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云端里的维利·勃兰特
迈克尔·施密特-克林根贝格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3年01期第58～64页
【英文标题】Michael Schmidt-Klingenberg
【作者简介】[德]
选自德国《明镜》周刊2002年第41期
在选举日前一天的傍晚，总理就已经知道他将获胜，尽管当时心里仍充满了疑虑。这 一消息是埃姆尼德和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机构经过秘密民意测验得出结果后报告给他的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负责人在周日傍晚将竞选的首次推算结果用电话通知呆在家 里的勃兰特时，勃兰特表现得非常镇静：“是，是，是的，确凿无疑吗?是，好的，非 常感谢。”
1972年11月19日是维利·勃兰特人生中的一个巅峰，也是德国社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巅 峰：德国社民党以45.8的选票第一次在联邦议院中组成了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还从来 没有在联邦议院的选举中取得过如此巨大的胜利，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重现过这样的胜 利。在总理别墅举行的庆贺晚会上，美国参议员特德·肯尼迪说：“这是一位伟人。”
勃兰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次胜利是在面对背信弃义和怯懦沮丧的情况下取得 的，尤其是在面对巴泽尔和施特劳斯拥有大笔金钱的情况下取得的。”
很显然，德国人赞同勃兰特的东部政策，但主要看重的还是这位总理本人。街头巷尾 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选择维利”、“支持维利”。
不过，德国社民党的政治生涯也随着这次胜利而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勃兰特最亲密的 同伴和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说，“从此就开始走下坡路。”
勃兰特于1992年10月8日去世。在他去世10年后的今天，他复杂个性中的阴暗面已在党 内人士的记忆中逐渐淡化，而留下的只是德国社民党自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以来最 伟大人物的形象。
周年纪念日的系列纪念活动于纪念日前夕在勃兰特故乡的吕贝克市大剧院开始举行。 在1965年、1969年和1972年的竞选中率领德国知识界支持维利的京特·格拉斯(Jünter Grass)在发言中希望21世纪的德国社民党继续坚持勃兰特晚期提出的理想：建立一种 社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社会党国际的目标。
在柏林，社民党也在纪念日当天举行了一场大弥撒：联邦总理施罗德于上午9时在采伦 多夫公墓勃兰特的墓前敬献了花圈。施罗德在竞选之前就已定下了这项日程——无论如 何，他在10月8日仍将是看守内阁的总理。傍晚，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已经合二为 一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基金会发表了纪念演说。
早在竞选中，施罗德就明确表示要继承勃兰特的遗志。勃兰特在1987年德国社民党党 代会上作告别演说时就曾声称，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出身于工人阶级、成长于工人运动中 的主席，而他的党内接班人却也公开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工人的儿子，并补充说，“勃兰 特的推测被否定了。以此来否定德国保守派的掌权要求，这就是我的自我认识的一部分 。”
施罗德在竞选前就已经预感到，就像勃兰特在1972年击败基民盟候选人赖内尔·巴泽 尔(Rainer Barzel)一样，他将在不利的情势下击败挑战者，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善于博 取别人同情的人。
现在，勃兰特20年前的理想变得现实了，《每日镜报》评论道：“左翼通过结盟形成 了多数。”而《经济周刊》则在某种程度上悲观地评论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这一结 构上的多数在柏林的右翼的眼里和在波恩的左翼眼里是不一样的。”
在竞选口号方面，德国社民党在竞选宣传运动的关键阶段改变了30年来的目标。勃兰 特时期的口号是“建立现代的德国”，而施罗德的口号是“为了一个现代的德国”。19 72年，自称无祖国的勃兰特宣称，我们德国人会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而施罗德在竞 选前不久也选择了“德国道路”方式。
祭起勃兰特的大旗，也许会使德国社民党的某些传统价值观重新深入到选民的意识之 中。这些传统价值观，如“社会正义”，在施罗德执政时期似乎遭到了排斥，而保守派 候选人却甚至威胁要将这些价值观占为己有。
不过，打出勃兰特的旗子也给施罗德平添了某种压力。他能不能为德国社民党指点明 确的未来方向?他能否像首位社民党联邦总理那样以历史性的步伐使德国走上新的道路 ——这次不是在对外政策上，而是在对内政策上?继承遗志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 因为施罗德的内部改革——像勃兰特制定的东部政策一样重要——已经陷入半途而废的 境地。
施罗德十分希望适度地去改造勃兰特这个典型榜样。迟疑、疑虑和矛盾不是施罗德的 为人处世方式。他已经几近于成为一个一心想取得对他人，尤其是对党内反对派控制权 的人。他用巨大的成功来印证勃兰特在1987年卸去德国社民党主席职务时说的话：“权 力也许会损害个性——但在我的印象里，软弱无能同样也会损害个性。”
但是，对于如今的社民党人来说，还能不能纯粹去求助于勃兰特，而不用把自己的观 念赋予勃兰特呢?德国社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始终记得勃 兰特1992年9月在病榻上所作的遗嘱：“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力量，要意识到任何时候 都应由你们自己去做出解答，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必须掌握新情况。”蒂尔泽解释道： “就这一意义而言，继承维利·勃兰特的遗志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思考和行动” 。这说得完全不错——但还不足以指明方向。于是，政治家成了雕像，就像勃兰特当总 理时经常自我感觉到的那样。
作为政界元老，勃兰特在1974年卸去总理职务后的年头里充当了里程碑式的人物：198 2/1983年裁军讨论中坚持和平运动的一位重新显得年轻的勇士；一位为世界的未来绞尽 脑汁的世界政治家——南北委员会的主席；一位无可争议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手—— 社会党国际主席。
他成了受各个党派敬重和拥戴的爱国主义者。赫尔穆特·科尔是最后来探望病中的勃 兰特的人之一，病危的勃兰特为了“他的联邦总理”而在波恩的家里重新穿起了礼服。
德国分裂状态的突然结束令勃兰特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对柏林墙的拆 除并不感到满足。当时正在勃兰特身边的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 勃兰特的党内接班人——描述道：他在联邦议院当夜的会议上含泪唱起了“统一、权利 和自由”那首歌，引起了全场轰动。勃兰特所说的“从现在起重新统一，休戚与共”成 了对所有德国人的提醒、警告和希望。
