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艾德礼政府和1951年英国大选
李世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4期第77～82页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李世安(1948-)，男，贵州贵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英美史及国际关系史。
【关 键 词】艾德礼/英国工党/大选/保守党
中图分类号：K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2)04-0077-06
战后初期(1945—1950)是英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时期。艾德礼政府实施了标志着英国新时代到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成功地把战时经济转为和平经济，使英国成为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时期的政府。”[1](P10-11)然而正是领导这样一个政府的工党却在英国1951年大选中失败，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那么英国工党为何在1951年大选中失败，它留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以下几点进行剖析，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工党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利
1945年工党大选胜利，大多数人民欢呼雀跃，额手相庆。工党的胜利，体现了英国人民对工党提出的有关国内外新政策的向往，人民希望英国成为一个不论社会地位、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人人有平等的机会，贫困、失业、营养不良、文盲和恐惧等都被消灭的新国家。然而工党政府却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经济困顿时期。当时英国的国债已达214亿7.310万镑。[2](P412)
二次大战给英国带来了一场沉重的灾难。1945年秋，英国只能支付其海外支出的40%，英国商船队损失2/3，库存物资1/3被摧毁。许多基础设施，如工厂、学校和医院等都被敌机击中，遭到严重破坏。艾德礼政府接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在恢复英国经济的努力中，首要任务是筹集资金。英国政府派出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侯爵为英国首席谈判代表，赴美国谈判。在经过数月艰苦的谈判后，英国才从美国得到35.7亿美元的贷款。不过贷款是有条件的：贷款的利息为2%，而且还附有有损英国国家利益的条件，即英国要结束“关税特惠制”，并且在一年内使英镑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兑换。在当时，2%的利息并不低。而英镑区关税特惠制是在19世纪末英国为了防止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对英国形成的竞争而实施的，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正式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英帝国内的贸易关税低于帝国外国家的关税。英国的关税特惠制的废除，是对英国海外贸易的严重打击，“等于直接否定了英帝国的生存权利”。[3](P8、11)
至于美国要求一年内英镑自由兑换，对英国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因为英镑的自由兑换，使大量英镑被兑换为美元，使正在恢复经济的英国遭受到巨大的压力。美国的贷款条件，震惊了英国人民。英国一家独立的经济专门机构发表研究报告，断定美国贷款的条件是不能履行的。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到1947年8月，英国政府被迫下令停止英镑的自由兑换。贷款问题使艾德礼政府受到英国左右翼的攻击和人民的反对。
虽然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英国得到部分援助。但是1949年由于美国经济的萧条，影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财政部长克里普斯企图用英镑贬值来摆脱危机，他使英镑与美元之比从1∶4.03，降低到1∶2.80。这一做法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相反引起了人民的不安。
不利的经济条件，使艾德礼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受挫，也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不满艾德礼政府。1947年、1949年和1951年，英国连续发生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1948年和1949年英国码头工人大罢工，全英国的码头瘫痪，英国政府被迫实行“紧急状态法”。在1951年大选中，许多支持工党的人于是转而支持保守党。[4](P113)
