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潘迎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3年01期第114～117页
【作者简介】潘迎春，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2002年10月12-15日，由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和《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世界历史》杂志主编武寅研究员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应邀出席会议的40多位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新闻出版单位，知名世界史学者齐世荣、马克垚、刘家和、庞卓恒、王敦书先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新世纪我国世界史学界召开的首次以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世界史学界的群贤毕至，济济一堂，畅所欲言。与会代表围绕学科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诸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有以下问题。
一、学科定位问题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世界史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武寅研究员作了系统发言。她认为，在经济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门庭若市、而历史学科相对冷清的情况下，我们一是要保持平和心态，要有为历史科学献身的精神，并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二是要积极回应社会各层次的需求，尝试新的途径。我们的学科定位应是保持基础学科传统，积极回应外界的冲击，普及世界史知识，主动出击，发挥世界史学科应有的作用。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呼吁世界史工作者要研究社会关注的新问题、大问题，如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考察、二战后通俗文化的兴起及影响等。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认为历史学科具有记忆功能、反思功能和爱国主义功能，历史不为人服务、不为时代服务就会失去其功能。《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赵文洪呼吁广大史学工作者关心世界史学科建设，准确了解社会的需要，关注各学科对世界史学科的渗透，努力争取社会各界对世界史学科的了解和支持，要积极主动地把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影响社会，振兴世界史学科。四川大学何平教授介绍了台湾学者对世界史研究的社会功能的看法：世界史的研究关系到一个民族正确的世界观的形成，在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有全球的世界观，这个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世界史研究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比较，能够更好地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能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有助于我们形成优雅的人文素质。与会者还认为世界史学科在面向现实、服务社会的同时，还应注重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北京大学高毅教授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太务实，人文科学是一种长时段的精神建设，史学成果对社会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是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史学工作者应有远见，有胸襟。
二、世界史体系问题
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先生认为研究世界史问题需要有体系，世界史研究可着重研究规律性的问题，如先进变落后的问题，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变化，全球化的规律等。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则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进入近代后，全球的共同趋势是现代化，应以现代化为基本出发点，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新学科体系，既符合时代需要，也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既有时代性，也有历史性。中国当前的主题是现代化，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苏联体系曾对中国学科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涵盖妇女史、环境史等分支学科。他认为中国世界史学科有三个倾向或基本观点：以经济、社会变化为主题的传统观点、吴于廑先生倡导的整体世界观、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发展观，实际上后两种世界史观是相通的，从分散到整体以至现代化，代表同一种发展方向，而以社会经济变化为指导的传统世界史观带有苏联体系的烙印，需要重新构建。他的现代化世界史体系引起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刘北成教授认为现代化史观与整体史观具有重大差别，以现代化为主线，将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集中于发达国家，忽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的片面性必将制约全球史观的形成。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支持刘教授的观点，认为建立体系有统一结论之嫌，历史研究应鼓励多种解释，不宜有太多的结论和规律，否则历史学的任务就过于沉重。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指出科学无权威，不要忙着建立体系，世界的历史往往不是用一种理论就可以全面概括或解释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弄清事实。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认为不一定只有一个体系，大家可以兼容并蓄，鼓励百花齐放，可以从全球化的视角，也可从其他视角，如全球史观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要站在世界看中国。齐世荣先生认为目前不宜提倡构建体系，因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微观研究的基础尚不具备。
三、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如何处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又一重要话题。武汉大学刘景华教授认为世界史研究应扬长避短，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和史料不足为其“短”，且一时难以弥补，拼史料、搞微观实证研究的难度很大；中国学者的长处在于理论分析，在于历史解释。因此中国学者要以历史解释之长弥补实证研究和史料之短，不必拘泥于史料。对此“扬长避短”论，与会学者们展开激烈的讨论。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认为世界史研究需要强调世界整体考察和抽象思维，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文明比较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的经济—社会史研究、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从人性角度解释世界，都可以自成体系；但同时还应加强地区、国别史研究，并逐步解决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复旦大学黄洋教授认为建设古典学要从希腊文入手进行史料研究，要拼文献。北京大学马克垚先生指出研究问题必须从原始史料出发，同时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要批判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先生强调在进行世界史研究时，一定要注重三个必要的张力：世界史与国别史之间的张力、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注重传统与革新的关系。北京大学高毅教授认为实证研究不能丢，史学的灵魂在实证，在大胆假设之时，要小心求证。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认为要重视微观研究，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可以用宏观的眼光做微观研究，以小见大。