但对勃兰特的纪念很快就被冷漠的乌云所笼罩。勃兰特神秘而矛盾的政治家形象仍只 是停留在延续至今但却无变化的勃兰特式的恳请上。在2002年年初的民意调查中，33% 的德国人将维利·勃兰特视为理想的政治家，仍然领先于康拉德·阿登纳(29%)，但却 落后施罗德5个百分点。
在勃兰特执政时期担任部长的福格尔认为，勃兰特具备了“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非同 寻常的各种素质：权力意识、道德、敏感、诚信、魅力。”但勃兰特之所以孜孜不倦追 求这些素质，是因为他在坚定维护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基本价值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他的 弱点和不足，包括他偏爱漂亮女性的弱点。维利·勃兰特仇视每一个称其别名“弗拉姆 ”的人，包括曾经故意以此戏弄他的阿登纳，一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本：曾经抵制住了 纳粹专制的威逼利诱，而大多数的德国人则曾经屈服这种淫威；二来是因为他具有雄辩 的口才和非凡的处世能力，这要归功于他曾经被迫移居国外的经历。
在庸俗和乌烟瘴气的阿登纳时代，赫尔伯特·弗拉姆的私生子背景，以及曾经持有挪 威护照和在挪威服役的经历，都被看作是红色总理候选人历史不清白的证据。不过勃兰 特自己也曾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没有父亲的痛苦，他把吕贝克称为“我的母亲城市” 。20岁不到的玛尔塔·弗拉姆(Martha Frahm)最初孤身抚养着1913年12月18日出生的赫 伯特·恩斯特·卡尔，她作为消费合作社的售货员，去上班时只得把小孩托付给一位邻 居照料，直到祖父路德维希·弗拉姆(Ludwig Frahm)——以前是农民，后来成为卡车司 机——于1918年从战场上回来，才把孙子接到了身边。
关于生身父亲，勃兰特后来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他在75岁时以怨恨的口吻写道：“他 显然不想知道我怎样，所以我后来也就认为再去寻找父亲的踪迹是不妥当的。”勃兰特 在1948年第一次写信向母亲问起生身父亲的姓名，因为重新入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需要作出书面陈述。收到的回复是一张小纸片，上面寥寥几个字：汉堡的约翰·默勒 (John M
ller)。至于父母两人是怎样和在哪里结识的，勃兰特没有问，他母亲也没 有说。
直到1961年，一位自称勃兰特堂兄弟的不知名者向已经成为总理候选人的勃兰特透露 了他父亲的一点信息：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在 纳粹时期从事打字员工作，1958年去世，对他儿子的平步青云没有一点预感。
祖父和母亲一直不愿向年轻的勃兰特提起其余的家庭关系，勃兰特曾经说过，“我在 青年运动中，在德国社民党的社会主义工人青年(SAJ)中找到了我的家。”勃兰特15岁 就担任了“卡尔·马克思”组织的主席，16岁便提前加入了德国社民党。他除了对党和 社会主义感兴趣之外，更令他感兴趣的是漂亮的美女。SAJ的青年人经常抱怨，因为勃 兰特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一位女性亲吻。勃兰特当时的副手布鲁诺·勒默尔(Bruno R?mer)后来也这么说：“他就是如此，作为无家可归的青年，他对爱情的需求是无法 满足的。”
勃兰特1982年在撰写回忆录时曾经这样描述1930～1950年他在战后的柏林进入党内高 层之前的早年经历：“激进和自由”。不过，SAJ确实比德国社民党更激进和自由，并 在差不多一年后脱离了德国社民党，因为在勃兰特和工人青年组织的许多人看来，德国 社民党过于懦弱和妥协。
当几位被排挤出德国社民党领导层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左翼社会主义团体—— 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后，勃兰特同工人青年组织中来自吕贝克的许多成员便加入 了该党。但该党参加竞选的结果惨不忍睹，因为该党在吕贝克除了登记在册的党员外， 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选民了。
改换门庭让18岁不到的勃兰特付出了某些代价：他同德国社民党报纸《吕贝克人民使 者》的合作，同第一位慈父般的支持者、德国社民党吕贝克的负责人、《人民使者》的 主编尤利乌斯·莱伯(Julius Leber)的友谊。后来的抵抗战士当时就是以莱伯为榜样的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比当主编和国会议员更高的人生目标。”
勃兰特在1982年写道，回首往事，建立左翼社会党是一个“政治错误”。对于勃兰特 今后的政治生涯来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资格虽然给他带来了无数的指责，被右翼 说成是“共产党人”，但在激进的学生运动和和平运动中，他却赢得了信赖。他自信地 表示：“对决意退出的立场用不着表示歉意。”
勃兰特把流亡的原因也归咎于党。在希特勒掌权后，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想方设 法从国外支持德国国内的地下活动。战后，勃兰特极力解释，他是作为“政治难民”而 不得不离开德国的，决不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去国外的。在遭政治流亡者反对的环 境中，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 曾煽动性地质问勃兰特“在外”12年究竟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做什么。”
另一方面，流亡又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勃兰特非常迅速地把挪威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 。他早在流放之前就想好了维利·勃兰特这个“富有战斗气息的名字”。他不久便精通 了挪威人所讲的语言，以致于到了其他国家后被当作了挪威人。他甚至可以为挪威工会 的出版物及荷兰和瑞典的报刊撰写文章，以此获取报酬。
勃兰特在吕贝克时期的女友、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和售货员格特鲁德·迈尔(Gertrud Meyer)也追随勃兰特来到了奥斯陆，给性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当秘书。两 位年轻人不久就共同拥有了一套小小的新住宅。后来变得越来越古怪的赖希把勃兰特当 作一个“充满激情和富于想象的交谈伙伴”，一起讨论“政治、文学和性行为”。
除了极有规律的流放生活，勃兰特还充满激情地冒险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展政治活动 。1936年，柏林的一批党内同志在“地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用它来指称德 国首都——秘密聚会。勃兰特以挪威大学生的身份用密写墨水撰写了他提交给巴黎中心 支部的报告——地下工作的生活是艰辛的：“没有性，没有酒。”
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勃兰特派往巴塞罗那，同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西班牙的“兄弟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建立联系。在战后德国的大选宣 传中，勃兰特成了“红色阵营的斗士”，但他从来没有拿起过一件武器，他只是使用他 的打字机。
