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历史的分期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Barry Buzan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2003年01期第1～9页
【作者简介】[英]Barry Buzan(巴瑞·博赞)
伦敦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英国 伦敦
巴瑞·博赞(Barry Buzan)，男，不列颠科学院院士，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会员，英国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系主任；丹麦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项目主任。
【关 键 词】世界历史/国际体系/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1-0001-09
在这一部分，我们在给出其他分期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框架所产生的世界历史 分期。这样做有四个目的：
·阐明我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方法应该如何去影响历史分期的思考；
·提高历史分期对国际关系学重要性的意识，并强调受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束缚的理论 在思考国际体系变化上的局限；
·在某些地方向传统的历史分期观点提出挑战，同时又在某些地方予以证实；
·尝试用一种综合、全面的方法，把世界史如何分期的思考主线汇合在一起。
如前所述，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分界点不同于那些主流历史学的分界点。我们给世界史 设定了三个转折点。一个是大约公元前60，000—40，000年前国际体系的出现；一个是 大约公元前3500年第一个国际体系成型之时；最后一个转折点是公元1500年左右，现代 全球国际体系最早成型之时。我们与历史学家在第一个转折点上的差别，显而易见地反 映出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动笔之前就被他们处理时间的方法给困扰住了。他们把这些 时间留给了考古学家。我们同意主流历史学关于公元前3500年代表一个主要的转折点的 观点，并且有新的理由阐释其原因。我们也同意在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需要确立一个区 分，尽管我们不同意中世纪本身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世界性历史时代。我们认为，中世纪 基本上是一个居于第二层次重要地位的地方性问题，世界古代史与现代史之间的分界是 直接的，只是在欧洲史上存在着中世纪这一古代与现代的过渡期。我们将世界古代与现 代的分界设置在公元1500年左右。关于这一分界的本质和适当的位置，下面将进行深入 的探讨。
在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的问题上有两点强烈的共识。首先，伴随着城邦、诸文明和国 际体系的兴起，所有重大的转换都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将这一年代确认为世界史 上明确无误的首要转折点，有诸多颇具说服力的原因，而且在这个年代上取得了高度广 泛的一致。第二，一种通常被称作“现代性”(‘modernity’)的事物的兴起，构成了 一个像公元前3500年所发生的对世界历史同样重要的事件。也许因为它在时间上离我们 更近，也许因为与此相联系的历史证据过于丰富多彩，现在人们依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存有争议，即确认这一转换的要素是什么，以及转换发生的时间。所有其他有关转折点 分期的争论都没有这两点重要。因此，我们将围绕这两点展开如下讨论：
——史前史上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理解公元前3500年的转换点
——古代和古典时期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古代、古典和现代时代分界线的争论
——现代时代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第三个重要转折点问题
从那里开始?史前史的转折点
在我们可以确定任何一个转折点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起始点。人所共知，移动的和 平等的采猎群(hunter gatherer bands)的存在可以回溯到人类历史的开端；同样人人 皆知的是，现代人类最早是100，000年前在非洲出现的。然而，关于现代人类是否起源 于非洲，并在此后用了8万年的时间移居到世界其他地区，或者现代人类是否从欧亚大 陆不同区域人类的较早形式演化而来，存有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不是世界史学家所能 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特殊的理由去强调它。
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起始点存在于采猎群漫长的历史中，出现于人类相互作用的效 果开始延伸到遥远的距离之时。这标志着我们所称的前国际体系的开始。人类学家和考 古学家现在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某些层面级变化发生在40，000—60，000年前。这些变 化使采猎群像一个巨型拼图一样锁定在一起。结果是尽管单个的人可以在当地单独作业 ，但外来的物品可以长距离运输(Diamond,1991;Gamble,1994)。[1]给出这个转折点的 精确时间是办不到的，因为新的研究总是将其进一步回溯。但关键是在公元前60，000 年以后的某个时间，人类开始交换运输了足有几百英里的物资。从澳大利亚和北美发现 的证据显示，这些交换最终将采猎群跨越各大陆连接在一起。尽管就这一进化没有一致 的解释，但这种证据充分证明，用这一事件作为前国际体系最早出现的时间无疑是合理 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框架与坎贝尔(Gamble)的论证是一致的，即采猎群能够保持远 距离联系的非预期的结果，是人类能够移居到原来难以移民的地区。这一进化的一个结 果是人类能够移居到美洲。同承认这些体系的起源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一直生存 下来，直到今天。虽然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出现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但决不应 忽视前国际体系持续存在的重要性。通过强调采猎群总是能够产生非常广泛的体系，让 采猎群淡入历史背景之中，就像在其他多数研究方法中所遇到那样，就变得不那么容易 了。当然，沃尔夫是个例外。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沃勒斯坦的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照。他 认为采猎群是自治和自足的微型体系，直到他们被更发达的经济体系吸收进去时为止。
下一个转折点落到公元前1万到6000年的某个时候。许多分析家用农业的出现来确定这 一转折点(Mann,1986:40-41,ch.3)。[2]吉纳尔(Gellner,1988:275)[3]甚至声称这一时 刻为分析人类历史的起点，他和霍奇森(Hodgson,1993)[4]认为农业革命发起了一直到 工业革命的历史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1990:45-51)[5]采用了相似的方法 ，只不过他把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开始的从亲族关系(kinship)向朝贡社会(tributar y societies)的转变当成这种转变的标志。没有农业的发展，文明就不可能会出现。过 去人们经常认为，人类发展农业是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因为人类无法通过狩猎和 采集来养活自己。但现在已经认识到这种目的论理论难以服人。因为在农业出现许多千 年后，世界上仍有大部分地区人口保持稳定，采猎群依然存在。现在认识到，只是在开 始过定居生活后，人类的人口数量才开始增长，因为定居生活能使人类更快地繁殖。农 业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的确，农业革命的整个思想现在都值得高度怀疑。过去被视 作一场农业革命的，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一个长期进程的终结。
从我们理论框架的观点出发，无疑从大约公元前10，000年左右开始，世界上许多不同 地方采猎群的社会组织开始转变。在一些地区，迁徙让位于更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在这 些单位的国内政治结构方面，平等主义让位于等级分化。这两方面的进化都可以在农业 的发展中独立地发生，但我们的分析框架表明这两者对体系的本质开始具有实质性影响 ，而采猎群就是在这种体系之内活动的。大约公元前8，000年，人类开始以部落村为单 位活动。我们认为，这一进化代表着前国际体系再分化的一个重要时刻。在接下来几千 年时间的不同点上，在跨越全球数量有限的地域中，村庄在结构和功能上变得与酋邦(c hiefdoms)的出现愈加不同。在酋邦，酋长占据着重兵防卫的中央村庄，控制着隶属的 村庄。这些不再迁徙的等级制单位是更为完全地类近于国家的实体的先驱，它们不同于 移动着的采猎群，开始展示“国际”关系的行为特征。
