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
陈祖洲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2年12期第68～72页
【英文标题】On the Welfare Views of the British New Marxism
CHEN Zu-zhou
Department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陈祖洲(1963—)，男，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2 0世纪英国史、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
【关 键 词】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国家观/福利观the New Marxism/state views/welfare views
[中图分类号]D095(56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2-0068-0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长期以 来，国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 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对福利思想则很少涉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史学 研究的繁荣，我国史学界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 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丰富了我们对英国福利制度的认识。然而，如同国外学术界的 研究一样，我国史学界有关英国福利国家的研究也相对集中于对英国福利制度缘起、发 展、框架和功能的介绍。作者认为，福利思想是福利制度建立、发展和变化的前提，只 有深入研究具体国家的福利思想，才能更好地把握该国福利制度的发展与变化，深刻领 会其实质。就战后英国而言，英国在福利思想方面主要形成了四大流派，即“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新左派”、“新右派”以及“工业国家学派”(注：参见拙作：《论英 国“新右派”的福利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论英国“新左派”的 福利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关于“工业国家学派”，将另作专文论 述。)。作为福利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国家福利的产生、目的与 功能等进行了阐述。本文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认为 国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国家是统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委员会，它在任何时候 都促进、助长和保护这一阶级的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利益(注：马克思在《共产党 宣言》中曾说过：“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但 另一方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地脱离社会而自治，特别是脱离统治阶级或精英而自 治。国家在协调社会时不仅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在特殊情况下，尤其当社会阶级力量相 对平衡时，也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变革和发展。[1]与此相适应，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 家观方面也出现了两种理论：一是体系决定论；二是相对自治论。这两种理论对20世纪 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变化、国家权威的来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的 作用和功能提供了全面的解释。
两种理论都承认，20世纪，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 为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对这种变化的程度，意见不一。体系决定论 者认为，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国家干预经济仅仅反映了 国家在一段时间内适应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在20世纪，企业资本主义被集体资本主义 代替，而后者与产品市场相分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因此，国家必须干预其生产。至 于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福利的干预，以及它所预示的国家活动的变化，纯粹是历史上保护 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策略：或是为了保证集体资本主义消费的稳定，或是为资本主义企 业提供合适社会化的、训练有素的、健康的劳动力，或是为了弥补抑制性的和意识形态 的国家机制的不足。[2-6]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战后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造成了英国国家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社会 民主化”[7](p27)。20世纪国家干预的加强反映了国家、社会与社会阶级相互关系的实 际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不过，相对自治论者关于战后国家活动变 化程度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少数相对自治论者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国家对统治阶级有 限的自治，[8]而大多数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更大程度的自治，通过 这种自治，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得到表达。[9]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工人阶级在价值 观、目标和利益方面存在冲突。由这种冲突的社会观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引申出两 种不同的关于国家权威来源的分析。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权威的来源以及国家干预 的合法性来自促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通常将自身的利益描述成国 家的和普遍的利益，并寻求通过国家活动而将其利益合法化。[10]不管是旨在为最适宜 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还是旨在使这一过程合法化。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国家权威的 来源以及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依赖于国家的行动满足广泛选民的利益，而不只是满足占支 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国家的行动有时代表广泛和明显冲突的利益。[11-14]在相 对自治论者看来，国家权威的来源以及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依赖于更广泛的基础。
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行动多多少少都 倾向于符合社会中占支配地位阶级的长期利益，这是因为国家高级成员的社会属性或阶 级结构保证了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支配。国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充任保守力量。因此 ，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至多是半自治的关系。不过，在改革政府在台上时，国家可能不单 纯是政府实现其政策的附属工具，而是更强大的决策中心：而在保守政府在台上时，国 家则展示较少的相对独立性。从这种分析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家与政府关系的 分析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体系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变革的惟一道路是破坏资本主 义国家；[2]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需通过进一步控制国家从而改变国家。