流放——勃兰特在挪威被占领后于1940年到了瑞典——对年轻的激进分子勃兰特来说 也是一次学习社会主义的好时机。流放期间积累的经验使他最终重新投入社民党的怀抱 ，因为挪威的工人党DNA原本同勃兰特所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抱有相似的激进理想，但 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渐转向追求一种全民的和议会的社会主义。
亲历了柏林和巴塞罗那的议会党团分裂，勃兰特开始疏远社会主义工人党。1944年10 月，他同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一起投向德国社民党。
勃兰特传的作者彼得·梅泽伯格(Peter Merseburger)说，在3年半的调查研究期间， 最令勃兰特感到惊讶的是，政治家怎么都早就想到过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经 过了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勃兰特始终小心翼翼保存着经他之手的东西，那怕是一张小小 的纸片。
持挪威护照的勃兰特极力支持西德的社民党主席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重 建德国”的主张。不过，他拒绝参加家乡吕贝克的市长竞选——他再也不愿呆在地方上 ，而是想到中央去施展才华。
1947年夏，勃兰特获得了一次直接同汉诺威德国社民党权力机关进行接触的机会：进 入德国社民党驻柏林办事机构。勃兰特接受了，并有意地对德高望重的德国社民党主席 舒马赫强调：“我保留我自己尽力思考新问题的权利。”
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但健康状况遭到了严重损害的战后首任社民党主 席根本就不喜欢具有独立意识和激进背景的勃兰特。“狂热造成的盲目性使他坚持曾经 作出的每一项决定，也决定了他的讲话方式和对观点的强调——我不能说，我同舒马赫 在性格上是相近的。”
可勃兰特却在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那里找到了安全感，罗伊特是苏联占领 柏林时期的柏林市长，他同勃兰特一样，也是一位流亡者，他因一次大战后曾短暂担任 过德国共产党总书记而时常被称为“共产党人”。罗伊特也很有耐心，听得进不同的甚 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意识到作为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肯定具有各种为人处世方面的局限性 ，他称赞勃兰特：“他是我在同社民党领导接触中给我体会最深的人。”
在早期的德国社民党生涯中，勃兰特经常产生一种感觉，“相比要求我的，我能作出 更大的贡献”。他自1949年起便担任柏林联邦议院议员，从1950年起又担任柏林众议院 的议员。但他当时只是在党内以善辩者而出名，直到1956年11月在反对苏联镇压匈牙利 事件的示威游行中，才在柏林作为政治家冒了出来。
部分的示威者准备从市政厅所在的舍讷贝格街前往苏联大使馆，而戒备森严的军警则 等候在勃兰登堡门，两旁的岔道上停着苏军的坦克。勃兰特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局面： “一旦苏联卷入，那就将意味着一场战争。”当社民党的领导还在为此喋喋不休时，勃 兰特马上就来到了示威者中间，并让游行队伍掉头西行。在他的领导下，示威者和警察 都平静了下来。
勃兰特在大规模示威游行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气质，包括在直接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值得 赞赏的冷静，不久便被传为奇谈。勃兰特能以独特的方式看穿他面前的人在想什么，并 自信地对他们发表演讲。在开怀畅饮的场合，他会接连不断地讲些幽默的笑话；而在有 别人在场时，他则会同易激动的相识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勃兰特自称“无家可归的青年”，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称的，这或许可能使他在个人 交往时感到害羞和为难，但在公众面前却并非如此。但在奥斯陆同威廉·赖希的交往并 没有促使他设法去依靠心理分析来“消除童年时期的问题”：“即使没有这种帮助，我 也能经受住生活的考验。”
不过，同女性交往就不那么简单了。勃兰特吕贝克时期的女伴格特鲁德·迈尔痛苦地 同他分了手，并在1939年作为赖希的助手去了美国。在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勃兰特 同一位比他大9岁、并希望同勃兰特生一个小孩的挪威知识女性卡洛塔·托基尔森(Carlota Thorkildsen)组建了家庭——“一个躲避意外事件的港湾”。但却没有维持多 久，究竟是像勃兰特自己所说的，是因为政治活动太多，私下相聚的时间太少?还是像 夫妇俩的一位朋友所认为的，是因为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女性要求太高?
可以肯定的是，年轻的丈夫和父亲1943年底在斯德哥尔摩恋上了挪威的女社会主义者 鲁特·伯高斯特(Rut Bergaust)。鲁特此时已经有一个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丈夫——他 后来在1946年去世。浪漫曲呈现了一个曲折的开头。鲁特回忆道：“维利左右为难，拿 不定主意，”他一会儿离开卡洛塔，一会儿又重新回到她那里。勃兰特在写给鲁特的信 里也表示，他担心婚姻关系对他特别不适应；“很显然，谁都应该去适应对方，但却始 终不成功，最后只得放弃。”
但勃兰特在1948年还是娶了“来自哈马尔的工人之女，我非常感谢她——不仅仅是因 为我们共同生活了35年(抚养了3个儿子)”——1982年，勃兰特曾经这样评价过鲁特， 而当时他早就另有新欢：德国社民党新闻处的一位年轻金发女郎。
勃兰特留在柏林和西德的日子，是其政治生涯的关键时期，此时的鲁特和维利在公众 眼里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一对。鲁特这位富有天赋的第一夫人以其自然而坦率的天性很好 地处理了一些因丈夫的粗暴和不近人情所引起的麻烦。两位工人子女身着时髦服饰出没 于各种舞会，在西德首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是那个令人可怕又遭人唾弃的德国重 新同世界交往的新代表。
而在辉煌外表的背后，夫妇俩面临着危机和冲突，其中有一件事还在轰动一时的纪尧 姆事件之前就发展成为政治事件。波恩的议员勃兰特在50年代初同一位迷人的科隆女子 发生了非法关系。这位女子曾经是联邦议院的秘书，当时正与一位记者共同编辑出版《 波恩信息通讯》。勃兰特与这位苏珊·西弗斯(Susanne Sievers)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 的书信往来关系，两人充满激情地自称“熊”和“狮”。
苏珊·西弗斯具有一种捉摸不透的背景，在为东德秘密机构服务时叫“约翰娜”和“ 莉迪亚”，后来又成为赖内尔·巴泽尔的右翼竞选联盟“拯救自由”的工作人员。在19 61年肮脏的竞选中，一位可疑的时事评论家抛出了一本由旧书信集成的小册子，并冠以 谴责性的标题“……又是一位姑娘”。这种舆论攻势使勃兰特沮丧不已——他情愿放弃 他已担任多年的职务：现任柏林市长。
从这一“现职”开始，维利·勃兰特就进入了历史教科书之中。在他能够在德国扮演 奥斯陆流亡期间就盼望的“那个重要政治角色”之前，他不得不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1957年当选的柏林市长扮演了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是顺着阿登纳政府的路线扮演一 种冷战政客的角色，极力避免一切能导致承认东德的东西，并谴责“黑暗势力”建造柏 林墙“分裂德国”；另一方面则又扮演了一种现代政治家的角色，在德国第一个毫无顾 忌地笼络媒体。勃兰特流亡时期的朋友、后来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布鲁诺·克莱斯基当时 担心，“将声望与政治混淆或者甚至等同起来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勃兰特的竞选顾问、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竞选的专家克劳斯·许茨(Klaus Schütz)绞尽 脑汁想让参加1961年总理竞选的德国社民党候选人成为“德国的肯尼迪”。其口号是“ 抛弃政党成见，展示个人魅力”。党必须时刻意识到，没有个人的魅力，它走不了多远 。勃兰特在回德国之前就已经抛弃了他的激进社会主义信念。德国社民党只有1959年的 哥德堡纲领和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关于德国统一的认识才能媲美勃兰特的主 张。
