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独具匠心妙笔生花
——读《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
王文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京)2002年06期第58～60页
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的出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不失为拉美史学界的一大喜事，值得一读。
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来看，拉美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最早，经历时间最长，遭受的挫折也最多，可以称得上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研究的一面镜子。虽然学者对拉美现代化的具体分期存在某些分歧，但把1930年作为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已达成共识。如果说1930年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是以“欧化”为主要特征，一味仿效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工业化，那么，在1930年之后拉美国家则走上了探索自主性发展的道路，在发展思想本地化(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指导下，制定了适合拉美具体情况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揭开了自主性现代化的新篇章。为突出这一阶段的重要性，第六卷分两册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与第六卷上册经济与社会的内容相辅相成，下册论述1930年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与政治以及宗教的发展情况，从而使读者对拉美国家1930～1990年的情况有一个详细而全面的了解。下册设四编(9章)。第一编即第1章介绍1930年以来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国的国家组织发展；第二编(第2～4章)侧重于介绍1930年以后拉美国家民主和非民主左派的曲折发展、军人干预和政变、军政权向文人统治过渡等各种政治现象；第三编(第5～7章)重点论述1930年以后拉美国家城市工人和劳工运动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墨西哥、中美洲、安第斯等地区发生的农村动员与农村暴力事件，还分析了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变化；第四编(第8～9章)主要勾勒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主要力量的天主教教会和迅速发展的新教教会的历史脉络。与其他几卷一样，下册正文后附有书目评论，方便读者查阅和洞悉相关的最新动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写作下册的各章作者并不是专门研究拉美历史的，而是来自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的高深造诣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拉美的史学研究，为那些研究拉美政治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素材，也大大增加了下册的阅读性和收藏价值。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下册不但继承《剑桥拉丁美洲史》一贯的风格，而且在写作方面有其独特性。在文章结构的编排上，同样遵循总一分一总的写作体例，每篇文章的开头是导言，先让读者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然后将具体内容慢慢展开，最后作结论，体现导论一分论一结论的脉络构思，不仅表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还为读者留出深层次思考的空间。另一个共同点是，点面结合，经纬交叉，以纵向时间跨度、历史分期为依托侧重于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个案分析，从不同侧面说明问题，给读者一个完整清晰的框架。
第一，为追求论述的精确性和严密性，结合特定的分析背景，作者对大家熟悉的重要概念重新界定其内涵。
例如，在“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民主”一章中，作者重新探讨“民主”(或“政治民主”)的定义，认为有3个“结为一体”的方面：一是竞争，其“实质就是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性，承认有向在职者挑战并替代他们在政治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职位的权力”；二是立宪政体，“或者说是尊重已体现在宪法文献和(或者)实践中的宪法秩序”；三是包容性和参与性。(第64～65页)又比如，第5章中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作者从“工作过程的组织本身”的角度赋予它与众不同的内涵，认为1930年时拉美大多数国家中只有3个确凿无疑的组成部分可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第一种是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工群体，以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石油工业的工人群体；第二种是设在小城镇或农村的大企业的工人；第三种，在大城镇和城市里被说成是无产者的工人。(第324～325页)这既达到强调其特定性的效果，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另外，为准确说明问题，作者在挑选恰当的词汇方面颇费心思。比如，在“约192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农村动员”一章中，作者选用“动员”(mobilization)一词，而不是“社会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广泛的意义，“表示一个群体或社会部门的‘极度参与’，即那些尚未被现存权力机构和社会规范所赞许或预言过的行动。”至于“社会运动”，通常只有狭窄的含义，“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创造一种集体意识和一种变革社会结构的战略。”(第397页)同样，在作者看来，如果不把看似内涵相同的概念相混淆，可以借助于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考迪罗”和“军官”的比较就是很好的说明。作为临时凑合的勇士，考迪罗“实际上是西班牙殖民国家崩溃和社会瓦解的产物”，“反对国家垄断或在它的废墟上产生”；而军官是“一个组织者，由国家产生，为国家而存在”，与“代表个人暴力”的考迪罗相比，“现代军事组织是公共的、官僚化的机构，它们掌握着利用合法暴力的技术垄断权”。(第314页)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拉美军国主义与昔日的考迪罗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
第二，在分析问题时，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近乎成为定论的观点，而是敢于推陈出新，提出自己新颖的看法，这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又往前迈了一步。