至于国家的作用和功能，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利益、占支配地位的统 治阶级或精英的奴仆。国家及其干预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保护、加强和再生产资本主义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促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效率；给公民一些社会权。这些干 预活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关系合法化。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履行一些强制功能，包括 法律和保障服务，特别是在国家的合法化或整合活动未保证合适地遵奉资本主义的价值 观和相互关系时。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就其性质而言，只是被用来保护一个阶级 在经济关系过程中的权利体系和职责体系不受另一个阶级侵犯的强制权力。
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具有更广泛的作用和功能。一些相对自治 论者认为，统治阶级由在不同时间内利益不同和对立的派别，如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构 成。尽管国家与统治阶级各个部分的关系是半自治的关系，但国家的行动具有使统治阶 级体系长期化的功能。另一些相对自治论者认为，国家总体上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体系 ，但也以辅助或偶然的形式促进附属社会阶级的某些利益。“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 这是对他们不断斗争的反应……从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它有助于……使劳工和资本结合 在一起，变得有利可图。”[13](p2)还有一些相对自治论者认为，国家的相对自治是社 会阶级斗争接近平衡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在这一时期，国家也许促进被统治阶级的利 益，因此，国家的作用被视为代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9]相对自治论者中还有人 认为，国家行动有时是特殊时期各社会阶级利益的偶然联合，国家在特殊历史的某一关 节点上，能促进全国性的或超阶级的利益。[15]
二
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方面，同样存在着体系决定论和相对自治论。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的福利观集中于国家福利的发展、目的和功能等。
马克思对国家福利采取了预言而不是描述的形式，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活动的19世纪 ，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干预活动基本上还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满足人民全面需要的国 家福利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不过，提供部分福利以满足某些人，尤其是工人阶 级的需求是可能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进行零星的社 会改革，以满足人类的某些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改革的可能程度表示怀疑。马克 思对早期福利的发展即工厂法(1833—1867)有较深入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工厂法无 疑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大改革：规定工作时间，限制雇主剥削工人的能力 。他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多少带有冗长内战面纱的结果”[1 6](p269-275)。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土地贵族看到自己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成 为工人阶级的工具性同盟，因而反常地成为颁布改革措施的一部分力量。也就是说，如 果工人阶级压力足够强大以至形成威胁，或统治阶级中存在着利益分歧，资本主义国家 将会不顾工业资本的利益而发展福利。
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反映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 期阶段，企业资本主义基本上本能地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因此不需要国家加以干预。 然而，随着19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发展为20世纪的集体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和经 济进行干预，以增加新型资本主义的利润率。这是因为，集体资本主义对市场力量的反 应比较缓慢，要保证消费的稳定，国家就必须加以干预，提供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 失业补贴体系，使工人在收入中断时能继续消费。再者，集体资本主义增加生产、消费 ，因而增加利润的驱动，也导致大众健康、教育服务政策的引入，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 。[2]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潜能常常超 过对它产品的需求，因此需要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其中包括国家收入维持政策。[3] 在上述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干预福利源于资本主义的需求，它既未标志着资本主义 的结束，也未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17] 还有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福利政策至少部分是工人阶级鼓动更好的健康、教育 、住宅和经济保障的结果，是统治阶级通过其工具——国家所做的退让。不过，国家只 允许给予那些资本所有者能够接受的以及有助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妥协。这样，教育和 健康政策被视为有助于产生更具生产性的劳动力，因为这导致他们拥有知识技术和良好 身体：教育和个人服务社会政策被认为是迫使工人遵奉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 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机制。[4]
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缘起于完全不同的过程。他们认为，总体上说 ，国家对福利的干预是统治阶级维护自我利益的结果。不过，在某些时候，世俗不满和 群众斗争也迫使国家采取符合广大选民而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行动，如1911年失业保险 法这样的国家行动，有利于比统治阶级更多部分的利益。在另一些时候，两个主要社会 阶级利益之间的趋同也导致国家对福利的干预，如40年代教育和收入维持政策就是由资 本和劳工利益的趋同产生的：资本家需要一个健康、受教育以及物质上充裕的劳动力阶 层：劳工则要求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标准。[18]也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劳资矛盾 的产物。“福利国家不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受限制的成就，也不能被视为主要由资本 主义的需求形成的机制，福利国家的形成是围绕着劳资的矛盾和冲突展开的。”[13](p 2)还有学者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同质性。国家夹在两 个内在对立势力即劳资之间，由于国家从私人资本中获得大量的收入，以及高级国家人 员与资本所有者具有相似的社会属性，国家倾向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许多国家福利 干预，包括健康、教育和收入维持，都是国家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结果。