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沈志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3年01期第140～150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研究员。北京东方历史学会 100036
【关 键 词】冷战国际史/档案/收集/利用
在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致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项目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在 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 注：该刊物目前已出版到12/13期，不仅为有需求的各国学者提供免费邮寄，其主要内 容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下载。网址：http://cwihp.si.edu)。此后，“冷战国际史” 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 一部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中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冷战 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注：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冷战史新 研究”的译法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01年第6期。)。无论称呼如何，国际史学界普遍认可：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 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 刚刚结束后10年内对于冷战历史的研究，的确开拓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并且为历史 学家的国际合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 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 论著(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主编的大型资料 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自1975年以来至今已出版11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 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 下或言谈中，极少使用“冷战”一词(注：笔者查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全部外交文 献，“冷战”一词出现不过4—5处。)。即使偶尔提到，也仅仅将其视为一项帝国主义 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注：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第47页)；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201页)。)。更不用说，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 抗，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因此，总体上说来， “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注：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 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 论著频频出现，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在此基础上，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 经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并发行了《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 年两期)。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 期)。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进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通过 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 档案利用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近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其首要推动力应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 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 一的俄罗斯，大范围地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 界和档案学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注：关于俄罗斯档案解密及其利用 的情况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 第5期)、《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余敏玲《俄国主 要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第140期，2000年)。)。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 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致对一 些基本史实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 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 重新认识。近几年，俄罗斯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 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主持的北约与华 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Warsaw Pact)做出了非凡的 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 年3月)第174—176页。)。
另一方面，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 ，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 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 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注：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 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资料，其数量 在逐步增长。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如俄罗斯学者 I.V.Gaiduk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 6)，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Hunt合编的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1995)。)；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 度也越来越多样化。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 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 的外交思路和社会发展模式，或者反过来，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综合反映东西方的 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注：前引Gaddis那本专著的书名， 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 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 的光环。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发现，虽然中国的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注： 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 外交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已出版27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彭德怀军 事文选》等等。笔者最近获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推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修订版)和《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 。)，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 机构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 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俄罗斯近 些年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中国虽然公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其开放程度还很有限，特 别是中央一级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档案，并没有对社会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 属各主管部门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无从 了解。不过，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外交部的档案将于2003年上半年对社会公 开，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希望外交部档案馆此举会推进各 部委乃至中央档案的早日开放(注：目前外交部正在积极进行开馆前的准备工作，第一 批档案开放到1955年，以后逐年向后推移。)。
其二，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能以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 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这种状 况对广大学者来讲不仅十分不公平，而且也很危险，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 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 的研究思路。例如，官方修史者都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11笔，约56.76亿 卢布，其根据是经贸部的档案记录。但据笔者考察并对比俄罗斯资料，应是13笔，共66 亿卢布。因为当时中方的统计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 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同时， 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也不是23%，而是不足5%(注：详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 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件或某些档 案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 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 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 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 和政策水平。例如，笔者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已经开放并允许复印 的档案还要外交部专门出具公函才能得以利用。
