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朝鲜战争时期的印度对华政策
杜俊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2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2002年04期第105～112页
【英文标题】Attempt at India's Policy on China During Korean War
DU Jun-hua
History Departmen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China
【作者简介】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四川 成都 610068
杜俊华(1971—)，男，重庆市丰都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侯德础教授。
【关 键 词】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民族主义/双重性Korean War/India/policy on Chin a/nationalism/duplicity
中图分类号：D829.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105-08
史学界在论述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时，往往多从中国与美、英、法、苏、朝、韩 等交战国或潜在的交战国着手加以论析，而对于此时奉行“中立”政策、对朝鲜停战谈 判作出重要贡献的亚洲大国印度却很少论及，即或有一些文章对此涉及，但也多略略谈 及，缺少对此阶段印度对华政策的具体详尽的论析。弄清印度此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对于研究印度的“民族主义”本质，分析在“中印是兄弟”的时代，为什么两国会发生 边界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多年前，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 ，这在二战结束后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此时，印度以一个刚独立的亚洲大国和中立 国“领袖”的身份，执行了对华友好政策。
(一)印度强烈地反对美、英等国在亚洲挑起的“局部热战”——扩大化的朝鲜战争， 并坚持要求联合国尊重亚洲大国中国的意见和反应。
早在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亲自致电斯大林和艾奇逊，请求早日从事斡旋 ，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冲突。在电文中，他强调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安理会的必 要性[1](19页)。当美、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时，印度政府不仅转达了中国对美国 的严重警告，而且力劝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然而，美国不听劝阻、肆意扩大在朝 鲜的战争，并把战争向中国边境推进。对此，1950年8月，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发表声 明，严厉谴责美国对北朝鲜的大肆轰炸。1951年1月17日，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关于 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对中国施行封锁的提案，并要求表决。印度代表劳氏不仅反对 此提议，而且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认为把中国说成是“拒绝 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的提案。最后，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 印度代表的提议[2](88页)。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印度还顶住美、英等国的压力，拒绝 派兵参加朝鲜战争。1951年5月，当美、英等国要求印度根据“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 建议”派军队参加美、英操纵的“联合国军”时，印度不仅拒绝派兵参加，而且明确声 明：“印度军队只能用于印度的国防目的，印度军队没有到海外服务的远征部队”[3]( 885页)。
(二)印度亦以它中立大国的优势，为促成朝鲜停战谈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印度有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许多优势。
第一，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大使级外交关系。它没有出兵朝鲜，并一直表态要看 到朝鲜战争尽快结束。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情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4](887页)。
第二，印度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美、英、法等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英、法 等西欧国家，因害怕美国把它们深深地拖入朝鲜战场而影响欧洲防御，也极力主张停战 谈判，并对印度为寻找打破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而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大力支持。如英国 亚力山大勋爵在1952年6月去东京途中，曾专门与印度官员潘迪特·尼赫鲁讨论朝鲜停 战问题[5](441页)。
第三，亚洲和阿拉伯新独立的国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稳定国家政局和发展经济 ，它们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深为不满，也极力主张朝鲜停战谈判，并把印度视 为他们这些中立势力的代表。印度就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积极地斡旋于朝鲜停战谈判 活动中。1951年1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广播讲话，主张有关各国商谈远东问题[ 6](102页)。不久，印度又与缅甸等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关于朝鲜战争和平谈判 的修正提案，建议法、英、苏、美、印度、埃及等国政府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 表会晤，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作出安排。
(三)特别是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中，中美双方分歧的焦点——遣返俘虏问题，印度更是 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1952年11月17日，以K.P.梅农先生为团长的印度代表团向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一 个提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社会主义的“中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和资本主义的“中立”国家瑞典、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 成，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7](441页)。印度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急于退出 朝鲜战争的英、法等国的支持。11月23日，英国外长艾登说：“英国已放弃反对‘强制 遣返’的立场。印度的提案是迄今为止为签署停战协定提供的最好机会。”[8](442—4 43页)亚洲、阿拉伯国家对印度的提议也基本赞成。中国虽然认为该提案包含有“自由 遣俘”的痕迹，但认为可对其稍加修改。美国政府则认为印度的提案明显地过于迁就共 产党中国。在具体执行“遣返俘虏”的时候，虽然印度明知参加委员会是“两头不讨好 ”的事情，但它仍然参加了遣返俘虏委员会，担任主席，并采取措施制止美、蒋、李伪 特务对停战协议的破坏。1953年10月初，当反共战俘在特务煽动下发生动乱和企图逃跑 时，印度警卫被迫开枪。一部分南朝鲜政界人士威胁印度说：“可能利用南朝鲜军队来 对付印度看守部队。”[9](291页)对此非议，1953年10月10日，尼赫鲁在孟买举行记者 招待会，谴责南朝鲜当局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并对美方阻挠战俘释放工作表示不满[6]( 149页)。
(四)在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印度也给予中国大 力支持。
在台湾问题上，1951年8月27日，尼赫鲁指出：台湾应该归还给中国。如果不顾以前的 国际协定，使问题悬而不决，那就不对[10](886页)。1953年2月2日，当艾森豪威尔发 表关于“台湾非中立化”的声明后，尼赫鲁总理在议会里不仅谴责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个 声明，而且补充说：“战争(更不用说和平)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能委托一个大兵去管 。”[11](249页)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9月19日，在第五 届联大开会时，印度不惜冒着得罪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危险，其代表劳氏向大会提议接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1953年2月17日，尼赫鲁在议会里就“总统的 声明”而举行的辩论会上指出：“任何人都不能说联合国是为了代表实行这样的政策的 国家利益而成立的。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在联合国中已经占了上风。结果，对待中国这 样一个大国就好象它不存在似的，而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1 1](232页)