勃兰特自己也必须完成从冷战政客到“有弹性的东部政策”的转变，对“黑暗势力” 采取新的立场。勃兰特和他的顾问、当时的市长新闻发言人巴尔都这么认为。使勃兰特 作为外交部长和联邦总理在声望上与阿登纳并驾齐驱的，是他在柏林墙建成后学会了对 东部采取缓和政策及和解立场。勃兰特同根本不存在的东德政权开始就一些“小步骤” 进行磋商，为的是至少让柏林墙建得能隔墙相望。
1962年联邦议院竞选的失败——当时面对后来以微弱多数胜出的基民盟总理路德维希 ·艾哈德(Ludwig Erhard)，社民党似乎胜券在握——使勃兰特遭受了沉重的打击。50 多岁的他对人生、对他自己的业绩产生了怀疑，并借酒浇愁。翌年秋天，勃兰特的心脏 窒息症和心情忧郁症严重发作，这又加重了勃兰特的沮丧感。勃兰特认为，这下必死无 疑了。
就在这次发病后4天，艾哈德政府却因自由民主党部长的退出而解体了。正如魏纳所预 料的，社民党最终参与执政了，尽管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大联合政府的一员。“我相信将 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这对勃兰特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任何具有“历史感”的 人来说也都有着重大意义。但勃兰特却只能有限地推行他和巴尔从东部政策和对东德新 关系中悟出的东西——基民盟/基社盟顽固地坚持其不承认主张。
但后来，勃兰特却脱掉了历史的伪装。在1969年竞选之夜，党内同仁几乎不认识他们 的维利了。勃兰特毫不迟疑和不加商讨地就利用微弱多数组成了一个社民党/自民党联 合政府。魏纳和党内的许多其他领导人却都希望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而勃兰特却有力 地抓住了成为联邦总理的机会，他三次打电话对自民党主席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说：“我们一起干”。
接下来的时期是勃兰特最辉煌的时期。他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同莫斯科和华沙签订了承 认所有边界和和放弃武力的协定，与4个同盟国签署了柏林协议，与东德达成确保西柏 林通道和与东柏林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协定。他那著名的动作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屈膝下跪；在爱尔福特旅馆窗口向高呼“维利，维利”的东德 人抚慰性地摇动手臂。
与东部保持缓和及开放(“通过接触来加以改变”)，最终为走向拆除柏林墙埋下了伏 笔。一切就像勃兰特和尼克松在1958年首次在华盛顿会晤时所预见的那样应验了。当时 勃兰特刚当上柏林市市长，尼克松则是美国的副总统，但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冷战政客。 他们都主张加强与东欧的文化交流，因为西方不必担心因此而被“毒化”，勃兰特说， “情形恰恰相反。”
当然，勃兰特作为总理在1970年后所博取到的好感同这一轻蔑的预测根本就没有什么 关系。现在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是他把政治和道德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华 沙所展现的形象。
与此同时，勃兰特成了德国社民党的象征，为学生运动中的左翼青年所敬重。在家里 ，勃兰特对两个激进的儿子也坦诚相待。大儿子彼得1968年甚至因为两次参加非法示威 集会而接受审判。现在的彼得·勃兰特是哈根函授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教授，他说，勃兰 特从不否认他自己以往的左翼社会主义经历，而且还把它当作其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实习 过程：“尽管历史背景不同，1968年之前和之中发生的事令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
不过，勃兰特很幸运，他在恰恰在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枪击案和鲁迪· 杜奇克(Rudi Dutschke)谋杀案发生之前及时离开了柏林，不必对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 承担直接的政治责任：“要不然他的公开形象将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成为激进青年的支 持者，这一点很难想象。”
1972年11月19日史无前例的竞选胜利证明勃兰特是道德论者和统一论者。但勃兰特清 楚地预感到，他最终还必须能够接受其他方面的检验。早在1969年，他就说道：“本届 政府首先应该从改革成就上来加以评判。”他的一段话概括了他对日耳曼民族推行改革 的强调：“一个发达社会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确保持久安全。”改革的范畴很快就定下了 ：税收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事业改革，教育改革，土地法改革。
然而，在1972年竞选获胜之前，勃兰特却又反过来抱怨“乱用改革概念”，并在讲到 改革结果——如企业章程法、学生事故保险、624-马克法——时比以前更为悲观。经济 的发展并不有利于开展重大的变革，失业人数直线上升。勃兰特在竞选的前期阶段已经 失去了他的有力臂膀：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经济学家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而 举足轻重的工会领导人海因茨·克隆克尔(Heinz Kluncker)现在又火上浇油，为公共服 务事业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这对经济行情和总理都是不利的。
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也包括勃兰特。不过，勃兰特以往的经历再一次令人惊奇地帮 了他的忙。议会党团领袖魏纳虽然为勃兰特进入政府铺平了道路，但流亡生涯早就使他 站在了苏联方面。1973年9月，魏纳正是在莫斯科向勃兰特发起了一轮突袭，反映了两 位完全矛盾的政治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总理喜欢洗温水浴——尤其是泡沫浴”，“ 而且总是乘第一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当着过去的共产党人，魏纳讲得更为严厉：“他 是一个叛徒”。
接着，勃兰特成了永恒的维利的厄运，他被描述为一个喜欢女人的人。当东德间谍京 特·纪尧姆于1974年4月被逮捕时，它并不是作为间谍丑闻，而是作为总理的爱情生活 提出来的。对宪法的保护使得它演绎成了一起奇特的桃色事件。60岁的勃兰特承认遭受 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但他不想对私生活中的轻率行为进行公开辩解。
5月4日和5日恰逢周末，勃兰特在巴特明斯特艾弗尔的社民党会议上宣布辞职。后来成 为接班人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当时写信给勃兰特说：“联邦总理不能 因为这些鸡毛蒜皮之事就辞职!”