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 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 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 ，还是重在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注：有些外国同 行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中国学者能提供新的档案文献，显然是有些苛求于中国学者了，他 们大概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者也 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 高其公正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面对21世纪学术 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 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我们在这 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有所作为，而且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 更加广泛地利用国外档案
中国在几十年冷战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重要，诚如美国政治学家所说：“冷 战时期，中国是处在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惟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 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注：安德鲁·内森、罗伯斯·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 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页。)因此，从中国的角度 研究冷战史，自然也离不开使用美国、俄罗斯的历史档案。在中苏关系研究中尤其如此 ，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会谈，从来不允许中方做记录(注：在中 国的档案中，刘少奇和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只能通过参与者给中共中 央的电报反映出来。)。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国外档案，并非没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碍。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令 人不解的是，利用俄罗斯档案研究中苏关系却经常受到某种政治上的指责。俄罗斯和东 欧各国历史档案的披露，将冷战国际史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现在国际上研究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的学者，无不力求使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注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S.Goncharov,J.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该书 附录中刊印的中国档案文献就有70余件。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也是利用中俄双方档案资料论述中苏关系史的代表性著 作。)。可是在目前的中国，要把已经有多种文字刊行的俄罗斯档案文献翻译、出版， 却显得困难重重。即使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俄罗斯档案文献，因为在个别问 题上与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有出入，竟然遭到了人们的“围攻”。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 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 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罗斯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 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 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注：А．Ле 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 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c.102.中译文发表在《国外中共党史动态》 1995年第5期和《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 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且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 案，于是，很多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注：薛衔天、王晶：《关于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 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 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 000年第1期。)。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人们没有 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 学刊物上发表质疑或指责性文章，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注：就笔者所见， 惟一在刊物上公开认可这些俄罗斯档案并对此情况提出个人见解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的马贵凡(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这种学术氛围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注：笔者曾在莫斯科就此事询问列多 夫斯基，他说俄罗斯档案中确有这些文件。后来这两份文件在俄罗斯刊物上全文发表了 。见А．Ледовский，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пис 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c c.117—122。中译文见《中共党 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已经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注：笔者已将所 收集的俄罗斯档案原文(包括未翻译的部分)复制了一套，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一 般读者随时查阅和核对。)。这套文献集选编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上重大 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译自俄罗斯档案原件，相信会对苏联史、世界 现代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当然，就目前俄罗斯档案的开放程度而言，这一点 点翻译、整理工作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出版 ——包括130万字的中苏关系档案和80万字的朝鲜战争档案。而这些暂时无法刊行的档 案文献，恰恰都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特别需要的史料。
目前，俄罗斯民主发展基金会计划出版的40多卷档案专集以及其他文件集正在陆续问 世，其内容之详尽，令研究者欣喜若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已经组织 力量翻译这批档案。此外，陶文钊和牛军主编的3卷本《美国对华政策文献选编》(300 余万字)历经数年努力，目前也已经交稿。这些都说明，利用国外档案文献从事历史研 究本是学者的需要。)。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20世纪中苏关系档案集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仅第4卷(1937—1945年)即有16开两大本，共收入文献830件，其中1945年的文献单成 一册，共233件，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直到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而且注释完整、全面。关于这方 面的英文和中文档案，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和台北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已经发表了许多，如果再充分利用这批俄罗斯档案 ，将会把对战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轨及中苏关系走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东欧各国的档案越来越受到国际冷战史研究者的青睐。目前在世界上有三份较有影响 的冷战史学术专业刊物，除《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 斯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英国伦敦经济 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三份 英文刊物中，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译文和利用东欧档案撰写的论文正在逐渐增多。特别 是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正在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即收集、整理和翻译华沙 条约各参加国的有关档案文献，而参加者均是从这些国家聘请来的学者(包括一名中国 学者)，相信他们的工作将对冷战史研究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以朝鲜战 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披露和发表的各国档案恐怕 是最全面的了。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 几年形成了一个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值得指出的是，韩国学者 对此也做出了很大努力。韩国本身的档案文献已大部毁于战火，但韩国学者将战争中缴 获的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 文献集(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收藏有这套文献的影印本。)。韩国学者还把在 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文献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 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这 些文件当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不可或缺的史料。此外，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 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利用国外档案，还可以对中国已经发表的档案进行鉴别。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 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 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罗斯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 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 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 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罗斯保存的 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 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 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注：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 报答俄国学者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该文以英文发表于CWIHP Bulletin，1997，no.8—9。)。