二、工党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误
工党执政后，政策上出现较多的失误和疏忽。
首先是工党的政策缺乏前瞻性。艾德礼担任首相后，进行了国有化和福利国家的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46—1951年，艾德礼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如“煤炭法”、“国民保险法”、“工伤法”和“国民健康法”等，使英格兰银行在1946年3月1日，英国民航在1946年8月1日，煤矿在1947年1月1日，电报电话在1947年1月1日，运输在1948年1月1日，电力在1948年4月1日，煤气在1949年4月1日，钢铁在1951年2月15日，实现了国有化。
但是工党国有化的内容和措施都是30年代的，而50年代世界工业出现新发展，美国正在进行关贸总协定谈判，构建世界贸易新秩序。英国同样面临新挑战，需要制定新对策。但是艾德礼政府对50年代的挑战没有足够的重视，仍然极力维持旧的工业体制和贸易秩序。西方国家的管理体制都在革新，唯英国依然故我，没有对国有化后工业的管理进行相应的改革。雇员没有参加管理，企业还是由大资本家管理，旧的工业体制仍然在运行。在学校的国有化方面问题更大。艾德礼本人受的是英国旧式学校教育，毕业于牛津大学，对英国旧式的学校十分偏爱，不愿采取行动改革公立学校和把私人学校国有化。因此英国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在艾德礼政府时期，没有得到发展。[3](P18)
在住房问题上，艾德礼思想守旧、缺乏前瞻性表现得很突出。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共修建了100万套住宅，但是其中有12.4万套是预制板房。这就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预制板房不是真正的住房。
工党不愿改革过时的权力集中制。工党领袖关心的首先是政府的权力，关心的是个人的得失。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考虑日常政府工作，而是考虑怎样应付公众舆论和议会，以争权夺利。这就损害了工党中央和工党地方的关系。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工党政府在1947年通过的“城乡建设法”。该法案规定要由地方当局调查土地，提出发展计划，然后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资助。但是该法案却没有赋予地方工党领袖实际的权力，他们无权处理更新城市建设的复杂问题，城市建设因而受到影响。
艾德礼政府反对英国共产党，开展“纯洁文官队伍运动”，失去了大量英国工人的支持。英国共产党与工党政府的争端，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事关人民生活的大问题。首先是工资问题。1948年工党政府发表了“工资和年收入白皮书”，实行高税政策和限制工资增长政策。这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受到直接的影响。因此英国共产党称这个法令是“对工人阶级的进攻”。[4](P113)第二是食物的定量供应问题。战后英国继续实行食物定量供应，英国共产党要求早日取消食物定量供应。但数年后，英国的食物定量供应不仅没有取消，而且有的食物供应量还减少了。例如1948年11月，咸肉的供应从每周约0.17磅下降到每两周0.17磅。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很缓慢。直到1949年，英国基本生活品的消费，仍比1939年低。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不满。
政策上的分歧导致工党打击英国共产党。工党采取措施，禁止其成员与共产党员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工党中央还开除了几位一直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工党议员。1948年3月，政府开展了文官对外的“纯洁运动”，把共产党员清除出政府机构。
工党政府未能处理好军队的复员退伍问题。战后工党政府没有做好军队的复员工作，没有改善军队士兵的生活条件。士兵的待遇很低，而军官的待遇却很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做法引起了下层士兵的反对，他们举行了多次起义，或者拒绝执行上级命令，要求提高待遇、早日复员退伍以及不参加殖民战争。1946年，远东英国皇家空军发生“兵变”。在这次事件中，英国驻扎在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和远东各地的空军约5万士兵，由于不满军队给士兵的待遇和关于复员的缓慢速度安排，拒绝执行命令，不进兵营，不参加战斗。英国政府发出命令，要求停止“罢工”，违者处死。英国共产党员诺雷士·赛波里斯特被判10年徒刑，另一位共产党员阿瑟·阿特武德被指控为“兵变”的领袖，虽然拿不出证据，政府还是逮捕了他，并且进行审判。
英国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人民的反对。一些工党议员、共产党议员和独立工党的议员都对政府审判赛波里斯特提出了抗议，在议会外发动反对这次审判的运动，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在赛波里斯特服刑22个月后，把他提前释放。
1946年5月14日马来亚英国空军轰炸机大队258人进行的“罢工”，在英国引起的震动更大。这些空军士兵都是参加过1944年6月6日盟国军队进攻西欧的英雄战士，在英国很受尊重。但是在9月，他们受到审判。其中8人被判5年苦役，247人被判2年苦役。虽然对这些人的判决后来被撤消，但是这一审判在英国人心中的阴影，是难于消除的。[3](P21-22)