这次不久便令勃兰特感到后悔的辞职使得勃兰特头上的光环变得更加绚丽：这个满怀 忧伤的人并不迷恋权力，而是更看重人性。勃兰特援引了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一句话，“从内心来看，任何生活无外乎失败的一个环节”。
勃兰特的党内同事现在更将辞职的总理动作偶像崇拜了。他们认为再也不能很快找到 像维利·勃兰特这样的人了。
维利·勃兰特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苏黎世的社民党于1964年将社民党创始人倍倍 尔的金怀表赠送给勃兰特时，勃兰特是代表德国社民党来接受这一馈赠的，并承诺将这 一无价的纪念品传给他的接班人。
很显然，合适的受赠人并没有找到。倍倍尔的怀表仍金光闪闪地躺在舍讷贝格大街柏 林市政厅的玻璃陈列柜内，躺在维利·勃兰特纪念馆内。^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3年01期第58～64页
【英文标题】Michael Schmidt-Klingenberg
【作者简介】[德]
| 【内容提要】 |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看来再也找不出像维利·勃兰特这样的人：在他逝世10年后， 仍被奉为党内的圣像。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充分展示了政治和道德特长，而作为一个人 ，却显露了一种复杂和分裂的个性。 |
在选举日前一天的傍晚，总理就已经知道他将获胜，尽管当时心里仍充满了疑虑。这 一消息是埃姆尼德和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机构经过秘密民意测验得出结果后报告给他的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负责人在周日傍晚将竞选的首次推算结果用电话通知呆在家 里的勃兰特时，勃兰特表现得非常镇静：“是，是，是的，确凿无疑吗?是，好的，非 常感谢。”
1972年11月19日是维利·勃兰特人生中的一个巅峰，也是德国社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巅 峰：德国社民党以45.8的选票第一次在联邦议院中组成了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还从来 没有在联邦议院的选举中取得过如此巨大的胜利，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重现过这样的胜 利。在总理别墅举行的庆贺晚会上，美国参议员特德·肯尼迪说：“这是一位伟人。”
勃兰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次胜利是在面对背信弃义和怯懦沮丧的情况下取得 的，尤其是在面对巴泽尔和施特劳斯拥有大笔金钱的情况下取得的。”
很显然，德国人赞同勃兰特的东部政策，但主要看重的还是这位总理本人。街头巷尾 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选择维利”、“支持维利”。
不过，德国社民党的政治生涯也随着这次胜利而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勃兰特最亲密的 同伴和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说，“从此就开始走下坡路。”
勃兰特于1992年10月8日去世。在他去世10年后的今天，他复杂个性中的阴暗面已在党 内人士的记忆中逐渐淡化，而留下的只是德国社民党自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以来最 伟大人物的形象。
周年纪念日的系列纪念活动于纪念日前夕在勃兰特故乡的吕贝克市大剧院开始举行。 在1965年、1969年和1972年的竞选中率领德国知识界支持维利的京特·格拉斯(Jünter Grass)在发言中希望21世纪的德国社民党继续坚持勃兰特晚期提出的理想：建立一种 社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社会党国际的目标。
在柏林，社民党也在纪念日当天举行了一场大弥撒：联邦总理施罗德于上午9时在采伦 多夫公墓勃兰特的墓前敬献了花圈。施罗德在竞选之前就已定下了这项日程——无论如 何，他在10月8日仍将是看守内阁的总理。傍晚，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已经合二为 一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基金会发表了纪念演说。
早在竞选中，施罗德就明确表示要继承勃兰特的遗志。勃兰特在1987年德国社民党党 代会上作告别演说时就曾声称，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出身于工人阶级、成长于工人运动中 的主席，而他的党内接班人却也公开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工人的儿子，并补充说，“勃兰 特的推测被否定了。以此来否定德国保守派的掌权要求，这就是我的自我认识的一部分 。”
施罗德在竞选前就已经预感到，就像勃兰特在1972年击败基民盟候选人赖内尔·巴泽 尔(Rainer Barzel)一样，他将在不利的情势下击败挑战者，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善于博 取别人同情的人。
现在，勃兰特20年前的理想变得现实了，《每日镜报》评论道：“左翼通过结盟形成 了多数。”而《经济周刊》则在某种程度上悲观地评论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这一结 构上的多数在柏林的右翼的眼里和在波恩的左翼眼里是不一样的。”
在竞选口号方面，德国社民党在竞选宣传运动的关键阶段改变了30年来的目标。勃兰 特时期的口号是“建立现代的德国”，而施罗德的口号是“为了一个现代的德国”。19 72年，自称无祖国的勃兰特宣称，我们德国人会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而施罗德在竞 选前不久也选择了“德国道路”方式。
祭起勃兰特的大旗，也许会使德国社民党的某些传统价值观重新深入到选民的意识之 中。这些传统价值观，如“社会正义”，在施罗德执政时期似乎遭到了排斥，而保守派 候选人却甚至威胁要将这些价值观占为己有。
不过，打出勃兰特的旗子也给施罗德平添了某种压力。他能不能为德国社民党指点明 确的未来方向?他能否像首位社民党联邦总理那样以历史性的步伐使德国走上新的道路 ——这次不是在对外政策上，而是在对内政策上?继承遗志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 因为施罗德的内部改革——像勃兰特制定的东部政策一样重要——已经陷入半途而废的 境地。
施罗德十分希望适度地去改造勃兰特这个典型榜样。迟疑、疑虑和矛盾不是施罗德的 为人处世方式。他已经几近于成为一个一心想取得对他人，尤其是对党内反对派控制权 的人。他用巨大的成功来印证勃兰特在1987年卸去德国社民党主席职务时说的话：“权 力也许会损害个性——但在我的印象里，软弱无能同样也会损害个性。”
但是，对于如今的社民党人来说，还能不能纯粹去求助于勃兰特，而不用把自己的观 念赋予勃兰特呢?德国社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始终记得勃 兰特1992年9月在病榻上所作的遗嘱：“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力量，要意识到任何时候 都应由你们自己去做出解答，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必须掌握新情况。”蒂尔泽解释道： “就这一意义而言，继承维利·勃兰特的遗志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思考和行动” 。这说得完全不错——但还不足以指明方向。于是，政治家成了雕像，就像勃兰特当总 理时经常自我感觉到的那样。
作为政界元老，勃兰特在1974年卸去总理职务后的年头里充当了里程碑式的人物：198 2/1983年裁军讨论中坚持和平运动的一位重新显得年轻的勇士；一位为世界的未来绞尽 脑汁的世界政治家——南北委员会的主席；一位无可争议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手—— 社会党国际主席。
他成了受各个党派敬重和拥戴的爱国主义者。赫尔穆特·科尔是最后来探望病中的勃 兰特的人之一，病危的勃兰特为了“他的联邦总理”而在波恩的家里重新穿起了礼服。
