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姚玉民/舒建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2年06期第87～96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姚玉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舒建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上视为人文科学的中国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趋势愈益 强化。这实际上是整个知识界或学术界追求“科学化”的反应。在这一趋势下，人文和 社会科学研究对科学叙事的诉求也大大增加。如果说这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 更明确地说科技(注：科技与学术显然应该算是中国人的创造。确切地说，科学和技术 实际上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学问和术业也是兴趣悬殊的两大畛域。可以说科学和 学问亲如一家，而技术与术业则结成一体。中国读书界和知识界把二者搞到一起，是中 庸精神的典型反映，显然这不利于各自的发展。由于从源头开始就极为模糊，所以无论 何种研究工作，事先都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定要对研究对象有所设定。做学问和 术业有专政，但是不同的技艺，两者从研究对象到书写方式都有自己的要求。这一区分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影响下的一种自我调整，或者是一种自觉，那么到21世纪 之初，这个潮流开始逐渐回落，并有了实质性的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知识的演进 不再是直线的进化(注：参见《科学及其文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 年第2期。)，而是在各专门学科展示出的认识对象的种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汇聚出认识 的洪流，以凸现人类生活的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生活的复杂性。本来这种回归有助于人文 和社会科学各自的理论和事实重建，也便于各自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在历史研究方面， 却还是遇到了障碍。历史研究定位于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研究，因此生活世界整个地 进入了研究视野，人和社会以及自然界难以分离。于是，历史研究内部就出现了社会科 学内部那样的分化：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继续发展，历史微观叙事步步为营。中国的世 界史研究受国际社会科学的影响极大，所以这种流变在比例上仍然显示出社会史突前， 叙事史断后的态势。对异域的叙事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应该说是21世纪之初历史研究从 社会科学、科学叙事中突围的举动。在这种回归中，各种根源于问题意识和历史学学科 规范的研究，开始将直面现象与作为观念的知识考索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历史研究因此 进入比过去更宽厚的知识积累与进化之途，历史自身无比宽广的可能性也有望比过去任 何时候得到更从容的展示。正是由于这种宽广的可能性，历史研究才在科学知识的增长 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研究情境中，对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 状况予以概括和考察，也许不仅为注重时间和空间要素的历史研究所认可，而且也可以 从新的视角对业已处于客观知识范畴的各种观念、研究结论，主要是对已经发表的作品 的重新审视。诚如于沛所言，历史研究从过程描述走向理论描述的转化，“反映了历史 学的进步和成熟”(注：于沛：《历史研究：从过程描述向理论描述的转化》，《中国 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第3期。)。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变化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对象做多方位的审视，要讨论或明了它的各种假设(前 提条件)情况和可能结果，首先须确定其研究“价值”，从而对诸如做什么，如何做， 为何如此做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近年来对西欧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就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即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法律和经济(特别是税收)层面 。彭小瑜的《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就是对西欧教会 法研究的代表作(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 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4、5、6期连载。)。在中世纪，西欧教会代 表着权势和正统的力量，对异端惩罚的酷烈程度与残暴的专制几乎毫无区别。即使是对 抗天主教的新教首领仍然是以牙还牙，没有丝毫的宗教慈悲情怀，如马丁·路德是这样 诅咒“玩弄巫术者”(包括宗教见解与他不同的人)的，“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 他们，一个不留”。加尔文同样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外部与他们有分歧的信徒。在 这种情况下作者要从教会法中看到宽容确非易事，需要独到的目光。即使有阿克顿对新 教反对个人自由的怀疑而提出“天主教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 (注：彭小瑜：《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 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如何能体现在中古西欧教会法中?换言之，作者已经将这一 难题作为研究价值提前预设，而且重点可能落在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教会法中异端和绝 罚的解读上。宽容也只可能是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因为教会法同教会本身甚至执法者本 身并不是一回事。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除了体现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 展现研究者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的论证主要围绕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异端和绝罚的解释展开。这一宽容的渊源不 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按照格兰西的理 解，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措施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中，而爱就是关怀人 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 都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这 已经有将异端拖离正义与邪恶的教义之争的旋涡的倾向。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都 是以此为据，而绝罚是一种法律制裁，其用意是疗治心灵的疾病。在尘世，并非所有的 罪恶都会受到惩罚。有些人依照世俗之法得到惩处，另一些只有等待上帝来裁断。作为 救治心灵的惩罚，绝罚不可以施加于异端分子无辜的家属身上。当人们误信异端或被异 端领袖蒙骗时，教会法庭不得不为保护教会的和平和团结而宽松地执行法纪，不一定使 用法律制裁的手段，可以选择对他们进行规劝和教导。法庭如果不能依照恰当程序公正 地证实嫌疑犯的罪行，就必须宽恕他们，否则受到上帝裁判的就是枉法的法官。在人间 逃脱惩罚的罪犯，上帝在末日审判时不会漏掉，对此格兰西有充足的信心，并且因此坚 定了宽容心。宽容不是放纵姑息，因为宽容而避免处罚的罪犯如果不能真心悔过，上帝 的裁判总会等着他。教会法对株连的批判就是使上述原则走得更远的表现。但另一方面 ，格兰西无疑认为教会必须压制异端，只不过不能简单地将异端看成是思想罪而是强调 其社会破坏力。格兰西对异端的宽泛定义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异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社会机体的巨大伤害作用：分裂和动乱，以及教会权力被侵蚀(神职买卖)和偶像崇拜 带给大众的沉迷和困惑(巫术)。但不管怎么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 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必须认识到当 时的社会是一个宗教专断的社会，奉行的是单一价值观。教会权威镇压反宗教的异端分 子不需要教会法的指导(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 端和绝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作者探讨的问题表面上看隶属于 宏大的社会进程，但他的行为方式却是人文主义的个体化的解释，所以，这一研究可算 是“阐释—叙事”史学研究，侧重于叙述而不是分析。