上述工党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误和疏忽，使大批工党的支持者离开工党而去，使工党在1951年大选中丧失了大批的选票。
三、工党对外政策的失误
工党在外交上的失误，也是1951年大选失败的重要原因。
工党外交的第一个重大失误，是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工党政府对西欧一体化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方针，以至未能在新欧洲的缔造中，打上自己的烙印。这种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招致英国国内欧洲联合派的反对。[5](P83-86)
工党在外交上的第二个大失误，是仍然推行殖民政策，这突出表现在香港问题上。战后工党内许多人认为中国是英国的战时盟国，因此应该把香港立即归还中国，但是艾德礼政府拒绝这样做。工党政府在东南亚的殖民政策，例如利用日军帮助法国恢复殖民地等，也遭到英国人民的反对。
在对待“印度民族解放军”的遣散问题上，工党政府不知变通，仍然用殖民主义观点处理问题。“印度民族解放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支持下成立的、由印度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支军队。战后，这支军队的绝大多数人成为战俘。英印政府对这些人进行了审判，判处“印度民族解放军”的三个军官死刑。这次审判引起印度人民的不满，在加尔各答和印度各大城市出现游行示威和暴力反抗。英印政府被迫释放了1.1万“印度民族解放军”士兵。而这些士兵被印度人民当成英雄给予热烈的欢迎。
关于印度独立问题，工党的政策也遭到英国人民的反对。印度当时局势很乱，有分裂的危险。艾德礼任命蒙巴顿勋爵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但艾德礼没有支持印度在统一条件下的独立方案，而是希望由印度人自己去达成解决方法。艾德礼政府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放任了印度的分裂活动。印度独立后的分裂使艾德礼政府受到英国一部分人的批评。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工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又不愿得罪巴勒斯坦人。由于工党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力，遭到英国籍犹太人的反对，引起工党的分裂。英国工党的亲犹势力非常强大。1945年11月19日，一支由犹太人组成的英军的一个旅，甚至在欧洲莱茵河地区绝食抗议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犹太人议员哈罗德·利弗公开指责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批评英国是“军事独裁……警察国家，是实行鞭刑和绞刑的国家。”1948年3月工党政府提出了“巴勒斯坦法案”，主张巴勒斯坦分治，但议会以242票对32票否决了该法案。艾德礼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两面不讨好，招致人民的批评。[3](P33)
对待英国殖民地，工党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政治发展之前。但是由于工党政府缺乏资金，英属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高涨，大英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这在英国国内也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
工党政府外交的第三个重大失误，是为了跟随美国进行冷战，进行了损害英国经济的扩军备战。在冷战中，工党外交大臣贝文提出联美反苏、组织北大西洋公约和扩军的政策，遭到工党左派的反对。工党左翼议员组织了“坚持向左”的派别，出版小册子抨击贝文的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是否加快军备问题上英国国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扩军，另一派反对扩军。迫于美国的压力，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却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工业出口的竞争能力，特别是与西德的竞争能力。英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较大百分比用于国防，额外的军备开支导致英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为了朝鲜战争的需要，工党政府把服兵役的时间从18个月扩大到2年，也引起人民的不满。
扩军问题导致了工党政府的更大分裂。1951年4月23日，卫生兼住房大臣比万为抗议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削减卫生费用，辞去了担任的一切职务；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和供应大臣约翰·弗里曼也同时辞职。1月17日，财政大臣克里普斯辞职；3月9日，外交大臣贝文也被迫辞职，工党政府的垮台已经不可避免。[3](P33)