德国分裂状态的突然结束令勃兰特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对柏林墙的拆 除并不感到满足。当时正在勃兰特身边的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 勃兰特的党内接班人——描述道：他在联邦议院当夜的会议上含泪唱起了“统一、权利 和自由”那首歌，引起了全场轰动。勃兰特所说的“从现在起重新统一，休戚与共”成 了对所有德国人的提醒、警告和希望。
但对勃兰特的纪念很快就被冷漠的乌云所笼罩。勃兰特神秘而矛盾的政治家形象仍只 是停留在延续至今但却无变化的勃兰特式的恳请上。在2002年年初的民意调查中，33% 的德国人将维利·勃兰特视为理想的政治家，仍然领先于康拉德·阿登纳(29%)，但却 落后施罗德5个百分点。
在勃兰特执政时期担任部长的福格尔认为，勃兰特具备了“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非同 寻常的各种素质：权力意识、道德、敏感、诚信、魅力。”但勃兰特之所以孜孜不倦追 求这些素质，是因为他在坚定维护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基本价值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他的 弱点和不足，包括他偏爱漂亮女性的弱点。维利·勃兰特仇视每一个称其别名“弗拉姆 ”的人，包括曾经故意以此戏弄他的阿登纳，一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本：曾经抵制住了 纳粹专制的威逼利诱，而大多数的德国人则曾经屈服这种淫威；二来是因为他具有雄辩 的口才和非凡的处世能力，这要归功于他曾经被迫移居国外的经历。
在庸俗和乌烟瘴气的阿登纳时代，赫尔伯特·弗拉姆的私生子背景，以及曾经持有挪 威护照和在挪威服役的经历，都被看作是红色总理候选人历史不清白的证据。不过勃兰 特自己也曾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没有父亲的痛苦，他把吕贝克称为“我的母亲城市” 。20岁不到的玛尔塔·弗拉姆(Martha Frahm)最初孤身抚养着1913年12月18日出生的赫 伯特·恩斯特·卡尔，她作为消费合作社的售货员，去上班时只得把小孩托付给一位邻 居照料，直到祖父路德维希·弗拉姆(Ludwig Frahm)——以前是农民，后来成为卡车司 机——于1918年从战场上回来，才把孙子接到了身边。
关于生身父亲，勃兰特后来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他在75岁时以怨恨的口吻写道：“他 显然不想知道我怎样，所以我后来也就认为再去寻找父亲的踪迹是不妥当的。”勃兰特 在1948年第一次写信向母亲问起生身父亲的姓名，因为重新入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需要作出书面陈述。收到的回复是一张小纸片，上面寥寥几个字：汉堡的约翰·默勒 (John M
ller)。至于父母两人是怎样和在哪里结识的，勃兰特没有问，他母亲也没 有说。直到1961年，一位自称勃兰特堂兄弟的不知名者向已经成为总理候选人的勃兰特透露 了他父亲的一点信息：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在 纳粹时期从事打字员工作，1958年去世，对他儿子的平步青云没有一点预感。
祖父和母亲一直不愿向年轻的勃兰特提起其余的家庭关系，勃兰特曾经说过，“我在 青年运动中，在德国社民党的社会主义工人青年(SAJ)中找到了我的家。”勃兰特15岁 就担任了“卡尔·马克思”组织的主席，16岁便提前加入了德国社民党。他除了对党和 社会主义感兴趣之外，更令他感兴趣的是漂亮的美女。SAJ的青年人经常抱怨，因为勃 兰特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一位女性亲吻。勃兰特当时的副手布鲁诺·勒默尔(Bruno R?mer)后来也这么说：“他就是如此，作为无家可归的青年，他对爱情的需求是无法 满足的。”
勃兰特1982年在撰写回忆录时曾经这样描述1930～1950年他在战后的柏林进入党内高 层之前的早年经历：“激进和自由”。不过，SAJ确实比德国社民党更激进和自由，并 在差不多一年后脱离了德国社民党，因为在勃兰特和工人青年组织的许多人看来，德国 社民党过于懦弱和妥协。
当几位被排挤出德国社民党领导层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左翼社会主义团体—— 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后，勃兰特同工人青年组织中来自吕贝克的许多成员便加入 了该党。但该党参加竞选的结果惨不忍睹，因为该党在吕贝克除了登记在册的党员外， 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选民了。
改换门庭让18岁不到的勃兰特付出了某些代价：他同德国社民党报纸《吕贝克人民使 者》的合作，同第一位慈父般的支持者、德国社民党吕贝克的负责人、《人民使者》的 主编尤利乌斯·莱伯(Julius Leber)的友谊。后来的抵抗战士当时就是以莱伯为榜样的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比当主编和国会议员更高的人生目标。”
勃兰特在1982年写道，回首往事，建立左翼社会党是一个“政治错误”。对于勃兰特 今后的政治生涯来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资格虽然给他带来了无数的指责，被右翼 说成是“共产党人”，但在激进的学生运动和和平运动中，他却赢得了信赖。他自信地 表示：“对决意退出的立场用不着表示歉意。”
勃兰特把流亡的原因也归咎于党。在希特勒掌权后，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想方设 法从国外支持德国国内的地下活动。战后，勃兰特极力解释，他是作为“政治难民”而 不得不离开德国的，决不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去国外的。在遭政治流亡者反对的环 境中，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 曾煽动性地质问勃兰特“在外”12年究竟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做什么。”
另一方面，流亡又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勃兰特非常迅速地把挪威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 。他早在流放之前就想好了维利·勃兰特这个“富有战斗气息的名字”。他不久便精通 了挪威人所讲的语言，以致于到了其他国家后被当作了挪威人。他甚至可以为挪威工会 的出版物及荷兰和瑞典的报刊撰写文章，以此获取报酬。
勃兰特在吕贝克时期的女友、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和售货员格特鲁德·迈尔(Gertrud Meyer)也追随勃兰特来到了奥斯陆，给性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当秘书。两 位年轻人不久就共同拥有了一套小小的新住宅。后来变得越来越古怪的赖希把勃兰特当 作一个“充满激情和富于想象的交谈伙伴”，一起讨论“政治、文学和性行为”。
除了极有规律的流放生活，勃兰特还充满激情地冒险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展政治活动 。1936年，柏林的一批党内同志在“地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用它来指称德 国首都——秘密聚会。勃兰特以挪威大学生的身份用密写墨水撰写了他提交给巴黎中心 支部的报告——地下工作的生活是艰辛的：“没有性，没有酒。”
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勃兰特派往巴塞罗那，同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西班牙的“兄弟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建立联系。在战后德国的大选宣 传中，勃兰特成了“红色阵营的斗士”，但他从来没有拿起过一件武器，他只是使用他 的打字机。