从神学和宗教学的角度研究西欧中古神俗两界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也比较 符合当时社会的特征，然而也许是社会科学的渗入而不是生活世界扩展的缘故，对西欧 中古教会的研究已经拓展到经济、社会层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典文献的释读工作难度 较大(注：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另 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确信经济社会史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的历史研究分支(注：将经济社 会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分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领域。经济社 会史或社会史、政治、军事史，每一方面作为一个分支异军突起而发扬光大未必都是好 事，真正存在的只有具体而客观的历史，至于人们能否意识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先看对中古教会财政史的考察。正如研究者所说“了解教皇的财政力量是理解中古教会 权力兴衰及教权与王权消长的关键”(注：龙秀清：《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而教会大分裂前后，教皇的财源发生了从依赖于属灵收 入到属世收入的转变，因为属世收入是教皇担当封建宗主而获得的收入，主要反映教皇 与西欧各国教会的财政关系。教廷属灵收入的递减自然使教会对世俗社会的调控能力大 大下降，但作者的兴趣显然还在于：教廷属灵财权的萎缩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宗教 改革铺平了道路。另外，作者对西欧中古天主教会的财政考察还出于一个更大的目标： 天主教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定位(注：参见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 中的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教会法的释读还只是从文献着手来展 现那种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即律法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那么从财政收入着手来 回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显然就必定遭遇理论与事实紧张的前设，研究者可 能会为“天主教经济伦理”辩护，从而难逃削足适履的嫌疑。如果受“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命题的引诱(将它作为一个公理)，那显然上了韦伯的当，因为韦伯只是将此作为 一个假设，在几个新教派别的教义中完成“猜想与反驳”的。后续研究者可以就新教派 别的教义差别质疑韦伯命题的论证过程，但对命题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否则 ，只可能离研究者所真正要了解的问题渐行渐远。必须强调的是，研究价值并不在研究 对象之外。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同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能有关系或可能毫不相干，这不是最 重要的，重要的是天主教经济伦理本身。关于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变化的研究，部分地展 现了中世纪西欧宗教社会的面貌，读者自己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审视当时的世界。
另外，研究中古财政不限于教会，如对英国王室财政收入演变的考察可从一个侧面了 解英国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力量消长(注：施诚：《中古西欧税收结构的演变》，《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一些较具体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推动了对中世纪西方文 明的进一步认识(注：具体的研究有刘新城：《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 改革运动》，《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俞金尧：《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 》，《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与典雅爱情》，《 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 第3期；程德林：《论西欧中世纪后期的知识氛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 期；王亚平：《论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等等。)。
公共领域：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研究的新范畴
自从以赛亚·柏林认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大谱系后，对古代希 腊民主就存在着重新估计和认识的必要。对直接民主保持警惕大概是政治家、哲学家和 绝对自由主义者的信条，但对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予以客观的评价并不容易。原因在于 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明朗的研究背景下，任何重新评价的努力看起来 都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从社会学理论中借用公共领域概念开始对希腊政治文化重新诠 释的工作就是如此。《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一文，展示了希腊城邦的公共 空间，它为公共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良好的叙事舞台。从公共空间看，古希腊的神庙、 剧场、运动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具有天然的公共空间，它们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 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由此体现了城邦政治 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 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注：黄洋：《希腊城邦的 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对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的再评价还要注意到另一位研究者的努力，即晏绍祥的《雅典 首席将军考辨》(注：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对这一细小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作者对传统研究的质疑上的。作者小心地清除了被误 解和曲解包围的“雅典民主”制的外围障碍。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伯里克利曾 经连续15年担任该职，控制着雅典政局，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首先，十将军初 设时，并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其次，伯里克利时期，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 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而是非宪法 因素所致。首席将军一职的设立与否，自然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在雅典，一 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与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且这些人还是要受到 公民大会的制约。所以雅典人保留了将军的选举方式并不表明直接民主掺有杂质，也许 这是当时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治理格局。上述古代希腊政治生活的再现都是构筑于研究者 再创造的坚实基础上的。
转型期研究的新气象——流民社会与福利国家
发展中的中国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都会注意对社会转型的研究。研究者 对西方从农本到工商(或中世纪到近代或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等等)这一转型期的历史倍 加关注。问题意识起源于本土现实社会是有关研究的最大特色，以往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集中于经济领域，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这就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和“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现在它们都面临着突破和涅槃 。“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界自觉的对象(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现代世界体系》卷一中所有作为注释而提到的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而中国学者探讨此一问题时明显带有“萌芽”所延伸过来的情结，因此其间交错了 芜杂的理路认知——从农本到重商、“前工业化”、“个人力量的自主发展”、“商业 化”和“产权明晰化”。“起源”实际上有它的知识论上的“意义”，它反映了人们对 “结构”、“情势”和“事件”背后原因的经久不衰的探索兴趣，也合乎人本主义的目 标，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而是理解、了解之同情。如果最后这些研究还只是陷在观念 的泥淖中不能自拔，那它们偏离“起源”知识论上的“意义”就相当远了。所以到最后 有关“起源”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转型期的大致图景，反而使其愈来愈模糊，这反映 了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偏离目标的情形。在研究之前设定研究对象的问题 意识并作“猜想和反驳”的工作(包括以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只是说明人们如果不做这 样的工作，更有可能迷失在语词的丛林里，这样的工作是面对芜杂的观念史或知识增长 过程中如果不清扫门庭，就会累积层层尘垢的必然选择。大部分由“起源”而衍生的观 念，如后来的“世界体系”，“依附理论”，反西欧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及“中国 体系”，包括可涵盖这一切的“现代性”，都不利于理解生活世界的展开，而只对解释 生活世界有些助益。从历史研究的终极追求来看，解释只是理解之前的热身活动，所以 历史学者在做梳理工作时，不能忘却理解的工作。