武汉大学陈勇教授认为历史学的理论思维不够突出，需要吸收相邻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推动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和学科交叉。他介绍了国际史学界在学科交叉和比较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学术发展动态，认为学科交叉将有助于世界史学科发展，不仅促使新的研究专题出现，而且可以重新认识一些传统问题；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本土优势，进行中西比较。但他同时又强调首先要坚守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属性，不能因学科交叉而失去历史本身的特性，要在实证的基础上推进学科交叉。他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认为强调中国人研究世界史要有自己本国史的深厚底蕴和中西贯通的开阔视野，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虽在语言文化上不具备西方学者所具有的优势，但可以发挥自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做好中国史的基础上更好地做世界史。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也强调在世界史研究中要特别注重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结合，他以雷海宗、吴于廑、刘家和三位先生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之间的转换为例，说明要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认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应有效利用本土资源，如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文献资源，以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为重要参照来进行资料的选取、选题和研究，从而形成本土特色。但他也指出比较研究要谨慎，有些方面不具有可比性，要找准比较点。北京大学马克垚先生主张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要能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但他也语重心长地指出，青年同志不宜多做比较研究，因为未达到中西贯通水平。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认为目前进行中西比较的条件尚不具备，还是应以西学为本。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在谈及文明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研究的对象不同，不能用文明史研究取代世界史研究；在进行全球史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国别史研究，国别史的深入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基础，而加强本体的研究是繁荣国别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研究美国历史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四、人才培养问题
世界史人才培养是关系到世界史研究能否薪火相传的关键问题，也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人才培养方面，代表们提出了如何培养适应21世纪的世界史学科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勇气的人才问题，一致认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训练以及对历史学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认为要注重培养学生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基本知识和运用基本方法；面对市场的冲击，要继续强调打好基础，不能急功近利，不应提倡本科生阶段发表文章；要培养学生严肃的学术精神和创新精神，戒除浮躁心理。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学报编辑的经验，建议加强理论的基础知识训练，认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是史论结合，理论与宽广的知识相结合。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指出，教师要教会学生进行独立的学习和有创造性的研究，包括要求学生遵守学术道德，了解学术规范及学术规范的具体技术规定等；学习世界史，要有献身学术的精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学术心态，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教师本身的要求。在目前的管理体制、学术评估体制存在各种问题的情况下，更要坚持下去。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建议培养世界史人才应从本科生开始，各校应设世界史专业基地班，从一年级起使用原版教材；争取各方的支持，使世界史的研究生专业设置趋于合理。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认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的培养标准，本科阶段是大众教育阶段，其功能是传授知识，不是创新、研究；教材建设上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既培养专才，也培养通才；教材建设还要做到内容新(反映本学科最新的科研成果)、水平高(编写水平高，取材好，文字表述好，编辑出版装帧水平高)、实用性强(为现实服务)。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强调在世界史教学中，要强化世界史专业的特色，注重语言的多样性。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还建议对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要保证多数人实行公费培养，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学习和从事世界史专业工作。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向荣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世界史试验班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注重提高本科学生的外语能力，在加强英语教学的同时开设法语作为必修的第二外语；系统引进国外著名大学的原版教材，使学生在掌握国外世界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尽快提高专业英语的阅读能力；由学有专长的教师开设经典导读课程，同时设立学生必读书库，鼓励学生多读书，打好史学基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并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试验班还成建制地聘请了国内世界史专家学者来武汉大学讲学，并计划从明年开始聘请一批国际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定期来校讲学。这些措施实行三年来已初见成效。武汉大学历史系在世界史教学方面所进行的教学改革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浓厚兴趣，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无不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寄予厚望，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分析了世界史学科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发出了呼吁。他指出，进入90年代后，作为基础学科的世界史严重萎缩，如教学科研队伍严重减员，同80年代中期相比，减员达60%-80%，以至于有个别重点大学连世界通史课程都开不完整。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生学位点由3个合并为1个后，在历史学科中，世界史只占1/8，导致世界史发展空间太窄，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他发出呼吁，加强和发展世界史学科，就要做到：其一，树立世界史在基础学科中重点发展的观念。其二，为世界史学科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世界史应成为历史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并同时应拥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学位点；在专门史中，设立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世界文化史、宗教史等方向，使世界史能在众多领域全面推进，同时能培养世界史专门人才。其三，制订保护政策，加大经费投入。世界史研究主要从国外获取研究信息和原始资料，所需经费较之其他非涉外专业要多得多，因此要加大经费投入；要重视世界史学科队伍建设，出国进修要向世界史教师倾斜，职称晋升与其他专业同龄人应大致同步，岗位与编制设置应保证世界史专业发展需要。他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们的赞同。