四、保守党的革新
1945年大选中英国保守党的失败，迫使保守党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
在组织上，保守党启用新人，改革中央领导机关，扩大党的组织。丘吉尔举荐武尔顿为保守党主席。武尔顿在战时担任粮食部长，显示了杰出的才能。武尔顿担任保守党主席后，对保守党中央进行了改组，吸收了一批新人进入党中央领导机关。他领导下的保守党议会党团秘书处吸收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专家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来准备宣传资料。武尔顿大量发展保守党员，仅在1947年4月—6月，保守党就发展了100万新党员。他还重视募集活动经费，仅1947年，就获100万英镑。
武尔顿开展了“青年保守党运动”，使保守党变成了一个后继有人的有生命力的新党。1946年7月，他把原“青年帝国同盟”改组为“青年保守党”，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仅两年，英国各地新建立了2300多个青年保守党支部，共有党员16万。[6](P380)武尔顿改革了选区代理机构，使之职业化，提高他们的素质及工资待遇。武尔顿还改革了保守党议员的选举办法和使保守党议会党团代表民主化。他废除了过去谁交纳给保守党选区的费用多，谁就可以当选议员的陋习，使交纳选区费与选举脱钩。他还要求选举具有全局眼光的人，而不是选举只为地方微小利益的人担任议员。
在保守党政策改革中，保守党启用了巴特勒这个后起之秀。巴特勒很有名气，战时他就促成英国通过了教育改革法。巴特勒给保守党进行了“没有痛苦的永远的整容”术，于1947年5月代表保守党宣布了“工业宪章”，随后又颁布了“农业宪章”等文件，正式同意了工党提出的实行国有化的混合经济与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从而消除了在政策上与工党的区别，极大地改变了保守党在英国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得到许多工人的支持。最后保守党还加强了党内政治教育，设立专门机关培训骨干。1948年成立了“斯温顿学院”，“培训保守党人或其他人熟悉当前政治问题，并以此作为党的干部学院”。上述措施，为保守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3](P382)
五、时机不好，运气欠佳，缺乏充分的大选准备
1951年大选时欧洲形势的发展十分不利于左派政党。在冷战中，西方各国共产党受到压抑；前苏联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也使社会主义的威信在英国受到影响。在英国，许多人都相信了丘吉尔的宣传，即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法西斯。因此许多选民投了保守党的票。
艾德礼选择在1951年提前大选。时机不好。在1950年2月23日英国举行的战后第二次大选中，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工党在下院只领先6票，造成几乎不可能组阁的局面。要进行任何有争议的立法，就根本谈不到。工党大臣和议员尽力才能勉强维持日常行政工作。他们不论是否有病，或无论多忙，都得到下院参加投票，以争取通过有关法案。事实上，有的工党议员是从医院病床上，由救护车拉到议会去投票的。[7](P47)
工党党内领袖老化，内部矛盾重重。工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年龄大，就是多病。首相艾德礼已68岁，且多病。贝文和克里普斯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并不久故去；艾德礼本人在1951年复活节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应当进行革新和聚积力量，而不是提前进行大选。
工党虽然提前大选，但却缺乏充分的大选准备，使得保守党能利用英国的选举制度获胜。英国实行的是“单议席选区制”，议会的议席不是与选票的多少绝对成正比，而是由下院的议席多少来决定。而下院议席不光由选票决定，还要由选区的人口和地点等的变动情况来决定。英国还实行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大批保守党人可以不必亲临现场，通过邮局，就可参加投票；而工党党员就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方式。因此虽然在1951年大选中工党的选票仍然多于保守党，但是差距不大，导致工党在议会的席位却比保守党少。保守党在1951年选举中做了充分准备，确保了下院议席多于工党。在1951年大选中，工党的选票比保守党仍然多25万张，但是在下院的席位却少于保守党，因此只能由保守党组阁，保守党因此赢得大选胜利。[8](P21、345)
英国首相布莱尔说工党是在“运气不好，时机欠佳”和“政策糟糕”的情况下失去了1951年大选的。[1](P21)这一评价基本正确，但是还不完全。1951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有政策的失误和疏忽，也有运气和时机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工党比较保守，没有面对50年代的挑战，而是回头看30年代。工党更没有注意自身的建设，没有与时俱进。工党留下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4期第77～82页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李世安(1948-)，男，贵州贵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英美史及国际关系史。