流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此《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注：尹虹 ：《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需要澄清这个 特别历史主义的前设背景。但很少有研究者对此表现出哪怕更多一点的兴趣。所以，我 们看到的有关“现代性”展开的历史研究多数是“现代化”式的，暗含一个单一的进化 的历史观。要真正做到理解或了解，就必须集中于一个具有“地方性”含义的关联背景 (地方性也许还不够，因为它只侧重于一定的空间，时间成分较弱)的阐释，只有如此， 才能将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的紧张状况凸显出来。无疑，流民问题反映了英国一个时代 的紧张状况。它也许是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人口增长、解散修道院、解散封建家臣团 、瘟疫、农业歉收等原因造成的(注：尹虹：《16、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原因》，《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这并非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为何 紧张到如此程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地方性知识”(注：参见C.吉尔兹：《地方性知 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也是个别的历史。作者没有 对当时的“地方性知识”做过多的交代，因此其铺陈就只能集中于流民政策上，最重要 的一点是济贫法的制订。最初产生的法令是“血腥立法”，将流民看成是怙恶不悛的罪 人、危险分子，“大家都在勤业，却有人在游手好闲”，所以资本家就想用大棒来对付 流民。但流民却是由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怎么可以不改造社会而只改造流民?大约有1 00年的时间，英国当政者才慢慢转到这一认识上，济贫法才最终转到“社会福利法”上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和政府对贫民和流民应负的责任。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保护人 权的社会，一个流民的产生就只能说是众生自己的选择，因为并没有让他停不下来的法 律规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移民和移民问题，而没有流民和流民问题。而流民之所以 成为问题，成为贫困和日益边缘化的人群，多半还是同社会规范本身出现故障有关，近 代早期英国的流民问题及其政策显然还不能从这个颇具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所以它仍 然需要回归历史进程中才能有其自身的意义。关注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者日益增 多(注：尹虹：《英国17、18世纪的福利救济立法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祖洲：《论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南京大学学报》2 001年第6期；徐再荣：《当代美国的福利困境与福利改革》，《史学月刊》2001年第6 期；王宇博：《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其旨趣还 只停留在研究对象的借鉴者——中国观照上。需要发掘福利国家自身的意义，而不是简 单的“观照”。否则，历史研究中如何体现“科学知识增长”的可能。但也可以看出， 流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毕竟已经拓宽了一个社会的背景情境，也增加了作为个别历 史的“地方性知识”。
“西方病”：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注：梁茂信：《当代美国大 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早期相关历史的关注参见高德 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某些 问题，这些都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观察者的视角之不同则决定了所吸取的经验或教 训的不一致。对当代美国都市化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取向。也许因为关乎中国城镇化进 程的发展方向，才具有观照的意义；但研究者实际上还是过虑了，因为中心问题已经有 所不同。福利国家和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中国观照可能都会落空，因为西方国家不 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也不可能是它们的“过去”，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 家复兴大潮正势不可挡(注：哈贝马斯：《全球化背景下的东欧民族国家》，《复旦大 学学报》2001年第4期。)。所以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说“历史终结了”(注：参见福 山：《历史的终结》，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不啻是梦呓。全球化只代表部分 人的利益，尽管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的图景。
所以在分析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这类研究时，我们必须将有可能横在认知前 面的障碍移开，看看美国大都市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人 口和资本的离心性流动导致了富有人口、产业和政治权力重心移向郊区，中心城市问题 丛生，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这种转变滥觞于市场经济机制下科学技术在生产、交通和 通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这不仅使郊区成为城市居民首选的理想居住场所，也为企业在 激烈的竞争中扩大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横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联邦政策的矛 盾性对郊区和中心城市反向运动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族 歧视和经济上的排斥泛滥有加，贫困人口进一步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注：梁茂信：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也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过程，具有 明显的多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随着制造业和人口不断外迁，居住区出现 了分化，以中产阶级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和以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或下层居民为主的 中心城市，成为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中心城市地位相对下降，成为社会问题的中 心。其矛盾与问题不断积聚，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爆发了两次全国性的城 市危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确实有密切联系。如1949年以后 的“城市更新”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居住区隔离的趋势(注：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 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但研究者也承认，实际情 况并没有这么糟糕：截止2000年，大都市区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百万人口 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数量达47个，其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增至57.5%，其中 ，仅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费城五大都市区就拥有全国1/5的人口。美国的 大都市区化程度已相当高，明显有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向(注：王旭：《“逆城市化”论 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相关研究参见王旭：《历史研究》2002年第3 期；《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郊区化与购物中心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美国城市史》(下篇： 大都市区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空间结构上，不能再人为地将郊区 和市区分割开来进行讨论，否则二者在大都市区内的互动根本难以体现出来，二者同属 于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心城市的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它在大都市区内复兴只是 时间早晚的事。
对美国大都市区化的研究显示到底是“西方病”还是“西方梦”，完全取决于研究者 的时间和空间设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做情境前设工作，而且还 需要更进一步，因为空间结构上的横向说明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大都市区化过程中的真 正问题，这是由于大都市区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强烈地表明其人—地关系 的属性。美国本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注：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第8卷第3期，1991年8月，“城市的故事”专栏。)，因为他们是从“家园—内部”的 视角审视城市问题的(注：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247—248页。)。所以，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历史进行研究，更需要中 国的研究者将焦点对准大都市区化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 于中西比较。试想，如果研究者就是某个城市的一员，他每天早上都从一个巷子里出来 去上班，他会发现更有意义的城市问题。否则，城市化历史研究就难以走出“西方病” 还是“西方梦”的泥沼。
从冷战走向世界“全球化”
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苏联的解体。它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战后对立了 近乎50年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不复存在，世界走向美国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如 某些人所说的走向“全球化”时代。它从政治上宣告了战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在学术上 将冷战从政治学领域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真正的历史学领域。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状 态的终结，要求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以对未来有所启迪。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 是历史学家的长处。