与会代表们也指出了世界史科研中存在的问题，如大国研究得多，小国和边缘学科研究得少。即使是大国研究，如美、英，也仍然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因此，要巩固老阵地，开辟新战场。吉林大学张广翔教授和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分别呼吁要加强俄国史研究和古典学研究。会上，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之间应进行对话，还要加强与国外的联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3年01期第114～117页
【作者简介】潘迎春，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这次会议是新世纪我国世界史学界召开的首次以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世界史学界的群贤毕至，济济一堂，畅所欲言。与会代表围绕学科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诸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有以下问题。
一、学科定位问题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世界史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武寅研究员作了系统发言。她认为，在经济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门庭若市、而历史学科相对冷清的情况下，我们一是要保持平和心态，要有为历史科学献身的精神，并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二是要积极回应社会各层次的需求，尝试新的途径。我们的学科定位应是保持基础学科传统，积极回应外界的冲击，普及世界史知识，主动出击，发挥世界史学科应有的作用。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呼吁世界史工作者要研究社会关注的新问题、大问题，如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考察、二战后通俗文化的兴起及影响等。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认为历史学科具有记忆功能、反思功能和爱国主义功能，历史不为人服务、不为时代服务就会失去其功能。《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赵文洪呼吁广大史学工作者关心世界史学科建设，准确了解社会的需要，关注各学科对世界史学科的渗透，努力争取社会各界对世界史学科的了解和支持，要积极主动地把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影响社会，振兴世界史学科。四川大学何平教授介绍了台湾学者对世界史研究的社会功能的看法：世界史的研究关系到一个民族正确的世界观的形成，在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有全球的世界观，这个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世界史研究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比较，能够更好地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能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有助于我们形成优雅的人文素质。与会者还认为世界史学科在面向现实、服务社会的同时，还应注重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北京大学高毅教授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太务实，人文科学是一种长时段的精神建设，史学成果对社会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是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史学工作者应有远见，有胸襟。
二、世界史体系问题
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先生认为研究世界史问题需要有体系，世界史研究可着重研究规律性的问题，如先进变落后的问题，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变化，全球化的规律等。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则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进入近代后，全球的共同趋势是现代化，应以现代化为基本出发点，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新学科体系，既符合时代需要，也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既有时代性，也有历史性。中国当前的主题是现代化，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苏联体系曾对中国学科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涵盖妇女史、环境史等分支学科。他认为中国世界史学科有三个倾向或基本观点：以经济、社会变化为主题的传统观点、吴于廑先生倡导的整体世界观、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发展观，实际上后两种世界史观是相通的，从分散到整体以至现代化，代表同一种发展方向，而以社会经济变化为指导的传统世界史观带有苏联体系的烙印，需要重新构建。他的现代化世界史体系引起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刘北成教授认为现代化史观与整体史观具有重大差别，以现代化为主线，将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集中于发达国家，忽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的片面性必将制约全球史观的形成。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支持刘教授的观点，认为建立体系有统一结论之嫌，历史研究应鼓励多种解释，不宜有太多的结论和规律，否则历史学的任务就过于沉重。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指出科学无权威，不要忙着建立体系，世界的历史往往不是用一种理论就可以全面概括或解释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弄清事实。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认为不一定只有一个体系，大家可以兼容并蓄，鼓励百花齐放，可以从全球化的视角，也可从其他视角，如全球史观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要站在世界看中国。齐世荣先生认为目前不宜提倡构建体系，因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微观研究的基础尚不具备。
三、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如何处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又一重要话题。武汉大学刘景华教授认为世界史研究应扬长避短，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和史料不足为其“短”，且一时难以弥补，拼史料、搞微观实证研究的难度很大；中国学者的长处在于理论分析，在于历史解释。因此中国学者要以历史解释之长弥补实证研究和史料之短，不必拘泥于史料。对此“扬长避短”论，与会学者们展开激烈的讨论。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认为世界史研究需要强调世界整体考察和抽象思维，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文明比较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的经济—社会史研究、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从人性角度解释世界，都可以自成体系；但同时还应加强地区、国别史研究，并逐步解决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复旦大学黄洋教授认为建设古典学要从希腊文入手进行史料研究，要拼文献。北京大学马克垚先生指出研究问题必须从原始史料出发，同时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要批判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先生强调在进行世界史研究时，一定要注重三个必要的张力：世界史与国别史之间的张力、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注重传统与革新的关系。北京大学高毅教授认为实证研究不能丢，史学的灵魂在实证，在大胆假设之时，要小心求证。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认为要重视微观研究，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可以用宏观的眼光做微观研究，以小见大。