二
朝鲜战争时期，印度为什么要采取以上的对华友好政策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 加以分析。
(一)从印度领导集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来 看。
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等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看成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亚洲政治 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明到头来终将会 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虽然他 们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度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势必会在亚洲和世界 的竞争中成为对手。但是，他们认为，新中国在开始的岁月里，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 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完成对中国的统一(收复台湾)，这与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有着共同 的任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中国政府于50年代初期在 政治上实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认为这有点类似于印度的议会制)，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 族工商业和富农经济，并采取措施促进资本经济发展的政策时，他们认为这与尼赫鲁在 印度实行的经济政策相似。加上，尼赫鲁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 想的影响，主张实行“社会主义”。1946年，在印度的制宪会议上，他明确地说：“我 主张‘社会主义’，我也希望印度将来采纳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2](651页)英国国防大臣詹姆斯·格雷格爵士也认为，尼赫鲁是“从来摆脱不了甘地 影响的共产党人”[13](20页)。
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认识上，印度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恢复在联合国的代 表权，一定会团结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同美、英等西方殖民主义作斗争，而不会向外扩 张。通过对苏联与中国在当时世界革命中的形势的对比，他们亦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的观 念在欧洲事务中是一个主要的鼓动力量，但是在亚洲它并没有多大的强度和影响，欧洲 人对苏联的恐惧远胜过亚洲人对中国的恐惧。因为两国幅员不同：欧洲的面积小，且多 平原和丘陵地带，适合于擅长机械化作战的苏联入侵，以至于在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 社会主义东欧国家、拥有巨大国土和军事实力的社会主义苏联成为威胁整个欧洲大陆安 全的主要势力；在亚洲，中国处于亚洲的东部一角，对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最新式的 自动推进武器(坦克)还不熟悉，且中国在向外“扩张”道路上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喜马拉雅山和台湾海峡)。因而，当苏联在欧洲大力扩张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只可比喻 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巩固政权比对外扩张更重要[14](3页)。因此，专心致力于维护 民族独立及开始经济建设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是一个次要因 素，他们要做的应该是反对殖民主义，发展国内经济，而不是通过对外结盟来对抗共产 主义。
同时，印度要克服长期的落后性，摆脱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对英、美等国的严重依赖， 这就决定了印度特别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因而，印度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实行不 结盟和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 战争中获得胜利，迅速地消除了战争的破坏，并在和平建设中取得初步胜利，这些都对 印度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亚洲的团结。尼赫鲁认为，中国人民通过他 们自己的政府的性质和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意志，美国的不承认政策是违反这种意志的。 印度政府还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主要由亚洲国家来处理。美国作为一个非亚洲国家而 在远东自居于领袖地位，对亚洲人民指手划脚，是过分干涉亚洲事务。在他的想象中， 中、印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 前途[15](94页)。因而，对于美国的不承认政策，他特别反感。鉴于此，在刚开始时，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对华政策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
(二)中国对印度的友好态度和给予它的大力支援，也使印度采取了对华友好政策。
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执行了“修睦四邻”的外交政策。特别对于刚独立的南亚大国 印度，中国领导人更是非常重视发展与它的友好关系，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1951年 1月26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并提议为印度干杯， 并且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 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 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毛泽东还希望不久能在中国见到尼赫鲁[16](1 48页)。此时兼任外文部长、深悉外交艺术的周恩来总理也多次接见印度驻华大使，为 推动中印关系正常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于中国的友好表示，印度政府积极响应。19 51年2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议会中说：“我要高兴地说，我们与新中国的关系现 在是极为友好的。”在两国首脑的共同努力和带动下，双方开始了易货贸易，两国友好 团体之间的交流也得到了加强。1951年9月，以森德拉尔为首的印度亲善访华团到中国 访问。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群众团体在 北京成立了中印友好协会。印度各阶层人士也于1952年在印度各地成立印中友好协会。 1950、1951年，印度发生严重粮荒，饥民人口达1亿以上。刚起步不久、粮食并不十分 富足的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印度人民，使印度人民渡过了粮 荒。据统计，中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先后签订了6次合同，共供给印度66.65万吨粮食[2]( 24页)。印度人民深为中国人民舍己为人的行为所感动。在互利平等条件下，中印之间 还加强了贸易合作。两国的贸易合作又有利于印度在与美、英等国贸易时讨价还价。
(三)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存在着与巴基斯坦的矛盾、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以及印度 独立后殖民主义遗留的外国侨民等等问题，也需要中国给予支持。