当然，对于国外档案也存在一个鉴别和比较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或情况不熟，任何 一方的会谈记录都可能出现差错，如果不进行比较和鉴别就直接引用，当事人的失误就 会转变成学者的错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曾于1998年将越南档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战 争期间中国与越、老、柬等国领导人的77个谈话记录译成英文发表(注：O.A.Westad,Chen Jian,Stein Tonnesson,N.Tung and J.Hershberg(eds.),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WIHP Working Paper,no.22,May 1998,Washington D.C.)。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和 翻译了这批文件，并经过与中文记录(未刊)对比，发现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处，当然许 多系时间、地点、人物记录有误，但也确有不少当时国外记录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周 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本意，以致错记或漏记了一些内容(注：档案译文见李丹慧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特别见译文注释。)。试 想，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鉴别地直接引用档案中毛泽东等人的讲话，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
总之，利用双方档案研究双边关系，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 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 可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档案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决策过程， 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这方面 的工作目前在中国颇有困难，而学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地方档案的问 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 。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当然，这与 管理者的观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研究者的遭遇可能完 全不同。就笔者的接触和感受而言，在地方档案馆中，管理比较规范、观念比较开放的 ，应首推吉林和福建，云南、广西也不错。
在冷战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 先登了。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 市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奥荷马大学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 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注：可参阅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
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却有大 量决策的结果，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也是冷战史研究中不 可或缺的。笔者在研究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时，到吉林、辽宁、福建、内蒙 和新疆档案馆查阅档案，惊喜地发现，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 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从聘请专家的程 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 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样样俱全，面面俱到。 此外，笔者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 案馆(室)，也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注：详见沈志华《对在华 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地方档案材料，对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个题目的研究 ，只能是简单的说教和空洞无物的政治性分析。
实际上，地方档案的利用并非只能起到某种补充作用，有些课题的研究，比如某些具 体事件或涉及某一地区的问题，只有利用地方档案才能开展。为了弄清1962年伊塔事件 真相以及中苏关系在新疆地区的特点，1998年笔者与李丹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查阅档 案，并走访了当地的党史、公安、外贸等部门，收获颇丰，不仅有馆藏的档案文献，还 有一些部门整理的工作报告或编写的背景材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对新疆中苏关 系的特点和伊塔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注：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 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该文英译文发 表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1,no.3；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 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其次，为了研究越南战争期间的 中苏关系，李丹慧还在铁道部档案室工作多日，利用那里的档案文献，弄清了在苏联援 越物资过境问题上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的具体过程(注：详见李丹慧《中苏 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1961—1973)》，《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就中国范围内而言，台湾的档案管理和开放应该说是走在前列了。笔者承蒙“陆委会 ”和中研院邀请于2002年6—8月到台湾学术访问，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近史所档案馆、 “国史馆”，还是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外交部”档案库，所到之处，在享受其 周到、热情服务的同时，也感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档案管理手段和档案利用观念正在融 入东方大地。尽管有些部门(如“外交部”档案库)的繁复手续难免使短期访问学者心焦 ，但毕竟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台湾学者最近编辑并公开出版的4 卷本《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更是令大陆学者感叹不已。
从目前中国档案管理的整体状况而言，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发掘和利用地方档案 ，恐怕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 究中心与云南省档案馆和广西自治区档案馆曾签订合同，共同编辑有关援越抗美的地方 档案文献，现在，《云南与援越抗美——云南省档案文献选编》一书已经进入编辑和出 版程序。类似这样的项目如果多一些，相信会进一步拓宽冷战史在中国的研究领域。
四 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的相互印证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个方法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 。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注：自20世纪50年代末，台北中研 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便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以后不断有学者接替 ，至90年代末，已整理、出版访问记录70多部。)。对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运用当事 人的回忆录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冷战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及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等专著，就利用了大量对中国和苏联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或 回忆录(注：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 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 ，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 多的情况是目前找不到或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文献。因此，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 补这一缺陷。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 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目前为止，学者尚 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 。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回 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 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
其次，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 ，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 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就 把俄罗斯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 告的方法，凯佩尔联系到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 了作者对俄罗斯档案文献的理解，而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情形也描写得更加生动 活泼(注：D.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A.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此外还有一件趣事很说明问题。笔者 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 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难道解放十几年了，新疆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 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才得知，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 民族学生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致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 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注：参见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 访张克迅(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记录；9月3日采访陈锡华(曾任邓力群和 赛福鼎的翻译)记录；1963年3月28日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伊犁州 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0，第228、231页)；1962年10月10日黄金明给新疆自 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第143页)。)。如 果没有当事人的解释，学者只能去猜测个中原因了。