在冷战仍在进行的过程中，对冷战的研究多是预测和推测，因为冷战的走向和发展趋 势并不明朗，试问有多少人预测到了冷战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呢?更何况当时对立的双方 所制定的诸多政策、对策均属于国家机密，甚至是核心机密，绝不许泄漏，这在客观上 也使冷战的研究难以深入。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障碍逐渐消除，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最 初的混乱状态下，一些资料——包括绝密资料——被披露出来，使人们开始有可能了解 某些事件的真相(当然，有一些绝密资料也是新的执政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公布 出来的)。如原苏联20世纪30年代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朝鲜战争档案、韩国民航飞机被 击落事件的档案等(注：顾宁：《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2页。)。
应该说，档案和相关资料的公布和披露，使冷战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因为人们不 仅可以了解真相，而且可以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分析，知晓其背后的动机。中国的历史学 工作者——世界史和相关的中外关系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一样，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获得这些资料，阅读第一手的原文档案和文件，根据自己的学识，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 究，得出独到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与世界冷战史研究基本同步，在20世纪 末开始崛起，进入21世纪后，依然方兴未艾，继续深入，并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对于一些事物，人们喜欢追本溯源。冷战史的研究一度也在探寻它的源头，学者们为 此做出了努力，围绕着冷战起源中各大国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 战后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的责任在于美国与苏联，两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各国的研究者 或倾向于美国，或倾向于苏联，甚至有人认为冷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注：刘建飞、崔 剑：《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立场和视角 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差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各种观点中所 起的作用。西方学者出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惶恐，大多强调苏联的责任；苏联和 中国学者更突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有的学者指出，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注：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实际 上，任何一个联盟都不会万古长存，当联盟的目的达到之后，联盟的各个成员将会追逐 自己的新的目标，而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从而导致矛盾的爆发 ，使旧有的联盟破裂，产生新的联盟。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当其完成了战胜德国法西斯 的目的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加之领导人的个 人性格，在缺乏共同的指向时，只能选择不同的道路。政治上的地球尚不是一个整体， 为了寻求人类的和平，人们都在进行着努力。
关于冷战的研究，目前处于初起阶段，尚缺乏理论概括，没有理论架构，更多的是实 证性研究，以期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梳理，依据新的档案和相关资料，剔除迷雾， 拨乱反正，重新描述事实真相。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构成的两大阵营与以遏制或对 抗为手段的非战争策略，这是沈志华概括的冷战内涵(注：沈志华：《关于亚洲冷战的 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而关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的研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中国学者均有所涉猎，大多论述 集中在美国为维护本国和西方阵营的利益，对抗和遏制苏联及东方阵营，甚至不惜使用 武力手段和核讹诈(注：韦幼苏：《冷战与大西洋联盟的变迁》，《安徽史学》2001年 第4期；刘刚：《美苏两极结构中的核军备因素：浅析核军备与国际结构的关系》，《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朝鲜战争是战后冷战中最激烈的东西方武力冲突 ，它不仅强化了世界冷战政治格局，也直接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古巴导弹危机则 反映了美苏双方对核威慑的新认识。对苏联及东方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大林与西 方大国的关系上，斯大林对“铁幕演说”的反应，对杜鲁门主义的回应，学者们均进行 了探讨(注：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世界历史》2000年 第6期。)。沈志华还揭示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过程，探讨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关注到了中国在冷战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杨奎松对中苏同盟的研究，认为在相同的意识 形态下，中苏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注：杨奎松：《中苏 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应该看到，冷战思维的惯性，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以意识形态的差别目光 看待世界，并存在着以其来掩盖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嫌疑。对冷战的重新思索，应从更 高的角度——人类和平的角度去思索。如果错误地总结，恐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 。
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或环境论或地理学领域的话题，它关系到人 类未来的持续发展，所以政治学、经济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都积极介入这一领域。但 是，人为分割后，生态问题反而体现不出它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的整体状况。在这种 情况下，将生态问题的探讨深入到历史时间中就具有更恢宏的背景和更令人关注的话题 。
或许小麦育种改变了现代政治格局?(注：参见约翰·帕金斯：《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 ——小麦、基因与冷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或许900—1900年代的世界体系完全 是由欧洲旧大陆的动物、植物、杂草甚至病菌在新大陆的扩张造成的?(注：参见艾尔弗 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欧洲人的开 拓形象就不是充满传奇的库克船长了，而是三叶草、蒲公英等杂草，马、牛、羊、蜜蜂 和老鼠等动物以及大量的病原菌。新西兰是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再造的新大 陆的一部分。《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一文开始触及这一问题(注：周钢、 田吉贡：《美国西部地区的野马》，《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探讨的野马就 是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带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马”。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到达新大陆时 ，同他一起上岸的还有一些牛、马、羊。以后西方的探险者和殖民者都或多或少地将旧 大陆的动植物带到了新大陆。到殖民者开发北美时，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驯养野马，美国 西部牛仔的生活方式得以养成。从殖民时期至美国内战前，马被殖民者所使用，它改变 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并在早期西进运动和西部初步开发中发挥了作用。第一次大战结 束后，交通运输以动力机械替代了畜力，马的需求量急剧下降，马开始回复到野马的状 态并遭到猎杀。这个时候，像美国大多数动植物保护组织的诞生一样，保护者从个人发 展到成立组织，也得到了立法的保护。如1959年9月8日通过的宣布猎杀野马为非法活动 的“野马珍妮法案”，便系韦尔玛·B.约翰斯顿的个人努力所致。以后，对野马的保护 也越来越规范。
一部野马史折射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关系史。尤其是在新大陆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我 们过多地关注欧洲殖民者的探险精神、开拓精神和征服能力、破坏能量，那显然是不够 全面的，没有欧洲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没有这些来自旧大陆的“巨大力量 ”，不仅殖民者难以适应“水土不服”的新大陆，而且新大陆也难以变得更像欧洲人的 后院：整个新大陆的生态背景在旧大陆的生态帝国扩张过程中为之改观，从而使旧大陆 的生态背景得以在新大陆安营扎寨。这就是被学科割裂的生态研究所失却的宏大背景和 意趣。
而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土壤，竟也体现了这种因生态背景之争而蜕变的生态政治割 据。殖民者认为非洲土著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南非的土壤侵蚀，例如牛拉爬 犁过后形成了小峡谷，对待牲畜的态度造成了过度放牧，轮耕和单一种植则直接导致土 壤肥力流失。总之，要保护土壤就必须改变非洲人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然而殖民者 的土壤保护措施却并未收到预期之效，他们失败了。《南非土壤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的 作者包茂宏认为，是白人种族歧视和隔离思想和制度最终造成了这一结果(注：《世界 历史》2001年第5期。)。表面上，土壤侵蚀和保护是自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它也是 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造成土壤侵蚀的直接动力是风和水，要保护土壤就必须 规范水和风的活动。土壤保护思想家的理想并未实现，原因就在于科学是中性的，被什 么种族、阶级和集团用于什么目的才是问题的关键。南非白人政府把土壤保护思想用于 为种族主义服务才是非洲人反抗的根本原因，而非洲人反抗的也是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隔 离制度。环境决定论和人类中心论都不足取，它们是相互的。但是作者对南非土壤的生 态政治解读明显还是强调人类的作用。