由于印巴分治，英国人为地制造了导致印巴矛盾冲突的克什米尔问题。实力相对弱小 的巴基斯坦不得不寻求大国的支持。1950年5月3—30日，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就积极寻求美国的武器和技术援助。美国早就特别注意克什米尔地区。 据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罗津格尔分析，美国之所以注意克什米尔，主要原因在 于它靠近苏联，并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7](1 05页)。因而，在“调停印巴冲突”的幌子下，美国乘机干涉克什米尔事务，并在20世 纪50年代初期实行“重巴轻印”政策。1950年12月20日，美国、巴基斯坦两国签订军事 协定。1951年2月，美、英两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派外国军队到克什米尔的决议案。1 951年3月，美国又派了一个包括50名左右专家的军事代表团，进入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 米尔北部地区，负责在克什米尔山区修建飞机场，并暗中支持巴基斯坦[4](826页)。19 52年2月2日，美国再一次与巴基斯坦签订美、巴军事援助协定[6](115页)。美国的这些 行为遭到了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愤慨。1951年2月，印度斯利 那加和整个克什米尔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反对一切外国军队”、“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18](876页)。与此同时，中国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同 盟深怀疑虑。朝鲜战争时期，在美国的压力下，在台湾、西藏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等问题上，巴基斯坦对中国持反对态度，中国政府及人民十分气愤，中巴关系十 分冷淡。所以，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上，中印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加上，美国在干涉克什 米尔的同时，又发动侵朝战争，印度人民对国家安全深感担忧，他们害怕美国借此支持 巴基斯坦扩大在亚洲的战争。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谈话， 使人们感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激起了包括印度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 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鉴于美国利用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和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1952年6月，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会上，对于联合国“逐渐地变成为殖民主义 的保护者”表示了忧虑[11](232页)。1952年9月，在东旁遮普举行的第三次全印保卫和 平大会上，甘地的信徒库马拉帕博士痛斥了美国侵略者的暴行。他说：“今天朝鲜发生 的一切，明天就可能在印度发生。”[19](935页)印度资产阶级报纸《国民先驱报》也 写道：“美国人把自己在朝鲜的战争叫做解放战争。但是，朝鲜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是 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投到汉城和南朝鲜其他城市的炸弹可能落到德里、孟买和加尔 各答……美国干涉朝鲜的真正原因，乃是美国想在亚洲大陆远东沿岸保持军事桥头堡。 ”[20](877页)1950年8月13日，《纽约时报》也承认：“印度反美情绪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强烈。朝鲜战争中越来越多的关于轰炸朝鲜城市和焚毁村庄的消息，使敌对美国的 情绪日益增强。”
除了与美国的矛盾外，印度与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也有矛盾。印度独立后，外国侨 民问题成为其外交难点。葡萄牙在印度有三块殖民地：果阿、达曼、第乌。其中，果阿 葡萄牙侨民区有居民60多万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葡萄牙政府拒绝交出这些地区。法 国侨民区则包括本地治理、亚南、卡里卡尔和马埃岛，有居民320万之多，法国政府也 “耍花招”让侨民赖在印度。1951年4月，法国曾派出观察员小组赴印度，搞所谓“全 民公决”来决定侨民的去留。印度以观察小组中没有亚洲人参加为由，拒绝承认它的合 法性[21](128页)。
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印度肯定会寻找那些有国际影响力、并同样主张反对殖民主义的 国家作为战略伙伴。这种国家不是与之有矛盾的巴基斯坦，也不是倾向西方的日本，更 不是美、英等西方国家，而是与它同样极力主张反对殖民主义的国家。亚洲大国中国无 疑符合印度的战略需要，因而成为其首先争取的对象。因为中国也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蹂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葡萄牙之间还存在澳门 问题，与英国有香港问题。因此，中国与印度在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其他许多重大国际问 题上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中国从一开始即声援 印度收复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的斗争，则使尼赫鲁坚信，采取对华友好政策，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仅对印度与美国、巴基斯坦的斗争十分 有利，而且还有利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三
在朝鲜战争时期，如果说印度“民族主义”政策有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积极的方面， 从而导致其对华友好政策的话，那么印度“民族主义”政策也有其消极方面，并导致其 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主权和对中国领土的“前进”掠夺政策。
早在1950年10月21日，印度政府就向中国发出备忘录，对于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中 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昌都一事，竟恐吓说：“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削弱。”10月28日 ，印度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惊异与遗憾”，并认为 “是可悲叹的”。1950年11月1日，印度政府又在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调整西 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的自治的合法权利”[2](3页)。由于所谓的“西藏自治”一向是 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破坏中国统一的代名词，因而这是印度对中国内政露骨的干涉。与 此同时，印度还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中国的亚东、江孜等交通要道驻扎印度军 队，在拉萨、亚东、江孜等地派驻政治、商业代表和建立贸易站，并经营西藏的邮政、 电话和驿站。
由于中国正忙于抗美援朝，对于印度继承英国的特权和干涉中国的西藏事务虽坚决反 对，但在做法上极为慎重，采取了适当的步骤——对于不损害中国主权而合乎西藏实际 需要的惯例，则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暂时允许其保留。1950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在致 印度驻华大使馆备忘录中指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 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2](151页)
在领土问题上，1950年，印度政府乘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无力西 顾之际，制定和实行了在中印边境“前进”的扩张掠夺政策。这一点从印度领导人的言 行中可以得到反映。1950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副总理帕特尔(Vallabh bhai Patel)给尼赫鲁写信，攻击尼赫鲁对华执行“投降”政策，并把中国恢复在西藏 的主权说成是对西藏的侵略，要求尼赫鲁抛弃对华友好政策，采取与中国争夺西藏的政 策。尼赫鲁虽然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但同时也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 个东北边境特区，即位于“麦克马洪线”南面的藏族部落地带[15](72页)。他们在中印 边境的东段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大举推进。1951年2月，一名印度官员带着一支警 卫队和几百名脚夫进入了达旺地区。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侵占了“麦克马 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的中段，印度于1952年侵占了中国桑、葱莎，并建 立非法的哨所[2](260页)。
印度为什么会采取对中国西藏干涉和“前进”政策呢?首先，这是由其民族主义本质的 消极方面所决定的。正如贡纳尔·米达尔所说：“每个新生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 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 国家就一定要统治。”[22](185页)印度认为，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 策是非常合理的。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的长期影响，而且由 于印度新政府制定政策的工作也主要依靠它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因为旧印度文官体系 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留在原部门并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印度虽然于19 50年1月26日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仍是大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加上印度的大资产阶级是通过和平手段从英国人手中接过政权的，它并没有与后 者彻底决裂。出于大资产阶级的本能和英国的侵略扩张传统的影响和熏陶，印度继续把 英国同西藏少数分裂分子签订的、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和其他不 平等权利视为遗产继承下来，并采取措施加以巩固。1952年7月，印度派赴噶大克的“ 商务代表”，竟然无视中国主权，擅自携带电台进入阿里地区。1952年8月，印度驻锡 金专员卡布尔，要求按惯例到西藏视察其在亚东和江孜的“商务代表处”和驿站。1952 年冬，印度政府竟然提出要派兵前往中国西藏的亚东和江孜换防[23](85页)。他们把维 护英印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不法权益说成是保护其“民族利益”，而把中国维护西藏领土 视为是对其的“威胁和侵略”。