尽管口述史料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 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型史 料进行鉴别或核查，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方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众 所周知，毛泽东公开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是在1949年6月30日。过去有学者认 为，毛泽东发表这一宣言，是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注：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64.)。因为根据1991年出版的当事人的 回忆，刘少奇是在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 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96页。)。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问 世后，这种看法就站不住脚了。俄罗斯学者公布的档案“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 ”(注：Проблемы Дал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c.68. )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注：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 №.5—6，c.56.)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了。 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同意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所以，毛泽东的宣言实际上是他非常满意会谈结果的反映。后来中国公布的文献也证 实，刘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的(注：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高岗、王 稼祥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 8年)第646页。但《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把斯大林与刘少 奇的会见说成是6月28日，这不准确。根据俄罗斯档案记录，会见是从6月27日23时至24 时进行的。师哲本人在后来的自述中对出访苏联的日期也做了订正(见师哲口述《我的 一生——师哲自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1—292页)。)。
如果仅仅以当事人的述说为依据做出历史判断，的确是危险的。在冷战史研究中还有 一个问题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 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 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 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 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 (注：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第304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3 页。)。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 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 ，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注：刘晓：《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页。)。然而，刘晓的说法有较多漏洞，就连 赫鲁晓夫访华和炮击金门的日期都说错了，关于经苏联顾问转告苏国防部的说法在逻辑 和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几年以后，又有外交部官员写道：炮击金门“事先曾通过苏联 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注：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 主席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收入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35—137页。)。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刘晓的回忆，还是他本人 也有如此记忆，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对此，不仅苏联当事人的所有回忆录 都没有这种记载，而且也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提供依据。对于这样的口述史料，作为研究 者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即使一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至少也应核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材料(注：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关于炮击金门的事情，中苏没有商量过，中国领导人在 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一句话都没有谈到此事(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提 出“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 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实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 注：参见R.K.Brigham,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Hong Kong。)。这种方法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尤其重要，无论中美、中 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之间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因此，当事人的 回忆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迹。只有通过将来自双方的口述史料或将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进 行比较、鉴别，才能有效澄清史实。近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主持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 印证。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 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 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 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这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 向。
五 档案文献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
“冷战史新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国际合作，这尤其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在俄罗斯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各 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注：详见前引《俄国档案文献：保管 、解密和利用》一文。)。几年来，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 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会聚一堂，专门讨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 开放和利用的问题(注：关于这些会议的具体情况可见Jim Hershberg,Russian Archives Review,CWIHP Bulletin,1993,no.4,pp.87—88。)。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 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即人们期望并认定，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利用 ，将引起苏联历史、冷战国际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的革命。
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其内涵决定的，也是90年代以来东方各国档案文献 相继开放的现实促成的。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 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 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 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探索，都 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做出了贡献，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 做法是：(一)在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上，一方面发表各国学 者研究冷战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 的历史档案文献，从而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 利用；(二)召开专题国际会议，并通过会议组织相关国家的学者从不同国度和角度为与 会者提供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注：这包括：1993年1月在莫斯科的“ 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历 史”；1996年1月在香港的“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在北京的“ 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 月在奥斯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2000年1月在 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与香港大学合作)等等。)。其结果不仅有利于 学者个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档案的发掘工作；(三)冷战国际史项目还 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做数月的学术访问 。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 注：笔者和李丹慧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 国、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最近，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也申请到 一笔基金，专门资助中国和东欧学者前往美国或欧洲收集有关档案资料。这种做法既促 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也使同一专题的各国档案在不同国家得到传播和利用 。
中国学者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上海复旦大学韩国 研究中心与韩国韩战研究会，自2000年起，每年组织一次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双边学术 讨论会，而且要求每次会议都能提供一些档案文献作为讨论的基础。目前，中国学者与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冷战史研究课题组也在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今后，中国的冷战史 研究更应该在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上多下功夫，这是学者力所能及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新世纪无疑将面临重大挑战。对于这个挑战，我 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 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 一个不断深化以往教训的认识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中国的 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 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促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 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 证、对比和分析，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画卷。^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3年01期第140～150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研究员。北京东方历史学会 100036
