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科学与人文之争
沈双一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01期第100～104页
【作者简介】重庆师范学院 历史系，重庆 40047
沈双一(1950—)，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科学/人文/世界进程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3)01-0100-05
在人类诞生之前，世界是盲目地受自然力量支配。随着人类的介入，自然界事实上成 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人用主体能动性征服和改造着自然，科学技术便在这 一动力下产生。但是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却产生了科技与人本身之 间的矛盾。
围绕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中形成了众多学派，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派是“乐 观主义”的，也称“唯科学主义”。它把现代科技进步看成是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 矛盾和医治其各种疾病的万能手段。如W·罗斯托、R·贝尔、A·艾齐奥尼、I·布热津 斯基等许多人都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的问题、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社 会发展问题都消失了，现代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进步的实现程度是绝对统一的、无条件一 致的。而另一派则是“悲观主义”的，也称“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他们更多 地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的负面影响，人为地把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发展进程对立起 来，预言人类在“技术文明”的道路上会不可避免地灭亡。如弗罗姆论异化和自由的矛 盾，弗洛依德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矛盾，I·伊尔利奇抽象人本主义地论人和技术、人 和设制的冲突，H·马尔库塞论暴力和非暴力的矛盾等诸文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技 术恐怖。
今天，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知识、信息的多元化，知识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 避免的趋势。在这个时代，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会怎样、世界进程会怎样，更成为人们迫 切关心的问题。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乐观主义
唯科学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将使人类社 会顺利地发展，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进程将会统一起来。如今，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 展和新的产业革命的来临，在西方未来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乐观理论占了很大的比 重，并逐渐占了上风。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和了解乐观派理论关于历史进程的一些基 本观点。
乐观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19世纪初圣西门的工业社会理论和傅立叶的“和谐制度” 。按照圣西门的解释，在工业社会里，人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经济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人民的幸福是社会组织 独一无二的目的”。傅立叶预言，在和谐制度里，劳动将会“变成一种娱乐”，他还第 一次阐明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思想，并猜测未来社会竞争将 被竞赛所代替，旧的社会分工将被自由选择工种代替等内容。同时，圣西门认为靠“游 手好闲者”来实现这一蓝图是不可能的，无产者也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应当是谁来领 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
自圣西门、傅立叶以来，乐观派理论已经在过去的170年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 程，即从“工业社会理论”演变到“后工业社会”理论(其中包括“信息社会”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的科学与人道主义的对立，乐观理论内部又出现了公开辩护派 和改良主义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开辩护派占上风。公开辩护派认为：科学技术 进步自动带来的所有其他社会领域中的任何最新发现，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及其具体表 现影响社会的。社会学家U·希梅尔斯特兰特、G·呵鲁、L·伦德伯格的书《在普遍福 利资本主义范围之外》(伦敦，1938)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达到“成熟资本主义 ”阶段之后将变成“普遍福利国家”。瑞典就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可作为未来社会的 雏形，即“新型社会主义”的雏形。由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主义”被纳入现 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之中，他们认为，在瑞典企业中建立基金的现有实践中，在加 强资产阶级国家的调节作用等条件下，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英国社会学家M ·柯克断定，只有在技术变革基础上而不是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才能使人类的生活 条件发生进步的演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危机的不断加剧，这种为资本主 义现有形式公开辩护的声音已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良主义派逐渐占了上 风。
关于未来的改良主义理论，总的来看，其理论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主张 内部演变。通常，在资产阶级未来学改良派的轨道内制定的各种“趋同论”，大都体现 了“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电子技术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社会的细微差别 ，但本质上都一样，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断，认为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会日趋走向同一的发展道路。以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赫尔曼·康恩为 所长的“赫德森研究所”就是当代乐观派的主要代表。康恩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极乐观 地描绘着西方文明的前景。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是“人们有充裕闲暇时间的富裕社会 ”，而要过渡到这种社会只要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就可以了。例如，按照1976年康 恩与人合著的《2000年》一书所提出的观点，由于使用了化学脱色药剂，种族问题将被 看作是过去的误会。由于“社会一体化”，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问题将很容易被“扬弃 ”。康恩及其合著人在描绘未来“天堂”，说明和表达其特征时企图说明，科学技术革 命本身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基础在将来也将牢固地、稳定地存在 。以施莱贝尔为首的巴黎小组(1979年成立)也与康恩提出的理论相呼应。施莱贝尔的《 世界面临挑战》一书，描写的是一种技术观点的安逸未来：“信息化将按每个人的全部 天赋发挥他的才能。”[1](P180)而且，“信息学的工艺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强大因素， 社会的信息化的使命是取代社会的革命”[1](P178)