农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定居的等级制群体的出现，这一点不存在疑问。但就像我们 在第7章所证明的，它只是一个复杂和意义深远的长久历史中的一个因素，这一进程最 终导致了采猎群的彻底转换。这些群体之间建立起来的长久的联系，至少是和农业同样 重要。随着这些群体日益趋向于定居和等级制，这些联系变得更加富有活力，也更为复 杂。尽管我们的分析只是为这一非常复杂的进程提供了一个素描，但是比起任何其他集 中于把农业的出现作为一个转折点的研究而言，我们的探求更为深远。
理解公元前3500年的转换点
虽然不是每一个分析家都持这种观点，但对于多数分析家来讲，公元前3，500年左右 的时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尽管这个转折点的实质是被不同的理论术语刻画出来 的。习惯地讲，这个年代被认为是文明肇端的标志，或如本特利(Bentley's(1996:756) [6]所言，是“早期复杂社会”(‘early complex societies’)开始的标志。但只有麦 克尼尔(McNeill(1963:32)[7]清楚地勾画了这一程式。麦克尼尔认为在接下来的5，000 年里，野蛮和文明的群体之间在空间上截然地分开了。他认为蛮族人以游牧为生存方式 ，并对文明和定居的群体构成了一种持久的威胁。文明与城邦和一种城市政治和宗教精 英的形成，与书写及计算技术的发展，与一个制造出高级手工艺术品的艺术家阶层的出 现，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农业的发展，没有生产剩余食物能力的进步，从而使一部 分人口不再为填饱自己的肚子负责，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像沃尔夫这样的理论家看来，是作为贡品的农业剩余产品的生产和重新分配决 定性地确定了转折点的实质。然而，按照这个术语的定义，文明必须被视作这一生产方 式转换的副产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他们的知识倾向绝然不同，但是像盖尔诺、 霍奇森和沃勒斯坦这样的理论家都认为，与农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转折点，必须被视作 世界历史最重要的进化之一。这一程式的问题是，全世界有许多区域农业的发展并没有 促成朝贡体系和城市文明的兴起。那么，从这一角度出发，世界范围内文明的缓慢出现 ，先是在苏美尔，埃及和印度，之后在大致千年之后的现在的土耳其、希腊和中国，又 在一个同样时期之后的中南美洲，确实代表着一个需要与农业的发展区别看待的明确的 转折点，即使这个转折点是依赖于农业的进步而出现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是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的制度化，以及体现了这些因素的前现代国 家的巩固，标志着最突出的转折点。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这些新单位的兴起是一种接 合。在这种接合中，前国际体系让位于经济的和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在分界线的前 国际一侧，政治体系非常易变。因为权力主要是建立在继承和首领的个人魅力之上的， 酋邦并不稳定。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城邦和王国构成了第一个国际体系，它们更加稳定 和持久。这些新的政治单位代表着许多不同的政治轨迹的终点。在这一谱系的一端是城 邦群。由于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稳定下来了，如同苏美尔的情形。在谱系的另一 端，是非常稳定但并没有城市化的国家，它们是作为酋邦领土稳定累积的结果而出现的 。就像在埃及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酋邦比其邻居更为稳定和持久。这些单位通过明确的 “国际”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贸易、外交、联盟、军事竞争和战争等。
但人们不要让这短暂的转折点的戏剧性场面遮盖住这样的事实：它只是最初的，而且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空间上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构成这些新形成的国际体系的国家 的本质是什么，它们进化了，并且继续在前国际体系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作用。的确，如 果不考虑前国际体系，要理解这些国际体系的某些核心特征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它们的 贸易模式。所以，3500年这个年代只是标志着一个几乎延伸到今天的漫长的进程的开始 ，在这之中，诸文明和它们的国际体系稳固地蚕食和吸收了前国际体系的领土。在中国 ，同样的进程比它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晚了一千年，而在美洲则晚了三千年。在 不列颠，这一进程直到罗马人入侵时才开始。在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这一进程发生 于欧洲人入侵之时。
古代和古典时代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迄今关于古代和古典时期第二层次重要转折点最大的争论，关系到人们对某种欧亚体 系出现时间的思考。构成一个体系的种种奇想或推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确定这一 转折点时间的非确定性。关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中东诸种文明开始联合起来，形成第一 个单一经济体系及其后的军事—政治体系的观点，人们没有多少争论。这个体系与印度 河流域的城邦体系发展起经济联系，但不是军事—政治联系。本特利(Bentley,1996)[8 ]所设定的这一转折点的时间较早，在公元前2000年，并把它确定为“早期复杂社会” 与采取帝国形式的古代诸文明之间的界限。麦克尼尔(McNeill(1991)[9]现在认为，公 元前1700年的时间标志着一个普遍进程的开始。在这个进程中，诸文明开始相互接触， 并最终形成了欧亚体系。在他的早期著作中(1963)，[10]麦克尼尔确认公元前500年为 欧亚大陆四大文明相互接触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但当他25年后重新审视自己的著作时， 他把这一转折点在时间上回溯了。经过思考，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分支什么 时候最早开始相互作用，这种接合远比各文明间跨欧亚大陆接触的时间更为重要。所有 这些争论，都集中于构成一个体系需要多大程度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类型。这 里我们的框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根据我们的研究，所有早期国际体系都在跨越遥远距离的前国际体系内运行。这些体 系非常可能从它们开始出现的时候起，就通过前国际体系相互接触，尽管这种接触是间 接的。例如天青石不仅在苏美尔，而且也在埃及使用(Payne,1968)。[11]因此，从它们 存在的早期阶段开始，这些文明之间就必定有某种形式的接触，即使是通过间接途径。 这说明“最早的接触”(‘first contact’)在试图确定欧亚国际体系形成的时间上并 不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一个可能的候选时间是公元前1000—800年，当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开始对整个欧亚 大陆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按照麦金德(Mackinder)的术语，此时欧亚大陆可以说构成 了一个单一封闭体系。关于这一进程人们所知甚少，除了下面这一点：一旦马匹的繁殖 生产出足够强壮的座骑以承载骑兵(与马拉双轮战车和大车相对)，骑射文化(the horse riding culture)便迅速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不过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一进化难以被 认定为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500年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前，美洲就没有本地自产的马。但 在欧亚大陆，其结果是曾经只给定居的邻居造成不便的、文明疆界以外的“蛮族”，现 在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卡尔·贾斯泊思(Karl Jaspers(1953)[12]把这个威胁与欧亚大 陆四个主要文明区域发生的精神文化的突破性进展联系起来。他认定这一时期为“轴心 时代”，他的这一思想被霍奇森(Hodgson,1993年)[13]所接纳。霍奇森视这一时期知识 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为农业时代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我们的理论框架也承认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单位。这 种政治单位具有扩张成帝国的潜力。骑射的演进还构成了一种物质上互动能力的显著进 化。但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发展起一种寄生的关系。在这两种类 型迥异的单位之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均势，这种均势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这种均势依存 于这样一种事实：两种单位都构建起有效的战略以处理与对方关系，结果没有一方可以 战胜另一方(Barfield,1989;Christian,1998)。[14]虽然这些事件对我们的分析框架意 义重大，但并不能说它们构成了欧亚大陆的国际体系。蛮族人确曾对欧亚大陆所有的农 业文明构成了共同威胁，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变成了欧亚大陆多种国际体系的一 部分。但蛮族人从来就没有在整体上协调起来，他们高度的碎片化表明他们没有把欧亚 大陆连接在单一的国际体系之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政治上都是如此。虽然他 们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现象，但这一时期蛮族人的实际影响最好被理解为一系列单独的发 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影响着现存的诸种国际体系，但并没有使它们以任何一种聚合的 方式联系起来。