例如，第2章中对“如何理解民主在拉丁美洲的早期发展和巩固”这一问题，虽然已经存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民主的成功与失败看成是直接与更广阔的文化和经济力量”相联系。(第66页)但是，作者却提出质疑，认为“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最多不过是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它们不能解释西半球民主发展经验的重大变化，尤其不能解释那些特别不正常的实例(比如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国家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由此，作者认为，民主“更强调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变量——一些凭其自身而成为干预性的或独立的变量。”(第67页)这种严密的分析和推论，让读者体会到原有观点的欠缺之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新的见解。
又比如在第6章，在一般人看来，由于农村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很难把握住群众运动的中心和重点，很难有条有理地说明各种事件，更甭说提出创新性的论点了。但是，作者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不仅能够高度概括事情的前因后果，把看似一团糟的事件解释清楚，还能够发表与众不同的高见。为评估农民运动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作者不仅探索了不同时期特定的群众运动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关注与农民运动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家们(他们参与地方农民组织和各种农业工人组织或其他全国范围的活动，并根据自身目的利用或改变国家机构)，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在拉丁美洲当代历史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变革中，农村的基层群众组织“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否定了农民“抵制现代化”的说法。(第505页)
第三，作者在论述问题时，既注意点出每个历史时期的共性，又着重分析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从而达到共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统一。
例如，在第5章“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作者从整体上划分成5个时间段来缕析劳工运动的曲折成长发展史。在第一阶段(从1929年的经济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受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早期劳工运动处于混乱和紧张状态，30年代中期和晚期出现人民阵线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随劳工运动的普遍平静而结束。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巴西和阿根廷总体的政治环境不太有利，工会只好处于守势，相比之下，墨西哥的劳工运动在30年代后半期就做得很好，这与每个国家的职业和阶级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分不开。另外，第三阶段(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政治遏制或监护”，“总的劳资关系尤其是工会组织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工会丧失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国家用“组合主义”的形式来组织劳资关系，但是在组织程度上却有所不同，巴西和墨西哥是差别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巴西，组合主义的劳工立法“更少允许工会拥有自主权”(第358页)，而且工会资金被管束得很严、很死；而“与巴西工联主义的统一结构相反，墨西哥的工会有着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规模”；而且“只要他们不直接向政府挑战，墨西哥的工会领导人就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不仅能够“行使政治权力，而且还可巩固个人的王国及发展与普通会员和其他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委托人关系”。(第359页)通过这种衬托性的研究，既不失偏颇地点到代表性的国家，又让读者了解每一历史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整体与部分的完美结合。
第四，作者对待某种社会现象，不是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分析，而是将其置于宏观大背景中，力求深入挖掘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注意考察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
例如，作者运用共同的分析框架从3个宏观方面来分析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农村地区政治运动和社会暴力背后的社会动因。“大庄园制度和农民社群不再是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第395页)“作为农村与巨大的城市市场及国际销售渠道逐渐结合的结果，农业的资本化采取了广泛的形式，它不仅促使了新型的大中型农场和牧场的出现，而且也促使了传统的农民家庭生产单位的变革”；与国家的活动有关，出于把国家机器与社会整体连接在一起的目的，“国家从一个软弱的、经常被动的角色，发展到能够制定出一个或一系列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它们有时是成功的，有时是失败的)”。(第396页)
另外，对于6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左派社会地位的变迁，作者认为与经济发展、天主教的影响、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较量的结果：二战后拉丁美洲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急剧城市化和地区阶级结构上的深刻变化；一直是共产主义死对头的天主教会重新解释了其社会咨文，在某种程度上使它在有些国家中不但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组织上向左派靠拢；自1964年巴西政变以来，一系列军事政变把军政府推上历史舞台，它们遵循左派势力是国家主要敌人的国家安全观念，主张对经济和政治秩序进行全面调整。(第217页)
对照英文版，笔者想指出中文版的一些不足。第一，也许是由于时间仓促，在页码编排上存在失误：第129～172页的内容(含“财源的支配”等)被安排在第2章，其实是第1章的内容。第二，在翻译方面，有些句子不仅太长，还不太通顺、流畅，用词方面有些艰涩，要来回读几遍，才勉强明白要表达的意思，这主要是由于意译不到位且直译较多的缘故。第三，书中错别字较多，例如，“妨碍”一词写成“防碍”(第392页)，基本用语“印第安”居民写成“印地安”(第429页)；还有诸如“削弱”写成“消弱”等词语，不再一一指出。当然，作为大部头的著作来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抹去这些小细节，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教科书和拉丁美洲研究学者的指南。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京)2002年06期第58～60页