不过，当国家 遇到大众政治活动或受到这种活动威胁时，它对统治阶级展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 一时期出现的政策比在其他情况下出现的政策更关心全体人口的利益，在工党政府时期 更是如此。[19]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福利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统治 阶级利益的程度存有分歧，因而对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他们普遍 承认，国家福利具有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功能，但对福利政策能否为其 接受者提供某些福利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既然国家福利缘起于为集体资本主义提供稳定消费，增加生 产率和利润，则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的集体资本主义需要维持其产 品消费的稳定，因为一旦需求稳定，生产率就得以提高。国家福利一方面通过提供经济 稳定，使人们甚至在失业时也能继续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教育和健康政策，有助 于增加生产率和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效率。因此，福利具有服务 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3]有的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有两大关心之事，一是 经济效率，二是社会稳定，国家福利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缓冲器”。[4](p11)也就是 说，除经济效率的需求外，资本主义还有社会稳定的需求。因此，福利一方面提供一定 程度的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存在潜在不宁时，有助于体系整合。这是通 过扩大社会权，将潜在激进和反叛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资本主义社会来实现的。社会权的 扩大侵蚀了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增强他们维持社会相对不变的职责，具有使资本主义 长治久安的效果。总之，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福利的功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 济和社会需要，或两者兼而有之。国家在提供福利服务和发展福利政策时，相对少地独 立于统治阶级和精英。
在相对自治论者看来，国家福利的发展展示了国家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国家福 利的主要功能无疑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价值观，“社会稳定体系关注再生产 劳动后备军、家长制的家庭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13](p2)，但福利也的确具有少量保 障功能或马克思所说的“部分福利”的功能，尽管这是附带的功能。当公共住宅政策“ 旨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调控住宅这一重要商品的消费”时，它也附带“为工人阶级提供 稳定和合适住处”的功能。[14](p66)也就是说，国家福利政策既有控制工人阶级的一 面，又有满足这一阶级某些需求的功能。[20]或者说，既服务于资本主义，同时又具有 提供部分福利的功能。不过，国家福利采取的形式以及提供部分福利的可能性，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发展福利时资本和劳工的相对力量。国家在统治阶级或这一阶级中的一部 分最脆弱时发展的政策，如早期的社会保险政策，比统治阶级比较强大时发展的政策， 更明显具有提供部分福利的功能。国家福利的功能总是受国家与资本所有者相互关系的 限制和影响。
三
如何理解战后英国国家对福利活动的干预，这一点是理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家观 和福利观的关键所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战后英国国家福利产生的原因、功能和目的 进行了全面、复杂和不同的解释。
体系决定论者倾向于认为，国家干预政策履行旨在使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体系持久化这 一功能。在他们看来，国家活动和统治阶级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系。战后初期，英国采 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策略，这是英国国家旨在促进英国社会中资本拥有者利益的行动。 [3]因为在受控经济中，有计划的充分就业能够刺激需求和消费，有助于资本积累过程 。也有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和工业是对占优势地位的公民阶层的妥协和退 让，它不仅不会损害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能促进其利益。国家创立和巩固福利 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其目的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民健康服务的建立可视为通 过维持现有和潜在工人的健康，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教育的提供是为了产生有技 巧和社会化的工人，促进经济利益；对技术的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学的重组，有 助于国家的工业竞争和经济的更快发展，有助于增加资本拥有者的利润水平；在收入维 持体系中引入与收入有关的失业补贴，给失业者提供合理的高水平的补贴，有助于将劳 工运动对经济和工业重建的反对降到最低水平。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英国国家的干预模式发生了变化。战后初期，国家 的干预活动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策略，以支持资本积累过程。经济计划、充分就业策 略和福利干预一起形成经济增长的基础，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到70年代初，凯恩斯 主义陷入危机，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失业率上升。全国福利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 公共开支产生了相反的后果，特别是高水平的公共开支影响资本积累。[5]在这种情况 下，一方面，国家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 在经济和工业计划中继续保留一些重要干预因素，工业的劳资双方至少部分地被融入国 家机器，以图医治管理衰落。但这种矛盾的国家干预未能阻止经济衰落，限制公共开支 也未能医治英国的经济创伤。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用新的干预 模式，旨在改进资本拥有者的前景。首先，大规模压缩公共开支，减少国家对公共部门 和公共服务的干预和财政负担，让市场力量重新成为经济的指南；其次，瓦解福利国家 ，个人、家庭和社区对福利的需求尽可能由自身来满足，教育和个人社会服务尽可能采 取自愿的手段来实现；再次，取消对资本出口的控制，允许投资高利润的经济部门，促 进资本积累。
80年代的这种国家行动有一些矛盾之处。高水平的失业增加了国家在收入维持方面的 公共开支，其他社会保险计划以及教育的失败阻碍福利私有化，公众的抵制和阻碍更迅 速、更全面地使国家消失于市民社会之中。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这种困难加剧了资本主 义的矛盾。国家在撤出社会和经济生活关键领域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因而加强了国家 在某些方面的需求。
相对自治论者认为，战后初期的国家干预，实际上反映了比统治阶级更为广泛的选民 利益。福利国家的产生和早期的巩固就是例证，它反映国家相对独立，能代表广泛利益 ，尤其是在社会阶级间的权力相对平衡时。[14]另一些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这些福利 干预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辩证性。中学重组、高校扩展被视为对不同社会阶级利益产生好 处的活动，部分反映了旨在使不同社会阶级机会平等，为资本主义产生受合适教育和社 会化的劳动力的愿望，但未满足两者的总需求。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以及政府负担 过重，使有组织的劳工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更明显地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 益。但撒切尔夫人未充分实现国家撤退政策，应被视为部分是对人口中广大部分对这种 撤退日益增强的反对的一种反应。[21]