依照我们的观点，构造欧亚大陆(经济)国际体系的一种似乎更为可信的时间，是麦克 尼尔最早选择的大约公元前500年。到了这一时期，波斯帝国的扩张把地中海、中东和 南亚与中亚联系起来，并且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以及稍晚些时候北非地区类 近的发展汇合起来了。到了公元前200年，畜牧国家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的联系(Christ ian,1998:183)，[15]连接中国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贸易体系已经繁荣兴盛起来。欧亚 大陆在古代和古典时代从未形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但尽管有盛有衰，它的经 济体系繁荣兴旺了两千年，携带了足够的文化辎重，用以验证麦克尼尔的“欧亚世界( 联合体)”(‘Eurasian Ecumene’)一语。
一些学者(McNeill,1963;Mann,1986:ch.7,p.292;Bentley,1996)[16]还认为公元前500 年也标志着古代和古典时代的一个分界。这里我们介绍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 希腊到中国的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标志着欧亚文明水平的重大进步。在这一时期 内，宗教和哲学思想无疑经历了一个突破式发展：希腊(特别是雅典)的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波斯的索罗亚斯德(Zoroaster)，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 孔子和老子。第二观点认为，古典希腊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古典希腊民主和公民权利与 义务方面的政治发展，标志着古代和古典之间单位类型的阶段性变化。在我们看来，这 两种思想都有问题。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是，相似类型的重要进展在公元前500年 以前和以后的时期中都曾发生过。印度教、犹太教和埃及的一神教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 前就已经出现了，基督教的发起比轴心时代晚500年，伊斯兰教则晚了1000多年。根据 这样的观察，世界主要宗教和哲学的产生看起来更像古代和古典世界的一个一般特征， 而不是某一个时间点上的进展。政治上突破式发展观点的问题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没 有足以确定为历史分界的单位的转换。我们怀疑这一时间的应用，只是为了反映欧洲中 心论者的企图，即突出希腊和罗马对古代和古典世界其他部分的优越地位。我们视统治 艺术的稳定进展为整个古代和古典时代的一个特征，其中希腊和罗马的发展仅仅是一种 表现方式。
我们也不同意欧洲中心论者设定公元前500年左右为第二个等级分界线的观点(Frank,1 990;165;Bentley,1996)[17]。我们这样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 甚至只从欧洲历史出发，这个时间只是拔高了罗马衰落和中世纪时期开始的地位，把它 们提升到一个它们难以承受的程度。这种观点是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的基础之一。人们 必须记住：只是西罗马帝国衰落了，而拜占庭帝国在东方又持续生存了1000年。这样的 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尽管中世纪的发展在欧洲历史上愈显重要，并且最终对 世界历史也产生了同样的重大影响，但就其本身而言，主要具有局部的重要意义。人们 不能通过附加伊斯兰教的兴起来强化这段历史。因为如上所述，在整个古代和古典时代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发展。把所有这些考虑在内，公元前500年只是代表第三层次的 重要意义。
关于古代、古典和现代之间界限的争论
尽管人们对现代和现代之前存在一个第一等次重要的世界历史分界线没有异议，但在 将这一分界线置于哪里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按照我们的观点，公元15 00年是迄今确定这一历史界碑的最佳的年代。不仅一种新的历史单位即现代国家在这一 时期产生了，而且互动能力也得到重大发展，远洋帆船触发了第一个全球规模的国际体 系的迅速产生。围绕这一时间集中了相当重要的观点。像我们，琼斯(Jones(1987)[18] 和本特利(1996：768-9)[19]特别着重强调了将美洲和欧洲体系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意义 ，从而加重了公元1500年的筹码。按照麦克尼尔的观点，由于存在着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的相互影响的路线，公元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四大文明之间有一个粗略的平衡被巩固下 来。但他认为在公元1500年之后，世界史的“萌芽”(the ‘grain’of world history )开始从欧洲和西方向世界的其他部分单向发展(McNeill,1963[1991]:253)。[20]肯尼 迪(1988)[21]类似地选择了1500年，而沃勒斯坦则一直重申公元1500年之后世界体系的 实质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换。在公元1500年前主导世界的基本上独立存在的世界诸帝 国的地方，出现了世界经济，它缓慢而坚定地将覆盖全球的许多政治单位包含其中。蒂 莉(Tilly(1990:38-45)[22]支持将1490年作为现代(或如他所称的“民族”国家)开始的 观点，怀特(Wight(1977:ch.5)[23]选择了1494年。曼(Mann(1986:ch.14)[24]提出1477 年是现代的分界线，富兰克(Frank(1990:165)[25]也采取这种观点。斯塔夫里阿诺斯(S tav rianos(1990:95)[26]把1500年作为资本主义开始的时间。尽管在理论上不是很严 密，麦金德(Mackinder(1904)[27]也认为公元1500年之后，欧洲人得以从欧亚大陆上解 脱出来，把封闭的欧亚体系转换成一种开放的体系。
但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人质疑1500年作为戏剧性跃进到一个全球规模国际体系 年份的重要意义。但有人把现代国家出现的时间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例如安德森(Ander son(1974b)[28]将其确定为14世纪。其他人采用不同的分界线标记，因而得出不同的年 代。在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中，特别是英国学派的学者(Watson,1992:ch.17)，[29]认 为1648年是关键性年代。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独特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 出现和自我界定，这种体系和社会接着又将其自身强加到地球的其他部分。
另外一组作者想依据工业革命和/或资本主义的开始来定义现代主义的转折点，认为这 是脱离支撑古代和古典时代农业政治经济的重大转换。在如何确定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两者发生的时间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沃勒斯坦和斯塔夫里阿诺斯便利地(我们是这么认 为的)坚持1500年作为资本主义起始的日期。但霍奇森(1993:chs.4-6)[30]把现代性起 始的时间确定为1600年，与“技术化”(‘technicalised’)社会的来临同步。吉尔诺( Gellner(1988)[31]和沃尔夫(Wolf(1982)[32]两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转折点 发生在18世纪趋于结束之即。这三位作者中没有一位同意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回 溯至1500年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他们 确定的工业革命的时间都晚于1500年。按照他们的观点，欧亚大陆与美洲建立起来的连 接并没有促成世界经济基本特征的任何变化。这些基本特征依据农业和重商主义原则， 继续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他们低估规模扩张问题，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组织原则。 但是按照我们的观点，这种评价低估了国际贸易从国际体系很早的阶段开始，就部分地 依据市场原则的基础运行的程度。19世纪工业革命所发挥的作用，是为一个已经全球化 的体系在互动能力方面注入巨大的改进，因而极大地增强了国际体系的进程和结构。关 于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也没有一致的观点。有些历史学家，如琼斯(Jones(1987:ch.3) 、[33]鲍特尔(Bautier(1971:246-56)[34]和曼(Mann(1986:chs.12-13)[35]认为，人们 熟悉的18和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并没有超过中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次工业革 命同样是建立在多种多样风和水动力之上的机器(包括著名的远洋航船，也包括磨房机 器)、印刷术、冶金术和如此等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点可以被认为加强了关于大约1 500年的论据，而18和19世纪的发展只是被看成早期开始的某些事情的晚期阶段。