其次，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认为中国政府对其在西藏的干涉和“前进”政策不会、 也没有精力作出强烈反应。它甚至还认为，由于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和为支持中 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努力，中国政府会对其有所“回报”，会默认其在西 藏边境的扩张。因而，当中国解放西藏时，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中国政府：以印度为 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福摩萨(即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的 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15](68页)。1951年2月1日，在联合国 大会上，印度反对美国提出的宣布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获得了中国的好感 。但是，2月2日，“印度政府就决定接管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仍是中国西藏地方政府 的一个重要政教中心的达旺”。由于信息不灵和无暇西顾，中国政府当时没就此提出抗 议。西藏地方政府则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印度“把原来不属于它的地方囊为己有”， 并表示：“我们深表遗憾，而且决不同意”，要求印度把军队撤出达旺。但是，印度政 府对此竟置之不理，并认为中国没有对其在西藏边境的行动提出抗议，是中国对于印度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给予中国支持的“回报”，中国不会对其在西藏的渐近的“前进”行 为采取行动，印度可以趁机继续大肆“蚕食”中国的西藏领土。
其三，从印度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认识来看，许多印度官员坚信“
提利耶”时代流行 的谚语，“强大的邻国乃是潜在的敌人”，认为当中国变得强大后，迟早而且必然要否 定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麦克马洪线”，并“向外扩张”，从而导致与印度的冲突。早 在1950年10—12月，当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几次打败装备优良、以美军为首的“ 联合国军”时，印度一些官员就对中国的表现感到震惊，认为中国已是他们国家潜在的 威胁。他们积极鼓吹和支持西藏“独立”，使西藏作为中印的缓冲地，并一度采取了外 交干涉政策及向藏军提供军火等行动，反对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 强烈抗议，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印度由于需要与中国共同牵制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 行动以及维持其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说话分量，最终被迫放弃了支持“西藏独立” 的活动。印度外交部长梅农曾道破机密，对美国驻印大使说：“印度政府已明确决定在 联合国中不对西藏问题采取行动，因为那样做有可能产生减轻他们同中国人民政府的相 互影响的作用。”[24](785页)1950年12月27日，美国驻印大使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 中也说：“印度向美国人提出：‘假如印度政府现在在联合国坚持讨论西藏问题，共产 党中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印度政府，使其丧失在朝鲜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对北京 当局施加影响的一切机会。因此，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问题还是暂时搁置起来为好。 ’”[25](779页)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后，印度把西藏作为中、印两国缓冲地带的梦想 破灭，尽力把印度边界向西藏推移的“前进”政策就成为其最好的战略。朝鲜战争的持 久性迫使中国把主要精力用于抗美援朝，这也为印度的“前进”政策提供了机会。西藏 的达旺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成为印度窥觎的地方。它是一块纵深达60英里 的楔形地带，是进入印度的最近的“喉舌”通道[15](35页)。虽然印度政府知道，无论 是人种、风俗，还是宗教、文化，西藏达旺地区的居民都的确更接近于西藏。但在他们 看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有必要把这一地带置于印度的行政管辖之下，以防中国以 此为“跳板”，用当地人为间谍通过达旺入侵印度。
四
综上所述，印度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主要是由其民族主义的利己主义本质所决定。从其 反对美、英西方殖民主义和反对美、英支持巴基斯坦的目的出发，它需要亚洲大国中国 的积极支持。特别是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它认识到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因而，它执行了对华友好政策，积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 位。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印度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它制定了中立的外交政策，积极地 发展与主张平等互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积极地为实行朝鲜停战 谈判而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对华友好政策发展到“中印人民是兄弟”的程 度。然而，印度民族主义政策消极的一面又使它忘记了英帝国主义留给它的沉痛教训。 为了维护英帝国主义留给它的不合理的、没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印度采取 了干涉中国西藏内政和“前进”的领土扩张政策。对于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中国社会 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印度政府十分矛盾，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有利于打击 美帝国主义强盗，有利于印度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强 大后会“向外扩张”，会对印度边境构成威胁。因而，他们主张先下手为强，通过渐进 的“前进”扩张政策占领对其有利的战略要地达旺和其他重要战略地区。虽然从总的来 说，朝鲜战争时期的印度对华政策的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高，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印度许多人认为：印度必须 加紧占据“麦克马洪线”所规定的、印度称为“东北边境特区”的广大地方。这种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演越烈，后来甚至发展到抢夺不平等条约规定以外的、对其有利的、 位于西藏边境的战略要地。到1959年，印度共侵占了中国西藏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对 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度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但印度政府 却始终坚持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并不顾中国的抗议，继续向中国西藏扩张。印度继承英 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最终演变为地区扩张主义，这成 为中印边界战的导火线。两国的边界战又使印度对华友好政策、“和平中立”政策和不 结盟政策寿终正寝，并导致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未能实现 。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2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2002年04期第105～112页
【英文标题】Attempt at India's Policy on China During Korean War
DU Jun-hua
History Departmen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China
【作者简介】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四川 成都 610068
杜俊华(1971—)，男，重庆市丰都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侯德础教授。