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来看，拉美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最早，经历时间最长，遭受的挫折也最多，可以称得上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研究的一面镜子。虽然学者对拉美现代化的具体分期存在某些分歧，但把1930年作为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已达成共识。如果说1930年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是以“欧化”为主要特征，一味仿效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工业化，那么，在1930年之后拉美国家则走上了探索自主性发展的道路，在发展思想本地化(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指导下，制定了适合拉美具体情况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揭开了自主性现代化的新篇章。为突出这一阶段的重要性，第六卷分两册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与第六卷上册经济与社会的内容相辅相成，下册论述1930年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与政治以及宗教的发展情况，从而使读者对拉美国家1930～1990年的情况有一个详细而全面的了解。下册设四编(9章)。第一编即第1章介绍1930年以来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国的国家组织发展；第二编(第2～4章)侧重于介绍1930年以后拉美国家民主和非民主左派的曲折发展、军人干预和政变、军政权向文人统治过渡等各种政治现象；第三编(第5～7章)重点论述1930年以后拉美国家城市工人和劳工运动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墨西哥、中美洲、安第斯等地区发生的农村动员与农村暴力事件，还分析了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变化；第四编(第8～9章)主要勾勒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主要力量的天主教教会和迅速发展的新教教会的历史脉络。与其他几卷一样，下册正文后附有书目评论，方便读者查阅和洞悉相关的最新动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写作下册的各章作者并不是专门研究拉美历史的，而是来自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的高深造诣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拉美的史学研究，为那些研究拉美政治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素材，也大大增加了下册的阅读性和收藏价值。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下册不但继承《剑桥拉丁美洲史》一贯的风格，而且在写作方面有其独特性。在文章结构的编排上，同样遵循总一分一总的写作体例，每篇文章的开头是导言，先让读者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然后将具体内容慢慢展开，最后作结论，体现导论一分论一结论的脉络构思，不仅表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还为读者留出深层次思考的空间。另一个共同点是，点面结合，经纬交叉，以纵向时间跨度、历史分期为依托侧重于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个案分析，从不同侧面说明问题，给读者一个完整清晰的框架。
第一，为追求论述的精确性和严密性，结合特定的分析背景，作者对大家熟悉的重要概念重新界定其内涵。
例如，在“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民主”一章中，作者重新探讨“民主”(或“政治民主”)的定义，认为有3个“结为一体”的方面：一是竞争，其“实质就是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性，承认有向在职者挑战并替代他们在政治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职位的权力”；二是立宪政体，“或者说是尊重已体现在宪法文献和(或者)实践中的宪法秩序”；三是包容性和参与性。(第64～65页)又比如，第5章中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作者从“工作过程的组织本身”的角度赋予它与众不同的内涵，认为1930年时拉美大多数国家中只有3个确凿无疑的组成部分可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第一种是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工群体，以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石油工业的工人群体；第二种是设在小城镇或农村的大企业的工人；第三种，在大城镇和城市里被说成是无产者的工人。(第324～325页)这既达到强调其特定性的效果，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另外，为准确说明问题，作者在挑选恰当的词汇方面颇费心思。比如，在“约192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农村动员”一章中，作者选用“动员”(mobilization)一词，而不是“社会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广泛的意义，“表示一个群体或社会部门的‘极度参与’，即那些尚未被现存权力机构和社会规范所赞许或预言过的行动。”至于“社会运动”，通常只有狭窄的含义，“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创造一种集体意识和一种变革社会结构的战略。”(第397页)同样，在作者看来，如果不把看似内涵相同的概念相混淆，可以借助于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考迪罗”和“军官”的比较就是很好的说明。作为临时凑合的勇士，考迪罗“实际上是西班牙殖民国家崩溃和社会瓦解的产物”，“反对国家垄断或在它的废墟上产生”；而军官是“一个组织者，由国家产生，为国家而存在”，与“代表个人暴力”的考迪罗相比，“现代军事组织是公共的、官僚化的机构，它们掌握着利用合法暴力的技术垄断权”。(第314页)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拉美军国主义与昔日的考迪罗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
第二，在分析问题时，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近乎成为定论的观点，而是敢于推陈出新，提出自己新颖的看法，这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又往前迈了一步。