历史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边界：时间和空间前导的情境设定。无论是大规模、 社会科学式的研究还是小规模、人文主义的叙述，都可能在这个研究边界中完成对具体 问题的种种前设工作，从而将研究价值扎扎实实地建立在研究对象本身上，而不是像时 下大多数的研究那样，将研究价值建立在观念世界里而同研究对象疏离。任何学科，尤 其是知识论上的学科，只要它成体系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了，它就离工具理性愈来愈 远。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实际上没有实用与否的挑战，也就谈不 上“危机”一说。因此，大多数有关历史学“成问题”的看法，无不与研究者脱离研究 对象的种种前设有关，即使他们遵守历史研究最起码的边界，即时间和一定空间的设定 ，他们也仍然会不自觉地跑到现时的观念世界里寻找研究价值，毕竟观念世界提供了许 多“话题”，而且“话题”又具有现实的权势和优势。历史的宽容并不对此类研究开放 。它们离研究对象渐行渐远，也就等于放弃了致力于知识增长的任何学科所要求的起码 工作。历史的宽容需要研究者回到科学知识增长的工作谱系上：具体情境、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叙述)。反过来，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都在指向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世界的 生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2年06期第87～96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姚玉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舒建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变化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对象做多方位的审视，要讨论或明了它的各种假设(前 提条件)情况和可能结果，首先须确定其研究“价值”，从而对诸如做什么，如何做， 为何如此做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近年来对西欧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就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即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法律和经济(特别是税收)层面 。彭小瑜的《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就是对西欧教会 法研究的代表作(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 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4、5、6期连载。)。在中世纪，西欧教会代 表着权势和正统的力量，对异端惩罚的酷烈程度与残暴的专制几乎毫无区别。即使是对 抗天主教的新教首领仍然是以牙还牙，没有丝毫的宗教慈悲情怀，如马丁·路德是这样 诅咒“玩弄巫术者”(包括宗教见解与他不同的人)的，“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 他们，一个不留”。加尔文同样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外部与他们有分歧的信徒。在 这种情况下作者要从教会法中看到宽容确非易事，需要独到的目光。即使有阿克顿对新 教反对个人自由的怀疑而提出“天主教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 (注：彭小瑜：《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 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如何能体现在中古西欧教会法中?换言之，作者已经将这一 难题作为研究价值提前预设，而且重点可能落在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教会法中异端和绝 罚的解读上。宽容也只可能是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因为教会法同教会本身甚至执法者本 身并不是一回事。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除了体现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 展现研究者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的论证主要围绕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异端和绝罚的解释展开。这一宽容的渊源不 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按照格兰西的理 解，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措施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中，而爱就是关怀人 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 都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这 已经有将异端拖离正义与邪恶的教义之争的旋涡的倾向。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都 是以此为据，而绝罚是一种法律制裁，其用意是疗治心灵的疾病。在尘世，并非所有的 罪恶都会受到惩罚。有些人依照世俗之法得到惩处，另一些只有等待上帝来裁断。作为 救治心灵的惩罚，绝罚不可以施加于异端分子无辜的家属身上。当人们误信异端或被异 端领袖蒙骗时，教会法庭不得不为保护教会的和平和团结而宽松地执行法纪，不一定使 用法律制裁的手段，可以选择对他们进行规劝和教导。法庭如果不能依照恰当程序公正 地证实嫌疑犯的罪行，就必须宽恕他们，否则受到上帝裁判的就是枉法的法官。在人间 逃脱惩罚的罪犯，上帝在末日审判时不会漏掉，对此格兰西有充足的信心，并且因此坚 定了宽容心。宽容不是放纵姑息，因为宽容而避免处罚的罪犯如果不能真心悔过，上帝 的裁判总会等着他。教会法对株连的批判就是使上述原则走得更远的表现。但另一方面 ，格兰西无疑认为教会必须压制异端，只不过不能简单地将异端看成是思想罪而是强调 其社会破坏力。格兰西对异端的宽泛定义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异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社会机体的巨大伤害作用：分裂和动乱，以及教会权力被侵蚀(神职买卖)和偶像崇拜 带给大众的沉迷和困惑(巫术)。但不管怎么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 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必须认识到当 时的社会是一个宗教专断的社会，奉行的是单一价值观。教会权威镇压反宗教的异端分 子不需要教会法的指导(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 端和绝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作者探讨的问题表面上看隶属于 宏大的社会进程，但他的行为方式却是人文主义的个体化的解释，所以，这一研究可算 是“阐释—叙事”史学研究，侧重于叙述而不是分析。
从神学和宗教学的角度研究西欧中古神俗两界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也比较 符合当时社会的特征，然而也许是社会科学的渗入而不是生活世界扩展的缘故，对西欧 中古教会的研究已经拓展到经济、社会层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典文献的释读工作难度 较大(注：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另 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确信经济社会史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的历史研究分支(注：将经济社 会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分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领域。经济社 会史或社会史、政治、军事史，每一方面作为一个分支异军突起而发扬光大未必都是好 事，真正存在的只有具体而客观的历史，至于人们能否意识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先看对中古教会财政史的考察。正如研究者所说“了解教皇的财政力量是理解中古教会 权力兴衰及教权与王权消长的关键”(注：龙秀清：《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而教会大分裂前后，教皇的财源发生了从依赖于属灵收 入到属世收入的转变，因为属世收入是教皇担当封建宗主而获得的收入，主要反映教皇 与西欧各国教会的财政关系。教廷属灵收入的递减自然使教会对世俗社会的调控能力大 大下降，但作者的兴趣显然还在于：教廷属灵财权的萎缩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宗教 改革铺平了道路。另外，作者对西欧中古天主教会的财政考察还出于一个更大的目标： 天主教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定位(注：参见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 中的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教会法的释读还只是从文献着手来展 现那种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即律法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那么从财政收入着手来 回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显然就必定遭遇理论与事实紧张的前设，研究者可 能会为“天主教经济伦理”辩护，从而难逃削足适履的嫌疑。如果受“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命题的引诱(将它作为一个公理)，那显然上了韦伯的当，因为韦伯只是将此作为 一个假设，在几个新教派别的教义中完成“猜想与反驳”的。后续研究者可以就新教派 别的教义差别质疑韦伯命题的论证过程，但对命题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否则 ，只可能离研究者所真正要了解的问题渐行渐远。必须强调的是，研究价值并不在研究 对象之外。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同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能有关系或可能毫不相干，这不是最 重要的，重要的是天主教经济伦理本身。关于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变化的研究，部分地展 现了中世纪西欧宗教社会的面貌，读者自己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审视当时的世界。