把所有这些考虑进去，1500年的论据即使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看起来也非常充分。
现代时代的第二层次转折点
现代时代包含着国际关系学中有待解决的主要中心问题，因而就重大年代存在着许多 可能的争论。在评价这些争论时也存在两种问题。首先，在确认第二层次转折点的时候 实际上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因为人们在进行评判缺乏足够的历史视野。第二，确定现代 时代内的年代，取决于人们认为这个时代开始于何时。如果我们采用1500年为现代时代 起始的年代，那么作为第二层次转折点的就有五个主要的候选时间：1648年，1850年前 后、1900年前后、1945年和1989年。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有如此多的转折点(对比古 代和古典时期，5000年中只有一个转折点!)，即使像我们一样，接受历史在现代时期发 展的速度大大加快的说法，也有理由对如此多的转折点提出质疑。现在将这些转折点的 论据简要列举如下：
1.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将欧洲国际社会及其主导单位固定下来，这些单位在随 后的岁月里按照它们自己的设想，用他们的权力重新塑造了国际体系。
2.185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了互动能力的主要进展；自由思想开始突破重商主义对 社会互动能力发展的阻塞；一个完整的军事-政治国际体系延伸到全世界，随着中国和 日本被西方列强击败，地理上的封闭消除了。
3.1900年前后：像麦金德和列宁这样的理论家观察到了一种不同的封闭，即列强占领 了这个体系之内所有可以开拓为殖民地的领土，结果是随着它们的扩张从一个正和游戏 向一个零和游戏的转移，它们的竞争变得更加休戚相关，更加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更宽泛地讲，20世纪的三次世界大战(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可以被视作这一 活动的结果。有些作者(巴勒克拉夫，Barraclough,1967:9-42)[36]也把这一时间作为 从欧洲史向世界史转换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作为第一个非西方列强的出现 。
4.1945年：由于三个重大事件的交叉而具有重要意义：为时甚久的多极结构向两极结 构的转移(肯尼迪，Kennedy，1988)；[37]核武器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作为避免列强 战争的强大压力的增长；以及大规模非殖民化的开始。非殖民化拆散了所有庞大的帝国 ，被按欧洲观念制造(经常是很糟糕)的国际体系和社会取而代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放弃的自由经济的标准与规则的再次重申，则进一步强化了1945年作为转折点的论据。 有些作者像摩根索(Morgenthau(1973)、[38]汤因比(Toynbee(1954)[39]和迪欧(Dehio( 1963)[40]也认为，从1945年开始，均势从欧洲舞台转移到了世界舞台，因此转换了世 界政治的本质，尽管也可以把这一观点放在1900年左右或1989年之后。
5.1989年：两极体制终结了；大国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所谓“历史的 终结”发生了，因为主导20世纪的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似乎结束了。20世纪意识形态冲 突的焦点是：塑造工业社会未来的，是君主专制，还是自由民主；是法西斯主义，还是 共产主义。亚洲的崛起似乎预示着由非殖民化开始的主导力量从西方的转移。
以我们的框架检视这些说法产生了如下评价。1648年代表着一个社会结构的转换，是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主张。1850年前后是一个物质和社会互动能力转换的年份，是一个( 并非直接相关)完整的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塑造完成的年份，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 观点。将1900年前后特殊地置于我们的框架之内是非常困难的，但很清楚它与我们框架 的精神相一致。看起来需要对“开放”和“封闭的”国际体系的含义进行更多的思考。 我们关于地理开放或封闭作为一种互动能力和进程的功能的思想相对简单，没有抓住这 一概念整个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1900年至少可以置于第三层次重要的位置，或许更多 。1945年表面上看不应该超出比第三层次更重要的位置。1945年结构的变化非常有趣， 然而是短命的。尽管核武器有许多原因值得关注，但它没有以任何一种显著的方式从根 本上改变国际体系或其单位的行为。它们的主要功效是夸大恐惧，从而增强了1914—19 18和1939—1945年的经历曾经产生的对战争的厌恶。非殖民化的分量更重，因为它代表 着国际社会的实质性扩展，尽管不是其结构的变化。
最后是1989年问题。由于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所以它在某些方面是最难判定的。两 极体制的终结或许没有带来长期的重要意义，尽管在冷战期间两极体制看起来是多么地 重要。但1989几乎肯定将在世界史正统的阐述中赢得一个位置，用以标明短暂的20世纪 (1914—1989年)的结束。它也有可能用以标明世界史上西方直接主导时代的终结，以及 在过去五百年间所未曾看到的，一种更为真实的力量向全球的分散转移。也许它又标志 着始于5000年前的国际体系开始吸收前国际体系的进程的终结。但正像在第16章所讨论 的，这个年份可能不仅仅表明现代时代内一个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1989年可能被视 作一个第一等次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从现代到后现代(或其他什么标签)时代转换的开 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决定性特征将更多地由经济的进程和单位，而不是 由军事—政治的进程和单位来决定。即使是推测这样一种转换都容易招致他人的指责， 认为我们只是因为接近眼前的事件就荒谬地抬高它们的地位。但这样一种分类与我们框 架的逻辑相吻合，如果不作为一种可能性而提出将是不负责任的。
世界史分期与国际体系
(趋向左方的位置增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趋向右方的位置减少之。1代表第一层次重 要，2代表第二层次重要，3代表第三层次重要)
1—公元前60000-40000年—伴随着采猎群之间长距离交换网络的出现，前国际体系开 始。
2—公元前10000-6000年一定居的等级制单位出现，开始展现某些“国际”行为的特征 。
1—公元前3500年—持久的类近于国家的单位，以及经济的和完整的国际体系的出现。 前国际体系开始受到侵蚀与同化。
3—公元前2000-1700年—帝国和连接整个中东和南亚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出现。
3—公元前1000-800年—借助于骑射，欧亚大陆互动能力增加，结果是作为国际体系主 要角色的游牧民族的出现。
2—公元前500年—欧亚大陆经济国际体系的出现(但不是轴心时期宗教和哲学的发展， 或在古典帝国中一种新兴单位的出现)。
3—公元500年—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欧洲地中海的崛起。
1—公元1500年—一种新的主导单位—现代国家的出现，以及远洋航运带来的互动能力 的飞跃，通过欧亚大陆与美洲的连接，一个几乎囊括整个全球的国际体系塑造出来。更 可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开始。
2—1648年—一种新的国际社会结构的出现。
2—1850年前后—互动能力的转换和完整的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的闭合。
2?3?—1900年前后—大国竞争体系的“闭合”(‘closure’)。
3—1945年—两极结构，国际社会向整个体系的延伸。
1?—1989年—作为该体系的决定性进程，从军事—政治向政治—军事互动的部门转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2003年01期第1～9页
【作者简介】[英]Barry Buzan(巴瑞·博赞)
伦敦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英国 伦敦
