规则、维持良好且平衡的财政及稳定的币值，进一步则是尽量限制卡特尔(Kartelle)、托拉斯、多种企业联合(Konzern)或同业联盟等的发展，并使之重归独立经营的企业。歌德勒甚至主张企业分散，认为越多的中小企业越有利于国民经济。
又由于歌德勒一向在财政及经济政策上主张撙节开支与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因此在对未来德国的财经政策方面也主张尽量节约，甚至认为，在每一个德国人民还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之前，官员的办公室也不得享有高贵的家具与地毯。人事上更必须尽量精简，但是必须进用主动积极且负责任的人员，歌德勒认为，当人受到信任及授权让其自我负责时，必可提升其工作效率，因此，真正将事情负责完成者，也必须准予签名，[19](P574)以示负责及获得应有的荣誉。
有关威玛共和时代群体失业的惨痛经验，歌德勒在坚守自由经济的原则下，对失业问题仍然认为，失业问题并非政府该管的事，除非是大规模的群体失业且时间持续较长。小规模的失业问题对人口多的国家是无可避免之事，而经由市场生产与物价的调节机制将使小规模的失业问题自行解决。[21](P138)只有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失业，政府才必须采取措施，不过政府的措施也总是要针对发生群体失业的根本原因。人们的失业如果是因为产品过剩，又找不到买主，则政府只能耐心地等待及动用失业保险金，因为价格会因为缺乏市场而自行下降。另外的可能是，有些行业，工人不愿勤奋工作，又要求调高工资，使产品价格昂贵，那么这样的行业自然必须重新调整。如果群体失业的原因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滞销，而原因又是政治因素，则政府必须采取一些外贸政策的因应措施，如果是纯经济因素，则政府能做的也不多，只能使自己的外销能力透过勤奋与好的成效来提升，必要时得牺牲生活品质或与国外的经济力进行协调。[22](P227)
总之，歌德勒并不赞成由政府增加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他认为那是最后也是相当粗糙的救助方式。不过歌德勒也承认，如果群体失业的情况持续，政府也无可避免地必须动用公款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在财经政策上主张收支平衡的歌德勒认为，政府在经济景气的年代应有所节余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威玛共和时代被批评为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解决失业问题，歌德勒的反驳是，那样做的结果将和希特勒政权到了1939年时的情况相同，也就是马克持续贬值，因为政府的财源是来自不断的人为举债。[23](P228，注745)
基于这种坚持自由经济原则的基本观念，歌德勒的社会政策当然也离不开经济优先的看法，因此他反对，如前文已述及，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劳工阵线的领导人罗伯赖(Robert Ley)的主张，对健保、伤残与老人照顾等项目均由国家税收支出。这种政策，歌德勒认为，对中学一年级程度的人或许颇具诱惑，但是对能理性思考的人而言，是完全不负责任。因为这样的政策将会造成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失控。因此，社会保险的支出绝不能依煽动民众之政客所要求，而是依受保者负担的能力。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要配合能实现社会福利政策的财经能力。事实上，歌德勒根本不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任务是承担人民所有的风险，人们必须要学习为自己可能的困境预做准备。类似放任经济的主张，歌德勒则认为，勤奋能干的人除了会有所储蓄来因应可能发生的事之外，还会加入各类的保险，只有懒人及散慢轻浮的人才会甚么事都依赖政府。[23](P229)相对于克莱稍团体在草拟社会福利政策时并不太顾及经济能力是否足以支付，或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达成特定的社会政策，歌德勒则完全将社会福利政策置于经济能力的可能性之下，加强生产与竞争能力始终是置于主位。
歌德勒甚至在他所草拟的教育政策中要求，所有十五岁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在学校中学习国民经济，以便德国人民能有免疫的能力来面对经济、币值、国家财政以及负债等问题，并能避免受到一些经济幻想的宣传而对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19](P574、576)除此之外，国民经济教育也必须使每一位有智能的劳工学习阅读企业的收支报表，使那些企业收支报表不再是劳工不可能了解的天书而产生对企业主的怀疑，并使他们有能力判断，企业能给他们甚么，以及是否忽略了劳工们的工作绩效。企业领导人也有义务让员工们每一季，而让受托人甚至每一个月都能看到完整的财务概况及了解企业的营运状况。这样做可以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进而与企业融为一体。[19](P576)