四
体系决定论认为，国家福利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 关系的机制之一。作为一种解释模式，这种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的 理解根源于对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分析，寻求从社会发展模式中探讨社会现象的源泉，而 且它对当代社会进行描述和提供整体解释时，采用历史能动的方法而不是静态快照的方 法，因此，这一理论能以更大的背景解释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22]围绕民权、政治权 和社会权的斗争被理解为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与社会对这种斗争的反应被理解为 一种最终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应，因为在前三个世纪英国出现的公民权不仅是统治阶 级为社会稳定付出的赎金，而且也增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给所有公民以公民权，使之 具有平等感，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同时，它又将在经济权力、资源和影响方面的广泛不 平等合法化。
体系决定论对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该理论认为，国家福利 至多是按水平方向即在社会阶级内部重新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其结果是保护和增加人 口中拥有特权部分的资源和生活机会。[10]既然国家福利供应被视为在发展的特殊阶段 保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策略，那么，社会政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体系决定论也使得 “工业国家学派”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的理解更加完善。“工业国家学派”认为，工 业化决定国家干预社会的性质和范围。体系决定论的解释则是：国家干预政策不是服务 于工业主义的利益，而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的政策是由资本主义国 家促进统治阶级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稳定的利益决定的。
体系决定论者对20世纪80年代国家活动的重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该派别看来 ，到了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部分体现为国家日益难以通过干预策略维持 资本积累和合法化任务。[5]同时，还体现为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减少 。结果，福利干预被废除、减少或改向。例如，废除与收入相联系的失业补贴，以及19 86年社会保险白皮书中的建议，主要是为了鼓励失业者进入低薪服务部门工作。这一时 期社会开支的增加，被视为后资本主义对社会潜在不宁的反应。
但体系决定论也存在一些分析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体系决定论明确提供了历史和社会变革理论，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社会 的阶级斗争，但在其细节中基本上看不到工人阶级成功的希望。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 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两个主要社会阶级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斗争，似乎只能以占支配地位 的社会阶级或得到国家支持的团体的胜利而告终。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国家旨 在使英国所有人口遵奉资本主义逻辑和价值观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基本上是成功的。 [3]争取国家福利供应的斗争也造成相似的后果。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提 供健康、教育、收入维持和其他服务，其功能是满足资本主义需求而不是普通人的需求 。国家干预福利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变化了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和价值观。基线收入维持服务以及现金和物质服务的供应 ，是一种防止社会不宁的缓冲器。这种解释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从理论 上来看，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提供的国家、社会和福利模式是一种僵硬的 模式：资本主义木偶(国家)按其雇主(统治阶级)指令行事，决定每一场社会剧的结果。 在有意识的国家机制的帮助下，统治阶级能够控制工人阶级运动，甚至当这些行动似乎 旨在推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习惯时也是如此。从经验上来看，体系决定论者的方法同样 不能令人满意。在他们看来，国家福利的历史是以工业资本主义有选择地反对国家在福 利方面的开支，以及粗腔横调地抱怨福利政策未能服务于资本主义的需要为特征的。但 战后英国的经验现实未能揭示这一点。
第二，体系决定论者在理论层次上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的国家总是服务于统 治阶级利益这一主张。在经验层次上，他们似乎忽略了这样的证据，即国家可能以不促 进或不保护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干预市民社会。大量研究表明，国家对经济和福利 的干预有时反映比统治阶级更广泛的选民的利益。
第三，体系决定论在逻辑上存在某种缺陷。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国家是协调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董事会，其主要功能是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组织体系持久化，而资本主义体系的持久化又是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得以发挥的 前提条件，因此，所有国家活动在内容和结果上必然被视为都是由国家的存在理由即保 证资本主义体系的持久化决定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多元性解释，未揭示 这一点。
相对自治论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长期内倾向于满足资本主义的利益，但也 对统治阶级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在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时，特别易于变 革。在这种理论看来，对立势力之间形成的紧张是战后有限但相对独立的国家干预发展 的条件。战后，随着英国经济的扩张，劳动后备力量日益枯竭，劳工运动日益增强，导 致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功能有了进一步扩展。这一时期干预主义政策被置于政治议程是国 家对劳工运动的反应，这证实了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2年12期第68～72页
【英文标题】On the Welfare Views of the British New Marxism
CHEN Zu-zhou
Department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陈祖洲(1963—)，男，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2 0世纪英国史、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