| 【内容提要】 | 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多产的新兴研究领域，但它所倚重的突破口 无疑是档案文献的收集与利用。然而，中国目前的档案管理制度离规范化、法制化还有 一定的距离，这给档案利用与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在期待它的改善与提高的同 时，可以在更加广泛地利用国外档案、充分利用地方档案、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相互印 证、档案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国际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 |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 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 论著(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主编的大型资料 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自1975年以来至今已出版11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 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 下或言谈中，极少使用“冷战”一词(注：笔者查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全部外交文 献，“冷战”一词出现不过4—5处。)。即使偶尔提到，也仅仅将其视为一项帝国主义 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注：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第47页)；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201页)。)。更不用说，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 抗，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因此，总体上说来， “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注：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 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 论著频频出现，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在此基础上，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 经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并发行了《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 年两期)。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 期)。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进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通过 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 档案利用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近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其首要推动力应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 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 一的俄罗斯，大范围地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 界和档案学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注：关于俄罗斯档案解密及其利用 的情况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 第5期)、《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余敏玲《俄国主 要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第140期，2000年)。)。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 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致对一 些基本史实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 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 重新认识。近几年，俄罗斯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 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主持的北约与华 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Warsaw Pact)做出了非凡的 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 年3月)第174—176页。)。
另一方面，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 ，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 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 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注：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 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资料，其数量 在逐步增长。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如俄罗斯学者 I.V.Gaiduk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 6)，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Hunt合编的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1995)。)；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 度也越来越多样化。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 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 的外交思路和社会发展模式，或者反过来，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综合反映东西方的 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注：前引Gaddis那本专著的书名， 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 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 的光环。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发现，虽然中国的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注： 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 外交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已出版27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彭德怀军 事文选》等等。笔者最近获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推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修订版)和《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 。)，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 机构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 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俄罗斯近 些年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中国虽然公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其开放程度还很有限，特 别是中央一级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档案，并没有对社会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 属各主管部门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无从 了解。不过，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外交部的档案将于2003年上半年对社会公 开，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希望外交部档案馆此举会推进各 部委乃至中央档案的早日开放(注：目前外交部正在积极进行开馆前的准备工作，第一 批档案开放到1955年，以后逐年向后推移。)。
其二，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能以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 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这种状 况对广大学者来讲不仅十分不公平，而且也很危险，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 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 的研究思路。例如，官方修史者都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11笔，约56.76亿 卢布，其根据是经贸部的档案记录。但据笔者考察并对比俄罗斯资料，应是13笔，共66 亿卢布。因为当时中方的统计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 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同时， 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也不是23%，而是不足5%(注：详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 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件或某些档 案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 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 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 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 和政策水平。例如，笔者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已经开放并允许复印 的档案还要外交部专门出具公函才能得以利用。
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 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 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 ，还是重在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注：有些外国同 行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中国学者能提供新的档案文献，显然是有些苛求于中国学者了，他 们大概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者也 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 高其公正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面对21世纪学术 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 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我们在这 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有所作为，而且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 更加广泛地利用国外档案