至于对工会的政策，歌德勒在与工会领袖们接触后已转而同意，德国未来的重建必须将劳工纳入共同参与的行列，绝不能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压制劳工，造成一个阶级去对抗另一个阶级，并与政府敌对。受到工会领袖如罗希勒及凯萨尔等人的影响，歌德勒也同意德国劳工应成立统一的工会，并制订法律，使十八岁以上的劳工及受雇者有义务加入工会，不过受雇者将自组一个在统一工会中的团体。工会享有自治权，其组织由地方到中央都进行由下而上地分层划分。功能方面，除了有权与企业主或企业主联盟签订有关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合同(Tarifvertraege)外，工会也将推举代表参与各企业的董事会(Vorstaende)、监督委员会(Aufsichtsraete)及受托委员会(Vertrauensraete)，并派代表参与经济局(Wirtschaftskammer)及其它政府机构。依歌德勒的主张，工会更大的任务是，在政府的监督下，掌管除了意外险之外的所有社会保险工作，此外，劳工与受雇者在提高薪资的前提之下，受保者必须自行承担部分保费。[19](P575)
歌德勒对工会的另一项主张是，工会可以有权经营自己的企业，但必须完全符合经济原则运作，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并受政府的监督。这样的政策，歌德勒认为其优点在于可免除劳工要求企业国营化的主张。企业国营化改变不了劳工的命运，因为企业必须面对竞争，至少是国外的竞争，竞争决定价格，因此劳工在分享获利上必须提升效率与竞争力。不过，如前述，为了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歌德勒仍然同意将矿产资源及攸关民生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力、供水及瓦斯等国营化，只是，国营企业也同样必须依经济原则竞争而不得依赖政府补助。[19](P575-576)
总之，经济政策必须严格遵守经济的自然法则，而这一点是歌德勒在与其它反抗团体或人士商谈时较难以被说服而让他放弃的观点，不过他在劳工政策、社会政策及企业国营化方面还是做了相当的让步，就这一点而言，批评歌德勒为反动份子似乎也未尽公平。
(丙)歌德勒团体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及其转折
歌德勒团体真正较难放弃其民族主义保守派思想的部分，是呈现在对未来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构想，与克莱稍团体那种未来倾向国际主义并将国家主义完全摒除的想法相距甚远。(注：克莱稍团体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为：排除夸张的国家主义及民族国家绝对独立的思想，放弃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观，改以建立新欧洲秩序来自处于政治大国的世界里。该团体中属社民党的雷伯(Julius Leber)更于1928年便已提出，国家主义将是欧洲根本的灾祸，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将那被称为国家主义的观念抛弃。)事实上，歌德勒团体中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虽反对希特勒以战争方式来摆脱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在有些政策的基本构想上双方仍有相同之处，譬如歌德勒就认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人民都应该生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内，这是他根本的看法。此外，他也认为，依人类的天性以及德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如地处欧洲之中央及与多国为邻等，都迫使德国必须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力。[21](P89-107)当然，歌德勒也确信德意志民族的优秀，诚如他所说，德国为世界产生了那么多诗人、哲学家与音乐家并非偶然。
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使这个团体在初期确实对未来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领土问题，在构想上都充分流露出继续争取欧洲霸权的想法。在1941年5月，也就是德军占领法国及比利时之后，歌德勒曾代表德国反抗阵营，特别是军方，透过中间人致函英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计划，在此计划中仍要求未来的德国应包含奥国、苏台德、美末尔(Memelland)，甚至于一次大战后割让法国、波兰及比利时的领土也应回归德国。[24](P585)