| 【内容提要】 | 朝鲜战争时期，印度以“民族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实行双重政策。一方面，出于反 对美英殖民主义和抗衡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需要，印度曾极力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 系，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另一方面 ，它又继承了英印殖民时期从中国夺得的不法“遗产”，利用中国忙于朝鲜战争之机， 在西藏实行干涉中国内政和渐进的“前进”扩张政策。 During the Korean War,India practises a double-policy on China.On one hand ,India actively develops friendship with China and contributes to the restor ation of China's legal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 and the cease-fire an d negotiation of the War,in opposition to the U.S.and British colonialism an d contending against the U.S. support of Pakistan.On the other hand,India in herits illegal “legacy”seized from China in British-Indian colonialist per iod,and taking advantage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the Korean War,carries out an expansion policy of interfering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gradually a dvancing upon China in Tibet. |
史学界在论述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时，往往多从中国与美、英、法、苏、朝、韩 等交战国或潜在的交战国着手加以论析，而对于此时奉行“中立”政策、对朝鲜停战谈 判作出重要贡献的亚洲大国印度却很少论及，即或有一些文章对此涉及，但也多略略谈 及，缺少对此阶段印度对华政策的具体详尽的论析。弄清印度此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对于研究印度的“民族主义”本质，分析在“中印是兄弟”的时代，为什么两国会发生 边界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多年前，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 ，这在二战结束后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此时，印度以一个刚独立的亚洲大国和中立 国“领袖”的身份，执行了对华友好政策。
(一)印度强烈地反对美、英等国在亚洲挑起的“局部热战”——扩大化的朝鲜战争， 并坚持要求联合国尊重亚洲大国中国的意见和反应。
早在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亲自致电斯大林和艾奇逊，请求早日从事斡旋 ，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冲突。在电文中，他强调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安理会的必 要性[1](19页)。当美、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时，印度政府不仅转达了中国对美国 的严重警告，而且力劝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然而，美国不听劝阻、肆意扩大在朝 鲜的战争，并把战争向中国边境推进。对此，1950年8月，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发表声 明，严厉谴责美国对北朝鲜的大肆轰炸。1951年1月17日，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关于 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对中国施行封锁的提案，并要求表决。印度代表劳氏不仅反对 此提议，而且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认为把中国说成是“拒绝 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的提案。最后，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 印度代表的提议[2](88页)。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印度还顶住美、英等国的压力，拒绝 派兵参加朝鲜战争。1951年5月，当美、英等国要求印度根据“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 建议”派军队参加美、英操纵的“联合国军”时，印度不仅拒绝派兵参加，而且明确声 明：“印度军队只能用于印度的国防目的，印度军队没有到海外服务的远征部队”[3]( 885页)。
(二)印度亦以它中立大国的优势，为促成朝鲜停战谈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印度有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许多优势。
第一，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大使级外交关系。它没有出兵朝鲜，并一直表态要看 到朝鲜战争尽快结束。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情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4](887页)。
第二，印度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美、英、法等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英、法 等西欧国家，因害怕美国把它们深深地拖入朝鲜战场而影响欧洲防御，也极力主张停战 谈判，并对印度为寻找打破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而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大力支持。如英国 亚力山大勋爵在1952年6月去东京途中，曾专门与印度官员潘迪特·尼赫鲁讨论朝鲜停 战问题[5](441页)。
第三，亚洲和阿拉伯新独立的国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稳定国家政局和发展经济 ，它们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深为不满，也极力主张朝鲜停战谈判，并把印度视 为他们这些中立势力的代表。印度就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积极地斡旋于朝鲜停战谈判 活动中。1951年1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广播讲话，主张有关各国商谈远东问题[ 6](102页)。不久，印度又与缅甸等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关于朝鲜战争和平谈判 的修正提案，建议法、英、苏、美、印度、埃及等国政府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 表会晤，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作出安排。
(三)特别是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中，中美双方分歧的焦点——遣返俘虏问题，印度更是 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1952年11月17日，以K.P.梅农先生为团长的印度代表团向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一 个提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社会主义的“中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和资本主义的“中立”国家瑞典、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 成，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7](441页)。印度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急于退出 朝鲜战争的英、法等国的支持。11月23日，英国外长艾登说：“英国已放弃反对‘强制 遣返’的立场。印度的提案是迄今为止为签署停战协定提供的最好机会。”[8](442—4 43页)亚洲、阿拉伯国家对印度的提议也基本赞成。中国虽然认为该提案包含有“自由 遣俘”的痕迹，但认为可对其稍加修改。美国政府则认为印度的提案明显地过于迁就共 产党中国。在具体执行“遣返俘虏”的时候，虽然印度明知参加委员会是“两头不讨好 ”的事情，但它仍然参加了遣返俘虏委员会，担任主席，并采取措施制止美、蒋、李伪 特务对停战协议的破坏。1953年10月初，当反共战俘在特务煽动下发生动乱和企图逃跑 时，印度警卫被迫开枪。一部分南朝鲜政界人士威胁印度说：“可能利用南朝鲜军队来 对付印度看守部队。”[9](291页)对此非议，1953年10月10日，尼赫鲁在孟买举行记者 招待会，谴责南朝鲜当局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并对美方阻挠战俘释放工作表示不满[6]( 149页)。
(四)在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印度也给予中国大 力支持。