| 【内容提要】 | 1951年艾德礼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在大选中失利。当时工党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经济困顿时期，且在内外政策上有诸多失误不当之处，而保守党则趁此时机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此外，工党失去执政党地位也与时机不好，运气欠佳有关。 |
战后初期(1945—1950)是英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时期。艾德礼政府实施了标志着英国新时代到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成功地把战时经济转为和平经济，使英国成为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时期的政府。”[1](P10-11)然而正是领导这样一个政府的工党却在英国1951年大选中失败，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那么英国工党为何在1951年大选中失败，它留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以下几点进行剖析，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工党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利
1945年工党大选胜利，大多数人民欢呼雀跃，额手相庆。工党的胜利，体现了英国人民对工党提出的有关国内外新政策的向往，人民希望英国成为一个不论社会地位、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人人有平等的机会，贫困、失业、营养不良、文盲和恐惧等都被消灭的新国家。然而工党政府却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经济困顿时期。当时英国的国债已达214亿7.310万镑。[2](P412)
二次大战给英国带来了一场沉重的灾难。1945年秋，英国只能支付其海外支出的40%，英国商船队损失2/3，库存物资1/3被摧毁。许多基础设施，如工厂、学校和医院等都被敌机击中，遭到严重破坏。艾德礼政府接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在恢复英国经济的努力中，首要任务是筹集资金。英国政府派出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侯爵为英国首席谈判代表，赴美国谈判。在经过数月艰苦的谈判后，英国才从美国得到35.7亿美元的贷款。不过贷款是有条件的：贷款的利息为2%，而且还附有有损英国国家利益的条件，即英国要结束“关税特惠制”，并且在一年内使英镑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兑换。在当时，2%的利息并不低。而英镑区关税特惠制是在19世纪末英国为了防止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对英国形成的竞争而实施的，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正式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英帝国内的贸易关税低于帝国外国家的关税。英国的关税特惠制的废除，是对英国海外贸易的严重打击，“等于直接否定了英帝国的生存权利”。[3](P8、11)
至于美国要求一年内英镑自由兑换，对英国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因为英镑的自由兑换，使大量英镑被兑换为美元，使正在恢复经济的英国遭受到巨大的压力。美国的贷款条件，震惊了英国人民。英国一家独立的经济专门机构发表研究报告，断定美国贷款的条件是不能履行的。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到1947年8月，英国政府被迫下令停止英镑的自由兑换。贷款问题使艾德礼政府受到英国左右翼的攻击和人民的反对。
虽然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英国得到部分援助。但是1949年由于美国经济的萧条，影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财政部长克里普斯企图用英镑贬值来摆脱危机，他使英镑与美元之比从1∶4.03，降低到1∶2.80。这一做法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相反引起了人民的不安。
不利的经济条件，使艾德礼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受挫，也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不满艾德礼政府。1947年、1949年和1951年，英国连续发生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1948年和1949年英国码头工人大罢工，全英国的码头瘫痪，英国政府被迫实行“紧急状态法”。在1951年大选中，许多支持工党的人于是转而支持保守党。[4](P113)
二、工党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误