另外，研究中古财政不限于教会，如对英国王室财政收入演变的考察可从一个侧面了 解英国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力量消长(注：施诚：《中古西欧税收结构的演变》，《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一些较具体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推动了对中世纪西方文 明的进一步认识(注：具体的研究有刘新城：《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 改革运动》，《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俞金尧：《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 》，《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与典雅爱情》，《 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 第3期；程德林：《论西欧中世纪后期的知识氛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 期；王亚平：《论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等等。)。
公共领域：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研究的新范畴
自从以赛亚·柏林认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大谱系后，对古代希 腊民主就存在着重新估计和认识的必要。对直接民主保持警惕大概是政治家、哲学家和 绝对自由主义者的信条，但对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予以客观的评价并不容易。原因在于 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明朗的研究背景下，任何重新评价的努力看起来 都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从社会学理论中借用公共领域概念开始对希腊政治文化重新诠 释的工作就是如此。《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一文，展示了希腊城邦的公共 空间，它为公共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良好的叙事舞台。从公共空间看，古希腊的神庙、 剧场、运动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具有天然的公共空间，它们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 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由此体现了城邦政治 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 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注：黄洋：《希腊城邦的 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对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的再评价还要注意到另一位研究者的努力，即晏绍祥的《雅典 首席将军考辨》(注：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对这一细小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作者对传统研究的质疑上的。作者小心地清除了被误 解和曲解包围的“雅典民主”制的外围障碍。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伯里克利曾 经连续15年担任该职，控制着雅典政局，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首先，十将军初 设时，并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其次，伯里克利时期，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 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而是非宪法 因素所致。首席将军一职的设立与否，自然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在雅典，一 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与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且这些人还是要受到 公民大会的制约。所以雅典人保留了将军的选举方式并不表明直接民主掺有杂质，也许 这是当时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治理格局。上述古代希腊政治生活的再现都是构筑于研究者 再创造的坚实基础上的。
转型期研究的新气象——流民社会与福利国家
发展中的中国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都会注意对社会转型的研究。研究者 对西方从农本到工商(或中世纪到近代或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等等)这一转型期的历史倍 加关注。问题意识起源于本土现实社会是有关研究的最大特色，以往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集中于经济领域，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这就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和“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现在它们都面临着突破和涅槃 。“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界自觉的对象(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现代世界体系》卷一中所有作为注释而提到的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而中国学者探讨此一问题时明显带有“萌芽”所延伸过来的情结，因此其间交错了 芜杂的理路认知——从农本到重商、“前工业化”、“个人力量的自主发展”、“商业 化”和“产权明晰化”。“起源”实际上有它的知识论上的“意义”，它反映了人们对 “结构”、“情势”和“事件”背后原因的经久不衰的探索兴趣，也合乎人本主义的目 标，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而是理解、了解之同情。如果最后这些研究还只是陷在观念 的泥淖中不能自拔，那它们偏离“起源”知识论上的“意义”就相当远了。所以到最后 有关“起源”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转型期的大致图景，反而使其愈来愈模糊，这反映 了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偏离目标的情形。在研究之前设定研究对象的问题 意识并作“猜想和反驳”的工作(包括以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只是说明人们如果不做这 样的工作，更有可能迷失在语词的丛林里，这样的工作是面对芜杂的观念史或知识增长 过程中如果不清扫门庭，就会累积层层尘垢的必然选择。大部分由“起源”而衍生的观 念，如后来的“世界体系”，“依附理论”，反西欧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及“中国 体系”，包括可涵盖这一切的“现代性”，都不利于理解生活世界的展开，而只对解释 生活世界有些助益。从历史研究的终极追求来看，解释只是理解之前的热身活动，所以 历史学者在做梳理工作时，不能忘却理解的工作。
流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此《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注：尹虹 ：《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需要澄清这个 特别历史主义的前设背景。但很少有研究者对此表现出哪怕更多一点的兴趣。所以，我 们看到的有关“现代性”展开的历史研究多数是“现代化”式的，暗含一个单一的进化 的历史观。要真正做到理解或了解，就必须集中于一个具有“地方性”含义的关联背景 (地方性也许还不够，因为它只侧重于一定的空间，时间成分较弱)的阐释，只有如此， 才能将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的紧张状况凸显出来。无疑，流民问题反映了英国一个时代 的紧张状况。它也许是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人口增长、解散修道院、解散封建家臣团 、瘟疫、农业歉收等原因造成的(注：尹虹：《16、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原因》，《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这并非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为何 紧张到如此程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地方性知识”(注：参见C.吉尔兹：《地方性知 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也是个别的历史。作者没有 对当时的“地方性知识”做过多的交代，因此其铺陈就只能集中于流民政策上，最重要 的一点是济贫法的制订。最初产生的法令是“血腥立法”，将流民看成是怙恶不悛的罪 人、危险分子，“大家都在勤业，却有人在游手好闲”，所以资本家就想用大棒来对付 流民。但流民却是由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怎么可以不改造社会而只改造流民?大约有1 00年的时间，英国当政者才慢慢转到这一认识上，济贫法才最终转到“社会福利法”上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和政府对贫民和流民应负的责任。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保护人 权的社会，一个流民的产生就只能说是众生自己的选择，因为并没有让他停不下来的法 律规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移民和移民问题，而没有流民和流民问题。而流民之所以 成为问题，成为贫困和日益边缘化的人群，多半还是同社会规范本身出现故障有关，近 代早期英国的流民问题及其政策显然还不能从这个颇具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所以它仍 然需要回归历史进程中才能有其自身的意义。关注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者日益增 多(注：尹虹：《英国17、18世纪的福利救济立法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祖洲：《论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南京大学学报》2 001年第6期；徐再荣：《当代美国的福利困境与福利改革》，《史学月刊》2001年第6 期；王宇博：《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其旨趣还 只停留在研究对象的借鉴者——中国观照上。需要发掘福利国家自身的意义，而不是简 单的“观照”。否则，历史研究中如何体现“科学知识增长”的可能。但也可以看出， 流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毕竟已经拓宽了一个社会的背景情境，也增加了作为个别历 史的“地方性知识”。