| 【内容提要】 | 作为英国在福利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20世纪英国国家福利 的产生和发展、战后国家性质的变化、国家权威的来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国家福利 的功能和目的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为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 基础。该学派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在福利思想方面又分为体系决定论和 相对自治论。相比较而言，相对自治论更符合战后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 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ought on welfare in Britain,the New Marxism ma d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such problems as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welfare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ain,the change in the post-war st ate nature,the origin of state author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government,the purpose of state welfare and its function,and to some extent, such idea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wel fare state.This school based on Marx's analysis on the capitalistic states,a nd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system-determining theory and the relative a utonomy theory,and the latter was more conformable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p olitics,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in the post-war Britain.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长期以 来，国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 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对福利思想则很少涉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史学 研究的繁荣，我国史学界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 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丰富了我们对英国福利制度的认识。然而，如同国外学术界的 研究一样，我国史学界有关英国福利国家的研究也相对集中于对英国福利制度缘起、发 展、框架和功能的介绍。作者认为，福利思想是福利制度建立、发展和变化的前提，只 有深入研究具体国家的福利思想，才能更好地把握该国福利制度的发展与变化，深刻领 会其实质。就战后英国而言，英国在福利思想方面主要形成了四大流派，即“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新左派”、“新右派”以及“工业国家学派”(注：参见拙作：《论英 国“新右派”的福利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论英国“新左派”的 福利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关于“工业国家学派”，将另作专文论 述。)。作为福利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国家福利的产生、目的与 功能等进行了阐述。本文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认为 国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国家是统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委员会，它在任何时候 都促进、助长和保护这一阶级的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利益(注：马克思在《共产党 宣言》中曾说过：“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但 另一方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地脱离社会而自治，特别是脱离统治阶级或精英而自 治。国家在协调社会时不仅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在特殊情况下，尤其当社会阶级力量相 对平衡时，也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变革和发展。[1]与此相适应，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 家观方面也出现了两种理论：一是体系决定论；二是相对自治论。这两种理论对20世纪 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变化、国家权威的来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的 作用和功能提供了全面的解释。
两种理论都承认，20世纪，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 为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对这种变化的程度，意见不一。体系决定论 者认为，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国家干预经济仅仅反映了 国家在一段时间内适应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在20世纪，企业资本主义被集体资本主义 代替，而后者与产品市场相分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因此，国家必须干预其生产。至 于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福利的干预，以及它所预示的国家活动的变化，纯粹是历史上保护 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策略：或是为了保证集体资本主义消费的稳定，或是为资本主义企 业提供合适社会化的、训练有素的、健康的劳动力，或是为了弥补抑制性的和意识形态 的国家机制的不足。[2-6]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战后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造成了英国国家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社会 民主化”[7](p27)。20世纪国家干预的加强反映了国家、社会与社会阶级相互关系的实 际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不过，相对自治论者关于战后国家活动变 化程度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少数相对自治论者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国家对统治阶级有 限的自治，[8]而大多数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更大程度的自治，通过 这种自治，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得到表达。[9]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工人阶级在价值 观、目标和利益方面存在冲突。由这种冲突的社会观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引申出两 种不同的关于国家权威来源的分析。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权威的来源以及国家干预 的合法性来自促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通常将自身的利益描述成国 家的和普遍的利益，并寻求通过国家活动而将其利益合法化。[10]不管是旨在为最适宜 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还是旨在使这一过程合法化。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国家权威的 来源以及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依赖于国家的行动满足广泛选民的利益，而不只是满足占支 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国家的行动有时代表广泛和明显冲突的利益。[11-14]在相 对自治论者看来，国家权威的来源以及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依赖于更广泛的基础。