工党执政后，政策上出现较多的失误和疏忽。
首先是工党的政策缺乏前瞻性。艾德礼担任首相后，进行了国有化和福利国家的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46—1951年，艾德礼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如“煤炭法”、“国民保险法”、“工伤法”和“国民健康法”等，使英格兰银行在1946年3月1日，英国民航在1946年8月1日，煤矿在1947年1月1日，电报电话在1947年1月1日，运输在1948年1月1日，电力在1948年4月1日，煤气在1949年4月1日，钢铁在1951年2月15日，实现了国有化。
但是工党国有化的内容和措施都是30年代的，而50年代世界工业出现新发展，美国正在进行关贸总协定谈判，构建世界贸易新秩序。英国同样面临新挑战，需要制定新对策。但是艾德礼政府对50年代的挑战没有足够的重视，仍然极力维持旧的工业体制和贸易秩序。西方国家的管理体制都在革新，唯英国依然故我，没有对国有化后工业的管理进行相应的改革。雇员没有参加管理，企业还是由大资本家管理，旧的工业体制仍然在运行。在学校的国有化方面问题更大。艾德礼本人受的是英国旧式学校教育，毕业于牛津大学，对英国旧式的学校十分偏爱，不愿采取行动改革公立学校和把私人学校国有化。因此英国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在艾德礼政府时期，没有得到发展。[3](P18)
在住房问题上，艾德礼思想守旧、缺乏前瞻性表现得很突出。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共修建了100万套住宅，但是其中有12.4万套是预制板房。这就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预制板房不是真正的住房。
工党不愿改革过时的权力集中制。工党领袖关心的首先是政府的权力，关心的是个人的得失。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考虑日常政府工作，而是考虑怎样应付公众舆论和议会，以争权夺利。这就损害了工党中央和工党地方的关系。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工党政府在1947年通过的“城乡建设法”。该法案规定要由地方当局调查土地，提出发展计划，然后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资助。但是该法案却没有赋予地方工党领袖实际的权力，他们无权处理更新城市建设的复杂问题，城市建设因而受到影响。
艾德礼政府反对英国共产党，开展“纯洁文官队伍运动”，失去了大量英国工人的支持。英国共产党与工党政府的争端，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事关人民生活的大问题。首先是工资问题。1948年工党政府发表了“工资和年收入白皮书”，实行高税政策和限制工资增长政策。这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受到直接的影响。因此英国共产党称这个法令是“对工人阶级的进攻”。[4](P113)第二是食物的定量供应问题。战后英国继续实行食物定量供应，英国共产党要求早日取消食物定量供应。但数年后，英国的食物定量供应不仅没有取消，而且有的食物供应量还减少了。例如1948年11月，咸肉的供应从每周约0.17磅下降到每两周0.17磅。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很缓慢。直到1949年，英国基本生活品的消费，仍比1939年低。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不满。
政策上的分歧导致工党打击英国共产党。工党采取措施，禁止其成员与共产党员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工党中央还开除了几位一直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工党议员。1948年3月，政府开展了文官对外的“纯洁运动”，把共产党员清除出政府机构。
工党政府未能处理好军队的复员退伍问题。战后工党政府没有做好军队的复员工作，没有改善军队士兵的生活条件。士兵的待遇很低，而军官的待遇却很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做法引起了下层士兵的反对，他们举行了多次起义，或者拒绝执行上级命令，要求提高待遇、早日复员退伍以及不参加殖民战争。1946年，远东英国皇家空军发生“兵变”。在这次事件中，英国驻扎在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和远东各地的空军约5万士兵，由于不满军队给士兵的待遇和关于复员的缓慢速度安排，拒绝执行命令，不进兵营，不参加战斗。英国政府发出命令，要求停止“罢工”，违者处死。英国共产党员诺雷士·赛波里斯特被判10年徒刑，另一位共产党员阿瑟·阿特武德被指控为“兵变”的领袖，虽然拿不出证据，政府还是逮捕了他，并且进行审判。
英国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人民的反对。一些工党议员、共产党议员和独立工党的议员都对政府审判赛波里斯特提出了抗议，在议会外发动反对这次审判的运动，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在赛波里斯特服刑22个月后，把他提前释放。
1946年5月14日马来亚英国空军轰炸机大队258人进行的“罢工”，在英国引起的震动更大。这些空军士兵都是参加过1944年6月6日盟国军队进攻西欧的英雄战士，在英国很受尊重。但是在9月，他们受到审判。其中8人被判5年苦役，247人被判2年苦役。虽然对这些人的判决后来被撤消，但是这一审判在英国人心中的阴影，是难于消除的。[3](P21-22)