另一方面，由于歌德勒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视，他也认为建立大经济空间是不可避免之事。因此，民族国家与大经济空间的建立必须结合。基于这样的构想，歌德勒主张，在不损及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之下，以有机的方式使之结合成欧洲经济体。
这些在1940年代初的构想都尚未脱离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德国在欧洲应居领导地位的根本想法仍表露无遗。歌德勒在一篇名为<和平经济的基本原则>(Grundsaetze fuer die Friedenswirtschaft)一文中仍指出，只要德国不以不适当的或穷凶恶极的霸权心态引起邻国的反感，则德国的中央地理位置、众多的人口以及高度的效能都赋予德国人民在欧洲阵营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不过歌德勒也警告，德国不能滥用强权，如称德国人民是主人人种(Herrenmenschen)实在是愚蠢又傲慢，或仅要求自己国家的尊严受尊重却罔顾对他国的尊重更是愚蠢无知。因此，要成功地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就必须尊重小国，并以智能的建议及智能的援手来指引他们发展的途径，绝不能以武力相向。德国的领导地位要做得无影无形，形式上更让他国受重视及优先，能够如此，德国便能轻松地领导欧洲走上共同的利益。[25](P36-38)由此观之，歌德勒的思想仍强烈地受其成长的时代所限制，这种强烈的“父权思想”不仅已不能符合未来的时代潮流，连同属反抗阵营的克莱稍团体都因此批评他的思想为反动。
至于将共产苏联以外的欧洲国家有机地结合，歌德勒也有进一步的构想。结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工作共同体”(Arbeitsgemeinschaft)，在此共同体中，应该有一致的游戏规则，平衡属经济体中各国的财政，使其币值稳定，进而逐渐地取消关税及旅游限制。此外，在经常共同谘商的前提下，达成彼此国民经济的协调及彼此交通建设的一致化等等。最后，由这个共同体出发，达成关税、币制、进一步结合乃至于军事协议。歌德勒当时认为，如果能及时结束战争，则在十年或二十年内，使欧洲国家联盟在德国的领导下成为事实并非是太狂妄的构想。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不再可能。[26](P237)
歌德勒除了企图使德国成为欧洲联盟的领导国之外，他也认为，德国收回过去的殖民地是合理的，只是殖民地的争取不能以武力方式解决。
由于歌德勒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他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也主张尽量促成世界贸易的自由，这一点与克莱稍团体主张在外贸政策上维持德国经济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完全不同。他认为，自由贸易的意义在于竞争，而竞争就代表着达成最高效率的奋斗，因此只有无能的人或民族才会反对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之外，歌德勒也主张农业必须保留，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更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建全而又有生气的农民阶层。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歌德勒认为，只有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将使家庭这一个对国家民族发展极为重要的细胞被摧毁。[19](P22)
歌德勒对未来德国在外交及对外经济政策的构想随着战局的改变也有了很大的调适。1943年夏秋之际，歌德勒又拟订了一份可能是为英国读者所写的和平计划，[28](P586-592)由此次计划中可看出歌德勒对未来德国的外交政策构想已因德军在战事上的失利而对德国未来的强势地位作了大幅修正，并转而强调欧洲，过去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联盟构想也不再提及。在领土问题方面，虽仍要求恢复1914之前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疆界，愿意与波兰及立陶宛共同拥有出海港，(注：歌德勒在可能为英国读者所拟的和平计划中，就与波兰边界的问题上提到，这样的边界问题将与波兰协商，德国虽理解波兰人民对纳粹罪行的愤怒与仇恨，但是面对强大的俄国，德国还能阻止共产主义的入侵，如不能恢复1914年的德波边界，波兰将陷于俄国的霸权之下，因此歌德勒愿意以其它方式来补偿波兰的损失。参阅Friedensplan Goerdelers,vermutlich fuer britische Leser bestimmt,pp.588-589.)但是对西面疆界则主张，艾尔萨斯及洛林成为独立的国家如瑞士，或成立一个中立的委员会，就其境内的语言区为界线划定未来之德法疆界，果真能如此划定，则可在十年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两地之归属。此外，争取殖民地的问题也已不再提及，并作了广泛有关德国裁军的建议。[27](P586-587)