流放——勃兰特在挪威被占领后于1940年到了瑞典——对年轻的激进分子勃兰特来说 也是一次学习社会主义的好时机。流放期间积累的经验使他最终重新投入社民党的怀抱 ，因为挪威的工人党DNA原本同勃兰特所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抱有相似的激进理想，但 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渐转向追求一种全民的和议会的社会主义。
亲历了柏林和巴塞罗那的议会党团分裂，勃兰特开始疏远社会主义工人党。1944年10 月，他同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一起投向德国社民党。
勃兰特传的作者彼得·梅泽伯格(Peter Merseburger)说，在3年半的调查研究期间， 最令勃兰特感到惊讶的是，政治家怎么都早就想到过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经 过了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勃兰特始终小心翼翼保存着经他之手的东西，那怕是一张小小 的纸片。
持挪威护照的勃兰特极力支持西德的社民党主席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重 建德国”的主张。不过，他拒绝参加家乡吕贝克的市长竞选——他再也不愿呆在地方上 ，而是想到中央去施展才华。
1947年夏，勃兰特获得了一次直接同汉诺威德国社民党权力机关进行接触的机会：进 入德国社民党驻柏林办事机构。勃兰特接受了，并有意地对德高望重的德国社民党主席 舒马赫强调：“我保留我自己尽力思考新问题的权利。”
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但健康状况遭到了严重损害的战后首任社民党主 席根本就不喜欢具有独立意识和激进背景的勃兰特。“狂热造成的盲目性使他坚持曾经 作出的每一项决定，也决定了他的讲话方式和对观点的强调——我不能说，我同舒马赫 在性格上是相近的。”
可勃兰特却在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那里找到了安全感，罗伊特是苏联占领 柏林时期的柏林市长，他同勃兰特一样，也是一位流亡者，他因一次大战后曾短暂担任 过德国共产党总书记而时常被称为“共产党人”。罗伊特也很有耐心，听得进不同的甚 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意识到作为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肯定具有各种为人处世方面的局限性 ，他称赞勃兰特：“他是我在同社民党领导接触中给我体会最深的人。”
在早期的德国社民党生涯中，勃兰特经常产生一种感觉，“相比要求我的，我能作出 更大的贡献”。他自1949年起便担任柏林联邦议院议员，从1950年起又担任柏林众议院 的议员。但他当时只是在党内以善辩者而出名，直到1956年11月在反对苏联镇压匈牙利 事件的示威游行中，才在柏林作为政治家冒了出来。
部分的示威者准备从市政厅所在的舍讷贝格街前往苏联大使馆，而戒备森严的军警则 等候在勃兰登堡门，两旁的岔道上停着苏军的坦克。勃兰特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局面： “一旦苏联卷入，那就将意味着一场战争。”当社民党的领导还在为此喋喋不休时，勃 兰特马上就来到了示威者中间，并让游行队伍掉头西行。在他的领导下，示威者和警察 都平静了下来。
勃兰特在大规模示威游行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气质，包括在直接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值得 赞赏的冷静，不久便被传为奇谈。勃兰特能以独特的方式看穿他面前的人在想什么，并 自信地对他们发表演讲。在开怀畅饮的场合，他会接连不断地讲些幽默的笑话；而在有 别人在场时，他则会同易激动的相识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勃兰特自称“无家可归的青年”，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称的，这或许可能使他在个人 交往时感到害羞和为难，但在公众面前却并非如此。但在奥斯陆同威廉·赖希的交往并 没有促使他设法去依靠心理分析来“消除童年时期的问题”：“即使没有这种帮助，我 也能经受住生活的考验。”
不过，同女性交往就不那么简单了。勃兰特吕贝克时期的女伴格特鲁德·迈尔痛苦地 同他分了手，并在1939年作为赖希的助手去了美国。在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勃兰特 同一位比他大9岁、并希望同勃兰特生一个小孩的挪威知识女性卡洛塔·托基尔森(Carlota Thorkildsen)组建了家庭——“一个躲避意外事件的港湾”。但却没有维持多 久，究竟是像勃兰特自己所说的，是因为政治活动太多，私下相聚的时间太少?还是像 夫妇俩的一位朋友所认为的，是因为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女性要求太高?
可以肯定的是，年轻的丈夫和父亲1943年底在斯德哥尔摩恋上了挪威的女社会主义者 鲁特·伯高斯特(Rut Bergaust)。鲁特此时已经有一个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丈夫——他 后来在1946年去世。浪漫曲呈现了一个曲折的开头。鲁特回忆道：“维利左右为难，拿 不定主意，”他一会儿离开卡洛塔，一会儿又重新回到她那里。勃兰特在写给鲁特的信 里也表示，他担心婚姻关系对他特别不适应；“很显然，谁都应该去适应对方，但却始 终不成功，最后只得放弃。”
但勃兰特在1948年还是娶了“来自哈马尔的工人之女，我非常感谢她——不仅仅是因 为我们共同生活了35年(抚养了3个儿子)”——1982年，勃兰特曾经这样评价过鲁特， 而当时他早就另有新欢：德国社民党新闻处的一位年轻金发女郎。
勃兰特留在柏林和西德的日子，是其政治生涯的关键时期，此时的鲁特和维利在公众 眼里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一对。鲁特这位富有天赋的第一夫人以其自然而坦率的天性很好 地处理了一些因丈夫的粗暴和不近人情所引起的麻烦。两位工人子女身着时髦服饰出没 于各种舞会，在西德首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是那个令人可怕又遭人唾弃的德国重 新同世界交往的新代表。
而在辉煌外表的背后，夫妇俩面临着危机和冲突，其中有一件事还在轰动一时的纪尧 姆事件之前就发展成为政治事件。波恩的议员勃兰特在50年代初同一位迷人的科隆女子 发生了非法关系。这位女子曾经是联邦议院的秘书，当时正与一位记者共同编辑出版《 波恩信息通讯》。勃兰特与这位苏珊·西弗斯(Susanne Sievers)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 的书信往来关系，两人充满激情地自称“熊”和“狮”。
苏珊·西弗斯具有一种捉摸不透的背景，在为东德秘密机构服务时叫“约翰娜”和“ 莉迪亚”，后来又成为赖内尔·巴泽尔的右翼竞选联盟“拯救自由”的工作人员。在19 61年肮脏的竞选中，一位可疑的时事评论家抛出了一本由旧书信集成的小册子，并冠以 谴责性的标题“……又是一位姑娘”。这种舆论攻势使勃兰特沮丧不已——他情愿放弃 他已担任多年的职务：现任柏林市长。
从这一“现职”开始，维利·勃兰特就进入了历史教科书之中。在他能够在德国扮演 奥斯陆流亡期间就盼望的“那个重要政治角色”之前，他不得不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1957年当选的柏林市长扮演了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是顺着阿登纳政府的路线扮演一 种冷战政客的角色，极力避免一切能导致承认东德的东西，并谴责“黑暗势力”建造柏 林墙“分裂德国”；另一方面则又扮演了一种现代政治家的角色，在德国第一个毫无顾 忌地笼络媒体。勃兰特流亡时期的朋友、后来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布鲁诺·克莱斯基当时 担心，“将声望与政治混淆或者甚至等同起来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勃兰特的竞选顾问、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竞选的专家克劳斯·许茨(Klaus Schütz)绞尽 脑汁想让参加1961年总理竞选的德国社民党候选人成为“德国的肯尼迪”。其口号是“ 抛弃政党成见，展示个人魅力”。党必须时刻意识到，没有个人的魅力，它走不了多远 。勃兰特在回德国之前就已经抛弃了他的激进社会主义信念。德国社民党只有1959年的 哥德堡纲领和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关于德国统一的认识才能媲美勃兰特的主 张。