中国在几十年冷战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重要，诚如美国政治学家所说：“冷 战时期，中国是处在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惟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 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注：安德鲁·内森、罗伯斯·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 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页。)因此，从中国的角度 研究冷战史，自然也离不开使用美国、俄罗斯的历史档案。在中苏关系研究中尤其如此 ，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会谈，从来不允许中方做记录(注：在中 国的档案中，刘少奇和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只能通过参与者给中共中 央的电报反映出来。)。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国外档案，并非没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碍。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令 人不解的是，利用俄罗斯档案研究中苏关系却经常受到某种政治上的指责。俄罗斯和东 欧各国历史档案的披露，将冷战国际史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现在国际上研究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的学者，无不力求使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注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S.Goncharov,J.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该书 附录中刊印的中国档案文献就有70余件。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也是利用中俄双方档案资料论述中苏关系史的代表性著 作。)。可是在目前的中国，要把已经有多种文字刊行的俄罗斯档案文献翻译、出版， 却显得困难重重。即使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俄罗斯档案文献，因为在个别问 题上与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有出入，竟然遭到了人们的“围攻”。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 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 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罗斯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 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 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注：А．Ле 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 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c.102.中译文发表在《国外中共党史动态》 1995年第5期和《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 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且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 案，于是，很多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注：薛衔天、王晶：《关于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 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 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 000年第1期。)。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人们没有 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 学刊物上发表质疑或指责性文章，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注：就笔者所见， 惟一在刊物上公开认可这些俄罗斯档案并对此情况提出个人见解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的马贵凡(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这种学术氛围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注：笔者曾在莫斯科就此事询问列多 夫斯基，他说俄罗斯档案中确有这些文件。后来这两份文件在俄罗斯刊物上全文发表了 。见А．Ледовский，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пис 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c c.117—122。中译文见《中共党 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已经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注：笔者已将所 收集的俄罗斯档案原文(包括未翻译的部分)复制了一套，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一 般读者随时查阅和核对。)。这套文献集选编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上重大 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译自俄罗斯档案原件，相信会对苏联史、世界 现代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当然，就目前俄罗斯档案的开放程度而言，这一点 点翻译、整理工作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出版 ——包括130万字的中苏关系档案和80万字的朝鲜战争档案。而这些暂时无法刊行的档 案文献，恰恰都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特别需要的史料。
目前，俄罗斯民主发展基金会计划出版的40多卷档案专集以及其他文件集正在陆续问 世，其内容之详尽，令研究者欣喜若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已经组织 力量翻译这批档案。此外，陶文钊和牛军主编的3卷本《美国对华政策文献选编》(300 余万字)历经数年努力，目前也已经交稿。这些都说明，利用国外档案文献从事历史研 究本是学者的需要。)。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20世纪中苏关系档案集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仅第4卷(1937—1945年)即有16开两大本，共收入文献830件，其中1945年的文献单成 一册，共233件，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直到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而且注释完整、全面。关于这方 面的英文和中文档案，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和台北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已经发表了许多，如果再充分利用这批俄罗斯档案 ，将会把对战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轨及中苏关系走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东欧各国的档案越来越受到国际冷战史研究者的青睐。目前在世界上有三份较有影响 的冷战史学术专业刊物，除《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 斯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英国伦敦经济 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三份 英文刊物中，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译文和利用东欧档案撰写的论文正在逐渐增多。特别 是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正在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即收集、整理和翻译华沙 条约各参加国的有关档案文献，而参加者均是从这些国家聘请来的学者(包括一名中国 学者)，相信他们的工作将对冷战史研究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以朝鲜战 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披露和发表的各国档案恐怕 是最全面的了。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 几年形成了一个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值得指出的是，韩国学者 对此也做出了很大努力。韩国本身的档案文献已大部毁于战火，但韩国学者将战争中缴 获的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 文献集(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收藏有这套文献的影印本。)。韩国学者还把在 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文献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 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这 些文件当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不可或缺的史料。此外，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 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利用国外档案，还可以对中国已经发表的档案进行鉴别。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 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 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罗斯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 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 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 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罗斯保存的 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 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 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注：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 报答俄国学者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该文以英文发表于CWIHP Bulletin，1997，no.8—9。)。