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行动多多少少都 倾向于符合社会中占支配地位阶级的长期利益，这是因为国家高级成员的社会属性或阶 级结构保证了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支配。国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充任保守力量。因此 ，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至多是半自治的关系。不过，在改革政府在台上时，国家可能不单 纯是政府实现其政策的附属工具，而是更强大的决策中心：而在保守政府在台上时，国 家则展示较少的相对独立性。从这种分析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家与政府关系的 分析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体系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变革的惟一道路是破坏资本主 义国家；[2]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需通过进一步控制国家从而改变国家。
至于国家的作用和功能，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利益、占支配地位的统 治阶级或精英的奴仆。国家及其干预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保护、加强和再生产资本主义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促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效率；给公民一些社会权。这些干 预活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关系合法化。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履行一些强制功能，包括 法律和保障服务，特别是在国家的合法化或整合活动未保证合适地遵奉资本主义的价值 观和相互关系时。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就其性质而言，只是被用来保护一个阶级 在经济关系过程中的权利体系和职责体系不受另一个阶级侵犯的强制权力。
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具有更广泛的作用和功能。一些相对自治 论者认为，统治阶级由在不同时间内利益不同和对立的派别，如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构 成。尽管国家与统治阶级各个部分的关系是半自治的关系，但国家的行动具有使统治阶 级体系长期化的功能。另一些相对自治论者认为，国家总体上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体系 ，但也以辅助或偶然的形式促进附属社会阶级的某些利益。“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 这是对他们不断斗争的反应……从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它有助于……使劳工和资本结合 在一起，变得有利可图。”[13](p2)还有一些相对自治论者认为，国家的相对自治是社 会阶级斗争接近平衡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在这一时期，国家也许促进被统治阶级的利 益，因此，国家的作用被视为代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9]相对自治论者中还有人 认为，国家行动有时是特殊时期各社会阶级利益的偶然联合，国家在特殊历史的某一关 节点上，能促进全国性的或超阶级的利益。[15]
二
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方面，同样存在着体系决定论和相对自治论。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的福利观集中于国家福利的发展、目的和功能等。
马克思对国家福利采取了预言而不是描述的形式，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活动的19世纪 ，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干预活动基本上还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满足人民全面需要的国 家福利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不过，提供部分福利以满足某些人，尤其是工人阶 级的需求是可能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进行零星的社 会改革，以满足人类的某些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改革的可能程度表示怀疑。马克 思对早期福利的发展即工厂法(1833—1867)有较深入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工厂法无 疑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大改革：规定工作时间，限制雇主剥削工人的能力 。他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多少带有冗长内战面纱的结果”[1 6](p269-275)。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土地贵族看到自己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成 为工人阶级的工具性同盟，因而反常地成为颁布改革措施的一部分力量。也就是说，如 果工人阶级压力足够强大以至形成威胁，或统治阶级中存在着利益分歧，资本主义国家 将会不顾工业资本的利益而发展福利。
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反映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 期阶段，企业资本主义基本上本能地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因此不需要国家加以干预。 然而，随着19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发展为20世纪的集体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和经 济进行干预，以增加新型资本主义的利润率。这是因为，集体资本主义对市场力量的反 应比较缓慢，要保证消费的稳定，国家就必须加以干预，提供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 失业补贴体系，使工人在收入中断时能继续消费。再者，集体资本主义增加生产、消费 ，因而增加利润的驱动，也导致大众健康、教育服务政策的引入，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 。[2]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潜能常常超 过对它产品的需求，因此需要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其中包括国家收入维持政策。[3] 在上述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干预福利源于资本主义的需求，它既未标志着资本主义 的结束，也未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17] 还有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福利政策至少部分是工人阶级鼓动更好的健康、教育 、住宅和经济保障的结果，是统治阶级通过其工具——国家所做的退让。不过，国家只 允许给予那些资本所有者能够接受的以及有助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妥协。这样，教育和 健康政策被视为有助于产生更具生产性的劳动力，因为这导致他们拥有知识技术和良好 身体：教育和个人服务社会政策被认为是迫使工人遵奉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 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机制。[4]