对于过去所构思的欧洲工作共同体，歌德勒在1943年草拟的和平计划中也转而希望发展成一个常设的欧洲经济委员会(staendig tagender europaeischer Wirtschaftsrat)，其功能为排除所有的交通障碍，促使各国之交通设施及经济法一致化以及废除各国之间的关税等。如果这样的过程能达到一定的发展，则共同的政治机构也可以成立，如欧洲经济部、欧洲外交部及欧洲共同防御武力。在此计划中，歌德勒强调，欧洲各国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结合为欧洲联盟。在国际事务上，歌德勒也欢迎在美国布瑞藤伍兹(Bretton-Woods)于1944年召开的货币与财经会议中成立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es Waehrungsfond or IMF)与世界银行的决议，并表示德国将参与合作。[22](P239)
1944年，歌德勒又撰写了一篇名为<道路>(Der Weg)的文章，充份显示出歌德勒对过去观念的转变。文中，歌德勒对过去帝国时代、威玛共和时代及第三帝国时代作了一个简介，一方面显示出了他与俾斯麦时代政策的疏离，另一方面对威玛共和时代提出了较正面的评价。至于对第三帝国时代，除了批判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外，也修正了他自己于1940年前后在<目标>一文中所呈现的霸权心态，并批评德国自私的强权政策及所采取的暴行及犯罪行为，更强调，想将德国的未来建立在其它民族的不幸、被压抑及被歧视的基础上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注：道路一文收入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ed.),Beck und Goerdeler.Gemeinschaftsdokumente fuer den Frieden 1941-1944.此处参阅Ger van Roon,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p.136.)歌德勒于<道路>一文中对自己过去思维方式的调整，不仅使该团体能与德国其它反抗团体的思潮结合，也更能为其它反抗团体所接受。
四、结论
希特勒由1933年1月30日上任，到1934年8月，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旨，将民主多元的威玛共和国转变成一党专政，完全依领袖意旨行事的所谓“领袖国家”。(注：有关第三帝国成立初期全国一致化的推动及建立绝对的领导请参阅拙著<希特勒主导下的纳粹运动与第三帝国>，《西洋史集刊》第六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5年，页34-44。)
在那样一个被政府从上至下全盘掌控的政治环境里，有组织的团体如政党、工会及其它社会团体都已经被瓦解，因此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活动空间被压缩得极为有限，德国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初期所进行的较大规模之地下反抗活动到了1935/1936年，盖世太保组织已近完成后，两党的地下组织都相继被破获，数以千计的领导型人物及大批组织及工会成员被逮捕并送入了集中营。此后就不得不放弃高危险性的活动，转而在同志间从事一些彼此联系以坚定意志的静态工作。(注：有关共产党及社民党的反抗活动请参阅拙著<左翼政党及劳工组织的反纳粹运动及其面临的困境>，《西洋史集刊》第八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随着纳粹政权的趋于稳固，掌控力量加强，民间零星的反抗势力，特别是那些属市民阶级与传统的菁英份子，只能与军方反抗阵营合作，试图依赖军中反抗势力进行军事政变，而不可能期望产生有广大民间力量支持的，类似革命的行动。这也是为甚么第三帝国时代各类反抗势力最后都汇集到1944年7月20日由军方所发动的暗杀领袖及企图政变的行动中。
歌德勒团体便是一个被史学家定位为由民族主义保守派的传统菁英份子组成的反抗团体，他们仍缅怀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菁英统治传统，无法接受威玛共和时代的“群众民主”与“党派政治”，再加上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因此当纳粹党于1933年掌权时，他们都曾是新政权的支持者，希望透过他们的参与及努力可以将纳粹党的一些极端思维去除，并将新政权带往他们所期待的政治轨道上。然而，当他们窥透了希特勒政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计划时，他们才逐渐成为纳粹政权的积极反对者。