巴瑞·博赞(Barry Buzan)，男，不列颠科学院院士，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会员，英国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系主任；丹麦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项目主任。
| 【内容提要】 | 本文在介绍、分析和批判西方学术界世界历史权威分期法的同时，从国际体系演变的 角度，提出了人类从60，000年前分散的采猎群到今天全球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新的 历史分期法。作者以一种全新博大的历史观对西方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大领域的主流 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摘译自作者《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 书。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匮乏，致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只能孤芳自赏 的境地。而只有融理论研究于历史探讨，建立一个超越现有诸种框架之上的新时空观， 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走出误区，真正对社会现实和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
在这一部分，我们在给出其他分期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框架所产生的世界历史 分期。这样做有四个目的：
·阐明我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方法应该如何去影响历史分期的思考；
·提高历史分期对国际关系学重要性的意识，并强调受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束缚的理论 在思考国际体系变化上的局限；
·在某些地方向传统的历史分期观点提出挑战，同时又在某些地方予以证实；
·尝试用一种综合、全面的方法，把世界史如何分期的思考主线汇合在一起。
如前所述，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分界点不同于那些主流历史学的分界点。我们给世界史 设定了三个转折点。一个是大约公元前60，000—40，000年前国际体系的出现；一个是 大约公元前3500年第一个国际体系成型之时；最后一个转折点是公元1500年左右，现代 全球国际体系最早成型之时。我们与历史学家在第一个转折点上的差别，显而易见地反 映出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动笔之前就被他们处理时间的方法给困扰住了。他们把这些 时间留给了考古学家。我们同意主流历史学关于公元前3500年代表一个主要的转折点的 观点，并且有新的理由阐释其原因。我们也同意在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需要确立一个区 分，尽管我们不同意中世纪本身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世界性历史时代。我们认为，中世纪 基本上是一个居于第二层次重要地位的地方性问题，世界古代史与现代史之间的分界是 直接的，只是在欧洲史上存在着中世纪这一古代与现代的过渡期。我们将世界古代与现 代的分界设置在公元1500年左右。关于这一分界的本质和适当的位置，下面将进行深入 的探讨。
在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的问题上有两点强烈的共识。首先，伴随着城邦、诸文明和国 际体系的兴起，所有重大的转换都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将这一年代确认为世界史 上明确无误的首要转折点，有诸多颇具说服力的原因，而且在这个年代上取得了高度广 泛的一致。第二，一种通常被称作“现代性”(‘modernity’)的事物的兴起，构成了 一个像公元前3500年所发生的对世界历史同样重要的事件。也许因为它在时间上离我们 更近，也许因为与此相联系的历史证据过于丰富多彩，现在人们依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存有争议，即确认这一转换的要素是什么，以及转换发生的时间。所有其他有关转折点 分期的争论都没有这两点重要。因此，我们将围绕这两点展开如下讨论：
——史前史上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理解公元前3500年的转换点
——古代和古典时期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古代、古典和现代时代分界线的争论
——现代时代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第三个重要转折点问题
从那里开始?史前史的转折点
在我们可以确定任何一个转折点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起始点。人所共知，移动的和 平等的采猎群(hunter gatherer bands)的存在可以回溯到人类历史的开端；同样人人 皆知的是，现代人类最早是100，000年前在非洲出现的。然而，关于现代人类是否起源 于非洲，并在此后用了8万年的时间移居到世界其他地区，或者现代人类是否从欧亚大 陆不同区域人类的较早形式演化而来，存有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不是世界史学家所能 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特殊的理由去强调它。
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起始点存在于采猎群漫长的历史中，出现于人类相互作用的效 果开始延伸到遥远的距离之时。这标志着我们所称的前国际体系的开始。人类学家和考 古学家现在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某些层面级变化发生在40，000—60，000年前。这些变 化使采猎群像一个巨型拼图一样锁定在一起。结果是尽管单个的人可以在当地单独作业 ，但外来的物品可以长距离运输(Diamond,1991;Gamble,1994)。[1]给出这个转折点的 精确时间是办不到的，因为新的研究总是将其进一步回溯。但关键是在公元前60，000 年以后的某个时间，人类开始交换运输了足有几百英里的物资。从澳大利亚和北美发现 的证据显示，这些交换最终将采猎群跨越各大陆连接在一起。尽管就这一进化没有一致 的解释，但这种证据充分证明，用这一事件作为前国际体系最早出现的时间无疑是合理 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框架与坎贝尔(Gamble)的论证是一致的，即采猎群能够保持远 距离联系的非预期的结果，是人类能够移居到原来难以移民的地区。这一进化的一个结 果是人类能够移居到美洲。同承认这些体系的起源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一直生存 下来，直到今天。虽然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出现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但决不应 忽视前国际体系持续存在的重要性。通过强调采猎群总是能够产生非常广泛的体系，让 采猎群淡入历史背景之中，就像在其他多数研究方法中所遇到那样，就变得不那么容易 了。当然，沃尔夫是个例外。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沃勒斯坦的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照。他 认为采猎群是自治和自足的微型体系，直到他们被更发达的经济体系吸收进去时为止。
下一个转折点落到公元前1万到6000年的某个时候。许多分析家用农业的出现来确定这 一转折点(Mann,1986:40-41,ch.3)。[2]吉纳尔(Gellner,1988:275)[3]甚至声称这一时 刻为分析人类历史的起点，他和霍奇森(Hodgson,1993)[4]认为农业革命发起了一直到 工业革命的历史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1990:45-51)[5]采用了相似的方法 ，只不过他把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开始的从亲族关系(kinship)向朝贡社会(tributar y societies)的转变当成这种转变的标志。没有农业的发展，文明就不可能会出现。过 去人们经常认为，人类发展农业是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因为人类无法通过狩猎和 采集来养活自己。但现在已经认识到这种目的论理论难以服人。因为在农业出现许多千 年后，世界上仍有大部分地区人口保持稳定，采猎群依然存在。现在认识到，只是在开 始过定居生活后，人类的人口数量才开始增长，因为定居生活能使人类更快地繁殖。农 业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的确，农业革命的整个思想现在都值得高度怀疑。过去被视 作一场农业革命的，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一个长期进程的终结。
从我们理论框架的观点出发，无疑从大约公元前10，000年左右开始，世界上许多不同 地方采猎群的社会组织开始转变。在一些地区，迁徙让位于更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在这 些单位的国内政治结构方面，平等主义让位于等级分化。这两方面的进化都可以在农业 的发展中独立地发生，但我们的分析框架表明这两者对体系的本质开始具有实质性影响 ，而采猎群就是在这种体系之内活动的。大约公元前8，000年，人类开始以部落村为单 位活动。我们认为，这一进化代表着前国际体系再分化的一个重要时刻。在接下来几千 年时间的不同点上，在跨越全球数量有限的地域中，村庄在结构和功能上变得与酋邦(c hiefdoms)的出现愈加不同。在酋邦，酋长占据着重兵防卫的中央村庄，控制着隶属的 村庄。这些不再迁徙的等级制单位是更为完全地类近于国家的实体的先驱，它们不同于 移动着的采猎群，开始展示“国际”关系的行为特征。