武汉大学陈勇教授认为历史学的理论思维不够突出，需要吸收相邻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推动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和学科交叉。他介绍了国际史学界在学科交叉和比较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学术发展动态，认为学科交叉将有助于世界史学科发展，不仅促使新的研究专题出现，而且可以重新认识一些传统问题；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本土优势，进行中西比较。但他同时又强调首先要坚守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属性，不能因学科交叉而失去历史本身的特性，要在实证的基础上推进学科交叉。他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认为强调中国人研究世界史要有自己本国史的深厚底蕴和中西贯通的开阔视野，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虽在语言文化上不具备西方学者所具有的优势，但可以发挥自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做好中国史的基础上更好地做世界史。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也强调在世界史研究中要特别注重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结合，他以雷海宗、吴于廑、刘家和三位先生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之间的转换为例，说明要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认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应有效利用本土资源，如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文献资源，以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为重要参照来进行资料的选取、选题和研究，从而形成本土特色。但他也指出比较研究要谨慎，有些方面不具有可比性，要找准比较点。北京大学马克垚先生主张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要能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但他也语重心长地指出，青年同志不宜多做比较研究，因为未达到中西贯通水平。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认为目前进行中西比较的条件尚不具备，还是应以西学为本。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在谈及文明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研究的对象不同，不能用文明史研究取代世界史研究；在进行全球史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国别史研究，国别史的深入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基础，而加强本体的研究是繁荣国别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研究美国历史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四、人才培养问题
世界史人才培养是关系到世界史研究能否薪火相传的关键问题，也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人才培养方面，代表们提出了如何培养适应21世纪的世界史学科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勇气的人才问题，一致认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训练以及对历史学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认为要注重培养学生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基本知识和运用基本方法；面对市场的冲击，要继续强调打好基础，不能急功近利，不应提倡本科生阶段发表文章；要培养学生严肃的学术精神和创新精神，戒除浮躁心理。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学报编辑的经验，建议加强理论的基础知识训练，认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是史论结合，理论与宽广的知识相结合。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指出，教师要教会学生进行独立的学习和有创造性的研究，包括要求学生遵守学术道德，了解学术规范及学术规范的具体技术规定等；学习世界史，要有献身学术的精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学术心态，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教师本身的要求。在目前的管理体制、学术评估体制存在各种问题的情况下，更要坚持下去。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建议培养世界史人才应从本科生开始，各校应设世界史专业基地班，从一年级起使用原版教材；争取各方的支持，使世界史的研究生专业设置趋于合理。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认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的培养标准，本科阶段是大众教育阶段，其功能是传授知识，不是创新、研究；教材建设上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既培养专才，也培养通才；教材建设还要做到内容新(反映本学科最新的科研成果)、水平高(编写水平高，取材好，文字表述好，编辑出版装帧水平高)、实用性强(为现实服务)。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强调在世界史教学中，要强化世界史专业的特色，注重语言的多样性。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还建议对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要保证多数人实行公费培养，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学习和从事世界史专业工作。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向荣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世界史试验班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注重提高本科学生的外语能力，在加强英语教学的同时开设法语作为必修的第二外语；系统引进国外著名大学的原版教材，使学生在掌握国外世界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尽快提高专业英语的阅读能力；由学有专长的教师开设经典导读课程，同时设立学生必读书库，鼓励学生多读书，打好史学基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并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试验班还成建制地聘请了国内世界史专家学者来武汉大学讲学，并计划从明年开始聘请一批国际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定期来校讲学。这些措施实行三年来已初见成效。武汉大学历史系在世界史教学方面所进行的教学改革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浓厚兴趣，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无不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寄予厚望，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分析了世界史学科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发出了呼吁。他指出，进入90年代后，作为基础学科的世界史严重萎缩，如教学科研队伍严重减员，同80年代中期相比，减员达60%-80%，以至于有个别重点大学连世界通史课程都开不完整。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生学位点由3个合并为1个后，在历史学科中，世界史只占1/8，导致世界史发展空间太窄，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他发出呼吁，加强和发展世界史学科，就要做到：其一，树立世界史在基础学科中重点发展的观念。其二，为世界史学科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世界史应成为历史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并同时应拥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学位点；在专门史中，设立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世界文化史、宗教史等方向，使世界史能在众多领域全面推进，同时能培养世界史专门人才。其三，制订保护政策，加大经费投入。世界史研究主要从国外获取研究信息和原始资料，所需经费较之其他非涉外专业要多得多，因此要加大经费投入；要重视世界史学科队伍建设，出国进修要向世界史教师倾斜，职称晋升与其他专业同龄人应大致同步，岗位与编制设置应保证世界史专业发展需要。他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们的赞同。
与会代表们也指出了世界史科研中存在的问题，如大国研究得多，小国和边缘学科研究得少。即使是大国研究，如美、英，也仍然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因此，要巩固老阵地，开辟新战场。吉林大学张广翔教授和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分别呼吁要加强俄国史研究和古典学研究。会上，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与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之间应进行对话，还要加强与国外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