上述工党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误和疏忽，使大批工党的支持者离开工党而去，使工党在1951年大选中丧失了大批的选票。
三、工党对外政策的失误
工党在外交上的失误，也是1951年大选失败的重要原因。
工党外交的第一个重大失误，是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工党政府对西欧一体化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方针，以至未能在新欧洲的缔造中，打上自己的烙印。这种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招致英国国内欧洲联合派的反对。[5](P83-86)
工党在外交上的第二个大失误，是仍然推行殖民政策，这突出表现在香港问题上。战后工党内许多人认为中国是英国的战时盟国，因此应该把香港立即归还中国，但是艾德礼政府拒绝这样做。工党政府在东南亚的殖民政策，例如利用日军帮助法国恢复殖民地等，也遭到英国人民的反对。
在对待“印度民族解放军”的遣散问题上，工党政府不知变通，仍然用殖民主义观点处理问题。“印度民族解放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支持下成立的、由印度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支军队。战后，这支军队的绝大多数人成为战俘。英印政府对这些人进行了审判，判处“印度民族解放军”的三个军官死刑。这次审判引起印度人民的不满，在加尔各答和印度各大城市出现游行示威和暴力反抗。英印政府被迫释放了1.1万“印度民族解放军”士兵。而这些士兵被印度人民当成英雄给予热烈的欢迎。
关于印度独立问题，工党的政策也遭到英国人民的反对。印度当时局势很乱，有分裂的危险。艾德礼任命蒙巴顿勋爵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但艾德礼没有支持印度在统一条件下的独立方案，而是希望由印度人自己去达成解决方法。艾德礼政府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放任了印度的分裂活动。印度独立后的分裂使艾德礼政府受到英国一部分人的批评。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工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又不愿得罪巴勒斯坦人。由于工党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力，遭到英国籍犹太人的反对，引起工党的分裂。英国工党的亲犹势力非常强大。1945年11月19日，一支由犹太人组成的英军的一个旅，甚至在欧洲莱茵河地区绝食抗议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犹太人议员哈罗德·利弗公开指责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批评英国是“军事独裁……警察国家，是实行鞭刑和绞刑的国家。”1948年3月工党政府提出了“巴勒斯坦法案”，主张巴勒斯坦分治，但议会以242票对32票否决了该法案。艾德礼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两面不讨好，招致人民的批评。[3](P33)
对待英国殖民地，工党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政治发展之前。但是由于工党政府缺乏资金，英属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高涨，大英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这在英国国内也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
工党政府外交的第三个重大失误，是为了跟随美国进行冷战，进行了损害英国经济的扩军备战。在冷战中，工党外交大臣贝文提出联美反苏、组织北大西洋公约和扩军的政策，遭到工党左派的反对。工党左翼议员组织了“坚持向左”的派别，出版小册子抨击贝文的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是否加快军备问题上英国国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扩军，另一派反对扩军。迫于美国的压力，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却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工业出口的竞争能力，特别是与西德的竞争能力。英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较大百分比用于国防，额外的军备开支导致英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为了朝鲜战争的需要，工党政府把服兵役的时间从18个月扩大到2年，也引起人民的不满。
扩军问题导致了工党政府的更大分裂。1951年4月23日，卫生兼住房大臣比万为抗议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削减卫生费用，辞去了担任的一切职务；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和供应大臣约翰·弗里曼也同时辞职。1月17日，财政大臣克里普斯辞职；3月9日，外交大臣贝文也被迫辞职，工党政府的垮台已经不可避免。[3](P33)