在台湾问题上，1951年8月27日，尼赫鲁指出：台湾应该归还给中国。如果不顾以前的 国际协定，使问题悬而不决，那就不对[10](886页)。1953年2月2日，当艾森豪威尔发 表关于“台湾非中立化”的声明后，尼赫鲁总理在议会里不仅谴责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个 声明，而且补充说：“战争(更不用说和平)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能委托一个大兵去管 。”[11](249页)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9月19日，在第五 届联大开会时，印度不惜冒着得罪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危险，其代表劳氏向大会提议接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1953年2月17日，尼赫鲁在议会里就“总统的 声明”而举行的辩论会上指出：“任何人都不能说联合国是为了代表实行这样的政策的 国家利益而成立的。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在联合国中已经占了上风。结果，对待中国这 样一个大国就好象它不存在似的，而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1 1](232页)
二
朝鲜战争时期，印度为什么要采取以上的对华友好政策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 加以分析。
(一)从印度领导集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来 看。
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等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看成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亚洲政治 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明到头来终将会 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虽然他 们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度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势必会在亚洲和世界 的竞争中成为对手。但是，他们认为，新中国在开始的岁月里，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 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完成对中国的统一(收复台湾)，这与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有着共同 的任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中国政府于50年代初期在 政治上实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认为这有点类似于印度的议会制)，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 族工商业和富农经济，并采取措施促进资本经济发展的政策时，他们认为这与尼赫鲁在 印度实行的经济政策相似。加上，尼赫鲁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 想的影响，主张实行“社会主义”。1946年，在印度的制宪会议上，他明确地说：“我 主张‘社会主义’，我也希望印度将来采纳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2](651页)英国国防大臣詹姆斯·格雷格爵士也认为，尼赫鲁是“从来摆脱不了甘地 影响的共产党人”[13](20页)。
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认识上，印度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恢复在联合国的代 表权，一定会团结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同美、英等西方殖民主义作斗争，而不会向外扩 张。通过对苏联与中国在当时世界革命中的形势的对比，他们亦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的观 念在欧洲事务中是一个主要的鼓动力量，但是在亚洲它并没有多大的强度和影响，欧洲 人对苏联的恐惧远胜过亚洲人对中国的恐惧。因为两国幅员不同：欧洲的面积小，且多 平原和丘陵地带，适合于擅长机械化作战的苏联入侵，以至于在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 社会主义东欧国家、拥有巨大国土和军事实力的社会主义苏联成为威胁整个欧洲大陆安 全的主要势力；在亚洲，中国处于亚洲的东部一角，对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最新式的 自动推进武器(坦克)还不熟悉，且中国在向外“扩张”道路上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喜马拉雅山和台湾海峡)。因而，当苏联在欧洲大力扩张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只可比喻 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巩固政权比对外扩张更重要[14](3页)。因此，专心致力于维护 民族独立及开始经济建设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是一个次要因 素，他们要做的应该是反对殖民主义，发展国内经济，而不是通过对外结盟来对抗共产 主义。
同时，印度要克服长期的落后性，摆脱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对英、美等国的严重依赖， 这就决定了印度特别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因而，印度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实行不 结盟和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 战争中获得胜利，迅速地消除了战争的破坏，并在和平建设中取得初步胜利，这些都对 印度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亚洲的团结。尼赫鲁认为，中国人民通过他 们自己的政府的性质和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意志，美国的不承认政策是违反这种意志的。 印度政府还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主要由亚洲国家来处理。美国作为一个非亚洲国家而 在远东自居于领袖地位，对亚洲人民指手划脚，是过分干涉亚洲事务。在他的想象中， 中、印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 前途[15](94页)。因而，对于美国的不承认政策，他特别反感。鉴于此，在刚开始时，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对华政策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
(二)中国对印度的友好态度和给予它的大力支援，也使印度采取了对华友好政策。
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执行了“修睦四邻”的外交政策。特别对于刚独立的南亚大国 印度，中国领导人更是非常重视发展与它的友好关系，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1951年 1月26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并提议为印度干杯， 并且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 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 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毛泽东还希望不久能在中国见到尼赫鲁[16](1 48页)。此时兼任外文部长、深悉外交艺术的周恩来总理也多次接见印度驻华大使，为 推动中印关系正常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于中国的友好表示，印度政府积极响应。19 51年2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议会中说：“我要高兴地说，我们与新中国的关系现 在是极为友好的。”在两国首脑的共同努力和带动下，双方开始了易货贸易，两国友好 团体之间的交流也得到了加强。1951年9月，以森德拉尔为首的印度亲善访华团到中国 访问。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群众团体在 北京成立了中印友好协会。印度各阶层人士也于1952年在印度各地成立印中友好协会。 1950、1951年，印度发生严重粮荒，饥民人口达1亿以上。刚起步不久、粮食并不十分 富足的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印度人民，使印度人民渡过了粮 荒。据统计，中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先后签订了6次合同，共供给印度66.65万吨粮食[2]( 24页)。印度人民深为中国人民舍己为人的行为所感动。在互利平等条件下，中印之间 还加强了贸易合作。两国的贸易合作又有利于印度在与美、英等国贸易时讨价还价。
(三)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存在着与巴基斯坦的矛盾、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以及印度 独立后殖民主义遗留的外国侨民等等问题，也需要中国给予支持。