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是乐观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 》(1980)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第二次浪潮社会(高度工业社会)，是按照标准化、专业 化、同步化、好大狂、集权化这“六条原则”来安排行动的。这样一来，“不管他们的 民族遗产如何，不管他们的文化条件或气候条件如何，不管他们把自己称作资本主义国 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2](P52)，工人、广大劳动人民、在垄断统治下的中小承包企业 等都要忍受残酷的剥削，人民生活由于标准化而不得不过着一种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 人民希望摆脱这些原则，实现拥有自由、民主、人道的社会。而以新的科技革命为主导 的第三次浪潮，正是适应这种愿望，建立民主和人性社会的根本力量。可见，托夫勒所 提出的文明公式的方法论前提乃是革新了的趋同论和技术统治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科学 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忽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乐观 派的改良论者力图使进步观念恢复早期的乐观论色彩，相信人加强对自然力的整治会对 社会发生良好影响，论证通过控制周密设计的“社会技术”来掌握社会过程的可能性。 例如，亨德逊的《重新概念化的政策》一书即认为，“新”社会政策应当依据下列一些 价值：“承认满足一切人的一切基本的需要的权利；保证一切人自我发展的可能；考虑 生态上的容许程度——保持和改善生物圈的可能。”[1](P209-210)然而，试图通过技 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绝对化来寻找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用工艺学 问题来代替社会问题，把社会矛盾尖锐化解释为社会技术化发展不够，其实质是典型的 技术决定论，他们所描绘的人道主义思想自然也是抽象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悲观主义——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从近现代历史看，科技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 治和思想、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 “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但是，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作为“资产 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 技的发展一方面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非人道主义加剧。一 位研究发展的学者写道：“科学认识的突破和新的技术成就并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 而使人感觉到一种麻木不仁的富裕。它既蕴含着新的可能性，同时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 危险性。憎恶技术的人责难技术背叛人，科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抱怨技术没有能力解决 社会问题，普通人感到惊恐和迷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克斯和亨利· 亚当森倡导的悲观主义应运而生。悲观主义者看不到阶级对抗社会中科学发展的矛盾性 ，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的人道主义职能不可避免地被歪曲，因为某项科学成就 总是被用来为反人道主义的目的效劳。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J·D·贝尔 纳来看，“科学所带来的新生产方法引起失业和生产过剩，丝毫不能帮助解救贫困，这 种贫困状态现在和以往一样地普遍存在于全世界。同时，把科学应用到实际所创造出来 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切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他认 为，人类创造了原子弹，发明了原子技术，可是人类的命运却受到原子弹的支配，甚至 要被原子弹毁灭。由于这样，“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把文化甚至生命本身的恐怖的 毁灭当作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来考虑。”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中美 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几十万和平居民的死伤，使西方许多学者更加 坚信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进程之间不可调和。
由于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知识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控制和 改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面对现代科学在资本主义应用中所造成的 非人道后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便把人和科学技术对立起来，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控 制论的创始人N·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描绘了一幅由于控制论的发展，机 器控制人类、征服人类、毁灭人类的可怕图景。他认为，机器在控制论的指导下，将支 配人们的一切活动，人们除了谦卑顺从、知足常乐可以得到某种消极的安全外，再也没 有什么安全了。1973年瓦尔纳第15届国际哲学大会专门讨论了人、科学和技术的相互联 系。美国哲学家A·克罗克在大会上宣称，“对于西方许多人来说，曾一度缔结美满姻 缘的科学和人道主义，变成了经常大呼大闹的冤家对头”。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70 年代多数人的观点。1977年出版的《关于发展的神话》[1](P210)一书也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悲观主义者的许多预言都被事实所推翻。
悲观主义者不能探寻人道主义危机的真正原因，仅仅从“不善于或不想使技术服从自 己”的人的过错中，引伸出对科学技术的否定性后果，抽象地讨论机器把人非人道化， 力图“保护”人不受科学的侵害，其结果不仅使人道主义的论证失去明确的标准，同时 还导致了否认科学、否认认识和实践进步的实证的历史含义。
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科学与人文的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 提高，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但他们所揭示的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类进程之间的深刻 联系，迄今仍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他 们把科技放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从而确立了科技和社会的辩证关系，使科技和 人道主义的统一第一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避免了把科技和社会关系割裂开来所导致 的技术决定论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科技在生产发展中日益巨大的作用。 他们揭示了科技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规律，认为科技是实现真正人道主义原则、确立共产 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最重要的因素，阐明了科技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预见了科学能 够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作用，其社会条件不是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马克思具体提出了以下原理：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物 质力量。科技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力，即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标志着“人 类理论的进步”，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精神力量。物质生产力和精 神生产力的总和，构成生产力统一体，它们彼此间可以互相转化。
正是基于马克思把科技看成是生产力矛盾的一个方面的思想，恩格斯指出：“科学是 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P372-373)人是不可能抛弃科技的， 因为科技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是人的历史创造的综合成果，是消除人类劳动中各种非 创造性职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的最重要的工具或手段。就科技的本质而言，它既不是人 道主义的，也不是反人道主义的，科技之所以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原因在于科技运 用的方法不同。如果科技被用于创造剩余价值，使人被机器异化，或用于破坏，它就会 具有否定人的特征和作用；如果用于满足人的合理需要，科技就会成为人的盟友，成为 使人和社会人道化的因素。