勃兰特自己也必须完成从冷战政客到“有弹性的东部政策”的转变，对“黑暗势力” 采取新的立场。勃兰特和他的顾问、当时的市长新闻发言人巴尔都这么认为。使勃兰特 作为外交部长和联邦总理在声望上与阿登纳并驾齐驱的，是他在柏林墙建成后学会了对 东部采取缓和政策及和解立场。勃兰特同根本不存在的东德政权开始就一些“小步骤” 进行磋商，为的是至少让柏林墙建得能隔墙相望。
1962年联邦议院竞选的失败——当时面对后来以微弱多数胜出的基民盟总理路德维希 ·艾哈德(Ludwig Erhard)，社民党似乎胜券在握——使勃兰特遭受了沉重的打击。50 多岁的他对人生、对他自己的业绩产生了怀疑，并借酒浇愁。翌年秋天，勃兰特的心脏 窒息症和心情忧郁症严重发作，这又加重了勃兰特的沮丧感。勃兰特认为，这下必死无 疑了。
就在这次发病后4天，艾哈德政府却因自由民主党部长的退出而解体了。正如魏纳所预 料的，社民党最终参与执政了，尽管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大联合政府的一员。“我相信将 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这对勃兰特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任何具有“历史感”的 人来说也都有着重大意义。但勃兰特却只能有限地推行他和巴尔从东部政策和对东德新 关系中悟出的东西——基民盟/基社盟顽固地坚持其不承认主张。
但后来，勃兰特却脱掉了历史的伪装。在1969年竞选之夜，党内同仁几乎不认识他们 的维利了。勃兰特毫不迟疑和不加商讨地就利用微弱多数组成了一个社民党/自民党联 合政府。魏纳和党内的许多其他领导人却都希望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而勃兰特却有力 地抓住了成为联邦总理的机会，他三次打电话对自民党主席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说：“我们一起干”。
接下来的时期是勃兰特最辉煌的时期。他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同莫斯科和华沙签订了承 认所有边界和和放弃武力的协定，与4个同盟国签署了柏林协议，与东德达成确保西柏 林通道和与东柏林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协定。他那著名的动作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屈膝下跪；在爱尔福特旅馆窗口向高呼“维利，维利”的东德 人抚慰性地摇动手臂。
与东部保持缓和及开放(“通过接触来加以改变”)，最终为走向拆除柏林墙埋下了伏 笔。一切就像勃兰特和尼克松在1958年首次在华盛顿会晤时所预见的那样应验了。当时 勃兰特刚当上柏林市市长，尼克松则是美国的副总统，但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冷战政客。 他们都主张加强与东欧的文化交流，因为西方不必担心因此而被“毒化”，勃兰特说， “情形恰恰相反。”
当然，勃兰特作为总理在1970年后所博取到的好感同这一轻蔑的预测根本就没有什么 关系。现在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是他把政治和道德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华 沙所展现的形象。
与此同时，勃兰特成了德国社民党的象征，为学生运动中的左翼青年所敬重。在家里 ，勃兰特对两个激进的儿子也坦诚相待。大儿子彼得1968年甚至因为两次参加非法示威 集会而接受审判。现在的彼得·勃兰特是哈根函授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教授，他说，勃兰 特从不否认他自己以往的左翼社会主义经历，而且还把它当作其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实习 过程：“尽管历史背景不同，1968年之前和之中发生的事令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
不过，勃兰特很幸运，他在恰恰在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枪击案和鲁迪· 杜奇克(Rudi Dutschke)谋杀案发生之前及时离开了柏林，不必对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 承担直接的政治责任：“要不然他的公开形象将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成为激进青年的支 持者，这一点很难想象。”
1972年11月19日史无前例的竞选胜利证明勃兰特是道德论者和统一论者。但勃兰特清 楚地预感到，他最终还必须能够接受其他方面的检验。早在1969年，他就说道：“本届 政府首先应该从改革成就上来加以评判。”他的一段话概括了他对日耳曼民族推行改革 的强调：“一个发达社会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确保持久安全。”改革的范畴很快就定下了 ：税收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事业改革，教育改革，土地法改革。
然而，在1972年竞选获胜之前，勃兰特却又反过来抱怨“乱用改革概念”，并在讲到 改革结果——如企业章程法、学生事故保险、624-马克法——时比以前更为悲观。经济 的发展并不有利于开展重大的变革，失业人数直线上升。勃兰特在竞选的前期阶段已经 失去了他的有力臂膀：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经济学家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而 举足轻重的工会领导人海因茨·克隆克尔(Heinz Kluncker)现在又火上浇油，为公共服 务事业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这对经济行情和总理都是不利的。
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也包括勃兰特。不过，勃兰特以往的经历再一次令人惊奇地帮 了他的忙。议会党团领袖魏纳虽然为勃兰特进入政府铺平了道路，但流亡生涯早就使他 站在了苏联方面。1973年9月，魏纳正是在莫斯科向勃兰特发起了一轮突袭，反映了两 位完全矛盾的政治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总理喜欢洗温水浴——尤其是泡沫浴”，“ 而且总是乘第一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当着过去的共产党人，魏纳讲得更为严厉：“他 是一个叛徒”。
接着，勃兰特成了永恒的维利的厄运，他被描述为一个喜欢女人的人。当东德间谍京 特·纪尧姆于1974年4月被逮捕时，它并不是作为间谍丑闻，而是作为总理的爱情生活 提出来的。对宪法的保护使得它演绎成了一起奇特的桃色事件。60岁的勃兰特承认遭受 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但他不想对私生活中的轻率行为进行公开辩解。
5月4日和5日恰逢周末，勃兰特在巴特明斯特艾弗尔的社民党会议上宣布辞职。后来成 为接班人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当时写信给勃兰特说：“联邦总理不能 因为这些鸡毛蒜皮之事就辞职!”
这次不久便令勃兰特感到后悔的辞职使得勃兰特头上的光环变得更加绚丽：这个满怀 忧伤的人并不迷恋权力，而是更看重人性。勃兰特援引了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一句话，“从内心来看，任何生活无外乎失败的一个环节”。
勃兰特的党内同事现在更将辞职的总理动作偶像崇拜了。他们认为再也不能很快找到 像维利·勃兰特这样的人了。
维利·勃兰特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苏黎世的社民党于1964年将社民党创始人倍倍 尔的金怀表赠送给勃兰特时，勃兰特是代表德国社民党来接受这一馈赠的，并承诺将这 一无价的纪念品传给他的接班人。
很显然，合适的受赠人并没有找到。倍倍尔的怀表仍金光闪闪地躺在舍讷贝格大街柏 林市政厅的玻璃陈列柜内，躺在维利·勃兰特纪念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