当然，对于国外档案也存在一个鉴别和比较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或情况不熟，任何 一方的会谈记录都可能出现差错，如果不进行比较和鉴别就直接引用，当事人的失误就 会转变成学者的错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曾于1998年将越南档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战 争期间中国与越、老、柬等国领导人的77个谈话记录译成英文发表(注：O.A.Westad,Chen Jian,Stein Tonnesson,N.Tung and J.Hershberg(eds.),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WIHP Working Paper,no.22,May 1998,Washington D.C.)。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和 翻译了这批文件，并经过与中文记录(未刊)对比，发现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处，当然许 多系时间、地点、人物记录有误，但也确有不少当时国外记录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周 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本意，以致错记或漏记了一些内容(注：档案译文见李丹慧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特别见译文注释。)。试 想，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鉴别地直接引用档案中毛泽东等人的讲话，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
总之，利用双方档案研究双边关系，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 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 可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档案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决策过程， 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这方面 的工作目前在中国颇有困难，而学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地方档案的问 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 。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当然，这与 管理者的观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研究者的遭遇可能完 全不同。就笔者的接触和感受而言，在地方档案馆中，管理比较规范、观念比较开放的 ，应首推吉林和福建，云南、广西也不错。
在冷战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 先登了。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 市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奥荷马大学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 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注：可参阅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
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却有大 量决策的结果，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也是冷战史研究中不 可或缺的。笔者在研究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时，到吉林、辽宁、福建、内蒙 和新疆档案馆查阅档案，惊喜地发现，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 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从聘请专家的程 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 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样样俱全，面面俱到。 此外，笔者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 案馆(室)，也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注：详见沈志华《对在华 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地方档案材料，对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个题目的研究 ，只能是简单的说教和空洞无物的政治性分析。
实际上，地方档案的利用并非只能起到某种补充作用，有些课题的研究，比如某些具 体事件或涉及某一地区的问题，只有利用地方档案才能开展。为了弄清1962年伊塔事件 真相以及中苏关系在新疆地区的特点，1998年笔者与李丹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查阅档 案，并走访了当地的党史、公安、外贸等部门，收获颇丰，不仅有馆藏的档案文献，还 有一些部门整理的工作报告或编写的背景材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对新疆中苏关 系的特点和伊塔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注：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 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该文英译文发 表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1,no.3；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 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其次，为了研究越南战争期间的 中苏关系，李丹慧还在铁道部档案室工作多日，利用那里的档案文献，弄清了在苏联援 越物资过境问题上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的具体过程(注：详见李丹慧《中苏 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1961—1973)》，《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就中国范围内而言，台湾的档案管理和开放应该说是走在前列了。笔者承蒙“陆委会 ”和中研院邀请于2002年6—8月到台湾学术访问，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近史所档案馆、 “国史馆”，还是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外交部”档案库，所到之处，在享受其 周到、热情服务的同时，也感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档案管理手段和档案利用观念正在融 入东方大地。尽管有些部门(如“外交部”档案库)的繁复手续难免使短期访问学者心焦 ，但毕竟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台湾学者最近编辑并公开出版的4 卷本《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更是令大陆学者感叹不已。
从目前中国档案管理的整体状况而言，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发掘和利用地方档案 ，恐怕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 究中心与云南省档案馆和广西自治区档案馆曾签订合同，共同编辑有关援越抗美的地方 档案文献，现在，《云南与援越抗美——云南省档案文献选编》一书已经进入编辑和出 版程序。类似这样的项目如果多一些，相信会进一步拓宽冷战史在中国的研究领域。
四 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的相互印证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个方法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 。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注：自20世纪50年代末，台北中研 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便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以后不断有学者接替 ，至90年代末，已整理、出版访问记录70多部。)。对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运用当事 人的回忆录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冷战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及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等专著，就利用了大量对中国和苏联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或 回忆录(注：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 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 ，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 多的情况是目前找不到或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文献。因此，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 补这一缺陷。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 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目前为止，学者尚 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 。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回 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 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
其次，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 ，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 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就 把俄罗斯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 告的方法，凯佩尔联系到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 了作者对俄罗斯档案文献的理解，而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情形也描写得更加生动 活泼(注：D.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A.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此外还有一件趣事很说明问题。笔者 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 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难道解放十几年了，新疆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 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才得知，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 民族学生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致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 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注：参见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 访张克迅(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记录；9月3日采访陈锡华(曾任邓力群和 赛福鼎的翻译)记录；1963年3月28日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伊犁州 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0，第228、231页)；1962年10月10日黄金明给新疆自 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第143页)。)。如 果没有当事人的解释，学者只能去猜测个中原因了。