由于印巴分治，英国人为地制造了导致印巴矛盾冲突的克什米尔问题。实力相对弱小 的巴基斯坦不得不寻求大国的支持。1950年5月3—30日，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就积极寻求美国的武器和技术援助。美国早就特别注意克什米尔地区。 据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罗津格尔分析，美国之所以注意克什米尔，主要原因在 于它靠近苏联，并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7](1 05页)。因而，在“调停印巴冲突”的幌子下，美国乘机干涉克什米尔事务，并在20世 纪50年代初期实行“重巴轻印”政策。1950年12月20日，美国、巴基斯坦两国签订军事 协定。1951年2月，美、英两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派外国军队到克什米尔的决议案。1 951年3月，美国又派了一个包括50名左右专家的军事代表团，进入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 米尔北部地区，负责在克什米尔山区修建飞机场，并暗中支持巴基斯坦[4](826页)。19 52年2月2日，美国再一次与巴基斯坦签订美、巴军事援助协定[6](115页)。美国的这些 行为遭到了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愤慨。1951年2月，印度斯利 那加和整个克什米尔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反对一切外国军队”、“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18](876页)。与此同时，中国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同 盟深怀疑虑。朝鲜战争时期，在美国的压力下，在台湾、西藏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等问题上，巴基斯坦对中国持反对态度，中国政府及人民十分气愤，中巴关系十 分冷淡。所以，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上，中印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加上，美国在干涉克什 米尔的同时，又发动侵朝战争，印度人民对国家安全深感担忧，他们害怕美国借此支持 巴基斯坦扩大在亚洲的战争。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谈话， 使人们感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激起了包括印度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 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鉴于美国利用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和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1952年6月，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会上，对于联合国“逐渐地变成为殖民主义 的保护者”表示了忧虑[11](232页)。1952年9月，在东旁遮普举行的第三次全印保卫和 平大会上，甘地的信徒库马拉帕博士痛斥了美国侵略者的暴行。他说：“今天朝鲜发生 的一切，明天就可能在印度发生。”[19](935页)印度资产阶级报纸《国民先驱报》也 写道：“美国人把自己在朝鲜的战争叫做解放战争。但是，朝鲜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是 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投到汉城和南朝鲜其他城市的炸弹可能落到德里、孟买和加尔 各答……美国干涉朝鲜的真正原因，乃是美国想在亚洲大陆远东沿岸保持军事桥头堡。 ”[20](877页)1950年8月13日，《纽约时报》也承认：“印度反美情绪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强烈。朝鲜战争中越来越多的关于轰炸朝鲜城市和焚毁村庄的消息，使敌对美国的 情绪日益增强。”
除了与美国的矛盾外，印度与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也有矛盾。印度独立后，外国侨 民问题成为其外交难点。葡萄牙在印度有三块殖民地：果阿、达曼、第乌。其中，果阿 葡萄牙侨民区有居民60多万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葡萄牙政府拒绝交出这些地区。法 国侨民区则包括本地治理、亚南、卡里卡尔和马埃岛，有居民320万之多，法国政府也 “耍花招”让侨民赖在印度。1951年4月，法国曾派出观察员小组赴印度，搞所谓“全 民公决”来决定侨民的去留。印度以观察小组中没有亚洲人参加为由，拒绝承认它的合 法性[21](128页)。
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印度肯定会寻找那些有国际影响力、并同样主张反对殖民主义的 国家作为战略伙伴。这种国家不是与之有矛盾的巴基斯坦，也不是倾向西方的日本，更 不是美、英等西方国家，而是与它同样极力主张反对殖民主义的国家。亚洲大国中国无 疑符合印度的战略需要，因而成为其首先争取的对象。因为中国也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蹂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葡萄牙之间还存在澳门 问题，与英国有香港问题。因此，中国与印度在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其他许多重大国际问 题上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中国从一开始即声援 印度收复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的斗争，则使尼赫鲁坚信，采取对华友好政策，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仅对印度与美国、巴基斯坦的斗争十分 有利，而且还有利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三
在朝鲜战争时期，如果说印度“民族主义”政策有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积极的方面， 从而导致其对华友好政策的话，那么印度“民族主义”政策也有其消极方面，并导致其 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主权和对中国领土的“前进”掠夺政策。
早在1950年10月21日，印度政府就向中国发出备忘录，对于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中 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昌都一事，竟恐吓说：“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削弱。”10月28日 ，印度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惊异与遗憾”，并认为 “是可悲叹的”。1950年11月1日，印度政府又在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调整西 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的自治的合法权利”[2](3页)。由于所谓的“西藏自治”一向是 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破坏中国统一的代名词，因而这是印度对中国内政露骨的干涉。与 此同时，印度还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中国的亚东、江孜等交通要道驻扎印度军 队，在拉萨、亚东、江孜等地派驻政治、商业代表和建立贸易站，并经营西藏的邮政、 电话和驿站。
由于中国正忙于抗美援朝，对于印度继承英国的特权和干涉中国的西藏事务虽坚决反 对，但在做法上极为慎重，采取了适当的步骤——对于不损害中国主权而合乎西藏实际 需要的惯例，则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暂时允许其保留。1950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在致 印度驻华大使馆备忘录中指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 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2](151页)
在领土问题上，1950年，印度政府乘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无力西 顾之际，制定和实行了在中印边境“前进”的扩张掠夺政策。这一点从印度领导人的言 行中可以得到反映。1950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副总理帕特尔(Vallabh bhai Patel)给尼赫鲁写信，攻击尼赫鲁对华执行“投降”政策，并把中国恢复在西藏 的主权说成是对西藏的侵略，要求尼赫鲁抛弃对华友好政策，采取与中国争夺西藏的政 策。尼赫鲁虽然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但同时也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 个东北边境特区，即位于“麦克马洪线”南面的藏族部落地带[15](72页)。他们在中印 边境的东段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大举推进。1951年2月，一名印度官员带着一支警 卫队和几百名脚夫进入了达旺地区。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侵占了“麦克马 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的中段，印度于1952年侵占了中国桑、葱莎，并建 立非法的哨所[2](260页)。