歌德勒及该团体的核心成员虽尚未脱离大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也无法忍受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不同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之处，在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有限制的，他们已放弃了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标的想法，所希望的是修改凡尔赛条约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并进一步重建、稳固及扩张德国在中欧的领导地位。这些想法也多次出现在歌德勒团体透过中介人士传递给英国政府的信函中。
由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部分曾在政府机关担任首长，或在军中担任要职，部分则担任过国会议员或工会领袖，因此透过他们各自的人脉关系，一方面在国内联系、整合各方的反抗势力，另一方面试着透过中介人士或直接与外国联系，试图向战时的敌国传递一项讯息，即德国并非如纳粹党的宣传机器所展示的形象那样，全国人民都一致支持纳粹政府的政策，相反地，德国已形成了一股反抗势力，代表着“另一个德国”(anderes Deutschland)的存在，并希望争取“敌国”对反抗势力的支持，使更多的军方将领愿意参与反抗运动，并在希特勒政权被推翻后，同意与德国尽快签订有尊严的和平。
由于德国各类反抗运动中，真正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者就只有靠军方的力量，这也是民间反抗团体运用所有的管道来说服更多军中将领参与反抗运动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后，要争取或说服更多军官参与政变或暗杀元首是相当困难的事，尤其是身为军人，很难去克服其忠贞与服从的原则。因此，即使许多军官都由内心对纳粹政权已产生排斥，但是在对国家忠诚的原则上仍难以做出决定参与政变的抉择。这种复杂的心历路程可由一项事实看出，那就是，许多高层将领虽不能同意参与政变，但是却默许，甚至于掩护积极参与政变的部属。这样的心态使反抗阵营始忠怀抱着一股希望，但是军事政变的计划虽一直在筹画，却因为客观环境而迟迟无法付诸行动，直到1944年7月盟军已于6月在诺曼底登陆，而苏联红军也已一举击溃了德国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之后，才孤注一掷。
之所以于1944年7月20日还进行了暗杀及政变行动，参与者的心情其实是很悲壮的。1944年暗杀及政变行动的主导人物史涛芬伯格上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曾问仍在东线战场奋斗，同时也一直积极参与政变策划的中央集团军特瑞斯可夫少将(Generalmajor Henning von Tresckow)，情况已发展至此，发动政变是否还有意义?特瑞斯可夫的回答非常坚定，诚如他所说：暗杀行动必须进行!如果不成功也仍然要在柏林按计划行事。因为现在的目的已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而是向世界及历史证明，德国反抗运动曾敢于投出决定性的一掷，其它一切已无关紧要。[18](P462)
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失败，依英国战后所获得的档案，仅仅被判处死刑者就有四千九百八十人，[28](P405)而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除了凯萨尔(Jakob Kaiser)因未遭逮捕而逃过一劫之外，有名有姓的成员都因牵涉此案而难逃死亡的命运。
歌德勒团体除了积极参与反抗运动的筹划之外，也致力于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拟订出一个新的治国蓝图，虽然歌德勒在1940年左右对未来德国的基本构想还常被其它团体批评为保守反动，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及与其它反抗人士的接触，歌德勒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歌德勒团体基本上并不赞成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体制，更不同意社会主义的诸多理念，但是他们也从未远离过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希望以一个合乎道德与健康的价值观来取代纳粹政权建立在充满罪犯与反常的政治体系之上，对外关系则在不断修正传统民族主义的思维后，希望建立欧洲联盟来取代强权政治的民族国家。歌德勒及其团体的核心成员虽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但是他们也是富有人文素养与基督教信仰的一群人，当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犯下了恐怖暴行后，他们也认为自己应该负起共同的责任，歌德勒在狱中所写的一封告别信，就表明了这样的心境：为了德意志民族，我请求世界，接受我们殉道者的命运并将之视为我们的忏悔。
收稿日期：200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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