“西方病”：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注：梁茂信：《当代美国大 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早期相关历史的关注参见高德 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某些 问题，这些都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观察者的视角之不同则决定了所吸取的经验或教 训的不一致。对当代美国都市化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取向。也许因为关乎中国城镇化进 程的发展方向，才具有观照的意义；但研究者实际上还是过虑了，因为中心问题已经有 所不同。福利国家和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中国观照可能都会落空，因为西方国家不 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也不可能是它们的“过去”，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 家复兴大潮正势不可挡(注：哈贝马斯：《全球化背景下的东欧民族国家》，《复旦大 学学报》2001年第4期。)。所以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说“历史终结了”(注：参见福 山：《历史的终结》，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不啻是梦呓。全球化只代表部分 人的利益，尽管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的图景。
所以在分析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这类研究时，我们必须将有可能横在认知前 面的障碍移开，看看美国大都市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人 口和资本的离心性流动导致了富有人口、产业和政治权力重心移向郊区，中心城市问题 丛生，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这种转变滥觞于市场经济机制下科学技术在生产、交通和 通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这不仅使郊区成为城市居民首选的理想居住场所，也为企业在 激烈的竞争中扩大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横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联邦政策的矛 盾性对郊区和中心城市反向运动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族 歧视和经济上的排斥泛滥有加，贫困人口进一步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注：梁茂信：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也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过程，具有 明显的多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随着制造业和人口不断外迁，居住区出现 了分化，以中产阶级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和以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或下层居民为主的 中心城市，成为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中心城市地位相对下降，成为社会问题的中 心。其矛盾与问题不断积聚，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爆发了两次全国性的城 市危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确实有密切联系。如1949年以后 的“城市更新”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居住区隔离的趋势(注：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 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但研究者也承认，实际情 况并没有这么糟糕：截止2000年，大都市区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百万人口 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数量达47个，其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增至57.5%，其中 ，仅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费城五大都市区就拥有全国1/5的人口。美国的 大都市区化程度已相当高，明显有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向(注：王旭：《“逆城市化”论 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相关研究参见王旭：《历史研究》2002年第3 期；《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郊区化与购物中心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美国城市史》(下篇： 大都市区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空间结构上，不能再人为地将郊区 和市区分割开来进行讨论，否则二者在大都市区内的互动根本难以体现出来，二者同属 于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心城市的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它在大都市区内复兴只是 时间早晚的事。
对美国大都市区化的研究显示到底是“西方病”还是“西方梦”，完全取决于研究者 的时间和空间设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做情境前设工作，而且还 需要更进一步，因为空间结构上的横向说明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大都市区化过程中的真 正问题，这是由于大都市区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强烈地表明其人—地关系 的属性。美国本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注：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第8卷第3期，1991年8月，“城市的故事”专栏。)，因为他们是从“家园—内部”的 视角审视城市问题的(注：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247—248页。)。所以，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历史进行研究，更需要中 国的研究者将焦点对准大都市区化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 于中西比较。试想，如果研究者就是某个城市的一员，他每天早上都从一个巷子里出来 去上班，他会发现更有意义的城市问题。否则，城市化历史研究就难以走出“西方病” 还是“西方梦”的泥沼。
从冷战走向世界“全球化”
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苏联的解体。它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战后对立了 近乎50年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不复存在，世界走向美国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如 某些人所说的走向“全球化”时代。它从政治上宣告了战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在学术上 将冷战从政治学领域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真正的历史学领域。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状 态的终结，要求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以对未来有所启迪。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 是历史学家的长处。
在冷战仍在进行的过程中，对冷战的研究多是预测和推测，因为冷战的走向和发展趋 势并不明朗，试问有多少人预测到了冷战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呢?更何况当时对立的双方 所制定的诸多政策、对策均属于国家机密，甚至是核心机密，绝不许泄漏，这在客观上 也使冷战的研究难以深入。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障碍逐渐消除，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最 初的混乱状态下，一些资料——包括绝密资料——被披露出来，使人们开始有可能了解 某些事件的真相(当然，有一些绝密资料也是新的执政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公布 出来的)。如原苏联20世纪30年代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朝鲜战争档案、韩国民航飞机被 击落事件的档案等(注：顾宁：《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2页。)。