四、保守党的革新
1945年大选中英国保守党的失败，迫使保守党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
在组织上，保守党启用新人，改革中央领导机关，扩大党的组织。丘吉尔举荐武尔顿为保守党主席。武尔顿在战时担任粮食部长，显示了杰出的才能。武尔顿担任保守党主席后，对保守党中央进行了改组，吸收了一批新人进入党中央领导机关。他领导下的保守党议会党团秘书处吸收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专家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来准备宣传资料。武尔顿大量发展保守党员，仅在1947年4月—6月，保守党就发展了100万新党员。他还重视募集活动经费，仅1947年，就获100万英镑。
武尔顿开展了“青年保守党运动”，使保守党变成了一个后继有人的有生命力的新党。1946年7月，他把原“青年帝国同盟”改组为“青年保守党”，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仅两年，英国各地新建立了2300多个青年保守党支部，共有党员16万。[6](P380)武尔顿改革了选区代理机构，使之职业化，提高他们的素质及工资待遇。武尔顿还改革了保守党议员的选举办法和使保守党议会党团代表民主化。他废除了过去谁交纳给保守党选区的费用多，谁就可以当选议员的陋习，使交纳选区费与选举脱钩。他还要求选举具有全局眼光的人，而不是选举只为地方微小利益的人担任议员。
在保守党政策改革中，保守党启用了巴特勒这个后起之秀。巴特勒很有名气，战时他就促成英国通过了教育改革法。巴特勒给保守党进行了“没有痛苦的永远的整容”术，于1947年5月代表保守党宣布了“工业宪章”，随后又颁布了“农业宪章”等文件，正式同意了工党提出的实行国有化的混合经济与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从而消除了在政策上与工党的区别，极大地改变了保守党在英国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得到许多工人的支持。最后保守党还加强了党内政治教育，设立专门机关培训骨干。1948年成立了“斯温顿学院”，“培训保守党人或其他人熟悉当前政治问题，并以此作为党的干部学院”。上述措施，为保守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3](P382)
五、时机不好，运气欠佳，缺乏充分的大选准备
1951年大选时欧洲形势的发展十分不利于左派政党。在冷战中，西方各国共产党受到压抑；前苏联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也使社会主义的威信在英国受到影响。在英国，许多人都相信了丘吉尔的宣传，即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法西斯。因此许多选民投了保守党的票。
艾德礼选择在1951年提前大选。时机不好。在1950年2月23日英国举行的战后第二次大选中，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工党在下院只领先6票，造成几乎不可能组阁的局面。要进行任何有争议的立法，就根本谈不到。工党大臣和议员尽力才能勉强维持日常行政工作。他们不论是否有病，或无论多忙，都得到下院参加投票，以争取通过有关法案。事实上，有的工党议员是从医院病床上，由救护车拉到议会去投票的。[7](P47)
工党党内领袖老化，内部矛盾重重。工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年龄大，就是多病。首相艾德礼已68岁，且多病。贝文和克里普斯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并不久故去；艾德礼本人在1951年复活节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应当进行革新和聚积力量，而不是提前进行大选。
工党虽然提前大选，但却缺乏充分的大选准备，使得保守党能利用英国的选举制度获胜。英国实行的是“单议席选区制”，议会的议席不是与选票的多少绝对成正比，而是由下院的议席多少来决定。而下院议席不光由选票决定，还要由选区的人口和地点等的变动情况来决定。英国还实行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大批保守党人可以不必亲临现场，通过邮局，就可参加投票；而工党党员就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方式。因此虽然在1951年大选中工党的选票仍然多于保守党，但是差距不大，导致工党在议会的席位却比保守党少。保守党在1951年选举中做了充分准备，确保了下院议席多于工党。在1951年大选中，工党的选票比保守党仍然多25万张，但是在下院的席位却少于保守党，因此只能由保守党组阁，保守党因此赢得大选胜利。[8](P21、345)
英国首相布莱尔说工党是在“运气不好，时机欠佳”和“政策糟糕”的情况下失去了1951年大选的。[1](P21)这一评价基本正确，但是还不完全。1951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有政策的失误和疏忽，也有运气和时机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工党比较保守，没有面对50年代的挑战，而是回头看30年代。工党更没有注意自身的建设，没有与时俱进。工党留下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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