农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定居的等级制群体的出现，这一点不存在疑问。但就像我们 在第7章所证明的，它只是一个复杂和意义深远的长久历史中的一个因素，这一进程最 终导致了采猎群的彻底转换。这些群体之间建立起来的长久的联系，至少是和农业同样 重要。随着这些群体日益趋向于定居和等级制，这些联系变得更加富有活力，也更为复 杂。尽管我们的分析只是为这一非常复杂的进程提供了一个素描，但是比起任何其他集 中于把农业的出现作为一个转折点的研究而言，我们的探求更为深远。
理解公元前3500年的转换点
虽然不是每一个分析家都持这种观点，但对于多数分析家来讲，公元前3，500年左右 的时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尽管这个转折点的实质是被不同的理论术语刻画出来 的。习惯地讲，这个年代被认为是文明肇端的标志，或如本特利(Bentley's(1996:756) [6]所言，是“早期复杂社会”(‘early complex societies’)开始的标志。但只有麦 克尼尔(McNeill(1963:32)[7]清楚地勾画了这一程式。麦克尼尔认为在接下来的5，000 年里，野蛮和文明的群体之间在空间上截然地分开了。他认为蛮族人以游牧为生存方式 ，并对文明和定居的群体构成了一种持久的威胁。文明与城邦和一种城市政治和宗教精 英的形成，与书写及计算技术的发展，与一个制造出高级手工艺术品的艺术家阶层的出 现，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农业的发展，没有生产剩余食物能力的进步，从而使一部 分人口不再为填饱自己的肚子负责，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像沃尔夫这样的理论家看来，是作为贡品的农业剩余产品的生产和重新分配决 定性地确定了转折点的实质。然而，按照这个术语的定义，文明必须被视作这一生产方 式转换的副产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他们的知识倾向绝然不同，但是像盖尔诺、 霍奇森和沃勒斯坦这样的理论家都认为，与农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转折点，必须被视作 世界历史最重要的进化之一。这一程式的问题是，全世界有许多区域农业的发展并没有 促成朝贡体系和城市文明的兴起。那么，从这一角度出发，世界范围内文明的缓慢出现 ，先是在苏美尔，埃及和印度，之后在大致千年之后的现在的土耳其、希腊和中国，又 在一个同样时期之后的中南美洲，确实代表着一个需要与农业的发展区别看待的明确的 转折点，即使这个转折点是依赖于农业的进步而出现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是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的制度化，以及体现了这些因素的前现代国 家的巩固，标志着最突出的转折点。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这些新单位的兴起是一种接 合。在这种接合中，前国际体系让位于经济的和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在分界线的前 国际一侧，政治体系非常易变。因为权力主要是建立在继承和首领的个人魅力之上的， 酋邦并不稳定。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城邦和王国构成了第一个国际体系，它们更加稳定 和持久。这些新的政治单位代表着许多不同的政治轨迹的终点。在这一谱系的一端是城 邦群。由于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稳定下来了，如同苏美尔的情形。在谱系的另一 端，是非常稳定但并没有城市化的国家，它们是作为酋邦领土稳定累积的结果而出现的 。就像在埃及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酋邦比其邻居更为稳定和持久。这些单位通过明确的 “国际”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贸易、外交、联盟、军事竞争和战争等。
但人们不要让这短暂的转折点的戏剧性场面遮盖住这样的事实：它只是最初的，而且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空间上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构成这些新形成的国际体系的国家 的本质是什么，它们进化了，并且继续在前国际体系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作用。的确，如 果不考虑前国际体系，要理解这些国际体系的某些核心特征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它们的 贸易模式。所以，3500年这个年代只是标志着一个几乎延伸到今天的漫长的进程的开始 ，在这之中，诸文明和它们的国际体系稳固地蚕食和吸收了前国际体系的领土。在中国 ，同样的进程比它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晚了一千年，而在美洲则晚了三千年。在 不列颠，这一进程直到罗马人入侵时才开始。在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这一进程发生 于欧洲人入侵之时。
古代和古典时代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
迄今关于古代和古典时期第二层次重要转折点最大的争论，关系到人们对某种欧亚体 系出现时间的思考。构成一个体系的种种奇想或推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确定这一 转折点时间的非确定性。关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中东诸种文明开始联合起来，形成第一 个单一经济体系及其后的军事—政治体系的观点，人们没有多少争论。这个体系与印度 河流域的城邦体系发展起经济联系，但不是军事—政治联系。本特利(Bentley,1996)[8 ]所设定的这一转折点的时间较早，在公元前2000年，并把它确定为“早期复杂社会” 与采取帝国形式的古代诸文明之间的界限。麦克尼尔(McNeill(1991)[9]现在认为，公 元前1700年的时间标志着一个普遍进程的开始。在这个进程中，诸文明开始相互接触， 并最终形成了欧亚体系。在他的早期著作中(1963)，[10]麦克尼尔确认公元前500年为 欧亚大陆四大文明相互接触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但当他25年后重新审视自己的著作时， 他把这一转折点在时间上回溯了。经过思考，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分支什么 时候最早开始相互作用，这种接合远比各文明间跨欧亚大陆接触的时间更为重要。所有 这些争论，都集中于构成一个体系需要多大程度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类型。这 里我们的框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根据我们的研究，所有早期国际体系都在跨越遥远距离的前国际体系内运行。这些体 系非常可能从它们开始出现的时候起，就通过前国际体系相互接触，尽管这种接触是间 接的。例如天青石不仅在苏美尔，而且也在埃及使用(Payne,1968)。[11]因此，从它们 存在的早期阶段开始，这些文明之间就必定有某种形式的接触，即使是通过间接途径。 这说明“最早的接触”(‘first contact’)在试图确定欧亚国际体系形成的时间上并 不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一个可能的候选时间是公元前1000—800年，当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开始对整个欧亚 大陆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按照麦金德(Mackinder)的术语，此时欧亚大陆可以说构成 了一个单一封闭体系。关于这一进程人们所知甚少，除了下面这一点：一旦马匹的繁殖 生产出足够强壮的座骑以承载骑兵(与马拉双轮战车和大车相对)，骑射文化(the horse riding culture)便迅速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不过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一进化难以被 认定为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500年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前，美洲就没有本地自产的马。但 在欧亚大陆，其结果是曾经只给定居的邻居造成不便的、文明疆界以外的“蛮族”，现 在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卡尔·贾斯泊思(Karl Jaspers(1953)[12]把这个威胁与欧亚大 陆四个主要文明区域发生的精神文化的突破性进展联系起来。他认定这一时期为“轴心 时代”，他的这一思想被霍奇森(Hodgson,1993年)[13]所接纳。霍奇森视这一时期知识 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为农业时代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我们的理论框架也承认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单位。这 种政治单位具有扩张成帝国的潜力。骑射的演进还构成了一种物质上互动能力的显著进 化。但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发展起一种寄生的关系。在这两种类 型迥异的单位之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均势，这种均势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这种均势依存 于这样一种事实：两种单位都构建起有效的战略以处理与对方关系，结果没有一方可以 战胜另一方(Barfield,1989;Christian,1998)。[14]虽然这些事件对我们的分析框架意 义重大，但并不能说它们构成了欧亚大陆的国际体系。蛮族人确曾对欧亚大陆所有的农 业文明构成了共同威胁，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变成了欧亚大陆多种国际体系的一 部分。但蛮族人从来就没有在整体上协调起来，他们高度的碎片化表明他们没有把欧亚 大陆连接在单一的国际体系之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政治上都是如此。虽然他 们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现象，但这一时期蛮族人的实际影响最好被理解为一系列单独的发 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影响着现存的诸种国际体系，但并没有使它们以任何一种聚合的 方式联系起来。