应该说，档案和相关资料的公布和披露，使冷战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因为人们不 仅可以了解真相，而且可以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分析，知晓其背后的动机。中国的历史学 工作者——世界史和相关的中外关系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一样，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获得这些资料，阅读第一手的原文档案和文件，根据自己的学识，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 究，得出独到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与世界冷战史研究基本同步，在20世纪 末开始崛起，进入21世纪后，依然方兴未艾，继续深入，并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对于一些事物，人们喜欢追本溯源。冷战史的研究一度也在探寻它的源头，学者们为 此做出了努力，围绕着冷战起源中各大国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 战后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的责任在于美国与苏联，两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各国的研究者 或倾向于美国，或倾向于苏联，甚至有人认为冷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注：刘建飞、崔 剑：《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立场和视角 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差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各种观点中所 起的作用。西方学者出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惶恐，大多强调苏联的责任；苏联和 中国学者更突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有的学者指出，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注：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实际 上，任何一个联盟都不会万古长存，当联盟的目的达到之后，联盟的各个成员将会追逐 自己的新的目标，而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从而导致矛盾的爆发 ，使旧有的联盟破裂，产生新的联盟。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当其完成了战胜德国法西斯 的目的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加之领导人的个 人性格，在缺乏共同的指向时，只能选择不同的道路。政治上的地球尚不是一个整体， 为了寻求人类的和平，人们都在进行着努力。
关于冷战的研究，目前处于初起阶段，尚缺乏理论概括，没有理论架构，更多的是实 证性研究，以期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梳理，依据新的档案和相关资料，剔除迷雾， 拨乱反正，重新描述事实真相。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构成的两大阵营与以遏制或对 抗为手段的非战争策略，这是沈志华概括的冷战内涵(注：沈志华：《关于亚洲冷战的 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而关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的研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中国学者均有所涉猎，大多论述 集中在美国为维护本国和西方阵营的利益，对抗和遏制苏联及东方阵营，甚至不惜使用 武力手段和核讹诈(注：韦幼苏：《冷战与大西洋联盟的变迁》，《安徽史学》2001年 第4期；刘刚：《美苏两极结构中的核军备因素：浅析核军备与国际结构的关系》，《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朝鲜战争是战后冷战中最激烈的东西方武力冲突 ，它不仅强化了世界冷战政治格局，也直接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古巴导弹危机则 反映了美苏双方对核威慑的新认识。对苏联及东方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大林与西 方大国的关系上，斯大林对“铁幕演说”的反应，对杜鲁门主义的回应，学者们均进行 了探讨(注：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世界历史》2000年 第6期。)。沈志华还揭示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过程，探讨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关注到了中国在冷战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杨奎松对中苏同盟的研究，认为在相同的意识 形态下，中苏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注：杨奎松：《中苏 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应该看到，冷战思维的惯性，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以意识形态的差别目光 看待世界，并存在着以其来掩盖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嫌疑。对冷战的重新思索，应从更 高的角度——人类和平的角度去思索。如果错误地总结，恐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 。
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或环境论或地理学领域的话题，它关系到人 类未来的持续发展，所以政治学、经济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都积极介入这一领域。但 是，人为分割后，生态问题反而体现不出它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的整体状况。在这种 情况下，将生态问题的探讨深入到历史时间中就具有更恢宏的背景和更令人关注的话题 。
或许小麦育种改变了现代政治格局?(注：参见约翰·帕金斯：《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 ——小麦、基因与冷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或许900—1900年代的世界体系完全 是由欧洲旧大陆的动物、植物、杂草甚至病菌在新大陆的扩张造成的?(注：参见艾尔弗 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欧洲人的开 拓形象就不是充满传奇的库克船长了，而是三叶草、蒲公英等杂草，马、牛、羊、蜜蜂 和老鼠等动物以及大量的病原菌。新西兰是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再造的新大 陆的一部分。《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一文开始触及这一问题(注：周钢、 田吉贡：《美国西部地区的野马》，《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探讨的野马就 是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带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马”。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到达新大陆时 ，同他一起上岸的还有一些牛、马、羊。以后西方的探险者和殖民者都或多或少地将旧 大陆的动植物带到了新大陆。到殖民者开发北美时，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驯养野马，美国 西部牛仔的生活方式得以养成。从殖民时期至美国内战前，马被殖民者所使用，它改变 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并在早期西进运动和西部初步开发中发挥了作用。第一次大战结 束后，交通运输以动力机械替代了畜力，马的需求量急剧下降，马开始回复到野马的状 态并遭到猎杀。这个时候，像美国大多数动植物保护组织的诞生一样，保护者从个人发 展到成立组织，也得到了立法的保护。如1959年9月8日通过的宣布猎杀野马为非法活动 的“野马珍妮法案”，便系韦尔玛·B.约翰斯顿的个人努力所致。以后，对野马的保护 也越来越规范。
一部野马史折射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关系史。尤其是在新大陆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我 们过多地关注欧洲殖民者的探险精神、开拓精神和征服能力、破坏能量，那显然是不够 全面的，没有欧洲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没有这些来自旧大陆的“巨大力量 ”，不仅殖民者难以适应“水土不服”的新大陆，而且新大陆也难以变得更像欧洲人的 后院：整个新大陆的生态背景在旧大陆的生态帝国扩张过程中为之改观，从而使旧大陆 的生态背景得以在新大陆安营扎寨。这就是被学科割裂的生态研究所失却的宏大背景和 意趣。
而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土壤，竟也体现了这种因生态背景之争而蜕变的生态政治割 据。殖民者认为非洲土著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南非的土壤侵蚀，例如牛拉爬 犁过后形成了小峡谷，对待牲畜的态度造成了过度放牧，轮耕和单一种植则直接导致土 壤肥力流失。总之，要保护土壤就必须改变非洲人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然而殖民者 的土壤保护措施却并未收到预期之效，他们失败了。《南非土壤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的 作者包茂宏认为，是白人种族歧视和隔离思想和制度最终造成了这一结果(注：《世界 历史》2001年第5期。)。表面上，土壤侵蚀和保护是自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它也是 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造成土壤侵蚀的直接动力是风和水，要保护土壤就必须 规范水和风的活动。土壤保护思想家的理想并未实现，原因就在于科学是中性的，被什 么种族、阶级和集团用于什么目的才是问题的关键。南非白人政府把土壤保护思想用于 为种族主义服务才是非洲人反抗的根本原因，而非洲人反抗的也是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隔 离制度。环境决定论和人类中心论都不足取，它们是相互的。但是作者对南非土壤的生 态政治解读明显还是强调人类的作用。
历史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边界：时间和空间前导的情境设定。无论是大规模、 社会科学式的研究还是小规模、人文主义的叙述，都可能在这个研究边界中完成对具体 问题的种种前设工作，从而将研究价值扎扎实实地建立在研究对象本身上，而不是像时 下大多数的研究那样，将研究价值建立在观念世界里而同研究对象疏离。任何学科，尤 其是知识论上的学科，只要它成体系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了，它就离工具理性愈来愈 远。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实际上没有实用与否的挑战，也就谈不 上“危机”一说。因此，大多数有关历史学“成问题”的看法，无不与研究者脱离研究 对象的种种前设有关，即使他们遵守历史研究最起码的边界，即时间和一定空间的设定 ，他们也仍然会不自觉地跑到现时的观念世界里寻找研究价值，毕竟观念世界提供了许 多“话题”，而且“话题”又具有现实的权势和优势。历史的宽容并不对此类研究开放 。它们离研究对象渐行渐远，也就等于放弃了致力于知识增长的任何学科所要求的起码 工作。历史的宽容需要研究者回到科学知识增长的工作谱系上：具体情境、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叙述)。反过来，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都在指向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世界的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