因此，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进程能否统一，不在于科技，而取决于运用科技的人。在 阶级社会中，科技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在私有制条件下，科技又总是被统治阶级用作保障自己私利的特殊工具。按 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尽管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但是，要使现代科技进步和 人类进程统一起来，还必须创造相应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揭示了生产中的革命化 同社会制度中的革命改造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的革命不是作为发展的自动结果而 发生的，它是进步阶级反对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的产物。这样就辩证地说明了作为生 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也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 恩格斯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挥科技的进步作用，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人类世世代 代追求的人道主义发展的最高目标——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
随着20世纪初科学的重大突破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迅猛发展，出现了许多 新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设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最发达 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却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的俄国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 得了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清醒地指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 ，资本主义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 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他提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 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4](P468-470)
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 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也忽略了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生产力基础很低这种 事实，没有面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产生的影响，不断丰富和发展对科学和社会关系 的辩证认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 ，实现科学和人道主义的最高统一，却把科学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抛开科学搞穷过渡 ，甚至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性质仿佛是自动得 到保证的”。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 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远未达到应有 的水平，以至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使西方未来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的命运 的谬论有了借口，使各种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的趋同观和第三条道路、瑞典模式等理论 有了蔓延的土壤。可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 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大力发挥科学的人 道主义作用，逐步克服科学的非人道后果，才能使广大群众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 过程中解放出来，获得日益延长的时间和不断扩大的空间来全面发展自己。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01期第100～104页
【作者简介】重庆师范学院 历史系，重庆 40047
沈双一(1950—)，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科学与人文之争。唯科学主义者夸大科学技术的 作用，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人文主义者则看到了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困 惑，更多地强调科技的负面作用。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科学与人文是矛盾的不同方 面，它们的融合和统一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光明的前景。 |
在人类诞生之前，世界是盲目地受自然力量支配。随着人类的介入，自然界事实上成 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人用主体能动性征服和改造着自然，科学技术便在这 一动力下产生。但是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却产生了科技与人本身之 间的矛盾。
围绕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中形成了众多学派，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派是“乐 观主义”的，也称“唯科学主义”。它把现代科技进步看成是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 矛盾和医治其各种疾病的万能手段。如W·罗斯托、R·贝尔、A·艾齐奥尼、I·布热津 斯基等许多人都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的问题、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社 会发展问题都消失了，现代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进步的实现程度是绝对统一的、无条件一 致的。而另一派则是“悲观主义”的，也称“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他们更多 地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的负面影响，人为地把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发展进程对立起 来，预言人类在“技术文明”的道路上会不可避免地灭亡。如弗罗姆论异化和自由的矛 盾，弗洛依德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矛盾，I·伊尔利奇抽象人本主义地论人和技术、人 和设制的冲突，H·马尔库塞论暴力和非暴力的矛盾等诸文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技 术恐怖。
今天，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知识、信息的多元化，知识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 避免的趋势。在这个时代，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会怎样、世界进程会怎样，更成为人们迫 切关心的问题。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乐观主义
唯科学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将使人类社 会顺利地发展，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进程将会统一起来。如今，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 展和新的产业革命的来临，在西方未来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乐观理论占了很大的比 重，并逐渐占了上风。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和了解乐观派理论关于历史进程的一些基 本观点。
乐观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19世纪初圣西门的工业社会理论和傅立叶的“和谐制度” 。按照圣西门的解释，在工业社会里，人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经济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人民的幸福是社会组织 独一无二的目的”。傅立叶预言，在和谐制度里，劳动将会“变成一种娱乐”，他还第 一次阐明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思想，并猜测未来社会竞争将 被竞赛所代替，旧的社会分工将被自由选择工种代替等内容。同时，圣西门认为靠“游 手好闲者”来实现这一蓝图是不可能的，无产者也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应当是谁来领 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