依照我们的观点，构造欧亚大陆(经济)国际体系的一种似乎更为可信的时间，是麦克 尼尔最早选择的大约公元前500年。到了这一时期，波斯帝国的扩张把地中海、中东和 南亚与中亚联系起来，并且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以及稍晚些时候北非地区类 近的发展汇合起来了。到了公元前200年，畜牧国家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的联系(Christ ian,1998:183)，[15]连接中国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贸易体系已经繁荣兴盛起来。欧亚 大陆在古代和古典时代从未形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但尽管有盛有衰，它的经 济体系繁荣兴旺了两千年，携带了足够的文化辎重，用以验证麦克尼尔的“欧亚世界( 联合体)”(‘Eurasian Ecumene’)一语。
一些学者(McNeill,1963;Mann,1986:ch.7,p.292;Bentley,1996)[16]还认为公元前500 年也标志着古代和古典时代的一个分界。这里我们介绍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 希腊到中国的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标志着欧亚文明水平的重大进步。在这一时期 内，宗教和哲学思想无疑经历了一个突破式发展：希腊(特别是雅典)的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波斯的索罗亚斯德(Zoroaster)，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 孔子和老子。第二观点认为，古典希腊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古典希腊民主和公民权利与 义务方面的政治发展，标志着古代和古典之间单位类型的阶段性变化。在我们看来，这 两种思想都有问题。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是，相似类型的重要进展在公元前500年 以前和以后的时期中都曾发生过。印度教、犹太教和埃及的一神教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 前就已经出现了，基督教的发起比轴心时代晚500年，伊斯兰教则晚了1000多年。根据 这样的观察，世界主要宗教和哲学的产生看起来更像古代和古典世界的一个一般特征， 而不是某一个时间点上的进展。政治上突破式发展观点的问题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没 有足以确定为历史分界的单位的转换。我们怀疑这一时间的应用，只是为了反映欧洲中 心论者的企图，即突出希腊和罗马对古代和古典世界其他部分的优越地位。我们视统治 艺术的稳定进展为整个古代和古典时代的一个特征，其中希腊和罗马的发展仅仅是一种 表现方式。
我们也不同意欧洲中心论者设定公元前500年左右为第二个等级分界线的观点(Frank,1 990;165;Bentley,1996)[17]。我们这样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 甚至只从欧洲历史出发，这个时间只是拔高了罗马衰落和中世纪时期开始的地位，把它 们提升到一个它们难以承受的程度。这种观点是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的基础之一。人们 必须记住：只是西罗马帝国衰落了，而拜占庭帝国在东方又持续生存了1000年。这样的 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尽管中世纪的发展在欧洲历史上愈显重要，并且最终对 世界历史也产生了同样的重大影响，但就其本身而言，主要具有局部的重要意义。人们 不能通过附加伊斯兰教的兴起来强化这段历史。因为如上所述，在整个古代和古典时代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发展。把所有这些考虑在内，公元前500年只是代表第三层次的 重要意义。
关于古代、古典和现代之间界限的争论
尽管人们对现代和现代之前存在一个第一等次重要的世界历史分界线没有异议，但在 将这一分界线置于哪里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按照我们的观点，公元15 00年是迄今确定这一历史界碑的最佳的年代。不仅一种新的历史单位即现代国家在这一 时期产生了，而且互动能力也得到重大发展，远洋帆船触发了第一个全球规模的国际体 系的迅速产生。围绕这一时间集中了相当重要的观点。像我们，琼斯(Jones(1987)[18] 和本特利(1996：768-9)[19]特别着重强调了将美洲和欧洲体系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意义 ，从而加重了公元1500年的筹码。按照麦克尼尔的观点，由于存在着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的相互影响的路线，公元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四大文明之间有一个粗略的平衡被巩固下 来。但他认为在公元1500年之后，世界史的“萌芽”(the ‘grain’of world history )开始从欧洲和西方向世界的其他部分单向发展(McNeill,1963[1991]:253)。[20]肯尼 迪(1988)[21]类似地选择了1500年，而沃勒斯坦则一直重申公元1500年之后世界体系的 实质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换。在公元1500年前主导世界的基本上独立存在的世界诸帝 国的地方，出现了世界经济，它缓慢而坚定地将覆盖全球的许多政治单位包含其中。蒂 莉(Tilly(1990:38-45)[22]支持将1490年作为现代(或如他所称的“民族”国家)开始的 观点，怀特(Wight(1977:ch.5)[23]选择了1494年。曼(Mann(1986:ch.14)[24]提出1477 年是现代的分界线，富兰克(Frank(1990:165)[25]也采取这种观点。斯塔夫里阿诺斯(S tav rianos(1990:95)[26]把1500年作为资本主义开始的时间。尽管在理论上不是很严 密，麦金德(Mackinder(1904)[27]也认为公元1500年之后，欧洲人得以从欧亚大陆上解 脱出来，把封闭的欧亚体系转换成一种开放的体系。
但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人质疑1500年作为戏剧性跃进到一个全球规模国际体系 年份的重要意义。但有人把现代国家出现的时间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例如安德森(Ander son(1974b)[28]将其确定为14世纪。其他人采用不同的分界线标记，因而得出不同的年 代。在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中，特别是英国学派的学者(Watson,1992:ch.17)，[29]认 为1648年是关键性年代。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独特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 出现和自我界定，这种体系和社会接着又将其自身强加到地球的其他部分。