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缘起于完全不同的过程。他们认为，总体上说 ，国家对福利的干预是统治阶级维护自我利益的结果。不过，在某些时候，世俗不满和 群众斗争也迫使国家采取符合广大选民而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行动，如1911年失业保险 法这样的国家行动，有利于比统治阶级更多部分的利益。在另一些时候，两个主要社会 阶级利益之间的趋同也导致国家对福利的干预，如40年代教育和收入维持政策就是由资 本和劳工利益的趋同产生的：资本家需要一个健康、受教育以及物质上充裕的劳动力阶 层：劳工则要求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标准。[18]也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劳资矛盾 的产物。“福利国家不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受限制的成就，也不能被视为主要由资本 主义的需求形成的机制，福利国家的形成是围绕着劳资的矛盾和冲突展开的。”[13](p 2)还有学者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同质性。国家夹在两 个内在对立势力即劳资之间，由于国家从私人资本中获得大量的收入，以及高级国家人 员与资本所有者具有相似的社会属性，国家倾向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许多国家福利 干预，包括健康、教育和收入维持，都是国家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结果。不过，当国家 遇到大众政治活动或受到这种活动威胁时，它对统治阶级展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 一时期出现的政策比在其他情况下出现的政策更关心全体人口的利益，在工党政府时期 更是如此。[19]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福利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统治 阶级利益的程度存有分歧，因而对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他们普遍 承认，国家福利具有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功能，但对福利政策能否为其 接受者提供某些福利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既然国家福利缘起于为集体资本主义提供稳定消费，增加生 产率和利润，则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的集体资本主义需要维持其产 品消费的稳定，因为一旦需求稳定，生产率就得以提高。国家福利一方面通过提供经济 稳定，使人们甚至在失业时也能继续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教育和健康政策，有助 于增加生产率和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效率。因此，福利具有服务 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3]有的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有两大关心之事，一是 经济效率，二是社会稳定，国家福利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缓冲器”。[4](p11)也就是 说，除经济效率的需求外，资本主义还有社会稳定的需求。因此，福利一方面提供一定 程度的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存在潜在不宁时，有助于体系整合。这是通 过扩大社会权，将潜在激进和反叛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资本主义社会来实现的。社会权的 扩大侵蚀了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增强他们维持社会相对不变的职责，具有使资本主义 长治久安的效果。总之，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福利的功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 济和社会需要，或两者兼而有之。国家在提供福利服务和发展福利政策时，相对少地独 立于统治阶级和精英。
在相对自治论者看来，国家福利的发展展示了国家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国家福 利的主要功能无疑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价值观，“社会稳定体系关注再生产 劳动后备军、家长制的家庭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13](p2)，但福利也的确具有少量保 障功能或马克思所说的“部分福利”的功能，尽管这是附带的功能。当公共住宅政策“ 旨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调控住宅这一重要商品的消费”时，它也附带“为工人阶级提供 稳定和合适住处”的功能。[14](p66)也就是说，国家福利政策既有控制工人阶级的一 面，又有满足这一阶级某些需求的功能。[20]或者说，既服务于资本主义，同时又具有 提供部分福利的功能。不过，国家福利采取的形式以及提供部分福利的可能性，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发展福利时资本和劳工的相对力量。国家在统治阶级或这一阶级中的一部 分最脆弱时发展的政策，如早期的社会保险政策，比统治阶级比较强大时发展的政策， 更明显具有提供部分福利的功能。国家福利的功能总是受国家与资本所有者相互关系的 限制和影响。
三
如何理解战后英国国家对福利活动的干预，这一点是理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家观 和福利观的关键所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战后英国国家福利产生的原因、功能和目的 进行了全面、复杂和不同的解释。
体系决定论者倾向于认为，国家干预政策履行旨在使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体系持久化这 一功能。在他们看来，国家活动和统治阶级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系。战后初期，英国采 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策略，这是英国国家旨在促进英国社会中资本拥有者利益的行动。 [3]因为在受控经济中，有计划的充分就业能够刺激需求和消费，有助于资本积累过程 。也有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和工业是对占优势地位的公民阶层的妥协和退 让，它不仅不会损害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能促进其利益。国家创立和巩固福利 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其目的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民健康服务的建立可视为通 过维持现有和潜在工人的健康，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教育的提供是为了产生有技 巧和社会化的工人，促进经济利益；对技术的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学的重组，有 助于国家的工业竞争和经济的更快发展，有助于增加资本拥有者的利润水平；在收入维 持体系中引入与收入有关的失业补贴，给失业者提供合理的高水平的补贴，有助于将劳 工运动对经济和工业重建的反对降到最低水平。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英国国家的干预模式发生了变化。战后初期，国家 的干预活动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策略，以支持资本积累过程。经济计划、充分就业策 略和福利干预一起形成经济增长的基础，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到70年代初，凯恩斯 主义陷入危机，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失业率上升。全国福利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 公共开支产生了相反的后果，特别是高水平的公共开支影响资本积累。[5]在这种情况 下，一方面，国家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 在经济和工业计划中继续保留一些重要干预因素，工业的劳资双方至少部分地被融入国 家机器，以图医治管理衰落。但这种矛盾的国家干预未能阻止经济衰落，限制公共开支 也未能医治英国的经济创伤。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用新的干预 模式，旨在改进资本拥有者的前景。首先，大规模压缩公共开支，减少国家对公共部门 和公共服务的干预和财政负担，让市场力量重新成为经济的指南；其次，瓦解福利国家 ，个人、家庭和社区对福利的需求尽可能由自身来满足，教育和个人社会服务尽可能采 取自愿的手段来实现；再次，取消对资本出口的控制，允许投资高利润的经济部门，促 进资本积累。
80年代的这种国家行动有一些矛盾之处。高水平的失业增加了国家在收入维持方面的 公共开支，其他社会保险计划以及教育的失败阻碍福利私有化，公众的抵制和阻碍更迅 速、更全面地使国家消失于市民社会之中。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这种困难加剧了资本主 义的矛盾。国家在撤出社会和经济生活关键领域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因而加强了国家 在某些方面的需求。