尽管口述史料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 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型史 料进行鉴别或核查，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方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众 所周知，毛泽东公开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是在1949年6月30日。过去有学者认 为，毛泽东发表这一宣言，是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注：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64.)。因为根据1991年出版的当事人的 回忆，刘少奇是在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 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96页。)。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问 世后，这种看法就站不住脚了。俄罗斯学者公布的档案“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 ”(注：Проблемы Дал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c.68. )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注：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 №.5—6，c.56.)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了。 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同意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所以，毛泽东的宣言实际上是他非常满意会谈结果的反映。后来中国公布的文献也证 实，刘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的(注：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高岗、王 稼祥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 8年)第646页。但《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把斯大林与刘少 奇的会见说成是6月28日，这不准确。根据俄罗斯档案记录，会见是从6月27日23时至24 时进行的。师哲本人在后来的自述中对出访苏联的日期也做了订正(见师哲口述《我的 一生——师哲自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1—292页)。)。
如果仅仅以当事人的述说为依据做出历史判断，的确是危险的。在冷战史研究中还有 一个问题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 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 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 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 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 (注：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第304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3 页。)。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 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 ，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注：刘晓：《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页。)。然而，刘晓的说法有较多漏洞，就连 赫鲁晓夫访华和炮击金门的日期都说错了，关于经苏联顾问转告苏国防部的说法在逻辑 和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几年以后，又有外交部官员写道：炮击金门“事先曾通过苏联 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注：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 主席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收入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35—137页。)。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刘晓的回忆，还是他本人 也有如此记忆，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对此，不仅苏联当事人的所有回忆录 都没有这种记载，而且也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提供依据。对于这样的口述史料，作为研究 者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即使一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至少也应核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材料(注：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关于炮击金门的事情，中苏没有商量过，中国领导人在 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一句话都没有谈到此事(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提 出“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 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实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 注：参见R.K.Brigham,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Hong Kong。)。这种方法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尤其重要，无论中美、中 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之间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因此，当事人的 回忆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迹。只有通过将来自双方的口述史料或将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进 行比较、鉴别，才能有效澄清史实。近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主持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 印证。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 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 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 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这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 向。
五 档案文献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
“冷战史新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国际合作，这尤其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在俄罗斯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各 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注：详见前引《俄国档案文献：保管 、解密和利用》一文。)。几年来，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 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会聚一堂，专门讨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 开放和利用的问题(注：关于这些会议的具体情况可见Jim Hershberg,Russian Archives Review,CWIHP Bulletin,1993,no.4,pp.87—88。)。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 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即人们期望并认定，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利用 ，将引起苏联历史、冷战国际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的革命。
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其内涵决定的，也是90年代以来东方各国档案文献 相继开放的现实促成的。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 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 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 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探索，都 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做出了贡献，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 做法是：(一)在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上，一方面发表各国学 者研究冷战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 的历史档案文献，从而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 利用；(二)召开专题国际会议，并通过会议组织相关国家的学者从不同国度和角度为与 会者提供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注：这包括：1993年1月在莫斯科的“ 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历 史”；1996年1月在香港的“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在北京的“ 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 月在奥斯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2000年1月在 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与香港大学合作)等等。)。其结果不仅有利于 学者个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档案的发掘工作；(三)冷战国际史项目还 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做数月的学术访问 。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 注：笔者和李丹慧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 国、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最近，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也申请到 一笔基金，专门资助中国和东欧学者前往美国或欧洲收集有关档案资料。这种做法既促 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也使同一专题的各国档案在不同国家得到传播和利用 。
中国学者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上海复旦大学韩国 研究中心与韩国韩战研究会，自2000年起，每年组织一次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双边学术 讨论会，而且要求每次会议都能提供一些档案文献作为讨论的基础。目前，中国学者与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冷战史研究课题组也在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今后，中国的冷战史 研究更应该在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上多下功夫，这是学者力所能及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新世纪无疑将面临重大挑战。对于这个挑战，我 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 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 一个不断深化以往教训的认识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中国的 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 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促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 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 证、对比和分析，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