例如，第2章中对“如何理解民主在拉丁美洲的早期发展和巩固”这一问题，虽然已经存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民主的成功与失败看成是直接与更广阔的文化和经济力量”相联系。(第66页)但是，作者却提出质疑，认为“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最多不过是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它们不能解释西半球民主发展经验的重大变化，尤其不能解释那些特别不正常的实例(比如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国家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由此，作者认为，民主“更强调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变量——一些凭其自身而成为干预性的或独立的变量。”(第67页)这种严密的分析和推论，让读者体会到原有观点的欠缺之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新的见解。
又比如在第6章，在一般人看来，由于农村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很难把握住群众运动的中心和重点，很难有条有理地说明各种事件，更甭说提出创新性的论点了。但是，作者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不仅能够高度概括事情的前因后果，把看似一团糟的事件解释清楚，还能够发表与众不同的高见。为评估农民运动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作者不仅探索了不同时期特定的群众运动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关注与农民运动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家们(他们参与地方农民组织和各种农业工人组织或其他全国范围的活动，并根据自身目的利用或改变国家机构)，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在拉丁美洲当代历史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变革中，农村的基层群众组织“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否定了农民“抵制现代化”的说法。(第505页)
第三，作者在论述问题时，既注意点出每个历史时期的共性，又着重分析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从而达到共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统一。
例如，在第5章“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作者从整体上划分成5个时间段来缕析劳工运动的曲折成长发展史。在第一阶段(从1929年的经济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受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早期劳工运动处于混乱和紧张状态，30年代中期和晚期出现人民阵线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随劳工运动的普遍平静而结束。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巴西和阿根廷总体的政治环境不太有利，工会只好处于守势，相比之下，墨西哥的劳工运动在30年代后半期就做得很好，这与每个国家的职业和阶级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分不开。另外，第三阶段(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政治遏制或监护”，“总的劳资关系尤其是工会组织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工会丧失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国家用“组合主义”的形式来组织劳资关系，但是在组织程度上却有所不同，巴西和墨西哥是差别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巴西，组合主义的劳工立法“更少允许工会拥有自主权”(第358页)，而且工会资金被管束得很严、很死；而“与巴西工联主义的统一结构相反，墨西哥的工会有着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规模”；而且“只要他们不直接向政府挑战，墨西哥的工会领导人就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不仅能够“行使政治权力，而且还可巩固个人的王国及发展与普通会员和其他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委托人关系”。(第359页)通过这种衬托性的研究，既不失偏颇地点到代表性的国家，又让读者了解每一历史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整体与部分的完美结合。
第四，作者对待某种社会现象，不是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分析，而是将其置于宏观大背景中，力求深入挖掘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注意考察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
例如，作者运用共同的分析框架从3个宏观方面来分析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农村地区政治运动和社会暴力背后的社会动因。“大庄园制度和农民社群不再是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第395页)“作为农村与巨大的城市市场及国际销售渠道逐渐结合的结果，农业的资本化采取了广泛的形式，它不仅促使了新型的大中型农场和牧场的出现，而且也促使了传统的农民家庭生产单位的变革”；与国家的活动有关，出于把国家机器与社会整体连接在一起的目的，“国家从一个软弱的、经常被动的角色，发展到能够制定出一个或一系列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它们有时是成功的，有时是失败的)”。(第396页)
另外，对于6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左派社会地位的变迁，作者认为与经济发展、天主教的影响、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较量的结果：二战后拉丁美洲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急剧城市化和地区阶级结构上的深刻变化；一直是共产主义死对头的天主教会重新解释了其社会咨文，在某种程度上使它在有些国家中不但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组织上向左派靠拢；自1964年巴西政变以来，一系列军事政变把军政府推上历史舞台，它们遵循左派势力是国家主要敌人的国家安全观念，主张对经济和政治秩序进行全面调整。(第217页)
对照英文版，笔者想指出中文版的一些不足。第一，也许是由于时间仓促，在页码编排上存在失误：第129～172页的内容(含“财源的支配”等)被安排在第2章，其实是第1章的内容。第二，在翻译方面，有些句子不仅太长，还不太通顺、流畅，用词方面有些艰涩，要来回读几遍，才勉强明白要表达的意思，这主要是由于意译不到位且直译较多的缘故。第三，书中错别字较多，例如，“妨碍”一词写成“防碍”(第392页)，基本用语“印第安”居民写成“印地安”(第429页)；还有诸如“削弱”写成“消弱”等词语，不再一一指出。当然，作为大部头的著作来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抹去这些小细节，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教科书和拉丁美洲研究学者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