另外一组作者想依据工业革命和/或资本主义的开始来定义现代主义的转折点，认为这 是脱离支撑古代和古典时代农业政治经济的重大转换。在如何确定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两者发生的时间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沃勒斯坦和斯塔夫里阿诺斯便利地(我们是这么认 为的)坚持1500年作为资本主义起始的日期。但霍奇森(1993:chs.4-6)[30]把现代性起 始的时间确定为1600年，与“技术化”(‘technicalised’)社会的来临同步。吉尔诺( Gellner(1988)[31]和沃尔夫(Wolf(1982)[32]两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转折点 发生在18世纪趋于结束之即。这三位作者中没有一位同意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回 溯至1500年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他们 确定的工业革命的时间都晚于1500年。按照他们的观点，欧亚大陆与美洲建立起来的连 接并没有促成世界经济基本特征的任何变化。这些基本特征依据农业和重商主义原则， 继续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他们低估规模扩张问题，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组织原则。 但是按照我们的观点，这种评价低估了国际贸易从国际体系很早的阶段开始，就部分地 依据市场原则的基础运行的程度。19世纪工业革命所发挥的作用，是为一个已经全球化 的体系在互动能力方面注入巨大的改进，因而极大地增强了国际体系的进程和结构。关 于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也没有一致的观点。有些历史学家，如琼斯(Jones(1987:ch.3) 、[33]鲍特尔(Bautier(1971:246-56)[34]和曼(Mann(1986:chs.12-13)[35]认为，人们 熟悉的18和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并没有超过中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次工业革 命同样是建立在多种多样风和水动力之上的机器(包括著名的远洋航船，也包括磨房机 器)、印刷术、冶金术和如此等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点可以被认为加强了关于大约1 500年的论据，而18和19世纪的发展只是被看成早期开始的某些事情的晚期阶段。
把所有这些考虑进去，1500年的论据即使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看起来也非常充分。
现代时代的第二层次转折点
现代时代包含着国际关系学中有待解决的主要中心问题，因而就重大年代存在着许多 可能的争论。在评价这些争论时也存在两种问题。首先，在确认第二层次转折点的时候 实际上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因为人们在进行评判缺乏足够的历史视野。第二，确定现代 时代内的年代，取决于人们认为这个时代开始于何时。如果我们采用1500年为现代时代 起始的年代，那么作为第二层次转折点的就有五个主要的候选时间：1648年，1850年前 后、1900年前后、1945年和1989年。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有如此多的转折点(对比古 代和古典时期，5000年中只有一个转折点!)，即使像我们一样，接受历史在现代时期发 展的速度大大加快的说法，也有理由对如此多的转折点提出质疑。现在将这些转折点的 论据简要列举如下：
1.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将欧洲国际社会及其主导单位固定下来，这些单位在随 后的岁月里按照它们自己的设想，用他们的权力重新塑造了国际体系。
2.185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了互动能力的主要进展；自由思想开始突破重商主义对 社会互动能力发展的阻塞；一个完整的军事-政治国际体系延伸到全世界，随着中国和 日本被西方列强击败，地理上的封闭消除了。
3.1900年前后：像麦金德和列宁这样的理论家观察到了一种不同的封闭，即列强占领 了这个体系之内所有可以开拓为殖民地的领土，结果是随着它们的扩张从一个正和游戏 向一个零和游戏的转移，它们的竞争变得更加休戚相关，更加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更宽泛地讲，20世纪的三次世界大战(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可以被视作这一 活动的结果。有些作者(巴勒克拉夫，Barraclough,1967:9-42)[36]也把这一时间作为 从欧洲史向世界史转换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作为第一个非西方列强的出现 。
4.1945年：由于三个重大事件的交叉而具有重要意义：为时甚久的多极结构向两极结 构的转移(肯尼迪，Kennedy，1988)；[37]核武器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作为避免列强 战争的强大压力的增长；以及大规模非殖民化的开始。非殖民化拆散了所有庞大的帝国 ，被按欧洲观念制造(经常是很糟糕)的国际体系和社会取而代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放弃的自由经济的标准与规则的再次重申，则进一步强化了1945年作为转折点的论据。 有些作者像摩根索(Morgenthau(1973)、[38]汤因比(Toynbee(1954)[39]和迪欧(Dehio( 1963)[40]也认为，从1945年开始，均势从欧洲舞台转移到了世界舞台，因此转换了世 界政治的本质，尽管也可以把这一观点放在1900年左右或1989年之后。
5.1989年：两极体制终结了；大国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所谓“历史的 终结”发生了，因为主导20世纪的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似乎结束了。20世纪意识形态冲 突的焦点是：塑造工业社会未来的，是君主专制，还是自由民主；是法西斯主义，还是 共产主义。亚洲的崛起似乎预示着由非殖民化开始的主导力量从西方的转移。
以我们的框架检视这些说法产生了如下评价。1648年代表着一个社会结构的转换，是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主张。1850年前后是一个物质和社会互动能力转换的年份，是一个( 并非直接相关)完整的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塑造完成的年份，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 观点。将1900年前后特殊地置于我们的框架之内是非常困难的，但很清楚它与我们框架 的精神相一致。看起来需要对“开放”和“封闭的”国际体系的含义进行更多的思考。 我们关于地理开放或封闭作为一种互动能力和进程的功能的思想相对简单，没有抓住这 一概念整个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1900年至少可以置于第三层次重要的位置，或许更多 。1945年表面上看不应该超出比第三层次更重要的位置。1945年结构的变化非常有趣， 然而是短命的。尽管核武器有许多原因值得关注，但它没有以任何一种显著的方式从根 本上改变国际体系或其单位的行为。它们的主要功效是夸大恐惧，从而增强了1914—19 18和1939—1945年的经历曾经产生的对战争的厌恶。非殖民化的分量更重，因为它代表 着国际社会的实质性扩展，尽管不是其结构的变化。
最后是1989年问题。由于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所以它在某些方面是最难判定的。两 极体制的终结或许没有带来长期的重要意义，尽管在冷战期间两极体制看起来是多么地 重要。但1989几乎肯定将在世界史正统的阐述中赢得一个位置，用以标明短暂的20世纪 (1914—1989年)的结束。它也有可能用以标明世界史上西方直接主导时代的终结，以及 在过去五百年间所未曾看到的，一种更为真实的力量向全球的分散转移。也许它又标志 着始于5000年前的国际体系开始吸收前国际体系的进程的终结。但正像在第16章所讨论 的，这个年份可能不仅仅表明现代时代内一个第二层次重要的转折点。1989年可能被视 作一个第一等次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从现代到后现代(或其他什么标签)时代转换的开 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决定性特征将更多地由经济的进程和单位，而不是 由军事—政治的进程和单位来决定。即使是推测这样一种转换都容易招致他人的指责， 认为我们只是因为接近眼前的事件就荒谬地抬高它们的地位。但这样一种分类与我们框 架的逻辑相吻合，如果不作为一种可能性而提出将是不负责任的。
世界史分期与国际体系
(趋向左方的位置增加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趋向右方的位置减少之。1代表第一层次重 要，2代表第二层次重要，3代表第三层次重要)
1—公元前60000-40000年—伴随着采猎群之间长距离交换网络的出现，前国际体系开 始。
2—公元前10000-6000年一定居的等级制单位出现，开始展现某些“国际”行为的特征 。
1—公元前3500年—持久的类近于国家的单位，以及经济的和完整的国际体系的出现。 前国际体系开始受到侵蚀与同化。
3—公元前2000-1700年—帝国和连接整个中东和南亚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出现。
3—公元前1000-800年—借助于骑射，欧亚大陆互动能力增加，结果是作为国际体系主 要角色的游牧民族的出现。
2—公元前500年—欧亚大陆经济国际体系的出现(但不是轴心时期宗教和哲学的发展， 或在古典帝国中一种新兴单位的出现)。
3—公元500年—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欧洲地中海的崛起。
1—公元1500年—一种新的主导单位—现代国家的出现，以及远洋航运带来的互动能力 的飞跃，通过欧亚大陆与美洲的连接，一个几乎囊括整个全球的国际体系塑造出来。更 可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开始。
2—1648年—一种新的国际社会结构的出现。
2—1850年前后—互动能力的转换和完整的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的闭合。
2?3?—1900年前后—大国竞争体系的“闭合”(‘closure’)。
3—1945年—两极结构，国际社会向整个体系的延伸。
1?—1989年—作为该体系的决定性进程，从军事—政治向政治—军事互动的部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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