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谈中国人治世界史
刘家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京)2003年0114期第B③页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里,虽也开有中国史、外国史等课程,但外国史主要是讲西洋 史。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里的西洋史课程很快都改成了世界史。但是,因为中国史课程 单开,所以世界史课程照例不讲中国史。这样,世界史就成了治外国史的学者的专职和 专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成绩好坏,治中国史者不任其责。
依笔者浅见,既然是世界史,那么就不应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后的总和,而应是一门 单独的学科,应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当然,它也要以国别史的 研究作基础。现在国内治世界史者往往只研究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历史,但同时又被界 外赋予他们研究国别史和整体世界史的双重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身上的担子已经不 轻,所以一般都不再治中国史。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世界史里没有充分展现中国的历 史作用和地位,这样的世界史能算是真正的世界史吗?我们也时常听到人们抱怨外国的 世界史书籍里反映中国史的内容太少。其实,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总会有其局限 性,因此要解决世界史里展现中国历史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自己。
这责任不仅在于治外国史的学者身上,同时也在于治中国史的学者身上。治中国史的 人也许会说他们在外语方面有困难,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而治外国史的人用了 那么多时间学外文,要再花很大精力研习中国古文字也有困难。既然两方面的人各自独 力从事都有不少困难,那么就需要双方的通力合作。两方面的人都应向对方的领域迈进 一步,建立一个共同的对话平台——世界史,假以时日,我们就有可能写出充分而且适 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史,使世界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有了中国历史这个重 要的参考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 者也就对于世界历史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对于治中国史的学者来说,由于有了世界史这一重要参考系,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 的总背景、总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对中国历史本身取得更深刻、更广 阔的理解。这样作尽管对治中国史的人来说会辛苦一些,但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是很 有学术意义的。同样,由于中国学术背景的欠缺,国内研究外国史者常常感到很难超脱 外国学者研究的视阈及其研究水平,总觉得不得不作人家的学生。可为什么外国学者研 究中国史有时也不乏独到的新意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治中国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限制,而外国学者冷眼旁观,且以其自己的历史作为研究参考 系,故能见吾人之所不见。因此,我们治外国史,如果能以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作参考 系,视角就会超出我们所研究的国家的学者,从而在某些方面发其所未发。还有一点也 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作为历史学者,不管从事什么具体专业,最需要的是理解历史 文化的能力水平。这一水平决定着我们总体研究的水平。我们对什么领域最有可能或者 说最容易达到最高的理解水平呢?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实,中外学者概莫能 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治外国史的学者同时一定要成为中国史的专家,而只是说要 清醒认识和充分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从而让自己立足于一个更高的文化品位,在治外 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取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学术品位”的重要成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京)2003年0114期第B③页
依笔者浅见,既然是世界史,那么就不应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后的总和,而应是一门 单独的学科,应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当然,它也要以国别史的 研究作基础。现在国内治世界史者往往只研究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历史,但同时又被界 外赋予他们研究国别史和整体世界史的双重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身上的担子已经不 轻,所以一般都不再治中国史。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世界史里没有充分展现中国的历 史作用和地位,这样的世界史能算是真正的世界史吗?我们也时常听到人们抱怨外国的 世界史书籍里反映中国史的内容太少。其实,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总会有其局限 性,因此要解决世界史里展现中国历史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自己。
这责任不仅在于治外国史的学者身上,同时也在于治中国史的学者身上。治中国史的 人也许会说他们在外语方面有困难,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而治外国史的人用了 那么多时间学外文,要再花很大精力研习中国古文字也有困难。既然两方面的人各自独 力从事都有不少困难,那么就需要双方的通力合作。两方面的人都应向对方的领域迈进 一步,建立一个共同的对话平台——世界史,假以时日,我们就有可能写出充分而且适 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史,使世界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有了中国历史这个重 要的参考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 者也就对于世界历史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对于治中国史的学者来说,由于有了世界史这一重要参考系,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 的总背景、总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对中国历史本身取得更深刻、更广 阔的理解。这样作尽管对治中国史的人来说会辛苦一些,但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是很 有学术意义的。同样,由于中国学术背景的欠缺,国内研究外国史者常常感到很难超脱 外国学者研究的视阈及其研究水平,总觉得不得不作人家的学生。可为什么外国学者研 究中国史有时也不乏独到的新意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治中国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限制,而外国学者冷眼旁观,且以其自己的历史作为研究参考 系,故能见吾人之所不见。因此,我们治外国史,如果能以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作参考 系,视角就会超出我们所研究的国家的学者,从而在某些方面发其所未发。还有一点也 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作为历史学者,不管从事什么具体专业,最需要的是理解历史 文化的能力水平。这一水平决定着我们总体研究的水平。我们对什么领域最有可能或者 说最容易达到最高的理解水平呢?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实,中外学者概莫能 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治外国史的学者同时一定要成为中国史的专家,而只是说要 清醒认识和充分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从而让自己立足于一个更高的文化品位,在治外 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取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学术品位”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