相对自治论者认为，战后初期的国家干预，实际上反映了比统治阶级更为广泛的选民 利益。福利国家的产生和早期的巩固就是例证，它反映国家相对独立，能代表广泛利益 ，尤其是在社会阶级间的权力相对平衡时。[14]另一些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这些福利 干预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辩证性。中学重组、高校扩展被视为对不同社会阶级利益产生好 处的活动，部分反映了旨在使不同社会阶级机会平等，为资本主义产生受合适教育和社 会化的劳动力的愿望，但未满足两者的总需求。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以及政府负担 过重，使有组织的劳工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更明显地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 益。但撒切尔夫人未充分实现国家撤退政策，应被视为部分是对人口中广大部分对这种 撤退日益增强的反对的一种反应。[21]
四
体系决定论认为，国家福利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 关系的机制之一。作为一种解释模式，这种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的 理解根源于对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分析，寻求从社会发展模式中探讨社会现象的源泉，而 且它对当代社会进行描述和提供整体解释时，采用历史能动的方法而不是静态快照的方 法，因此，这一理论能以更大的背景解释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22]围绕民权、政治权 和社会权的斗争被理解为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与社会对这种斗争的反应被理解为 一种最终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应，因为在前三个世纪英国出现的公民权不仅是统治阶 级为社会稳定付出的赎金，而且也增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给所有公民以公民权，使之 具有平等感，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同时，它又将在经济权力、资源和影响方面的广泛不 平等合法化。
体系决定论对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该理论认为，国家福利 至多是按水平方向即在社会阶级内部重新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其结果是保护和增加人 口中拥有特权部分的资源和生活机会。[10]既然国家福利供应被视为在发展的特殊阶段 保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策略，那么，社会政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体系决定论也使得 “工业国家学派”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的理解更加完善。“工业国家学派”认为，工 业化决定国家干预社会的性质和范围。体系决定论的解释则是：国家干预政策不是服务 于工业主义的利益，而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的政策是由资本主义国 家促进统治阶级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稳定的利益决定的。
体系决定论者对20世纪80年代国家活动的重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该派别看来 ，到了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部分体现为国家日益难以通过干预策略维持 资本积累和合法化任务。[5]同时，还体现为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减少 。结果，福利干预被废除、减少或改向。例如，废除与收入相联系的失业补贴，以及19 86年社会保险白皮书中的建议，主要是为了鼓励失业者进入低薪服务部门工作。这一时 期社会开支的增加，被视为后资本主义对社会潜在不宁的反应。
但体系决定论也存在一些分析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体系决定论明确提供了历史和社会变革理论，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社会 的阶级斗争，但在其细节中基本上看不到工人阶级成功的希望。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 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两个主要社会阶级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斗争，似乎只能以占支配地位 的社会阶级或得到国家支持的团体的胜利而告终。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国家旨 在使英国所有人口遵奉资本主义逻辑和价值观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基本上是成功的。 [3]争取国家福利供应的斗争也造成相似的后果。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提 供健康、教育、收入维持和其他服务，其功能是满足资本主义需求而不是普通人的需求 。国家干预福利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变化了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和价值观。基线收入维持服务以及现金和物质服务的供应 ，是一种防止社会不宁的缓冲器。这种解释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从理论 上来看，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提供的国家、社会和福利模式是一种僵硬的 模式：资本主义木偶(国家)按其雇主(统治阶级)指令行事，决定每一场社会剧的结果。 在有意识的国家机制的帮助下，统治阶级能够控制工人阶级运动，甚至当这些行动似乎 旨在推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习惯时也是如此。从经验上来看，体系决定论者的方法同样 不能令人满意。在他们看来，国家福利的历史是以工业资本主义有选择地反对国家在福 利方面的开支，以及粗腔横调地抱怨福利政策未能服务于资本主义的需要为特征的。但 战后英国的经验现实未能揭示这一点。
第二，体系决定论者在理论层次上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的国家总是服务于统 治阶级利益这一主张。在经验层次上，他们似乎忽略了这样的证据，即国家可能以不促 进或不保护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干预市民社会。大量研究表明，国家对经济和福利 的干预有时反映比统治阶级更广泛的选民的利益。
第三，体系决定论在逻辑上存在某种缺陷。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国家是协调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董事会，其主要功能是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组织体系持久化，而资本主义体系的持久化又是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得以发挥的 前提条件，因此，所有国家活动在内容和结果上必然被视为都是由国家的存在理由即保 证资本主义体系的持久化决定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多元性解释，未揭示 这一点。
相对自治论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长期内倾向于满足资本主义的利益，但也 对统治阶级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在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时，特别易于变 革。在这种理论看来，对立势力之间形成的紧张是战后有限但相对独立的国家干预发展 的条件。战后，随着英国经济的扩张，劳动后备力量日益枯竭，劳工运动日益增强，导 致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功能有了进一步扩展。这一时期干预主义政策被置于政治议程是国 家对劳工运动的反应，这证实了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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