自圣西门、傅立叶以来，乐观派理论已经在过去的170年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 程，即从“工业社会理论”演变到“后工业社会”理论(其中包括“信息社会”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的科学与人道主义的对立，乐观理论内部又出现了公开辩护派 和改良主义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开辩护派占上风。公开辩护派认为：科学技术 进步自动带来的所有其他社会领域中的任何最新发现，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及其具体表 现影响社会的。社会学家U·希梅尔斯特兰特、G·呵鲁、L·伦德伯格的书《在普遍福 利资本主义范围之外》(伦敦，1938)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达到“成熟资本主义 ”阶段之后将变成“普遍福利国家”。瑞典就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可作为未来社会的 雏形，即“新型社会主义”的雏形。由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主义”被纳入现 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之中，他们认为，在瑞典企业中建立基金的现有实践中，在加 强资产阶级国家的调节作用等条件下，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英国社会学家M ·柯克断定，只有在技术变革基础上而不是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才能使人类的生活 条件发生进步的演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危机的不断加剧，这种为资本主 义现有形式公开辩护的声音已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良主义派逐渐占了上 风。
关于未来的改良主义理论，总的来看，其理论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主张 内部演变。通常，在资产阶级未来学改良派的轨道内制定的各种“趋同论”，大都体现 了“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电子技术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社会的细微差别 ，但本质上都一样，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断，认为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会日趋走向同一的发展道路。以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赫尔曼·康恩为 所长的“赫德森研究所”就是当代乐观派的主要代表。康恩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极乐观 地描绘着西方文明的前景。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是“人们有充裕闲暇时间的富裕社会 ”，而要过渡到这种社会只要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就可以了。例如，按照1976年康 恩与人合著的《2000年》一书所提出的观点，由于使用了化学脱色药剂，种族问题将被 看作是过去的误会。由于“社会一体化”，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问题将很容易被“扬弃 ”。康恩及其合著人在描绘未来“天堂”，说明和表达其特征时企图说明，科学技术革 命本身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基础在将来也将牢固地、稳定地存在 。以施莱贝尔为首的巴黎小组(1979年成立)也与康恩提出的理论相呼应。施莱贝尔的《 世界面临挑战》一书，描写的是一种技术观点的安逸未来：“信息化将按每个人的全部 天赋发挥他的才能。”[1](P180)而且，“信息学的工艺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强大因素， 社会的信息化的使命是取代社会的革命”[1](P178)
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是乐观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 》(1980)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第二次浪潮社会(高度工业社会)，是按照标准化、专业 化、同步化、好大狂、集权化这“六条原则”来安排行动的。这样一来，“不管他们的 民族遗产如何，不管他们的文化条件或气候条件如何，不管他们把自己称作资本主义国 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2](P52)，工人、广大劳动人民、在垄断统治下的中小承包企业 等都要忍受残酷的剥削，人民生活由于标准化而不得不过着一种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 人民希望摆脱这些原则，实现拥有自由、民主、人道的社会。而以新的科技革命为主导 的第三次浪潮，正是适应这种愿望，建立民主和人性社会的根本力量。可见，托夫勒所 提出的文明公式的方法论前提乃是革新了的趋同论和技术统治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科学 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忽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乐观 派的改良论者力图使进步观念恢复早期的乐观论色彩，相信人加强对自然力的整治会对 社会发生良好影响，论证通过控制周密设计的“社会技术”来掌握社会过程的可能性。 例如，亨德逊的《重新概念化的政策》一书即认为，“新”社会政策应当依据下列一些 价值：“承认满足一切人的一切基本的需要的权利；保证一切人自我发展的可能；考虑 生态上的容许程度——保持和改善生物圈的可能。”[1](P209-210)然而，试图通过技 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绝对化来寻找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用工艺学 问题来代替社会问题，把社会矛盾尖锐化解释为社会技术化发展不够，其实质是典型的 技术决定论，他们所描绘的人道主义思想自然也是抽象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悲观主义——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从近现代历史看，科技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 治和思想、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 “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但是，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作为“资产 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 技的发展一方面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非人道主义加剧。一 位研究发展的学者写道：“科学认识的突破和新的技术成就并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 而使人感觉到一种麻木不仁的富裕。它既蕴含着新的可能性，同时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 危险性。憎恶技术的人责难技术背叛人，科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抱怨技术没有能力解决 社会问题，普通人感到惊恐和迷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克斯和亨利· 亚当森倡导的悲观主义应运而生。悲观主义者看不到阶级对抗社会中科学发展的矛盾性 ，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的人道主义职能不可避免地被歪曲，因为某项科学成就 总是被用来为反人道主义的目的效劳。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J·D·贝尔 纳来看，“科学所带来的新生产方法引起失业和生产过剩，丝毫不能帮助解救贫困，这 种贫困状态现在和以往一样地普遍存在于全世界。同时，把科学应用到实际所创造出来 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切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他认 为，人类创造了原子弹，发明了原子技术，可是人类的命运却受到原子弹的支配，甚至 要被原子弹毁灭。由于这样，“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把文化甚至生命本身的恐怖的 毁灭当作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来考虑。”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中美 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几十万和平居民的死伤，使西方许多学者更加 坚信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进程之间不可调和。