印度为什么会采取对中国西藏干涉和“前进”政策呢?首先，这是由其民族主义本质的 消极方面所决定的。正如贡纳尔·米达尔所说：“每个新生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 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 国家就一定要统治。”[22](185页)印度认为，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 策是非常合理的。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的长期影响，而且由 于印度新政府制定政策的工作也主要依靠它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因为旧印度文官体系 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留在原部门并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印度虽然于19 50年1月26日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仍是大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加上印度的大资产阶级是通过和平手段从英国人手中接过政权的，它并没有与后 者彻底决裂。出于大资产阶级的本能和英国的侵略扩张传统的影响和熏陶，印度继续把 英国同西藏少数分裂分子签订的、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和其他不 平等权利视为遗产继承下来，并采取措施加以巩固。1952年7月，印度派赴噶大克的“ 商务代表”，竟然无视中国主权，擅自携带电台进入阿里地区。1952年8月，印度驻锡 金专员卡布尔，要求按惯例到西藏视察其在亚东和江孜的“商务代表处”和驿站。1952 年冬，印度政府竟然提出要派兵前往中国西藏的亚东和江孜换防[23](85页)。他们把维 护英印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不法权益说成是保护其“民族利益”，而把中国维护西藏领土 视为是对其的“威胁和侵略”。
其次，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认为中国政府对其在西藏的干涉和“前进”政策不会、 也没有精力作出强烈反应。它甚至还认为，由于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和为支持中 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努力，中国政府会对其有所“回报”，会默认其在西 藏边境的扩张。因而，当中国解放西藏时，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中国政府：以印度为 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福摩萨(即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的 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15](68页)。1951年2月1日，在联合国 大会上，印度反对美国提出的宣布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获得了中国的好感 。但是，2月2日，“印度政府就决定接管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仍是中国西藏地方政府 的一个重要政教中心的达旺”。由于信息不灵和无暇西顾，中国政府当时没就此提出抗 议。西藏地方政府则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印度“把原来不属于它的地方囊为己有”， 并表示：“我们深表遗憾，而且决不同意”，要求印度把军队撤出达旺。但是，印度政 府对此竟置之不理，并认为中国没有对其在西藏边境的行动提出抗议，是中国对于印度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给予中国支持的“回报”，中国不会对其在西藏的渐近的“前进”行 为采取行动，印度可以趁机继续大肆“蚕食”中国的西藏领土。
其三，从印度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认识来看，许多印度官员坚信“
提利耶”时代流行 的谚语，“强大的邻国乃是潜在的敌人”，认为当中国变得强大后，迟早而且必然要否 定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麦克马洪线”，并“向外扩张”，从而导致与印度的冲突。早 在1950年10—12月，当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几次打败装备优良、以美军为首的“ 联合国军”时，印度一些官员就对中国的表现感到震惊，认为中国已是他们国家潜在的 威胁。他们积极鼓吹和支持西藏“独立”，使西藏作为中印的缓冲地，并一度采取了外 交干涉政策及向藏军提供军火等行动，反对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 强烈抗议，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印度由于需要与中国共同牵制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 行动以及维持其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说话分量，最终被迫放弃了支持“西藏独立” 的活动。印度外交部长梅农曾道破机密，对美国驻印大使说：“印度政府已明确决定在 联合国中不对西藏问题采取行动，因为那样做有可能产生减轻他们同中国人民政府的相 互影响的作用。”[24](785页)1950年12月27日，美国驻印大使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 中也说：“印度向美国人提出：‘假如印度政府现在在联合国坚持讨论西藏问题，共产 党中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印度政府，使其丧失在朝鲜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对北京 当局施加影响的一切机会。因此，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问题还是暂时搁置起来为好。 ’”[25](779页)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后，印度把西藏作为中、印两国缓冲地带的梦想 破灭，尽力把印度边界向西藏推移的“前进”政策就成为其最好的战略。朝鲜战争的持 久性迫使中国把主要精力用于抗美援朝，这也为印度的“前进”政策提供了机会。西藏 的达旺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成为印度窥觎的地方。它是一块纵深达60英里 的楔形地带，是进入印度的最近的“喉舌”通道[15](35页)。虽然印度政府知道，无论 是人种、风俗，还是宗教、文化，西藏达旺地区的居民都的确更接近于西藏。但在他们 看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有必要把这一地带置于印度的行政管辖之下，以防中国以 此为“跳板”，用当地人为间谍通过达旺入侵印度。四
综上所述，印度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主要是由其民族主义的利己主义本质所决定。从其 反对美、英西方殖民主义和反对美、英支持巴基斯坦的目的出发，它需要亚洲大国中国 的积极支持。特别是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它认识到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因而，它执行了对华友好政策，积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 位。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印度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它制定了中立的外交政策，积极地 发展与主张平等互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积极地为实行朝鲜停战 谈判而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对华友好政策发展到“中印人民是兄弟”的程 度。然而，印度民族主义政策消极的一面又使它忘记了英帝国主义留给它的沉痛教训。 为了维护英帝国主义留给它的不合理的、没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印度采取 了干涉中国西藏内政和“前进”的领土扩张政策。对于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中国社会 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印度政府十分矛盾，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有利于打击 美帝国主义强盗，有利于印度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强 大后会“向外扩张”，会对印度边境构成威胁。因而，他们主张先下手为强，通过渐进 的“前进”扩张政策占领对其有利的战略要地达旺和其他重要战略地区。虽然从总的来 说，朝鲜战争时期的印度对华政策的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高，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印度许多人认为：印度必须 加紧占据“麦克马洪线”所规定的、印度称为“东北边境特区”的广大地方。这种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演越烈，后来甚至发展到抢夺不平等条约规定以外的、对其有利的、 位于西藏边境的战略要地。到1959年，印度共侵占了中国西藏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对 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度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但印度政府 却始终坚持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并不顾中国的抗议，继续向中国西藏扩张。印度继承英 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最终演变为地区扩张主义，这成 为中印边界战的导火线。两国的边界战又使印度对华友好政策、“和平中立”政策和不 结盟政策寿终正寝，并导致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未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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