由于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知识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控制和 改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面对现代科学在资本主义应用中所造成的 非人道后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便把人和科学技术对立起来，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控 制论的创始人N·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描绘了一幅由于控制论的发展，机 器控制人类、征服人类、毁灭人类的可怕图景。他认为，机器在控制论的指导下，将支 配人们的一切活动，人们除了谦卑顺从、知足常乐可以得到某种消极的安全外，再也没 有什么安全了。1973年瓦尔纳第15届国际哲学大会专门讨论了人、科学和技术的相互联 系。美国哲学家A·克罗克在大会上宣称，“对于西方许多人来说，曾一度缔结美满姻 缘的科学和人道主义，变成了经常大呼大闹的冤家对头”。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70 年代多数人的观点。1977年出版的《关于发展的神话》[1](P210)一书也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悲观主义者的许多预言都被事实所推翻。
悲观主义者不能探寻人道主义危机的真正原因，仅仅从“不善于或不想使技术服从自 己”的人的过错中，引伸出对科学技术的否定性后果，抽象地讨论机器把人非人道化， 力图“保护”人不受科学的侵害，其结果不仅使人道主义的论证失去明确的标准，同时 还导致了否认科学、否认认识和实践进步的实证的历史含义。
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科学与人文的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 提高，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但他们所揭示的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类进程之间的深刻 联系，迄今仍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他 们把科技放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从而确立了科技和社会的辩证关系，使科技和 人道主义的统一第一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避免了把科技和社会关系割裂开来所导致 的技术决定论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科技在生产发展中日益巨大的作用。 他们揭示了科技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规律，认为科技是实现真正人道主义原则、确立共产 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最重要的因素，阐明了科技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预见了科学能 够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作用，其社会条件不是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马克思具体提出了以下原理：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物 质力量。科技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力，即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标志着“人 类理论的进步”，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精神力量。物质生产力和精 神生产力的总和，构成生产力统一体，它们彼此间可以互相转化。
正是基于马克思把科技看成是生产力矛盾的一个方面的思想，恩格斯指出：“科学是 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P372-373)人是不可能抛弃科技的， 因为科技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是人的历史创造的综合成果，是消除人类劳动中各种非 创造性职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的最重要的工具或手段。就科技的本质而言，它既不是人 道主义的，也不是反人道主义的，科技之所以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原因在于科技运 用的方法不同。如果科技被用于创造剩余价值，使人被机器异化，或用于破坏，它就会 具有否定人的特征和作用；如果用于满足人的合理需要，科技就会成为人的盟友，成为 使人和社会人道化的因素。
因此，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进程能否统一，不在于科技，而取决于运用科技的人。在 阶级社会中，科技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在私有制条件下，科技又总是被统治阶级用作保障自己私利的特殊工具。按 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尽管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但是，要使现代科技进步和 人类进程统一起来，还必须创造相应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揭示了生产中的革命化 同社会制度中的革命改造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的革命不是作为发展的自动结果而 发生的，它是进步阶级反对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的产物。这样就辩证地说明了作为生 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也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 恩格斯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挥科技的进步作用，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人类世世代 代追求的人道主义发展的最高目标——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
随着20世纪初科学的重大突破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迅猛发展，出现了许多 新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设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最发达 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却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的俄国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 得了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清醒地指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 ，资本主义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 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他提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 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4](P468-470)
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 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也忽略了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生产力基础很低这种 事实，没有面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产生的影响，不断丰富和发展对科学和社会关系 的辩证认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 ，实现科学和人道主义的最高统一，却把科学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抛开科学搞穷过渡 ，甚至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性质仿佛是自动得 到保证的”。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 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远未达到应有 的水平，以至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使西方未来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的命运 的谬论有了借口，使各种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的趋同观和第三条道路、瑞典模式等理论 有了蔓延的土壤。可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 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大力发挥科学的人 道主义作用，逐步克服科学的非人道后果，才能使广大群众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 过程中解放出来，获得日益延长的时间和不断扩大的空间来全面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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